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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十月革命（下） >> | |
同战争一般，革命也不是人们情愿干的。不过有不同之点，这就是：战争时有决定意义的作用是强迫；至于革命时，则没有强迫，除非是环境所迫。没有其他道路可走之时才发生革命。暴动立于革命之上，如同众山的最高峰，是不可以任意激成的，正如整个革命不可以任意激成一般。群众在决心作一最后冲击以前，要进进退退好多次。
阴谋之与暴动对立，通常总被比做少数人的有意行动与多数人的自发运动的对立。事实上，一个胜利的暴动，只能是这样一个阶级的事业，这个阶级是注定做全民族领导者的；暴动以其历史意义及其方法，深深有别于一个躲在群众背后的阴谋者政变。
在阶级社会里，本有不少的矛盾，足够用来在夹缝中进行一个阴谋。然而历史的经验证明了，社会亦须有相当的病态，如在西班牙，葡萄牙，南美洲诸国，阴谋政策才经常有活动余地。阴谋就其纯粹的形态说，即使胜利，也只能以同一统治阶级中此派去代替彼派执掌政权，或甚至仅仅变换了当权的人物。一个社会政制之战胜另一个社会政制，在历史上，必须经过群众暴动才能做到的。周期性的阴谋往往只是表现社会衰颓和停滞，反之，民众暴动则一般是前期迅速发展打破了全国旧均衡的结果。南美洲诸共和国那种缠绵不休的“革命”，与不断革命毫无共同之点，反而是——在某种意义之下——与不断革命背道而驰的。
但以上所说，并非表示：民众暴动和阴谋，无论在什么状况之下，都是互相排斥的。暴动之中差不多都含有某种阴谋因素，或多或少。就历史方面说，为革命发展的某一阶段所决定的群众暴动，从来未曾是纯然自发的。暴动之爆发，即使对于大多数参加者，是出乎意外之事，但也是由那些思想培植起来的，暴动群众在此思想之中看到了生存困难的一条出路。但群众暴动是可以预见的和预备的。它可以预先组织起来的。在此情形之下，阴谋是隶属于暴动替暴动服务，便利其进行，促成其胜利。革命运动的政治水平愈高，革命领导的态度愈严肃，——则民众暴动之中阴谋所占的位置亦愈大。
必须确切明白暴动和阴谋之间的关系，无论是相反的关系或相成的关系——尤其因为“阴谋”一词，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之中，表面上含有矛盾的意义：有时指少数人起意进行一个独立的行动而言，有时又指少数人替多数人准备暴动而言。
历史固然证明了，民众暴动在某些条件之下无需阴谋可以胜利的。一个暴动，由于普遍的愤怒，散漫的抗议，示威，罢工，街头冲突而“自发地”爆发出来，可以牵引一部分军队参加，麻痹敌人的力量而推翻旧政权。在相当意义之下，俄国1917年二月就是这样的。1918年秋天，德国和奥匈革命的发展，也差不多是这个情形。在这几个事变中，都没有深深渗透了暴动利益和目的的政党来领导暴动者，所以胜利之后政权必然落入于那些政党手里，它们本来反对暴动，直至于最后的顷刻。
推翻旧政权，——这是一回事。把政权拿在手里，——这又是一回事。资产阶级在革命之中可以拿到政权，——并非因为它是革命的。而是因为它是资产阶级：它手里操有财产，教育，出版，无数据点，机关体系。无产阶级就不然：无产阶级本性上没有任何社会特权，暴动起来只能依靠它的人数，它的团结，它的干部，它的总参谋部。
铁工不能光手拿着那个烧成白热的铁，同样无产阶级也不能光手拿着政权：它需要一个适合于执掌政权的组织。在配合群众暴动和阴谋时候，在阴谋隶属于暴动时候，在经过阴谋来组织暴动时候，这中间就藏着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为“暴动艺术”的东西，——这是革命政策中复杂而负重大责任的部门。要做这个部门工作，就必须有个正确的领导，有个能随条件变化而巧妙转向的手段，有个深思熟虑的进攻计划，技术准备时需要谨慎，进行打击时需要果敢。
历史家和政治家，习惯上把那种群众运动称为自发的暴动，当时群众为共同仇视旧制度而结合起来，没有明白的目标，没有精密的斗争手段，没有自觉的引到胜利的领导机关。这种自发的暴动，得到了御用的历史家，至少民主派历史家，所宽容，他们视之如不可避免的灾祸，其责任应归制度担负的。这个宽容的真正原因，乃在于“自发的”暴动不能超出于资产阶级政制范围之外。
社会民主党走的也是这条道路：它并不否认一般的革命，那成为社会灾祸的革命，正如它并不否认地震，火山爆发，日月蚀和黑死病瘟疫。他所否认的，譬如“布朗基主义”或——更坏些——布尔什维克主义，——乃是自觉的准备革命，乃是计划，乃是阴谋。换一句话说，社会民主党愿意核准——固然是事后核准——那交付政权于资产阶级之手的革命，却同时毫不通融地攻击那些独能转移政权于无产阶级之手的方法。在这种虚假的客观性遮盖之下，隐藏着保卫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政策。
