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最后一届联合政府

　　正如我们所记得的，遵循自己的传统——经不起任何一次严重震荡的临时政府于8月26日夜间垮台了。立宪民主党人退出政府是为了便于科尔尼洛夫行事，社会主义者退出政府则是为了便于克伦斯基行事。新的政权危机开始了。首先是克伦斯基本人的问题，这位政府首脑原本就是阴谋的共犯。对他的愤慨是如此之大，以至妥协主义领袖们提到他的名字时往往要使用布尔什维克的词汇。刚从全速行进的部长列车上跳下来的切尔诺夫在本党的中央机关报上撰文谈到了“一片混乱”，“在这混乱之中你不明白科尔尼洛夫是在哪里终结的，而菲洛年科和萨文科夫又是从哪里开始的；萨文科夫是在哪里终结的，而现在这个临时政府又是从哪里开始的”。这话的含意是够清楚的：“现在这个临时政府”——要知道这就是与切尔诺夫同属一个政党的克伦斯基。
　　但是，妥协派分子在体味上述强硬话语中的精神的同时，认定没有克伦斯基他们就无法应付下去。如果说他们阻碍克伦斯基特赦科尔尼洛夫，那么他们自己却赶紧特赦了克伦斯基。作为补偿，克伦斯基同意在统治俄国的形式问题上做出让步。昨天人们还认为只有立宪会议才能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法律上的障碍很快就被规避了。在政府的声明中，免掉科尔尼洛夫的职务被说成是“挽救祖国，挽救自由与共和”所必不可少的。给左翼纯粹口头上的同时又是来得太迟的小恩小惠，当然一点也没有提高当局的威信，何况科尔尼洛夫已经宣布自己也是共和派人士。
　　8月30日，克伦斯基不得不解除了萨文科夫的职务，几天后人们甚至把他开除出了无所不包的社会革命党。然而，政治上跟萨文科夫半斤八两的帕利钦斯基马上被任命担任总督之职，而此人一开始就封闭了布尔什维克的报纸。两个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提出了抗议。《消息报》把此举称为“愚蠢的挑衅行为”。只过了3天，就不得不撤掉了帕利钦斯基。31日，克伦斯基组成了一个有立宪民主党人参加的新政府。这个事实表明，他在改变自己的政治方针方面做得多么地少。就连社会革命党人也不能容忍这一点，他们威胁要召回自己的代表。医治当局的新药方被策烈铁里找到了：“维护联合的观念，清除所有给政府造成沉重负担的人物。”斯科别列夫随声附和说：“联合的观念加强了，但是在政府班子中不可能有与科尔尼洛夫阴谋有牵连的那个党的席位。”克伦斯基不同意设置这样的限制，从他本人的立场来看这是对的。
　　同资产阶级联合，却又要排除为首的资产阶级政党，这是明显不可理喻的举动。加米涅夫指出了这一点，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上，他以他特有的教训人的口吻从最新事态中得出如下结论：“你们想把我们抛到同不负责任的集团进行联合的更加危险的道路上去。但是你们忘记了过去那些日子由可怕事件所创建和巩固的联合，——忘记了革命的无产阶级、农民与革命军队之间的联合。”这位布尔什维克发言人还提醒大家想起5月26日托洛茨基为遭到策烈铁里指控的喀琅施塔得人辩护时所说过的话：“当一个反革命将军试图用绞索套上革命的脖子的时候，立宪民主党人就会给绳子涂上肥皂，而喀琅施塔得水兵将会挺身而出，同我们一道战斗和牺牲。”这一提醒非常中肯。对于“民主派的统一”和“诚心诚意的联合”的高谈阔论，加米涅夫回应说：“民主派的统一取决于你们去还是不去跟维堡区实行联合。任何其他的联合都不是诚心诚意的。”苏哈诺夫用下面这句话记录了加米涅夫的发言所造成的毋庸置疑的印象：“加米涅夫说得很有道理，也很有分寸。”可是，后来的事情不在于印象如何。双方的道路预先就已经决定好了。
　　妥协派分子跟立宪民主党人断绝关系实际上从一开始就带有纯粹做样子的性质。自由派的科尔尼洛夫分子自己也明白，最近他们最好还是站在暗处为好，按照与立宪民主党达成的公开妥协，暗地里做出了建立政府的决定。这个政府凌驾于国家全部现实力量之上达到了如此地步，以至没有人会怀疑其临时的性质。除了克伦斯基之外，五人执政内阁还包括外交部长捷列申柯，由于他同协约国外交部门的关系，此人已经成了不可替代的人物；也包括为此目的匆匆忙忙由上校提升为将军的莫斯科军区司令韦尔霍夫斯基；还有为此目的急忙从监狱里释放出来的孟什维克韦尔杰列夫斯基；最后，还有有问题的孟什维克尼基京，他所在的党很快就认为把它从党的队伍开除出去的条件是够成熟的。
　　借助于他人之手战胜科尔尼洛夫以后，克伦斯基看来只关心如何实施他的计划。科尔尼洛夫想把最高总司令的权力与政府首脑的权力合在一起，克伦斯基做到了这一点。科尔尼洛夫打算用五人执政内阁掩盖个人独裁。克伦斯基完成了这一任务。资产阶级要求解除切尔诺夫的职务，克伦斯基便把他赶出了冬宫。他任命立宪民主党的英雄和该党的总理候选人阿列克谢耶夫将军为大本营参谋长，也就是军队事实上的首脑。在下达给部队和舰队的命令中，克伦斯基要求停止军队里的政治斗争，也就是要恢复原先的局面。走出地下状态的列宁以其特有的极其简单明了的风格描述了上层的情况，说克伦斯基“是偶然同科尔尼洛夫闹翻、现在还继续同别的科尔尼洛夫分子结成极亲密同盟的一个科尔尼洛夫分子”。（《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2卷，第244页）对反革命取得的胜利要比克伦斯基实现个人计划所需要的要深刻得多，真是一个灾祸。
