议会改良主义的后果（1934年1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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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改良主义的后果

（1934年11月9日）

……
话虽如此，但在奥地利和西班牙遭到的失败^[1]……

　　当整个资本主义制度陷入危机时，议会政治的软弱无力已是如此明显，就连工人阵营中的庸俗民主派（雷诺德尔^[2]、弗洛萨尔^[3]及其模仿者）都找不出一个借口来给他们顽固的成见辩护。他们就只能死死咬住革命道路上的每一个失败和挫折不放。他们的思路是这样的：如果纯粹的议会政治都不能提供出路，那么武装斗争就更不能了。奥地利和西班牙无产阶级起义的失败，自然就成了他们现在钟爱的论据。其实，当这些庸俗民主派在批判革命方法时，他们在理论上和政治上的破产，要比他们为腐朽的资产阶级民主的方法辩护时暴露得更为明显。

　　从来没有人说过，用了革命的方法就会自动胜利。关键不在于方法本身，而在于正确运用这些方法，要在事态的发展中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路线，要有强大的组织，要有在长期的经历中赢来的群众的信任，要有一个敏锐的、大胆的领导层。每个斗争都取决于冲突的时机与具体情况，还有各方的力量对比。马克思主义并不认为武装冲突是唯一的革命方法或万应灵丹。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拒绝任何迷信，无论是对议会的迷信还是对起义的迷信。每一事物都有属于它的时间和位置。在刚开始的时候，可以这么说：

　　无论在哪里、在什么时候，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都不可能通过议会道路夺取政权，甚至不可能接近政权。

　　谢德曼^[4]、赫尔曼·穆勒^[5]和麦克唐纳^[6]的政府与社会主义毫不相干。资产阶级给社会民主党和工党开出了这样的条件：必须在资本主义的敌人面前保卫资本主义，只有在社会民主党和工党接受这个条件后，资产阶级才允许它们掌权。而它们也一丝不苟地履行了自己的承诺。无论何时何地，都没有哪一个社会党阁员，是靠着纯议会的、反对革命的社会主义而入阁的。他们都是可耻的叛徒，踩在工人政党背上飞黄腾达，踏入了内阁——米勒兰^[7]、布里昂^[8]、维维亚尼^[9]、拉瓦尔^[10]、保尔—邦库尔^[11]、马凯^[12]。

　　另一方面，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革命的方法可以让无产阶级夺取政权——1917年的俄国，1918年的德国和奥地利，1930年的西班牙都是明证。在俄国有强大的布尔什维克党，它为革命进行了长期的准备，并且非常清楚如何接管政权。

　　德国、奥地利和西班牙的改良主义政党并没有为革命做好准备，它们不是领导革命，而是损害了革命。

　　它们被意外落入自己手里的政权吓得不知所措，便慷慨地把政权交还给了资产阶级。它们就这样破坏了无产阶级的自信心，更破坏了小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信心。它们给法西斯主义反动派的壮大准备了条件，并沦为了法西斯主义的受害者。

　　我们前面讲过，根据克劳塞维茨的意见，内战是以另一种手段延续的政治。这就是说，内战的结果，有四分之一（如果不说十分之一的话）取决于内战本身、内战的技术手段、内战的纯军事领导的发展过程，而有四分之三（如果不说十分之九的话）取决于政治准备。政治准备又包括哪些内容呢？用革命把群众凝聚起来；对那些仍然对“民主的奴隶主”的宽大、仁慈、忠诚存在幻想的群众，要帮助他们打消这种奴性的幻想；教育革命的干部，这些干部要学会如何蔑视官方的舆论，资产阶级在面对劳动者时表现得有多坚决，这些干部在面对资产阶级时就要表现出十倍的坚决。不进行这样的锻炼，当局势不得不发展为内战的时候——内战总是在局势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不得不爆发的——无产阶级将会在最不利的局面下迎接内战，胜负将取决于许多意外因素，因此，就算无产阶级赢得了军事胜利，还是有可能丢掉政权。阶级斗争必然会引发武装冲突，看不出这一点的人准是瞎子。但是，谁要是看不出来，决定了武装冲突及其结果的，是内战爆发前各个阶级在斗争中采用的整个方针政策，那他也同样是瞎子。