奥古斯特·布朗基参加过或亲见过好多次暴动，他观察了和默想了这些暴动的失败而归纳出几条策略上的规则，若不遵守这些规则，暴动的胜利就是极端困难的，即使不是不可能的。布朗基要求于适宜时候创立正规的革命军队，集中其指挥权，好好配备军火，精密布置各处障碍物，确定地构造这些障碍物，而且要有系统地，而非随意应急地保卫着它们。所有这些规则是从暴动的军事任务之中产生出来的，当然不可避免地要随社会条件和军事技术变更而变更。但就其本身说，这些规则绝不是什么“布朗基主义”，绝不是一般人观念中的“布朗基主义”，——即近于盲动主义，[1]或革命的冒险主义。
暴动是一种艺术。同所有艺术一样，暴动也有其法则。布朗基的规则乃是一种革命军事现实主义的要求。布朗基的错误并不在于他的正定理，而在于他的逆定理。布朗基从策略上无能力，必使暴动归于失败这个事实出发，便推论说：如果遵守暴动策略的规则，本身就可以保证胜利的。惟有从此出发，才有理由将布朗基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阴谋并不能代替暴动。无产阶级中积极的少数人，无论如何有好组织，总不能将全国总局势置诸不顾而夺取政权：在这点上，布朗基主义是受了历史惩罚的。但仅仅在这点上而已。那个正定理仍旧保持其全部力量。为了夺取政权，无产阶级仅用自发的暴动，还是不够的，必须有个合适的组织，有个计划，有个阴谋。列宁便是如此提出问题。
恩格斯对障碍物迷信的批评和反对，乃是就一般技术以及军事技术之发展上立论。布朗基主义的暴动策略，适合于旧巴黎性质，当时巴黎无产阶级半属手工业工人性质，街道窄狭，路易·菲力浦[2]的军事制度又很腐败。原则上，布朗基主义的错误在于混同了革命和暴动，至于它的技术上的错误则在于混同了暴动和障碍物战争。马克思主义批评就是对此两错误而发的。恩格斯同意于布朗基主义，认为暴动是一种艺术，但同时指出了，不仅在革命之中暴动占次等位置，而且在暴动之中障碍物的作用是一天比一天更不重要了。恩格斯的批评，与那为了纯粹议会主义而放弃革命手段，毫无共同之点，——但德国社会民主党那些俗物，当时依靠霍亨索伦皇朝出版检查之帮助，就是企图那般解释的。在恩格斯看来，障碍物问题始终是关于暴动中诸技术原素之一的问题。可是改良主义者图谋从那否认障碍物有决定意义而推论出一般革命暴力的没有作用。这好像是根据战壕在未来战争中或将减少重要性为理由，而推论出军国主义要崩溃了一般。
有一种组织，无产阶级拿来，不仅可以推翻旧制度，而且可以代替旧制度，——这就是苏维埃。后来成为历史经验的一种事情，在十月暴动以前不过是一种理论的预断而已，——这预断固然是以1905年初步经验为根据的。苏维埃是群众准备暴动的机关，是进行暴动的机关，又是胜利后政权的机关。
然而苏维埃以其本身并不能解决问题。依照纲领和领导，苏维埃可以有种种不同的作用。纲领是政党给予苏维埃的。如果苏维埃在革命情况之下——革命以外苏维埃一般是不能存在的——包含了整个阶级，除了完全落后的消极的或颓丧的分子；那么革命党就是阶级的头脑。夺取政权问题，惟有依靠党和苏维埃相配合才能解决的，——或者党和那些多少与苏维埃相等的其他群众组织相配合。
苏维埃有了一个革命党为其先导，就自觉地和及时地趋向于夺取政权。苏维埃随顺于政治局势和群众情绪的变化，以此准备下暴动的行动据点，用统一计划将各种突击队伍联系起来，预先定好进攻和最后冲锋的计划；——这正是表示输入有组织的阴谋于群众暴动之中。
布尔什维克派，不止一次，而且在十月暴动以前好久，就必须驳斥他们的敌人对于他们的控告：敌人们诬他们在进行阴谋诡计，骂他们为布朗基主义者。可是没有一个人同列宁一样如此不可和解地攻击纯粹的阴谋。国际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者，不止一次庇护了社会革命党人对付帝制政府官吏的个人恐怖策略，而抵抗布尔什维克派的无情批评；布尔什维克派拿群众暴动路线来对抗知识分子的冒险性的个人主义。但列宁一面排斥各种布朗基主义和无政府行动，一面又一分钟也不肯低首于群众的“神圣的”自发力。他比别人都更早些和更深刻些思考了革命的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中间的关系，自发运动和党的政策中间的关系，人民群众和前进阶级中间的关系，无产阶级和它的前锋队中间的关系，苏维埃和党中间的关系，暴动和阴谋中间的关系。
但如果暴动真是不可任意激起的，同时为要胜利又是必须及时加以组织的，那么在革命的领导者之前就提出了如何恰切诊断的问题：必须于适当的时机发觉出那正在增长的暴动，庶几能以阴谋补充之。助产婆干涉生产，这个譬喻虽然常常给人滥用了，仍是一个最生动的譬喻，说明自发的过程之中突来一个有意识的干涉。赫尔岑[3]有一次骂他的朋友巴枯宁，说巴枯宁在革命运动中老是拿第二个月胎期当作第九个月的。赫尔岑自己则宁愿在第九个月否认有胎的。在1917年二月间，生产日期问题简直没有人提出来，所以暴动之爆发是如此“出人意外的”而又无集中的领导。但正为此故，政权才没有入于那些成就暴动者的手里，而入于那些阻遏此暴动者手里呀。第二次暴动就是完全不同的了：那是布尔什维克党自觉地准备起来的。抓住适当的时机而发出进攻的信号这个任务，遂落于布尔什维克派干部头上。
