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谁领导了二月起义？

　　遭到革命欺负的那些阶级的辩护人和新闻记者后来花费了不少笔墨来证明2月发生的事件本质上是一场娘儿们的骚乱，然后它又被士兵叛乱所掩盖，恰恰是这一点让它冒充了革命。当年路易十六一厢情愿地认为，攻占巴士底狱——这是骚乱，可是臣属恭敬地向他解释说这是革命。那些由于革命而蒙受损失的人很少愿意以革命的真实名字来认可它，因为尽管凶狠的反动分子竭尽了全力，革命这个名字在人类的历史记忆中还是环绕着挣脱旧世界枷锁与偏见的光环。多少世代以来享有特权的人及其走狗总是企图把推翻他们的革命说成是跟过去历次革命对立的，只不过是群氓的叛乱、造反与暴动而已。活过了头的阶级是没有创新精神的。
　　2月27日过后很快就出现了把二月革命与土耳其青年党人军事政变相提并论的尝试。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俄国资产阶级上层没少幻想过发生这样的政变。但是，这种类比带有如此不可救药的性质，以致遭到一份资产阶级报纸的有力驳斥。青年时代接受过马克思主义教育的经济学家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如今是桑巴特的俄国变种，他在3月10日的《交易所新闻》上撰文写道：
　　“土耳其革命是以军队暴动取得胜利而告终的，暴动是由这支军队的领导人筹划和完成的。士兵仅仅是自己长官意图的顺从执行者。而2月27日推翻俄罗斯帝制的那些近卫团队是撇开自己的长官举事的……不是军队，而是工人开始起义行动的；不是将军，而是士兵前往国家杜马的。而士兵之所以援助工人，不是因为他们顺从地执行自己长官的命令，而是因为……他们感受到了自己与工人这个像他们自己一样的劳动者阶级的血肉联系。农民和工人——这就是从事俄国革命的两个社会阶层。”
　　这段话既不需要修正，也不需要补充，革命的后续发展过程完全证明与增强了它的意义。
　　2月的最后一天对彼得格勒而言也是胜利的第一天，这是一个欢欣喜悦的日子，一个饱含热泪相互拥抱的日子，一个尽情吐露心声的日子，但与此同时也是给敌人最后一击的日子。街上依旧响着密集的枪声。有人说还没有得知人民胜利的普罗托波波夫属下的“法老”还在继续从高处朝下放枪，起义者则从下面朝那些被怀疑藏有沙皇制度武装幽灵的阁楼、天窗和钟楼不停地扫射。大约四点钟的时候，躲藏着前国家政权最后残余的海军大厦被攻打下来了。革命组织与一些临时形成的团体在城里开展逮捕行动。施吕瑟尔堡苦役监狱没有经过战斗就拿下了。在彼得格勒及其附近地区，一个又一个新的团队加入了革命行列。
　　莫斯科的革命仅仅是彼得格勒起义的回声。那里的工人和士兵当中同样蕴涵着革命情绪，只不过没有得到鲜明的反映。资产阶级内部的左翼情绪也比较强烈一些。革命组织则比彼得格勒薄弱一些。当涅瓦河畔开始出事之际，莫斯科的激进知识分子还在开会商讨怎么办才好，可是最后什么结果也没有。只是到了2月27日，莫斯科的工厂才开始罢工，接着举行示威游行。军官对兵营里的士兵说，街上有些匪徒在发动暴乱：必须要制伏他们。有个名叫什什林的士兵讲述说：不过士兵现在已经是从反面来理解匪徒这个词的含义。”到两点钟的时候，来自各团的大群士兵出现在城市杜马大厦前面，寻求投身革命的途径。第二天，罢工在继续扩展。示威人群高举旗帜朝杜马涌过去。汽车连的士兵穆拉洛夫是个老布尔什维克，以前他是一个农艺师，这个英勇豪迈身材高大的男子汉率领第一支军容严整与纪律严明的队伍来到杜马，广播电台与其他一些地方此前已被这支队伍占领了。8个月以后，穆拉洛夫将指挥莫斯科军区的部队。