　　在奥地利遭到失败的，并不是起义的方法，而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13]；在西班牙遭到失败的，并不是起义的方法，而是无原则的议会改良主义。

　　1918年，奥地利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而躲在无产阶级身后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却把政权还给了资产阶级。1927年，当无产阶级起义完全有可能胜利时，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不仅卑怯地背叛了起义，还调遣工人的保卫共和联盟^[14]去对付起义群众^[15]。这给多尔弗斯^[16]的胜利奠定了基础。鲍威尔^[17]等人曾说过：“我们希望和平演变，但敌人要是头脑发昏，向我们进攻的话，那就……”

　　这个公式看似十分“明智”，十分“现实主义”。不幸的是，马索·皮维尔^[18]根据这个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模式，得出了他的推论：“如果——那就”。其实这个公式是给工人准备的圈套。它麻痹和欺骗了工人。“如果”的意思是说，采用什么斗争形式，取决于资产阶级的善意，而不是取决于阶级利益的绝对不可调和。“如果”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能做到贤明、谨慎和调和，资产阶级就会保持忠诚，一切就都能和平进行。

　　追逐着这个“如果”的幻影的奥托·鲍威尔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其他领袖，在反动派面前毫无作为，步步后撤，挫伤了群众的士气，一退再退，最后发现自己陷入了绝境。直到被逼到最后一道阵地时，他们才接受了战斗，而且还打输了。

　　西班牙的事态发展过程有所不同，但失败的原因基本上一样。跟俄国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一样，社会党同资产阶级共和派分享政权，只是为了防止工农把革命进行到底。在社会党参政的两年中，它通过在民族、社会和农业方面施行零星的改良，帮助资产阶级对付群众。它动用强力来镇压人民中最有革命性的阶层。

　　于是产生了两方面的结果：一方面，无政府工团主义得到了加强，并吸收了大批富有战斗性的无产者，而如果工人政党采取了正确路线的话，无政府工团主义本来是会像蜡一样，被火热的革命融化的；另一方面，社会天主教势力^[19]巧妙地利用了群众对资产阶级—社会党政府的不满，进行了成功的宣传蛊惑。

　　当社会党变得虚弱无力时，资产阶级便将它一脚踢开，全面发起进攻。社会党便不得不在自己的政策所导致的最不利的局面下发起自卫。资产阶级已经得到了右翼群众的支持。无政府工团主义的领袖是一帮专门搅乱思想的专家，他们在革命过程中已经犯下了能犯的一切典型错误，此时他们又拒绝支持由背叛革命的“政客”领导的起义。这次运动没能广泛发动起来，而仅仅停留在个别地区。政府趁机向不能协同一致的工人发起了攻击。由反动势力发动的内战，以无产阶级的失败告终。

　　根据西班牙的经验，不难得出社会主义者不能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结论。这个结论本身是无可争辩的，但还远远不够。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所谓的“激进主义”，跟西班牙的入阁主义一样是废话。两者之间只有技术上的而不是政治上的区别。它们都在等待资产阶级用“忠诚”来换取它们的“忠诚”。它们都导致了无产阶级的惨败。

　　在西班牙和奥地利失败的不是革命的方法，而是革命形势中的机会主义方法。别把它们给搞混了！

　　我们还得讨论一下共产国际在奥地利和西班牙问题上的政策。我们建议读者阅读最近几年里《真理报》^[20]上的一些文件和一系列小册子^[21]。在极其有利的形势中，奥地利和西班牙的共产党被“第三时期”和“社会法西斯主义”等理论束缚了手脚，结果陷入了彻底的孤立。他们借助“莫斯科”的威信，损害了革命的手段，结果堵住了走向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和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政策的道路。革命有一种重大的能力，那就是它能对一切信条和方法进行迅速而又无情的检验。谁犯下了罪过，就会马上遭到惩罚。

　　共产国际要对德国、奥地利和西班牙的无产阶级所遭受的失败承担无限责任。仅仅执行（口头上）“革命的”政策是不够的。还需要执行正确的政策。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发现另外的制胜秘诀。

摘自小册子《法国往何处去？》（Wither France？），先锋出版社（Pioneer Publishers），1936年，由约翰·G·莱特（John G. Wright）与哈罗德·伊萨克斯（Harold Isaacs，中文名伊罗生）译为英文。现在这个标题是《论西班牙革命》的编辑加上的。中译文系根据莱特与伊罗生的英译文转译。