“时机”一词不可过于拘泥，以为是确定的一日和确定的一点钟：即使是生产，自然界也给予了颇大的时间期限，期限的上下不仅与助产婆行手术有关，且与遗产继承之判决有关。有个时候，激起一个暴动之企图必然表现是过早的，未成熟的，必然引致革命的流产；又有个时候，顺利的局势已经必须认为无可挽救的消逝了；——在这两个时候中间就存在着一种革命时期，也许是几个星期，也许是几个月，在此时期之中，暴动可以进行而具有或多或少的成功机运。辨别这个相当短的时期，而且在其中确定一个时机，某日某点钟，来施行致命的打击，——这对于革命的领导者方面是责任最重的任务呀。我们很可以称此任务为关键任务，因为它联系了革命政策和暴动技术。暴动同战争一般都是政治的继续，不过以其他手段行之而已，——这一点本是大家知道的。
直觉和经验，对于革命领导都是必要的，正如对于有创造性活动的其他所有部门一般。但还不够用。江湖术士的艺术也是依靠于直觉和经验上面，且也有相当成功。然而江湖政客的艺术只能用于那受习惯支配的时期，历史大转变时期则不宽假江湖政客的办法。经验即使是受直觉启发了的，在此时期就不够用，必须有个综合的学理，笼括诸历史主导力量的相互影响；必须有个唯物的方法能在政纲和口号的常变的影子背后现出社会真形的实在动作。
革命的根本前提就在于现存的社会制度无法解决全国发展的迫切问题。然而必须社会组成之中有个新阶级能够领率全国人民去解决历史提出的问题，然后才能发生革命。革命的准备过程就在于使得经济矛盾和阶级矛盾中所含有的客观任务能够钻入于活生生的人群意识之中，改变这个意识，造成政治势力的新关系。
统治阶级由于实际上无法替国家找出路之结果，逐丧失了自信心；旧的政党解体了，各派各系之间发生激烈的斗争；人们寄托其希望于奇迹，或行奇迹者。这一切成了暴动诸政治前提之一，是消极的，却非常重要。
深恶痛恨现存制度，决心以最英勇的努力，不惜牺牲，牵引全国走上兴盛道路，——这便是革命阶级的政治新意识，构成了暴动的主要的积极前提。
两个主要营垒，大私产者阶级和无产阶级，并不曾包括全国人民。这二个营垒之间有好几层广大的小资产分子，由经济和政治的三棱镜反映出种种颜色。这些是中间层的怨望，他们对于统治阶级政策的幻灭，他们的不耐烦和气愤，他们的决心拥护无产阶级的勇敢革命的创意力，——这就是构成了暴动的第三个政治前提，一部分是消极的，因为它使得小资产阶级上层守中立，一部分是积极的，因为它推动小资产阶级下层去同工人手携着手直接斗争。
这几个前提之间的相互决定，是显而易见的：无产阶级行动愈坚决，愈有自信心，则愈能够牵引中间层分子，则统治阶级就愈孤立，愈颓丧。另一方面，统治者的解体，也在革命阶级的水磨中添注了水力。
无产阶级要有不可缺少的自信心去从事暴动，则必须面前发现一个明白的前途，有可能在行动中证验势力关系的变化于它有利，又觉得上头有个远见的，坚定而又可靠的领导。这就引我们到了夺取政权的最后前提；所谓“最后”者，是就列举次序而言，非就重要性而言，这就是革命党。它是革命阶级之中密切联合的和经过锻炼的先锋队。
感谢国内的和国际的历史条件之有利的配合；俄国无产阶级头上遂有一个党，异乎寻常地具有明了的政治意识和坚强的革命气魄：正为此故，一个年轻而人数又不多的阶级才能履行这样一个前所未闻的伟大的历史任务。一般如历史所证明的——巴黎公社，1918年德奥革命，匈牙利和巴伐利亚苏维埃，1919年意大利革命，1923年德国危机，1925－1927年中国革命，1931年西班牙革命——各种条件构成的锁链中最薄弱的一环就是党：对于工人阶级最困难的就是创立一个革命组织能够担负其历史任务。在那些最古老的和最开化的国家中，有种种强大力量在进行着减弱和分解革命的先锋队。这工作中一个重大部分，就是社会民主党的反“布朗基主义”的斗争，——这里所谓“布朗基主义”，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革命精粹。
社会和政治大危机虽然数见不鲜，但一个胜利而稳定的无产阶级暴动，其一切不可缺少的条件之会合，自有历史至今仅见一次：1917年10月，在俄罗斯。一个革命局势不是永久存在的。暴动的一切前提之中最不稳定的是小资产阶级情绪。在全国危机时候，小资产者跟在那个阶级背后走，这个阶级不仅以言论而且以行动取得小资产者信任。小资产者能够爆发行动的热情，甚至革命的发昏，但没有坚忍心，失败时候容易丧失勇气，热烈的希望顿归幻灭。正为小资产阶级情绪变动的剧烈和迅速，每个革命局势才会如此不稳定的。无产阶级党如果不够坚决，不能及时地转变民众的等待和希望为一种革命的行动，则进潮不久就要被退潮所代替：中间诸层将从革命移开眼睛，而到相反的营垒找寻救主去。进潮时候，无产阶级牵着小资产阶级走；同样，退潮时候，小资产阶级也牵着无产阶级的大部分走。这便是战后欧洲政治发展上共产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潮流的辩证法。
马克思曾有一个警句说：“任何制度，未曾耗竭其一切可能性以前，是不会退出舞台的。”孟什维克派图谋利用此警句，来否认在落后的俄国可以进行无产阶级的专政斗争，因为资本主义在俄国远未曾完全耗竭了。这样推论含有二个错误，每个都是致命的错误。资本主义不是一国的制度，而是世界的制度。帝国主义战争及其后果证明了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范围内已经耗竭了。俄国革命就是世界资本主义制度中最弱的一环的破裂。
