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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十月革命（上） >> | |
忠实于其传统，即经不起一个严重打击，临时政府又于8月26日夜间瓦解了，如我们上面说的。立宪民主党人退出政府，以便利科尔尼洛夫。社会主义者退出政府，以便利克伦斯基。如此开始了一个新的政府危机。首先提出了克伦斯基自身问题。政府首脑变成阴谋的一个共犯者。人家如此气愤他，提到他的名字，连妥协派领袖有时也要借用布尔什维克派的词汇了。欠尔诺夫，不久之前才从那全速率开驶的内阁火车中跳出来，在他的党的中央机关报上写文章，关于“那个混沌，在其中，你不能分别出哪里是科尔尼洛夫终点和哪里是费洛宁科、萨文可夫的起点，哪里是萨文可夫终点和哪里是本色的临时政府起点。”这个暗示是很明白的。所谓“本色的临时政府”者，——自然就是克伦斯基，他与欠尔诺夫同属于一个党。
但虽然拿激烈的话来抚慰他们的感情，妥协派仍决定没有克伦斯基，他们便行不通。他们不许克伦斯基赦免科尔尼洛夫，但自己赶紧赦免了克伦斯基。为报酬起见，克伦斯基答应在俄国政府形式问题上让步。昨天人家才坚持惟有立宪会议能够决定这个问题，如今法律手续上的困难忽然消失了。在政府宣言上，科尔尼洛夫之免职，是拿“救祖国，救自由，救共和”之需要来解释的。这个纯粹口头的而且已经过时的对左派让步，自然丝毫不能增加政府的威权，——尤其因为科尔尼洛夫自己也曾宣布是个共和派。
8月30日克伦斯基不得不将萨文可夫免职：几天之后萨文可夫又被那个无所不包的社会革命党开除了。但是一个在政治上与萨文可夫同等的人物，帕钦斯基，立刻被任为总督了；他一上任就封闭布尔什维克派报纸。执行委员会提出抗议。《新闻报》称这事为“粗笨的挑唆”。再过三日，帕钦斯基又不得不被免职。克伦斯基并不想改变他的总政策，这一点可以由此事实证明的，即早在31日他就组成了新政府，有立宪民主党人参加。此事连社会革命党人也不肯答应的，他们以召回自己的代表来恐吓。那是策列铁里，他替政权开了一张新药方“保存合作观念，但排除那些拖累政府的分子。”史高倍列夫附和说：“合作观念加强了，但政府中不能有位置留与哥尼洛同谋的党派。”克伦斯基不同意这个限制；克伦斯基在他的立场上是对的。
与资产阶级合作，同时又排斥占支配地位的资产阶级政党，——那显然是不合理的。这一点，加米涅夫曾于某次两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上指出来，他以特有的教训口气，从最近诸事变推出了结论“你们叫我们走上一条更危险的道路，与那些不负责任的人群合作。但是你们忘记了，过去几日不祥的事变所结成的和巩固的那个合作，——革命的无产阶级、农民和革命的军队之间的合作。”加米涅夫又提起了5月26日托洛茨基替喀琅施塔得水兵辩护反对策列铁里的控告时说的几句话“反革命的将军要拿绳圈套住革命的颈项时候，立宪民主党人将拿肥皂来涂抹绳子，喀琅施塔得水兵则将起来同我们一道战斗，一道死”。这话提得正对。对于什么“民主团结”，什么“诚实合作”等议论，加米涅夫回答道：“民主力量能不能团结，要看你们肯不肯与维包格区合作，……任何其他的合作都是不诚实的。”加米涅夫的演说无疑造成了深刻的印象：苏汉诺夫记道“加米涅夫说得很聪明而机警。”但这演说除了造成一个印象以外别无结果。两方面的路线都是预先定好了的。
一开始，妥协派和立宪民主党的决裂就仅仅是装模作样的。拥护科尔尼洛夫的自由派自己本来明白必须韬晦几日。因此幕后决定了——显然取得立宪民主党同意——成立一个政府，超出于全国一切真实势力之上至于如此程度，使人无疑明白了它的临时性质。除了克伦斯基以外，五人执政局含有：外交部长德列钦可，他已经成了不可替代的人物了，为了他和协约国外交家的联络；莫斯科军区司令凡尔霍夫斯基，为此原故，他由上校急升为将军；海军上将凡德勒夫斯基，为此原故，他急忙从牢内放出来；最后，可疑的孟什维克尼基丁，他的党不久就通知他开除党籍了。
借了他人之手打败科尔尼洛夫以后，克伦斯基似乎只关心一件事，即如何去实行科尔尼洛夫的政纲。科尔尼洛夫要把总司令权力和政府首脑权力合而为一，克伦斯基成就了。科尔尼洛夫要以五人执政局来遮饰个人独裁，克伦斯基实现了。资产阶级要求欠尔诺夫辞职，克伦斯基就把他赶出冬宫。阿列克谢耶夫，立宪民主党的英雄，而且举他为候补内阁总理，——克伦斯基则任命他为总司令部总参谋长，即是全军的事实的领袖。在他的告海陆军命令中，克伦斯基要求军队之中停止政治斗争，即恢复原初状态。列宁在他的躲藏所，以他特有的异乎寻常的简单论断，叙述上层分子中这个状况道：“克伦斯基是一个科尔尼洛夫派，偶然同科尔尼洛夫反目，但仍旧与其他的科尔尼洛夫派亲密结合的。”这中间只有一点缺陷：反革命失败得太甚了，使克伦斯基的个人计划不好实行。
执政局赶紧从狱中放出以前的陆军部长古契柯夫，他是因教唆阴谋嫌疑被捕的。一般说来，司法机关并未曾动手惩罚立宪民主党教唆犯。在此情形之下愈来愈加困难把布尔什维克派锁禁在牢里了。政府想出了一个办法：不用撤消控告，准许布尔什维克派保释出狱。彼得格勒总工会负起了“替革命的无产阶级领袖做保人的光荣”，9月4日，托洛茨基便以区区三千卢布保金放出了，——这笔款根本上也是虚构的。邓尼金将军，在他的《俄国纷乱史》中以动情的笔调写道：“9月1日，科尔尼洛夫将军被捕了；9月4日，勃朗施坦（托洛茨基本名）被同一临时政府释放出狱。这两个日子，俄国人应当牢记的。”布尔什维克派之保释还继续了几日。从狱中释出的人绝不浪费时间。群众等待他们，召唤他们。党需要人才哩。