　　执政内阁急忙把被认为是阴谋教唆者之一的前陆海军部长古契柯夫从狱中放出来。法律向来没有朝立宪民主党的教唆者举起过自己的手。在这种环境下，把布尔什维克继续关在牢房里，就变得更加困难了。临时政府找到了出路：在不撤销指控的情况下，让取保布尔什维克出狱的彼得格勒工会委员会担当起了“为革命无产阶级敬爱的领袖缴纳保证金的光荣任务”。9月4日，缴纳了区区3000卢布保证金（实际上还是虚构的）以后，托洛茨基出狱了。在自己所著的《俄国内乱史》一书中，邓尼金将军颇为动人地写道：“9月1日，科尔尼洛夫将军遭到逮捕，而9月4日勃朗施坦—托洛茨基被同一个临时政府释放了。这两个日子应当值得俄国纪念。”随后几天，通过担保释放布尔什维克的事情还在继续。出狱的人并没有白白地损失时间，他们是群众期待和呼唤的人，也是党所需要的人。
　　在托洛茨基获释的那一天，克伦斯基发布了一项命令，他在命令中承认各种委员会给了“政府当局非常实质性的帮助”的同时，又责成这些委员会停止继续活动。就连《消息报》也认为，命令让发布者暴露出了对形势“理解十分差劲”。彼得格勒各区苏维埃联合会议做出这样的决定：“在同反革命的斗争中不能解散革命组织。”来自底层的抗争是如此强烈，竟然使得妥协主义的军事革命委员会也决定不承认克伦斯基的指挥权，并且向自己的地方机构发出号召：“鉴于持续紧张的形势，要像以前一样精力充沛和沉着镇静地开展工作。”克伦斯基沉默不语：因为没有给他留下任何别的选择。
　　执政内阁的全能首脑每走一步都不得不确信，形势在发生变化，反抗在加强，必须做出某些改变，至少在口头上是如此。9月7日，韦尔霍夫斯基对报界宣布，科尔尼洛夫叛乱之前制定的整顿军队的计划现在应当放弃，因为“在军队现有心理状态下”，计划只会导致它走向进一步瓦解。在新时代到来的标志下，这位陆海军部长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发表了讲话。他叫大家不要担心，阿列克谢耶夫将军将要离开，凡是与科尔尼洛夫暴动有牵连的人都将和他一起离开。要使军队具备健全的基础，“不是靠机枪和皮鞭，而是要通过用权利、正义和严格纪律的观念来进行劝导”。这里完全能感受到革命春天的气息。但是9月就在门口，秋天已经降临了。过了几天之后，阿列克谢耶夫果然被撤职了，接替他的是杜鹤宁将军。这位将军的优势就在于人们不熟悉他。
　　为了对上述让步进行补偿，陆军部和海军部的部长们要求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立即予以协助。军官们正处在达摩克利斯剑之下，波罗的海舰队的情况尤其糟糕，有必要让水兵安静下来。像往常一样，经过长时间争论以后做出了决定，派一个代表团到舰队去，而且妥协派分子坚持要布尔什维克，首先是托洛茨基加入代表团。只有满足了这个条件，代表团才有成功的希望。托洛茨基反驳说：“我们坚决拒绝策烈铁里为之辩护的那种同政府进行合作的形式……政府在根本上实行的是反对人民和不受监督的错误政策；当这个政策走进了死胡同，或者说导致了灾难的时候，消除无法避免的后果这种费力不讨好的工作就交给了革命组织……正如你们所说的，该代表团的任务之一就是调查卫戍部队人员中的‘不良分子’，也就是调查奸细和间谍……难道你们忘记了，我本人不就是根据第108条受到追究的吗？……在同私刑的斗争中，我们将按自己的方式行事……我们不会与检察长和反间谍机关联手行动，而是像一个革命政党那样去进行说服、组织和教育。”
　　召开全俄民主会议的决定是在科尔尼洛夫暴动期间做出的。它应该再次向民主派展示力量，应该引起左右两边的反对者对它表示尊重。而且，还有一个并非最高的任务——制止贪得无厌的克伦斯基。妥协主义者是真的打算让政府服从临时安排的某种代表制，直至立宪会议召开。资产阶级事先就对民主会议抱敌对的态度，把它视为民主派巩固因战胜科尔尼洛夫而得以恢复的自己阵地的图谋。米留科夫在《历史》一书中写道：“策烈铁里的把戏实质上是彻底向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计划投降。”恰恰相反，策烈铁里的把戏旨在使布尔什维克为争取苏维埃政权的斗争陷于瘫痪。民主会议是跟苏维埃代表大会完全对立的。妥协主义者为自己建立了新的基地，并企图人为地把各种组织结合起来勒死苏维埃。民主派人士擅自做主分配席位，他们只关心一件事：确保自己无可争议的多数地位。上层组织的代表要比下层组织多得不成比例。那些自治机构，其中包括不是经民主选举产生的地方自治局对苏维埃取得了巨大的优势。合作社工作人员结果扮演了命运主宰者的角色。
　　以前在政治生活中不占任何地位的合作社工作人员在莫斯科国务会议期间第一次走上了政治舞台，并且从此刻起，他们不外是开始代表自己的两千万成员，或者说得更简单些，代表“半数俄国居民”出现了。合作社通过农村的上层把自己的根基植入了农村，这个上层赞成“公正地”剥夺贵族，但条件是不仅要保护他们通常面积很大的私有土地，而且还要有所增加。合作社的领导人是由自由派民粹主义知识分子，部分是由自由派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组成的。他们在立宪民主党人与妥协派分子之间搭起了天然的桥梁。合作社工作人员以与富农对待不肯低头的雇农同样的仇视态度对待布尔什维克。妥协派分子贪婪地抓住抛弃了中立伪装的合作社工作人员，以加强自己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力量。列宁无情地抨击了烹制民主派饭菜的厨师。他写道：“十个觉悟了的士兵或者落后工厂十个觉悟了的工人，要比……所伪造的各代表团的一百个代表重要一千倍。”（《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2卷，第248页）托洛茨基在彼得格勒苏维埃证明说，合作社官员反映农民的政治意愿，就像医生反映自己病人的政治意愿一样少，或者像邮局的官员反映发信人和收信人的观点一样少。“合作社工作人员应当是优秀的组织者、买卖人和会计师，但是农民将像工人那样，把捍卫阶级权利的任务交给自己的苏维埃。”这并没有妨碍合作社工作人员得到150个席位，也没有妨碍他们与经过改组的地方自治机关以及各种所有其他被拉来投票的组织一起完全歪曲群众代表制度的性质。