但孟什维克派这个见解，从一国观点来看，也是错误的。若是抱持经济的抽象化观念，固然可以说资本主义在俄国尚未耗竭其可能性。但经济过程不是在以太真空之中发生的，乃是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之中发生的。资本主义不是一个抽象物：这是阶级关系的一个活生生系统，首先需要一个国家政权。俄国资本主义在帝制保护下形成起来，而帝制已经耗竭可能性了，——这一点，孟什维克派并不否认的。二月革命企图建立一个中间性的国家制度。我们一步一步追随着这个政制的历史：在八个月中间，这个政制完全耗竭了。在此条件之下，什么样的国家制度能够保证俄国资本主义往后发展呢？
“资产阶级共和国，只能得到温和派社会主义者来拥护，他们没有群众基础，……这个政制是不能维持的。其中整个内容都已腐蚀了，惟有皮壳存在。”这个正确的判断是出于米留可夫手笔。照他的意见，这个腐蚀了的政体的命运，必然同于俄国帝制的命运：“二者都曾替革命准备基础，而到了革命时候二者也都得不到一个人拥护。”
从七、八月间以来，米留可夫就认为时局只有二条出路：不是科尔尼洛夫便是列宁。但科尔尼洛夫已经尝试过了，结果是悲惨的失败。无论如何克伦斯基政制再没有存在余地了。苏汉诺夫证明道：无论当时人情绪如何千差万别，“这中间，仇恨克伦斯基政制是一致的。”俄国帝制，最后连上层贵族，甚至那些大公，都认为不能存在下去的；同样，克伦斯基政府那时也被直接发起人，也被妥协派上层那些“大公”所厌弃了。在这普遍的怨望之中，在这各阶级的剧烈的政治病态里面，就含有一个重要的征兆，表明革命局势已臻于成熟。一个大疮要破裂之前，人的每一筋肉，每一神经，每一纤维，都是不可忍受地紧张着的。
布尔什维克派七月大会的决议案，警告工人避免未成熟的冲突，同时又指出那时应当接受斗争，“倘若全国危机和群众骚乱，造成了有利条件，使得城市和农村穷苦人民走到工人方面来时候。”这个时候，九、十两个月间已经到来了。
从此暴动已有成功希望了，因为可以依赖于真正的多数民众了。这话，自然不应当形式上去了解。如果为了暴动问题，预先公开举行一次调查，则结果一定是非常之矛盾和摇动的。内心决定拥护暴动，和事先明白暴动必要并不是完全一致的。此外，答话，与问题提出形式，与主持调查机关，简言之即与当权的阶级，又有很大关系。
民主方法有其极限。我们可以征求一列火车中所有旅客的意见，关于哪种形式的车辆是他们最喜欢的；但火车就要出轨了，我们不能征求所有旅客的意见：是否要把发动机制住。如果灵巧而及时的保障了安全，则一定可以获得旅客们赞成的。
议会方法征求民意，每次都是同时征求的；然而在革命时期，各层民众之达到一致结论，必然前后不齐，有时虽然相隔时间不久。前锋队已经急不可耐了，落后的各层才开始站立起来。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所有的群众组织都在布尔什维克派领导之下；在坦波夫省，那里共有三百多万人口，即比两首都人口合起来稍微少了一点，那里直至十月暴动前不久，省苏维埃之中才有布尔什维克派党团产生。
客观发展的逻辑，并非每日都与群众思想的逻辑相一致。事变进程之中，一个重大的实际问题提出来的，必须立刻裁决时候，绝不容许普遍征求民意。各层民众间水平和情绪之差异可以拿行动来克服的：前锋队拖引动摇者前进而使反抗者孤立。所谓多数，不是计算得来的，乃是争取得来的，到了惟有直接行动才能走出矛盾时候，暴动就兴起来了。
农民，在他们对贵族地主的战争之中自己做不出来什么必需的政治结论来，但是土地暴动事实就预先使得农民来赞助城市暴动，号召之，要求之。农民不是拿白选票表示他们的意志，而是拿“红公鸡”（放火）表示他们的意志：这是更认真的民意表示。在非有农民赞助不能建立苏维埃专政的界限之内，农民赞助已经有了。列宁回答那些动摇者说：“这个专政将拿土地给农民，拿当地全部政权给农民委员会，如此除非是疯子才会怀疑农民不赞助这个专政的。”士兵，农民，被压迫民族等，在雪片般飞舞的选举票之中要能认识布尔什维克派事业，就必须布尔什维克派夺取政权。
是什么势力关系，允许无产阶级去夺取政权呢？后来列宁解释十月暴动时说道：“在一个决胜负时机，一个决胜负要点，必须有一个压倒敌人的优势力量；这本是军事成功的法则，但也是政治成功的法则，尤其在这被称为革命的激烈的沸腾的阶级战争时候。两首都或一般工商业大中心，……决定了全国政治命运的一大部分，——自然在这条件之下，即这些中心是得到地方的农村的充足力量支持的，即使这支持不是立刻到来的。”列宁便是以这种动态的意义来论所谓民众多数。而这就是所谓多数的唯一真实的意义。
那些民主派自己安慰说：跟随布尔什维克派走的民众，不过是些原料，是历史所用的陶土，制陶工人仍旧是他们那班与有教养的资产者合作的民主派。孟什维克派报纸问道：“那些人没有看见彼得格勒无产阶级和卫戍军从来未曾像现在这般离开其他所有社会阶层而孤立么？”无产阶级和卫戍军的不幸，就在于他们是离开了那些要被他们夺去政权的阶级而“孤立”的。