托洛茨基出狱那天，克伦斯基发布一个命令，承认那些委员会“大有功于政府”，但要它们以后停止活动。连《新闻报》也不得不说颁布这命令的人“颇不识时务”哩。彼得格勒各区苏维埃联合会议，通过一个决议案，“不解散那些革命的斗争组织”。下层来的压力如此之大，使得妥协派的“革命军事委员会”议决不服从克伦斯基的命令，而且号召各地分会“为了局势依旧严重之故，仍拿以前毅力和坚忍出来工作。”克伦斯基吞声忍受了：他没有别的办法可想了。
执政局这个全能的首脑，每走一步都得看到：局势已经改变了，反抗的精神已经长大了，必须改变一点政策，——至少口头上改变。9月7日，凡尔霍夫斯基在报上宣布说：“科尔尼洛夫叛乱以前准备下的复兴军队纲领，暂时必须搁置起来”，因为在现时军队心理状况之下，“这个纲领若实行起来只有更加涣散了军心”。为表明一个新时代的开始，陆军部长就到了执行委员会来。他声明：大家尽管放心，阿列克谢耶夫将军就要走了，一切与科尔尼洛夫叛乱有关的人也都要跟着他走了。他接着说：健全的原则必须注入军队之中，但非借助于鞭子和机关枪，而要依靠宣传权利，正义和严肃的纪律的思想。这话听来，好像是在初春时革命那几日说的。但此时是九月，秋天已经来到了。几天之后阿列克谢耶夫果真免了职，接他任的是杜霍宁将军。这位将军的本领就在于没有人知道他。
为此让步之交换条件，海陆军部长要求执行委员会立即帮助：军官们头顶上悬着达摩克利斯之剑[1]；最糟的是波罗的海舰队：你们必须叫海军士兵安静下来。长期辩论之后，仍旧同往常一样，决定派一个代表团到舰队那里去。妥协派并且坚持这代表团须有布尔什维克派参加，首先须有托洛茨基参加。他们说，惟有这个条件，代表团才能做出成绩来。托洛茨基声明：“我们坚决拒绝策列铁里主张的那种与政府合作的形式。……政府实行一种彻底错误的政策，违反民众利益，并不受民众监督。但到了这个政策走进断头巷或闯出大祸时候，人家又叫革命的组织来做苦工，去补救那些不可避免的后果了。……这个代表团的任务之一，如你们提出的，就是在卫戍军中搜索‘不良分子’即奸细和侦探。……你们忘记了么，我自己就是受第108条刑法控告的……在反对民众自由处决时候，我们有我们的办法。……不是与检察官和反间谍携手的，而是用说服、组织和教育手段，——那是一个革命党的方法。”
召集“民主会议”，是在科尔尼洛夫叛乱那几天中决定的。会议的目的是再来一次显示民主势力，引起左右两方敌人尊敬，而且——这并非不重要的——约束那个太急躁的克伦斯基。妥协派认真的图谋使政府服从一种临时的代议机关，直至立宪会议召集为止。资产阶级事先就采取敌视态度，认为这个会议是民主派图谋巩固他们战胜科尔尼洛夫后占据的地位。米留可夫在他的《历史》中写道：“策列铁里这个把戏，本质上是完全屈服于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计划。”恰恰相反，策列铁里的把戏正是意图主要麻痹布尔什维克派争取苏维埃政权的斗争的。民主会议对抗苏维埃大会。妥协派要为自己创立一个新基础，图谋以人为手段结合各种组织来窒死苏维埃。民主派凭自己的意志分配投票权，唯一的关心就是保证自己能得一个无疑的多数。上层团体所得代表名额，比下层团体多得多。自治机关，连那未曾民主化的地方自治会议在内，大大超过了苏维埃。合作社人员扮演着操纵命运的角色。
此时以前，合作社人员在政治上毫无位置，第一次被推上政治舞台的是在莫斯科国政会议那几天中，从此时起他们就以二千万社员代表资格出来说话了，——或者简单说，他们是以俄罗斯全国人民半数代表者资格出来说话。合作社的根，经过农村的上层分子，而伸入农村之中：这些上层分子赞成一种“公正的”没收地主土地，但附了一个条件，即他们自己的财产，时常很可观的财产，不仅能得保护，而且能够增加。合作社诸领袖是从自由的民粹派知识分子出身的，部分地也是从自由派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出身的，他们构成一个自然的桥梁，联合立宪民主党和妥协派。合作社人员对于布尔什维克派采取仇恨态度，正如富农对于不服从的雇工一般。他们揭开了中立面具之后，妥协派急忙抓住他们，为的加强自己力量，以反对布尔什维克派。列宁拼命攻击民主厨房那些厨子：“十个顽固的士兵或落后工厂工人，比一百个这些冒充的……代表，要更值价一千倍。”
托洛茨基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中也说：这些合作社办事人之不能表示农民的政治愿望，正如医生不能表示病人的政治愿望，邮递员不能表示寄信人或收信人的政治愿望一般。“合作社人员可以做好的组织者，商人，账房先生，但农民为了保卫自己的阶级利益是信任苏维埃的，同工人一样。”这并不能阻止合作社人员取得150个坐席，而且同未改造的地方自治会议和种种其他傀儡团体一起，完全紊乱了群众的代表制度。
彼得格勒苏维埃，将列宁和季诺维也夫名字列入于派赴民主会议的代表名单中。政府发布一个命令，在会场门口逮捕这二个代表，但不在会场之内逮捕他们。这显然是妥协派和克伦斯基两方面约好的。但这件事情不过是苏维埃方面一种政治示威而已：无论列宁或季诺维也夫都无到会之意。列宁认为布尔什维克派在这会议中简直没有事情可做的。
