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西班牙形势（1937年9月1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论西班牙革命》（1930-1940）

简析西班牙形势

（1937年9月14日）

　　1、内格林与弗朗哥的区别，就是内格林代表着垂死的资产阶级民主，而弗朗哥代表着法西斯主义。

　　2、无论何时何地，只要革命工人的力量尚不足以立即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他们就必须保卫哪怕是已经腐朽的资产阶级民主免受法西斯主义攻击，特别是要保卫自己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中的阵地。

　　3、但是，工人不能用资产阶级民主的方法（人民阵线、选举联盟、联合政府等）来保卫资产阶级民主，而要用自己的方法，也就是革命的阶级斗争的方法。因此，在参加反法西斯军事斗争时，他们同时还要继续保卫自己的组织、自己的权利和自己的利益，不让资产阶级民主政府侵犯它们。

　　4、资产阶级民主与它的母体资本主义一同瓦解。反对资产阶级民主的法西斯叛乱，已经成为了现实的威胁，这就表明资产阶级民主已经时日无多。无产阶级的纲领不是“复活”资产阶级民主。从法西斯主义手中保卫资产阶级民主，只是一个暂时的策略，它服从于我们的路线：推翻资产阶级民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5、以人民阵线为名，同资产阶级结盟；参加人民阵线政府；在政治上支持人民阵线政府；放弃了通过革命来推翻资产阶级政府，由此放弃了为革命而进行独立的鼓动与组织；这些做法，充其量也只能延长资产阶级民主的垂死挣扎，并促成法西斯主义的胜利。从无产阶级利益的角度来看，无论是斯大林党和社会党——直接为反革命效劳的走狗——的政策，还是全劳联及统工党的领袖的政策，都是十分有害的。

　　6、即使斯大林—内格林政府与弗朗哥政府都是资本主义的看门狗（也确实如此）；即使斯大林—内格林的政策必然会导致法西斯主义的胜利，也绝不能得出无产阶级应该在斯大林—内格林同弗朗哥的内战中保持中立的结论。西班牙乃至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系于两件事：（1）平定弗朗哥叛乱；（2）在内战中执行一种能够为尽快推翻斯大林—内格林政府做好准备的政策。

　　7、有人会反驳说：在两个资产阶级国家之间的战争中，不依附于本国政权的革命无产阶级必须坚持“让本国资产阶级政府失败，因为这对本国无产阶级损害较小”的立场，难道在两个资产阶级政权之间的内战中，这个立场就错了吗？

　　错了。两个资产阶级国家之间的战争，其目的是一国对另一国的帝国主义征服，而不是民主与法西斯主义的斗争。而西班牙内战的问题是：不是民主就是法西斯主义。

　　对于资产阶级来说，民主与法西斯主义并无重大区别。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资产阶级会根据具体情况，选择运用民主还是法西斯主义。但对于资本主义的小资产阶级代理人——社会民主党、斯大林党和无政府派的领袖而言，民主就是安身立命之本，法西斯主义就是灭顶之灾。革命的无产阶级应当注意到内战双方的区别，不应把它们混为一谈；它应当利用双方的争斗，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革命者要想胜利，就不能在政治上保持中立，而要消灭头号敌人——法西斯主义。

　　8、弗朗哥是明显的、当面的、致命的死敌，大多数工农群众都痛恨他。而内格林、斯大林、卡瓦列洛等人则是隐蔽的、精心化装的敌人，他们仍然领导着成百上千万的工农群众。对弗朗哥，只能进行武装斗争；对内格林，目前还不能进行武装斗争，因为革命派还只是少数，所以，一定要为必将发生的武装斗争做好政治准备。而进行这种政治准备的最重要的方法，就是批判和揭露政府的作战不力，并向群众解释：这个政府是为资本的利益服务的，这就是它作战不力的原因。