果然可以认真依赖于外省和前线那些无知群众的同情和赞助么？苏汉诺夫很藐视人地写道：他们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不是别的，只是仇视合作政府和贪求土地与和平而已。”好像这还不够！仇视合作政府，就是表明努力要从资产阶级那里夺取政权。贪求土地与和平，就是一个伟大的政纲，农民和士兵准备在工人领导之下实行的。民主派以及其中最左的分子，他们的无能就是由于他们以“有教养的”怀疑者资格不信任那些无知群众，——群众把握现象大体，并不理会其琐细和微妙之处。一种知识者假贵族的鄙视民众的态度，与布尔什维克主义无缘，违反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本性。布尔什维克派不是四体不勤的书生，不是书斋内的人民之友，不是迂夫子。他们并不害怕那些第一次出现于舞台上的落后的阶层。布尔什维克派将民众视为过去历史所造就的，视为注定要完成革命的。布尔什维克派认为他们的使命乃是站在这些民众的前列而领导之。除了布尔什维克派之外，“所有的人”都反对暴动。但布尔什维克派就是民众。
十月暴动的根本的政治力量在于无产阶级身上，彼得格勒工人又在无产阶级之中占据第一个位置。另一方面，维包格区又是首都的前锋。暴动计划选取这个根本的无产阶级市区为发展进攻的出发点。
各种色彩的妥协派，从马尔托夫起，暴动之后都企图把布尔什维克主义说成为一种简单士兵倾向。欧洲社会民主党很欢迎这个理论。于是人们闭起了眼睛不看根本的历史事实，这就是：无产阶级是首先站在布尔什维克派方面的；彼得格勒工人指示全国工人以道路；卫戍军和前线军队更长久继续拥护妥协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派在苏维埃制度之中给予士兵以种种特权而牺牲工人，反对工人武装，唆使士兵反对工人；惟有在工人影响之下军队情绪才发生转变；在决胜负时候，士兵的领导权是操在工人手里的；最后，一年之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学着俄国同道榜样，依赖士兵来反对工人。
秋天时，右派妥协派已经全无可能在工厂和兵营说话了。但左派还图谋说服群众：暴动是疯狂。马尔托夫曾于七月间与反革命攻势作战过，因之寻得一条小路退到群众意识去；他现在又来做一件无成功希望的事业了。10月14日，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席上，他自己承认说：“我们不敢担保布尔什维克派肯听我们说话。”然而他认为有警告“群众”之责。可是群众要的是行动，而非道德教训。他们即使相当耐烦地肯听有名的警告者说话，但据姆斯迪斯拉夫斯基供认，“他们仍是依照自己的方式去思想，如以前一般的。”苏汉诺夫说起在某日蒙蒙细雨底下，他努力去说服普地洛夫工厂工人，告诉他们无需暴动就可以解决问题。不耐烦的声音打断他的话。人家听他二三分钟，又打断他的话。“经过几次尝试之后，我只好罢手了。这没用处，……细雨渐渐湿透我们。”在十月间不很佳妙的天气之下，可怜的民主左派，如他们所自白的，都像落水的公鸡了。
反对暴动者之中“左派”爱用的政治理由——布尔什维克派里面也有人用这个理由——乃是指出：下层并没有战斗热情。10月11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写道：“劳动者和士兵群众的情绪，甚至于不及7月3日以前。”这话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彼得格勒无产阶级之中，由于等待得太长久原故，发生了某种烦闷情绪。人家甚至对布尔什维克派也绝望了：他们也是要骗人的么？10月16日，拉希亚——彼得格勒最有奋斗精神的布尔什维克之一，原是芬兰人——在中央委员会开会时说：“我们的口号显然已开始变为陈腐了，因为已有人怀疑我们是否要做我们所号召的事情。”然而因等待而起的烦闷，虽然好像是厌倦，但作战信号一发下来立刻就消失了的。
凡暴动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拉拢军队。这工作主要是依靠总罢工，群众示威，街道冲突和障碍物战争等来做的。十月革命的特异点，从来未曾看见到如此地步的，就是在于：感谢环境的巧合，无产阶级前锋队在暴动未曾开始以前就把首都的卫戍军拉到自己方面来了：不仅拉过来，而且用卫戍军会议这个组织来巩固这个胜利品。十月暴动的内情是不能理解的，倘若没有完全明白：最重要的和最难预料的暴动任务，根本上，在彼得格勒，于武装斗争开始以前就已解决了。
然而这并不是说暴动已变为多余的了。不错，卫戍军绝大多数站到工人方面来；但其中少数还是反对工人，反对暴动，反对布尔什维克派。这少数人是军队中最精锐的部分组成的：军官，军官学生，突击队，也许还有哥萨克骑兵队。不能用政治手段征服这些分子，必须战胜他们，历史上称为十月暴动的，其任务的最后部分便如此具有一种纯粹军事的性质，最后阶段之解决必须依靠步枪，刺刀，机关枪，甚至大炮的，布尔什维克党就是领率着走这条道路。