民主会议开会于9月14日，恰在国政会议之后一个月，会场借用亚历山大戏院。共收得代表证明书1775份。开幕时出席的约1200人。布尔什维克派自然占少数：但无论选举方法如何狡狯，布尔什维克派代表终于形成很大的一群，在某些问题上甚至集合了三分之一代表在自己周围。
一个强硬的政府出席于这样一种“私的”会议，是合宜的么？这个问题使得冬宫取决不下，也使得亚历山大戏院激昂兴奋。最后，政府首脑决定现身于民主派面前了。希里亚泼尼高夫描写克伦斯基出台时情形说“他得到拍掌欢迎，便走到主席团来，同坐在那里的人握手。我们（布尔什维克派）的坐位相互间距离不远，轮到我们同他握手时，我们互相望了一下，决定不伸出我们的手。演戏的姿势越过桌子来，——我不理那双献给我的手，克伦斯基伸着手，没有碰到我们的手，就沿桌走过去了！”这位政府首脑，到科尔尼洛夫派面前，也得到同样的待遇。除了布尔什维克派和科尔尼洛夫派之外，现在已经无其他的真实力量了。
克伦斯基为整个局势所迫，不得不解释他在阴谋中起什么作用：这次他又太依赖他的临机应变才能了。他不经意地说：“我们知道我们要的什么。他们未去找科尔尼洛夫以前，先来找过我，提议我来实行那个路线。”左边叫喊：“谁找你？谁提议？”给自己话的回声吓坏了，克伦斯基于是退缩起来。但阴谋的政治内幕已经泄露出来了，连最天真的人也知道了。乌克兰妥协派博尔希回去后报告在基辅的乌克兰民族议会说：“克伦斯基并未曾成功来证明他没有参加科尔尼洛夫暴动。”但这位政府首脑在演说中又给了自己一个打击，同样严重的。回答着“在危险时候大家都要走上前来，并解释自己的行为”，这几句人人讨厌的话之时，有个人喊道：“那么死刑呢？”克伦斯基于是失去了均衡，大叫起来，完全出于每个人意料之外，也许出于他自己意料之外：“等一等罢。如果我，总司令，曾签了字，枪毙了一个人，那你们尽管咒骂我好了。”一个士兵走到主席台边上来，直对他喊道：“你是国家祸患！”这还了得！他，克伦斯基，原想忘记了他占据的高位，而以一个同等的资格同到会代表讨论问题的。“但此地大家都不了解这个人。”所以他要拿权威的话来说了：“无论何人，凡敢……”可惜，这话，人家在莫斯科已经听过了；而且科尔尼洛夫还是敢……
托洛茨基演说时问道：“死刑如果是必要的，他，克伦斯基，如何敢说他将不使用死刑呢？如果他认为可以允许民主派不去使用死刑，那么……恢复死刑这件事就成了轻率的行为，而且走入了犯罪的界线。”整个会场都同意这话，——有些人不响，有些人咆哮着表示同意。“以此自白，克伦斯基严重败坏自己的威望以及临时政府的威望了，”——他的同僚和崇拜者司法部次长德米扬诺夫说。
没有一个部长能够报告：政府除了解决自己如何生存问题外还做了些什么事情。经济措施么？没有一个人说得出来。和平政策么？“我不知道，临时政府在这方面是否做了点事情。我没有看见。”——前任司法部长札鲁疑说，他比别人更坦白一点。札鲁疑很狼狈地诉苦说：“全部权力都落到一个人手里了”，部长的来去惟他所欲。策列铁里不谨慎地提起了这个话题：“民主派应当自责的，倘若上头，他们的代表人昏头昏脑了。”但正是策列铁里最完全代表了民主派所有那些特性，使得政府之中发生了拿破仑主义倾向。托洛茨基反驳说：“克伦斯基为什么能占据他现在占据的位置呢？由于民主派懦弱和犹豫，克伦斯基才落得这个位置。……我未曾听到一个演说家，在这里出来替执政局或其首脑辩护……”会场爆发一阵抗议声之后，托洛茨基接着说：“我很抱歉说出，会场这种强烈表示，其所代表的观点并未曾在这演说台上明白发挥出来。没有一个人曾上这里来，告诉我们：‘你们为什么议论合作政府的过去呢？你们又为什么操心它的未来呢？我们现在有克伦斯基，那就够了……’”。但是布尔什维克派之提出问题，自然而然的把策列铁里和札鲁疑联合起来，又把二者和克伦斯基联合起来。关于这点，米留可夫说得很对：札鲁疑可以埋怨克伦斯基专横，策列铁里可以暗示政府领袖昏头昏脑，——“那不过是几句话而已”——可是当托洛茨基说会场中没有人出来公然替克伦斯基辩护时候，“会场立刻觉得这话是一个共同敌人说的了。”
那些代表政权的人，说起了政权，好像说着一件负担和一个灾祸一般。为政权而斗争么？贝显洪诺夫部长教训代表们说：“政权现在成了人人避之惟恐不及的东西。”这话是真的么？科尔尼洛夫并未曾避之惟恐不及的。但这个十分新鲜的教训已经半被遗忘了。策列铁里猛烈攻击布尔什维克派，因为他们自己不拿取政权，而推动苏维埃去拿政权。其他的人也接受了策列铁里的思想。是的，布尔什维克派应当拿取政权的！——主席团坐在长桌旁边喃喃自语。阿夫克森齐耶夫转过脸来向他身旁坐着的希里亚泼尼高夫说道：“把政权拿去罢，群众要跟你们走的。”希里亚泼尼高夫以同样口气回答他的邻座，提议先把政权交到主席台上来。台上演说和幕后谈话，这个半玩笑的邀请布尔什维克派拿取政权，一半是嘲谑，一半是试探。那些人现在抓住彼得格勒，莫斯科以及好多外省的苏维埃了，他们下一步打算做什么呢？他们果真敢夺取政权么？这是难以相信的。策列铁里的挑衅式演说以前二天，《言语报》曾宣言，若要排除布尔什维克主义至好多年之久，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国家命运交付于布尔什维克派领袖。“但那些可怜的时下英雄，自己也不愿夺取全部政权的，……实际上，无论从什么观点看，他们的地位都不值得重视。”这个骄傲的结论，至少可以说是太仓促做成的了。