　　监狱打开了。还是那个穆拉洛夫驾驶一辆满载着刚获自由的政治犯的卡车。一个警察所长把手举至帽檐敬礼，询问这位革命者是不是也该释放犹太人。刚刚从苦役监狱获释连囚衣都没换的捷尔任斯基便来到了杜马大厦发表演讲，那里已经建立了苏维埃组织。炮兵多罗费耶夫讲述了西乌糖果厂的工人3月1日怎样举着旗帜来到炮兵旅营房，与士兵握手言欢的情形，很多人控制不住自己的高兴心情而流下了眼泪。城里有的角落传来零星的枪声，但是整体来看，既没有发生过冲突，也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是彼得格勒替莫斯科承受了代价。
　　直至革命在莫斯科取得胜利的3月1日，外省城市的运动才开始发动起来。在特维尔，工人放下手头的工作游行前往兵营，然后同士兵们混杂在一起沿着市内各条大街行进，那时他们唱的还是马赛曲而不是国际歌。在下诺夫哥罗德的城市杜马大厦（大多数城市的杜马大厦起着塔夫里达宫的作用）旁边汇集了成千上万的人。在市长发表演讲以后，工人们高举红旗向监狱挺进，去释放那里的政治犯。傍晚，卫戍区21支部队中有18支自愿站到革命一方来了。在萨马拉和萨拉托夫，发生了由工人代表苏维埃组织的游行集会。哈尔科夫的警察局长在车站及时打听到了革命的消息以后，便站在马车上来到情绪激昂的示威人群面前，举起自己的警帽，用尽全身力气高喊：“革命万岁！乌拉！”消息从哈尔科夫传到了叶卡捷琳诺斯拉夫，警察局副局长走在示威队伍的最前列，他手持长长的马刀，真像是举行假日游行那样。当君主专制制度再也站不起来的事实变得完全清楚时，政府机关的人小心翼翼地取下沙皇的画像，把它们藏进阁楼。不少这类真实和虚构的奇闻趣事在自由主义者圈子内流传着，看来他们还没有丧失拿革命来开玩笑的嗜好。工人还有卫戍部队的士兵则是以根本不同的心态经历了时局的演变过程。
　　在3月2日来临之际，有一系列城市（如普斯科夫、奥廖尔、雷宾斯克、奔萨、喀山、察里津等等）的新闻简讯指出：发生革命已是尽人皆知的事情，居民们也在追随革命。”这样的报道尽管带有笼统的性质，但还是基本上正确地转述了所发生的事件真相。
　　革命的消息从距离最近的城市传到了农村，部分是从当局那里传出来的，不过主要是通过集市、通过工人和休假的士兵传过来的。农村领会革命要比城市慢一些，也没有那么热情，但是并不比城市肤浅：它把革命跟战争和土地问题联系起来了。
　　如果说是彼得格勒完成了二月革命，那并非夸大其词。国家的其他部分都是在追随它行动的。除彼得格勒外，任何地方都没有发生过战斗。在全国都找不到能坚决站出来保卫旧制度的居民、政党、机关和部队。这就证明，反动分子关于下面这个题目的事后论断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他们说如果彼得格勒卫戍部队是由近卫骑兵组成的，或者由伊万诺夫从前线带回一个可靠的旅，那么君主制度的命运就会是另外一种结局了。可是无论在前线还是在后方都既找不出一个旅也找不出一个团准备为尼古拉二世而战斗。
　　革命是因一个人口只占全国大约七十五分之一的城市的主动与努力而发生的。如果愿意的话，您可以这样说，最伟大的民主举动是经由最不民主的方式实现的。整个国家都面临着这样一个既成事实。即使确定召开立宪会议的情势也改变不了它的实质，因为召集全民代表的日期与方式要由从胜利的彼得格勒起义中产生的机关来决定。一般来说，这是把强光聚焦到民主形式作用的问题上，在革命时代尤其是这样。革命总是给予从法律上把人民意志偶像化的行为以沉重打击，革命愈深刻，愈勇敢，愈民主，打击也就愈无情。