准备冲突的是些什么军事力量呢？主持社会革命党军事工作的波里斯·索可洛夫说起暴动之前那个时候，“各党派在军队之中的一切组织，除了布尔什维克派的以外，都瓦解了，环境也绝不利于新的组织。士兵的情绪决然是倾向于布尔什维克派的，但士兵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是消极的，士兵绝无意义拿起武器积极动作。”索可洛夫没有忘记添加几句：“只消有一两团人，绝对可靠的和具有战斗力的，就可以使整个卫戍军慑然服从。”是的，所有的人，从帝制将军以至于“社会主义”知识分子，都只缺少“一两团人”来扑灭无产阶级革命。但说卫戍军广大多数深恶痛恨政府，却不能站在布尔什维克派方面作战，——这确是实情。其原因乃在军队中旧的军事机构和新的政治机构确然决裂了。军队战斗力的脊柱是指挥部。指挥部反对布尔什维克派。军队的政治脊柱是布尔什维克派。但布尔什维克派不仅不晓得指挥军队作战，大多数情形下还不晓得开枪哩。士兵群众成分不齐。积极的，有战斗精神的分子，总占少数，大多数士兵，同情于布尔什维克派，投他们的票选举他们，但也坐等他们解决问题。兵队中仇视布尔什维克派分子数量太少了，不敢发起什么动作。如此，卫戍军的政治情况是非常有利于暴动的，但从战斗观点来看，则卫戍军并无重大助力，——这是可以预想而知的。
然而断不可因此将卫戍军排除于军事行动计划之外。几千个士兵决心站在革命方面作战的，是散布于更消极的士兵群众中间，正为如此就能够或多或少拖着群众前进。有些部分，成分更好的，则保持着纪律和作战能力。即使在瓦解的部队之中也有坚强的革命核心存在。在后备军第六营共有一万人左右，共分五连，第一连总是与众不同的，差不多从革命开始就被人指为布尔什维克派，这一连人在十月那几日打得很好。一般说，卫戍军各团，不以团资格存在了，指挥部机构散乱了，不能从事于较长久的军事动作；但这总是武装的人群，其中大多数也曾经过战阵。所有的部队都被同一情绪联系着：赶紧推翻克伦斯基，回家去，进行土地改革。如此，十月起义的日子里，已经完全涣散的首都卫戍区部队注定再次手持武器团结一心。那是他们四散回家前的最后亮相。
从军事观点看，彼得格勒工人构成了什么力量呢？这就是提出赤卫队问题。现在是比较详细说说赤卫队的时候了：以后几天，赤卫队就要走上历史大舞台。
由于1905年的传统，二月革命一开始工人自卫队就复活了；复活以后也就分担二月革命的命运。科尔尼洛夫那时是彼得格勒军区司令，他声明军械库在推翻帝制那几日中共丧失了三万只手枪和四万只长枪。此外，因警察缴械和军队同情而落于民间之手的枪械也不在少数。政府要求归还军火时没有人答应。革命教训人认识一只枪的价值。然而有组织的工人只得到这批失落的军火的很小部分。
最初四个月间，暴动问题简直没有向工人提出来。民主的双权政制，使布尔什维克派有可能在苏维埃中征取多数。工人自卫队是民主警察之中一个成分。但这一切是形式的过于实质的。一只枪拿在工人手里，其历史意义是不同于拿在学生手里的。
工人手里有枪这个事实，一开始就令有财产的阶级惊慌起来，因为如此一来，势力关系就急剧改变了，有利于工人。在彼得格勒，国家机关得到中央执行委员会拥护，开始时无疑是一个权力，工人自卫队那时还不如此令人害怕的。但在外省工业区，则工人自卫队的增强，就是表示改变一切关系，不仅产业内部的关系，而且产业外围的关系。武装的工人，革除了经理和工程师，有时还把他们扣押起来，往往由工厂大会决议，拿工厂的钱来供赤卫队开销。在富于1905年游击斗争传统的乌拉尔地方，工人自卫队在老战士指挥之下维持秩序。武装工人差不多不知不觉的清除了官方政权，而代之以苏维埃机关。工厂主和管理人实行的怠工，使工人负起了保护产业的责任，如机器，货栈，煤和原料的储藏。反串了角色：工人紧握着枪，来保护工厂，认为工厂是他们的力量的源泉。如此，工人专政原素，在整个无产阶级未曾夺得政权以前，就确立于产业和工人区之中了。
妥协派总是反映业主的恐惧心，他们拼命地反对首都工人武装，务使之减少至极低限度。据弥尼乔夫说，那瓦区共有“15只左右长枪和几把手枪”。在此时候，城中盛行劫掠及暴力。各方面传播惊人的谣言，预告将有新变乱发生。七月示威前不久，大家以为工人区要被放火烧了。工人寻觅军器，到处敲门，甚至打破门进去。
普地洛夫工厂工人从7月3日示威获得了胜利品：一架机关枪和五箱机关枪弹。“我们快活得同小孩子一般，”——弥尼乔夫说。有些工厂武装得更好些。据里乞可夫说，他的工厂的工人共有80只长枪和20把大手枪。一堆珍宝！他们又从赤卫队司令部得到两架机关枪：一架安在食堂，一架安在顶楼。里乞可夫说：“我们的队长是考采罗夫斯基，他的最亲密的助手是托姆恰克和耶非莫夫，前者于十月暴动中在皇村附近被白卫军杀死了，后者则在阎堡附近被白党强盗所枪毙。”这简单的几行字，足够令我们轻轻一瞥工厂内情，那里形成了十月革命和未来红军的干部，那些托姆恰克，那些耶非莫夫，那些成百成千的无名工人，就是在那里甄拔出来，养成指挥习惯，锻炼自己的气魄，后来，得到了政权，他们又奋勇去保卫这个政权，以至于死在战场里面。