布尔什维克派的一件大本领，——直至现在，我觉得，人家尚未恰切估计到，——就是在于他们非常深知他们的敌人，完全看透了他们。这是唯物的方法，列宁式的清楚和简单，以及决心奋斗到底的人的警觉——帮助了他们。他方面，自由派和妥协派则凭着自己需要和临时要求来想像布尔什维克派。他们不能不如此。这些完全没有前途的党派，永远不能够正视现实，正如一个没有希望的病人不敢正视他的病一般。
然而妥协派虽不信布尔什维克派能暴动，却仍害怕布尔什维克派的暴动。这个害怕心理，克伦斯基表现得最明显。他在演说中忽然叫喊道：“你们不要想错了。你们不要以为布尔什维克派打击我时候，民主派势力不会来赞助我。你们不要以为我是悬挂在空中。记得罢，倘若你们进行什么事情，铁路就要停驶的，邮电也传递不通……”会场上一部分人拍掌，一部分人保持一种不很惬意的沉默。布尔什维克派则轰然大笑。须得声明它不是悬挂在空中，——这样的独裁未免太可怜了。
布尔什维克派在他们的宣言中，回答了那种开玩笑的邀请，那种怯懦的控告，那种笨拙的威吓，说道“我们的党为政权而斗争，为的是实现我们的政纲，我们始终不愿违反全国劳动群众大多数人有组织的意志去夺取政权。”这话意思想说：我们要以苏维埃多数党资格去取得政权。“所谓劳动阶级有组织的意志”者即指未来的苏维埃大会而言。宣言又说“此次会议的决定和提议之中……惟有能得全俄国苏维埃大会核准的，才有实行的希望……”
托洛茨基朗读布尔什维克宣言时候，提到必须立刻武装工人，就惹起了大多数席上顽强的叫喊“为什么？”“做什么用？”叫喊之中仍含有那种惊惶和挑衅意味。做什么用呢？托洛茨基回答说：“为的造成一个真正的堡垒以抵抗反革命。”但不仅为此，“我以我们的党名义，拥护我们的党的无产阶级群众名义，告诉你们：武装的工人……将以俄国历史上前所未见的英勇，保卫革命之国以抵抗帝国主义军队。……”这个诺言清楚的划分全会场为两派，——策列铁里则称之为一句空话。后来，红军的历史驳斥了他。
妥协派领袖拒绝与立宪民主党人合作，那个热烈时期现在早已过去了：没有立宪民主党人，合作政府证明是不可能的。实在我们自己不要拿政权！“2月27日，我们就可以取得政权了，但……我们使用所有我们的影响去帮助资产阶级分子从迷惘之中醒悟过来……而走上政权。”这是史高倍列夫的理论。可是科尔尼洛夫派从迷惘中醒悟过来时候，这些老爷又为什么阻止他们取得政权呢？策列铁里解释说：一个纯粹的资产阶级政府还是不可能的：那将惹起国内战争。必须打败科尔尼洛夫，为的使他不会以他的冒险来阻止资产阶级一步步走上政权。“现在革命的民主派已经胜利了时候，正是进行合作的特别顺利的机会了。”
合作社的政治哲学，由其领袖柏坚涵提出来：“无论我愿不愿意，资产阶级是政权所归的阶级。”老革命家，民粹派弥诺尔，要会场一致决定拥护合作。否则：“我们欺骗自己是没有用的。否则我们将屠杀——”“屠杀谁呢？”——左派方面喊道。“我们将互相屠杀，”弥诺尔于不祥的寂静之中做了结论。但事实上，所以有合作政府必要的，照立宪民主党人之意，乃是为的打击布尔什维克派的“无政府流氓”。“合作观念的真谛正在这里”，如米留可夫十分坦白解释的。弥诺尔希望合作可以避免妥协派和布尔什维克派之间互相屠杀；米留可夫则相反，他坚定希望着，合作可以团结妥协派和立宪民主党的势力来屠杀布尔什维克派。
正当讨论合作问题时候，梁赞诺夫宣读8月29日《言语报》上一篇社论，——付印时候，米留可夫临时把这篇社论撤消了，那日报纸留下一方空白。这社论说：“是的，我们不害怕说出，科尔尼洛夫将军追求的那些目的乃是我们认为救国所必需的。”这个宣读轰动了会场。左方有人叫喊道：“哦，他们如此救国！”但立宪民主党找到了辩护人：毕竟这篇社论没有印出来！而且并非所有的立宪民主党人都拥护科尔尼洛夫，我们必须晓得分别：哪是罪人，哪是圣者。
托洛茨基回答道：“人家说，我们不该控告整个立宪民主党都参加科尔尼洛夫叛乱。这里，志那门斯基对我们，布尔什维克派说，而且不是第一次说：‘你们提出抗议，当我们叫你们全党为7月3日至5日运动负责时候，你们现在不要重复同样的错误了；不要叫所有的立宪民主党人都为科尔尼洛夫叛乱负责。’但我的意见，以为这个比较有一点不确切。他们控告布尔什维克派号召7月3日至5日运动之时，并不是邀请布尔什维克派参加政府问题，而是邀请他们走进克列斯基蒂监狱问题。札鲁疑(司法部长)，我希望，也不会否认这个差异的。现在我们还是说：倘若你们为了科尔尼洛夫运动要把立宪民主党人拉进监狱去，那你们不该通通拉进去，而要从各方面一个一个的加以检查（笑声，有人叫‘好呀！’)但如果是邀请立宪民主党参加政府的问题，那么有决定意义的事情就不是这个或那个立宪民主党人在幕后与科尔尼洛夫勾结了，就不是萨文可夫和科尔尼洛夫进行谈判时麦克勒可夫正在电话机旁了，就不是劳及乔夫到顿河去同加雷定作政治谈判了，——那些都不是事情的本质：事情的本质乃是整个资产阶级报纸，或者公开欢迎科尔尼洛夫，或者小心的不作声等待他的胜利。……所以我告诉你们：没有人同你们合股开店的！”
第二日，赫尔辛基和斯维亚包格一个代表，水兵希诗金，更简单而深入地说到同一论题：“一个合作政府，决得不到波罗的海舰水兵和芬兰卫戍军士兵的信任或拥护的，……水兵们已经挂起了他们的战旗，来表示反对合作政府！”以理论来反对没有效力了。水兵希诗金便拿出海军大炮来反对。他得到其他的水兵完全拥护，他们正在守卫会场门口。布哈林后来记载：“克伦斯基调来保护民主会议以防备我们的那些水兵，如何走到托洛茨基身边来，摇晃着刺刀，问他：‘我们快要使用这些家伙了吗？’”这不过是将曙光号水兵来克列斯蒂监狱探望时的问题重复一遍而已。但现在时机是更加临近了。