^[1] 奥地利与西班牙的失败：指1934年2月奥地利维也纳工人起义与1934年10月西班牙阿斯图里亚斯矿工起义的失败。——中译者注

^[2] 皮埃尔·雷诺德尔（Pierre Renaudel，1871年12月19日——1935年4月1日），法国社会党右派改良主义领袖之一。1933年因主张社会党参加激进党政府，带领一部分人脱离了社会党，组织法国社会党—让·饶勒斯同盟（Parti socialiste de France-Union Jean Jaurès），1935年该党与共和社会党（Parti républicain-socialiste）和法兰西社会党（Parti socialiste français）合并为社会主义共和同盟（Union socialiste républicaine），社会主义共和同盟后来参加了人民阵线。——中译者注

^[3] 吕多维克—奥斯卡·弗洛萨尔（Ludovic-Oscar Frossard，1889年3月5日——1946年2月11日），曾当过教师，一战期间因反对战争而被开除教职。1918年当选为工人国际法国支部总书记，1920年访问苏俄后，主张参加共产国际，法国共产党成立后担任总书记，但因意见分歧，于1923年1月1日辞职，并重新参加了社会党。——中译者注

^[4] 菲利普·谢德曼（Philip Scheidemann，1865年7月26日——1939年11月29日），德国社会民主党人，1903年当选为帝国国会议员，一战期间跟艾伯特一起支持战争拨款，魏玛共和国成立后任首届总理。——中译者注

^[5] 赫尔曼·穆勒（Hermann Müller，1876年5月18日——1931年3月20日），1893年参加社民党，1906年在倍倍尔的推荐下，被选入党的出版机关。一战中支持战争。1919年1月被选为党主席。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曾两次任总理。——中译者注

^[6] 拉姆塞·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1866年10月12日——1937年11月9日），出身于苏格兰一个农场工人家庭，1885年参加社会民主同盟（Social Democratic Federation），1893年参加独立工党（Indenpendent Labour Party），1900年任工人代表委员会（Labour Representation Committee）书记，1906年工人代表委员会改称工党，同年麦克唐纳被选为下院议员，并任工党议会党团主席。一战爆发后因反对英国参战而辞去党主席职务。1922年重任党主席，1924年组织了首届工党内阁，出任首相，1929年至1931年再次出任工党内阁的首相，1931年因同自由党、保守党组织联合内阁，被工党开除，此后担任联合内阁首相至1935年。——中译者注

^[7] 亚历山大·米勒兰（Alexandre Millerand，1859年2月10日——1943年4月7日），生于巴黎一个小商人家庭，当过律师。1885年当选为众议员。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转向社会主义，1893年与饶勒斯等人组成独立社会主义派，1896年提出了改良主义的《圣芒德纲领》。1899年6月入阁，任商业部长，他是第一个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社会党人。1920年1月至9月任总理，1920年9月至1924年6月任总统。——中译者注

^[8] 阿里斯蒂德·布里昂（Aristide Briand，1862年3月28日——1932年3月7日），生于南特的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青年时即投身左翼运动，参加了法国社会党，1902年当选为众议员，1904年与饶勒斯一起创建《人道报》。1906年首次入阁，担任公共教育与文化部长，在1906年至1932年曾26次出任内阁部长。1909年7月出任总理，在1909年至1929年间曾11次出任总理。——中译者注

^[9] 让·拉斐尔·阿德里安·勒内·维维亚尼（Jean Raphaël Adrien René Viviani，1863年11月8日——1925年9月7日），生于法属阿尔及利亚一个意大利移民家庭，曾当过律师。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参加左翼运动，1904年参与创办《人道报》，并协助建立了统一的社会党。1906年10月任劳工部长。此后曾任教育部长、外交部长、司法部长等职。1914年6月至1915年10月任总理，在1914年8月组织了“神圣的联合”内阁。——中译者注

^[10] 皮埃尔·拉瓦尔（Pierre Laval，1883年6月28日——1945年10月15日），1903年参加社会党，一战期间持暧昧的和平主义立场。1920年图尔代表大会之后脱离社会党。1931年1月至1932年2月、1935年6月至1936年1月。法国战败后，于1940年7月至1940年12月、1942年4月至1944年8月两次任傀儡政府总理。法国解放后被判犯有叛国罪，1945年10月15日被处决。——中译者注