七月事变立刻改变了赤卫队地位。人们已经公开解除工人武装了，不是用劝说手段，而是行使暴力。但工人大多把些破铜烂铁缴出来当作枪械。凡是有价值的东西都小心埋藏着。长枪分发给最可靠的党员。机关枪则涂了油埋在地下。赤卫队转入地下，紧密拥护布尔什维克派。
工人武装工作，起初是党的工厂支部和区委员会担任的。布尔什维克派军事委员会以前只在卫戍军和前线方面做工作，经过七月压迫再抬起头来之后，才第一次注意于组织赤卫队的工作，供给工人以军事教练，有时还拿枪械给工人。党指示的武装暴动前途，渐渐使得先进工人对于赤卫队怀抱一种新观念。这已经不是维持工厂和工人区治安的警察了，这是未来暴动军的干部。
八月间，工厂被人放火的事情渐渐多了。每逢有危机要发生时候，集体的意识都要起了一次震动，激发一阵惊惶的波涛。工厂委员会紧张地工作，为了保护工厂免受危害。藏着的枪又拿出来了。科尔尼洛夫的暴动，确定地使赤卫队成为合法的组织。约有二万五千人报名加入赤卫队，领有步枪，一部分还有机关枪，但自然不是每人都有武装的。工人从希吕塞尔堡火药厂，由尼瓦河，运来一满船的手榴弹和炸药：为了反对科尔尼洛夫！妥协派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拒绝这宗“希腊人的礼物”[4]。维包格区赤卫队就在夜间拿这危险的礼物在全区分发了。
工人斯可林科说道：“学习使用枪械法，以前是在房子里面做的，现在则在露天之下，在公园里和马路上举行了。”工人辣启托夫在回忆录中说道：“工厂变成了兵营。工人一面做工，一面挂着背囊，倚着步枪。”不久之后，那个制造炮弹的工厂，所有的人都报名加入赤卫队了，除了老社会革命党人和老孟什维克派。汽笛一叫，所有的人都在院子里排队，操练。“生胡子的工人和小学徒，站在一排，都小心听着教练说话，……”正当帝制旧军队趋于解体之时，在工厂里就立下了未来红军的基础。
科尔尼洛夫的危险一经过去，妥协派就食言而肥：普地洛夫工厂共三万工人，只发了三百只枪。不久，完全不发枪了：现在危险不是从右边来了，而是从左边来；人家赶紧寻求保护，不是求无产阶级保护，而是求军官生保护。
没有了眼前的直接目的，武器又不够，引起了工人纷纷退出赤卫队。但这不过是很短期间的事情。根本的干部已来得及在每个工厂团结起来了。赤卫队各队之间建立了巩固的联系。中心干部由于经验知道了他们有后备队，危险时候一到，立刻可以动员起来的。
苏维埃转到布尔什维克方面来之后，赤卫队的地位又根本改变了：以前是被迫害的或勉强被宽容的，如今则成了苏维埃的一个正式机关，——苏维埃已经伸手要拿政权了。工人往往自己寻得武器，所求于苏维埃的不过一纸准许书而已。九月底以后，尤其10月10日以后，暴动准备公开提出于议事日程。暴动以前一个月，彼得格勒几十个工厂都在加紧操练，主要是练习开枪。十月中旬，使用武器的兴趣更加提高了。有些工厂，差不多所有的人，都加入了赤卫队。
工人渐渐更迫切地向苏维埃要求枪械。但枪械比伸出来的手少得多多。工程师高子明说道：“我天天到斯摩尼学院来，我看见苏维埃开会前后，工人和水兵如何包围托洛茨基，或献出枪械，或索取枪械给工人，报告分配枪械情形，和提出问题：究竟什么时候动手呢？大家等得不耐烦了。……”
形式上，赤卫队是离开党派而独立的。但愈近总解决时候，布尔什维克派愈占据重要位置：他们构成每队的核心，指挥部操在他们手里，与其他工厂及各区之联系也是经过他们。无党派的工人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跟着布尔什维克派走。
然而，现在，暴动之前，赤卫队人数还是不多的。16日，乌里茨基，布尔什维克派中央委员，估计彼得格勒工人军共有四万武装。这数目宁可说夸大了的。武装的来源还是很有限的：无论政府如何儒弱，非走上暴动道路就不能去夺取兵工厂。
22日，全城赤卫队举行会议：到会者约百人，共代表两万个战斗队员。这个数目，不必看得太认真：报名加入赤卫队的人，不见得都是积极的；反之，到了危险时候，工人们就将成群加入。这个会议，第二日通过的章程，确定赤卫队为“无产阶级武装力量的组织，为了同反革命作战，并保卫革命的胜利品”。注意这点，暴动以前24个钟头，赤卫队的任务还是以守势而非攻击的话来形容的。
基础组织是十人为一班；四班为一排；三排为一连；三连为一营。合指挥部和特别队伍在内，每营约五百多人。一区中的各营构成一队。在大工厂之中，譬如普地洛夫工厂，则成立独立队。特别的技术队伍，如工程兵，脚踏车兵，电报兵，机关枪兵，炮兵等，则在相当的产业方面招募，而编入步兵之中，——或者是独立的，随着所负的任务而定。所有的官长都是选举出来的。这没有什么不便之处，因为大家都自愿入伍的，大家都互相认识。
女工则编成救护队。在制造战时医院用品的工厂里，开办救护常识训练班。塔祥娜·格拉夫写道：“差不多所有工厂里面，都已有女工经常服务，做着看护工作，并备有必需的救伤用品。”组织，在金钱和技术方面，是非常之贫乏的。工厂委员会渐渐送材料来，给救护队和治疗所之用。后来暴动时候，这些薄弱的核心发展很快：忽然有多量的技术材料供其支配。24日，维包格区苏维埃命令：“立刻征发所有的汽车，登记所有救伤用的材料，并派遣看护至所有的治疗所服务。”