如果我们除开细微的差异不说，我们就容易看出民主会议分为三个派别：一个人数颇多的但很不固定的中派，——他们不敢夺取政权，他们赞成合作政府，但不要立宪民主党；一个柔弱的右派，——他们无条件的拥护克伦斯基，拥护与资产阶级无限制合作；一个左派，比右派强二倍，赞成苏维埃政权或社会主义政府。苏维埃派赴民主会议代表团某次会议上，托洛茨基主张政权归苏维埃，马尔托夫则主张清一色的社会主义内阁。前者得到86票，后者得到97票。当时形式上约有一半的工人苏维埃受布尔什维克派指挥；其他一半则摇摆布尔什维克派和妥协派中间。但布尔什维克派是以国内工业中心和文化中心诸有力的苏维埃名义说话。他们在苏维埃之中比在民主会议之中强得多了，在无产阶级和军队之中又比在苏维埃之中强得多了。何况那些落后的苏维埃也很快的跟着先进的苏维埃走。
在民主会议中，以766票对688票及38票弃权通过了赞成合作政府。两个阵营差不多相等的！一个修正案排除与立宪民主党合作的，得到了多数通过：595票对493票及72票弃权。但排除了立宪民主党，合作政府就完全没有作用的了。为此之故，整个决议案是被613票之数否决了的，——这是左右两极端之联合，合作政府之最坚决的拥护者和最彻底的反对者之联合，以反对中派；中派只剩下183票，外加80票弃权。这是各次表决中最一致的票数，——但这个一致是毫无意义的，恰好同它所反对的那个不要立宪民主党的合作政府观念一般。如米留可夫正确观察的，“关于基本问题，此次会议便是这般没有一个意见，没有一个公式。”
领袖们还能做什么事情呢？只好强奸“民主群众”的意志，——这个意志正是排斥领袖们的意志。包含各党各派代表的一个主席团召集了，为的重新决定那已经在全体会议上决定了的问题。结果50票赞成合作，60票反对。现在事情似乎明白了罢？政府是否应当对那当作常设机关的民主会议负责，——这个问题，得到肯定的决议，即由那个扩大的主席团一致通过。56票对48票及10票弃权，赞成资产阶级代表补充这个常设机关。克伦斯基于是出来宣布他拒绝参加一个清一色的社会主义政府。那么唯一可做的事情只有把那个不幸的民主会议送回老家去，而代之以其他机关了，在此机关之中赞成无条件合作的人将占多数。要实现这个愿望，只消懂得初步的算术则就够了。策列铁里以主席团名义，向会场提出一个决议案，规定这个代议机关之召集，是为的“帮助创立一个政府”，而政府应当“认可这个机关”。如此，约束克伦斯基，这个梦想就放进旧档案里面去了。资产阶级代表补充至必需的比例以后，未来的“共和参议会”或“预备国会”就将以批准一个同立宪民主党合作的政府为其任务了。策列铁里的决议案，同会场所要求的和主席团所决定的，恰恰相反；但是一般的衰朽，腐败和颓丧到了如此程度，以致会场通过了那个稍微化装的屈服决议案：829票对106票及69票弃权。布尔什维克派报纸写道“你们暂时胜利了，诸位妥协派先生和立宪民主党先生。玩你们的把戏罢。做你们的新试验罢。这将是你们的最后一个试验，——我们敢打赌。”
史丹开维奇说：“民主会议，其异乎寻常的思想懈怠，连发起人也吃惊的。在妥协派当中，完全的纷乱；右方，在资产阶级当中，怨声喧然，人家低声传达诬蔑的消息，政府威权的最后残余渐渐腐蚀了；……惟有左方有一种情绪的增长和力量的巩固。”这是一个敌人说的，他十月间又要对布尔什维克派开枪哩。这次彼得格勒检阅民主势力，对于妥协派，正如那次莫斯科检阅全国一致力量时对于克伦斯基一般，——都是公开表白破产，都是证明政治的无能。国政会议推动了科尔尼洛夫暴动，民主会议则终于替布尔什维克派暴动清除道路了。
散会以前，这会议指定了若干人组织一个常设机关，每个团体出15%代表，一共约350个代表。除此以外，有财产的阶级团体再得120个坐席。政府以自己之名添加了20个坐席给哥萨克。所有这些合成了一个“共和参议会”或“预备国会”，代表全国人民直至立宪会议召集为止。
对于共和参议会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对于布尔什维克派，立刻成了一个迫切的策略问题。他们应否加入呢？无政府主义者和半无政府主义者方面抵制议会机关的政策，乃出于他们不愿以他们的柔弱受群众试验，如此就可以保持他们的消极的高傲之权利，对友对敌都无影响。一个革命的党，只有已经提出推翻现存政制的直接任务之后，才能抛弃议会斗争。在两次革命之间那个年头，列宁非常深刻地研究了这个革命的议会斗争问题。
即使是一个选举权最受限制的议会，也可以表示阶级的真实关系，而且在历史上不止一次表示过。譬如1905～07年革命失败后的俄国国会。抵制这样的议会，就是抵制真实的势力关系，而不去改变这个势力关系，使之有利于革命。但是策列铁里和克伦斯基的“预备国会”丝毫不符合于势力的关系。那是上层分子的懦弱和诡计所创成的——他们的迷信机关，他们的崇拜形式，他们的希望以此拜物教来制服一个强大得多的敌人并使之也来信奉此拜物教，才造成了这个“预备国会。”
要强迫革命弯腰驼背屈就预备国会的羁轭，必须先粉碎革命，或至少严重打败了它。然而事实上，仅仅三个星期之前，资产阶级前锋才遭遇了一个失败。革命势力膨胀起未。它的目的不是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而是一个工人和农民共和国。革命既然不断的在苏维埃中扩大其权力，就没有理由要屈就预备国会的羁轭。