　　9、有人会反驳说：两大帝国主义阵营（一边是意大利和德国，另一边是英国、法国和苏联等国）正在伊比利亚半岛上进行斗争，而西班牙内战只是这个斗争的“一段插曲”。

　　就历史可能性来说，这话没错。但是，不能把历史上可能发生的情况，同目前的内战的实际的、具体的过程混同起来。帝国主义列强的干涉，确实会对西班牙内战的进程产生重大影响。但是，直到目前为止，外国干涉并没有改变西班牙内战的基本性质：它是西班牙资产阶级民主阵营同西班牙法西斯主义阵营之间的斗争。

　　10、如果内战在现有的基础上继续进行下去，双方的政治区别将会消失。但在目前，这只是一种可能，还没有变成现实。因此，必须充分利用现在这种局面。这种局面也可能会向另一种方向转变：在弗朗哥叛乱的影响下，内格林政府可能会被迫向工人做出更多的让步；在1917年8月，在科尔尼洛夫叛乱的影响下，克伦斯基政府就是这么做的。我们也要利用这些让步，为推翻内格林政府做好更充分的准备。

　　11、比方说，假如卡瓦列洛能发动一场反对内格林的斗争——有不少人都希望他能这么做——我们就要最积极地参加这场斗争，但绝不为他分担半点政治责任。相反，我们要批判他没有革命纲领，在斗争中不够坚决。然而，卡瓦列洛并没有这么做，却临阵脱逃，抛弃了他自己的部队——工总，抛弃了把他推上斗争道路的无政府主义工人——全劳联。这位“英雄”上演了一出临阵脱逃的滑稽闹剧，驱散了许多人的幻想，为真正的革命派创造了更大的活动空间，为在平叛中发动群众同内格林进行政治斗争提供了可能。

　　12、举个例子：有两艘满载军火的轮船准备从法国或美国出港，一艘是运给弗朗哥的，另一艘是运给内格林的。工人该怎么办呢？是对两艘船都搞怠工呢，还是只对给弗朗哥运货的那艘搞怠工？

　　我们并不中立。我们会让给内格林运货的那艘船出港。我们不抱幻想：这批军火当中，只有九成是用来对付法西斯分子，至少有一成是用来对付我们的同志的。但是，运给弗朗哥的军火，十成都是用来对付我们的同志的。我们并不中立。我们不会让给弗朗哥运货的那艘船出港。当然，如果西班牙发生了武装起义，我们会设法让起义工人获得这批军火。但是，既然我们现在还没有这样的力量，我们就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

　　13、作为革命党，我们要不要动员新的志愿兵，提供给内格林？这等于把他们送进格伯乌手里。要不要为内格林政府募捐？荒谬！我们只为自己在西班牙的同志募捐。如果我们派同志越过国境，那只能是为了我们自己的运动而进行密谋活动。

　　14、对于北美援助西班牙民主委员会^[1]之类的委员会，对于各种集会与工会行动，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态度？

　　我们应当坚持这样的观点：工会应该为西班牙工会与工人组织募捐，而不是为了共和国政府。要是有人反驳说，西班牙工会的领袖与政府关系密切，把捐款交给西班牙工会，也就等于交给共和国政府，我们就用一个例子来答复：在1926年的英国矿工大罢工期间，尽管矿工工会的领袖与英国政府关系密切，我们还是给矿工工会募捐。罢工委员会的委员可能是改良主义者；他们可能会叛卖工人；他们与老板勾勾搭搭。但是，只要工人还不能撤换他们，我们就不能不同他们打交道。所以，我们要冒着他们会叛卖工人的风险，给他们捐钱。我们要向工人警告这种危险，当他们真的叛卖了工人时，我们就会说，“瞧，你们的领袖背叛了你们。”

　　15、塞雷姆^[2]的决议指出：“坎农^[3]—沙赫特曼^[4]—戈尔德曼的‘拥护共和国胜利’的路线，与斯大林党的路线是一致的。这是公然堕入了‘两害相权取其轻’的人民阵线政策的泥潭，揭穿了‘物质支援与政治支持无关’的谎言。……工人拒绝交出武器，也就是拒绝在军事上或物质上支援政府，因此他们遭到了政府方面的斯大林党特务机关的枪杀。”