　　彼得格勒苏维埃把列宁和季诺维也夫列入了自己出席民主会议的代表团名单。临时政府下令在剧院大厦入口处逮捕上述二人，但不在会议大厅内逮捕他们，显然妥协派分子与克伦斯基之间就是这样达成协议的。不过这事仅限于苏维埃的政治示威，因为无论列宁还是季诺维也夫都不打算出席会议。列宁认为布尔什维克在那里本来就没有什么事情可做。
　　民主会议于9月14日，也就是国务会议过后整整一个月在亚历山大剧院观众厅开幕。获准出席的人数达到了1775人，大约1200人出席了开幕式。布尔什维克当然是处于少数。不过，尽管耍尽了选举制度的花招，他们还是代表着一个很大的集团，在某些问题上这个集团把超过代表总数三分之一的人聚集到了自己周围。
　　一个强有力的政府面向一个像是“民间的”会议发表讲话合适吗？这个问题成了冬宫出现的剧烈震荡和亚历山大剧院反映出来的激动情绪的主题。到最后，政府首脑下决心与民主派见面。施里亚普尼柯夫描述了克伦斯基出现在大厅时的情况：“受到掌声欢迎的他朝主席团走去，与坐在桌子后面的人一一握手。按次序轮到了互相坐得相隔不远的我们（布尔什维克。——托洛茨基）。我们相互使了眼色，迅速约定好不跟他握手。一个矫揉造作的姿势抹过了桌子，我避开了向我伸出的那只手，于是伸出了手的克伦斯基也就没有接触我们的手，他随后就走过去了。”政府首脑在对面那一侧，即科尔尼洛夫分子那里也遇到了这种对待。然而，除了布尔什维克和科尔尼洛夫分子之外，已经没有剩下什么真正的现实力量了。
　　为整个形势所迫，克伦斯基对自己在阴谋中所起的作用做了解释，但这一次他过于指靠自己的临场应变能力了。结果他说漏了嘴：“我知道他们想要什么，因为他们在找科尔尼洛夫之前来找过我，并且建议我实行这种路线。”左边有人喊叫起来：“谁找过您？……谁提的建议？”被对自己的话所产生的反应吓坏了的克伦斯基于是缄口不语。可是，阴谋的政治内幕以最不明智方式吐露出来了。乌克兰的妥协主义者波尔什回来后向基辅拉达报告说：“克伦斯基没能有效证明自己与科尔尼洛夫暴动没有牵连。”可是，政府首脑在自己的讲话中给自己造成了另一个至少同样沉重的打击。“到了危急时刻，所有人都会来进行解释。”在回答诸如此类令人厌烦的问话时，有人冲他大喊：“还有死刑呢？”演讲人失去了自制，完全出乎大家意料之外（大概也出乎他本人意料之外）大声说道：“请等一等，如果一份死刑判决书由作为最高总司令的我签署了，那就允许你们诅咒我。”一个士兵走近讲台，直截了当地喊叫起来：“您是祖国的灾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克伦斯基本来打算忘记他所占据的那个高位，作为一个普通人来向会议进行解释。“然而，这里所有的人都不理解人。”因此他要用当权者的语言来说话：“每一个胆大妄为的人……”可惜，这话已经在莫斯科国务会议上听过了，科尔尼洛夫还不照样敢胆大妄为吗？
　　“既然死刑是必要的，”托洛茨基在自己的发言中问道，“那么他，克伦斯基怎么又敢于说不会使用它呢？而如果他认为可以在民主派面前答应不采用死刑，那么……他把恢复死刑当作了超越惩治犯罪的轻率行为。”整个大厅的人都同意这种说法，有些人不作声，另一些人则狂怒起来。“克伦斯基的自白既使自己，也使临时政府在当时完全威信扫地了。”他的同事、崇拜者和司法部副部长杰米扬诺夫这样说。
　　任何一位部长都不能讲清楚临时政府除了解决自身的生存问题以外实际上还做了些什么。经济措施？一项也说不出来。和平政策？最直言不讳的前司法部长扎鲁德内伊说：“我不知道临时政府在这方面做了什么没有。我没有看到这一点。”扎鲁德内伊不无迟疑地抱怨说：“全部权力都掌握在一个人手里。”部长们的去留要按照这个人的暗示而定。策烈铁里不甚经意地附和说：“就让民主派自己责备自己吧，既然它那位身居高位的代表头脑发昏的话。”然而正是策烈铁里比谁都更充分地体现了导致波拿巴政权倾向的那些民主派特征。“为什么克伦斯基占据了他现在所占据的那个位子？”托洛茨基提出了异议，“克伦斯基所补空缺是由民主派的软弱和踌躇腾出来的——在这里，我还没有听到任何一个发言人承担起了为执政内阁或者为它的主席进行辩护不那么令人羡慕的荣誉。……”在抗议风暴过后，发言人继续讲下去：“我很遗憾，此刻在大厅里如此激动地表达出来的那个观点，在这个讲台上没有清楚地表达出来。没有一个发言人走到这里来告诉我们：你们为什么为过去的联合政府进行辩论？为什么又在关心未来的联合政府？我们有克伦斯基，这就足够了……”不过，布尔什维克提出问题时几乎是很自然地把策烈铁里和扎鲁德内伊，以及把他们二人和克伦斯基捆在一起的。米留科夫十分中肯地写到了这一点：扎鲁德内伊能够埋怨克伦斯基的擅权，策烈铁里只能暗示政府首脑头脑发昏——“这是些空话”。当托洛茨基在民主会议上指出没有任何人出面公开为克伦斯基辩护时，“会议马上就感觉到这是一个共同的敌人所说的话。”