9月20日，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召集民主会议布尔什维克派代表，中央委员会委员，以及彼得格勒委员会委员开一个会议。托洛茨基代表中央委员会演说，提出了抵制预备国会口号。这个提议遇着一部人坚决反对（加米涅夫，赖可夫，梁赞诺夫)，但得另一部分人赞成(斯维尔德洛夫，越飞，斯大林)。对于这个问题，中央委员会分为势力相等的两派，不得不提交此次会议裁决，这本是与党的组织和传统相冲突的。托洛茨基和赖可夫，各代表一个意见，上台发言。好像这个热烈的辩论是纯粹策略的性质，会场大多数人也的确是这样想。事实上，这次争论是复活了四月间的纷争，并启发了十月间的纷争。问题是在于：党究竟应当使它的任务顺应于资产阶级共和国发展呢，还是应当提出夺取政权目标。以77票对50票之多数，党会议拒绝了抵制口号。9月22日，梁赞诺夫有机会以党的名义向民主会议宣布布尔什维克派将派代表参加预备国会，为的“在这妥协派新堡垒之中暴露一切再与资产阶级合作的图谋。”这话听来很激烈的，但实在是以一个政府反对派的暴露政策来代替一个革命的行动政策。
列宁的四月提纲形式上被全党接受了；但每逢有大问题提出来，三月精神又露出头角。这个精神在党的上层分子之中还是很浓厚的，全国许多部分这些分子直至此时才离开了孟什维克派。列宁事后才能参加这次争论。9月23日他写道：“我们必须抵制预备国会。我们必须退回工农士兵代表苏维埃来，返回一般群众之中来。我们必须号召他们起来斗争。我们必须给他们一个正确而明了的口号：赶走克伦斯基那一伙拿破仑主义强盗以及他们的伪造民意的预备国会。……孟什维克派和社会革命党，到了科尔尼洛夫事变之后还拒绝我们提议的妥协哩。……无情的斗争反对他们！坚决驱逐他们出一切革命的组织！……托洛茨基主张抵制。好极了，托洛茨基同志！抵制政策，在参加民主会议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团中失败了。抵制万岁！”
这个问题愈发到党的下层去讨论，势力关系之改变就愈加有利于抵制政策。党的差不多一切地方组织，都分为多数和少数两派。譬如基辅委员会，主张抵制的人，以耶夫珍妮亚·宝希为首，成为微弱的少数。但只有几天之后，全城会议中，一个决议案主张抵制预备国会的，就由大多数通过了。决议案宣布说：“不应当浪费时间来空谈及传播幻想。”如此，党就赶紧起来纠正它的领袖的错误了。
正当这个时候，克伦斯基抛弃了一切有气无力的民主要求，而以全力向立宪民主党表示他有一双强硬的手。9月18日，他出人不意地颁布一个命令，解散舰队中央委员会。水兵回答道：“解散‘波中’这个不合法的命令，是不能实行的，要求立即撤销。”执行委员会来干涉，并供给克伦斯基以形式的托辞，于三天之后撤消他的命令。在塔什干，社会革命党占多数的苏维埃，夺取了政权并罢免了旧官吏：克伦斯基打了一个电报给那奉命去镇压塔什干的将军说：“无论如何不同叛逆谈判，……必须采取最坚决的手段。”军队占领了城市，逮捕了苏维埃政权代表，立即爆发一个总罢工，有40个工会参加。一个星期长久没有报纸出版，卫戍军也发酵起来了。如此，为了追求法律和秩序的幻影，政府反惹起了官僚行政的无政府状况。
民主会议决议反对与立宪民主党合作那一天，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会邀请康诺瓦洛夫和起希金二人接受克伦斯基献给的政府位置。据说，幕后是英国大使布哈南调动的。然而，这话不要听得太呆板。即使不是布哈南自己在调动，也是他的影子在调动：必须产生一个为协约国可以接受的政府。莫斯科的工业家和经纪人抬起头来了：他们抬高了身价，提出了最后通牒。民主会议尽在通过决议案，以为他们的表决有真实的意义。其实问题是在冬宫决定的，在残余政府和合作各党派代表联席会议上决定的。立宪民主党派了他们的最显著的科尔尼洛夫派到冬宫去。大家互相劝说有联合一致之必要。策列铁里，这个无穷无尽的常识陈说者，发现不能团结的主要障碍：“直至如今还是互相猜忌……这个猜忌应当除去的。”外交部长德列钦可做了统计，报告道：革命政府存在的197日之中，是消磨于危机的。其他诸日做些什么事呢，他没有说。
甚至在民主会议直接违反本意而忍受策列铁里的决议案以前，英美诸报纸通信员就打了电报回去，说与立宪民主党合作的政府是确定了：他们而且很有把握说出新部长的名姓。他方面，“莫斯科名流协会”以我们的老朋友罗将柯为会长，也打贺电给它的会员托勒谢可夫，因为他奉邀入阁。8月9日，这些名流也曾打电报给科尔尼洛夫哩，说：“在这严厉试验的危险时刻，所有能思想的俄国人都以希望和信心望着你。”
克伦斯基很慷慨地容许预备国会存在，但附了条件，即“必须承认，政权的组织和政府大员的任命，仅仅是临时政府自己的事情。”这个迫人屈辱的条件是立宪民主党授意的。资产阶级自然不会不明白，立宪会议成分将比预备国会成分更加不利于它。引米留可夫的话说：“立宪会议之选举，只能产生最偶然的，也许有害的结果。”虽然如此，立宪民主党——它不久之前还图谋使政府受帝制国会监督——仍坚决拒绝给预备国会以立法权利，那么这只能表示它还没有抛弃了消灭立宪会议的希望。
“不是科尔尼洛夫就是列宁”，——米留可夫定下了这个双岔路。他方面，列宁也写道“不是苏维埃政府，就是科尔尼洛夫政权。没有中间的道路。”在这一点上说，米留可夫和列宁，对于局势估量是一致的，——而这并不是偶然的。与妥协派空话英雄相反，这二人是认真代表社会的基本阶级。照米留可夫的意见，莫斯科国政会议已经显示了“全国分为二个阵营，其间不能有根本的调和或融洽。”但凡二个社会阵营之间不能调和，则其出路就要以国内战争来决定了。