　　没错，我们知道自己的同志遭到了政府特务机关的枪杀，可是，塞雷姆集团从中得出了什么结论呢？他们的意思难道是建议我们脱离共和军，或是发动武装起义吗？如果要脱离共和军，那还能去哪里？肯定不能投奔弗朗哥阵营。假如政府发动了工农群众，那么，拒绝提供军事支援，又意味着什么呢？只能意味着脱离共和军或发动起义。塞雷姆的意思难道是要发动总罢工？总罢工的目标只可能是推翻政府，只能是发动起义的前奏，在战争时期就更是如此。假如我们能够号召人民起义，我们就必须这么做，对此我完全赞同。但是我们现在有这个能力吗？假如塞雷姆写这个决议真的是为了西班牙，而不是为了在政治上一逞口舌之快，那我想问一下，塞雷姆在西班牙有几个团？如果我们要求士兵不去战斗，那我们也得要求工人不去工作（在兵工厂工作，就等于给共和国政府提供“物质支援”）。但是，我们现在的力量还不足以夺取政权，既然目前的物质条件是由现有的力量对比决定的，我们就得一边在现有的条件下同弗朗哥作战，一边为了发动起义推翻内格林政权而进行政治准备。

　　16、塞雷姆的决议还指出：“革命工人不能保卫资产阶级政府；只能保卫工人政府。反过来说，只有在帝国主义战争中，革命工人才能采取革命的失败主义立场。在西班牙内战中，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要求革命派不但不能采取革命的失败主义或保卫主义纲领，还要同这两种纲领斗争。”

　　但是，保卫内格林政府并不是反法西斯战争的全部。我们有自己的工人组织。在西班牙，特别是在加泰罗尼亚，有社会主义财产，有集体农庄。内格林政府反对社会主义财产与集体农庄，但它目前还得容忍它们。我们必须保卫这些成果，不让弗朗哥毁灭它们。

　　17、塞雷姆的决议认为：“无论如何，革命派都不能提出号召破坏平叛斗争的口号，[因为]这样做就会堕入革命的失败主义的立场。”

　　这句话是在自我辩解。这些“革命派”觉得自己的立场实在太革命了，自己都有点过意不去，所以就保证自己不会号召“破坏平叛斗争”。这种保证是不是有点……辱没了这些“革命派”呢？同样有意思的是，该决议的作者反对的只是对共和军的“破坏”。他们是否支持对叛军的“破坏”呢？他们是否赞成在法西斯叛军当中进行破坏呢？他们为什么对此只字不提？这一“疏漏”充分展现了该集团的整个立场的真实性质；他们企图利用气势汹汹的大话和激进得可怕的公式，来掩饰自己的缺乏自信。这并不奇怪。纯粹形式上的不妥协的学派，必定会对现实闭目塞听，当这种学派的学生偶然睁开眼睛时，就会变成机会主义者。比利时的费雷肯同志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18、塞雷姆的决议还指出：“社会民主党以为，让兴登堡胜利要比让希特勒胜利更好，于是他们可耻地选择了兴登堡，结果他们既得到了兴登堡，也得到了希特勒；斯大林党则认为罗斯福要比兰顿^[5]更好；但是，社会民主党和斯大林党在政治上堕落得都没有坎农和沙赫特曼等人严重，坎农和沙赫特曼等人支持内格林，希望内格林能战胜弗朗哥，但是他们得到的既不会是内格林的军事独裁，也不会是内格林与弗朗哥的停战。”