　　有一种相当流行的说法认为，君主专制的高度集中化使得革命的首都有可能替全国进行思考和开展行动，对伟大的法国革命而言尤其如此。这样的解释是肤浅的，如果说革命显现了中央集权的倾向，那也不是对被推翻的君主制度的模仿，而是不能跟割据分立相安无事的新社会无法抗拒的要求的结果。如果首都在革命中起着过分的支配作用，比如在某个时候把全国意志集中到自己这里，那么这正是因为首都最鲜明地反映了新社会的基本趋势，而且把它引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外省把首都采取的步骤当作自己的意愿，只不过是已经变成了行动的意愿来接受。在中心都市起主动作用的情况下，不会导致对民主制的破坏，而会导致民主制在活跃好动的形式下实现。可是在历次伟大的革命进程中，这种活跃好动的节奏并非无论何时都同形式上的和代表制的民主制的节奏合拍。外省附和中心都市开展行动，但是晚了一些。在由时局飞速发展来评定革命的背景下，上述现象就会导致革命代议制产生尖锐危机，就会造成不论用哪种方式都解决不了民主问题的局面。在一切真正的革命中，全民代表制时常会被主要源自首都的革命活跃好动性撞得头破血流。在17世纪的英国、18世纪的法国和20世纪的俄国都是如此。首都的作用不是取决于官僚中央集权制的传统，而是取决于领导革命的阶级的状况，因为该阶级的先锋队当然集中在主要城市，这无论对资产阶级还是对无产阶级都是同样没有疑问的。
　　在二月革命胜利完全定局之际，统计伤亡的工作便开始了。结果彼得格勒共有1443人死亡与受伤，其中包括869名军人，他们当中有60名军官。同任何一次大屠杀性质的战役造成的牺牲相比，这些可观的数字又是微不足道的。自由派的报纸宣称二月革命是不流血的革命。在爱国主义政党实行普遍的互利融合和互相赦免的日子里，谁也不去着手还原真相。一切胜利事业的甚至是胜利的起义的朋友阿尔伯特·托玛当时写下了这样的评语：“最阳光灿烂的、最值得庆贺的、最没有流血的俄国革命。”他固然希望革命处在法国交易所的支配下，但是说到底托玛不是这惊人之语的发明人。1789年6月27日，米拉波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多么幸运啊，这次伟大的革命没有付出暴行和眼泪的代价！……历史专门叙述凶残的兽行延续得太久了……我们可以指望，我们正在开辟人道的历史。”当全部三个等级都联合在国民议会里的时候，阿尔伯特·托玛的先辈们写道：“革命结束了，它连一滴血的代价都没有付出。”不过必须得承认，当时确实还没有流什么血。在二月的那几天里可不是这样。然而关于不流血革命的奇谈顽固地保持下来了，它适应了自由派资产阶级这样一种需要，那就是把事情描绘成政权似乎是自动落到他们手中的。
　　如果说二月革命绝对不是不流血的革命，那么也不得不对无论是革命时期，还是革命以后特别是革命过后的最初时期为数不多的牺牲感到惊奇。要知道这就是对数百年来俄国人民大众所遭受的压迫、迫害、欺凌与卑鄙侮辱的报复！不错，水兵和士兵在某些地方镇压了一些徒有军官外表的最下流残忍的刑讯者。但是最初这种镇压的人数跟旧时血腥惩罚的人数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只是到了相当迟的时候，直到统治阶级要把一切拉回到从前的状态，并且要把不是由他们实现的革命据为己有——就像他们把不是由他们创造的财富据为己有一样——的时候，群众才把自己身上的软心肠抖落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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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说二月革命是由工人和士兵为代表的农民完成的时候，他是对的。但是留下了一个更大的疑问：是谁领导了革命？是谁鼓动工人起来的？又是谁把士兵领到街上的？胜利之后这些问题成了党派斗争的主题。谁也没有领导革命，它是自发的——用这个万能公式来解答上述问题是再简单不过的。有些人昨天还在安宁地从事管理、审判、起诉、辩护、经商和指挥军队，而今天就赶忙同革命攀亲戚。对于所有这些老爷先生来说，“自发性”论调是再适合他们的心愿不过的了。不仅如此，“自发性”论调对于众多职业政治家和前革命家也是再适合不过的了。因为他们错过了革命时机，所以愿意这样想：他们在这方面与其他所有人并没有什么区别。