然而无论立宪民主党或布尔什维克派，都不肯撤消立宪会议口号。立宪民主党需要立宪会议以为一种最高法院，向之控告立即的社会改良，控告苏维埃，控告革命。民主派投射出来的那个立宪会议影子，却被资产阶级利用去对抗活的民主政治。资产阶级唯有粉碎布尔什维克派之后才能够抛弃立宪会议。他们还做不到这个事情。在这个阶段，立宪民主党人只限于努力保证政府不受那些与群众有关的团体之束缚，为的以后能更有把握的和更完全的使政府顺从于他们自己。
但布尔什维克派虽认为形式的民主政治没有出路，也还不肯抛弃了立宪会议观念。何况，如此一来，他们就非抛弃了革命的现实主义不可。事变往后发展是否会造成无产阶级完全胜利的条件呢？那是不能绝对确定的预见着的。但在苏维埃专政以外及此专政未成立之前，立宪会议应该成为革命的最高胜利品。恰如他们拥护妥协派苏维埃和民主派市政局以反对科尔尼洛夫一般，布尔什维克派也决心要拥护立宪会议以抵制资产阶级的进攻。
30天的危机，终于以成立一个新政府结束了。除了克伦斯基以外，重要的人物是那个很有钱的莫斯科工业家康诺瓦洛夫：革命初时他曾资助过高尔基的报纸，后来做了第一个合作政府阁员，第一次苏维埃大会之后辞职表示抗议，到了科尔尼洛夫事变成熟时候加入立宪民主党，现在则以内阁协理兼工商部长资格重入政府了。与康诺夫瓦洛夫一起同占部长位置的，有：托勒谢可，莫斯科交易所委员会主席，和斯密诺夫，莫斯科军事工业委员会主席。基辅糖厂厂长，德列钦可仍旧做外交部长。其他的部长——其中含有社会主义者——则无何种特点可言，但都完全决定同唱一个调子。协约国尤其可以满意这个政府的，因为那个老外交官纳博科夫仍在伦敦做大使；立宪民主党人，马克勒可夫，他是科尔尼洛夫和萨文可夫一个盟友，他到巴黎做大使去；到瑞士去的，是那位“进步的”耶弗列莫夫。为民主和平所作的斗争，便如此操于可靠的人手里了。新政府的宣言，乃是恶意模拟莫斯科民主宣言的。然而合作政府的意义，并非在于它的变形政纲，而是在于它图谋实现七月事业：以粉碎布尔什维克派来斩杀革命的头。但这里，《工人之路》，《真理报》的一个化身，很唐突的提醒了那些合作人物：“你们忘记了，布尔什维克派现在乃是工兵代表苏维埃”，这话恰碰着痛处。如米留可夫所承认的：“命定的问题自己提出来了：现在向布尔什维克派宣战不嫌太晚了么？”
对啦，的确太晚了。含有六个资产阶级部长和十个半社会主义部长的新政府组成那一天，彼得格勒苏维埃也选出一个新的执行委员会，含有三个布尔什维克派，六个社会革命党人和三个孟什维克派。苏维埃以它的新主席托洛茨基提出的一个新决议案来迎接那个合作政府。“新政府以内战政府之资格，写入革命的历史里面。……政府成立消息，传到整个的民主势力来时候，只能得到一声回答：辞职罢！依靠在真实的民主势力这个一致的呼声之上，全俄罗斯大会将创立一个真正的革命政府。”敌人总要认为这个决议案表示的不过是普通不信任政府之意。其实这是革命的纲领，只消再过二个月，这个纲领就实现出来了。
工业曲线继续急剧的低落下去。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及不久就要创立的预备国会，都拿经济衰落的事实和征兆做论据，来反对无政府，反对布尔什维克，反对革命。但是他们自己连一个工业计划的影子都没有。政府设立的一个调整工业机关未曾认真走了一步。资本家关闭工厂；为了没有煤火，火车渐渐开不动；城市电力站趋于停息；报纸害怕大灾祸而悲伤；物价高涨；工人一层层的罢工，不理党派，苏维埃和工会的劝告。惟有那几层劳动阶级未加入罢工，他们已自觉地向革命迈进。总之，最和平的都会，也许是彼得格勒罢。
政府，不关心群众，轻率漠视群众需要，无耻地以空话回答抗议和失望呼声，——以此激起了人人反对它。好像政府是有意惹起冲突的。铁路工人和职员，差不多自从二月革命以来就要求增加工资。一个委员会又一个委员会，办理此事，但从没有一个回答：这就剌激了铁路工人的神经。妥协派抚慰他们，铁路工人执行委员会约束他们。但9月24日终于爆发罢工了。此时政府才觉悟局势严重。人家给予铁路工人以相当让步，9月27日，那已经遍于一大部分铁路的罢工遂复了工。
八、九二月是粮食状况急速恶化之月。科尔尼洛夫事变时，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二城面包口粮已经减至半磅一日了。在莫斯科县区，每星期不能超出二磅。伏尔加，南俄，前线，以及紧靠前线的后方，——乃至全国一切部分都发生了很厉害的粮食恐慌。邻近莫斯科的纺织工业区，许多工厂工人确确实实在开始饿肚皮。斯密诺夫工厂老板，这几日才加入新合作政府做审计部长，厂里的男女工人则在近旁小镇奥勒霍夫－朱也夫举行示威，旗子上写道：“我们没有饭吃，”“我们的孩子没有饭吃”“凡不赞成我们的就是反对我们。”奥勒霍夫地方工人和当地军人医院士兵，拿他们的微少口粮分给示威者吃。这是反对政府合作之时兴起的另一种合作。
报纸每天报告新的冲突和叛乱。工人，士兵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提出抗议。士兵的老婆，要求增加津贴，住所和冬天烧的柴火。黑色百人团的鼓动图谋在群众饥饿之中找到燃料。莫斯科立宪民主党报纸《俄罗斯新闻》，旧时是结合自由主义和人民主义（民粹主义）的，如今则以仇恨和厌恶对待真正“人民”了，自由派教授们写道：“骚乱的大浪已经过遍于全俄国了。那种虐杀的自发性和无意义……比其他任何事情使人更难于对付……”使用压迫手段，借助武装力量么？可是恰恰是以当地卫戍军士兵为代表的武装力量，在那种虐杀之中扮演重要角色。群众走到街上来，开始觉得自己是时局的主人。