　　代表政权的人谈论政权不外是把它当作负担和不幸来谈论。为政权而斗争？部长佩舍霍诺夫告诫说：“现在政权代表的是大家唯恐避之不及的东西。”是这样吗？科尔尼洛夫就没有回避。不过，还是十分新鲜的教训已经被忘记了一半。策烈铁里对自己不去掌握政权而催促苏维埃去掌握政权的布尔什维克愤恨不已。其他人附和策烈铁里的意见。是的，布尔什维克是应该取得政权！这话从主席团桌子后面说出来了。阿夫克先季耶夫对坐在离他很近的施里亚普尼柯夫说：“你们去夺取政权吧，群众是跟着你们的。”在回答邻座这种强调时，施里亚普尼柯夫建议首先还是把政权问题摆到主席团桌面上来。通过讲台上的发言和会场外的交谈表现出来的对布尔什维克半讽刺性的挑衅行为部分是嘲弄，部分是试探。这些身处彼得格勒、莫斯科和多个外省苏维埃领导地位的人下一步到底想干什么？难道他们真的也敢去夺取政权吗？我们不相信这一点。就在策烈铁里发表挑衅演说之前两天，《言论报》写道，长时期摆脱布尔什维主义的最好方法就是把国家的命运交付给它的领袖；不过“这些可悲的时代主角本身绝对不会竭力追求夺取全部政权，……事实上无论从哪个观点来看，他们的态度都不会为人所重视”。这个自负的结论至少下得太匆忙了一点。
　　布尔什维克的巨大优势——迄今为止也许还没有恰当估计到——就在于他们充分了解自己的对手，可以说看透了后者。在这方面，帮助他们的既有唯物主义的方法，也有在明确和简便方面进行的列宁式训练，还有决心坚持到底的人的敏锐警惕性。与之相反，自由主义者和妥协主义者是依据时局的需要，自己来想象布尔什维克。他们不能不这样，因为事态的发展没有为之留下出路的政党任何时候都不会显示出面对现实的能力，就如一个毫无希望的病人不能面对自己的病情一样。
　　可是，在不相信布尔什维克会举行起义的同时，妥协主义者又害怕这个起义。克伦斯基最好不过地表达了这种心理。他在自己的演讲中突然喊叫起来：“你们不要弄错了，不要以为一旦布尔什维克诽谤我，就没有民主派力量支持我了，不要以为我悬挂在半空。要记住，如果你们要做出什么举动，那么道路就会中断，紧急电报也发不出去……”大厅的一部分鼓起了掌，一部分困窘不安地保持着沉默，而布尔什维克所在的那一部分则发出了公开的嘲笑。被迫证明自己不是悬在半空的独裁专制真是差劲极了！
　　布尔什维克在自己的一份声明中对讽刺性挑衅行为、有关胆怯的指责和毫无道理的威胁进行了回应：“我们党为了实现自己的纲领而开展夺取政权的斗争，但任何时候无论过去还是将来都不打算违背全国大多数劳动群众有组织的意志去设法掌握政权。”这就等于说：我们将会作为苏维埃多数党去取得政权。“劳动群众有组织的意志”这个词语与即将召开的苏维埃代表大会有关。声明说：“这次民主会议只有那些得到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承认的决定和建议才能够为自己找到实现的途径……”
　　托洛茨基在宣读布尔什维克的声明时谈到了有必要马上把工人武装起来，这话引起多数席位发出强硬的呼喊：“为什么？为什么？”这是完全一致的惊恐和挑衅的声调。为什么？“为了建立构筑反对反革命的真正堡垒。”发言人回答说。然而又不仅仅是为了这一点。“我代表我们党以及跟我们党走的无产阶级群众告诉你们，武装起来的工人……将以俄国历史还未曾有过的英雄气概保卫革命的祖国，使她免遭帝国主义军队的侵犯……”策烈铁里把这个使大厅出现尖锐分歧的承诺说成是空洞的大话。后来的红军历史有力地驳斥了他。
　　妥协派的头头拒绝与立宪民主党人结盟成立联合政府的那个紧张时刻已经过去了；没有立宪民主党人的联合政府是不可能的。实际上也不是他们自己掌握政权！斯科别列夫自作聪明地说：“我们早在2月27日就可以掌握政权，但是……我们运用自己的全部影响力使资产阶级分子摆脱窘境……并且让他们取得了政权。”为什么正是这些先生又阻止摆脱了窘境的科尔尼洛夫分子取得政权呢？策烈铁里解释说，纯粹的资产阶级政权仍然是不可能的，这会引发内战。必须打垮科尔尼洛夫，为的是不让他自己的冒险行为妨碍资产阶级经过几个阶段以后来取得政权。“现在革命民主派成了胜利者，因此对于建立联合政府而言是特别有利的时刻。”
　　合作社领导人别尔根盖姆是这样表达合作社政治哲学的：“我们到底是想还是不想让资产阶级成为政权将属于它的那样一个阶级呢。”年迈的革命民粹主义者米诺尔恳求民主会议做出有利于建立联合政府的一致决定。要不然，“就别自欺欺人了”，我们将动手切除了。“切除谁呢？”左边的座位上有人喊了起来。“我们会互相切除。”米诺尔在一片不祥的沉默中结束了自己的发言。然而要知道，按照立宪民主党的见解，之所以需要政府层次的联盟，是为了开展反对布尔什维克“无政府主义无赖行为”的斗争。“联合思想的实质正是包含在这里。”米留科夫做了毫无隐晦的说明。就在米诺尔希望通过联合政府避免互相切除的时候，米留科夫却与之相反，他坚持认为，联合政府为动员全部力量来切除布尔什维克提供了可能。
　　就在围绕联合政府一事进行争论之际，梁赞诺夫宣读了8月29日《言论报》的一篇社论，不过它被米留科夫在最后一刻撤下来了，因而在报纸上留下了一个天窗。“是的，我们并不害怕说科尔尼洛夫将军追求的目标与我们是相同的，即我们认为这目标是为了拯救祖国而必不可少的。”这引文产生了震动。“噢，他们要拯救祖国！”在会场的左半部传来了嘘声。但是立宪民主党人有自己的辩护理由：社论毕竟没有印出来！况且并非所有的立宪民主党人都拥护科尔尼洛夫，必须善于把违背教规者与遵守教规者区分开来.