　　在自己那本古怪的《俄国内乱史》一书中，前白卫军队总司令邓尼金将军谈到2月27日时这样写道：“在这个决定性的日子里，没有领头人，只有一种自发的力量，因此在它的滚滚激流中，无论目的还是计划或者口号，一概都不见了。”学识渊博的历史学家米留科夫也不比嗜好文字为生的将军深刻到哪里去，直到发生重大革命变动前夕，这位自由派领袖还把主张革命的全部想法宣布为德国参谋部的授意。但是导致自由主义掌握政权的革命发生以后，局势变得复杂起来了。现在，米留科夫的任务已经不再是把霍亨索伦王朝肇起事端的耻辱加在革命的头上，而是相反，不再把这种首创的荣誉奉送给革命者。自由主义完全把革命的自发性和无个人面貌的理论当作义子来收养。米留科夫赞许地引用了曾任政府驻最高统帅部特派委员、半自由主义者半社会主义者斯坦凯维奇编外副教授的话。“民众听从自己内心某种本能的召唤前进，”斯坦凯维奇谈到二月革命时这样写道：“士兵们出动时喊的是什么口号？当他们控制彼得格勒、火烧区法院的时候是谁引导他们的？不是政治理念，不是革命口号，不是阴谋，也不是暴动，而是立刻把整个旧政权一点不剩地彻底焚毁的自发运动。”在这里，自发性差不多带有了莫名其妙的神秘性质。
　　也正是这位斯坦凯维奇提供了一份极有价值的证人供词：“1月底，我在一个很隐秘的圈子里同克伦斯基见过面……大家对人民采取行动的可能性持否定态度，害怕被唤起的民众运动会走上左翼的轨道，因为在战争时期这将会造成极大的困难。”克伦斯基那个圈子里的观点实质上跟立宪民主党没有任何区别。可见，首创不会从这个圈子里产生。
　　社会革命党的代表晋季诺夫说：“革命好似雷霆从天而降，我们也坦承不讳：它对我们这些长期为之努力奋斗和对它期待已久的革命者来说，也是一个伟大而又出乎意料的事件。”
　　孟什维克那里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一个资产阶级侨民记者介绍了2月24日自己在电车里见到革命政府未来的部长斯科别列夫的情形，他说：“这位社会主义者、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对我说，局势的混乱具有劫盗的性质，必须把它镇压下去。可是这话并没有妨碍一个月以后斯科别列夫断言自己与朋友们完成了革命。”这里的语调也许显得有些凝重。不过合法的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的立场基本上是转述得够接近真实的。
　　最后，一位迟到的左翼社会主义革命者领导人、后来转为布尔什维克的姆斯季斯拉夫斯基谈到二月革命时是这样说的：“正当革命碰见我们这些当时的党员时，我们就像福音派无知的小姑娘一样，昏昏欲睡。”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与小姑娘相像，这不是最重要的。不过大家都处在昏睡之中那倒是真的。