　　内格林与弗朗哥之间的内战，与兴登堡和希特勒之间的选战并不是一回事。假如兴登堡向希特勒进行公开的武装斗争，那么选择兴登堡就是“小害”。我们不会选择“大害”，我们选择“小害”。但兴登堡并不是“小害”——他没有向希特勒公开宣战；这只是社会民主党的幻想（简直愚不可及），并不是现实。但在西班牙，社会民主党正在同法西斯主义交战。支持兴登堡同希特勒斗争，就等于放弃了政治独立性。而我们也不会在政治上支持内格林。如果我们在西班牙国会里有一个议员，就会让他投票反对内格林的战争拨款^[6]。我们要把作战不力的政治责任归咎于内格林。但在这样做的同时，只要我们还没有接管战事，我们就要坚决击退法西斯叛匪。

　　与内格林的军队一起抗击弗朗哥，这是一回事；投票支持兴登堡，反对希特勒，那是另一回事；如果有人把这两件事混为一谈，恕我直言，这人就是犯了议会痴迷病。反法西斯战争不能通过议会手段获胜，因为法西斯主义是一支只能用武力来消灭的反动军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才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政策——通过纯议会的手段，与兴登堡结成反希特勒联盟。我们当时提出了成立工人民兵等口号。但我们现在进行的是反法西斯战争。当然，“民主”军队的总参谋部可能明天就会同弗朗哥讲和，但这还没有成为今天的现实。我们不能忽视现实。我们应当在战术上利用共和军与法西斯叛军之间的战争，来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推翻资本主义制度。

　　19、塞雷姆的决议指出：“坎农与沙赫特曼在7月30日的全会报告中宣称：‘比方说，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如果有谁拒绝通过在共和军中作战等物质援助形式来支持政府的话，谁就是罪恶地忽视了自己的无产阶级基本义务’（黑体字是我们加的）。我们要问坎农—沙赫特曼：加泰罗尼亚革命工人反抗资产阶级军事纪律的桎梏，难道说他们忽视了自己的无产阶级基本义务吗？当他们拒绝交出武器，也就是拒绝向资产阶级共和军提供物质援助时，难道他们忽视了自己的无产阶级基本义务吗？……由于我们拒绝给人民阵线提供军事援助，伯纳姆^[7]便指责我们是第五纵队特务，难道加泰罗尼亚的革命工人也是第五纵队特务吗？”

　　他们又把不同的东西混为一谈了。在5月3日至5月7日，加泰罗尼亚工人同政府进行了战斗。他们不是自觉地、而是自发地进行了夺取政权的斗争，如果他们成功夺取了政权，就能更好地把反弗朗哥战争进行下去。但在这场战斗中，他们得不到必要的革命领导层，所以他们失败了。现在他们的力量只有五月事变前的十分之一。工人们现在要问：我们现在——不是在布朗克斯或曼哈顿，而是在西班牙——该怎么办？发动起义推翻内格林？但我们的力量太弱了，我们现在没有武器。塞雷姆集团会用我们自己的话来回答我们：为了在未来推翻内格林政府，你们必须帮助群众做好政治上的准备。说得对。但这需要时间。就在这时，弗朗哥还在步步进逼。难道我们不该去打垮弗朗哥吗？

　　“不胜不败”或“我们既不采取保卫主义立场，也不采取失败主义立场”的口号，在原则上是错误的，在政治上是有害的。它毫无鼓动作用。不妨想象一下：一个革命者站在内战双方之间，挥舞着一面大旗，上面写着：不胜不败。这个口号属于彭蒂乌斯·皮拉图斯^[8]俱乐部，却不属于革命党。我们赞成保卫工人组织，拥护革命对弗朗哥的胜利。我们采取“保卫主义”立场。采取“失败主义”立场的是内格林与斯大林之流。我们要参加抗击弗朗哥的战斗，而且还要成为最好的士兵，同时，为了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我们还要为社会革命进行鼓动，并为推翻内格林的失败主义政府而进行准备。我们只有采取这样的态度，才能开辟通向群众的道路。

本文发表于社会党代表大会组织委员会《内部公报》，1937年10月1日，署名为“克鲁克斯”。

^[1] 北美援助西班牙民主委员会（North American Committee to Aid Spanish Democracy）于1936年由多个工会组织发起成立，它为西班牙共和国政府募集资金、药品和粮食。——中译者注