　　“有人说，不能指控整个立宪民主党都参与了科尔尼洛夫叛乱。”托洛茨基回应说，“兹纳明斯基在这里已经不是头一次对我们布尔什维克说，当我们要你们整个党对7月3—5日运动负责的时候，你们提出了抗议，因此请你们不要再重复那样的错误了，不要让全体立宪民主党人为科尔尼洛夫叛乱负责了。可是，在我看来，这种比较中有一个小小的欠缺，当你们指控布尔什维克发动了7月3—5日的运动的时候，问题就在于不是邀请他们进内阁，而是请他们进了‘十字’监狱。我希望司法部长扎鲁德内伊也不会否认这个区别。我们也会说：如果你们愿意因为参与科尔尼洛夫运动而把立宪民主党人拖进监狱，那么请不要笼统地这样做，而要从各方面单独审查每一个立宪民主党人。（笑声喝彩声：‘好！’）可是如果事情牵涉到立宪民主党要进入内阁，那么最主要的就不是哪一个立宪民主党人暗中同科尔尼洛夫达成协议的事了；——就不是萨文科夫在跟科尔尼洛夫进行谈判时，马克拉科夫守在电话机旁边的事了，也不是罗季切夫前往顿河并且与卡列金举行政治会谈的事了。事情的实质不在这里。事情实质在于所有的资产阶级报刊要么公开拥护科尔尼洛夫，要么小心地保持沉默，静候科尔尼洛夫的胜利……这就是我说你们缺少为成立联合政府所需要的立约人的缘故！”
　　第二天，赫尔森福斯和斯维亚堡的代表、水兵希什金就同一个话题说得更加直截了当和更有震撼力量：“联合内阁在波罗的海水兵和芬兰卫戍部队那里得不到半点信任，也得不到任何支持……水兵们举起了反对建立联合内阁的战斗旗帜。”出自理智的论据没有作用了。水兵希什金提出了出自海军大炮的论据。在会议大厅门口站岗的其他水兵完全赞成他的意见。布哈林后来讲到：“克伦斯基为了防备布尔什维克干扰民主会议而安排担任警卫的水兵转向了托洛茨基，他们一边摇晃着刺刀一边问道：——这玩艺儿马上就可以派得上用场吗？”这只不过是重复了“阿芙乐尔”号巡洋舰水兵在“十字”监狱会见时所提出的问题罢了。但是现在期限已经临近了。
　　如果撇开细微的差别不谈，那么在民主会议上很容易就能看出形成了三个派别：范围很广可是又极不稳定的中间派，这个不敢夺取政权的中间派赞成联合政府,但是又不想要立宪民主党人；力量薄弱的右翼支持克伦斯基，赞成与资产阶级实行没有任何限制的联合；力量要多一倍的左翼，它支持苏维埃掌握政权，或者说支持社会主义政府。在出席民主会议的苏维埃代表举行的会议上，托洛茨基赞成把政权转交给苏维埃，马尔托夫则支持清一色的社会主义政府。第一个方案获得了86票，第二个方案获得了97票，这个时候表面上只有大约一半的工人和士兵苏维埃是受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另外一半在布尔什维克与妥协派分子之间动摇不定。但是布尔什维克是代表全国最发达的工业和文化中心的强大苏维埃讲话的，他们在苏维埃里面比在民主会议上要强大得不知多少；而在无产阶级和军队中间，他们又比在苏维埃不知强大多少。落后地区的苏维埃也在不断地向先进地区的苏维埃看齐。
　　会议以766名代表赞成，688名反对，38名弃权的情况下通过了建立联合政府的决议。两个阵容几乎势均力敌！把立宪民主党375人排除出联合政府的修正案也获得了多数票595票赞成，另有493票反对，72票弃权。但是排除立宪民主党人使联合政府变得漫无目标了。因此决议整体上又遭到813票的多数否决，也就是遭到了两个极端派别，即联合政府的坚定支持者和毫不妥协的反对者反对中间派的联盟的否决，中间派只剩下183票，另有80票弃权。这是所有投票当中最齐心的一次；但是它就像它所拒绝的没有立宪民主党人参加的联合政府的主张一样空洞。米留科夫不失公正地写道：“在根本问题上，会议就这样仍然处在没有见解和没有定准的状态中。”
　　领袖们还能做什么呢？践踏排斥他们个人意愿的“民主派”意愿。为了重复解决全体会议已经解决了的问题，主席团与各党派、团体的代表又坐在一起开会。结果是50票赞成联合，60票反对。现在看来一切都清楚了吧？临时政府对民主会议常设机构负责的问题被同一个扩大了的主席团一致认可了。由资产阶级代表来补充这个机构的提议有56票赞成，48票反对，10票弃权。克伦斯基出现了，他宣布：他拒绝参加清一色的社会主义政府。从此以后，任务转化为把倒霉的民主会议打发回家，取代民主会议的是无条件联合的拥护者在其中将占大多数的这样一个机构。为了取得必要的结果，只需懂得算术法则就行了。策烈铁里代表主席团向会议提交了一个决议，其精神就是该代表机构的使命是“协助建立政权”和政府应该“批准成立这个机构”：控制克伦斯基的愿望就这样束之高阁了。资产阶级代表按规定比例补充未来的共和国临时议会或者叫预备国会，这将把批准与立宪民主党联合成立政府作为自己的任务。策烈铁里的决议等于跟民主会议想要达到的目的以及主席团刚刚做出的决定是直接对立的。但是混乱、分裂与沮丧是如此之严重，以致会议竟以829票赞成、106票反对和69票弃权的结果，接受了向它提出的略加掩饰的投降建议。“这样一来，你们暂时取得了胜利，妥协派分子和立宪民主党的先生们。”布尔什维克的报纸写道，“玩你们的游戏吧。你们着手新的试验吧。不过这将是最后的一次试验——我们向你们保证这一点。”
　　斯坦凯维奇说道：民主会议在思想方面的极端混乱，就连它的倡导者也感到震惊。”在妥协主义政党内部——“意见完全不一”。在右方的资产阶级内部，“私下里怨声载道，诬蔑诽谤满天飞，政权最后残存的威信慢慢消失……只有左派内部出现了力量的团结和情绪的一致。”说这话的是一个对手，证明这一点是一个敌人，他后来在十月革命期间朝布尔什维克开过枪。对妥协主义者来说，此次彼得格勒民主力量的检阅，等于克伦斯基在莫斯科那次对举国一致的检阅：都是破产的公开自白和政治虚弱的检阅。如果说国务会议为科尔尼洛夫暴动提供了推动力，那么民主会议最终为布尔什维克发动起义扫清了道路。
　　在散会之前，民主会议自己指派了一个常设机构，它是由与会的每个团体派出15%的成员组成的，总共大概有350名代表。此外，有产阶级的机构应该得到120个席位。政府自行增加了20个席位给哥萨克。全部人员合在一起便组成了共和国临时议会，或者叫预备国会，在立宪会议召开之前由它代表全民。
　　对于布尔什维克而言，对待共和国临时议会的态度马上就成了迫切的策略任务：到底加入还是不加入？驱使无政府主义者和半无政府主义者抵制议会制机构的动机是：不让自己的衰弱无力受到群众方面的检验，并且以此来维持自己消极的高傲权利，而这高傲既不使敌人觉得寒冷，也不使朋友觉得温暖。一个革命政党只有在把推翻现存制度作为自己的直接目的的场合，才能转过身去背朝着议会。在两次革命之间的年代，列宁极其深刻地揭示了革命的议会制度问题。