　　在布尔什维克那里，情况又是怎样的呢？这我们已经知道一部分了。当时，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地下组织的主要领导人是下面三位：从前的工人施里亚普尼柯夫和扎卢茨基，以及从前的大学生莫洛托夫。在组成中央局的这三个人当中，曾经在国外居住过很长时间并且同列宁关系密切的施里亚普尼柯夫在政治见解方面是比较成熟也比较积极的。可是施里亚普尼柯夫本人的回忆录最好不过地证明了：如此重大的事件是三人团无法胜任的。直到最后时刻，这几位领导人还认为事件只不过是一次革命的游行示威，一连串这种示威中的一次，却无论如何都不是武装起义。维堡区领导人之一卡尤罗夫已经为我们所熟知，他无可辩驳地证明：“根本感觉不到党的各个中心的领导创意……彼得格勒委员会已经被逮捕，而中央委员会的代表施里亚普尼柯夫同志没有能力为明天的事态发展做出指示。”
　　地下组织的软弱涣散是警察破坏的直接后果。在战争初期爱国主义情绪高涨的环境中，这是呈献给政府的完美成果。所有组织其中也包括革命组织都出现了游离自己社会基础的倾向。1917年年初，布尔什维克地下组织仍然没有从受压制与孤独状态中恢复过来。与此同时，群众中的爱国主义的流行疫病已经被革命的愤慨迅速取代了。
　　为了更清晰地叙述革命领导方面的状况，必须记住，最有威信的革命家、左翼政党的领袖大多亡命在国外，一部分还在监狱里和流放地。哪个党对旧制度的威胁越大，那么在革命即将到来之际，它的群龙无首的情况就越严重。民粹派分子有无党派激进人士克伦斯基领导下的杜马党团，社会革命党的正式领导人切尔诺夫还侨居在国外。孟什维克拥有以齐赫泽和斯科别列夫为首的杜马党团，马尔托夫在国外侨居，达恩与策烈铁里则还在流放地。在民粹派和孟什维克这些左翼党团的周围聚集了一大批有过革命经历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这就形成了类似政治指挥中心的团体，不过它只有到革命胜利以后才能够显示出来。当时杜马没有布尔什维克党团，早在战争初期，它的五名工人代表就被沙皇政府视为革命的组织中心逮捕了。列宁流亡在国外，季诺维也夫同他在一起，加米涅夫以及当时还鲜为人知的做实际工作的领导人如斯维尔德洛夫、李可夫、斯大林都在流放地。那时还不属于布尔什维克的波兰社会民主工党成员捷尔任斯基正在服苦役。由于偶然因素而留下来的领导人正因为他们习惯在不容争辩的权威领导下开展工作，所以他们不认为自己也不被其他有才干的人认为能在革命事件中起领导作用。
　　然而，如果说布尔什维克党不能为起义者提供有威望的领导，那么其他政治组织就更无从谈起。这种观点强化了相信二月革命自发性质的流行说法。但是这个说法是大错特错的，或者至少说是空洞无物的。
　　首都的斗争不是延续了一两个小时，而是整整五天。领导人试图阻止它，群众则用进逼的压力来回答，并且继续向前迈进。反对他们的有在传统表面后面可能存在着强大实力的旧国家，以及拥有国家杜马、地方自治和市政联盟、军事—工业组织、科学院、大学与众多报刊的自由派资产阶级，最后还有两个用爱国主义阻力来对抗来自下层冲击的强有力的社会主义政党。起义通过布尔什维克找到了最亲近的却是失去了领导的组织，因为它只有一些零散的干部和一些力量薄弱的不合法支部。可是谁也不曾指望的革命却在这个时候开展起来了，而且表面上看当运动似乎已经平息下去时，革命却陡然高涨了起来，它用强大有力的震颤保证了自己的胜利。
　　这种自制与突击的空前力量到底来自何处呢？用坚强不屈还不足以解释它，单凭坚强不屈是不够的。战争年代，不管彼得格勒的工人队伍因生手涌入而遭到多大削弱，他们还是保留了丰富的革命经验。在缺乏领导和上层阻挠的情况下，在他们的自制与突击当中，存在着并非总是表现出来的然而又切合实际理由的力量估计和战略打算。