^[2] 塞雷姆（Salemme）是美国一个左翼小宗派的领导人，该宗派的这个决议认为，不应该给西班牙共和国的资产阶级政府提供任何政治支持或物质支援。——中译者注

^[3] 詹姆斯·帕特里克·坎农（James Patrick Cannon，1890年2月11日—1974年8月21日），生于堪萨斯州玫瑰谷（Rosedale）。1908年参加美国社会党（Socialist Party of America，SPA），1911年参加世界产业工会（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IWW）。十月革命后接受了共产主义，并于1919年参与创建美国共产党。1920年当选为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2年在共产国际四大上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1928年，他在莫斯科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开始支持托洛茨基和左翼反对派，并因此在1928年10月底被开除出党。此后，他于1929年5月领导创建了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Communist League of America，CLA，国际左翼反对派美国支部），1938年领导创建社会主义工人党（Socialist Workers Party，SWP）和第四国际，并担任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书记。1953年辞去全国书记的职务，改任党主席。1974年在洛杉矶逝世。——中译者注

^[4] 马克斯·沙赫特曼（Max Shachtman，1904年9月10日——1972年11月4日），出身于波兰华沙一个犹太家庭，1905年随家人移民美国，少年时即倾向左翼激进运动，1921年参加了美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美国工人党（Workers Party of America），从此参加共产主义运动。在共产党内属于坎农派，1928年与坎农派一起被开除出党，此后参加了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社会主义工人党和第四国际的成立工作。1940年因路线分歧退出社会主义工人党，组织了工人党（Workers Party），1949年工人党改名为独立社会主义者同盟（Independent Socialist League），1958年解散，党员加入美国社会党。——中译者注

^[5] 阿尔弗雷德·兰顿（Alfred Landon，1887年9月9日——1987年10月12日），美国政治家，曾于1933年—1937年任堪萨斯州州长，在1936年美国大选中代表共和党参选，结果惨败于罗斯福。——中译者注

^[6] 对内格林政府的战争拨款投赞成票，就等于在政治上投了内格林的赞成票。我们不能这么做。这是犯罪。如果我们投了反对票，该怎么向无政府派工人解释？解释起来很简单：我们完全不相信内格林政府有能力指导战争并确保胜利。我们要谴责内格林政府袒护富人，让穷人挨饿。必须粉碎内格林政府。只要我们的力量还不足以推翻内格林政府并取而代之，我们就得在它的指挥下作战。但是，我们一有机会，就要公开表示不信任内格林政府；要想把群众发动起来，在政治上反对内格林政府，并为推翻内格林政府做好准备，这是唯一可行的方法。其它政策都是对革命的叛卖。——列·托

^[7] 詹姆斯·伯纳姆（James Burnham，1905年11月22日—1987年7月28日），1933 年参与创立美利坚工人党（American Workers Party），1934 年支持把美利坚工人党同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Communist League of America）合并为合众国工人党（Workers Party of United States），1935年与合众国工人党一起打入美国社会党。1937年托派被开除出社会党后，参与成立了社会主义工人党，但不久后伯纳姆和沙赫特曼就因路线分歧，于1940 年 5 月退出社会主义工人党。二战期间为中央情报局的前身战略情报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工作，战后积极投身反共活动。——中译者注

^[8] 彭蒂乌斯·皮拉图斯（Pontius Pilatus）是26年至36年间罗马帝国派驻犹太行省的总督，根据《圣经》所述，当耶稣基督被带到皮拉图斯面前受审时，皮拉图斯本来不认为耶稣有罪，打算释放耶稣，但在仇视耶稣的犹太教祭司们的强烈要求下，皮拉图斯用水在众人面前洗手，然后说“流这义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当吧！”（《马太福音》27:24）随后下令将耶稣钉上十字架。详情请参阅《马太福音》第27章、《约翰福音》第19章、《马可福音》第15章、《路加福音》第23章。——中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