　　选举资格最受限制的议会在历史上也可能不止一次地反映了真实的阶级关系。例如，1905—1907年革命失败后的国家杜马就是如此。抵制这样的议会就等于抵制真实的力量对比，而不是使它变得对革命有利。可是，策烈铁里—克伦斯基的预备国会与力量对比没有丝毫相符之处。它是上层的无能和狡黠、对机关的神秘信仰、对形式的盲目崇拜，以及使无比强大的敌人服从这种崇拜并且以此来约束这个敌人的期望的产物。
　　为了迫使革命低头弯腰，在预备国会的重轭之下乖乖地恭顺地行进，就需要预先做到哪怕是不能击溃革命，至少也要让它遭受重创。实际上3个星期之前，资产阶级的先锋队就遭受过一次这样的重创。相反，革命则经历了力量的高涨，它不是把资产阶级共和国，而是把工农共和国作为自己的目标。当革命在苏维埃范围内更加广泛地开展起来的时候，它就用不着在预备国会的重轭之下爬行。
　　9月20日，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召开了由民主会议的布尔什维克代表、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彼得格勒委员会委员参加的党的会议。作为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人，托洛茨基提出了抵制预备国会的口号。建议遭到了一些人（加米涅夫、李可夫、梁赞诺夫）的坚决反对，也得到了另一些人（斯维尔德洛夫、越飞、斯大林）的支持。在这个有争议的问题上平分成两半的中央委员会认为自己是被迫违背党的章程和传统，把问题提交给这种会议来解决。一共提出了两个报告：分别由作为相互对立的观点的代表托洛茨基和李可夫来做。有可能认为激烈的争论只具有纯粹策略的性质，大多数人也是这样认为的。实际上，争论复活了四月的分歧，并且为十月的分歧做了准备。问题在于党是使自己的任务适应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发展呢，还是切实为自己树立夺取政权的目标？结果这次党的会议以77票对60票的多数否决了抵制的口号。9月22日，梁赞诺夫有机会以党的名义向民主会议宣布，布尔什维克将派出自己的代表出席预备国会，目的是为了“在这个妥协主义的新堡垒里面揭露同资产阶级实行新的联合的全部企图”。这听起来很激进。但是这样做实质上意味着用站在反对派立场的揭露政策偷换了采取革命行动的政策。
　　列宁的四月提纲表面上被全党接受了，但是在每一个重大问题上，三月情绪都会从它的下面浮现出来。这种情绪在党的上层仍然是非常强大有力的，在国内许多地方，该上层直到此刻才与孟什维克划清界限。列宁也只在事情过后才能干预争论。9月23日，他写道：“应当抵制预备议会。应当到工兵农代表苏维埃中去，到工会中去，总之应当到群众中去。应当号召他们进行斗争。应当给他们提出正确、鲜明的口号：驱逐克伦斯基的波拿巴主义匪帮和解散他伪造的预备议会，……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甚至在科尔尼洛夫叛乱之后，还不肯接受我们提出的……妥协办法，……同他们进行无情的斗争！毫不留情地把他们从一切革命组织中赶出去！”“托洛茨基是主张抵制的。好极了，托洛茨基同志！在参加民主会议的布尔什维克党团中，抵制的主张失败了。抵制万岁！”（《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2卷，第256页）
　　问题渗进党内越深，力量对比就越从根本上变得对抵制有利。几乎在所有的地方组织中都形成了自己的多数派和少数派。例如在基辅委员会，以叶甫根尼娅·博什为首的拥护抵制的人组成了弱小的少数派。但是几天之后，在全城代表会议上，关于抵制预备国会的决定就以压倒多数票获得通过：“不能把时间浪费在讲废话和散播幻想上。”党赶紧纠正了自己上层的错误。
　　正当那个时候，在顶回民主派有气无力的要求的同时，克伦斯基竭尽全力向立宪民主党展示自己的强硬手段。9月18日，他发布了一道解散海军舰队中央委员会的出人意料的命令。水兵们回应说：“解散海军中央委员会的命令是非法的，我们认为是无效的，要求立即取消它。”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干涉了此事，并且向克伦斯基提出了形式上的理由，要他3天后撤销自己的决定。在塔什干，社会革命党人占多数的苏维埃把政权夺到了自己手中，而且罢免了旧官吏。克伦斯基给为了平定塔什干局势而任命的一位将军发去了如下电报：“不能跟叛乱分子进行任何谈判……最坚决的措施是必不可少的。”赶来的军队占领了城市，逮捕了苏维埃政权的代表。可是马上就爆发了有40个工会组织参加的总罢工，一个星期内没有出版报纸，卫戍部队也发生了骚动。就这样，在追求秩序这个怪影的过程中，政府播下了官僚主义无政府状态的种子。
　　就在民主会议做出反对同立宪民主党进行联合的决定那一天，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提议科诺瓦洛夫和基什金接受克伦斯基要他们参加内阁的建议。就如人们传闻的那样，号令是由布坎南发出的。也许不必过于从字面上来理解这一点。如果不是布坎南本人，那么也是他的影子在进行指挥的：必须建立一个为盟国可以接受的政府。莫斯科的工业家和股票经纪人顽固不化，一个劲儿抬高自己的身价，还发出了最后通牒。民主会议就是在无休止的投票表决中进行的，它以为投票有现实意义。实际上，问题是在冬宫，在政府的残余人员与参加联合的各党代表的联席会议上解决的。立宪民主党派出自己最露骨的科尔尼洛夫分子去开会。大家互相说服对方相信团结一致的必要性。有说不完废话的策烈铁里明白表示，达成协议的主要障碍“就在于迄今为止的互不信任……这种不信任应当予以消除”。外交部长捷列申柯算了一下，在革命政府存在的197天当中，有56天处于危机状态。至于其余的日子处于什么状态，他没有说明。
　　还是在民主会议违背自己的意愿咽下策烈铁里提出的决议之前，英国和美国的记者就发电报报道与立宪民主党建立的联合政府已经确定了，并且蛮有把握地说出了新部长的名字。同时，仍然由那位罗将柯任主席的莫斯科社会活动家委员会向自己应邀参加政府的成员特列季亚科夫表示了祝贺。8月9日，这些先生就曾打电报给科尔尼洛夫说：“在这严重考验的严酷时刻，整个深思的俄罗斯都满怀希望和信心注视着您。”
　　克伦斯基宽宏大量地同意预备国会存在，条件是“承认组织政权和增补政府成员的权利只属于临时政府”。立宪民主党人迫使他人接受了这一有损尊严的条件。当然，资产阶级不会不明白，与预备国会的构成相比，立宪会议的构成对他们更加不利得多。用米留科夫的话来说就是：“立宪会议的选举一定会出现最意外的，也可能是极其有害的结果。”可是，如果说立宪民主党不久前还曾力图使政府服从沙皇的杜马，断然拒绝了预备国会的立法权，那么现在仅仅是因为它丧失了阻挠立宪会议召开的希望。