　　战争前夕，工人中的革命阶层紧跟着布尔什维克，而他们自己身后又有群众紧跟着。战争一开始，形势就发生了急剧变化：保守主义阶层抬起了头，它把本阶级大部分群众吸引过来跟自己走。革命分子显得相当孤立，并且逐渐沉寂下去了。可是在战争过程中，形势又开始发生变化。起初是缓慢的变化，遭受失败后变化越来越急速，也越来越彻底。进攻性的不满情绪笼罩着整个工人阶级。诚然，在大多数工人团体那里，这种不满染上了爱国主义色彩。但是它跟有产阶级那种谨小愤微和胆怯畏缩的爱国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因为后者直至胜利之前都把所有国内问题搁在一边置之不理。正是由于战争以及战争带来的伤亡、耻辱、灾难，因此不仅老的而且新的工人阶层都与沙皇制度发生了冲突，冲突的程度也更加激烈，并且得出这样的结论：再也不能继续忍受下去了！结论是普遍性的，它把群众联合在一起，并且赋予他们巨大的突击力量。
　　军队在吸纳了成百万工人和农民以后大大膨胀起来了。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亲人——儿子、丈夫、兄弟、连襟在军队服役。军队也不像战前那样与人民隔绝。现在，人们跟士兵见面的机会多多了，送他们上前线，他们回来休假时一起生活，跟他们在大街上或电车里谈论前线的事情，到医院去探望他们。工人街区、兵营、前线，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农村都成了互相联络的场所。工人了解士兵的感受与想法，关于战争，关于战争中大发横财的人，关于将军、政府、沙皇和皇后，这一切他们不知议论了多少。士兵一提到战争就说它该受诅咒！工人回应时便谈起政府，说政府该受诅咒！士兵说：你们身处国家中心地区，还沉默什么？工人回答说：我们赤手空拳，不可能取得胜利。早在1905年我们曾经这样面对过军队，结果被击溃了……士兵在思索：要是大家都能立刻行动起来那该多好啊！工人也在想，正是要大家立刻行动！这类对话在战争爆发前还是在个人之间进行的，而且带有秘密的性质。现在这类谈论随处都能听到，什么都敢说，而且几乎全是公开的，至少在工人街区是如此。
　　有时沙皇暗探局很适时地放自己的密探出来。在革命爆发前两个星期的时候，彼得格勒的一个密探提交了一份用化名克列斯季亚尼诺夫签字的报告，其中谈到了他在一辆行经郊外工人区的电车上听到的对话。一个士兵讲到，去年秋天他们团有8个人拒绝向诺贝尔工厂的工人开枪，反而向警察开了枪而被判处服苦役。说这话完全是公开的，因为在工人区警察和密探还是宁愿不被人认出来。“我们要惩治他们。”这个士兵最后说。报告接着写道：“一个工厂的工人对他说：‘这样就得组织起来，让大家像一个人一样组织起来。’士兵回答说：‘请不要为这事担心，我们那里很早以前就已经组织起来了……他们喝够了血，人家在阵地吃苦，而他们在这里连黑麦面包都吃厌了……’没有发生特别意外的事。1917年2月10日，克列斯季亚尼诺夫。”真是无与伦比的密探史诗！“没有发生特别意外的事。”它们会发生的，而且很快就会发生。电车上的交谈就标志着它们必将临近的征兆。
　　姆斯季斯拉夫斯基举了个有趣的例子来说明起义的自发性，革命爆发后立即出现的“2月27日军官联盟”企图通过问卷调查查明到底是谁第一个把沃伦斯基团带出兵营的，结果收到了牵涉到这次果敢行动的7个发起者的7份回复。托洛茨基补充说明，极有可能很小一部分首倡权确实属于这几个士兵，不过也不排除为首的那个发动者已经在街头战斗中阵亡了，他的名字也就湮没无闻了。但是这也不能贬低这位无名发起人的分量。事情的另一面也就是把我们带出兵营之外的那一面要更为重要一些。对于自由主义者和合法社会主义者圈子里的人来说，近卫营发动起义完全是没有料想到的事情。而对于工人来说，起义根本不是什么意料之外的事。没有工人的起义举动，沃伦斯基团也不会跑到街上来。一位律师通过电话向杜马代表转述他从窗口看到的情况：工人跟哥萨克的街头冲突被认为是无个人面貌过程中双方出演的插曲：一群工厂里的蝗虫同一群兵营里的蝗虫发生了冲突。