萨勒托夫地方检察官，报告司法部长马良托维趣道：“主要的祸害，我们无法对付的，就是士兵。自由审判，任意捕人和搜查，征发一切种类物品，——这一切，大多数情形，不是完全士兵干的，便有士兵直接参加。”第一次革命时代马良托维趣还自命是个布尔什维克哩。在萨勒托夫城里，在小县治，在乡村，“司法机关各方面都完全没有得到帮助。”地方检察官办事处也没有时间来登记全体人民所犯之罪哩。
布尔什维克派也深知得到政权之后将遭遇种种困难。彼得格勒苏维埃新主席说：“一切政权归苏维埃口号提出来，我们知道并不会一分钟就治愈一切病痛的。我们需要依照工会执行委员会模型创立一个政权，将给罢工者以它所能的一切，将不隐瞒什么事情，若是做不到时候就将公开承认事实。……”
政府最初开会，有一次讨论各地“无政府”问题，尤其在乡村。又一次宣布必须“不惜采取最坚决的手段”。连带地，政府发现了对付骚乱的斗争所以失败，是因为政府特派员在农民群众之中“不符人望”。为补救这点，政府决定立刻在受骚乱影响的一切省份，组织“临时政府特别委员会”。希望从此，农民就要以欢呼的喊声来迎接讨伐军队了。
不可摇撼的历史力量正在将统治者拉下来。没有人认真相信新政府能成功。克伦斯基的孤立是无可挽回的了。有财产的阶级不能忘记克伦斯基的背叛科尔尼洛夫。哥萨克军官加克流金写道：“那些决心要打布尔什维克派的人，是不愿意为了临时政府政权名义去打的。也不愿意为保卫此政权去打的。”克伦斯基自己虽然挂在政权上，却害怕去使用这个政权。反对派力量的一天比一天长大，麻痹了他的意志，直至最后一根纤维。他逃避任何决定，局势迫得他非行动不可时候，他连冬宫也怕去了。新政府成立之后，克伦斯基差不多立刻把总理职权交给康诺瓦洛夫，而自己到那最少需要他的总司令部去。
直到预备国会要开幕时他才回到彼得格勒来。部长们虽然挽留他，14日还是回到前线去。克伦斯基躲避命运，但命运死跟在他背后。
康诺瓦洛夫是克伦斯基的最接近的同僚，又是内阁协理；据纳博科夫说，他急得没有办法，为了克伦斯基的反复无常和说话不可靠。但是其他阁员的情绪也同他们的总理差不多。部长们傍徨四顾，在惊慌中静听着，等待着，写着不相干的笔记，忙着无聊的小事。例如，司法部长马良托维趣，据纳博科夫说，是非常之着急，关于那些参议院的议员不容许那个穿着普通黑衣服的新同僚索可洛夫加入他们团体的事情。马良托维趣惊慌的问道：“您想怎样办好呢？”又例如，依照克伦斯基定下的而且严格遵守的礼节，部长们互相说话不可以如普通人那样指名唤姓，应当称呼官衔——“某某部长”——一个有力的政权之代表真是应当如此啊。这些阁员们的回忆录好像讽刺文章。克伦斯基自己后来就评论他的陆军部长说：“那是我任命的最使我后悔的人。凡尔霍夫斯基的活动之中杂有难以言语形容的笑话。”但不幸的，乃是临时政府整个活动之中都杂有一种非出于自愿的笑话。这些人并不知道应当做什么事情，或应当到哪里请教去。他们并非当权，而是扮演着当权的人，好像小孩子扮演士兵一般，虽然更能使人发笑些。
米留可夫以目击证人资格，写了这个时期政府首脑的状况，写得很确切：“克伦斯基已经失去了立足地，他愈往前走就愈加露出那种精神病症的一切征象，医学上可以称此症为‘心理的神经衰弱’。同他接近的一部分朋友，早已知道，从早晨极端疲弱的时期，克伦斯基下半天可以变为非常兴奋的状态，由于他服食的药物的影响。”米留可夫解释立宪民主党部长起希金的特别影响，说是因他善于处理这个精神病人，——起希金职业上本是一个精神病医生。这些话是否可靠，是要那位自由派历史家负责的，他自然有种种可能知道实情，但他绝非拿真理做他的最高准绳的。
与克伦斯基最接近的史丹开维奇的话，也证实了米留可夫的解释，即使不是精神病学的解释，至少是心理学的解释。史丹开维奇写道：“克伦斯基给了我以一种全局空洞之印象，一种前所未见的奇异的安静之印象。他的身旁依旧有那些‘小副官’，但再没有接踵而来的群众包围他了，再没有代表团或摄影照明灯了。……表现一种奇怪的闲暇时期，而我得有珍贵的机会，同他谈话几个钟头长久，在此谈话之中，他表现一种奇怪的闲暇。”
政府每次改组，都说是为了一个强硬的政权；而每个新组成的内阁又都大言炎炎，但不过几天之后就陷于神经衰弱状态了。那时只等待一个外来的推动，就要倒塌的。这个推动，每次都是由群众运动发出来。你们如果揭开那欺人的外幕看一看，就可以知道，每次政府改组都与群众运动背道而驰。从这个政府到那个政府，都伴随着一个危机；而下次危机又比上次危机更加拖延长久，更加奄奄一息。每个新危机都消耗了一部分政府权力，削弱了革命，颓丧了统治集团。起初二个月执行委员会无所不能，——甚至能够召唤资产阶级到一个有名无实的政权上来。其次二个月临时政府连同执行委员会，也还能够做许多事情，——甚至能够在前线发动一个进攻。第三届政府，连那个消弱了的执行委员会，还能粉碎布尔什维克党，虽然无力进行到底。第四届政府是在最长久的危机以后产生出来的，已经什么事情都不能做了。它刚刚产生出来，就开始死亡；眼睁睁地等待自己的掘墓人。
[1] 译者按，Damocles是古代一个国王的宠臣，国王让他权坐一天王位，但用一根马鬓吊一把利剑在他头上，表示时刻都有被杀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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