　　“要么是科尔尼洛夫，要么是列宁。”米留科夫就是这样断定二者必居其一。列宁本人则写道：“要么是苏维埃政权，要么是科尔尼洛夫专政。中间的选择是没有的。”（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2卷，第162页）米留科夫和列宁在估计形势方面如此巧合不是偶然的，与讲妥协主义空话的主角相反，这是社会基本阶级的两个重要代表。按照米留科夫的说法，莫斯科国务会议已经明显暴露出“国家分裂为两个阵容，它们之间实质上是不可能达成和解与妥协的”。但是，在两个社会阵容之间不可能达成妥协的地方，问题将会由国内战争来解决。
　　不过，无论立宪党民主党还是布尔什维克，都没有取消立宪会议的口号。立宪民主党人需要它作为反对立即进行社会改革、反对苏维埃和反对革命的最高上诉机构。资产阶级利用以立宪会议形式向前投出的民主自身的影子去跟活生生的民主对抗。只有在击溃了布尔什维克以后，资产阶级才能公开拒绝立宪会议。但是距离这个目标还很遥远。在现阶段，立宪民主党人力求确保临时政府对与群众紧密联系的组织的独立性，以便今后使它更加忠实地完全服从自己。
　　可是，没有看到形式民主道路有何出路的布尔什维克也没有拒绝立宪会议的主张。他们还不能这样做，不能脱离革命的现实情况。时局的进一步发展是否会为无产阶级的彻底胜利创造条件呢？还没有绝对的把握预见到这一点。但是除了苏维埃专政以外，立宪会议应该是在这种专政建立之前的革命的最高成就了。恰如布尔什维克要保卫妥协主义苏维埃和民主的市政机关免遭科尔尼洛夫的侵犯一样，他们也准备保卫立宪会议免遭资产阶级的侵犯。
　　历时30天的危机终于以新政府的成立而告结束。最富有的莫斯科工业家科诺瓦洛夫在其中起到了仅次于克伦斯基的主要作用。此人在革命初期资助过高尔基的报纸，后来成了第一届联合政府的成员，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之后辞职表示抗议，正当立宪民主党因为科尔尼洛夫叛乱而趋于成熟之际，他加入了该党。现在他又作为副主席兼贸易和工业部长回到了政府。和科诺瓦洛夫一道当上部长的有莫斯科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特列季亚科夫、莫斯科军事工业委员会主席斯米尔诺夫。基辅制糖厂厂主捷列申柯仍然担任外交部长。其他的部长包括社会主义者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不过他们做好了充分准备不去破坏协调一致。协约国也许对政府尤其感到满意，因为老外交官纳博科夫继续担任驻伦敦大使，立宪民主党人、科尔尼洛夫和萨文科夫的盟友马克拉科夫被派往巴黎当大使；担任驻伯尔尼大使的是“进步分子”叶菲列莫夫；争取缔结民主和约的任务就交到了这样一些可靠的人手里。
　　新政府的宣言乃是民主派莫斯科宣言的恶劣翻版。然而，联合政府的意义不在于改头换面的纲领，而在于力图完成七月危机的任务——将革命斩首，粉碎布尔什维克。不过在这里，《真理报》的化身之一《工人之路》报果敢地提醒联合派：“你们忘记了，布尔什维克——才是现在的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这提醒刺中了痛处。米留科夫承认：“致命的问题自然而然地提出来了：是不是太迟了？对布尔什维克宣战是不是太迟了？……”
　　也许是迟了。就在由六个资产阶级部长和十个半社会主义部长组成的新政府成立那一天，新的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也最终建立了，它由13名布尔什维克、6名社会革命党人和3名孟什维克组成，苏维埃以其新任主席托洛茨基提交的决议来迎接联合政府：“新政府……将作为内战政府写进革命的历史……有关成立新政权的消息从全体革命民主派那里得到的是唯一的回答：辞职！……依靠这种真正民主派的一致呼声，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将创建真正革命的政权。”敌人以为在这个决议中看到的仅仅是例行的不信任投票。实际上这是一份革命的纲领，实现这个纲领还需要整整一个月时间。
　　经济曲线图在急剧地向下滑行。临时政府、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和不久便要建立的预备国会把经济衰败的事实和征兆作为反对无政府状态、反对布尔什维克和反对革命的理由记录下来。可是他们那里连一点经济计划的迹象都找不到。政府下面为调整经济而设立的机构没有采取任何一个重大的步骤。工业家关闭了企业。铁路运行由于缺乏煤炭而缩减规模。城市里的发电站停止了运转。报纸大喊大叫灾祸降临，物价则在不断上涨。不顾各个党派、苏维埃和工会的警告，工人的罢工一浪接着一浪地发生。只有工人阶级当中已经自觉地走向革命的那些阶层没有卷入冲突，恐怕只有彼得格勒比所有地方都更加平静。
　　由于忽视群众，轻率地漠视他们的需要，用挑衅性的空话回应抗议和绝望的呼喊，因此临时政府使得大家都起来反对它。好像它是在蓄意寻求冲突似的。铁路工人和职员几乎是从二月革命时起就一直要求提高工资。好几个相关委员会都换了好几轮，然而谁也没有给予答复，结果把铁路员工弄得精疲力竭。妥协主义者安抚他们，维克热利（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则制止他们。可是到了9月24日，爆炸突然发生了。也只是到了这样的场合，临时政府才想起来要做点什么，对铁路员工做了一些让步，于是已经波及大部分路网的罢工才于9月27日停了下来。
　　8月和9月成了食品供应状况迅速恶化的两个月。在科尔尼洛夫叛乱期间，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面包定量就减少到了每人每天半俄磅。[1]在莫斯科县，开始配售的供应量每周不多于两俄磅。伏尔加河流域、南方、前线和最靠近前线的后方——国家的各个地区都在经受着严重的粮食供应危机。在莫斯科一带的纺织工业区，有些工厂已经开始是真正意义上的挨饿了。斯米尔诺夫工厂的男女工人（该厂厂主刚好就在这些天受国家支配者邀请参加了新的联合内阁）在邻近的奥列霍沃—祖耶沃一起举行了游行示威，他们的标语牌上写着：“我们在挨饿”，“我们的孩子在挨饿”，“谁不和我们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奥列霍沃的工人和住在当地部队医院的士兵与示威者共同分享自己本来就不多的口粮，这是起来反对联合政府的另一种联合。