但是无论敢向工人使眼色的哥萨克，还是马上断定哥萨克使的是“善意眼色”的工人，都不认为事情是这样的：军队与人民之间微观层次的渗透不间断地实现了。工人密切注视军队的热度并且立刻感觉到临界点正在迫近。这就给相信胜利的群众发起进攻赋予了坚不可摧的力量。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引用一位试图给自己对二月革命的观察做出总结的自由主义高官的中肯评论：“人们常说运动是自发开始的，是士兵自己上的街，对此我无论如何也不敢苟同。同时，‘自发’这个词的含义是什么？……‘自然发生’用于社会学还不如用于博物学来得恰当。因为无论哪个有名有姓的革命领袖都不能把自己的头衔与运动挂上钩，所以运动并不是没有个人面貌的，而仅仅是没有姓名的。”如此提出问题要比米留科夫关于运动是德国代理人的阴谋，并具有俄国自发性的说法郑重得多。说这话的是一位前任检察长，当革命发生时他正在沙皇枢密官的职位上。可能正是司法工作的阅历使得扎瓦茨基清楚地认识到，革命起义既不能遵照外国代理人的指令发生，也不会以适应自然界无个人面貌过程的方式发生。
　　还是这同一个作者援引了两件小事，它们让他像通过锁孔一样朝革命进程的实验室看了一眼。2月24日星期五那天，也就是高层谁都还没有料到革命即将爆发之际，枢密官乘坐的那辆电车突然只听到咔嚓一声，随即玻璃也发出了尖细的声响，而且有一块还破裂了，电车从铸造厂拐进一条横街就停下了。售票员要大家下车：“车子不能继续行驶了。”乘客发出一片反对声，骂骂咧咧的，然后还是不得不走出车厢。“直到今天我还能想起故意不做回答的售票员那张神色凶狠而果敢的脸，以及他有点儿类似豺狼的相貌。”此刻目光所及之处，电车全都停开了。让自由主义高官已经看出“豺狼相貌”的这个坚定果断的售票员，应该说具有高度的责任意识，以致能在战争时期敢于独自把载有官员的电车停在帝都彼得格勒的街道上。恰恰是这样一些售票员把君主专制制度的电车停下来，同时还说出大概相同的话：“车子不能继续行驶了！”由于事情紧急，不分宪兵将军还是自由主义高官，叫这些官员统统下车走开。这个从铸造厂跟车出来的售票员就是历史的自觉因素。他应该是事先受过教育的。
　　区法院起火的时候，跟枢密官属于同道的一位自由主义法学家正站在街上，对司法鉴定实验室和公证文书被焚毁深表惋惜。对此，一个脸色阴沉，看外表是个已过中年的工人气愤地表示反对：“没有你的那些档案，我们自己也能分配房屋和土地！”也许这件小事经过了文学修饰，但是能够做出必要反驳的这些中年以上的工人在人群当中不是少数。他们本身跟放火烧毁法院没有关系，那么跟什么有关呢？不过无论在什么场合，这类“破坏行为”实在是吓不倒他们了。他们已经用这样的思想把群众武装起来了，它不仅对反对沙皇警察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对反对自由主义法学家（他们比谁都更害怕那些财产公证文书会在革命的烈火中化为灰烬）也是必不可少的。这些来自工厂与街道的冷酷无情的无名政治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必定有人对他们进行过教育。
　　在2月最后几天，暗探局记录下了时局的演变情况。它同样注意到运动是“自发的”，也就是说它没有来自上层有计划的领导。然而就在此处它又补充说：“运动是在无产阶级成功宣传之下发生的。”这个评语可谓一语中的：这些以同革命做斗争为职业的人在他们住进被革命者空出来的囚室之前，比自由派领袖切近得多地揭穿了正在发生的过程的外表。