^[11] 奥居斯堂·阿尔弗雷·若瑟夫·保尔—邦库尔（Augustin Alfred Joseph Paul-Boncour，1873年8月4日——1972年3月28日），生于圣艾尼昂（Saint-Aignan），毕业于巴黎大学，1909年代表激进党当选为众议员，1911年任劳工部长。1916年参加社会党。1931年退出社会党，参加了共和社会党。曾任陆军部长、外交部长等职，并于1932年12月至1933年1月任总理。——中译者注

^[12] 阿德里安·马凯（Adrien Marquet，1885年10月6日——1955年2月3日），生于波尔多。早年参加社会党，长期担任社会党波尔多联合会主席，1925年至1944年任波尔多市长。1934年2月至8月任劳工部长。——中译者注

^[13]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Austromarxism）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奉行的一套改良主义理论。——中译者注

^[14] 保卫共和联盟（Republikanischer Schutzbund）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成立的自卫组织，1923年正式成立。——中译者注

^[15] 1927年1月30日，基督教社会党的民兵组织枪杀了保卫共和联盟的成员。同年7月，法院宣判被告无罪，激起了全国工人的怒火。被激怒的工人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并火烧司法宫。在与警方发生的武装冲突中，有85名工人遇害。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不仅没有在形势非常有利的情况下支持和领导起义，反而想方设法帮助资产阶级扑灭了这次起义。——中译者注

^[16] 恩格尔贝特·多尔弗斯（Engelbert Dollfuss，1892年10月4日——1934年7月25日），奥地利政治家，隶属于基督教社会党（Christlichsoziale Partei）。出生于特克辛塔尔（Texingtal）的一个农民家庭。一战期间在意大利战线作战，期间曾被俘。战后曾当过下奥地利农民协会主席。1930年被任命为奥地利联邦铁路（Österreichische Bundesbahnen）总裁，1931年3月被任命为农业与林业部长，1932年5月被任命为总理，1933年3月，奥地利议会议长和副议长为了能在议会中投票而辞职，多尔弗斯趁机下令议会无限期休会，颁布紧急法令，成为事实上的独裁者。同年9月将支持他的独裁政权的政党合并为“祖国阵线”（Vaterländische Front），1934年2月镇压了二月起义，同年4月30日颁布新宪法，正式建立起了法西斯政权。同年7月25日被奥地利纳粹分子暗杀。——中译者注

^[17] 奥托·鲍威尔（Otto Bauer，1881年9月5日——1938年7月4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奥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奥地利马克思主义 ”的主要理论家和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领导人之一。出身于犹太富商家庭，大学期间参加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一战爆发后应征入伍，1914年11月在东线被俘，1917年二月革命后获释，9月返回维也纳。奥地利革命后任外交部长，1919年2月起兼任社会化委员会主席，在任外交部长期间参加了扼杀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罪恶勾当，1920年至1934年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1921年率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英国独立工党等几个中派主义政党一起成立了第二半国际。1934年2月起义失败后流亡国外，后死于巴黎。——中译者注

^[18] 马索·皮维尔（Marceau Pivert，1895年10月2日——1958年6月3日），法国教师、工会活动家、社会主义者、记者。他是全国教师工会（Syndicat National des Instituteurs）的活动家，一战期间坚持和平主义立场，战后参加法国社会党，成为党内左翼流派“革命左派”（Gauche Révolutionnaire）领袖之一，1938年6月脱离社会党，成立了工农社会党（Parti socialiste ouvrier et paysan，PSOP），纳粹德国入侵法国后流亡墨西哥，二战结束后回国，重新参加了社会党。——中译者注

^[19] 主要是指以西班牙右翼自治团体协会（Confederación Española de Derechas Autónomas）为主的具有天主教背景的民族主义保守势力。——中译者注

^[20] 这里的《真理报》是指国际左翼反对派法国支部的机关报。——中译者注

^[21] 请参阅1929年至1934年出版的《战士报》（Militant）、1934年至1936年的《新战士报》（New Militant），以及新帕克出版社（New Park Publications）出版的托洛茨基著作：《德国1931—1932》（Germany 1931-32,1970年版）和《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编注

《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可在下列网址阅读：
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28b/index.htm——中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