[1]一俄磅等于409.51克。——译者

　　报纸逐日记载了一个又一个新的冲突和暴动的发生地。工人、士兵、小市民都在举行抗议。士兵的妻子要求提高津贴、扩大住房面积、增加越冬的木柴供应。黑帮分子的宣传企图在群众的饥饿当中替自己找到食物。莫斯科的立宪民主党报纸《俄罗斯新闻报》过去曾经把自由主义和民粹主义揉在一起，现在则带着仇恨和厌恶看待真正的人民。有些自由主义教授写道：“漫无边际的混乱浪潮已经在整个俄国泛滥开了……自发的和不可理解的毁灭……使得同混乱进行斗争变得极为困难……赶快采取镇压措施，帮助武装力量……然而正是这支以各地卫戍部队士兵为代表的武装力量在这场毁灭中起到了主要作用……人群……蜂拥走上街头，并且开始觉得自己就是局势的主人。”
　　萨拉托夫的检察长向司法部长马利安托维奇（此人在第一次革命期间认为自己是一个布尔什维克）报告说：“无力与之进行斗争的主要祸害就是士兵……私自处刑、擅自逮捕和搜査、各种各样的征用——所有这一切在大多数场合要么只是由士兵，要么是在他们的直接参与下干出来的。”在萨拉托夫市，在各个县城和乡村，“根本没有任何方面对司法部门予以协助”。不过检察机关已经来不及记录下全体人民所犯下的罪行了。
　　布尔什维克自己并没有对未来必将与政权一道落到他们肩上的困难抱有幻想。彼得格勒苏维埃新任主席说：“在提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的同时，我们也知道，这个口号不会瞬间就能治愈所有的病根。我们需要建立类似工会理事会那样的政权，它提供给罢工者所能提供的一切，什么也不隐瞒，不可能提供的时候，它会公开承认这一点……”
　　这届政府最初召开的会议中有一次是专门讨论各地“无政府状态”的，尤其是农村的“无政府状态”。会议再次认定务必“不停止采取最坚决的措施”。临时政府连带发现，与混乱现象进行的斗争之所以一事无成，其原因就是政府特派委员在农村居民群众中间“缺乏声望”。为了让事情有起色，会议决定在混乱状态所笼罩的所有省份火速建立“临时政府特别委员会”。从今以后，好像农民应当以欢呼声来迎接讨伐队。
　　不可战胜的历史力量把统治集团往下拉，没有人当真相信新政府会有所成就。克伦斯基的孤立是无法改变的。有产阶级不会忘记他对科尔尼洛夫的背叛。“即使有人准备去跟布尔什维克搏斗。”哥萨克军官卡克留金写道，“他也不会愿意以临时政府的名义和为了保卫临时政府的权力来做这件事。”在抓住政权不放的同时，克伦斯基本人又害怕把它用来做任何事情，日益增长的强大反抗最终使他的意志濒于崩溃。他尽量避免做出无论什么样的决定，也极力不到冬宫去，因为那里面的情况责成他必须采取行动。几乎是紧随着新政府成立之后，他立刻就把主席的职务扔给了科诺瓦洛夫，而自己跑到极少需要他的大本营去了。只是因为预备国会的召开他才回到了彼得格勒，他不顾部长们的劝阻，仍然于14日重新去前线了。克伦斯基在躲避对他紧追不舍的命运。
　　据纳博科夫说，克伦斯基最亲近的同事和副手科诺瓦洛夫由于克伦斯基的变化无常和他的话完全不可相信而感到绝望。但是内阁其他成员的情绪与其首脑的情绪没有多大差别。部长们小心翼翼地察颜观色，阿谀奉承，耐心等候，反复涂画无用的便笔，做—些无用的屑碎琐事。同样据纳博科夫讲述，司法部长马利安托维奇十分担心最高法院的法官不允许新同事索科洛夫身着黑色礼服来见他们。“您怎样看，还需要做些什么呢？”马利安托维奇忐忑不安地问道。克伦斯基制定的礼仪得到了严格的遵守，致使部长们相互之间不是像普通人那样以父名相称，而要按照所担任的职务来称呼，——“某某部长先生，”——一个有力政权的代表就该这样。当事人的回忆录仿佛就是讽刺作品。关于自己的陆海军部长，克伦斯基本人后来这样写道：“这是所有任命当中最不成功的；韦尔霍夫斯基把某种难以捉摸的笑话带到自己的活动中来了。”然而不幸的是，无意识的滑稽情调贯穿于临时政府的全部活动，这班人不知道他们应该做些什么和怎样实行改变。他们不是在进行统治而是在扮演统治者，就像学生扮演士兵一样，只不过远不如后者有趣罢了。
　　作为目击证人说话的米留科夫特点鲜明地描述那个时候政府首脑的状态：“克伦斯基失去自己的立足之地，越往后他就越暴露出那种医学语言称之为‘心理上的神经衰弱’的精神病态。那些亲近的朋友早就知道，克伦斯基从早晨精力极其衰弱的状态，在他所服药物的作用下，下午就能进入极其兴奋的状态。”立宪民主党籍的部长基什金原先的职业是精神病医生，米留科夫用他擅长同那位患者打交道来解释他的特殊影响。我们把这些信息完全归由这位自由主义历史学家负责，他确实完全有可能了解真相，但是他远非总是通过自己的最高准则来选择真相。
　　像斯坦凯维奇这样如此亲近克伦斯基的人的证词，证明了米留科夫提出的即使不是精神病学方面的那么也是心理学方面的鉴定。斯坦凯维奇写道：“克伦斯基令我产生的印象是对整个形势持某种程度的漠视，以及任何时候都不曾有过的莫名其妙的安静。围绕在他身边的只有那些忠实的‘助手’。然而既没有以前常有的簇拥的人群，也没有代表团，也没有聚光灯了……出现了令人纳闷的闲暇时光，于是我也有难得的机会一个钟头接一个钟头地同他进行讨论，而且他也流露出了某种奇异的从容不迫神态。”
　　每一次政府的重新改组都是为了实现强有力的政权，每一届新内阁也都是满怀乐观情绪开始工作的，为的是不要过多久便陷入意志消沉状态，然后它等候外部的推动力，却为的是再次垮台。这种推动力每次都是群众运动提供的，如果抛开迷惑人的表面现象，那么政府的每一次改组都是与群众运动的方向背道而驰的。从一届政府过渡到另一届政府往往充满了具有一次比一次更加严重和更加病态性质的危机。每一次新的危机都在耗费一部分国家政权，都在削弱革命，也在使统治者集团精神沮丧。头两个月期间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可以做任何事情，甚至能要求资产阶级去执掌名义上的政权。在接下来的两个月期间，临时政府和执行委员会一起还可以做很多事，甚至在前线发动进攻。在执行委员会遭到削弱的情况下成立的第三届政府能够着手击溃布尔什维克，但是它没有能力把这事进行到底。经历了长期自身危机以后产生的第四届政府已经没有能力做任何事情了。它好不容易出生了，随即便走向死亡，眼睁睁地等候自己的掘墓人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