　　神秘莫测的自发性什么都解释不了。为了正确地估计局势和确定打击敌人的时机，需要群众及其领导阶层有自己对历史事件的要求，以及自己评价这些历史事件的标准。换句话说，需要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群众，而是彼得格勒和全俄国的工人群众。他们经历了1905年革命，经历了遭遇谢苗诺夫近卫团而失败的1905年12月莫斯科起义。需要的是分布在这部分群众中间的仔细思考过1905年经验的、批评过自由主义者和孟什维克立宪幻想的、认清了革命前途的、对军队问题思考过几十遍的、集中精力观察过军队里发生了什么事情的，以及有能力从自己的观察中得出革命结论并且能把这些结论传授给他人的工人。最后，还需要在卫戍部队里面有一批过去曾为革命宣传所吸引或者哪怕是接触过革命宣传的先进士兵。
　　在每一座工厂、每一个车间、每一个连队、每一个茶馆、每一所军队医院、每一个兵站，甚至在人烟变得稀少的乡村，都在进行着遍及各处的革命思想传播工作。到处都有时局讲解人，他们主要是从工人中来的。人们询问他们听到了什么消息，还期待从他们那里得到所需要的建议。这些领路人通常能自己做主，靠通过各种途径弄到手的零散片段的革命消息开展工作，他们自己从自由主义报纸的字里行间读取自己所需要的内容。他们的阶级本能因政治准则而变得异常敏锐，即使他们没有把自己的全部想法贯彻到底，那他们的想法也会在同一个方向恒久和顽强地起作用。经验、批判、主动和自我牺牲等因素深入到了群众之中，结果形成了内在的、肤浅的、难以理解的看法，却同时又是作为自觉过程的革命运动的决定性机制。
　　对于自由主义和驯服的社会主义的傲慢政治家来说，群众中发生的一切通常都被视为本能的过程，不管事情是牵涉到蚁巢还是蜂房，反正都一样。实际上，进入工人内心深处的思想比那些使有教养的阶级借以生存的狭隘思想要勇敢得多，有远见得多，也自觉得多。何况这种思想还是更加科学的：不仅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马克思主义方法所丰富的，而且首先因为它不断地吸收即将登上革命舞台的群众的新鲜经验。这种思想的科学性就在于它与客观进程是相适应的，就在于它能够影响这一进程，能够对其进行指导。从启示录获取灵感和相信拉斯普京梦呓的政府人士的思想难道具有哪怕是些微的这类属性吗？或者奢望只要落后的俄国加入资本主义打斗行列，就能够同时赢得胜利与议会制度的自由主义思想，能有科学依据吗？此外，知识界盲目顺从自童年起就不断衰朽的，同时用早已失去活力的言辞把自己想象的独立隔离保护起来的自由主义，它的精神生活有可能是科学的吗？这里面才正存在着一个精神呆滞、幻影、迷信和虚假事物的王国，如果您愿意的话，也可以说是“自发性的”王国。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难道我们还没有权利把关于二月革命的自由主义哲学完全翻转过来吗？何况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官方社会——这个统治阶级、阶层、派系、政党与集团的多层建筑全部——满足于破旧思想的残余，漠视历史发展不可抗拒的要求，沉溺于为幻影所迷惑的状态，什么也不能预见到，他们这是在靠惰性和无意识混日子。而与此同时，在工人群众内部出现了一个独立而深刻的进程，它不仅是对统治者的仇恨日益增长的过程，而且是对统治者的无能进行批判，经验的积累和革命起义及其胜利所实现的创造性意识日益增强的过程。
　　因此，对于前面提出的问题：是谁领导了二月革命？我们可以完全明确无误地回答：是有觉悟的、经过很好锻炼的，而主要是受过列宁的党的教育的工人。不过在这里我还必须补充说一句：这种领导对于保证起义取得胜利是足够的，但是对于同时保证无产级先锋队在革命中起领导作用还是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