没有党派的工人，一天多一天去练习开枪和作战。守卫岗位一天比一天加多了。工厂日夜都有巡哨。赤卫队的指挥部搬到比较宽敞的地方去。23日，在铁管制造厂进行检阅赤卫队。一个孟什维克发言反对暴动，但被暴风雨一般的气愤所拦阻了：够了，讨论的时候已经过去了！潮流是不可抵御的，连孟什维克派也卷入其中。塔祥娜·格拉夫说：“他们也加入赤卫队，在各部分服务，甚至有所建议。”斯可林科描写，23日，赤卫队里面，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派如何与布尔什维克派联欢，青年人如何与老年人联欢，他自己又如何温柔的吻他的父亲，——同厂的工人。工人佩斯可伏衣说起，在他的武装队之中，“有16岁的青年工人和50岁的老头子。”年龄参差不齐，更增加了“兴趣和战斗精神”。
维包格区特别热心准备战斗。通往维包格区来的活动桥梁，钥匙都拿到手了，本区种种弱点都加以研究，本区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也选出来了，工厂委员会实行不断的值勤制度。加育劳夫得意得很——他合当得意——说起了维包格区工人：“他们是首先同帝制作战的，首先在本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首先拿着武器出来反对十个资本家部长，7月7日也是首先出来抗议人家对于本党之迫害的；在10月25日那个决胜负的日子，他们也未曾落于人后。”这都是实在的话！
赤卫队的历史很可以当作双权政制的历史来看。双权政制以其内部的矛盾和冲突给了工人更大的便利，得以在暴动以前便造成了一个威严的武装势力。要确定在暴动时候全国工人自卫队究竟有多少人，——这却是一件差不多不能实行的任务，至少现在是办不到的。无论如何，总有几万武装工人构成暴动的干部。至于后备力量，则差不多是无究无尽的。
赤卫队的组织显然是未能臻于完善的。一切都是在匆忙中做的，粗枝大叶的，并非样样做得灵巧。赤卫队分子，大部分没有训练得好，联络不好，武装不完备，救护部分也落了后。但以最能够牺牲的工人来主持，赤卫队此次是渴欲进行斗争到底的。这就决定了胜负。
工人性质的赤卫队和农民性质的卫戍军其间的差异并非仅仅由二者社会成分来决定的。那些愚鲁的士兵，回到本乡，分了地主土地之后，好多人都能拼死命打仗，反对白卫军，——起初当游击队，后来加入红军。除了社会成分差异之外，二者中间还有更直接的差异：卫戍军是厌恶战争的旧式士兵，一种强迫性的结合体，至于赤卫队则是簇新编练的，经过一番个人的拣选，建立于新的基础之上，含有新的目的。
革命军事委员会还有第三种武力：波罗的海水兵。就其社会成分来说，水兵们比陆上步兵更接近于工人。水兵之中有好多是彼得格勒工人。水兵的政治水平也比步兵高得多多。那些后备兵很少战斗精神，甚至忘记了如何开枪。水兵则没有间断实际服役。
为了积极的军事行动，决然可以依靠于武装的布尔什维克派，赤卫队，水兵中先进队伍和卫戍军中保持得最好的诸团。这种种武力结合起来，互相补充。卫戍军人数虽多，但没有充分的作战意志。水兵人数不很多。赤卫队没有经验。工人和水兵携来了魄力，勇敢，热情。卫戍军诸团则构成不很活动的后备，以其人数发挥威力。
布尔什维克派天天和工人，士兵，水兵等打在一起，很明白他们率领作战的这个大军，其中分子性质上有何种深刻的差异。暴动计划，一大部分就是建立在这个差异估计之上的。
敌方的社会力量，是由那些有财产的阶级所构成。这就决定了它的军事上弱点。首都那些有地位的人，言论界和教育界那些人物，他们在哪里打过仗呢，何时打过仗呢？他们一向是依靠电话或电报去探听那决定他们命运的战斗之结果。青年一辈的，他们的子弟，学生们怎样呢？他们差不多都是仇视十月暴动的。但其中大多数，同父兄一起，躲在旁边，等待战斗结果；一部分后来加入军官生队伍中去，军官和军官生有好多本是学生出身的。没有民众拥护有财产的阶级。工人，士兵，农民，都是反对他们。妥协党派的破产，表示有财产的阶级是没有军队的了。
如果在近代国家生活中，铁路占重要地位，那么铁路工人问题在敌对两营垒的政治计算之中自然也占重要位置了。铁路人员的等级制，使得其中政治倾向异常复杂，如此造成了有利于妥协派外交家的条件。成立很迟的“铁委”在职员中以及工人中的根基，比较军团委员会在前线士兵中的根基更加牢固些。在铁路上，只有少数人跟随布尔什维克派走，主要是堆栈和工场工人。据布尔什维克派做工会运动领袖之一史密特的报告，最接近于党的铁路工人，乃是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联络线上的工人。
但即使是在妥协派的职员和工人群众之中，从九月的铁路罢工起，也突然发生了左倾。“铁委”空谈和延宕，引起了群众不满意，一天比一天更不满意。列宁指出“铁路和邮政雇员继续与政府发生激烈的冲突”。从暴动的直接任务观点看来，这差不多是足够的了。
邮电方面没有如此顺利。据布尔什维克波基说，“电报机关之中有很多立宪民主党人。”但那里，小人物也是仇视大人物的；邮差之中有一群人准备于紧急时机夺取邮政局。
仅仅拿言论去说服铁路雇员和邮政员，那是没有用的。布尔什维克派若是表现的不坚决，立宪民主党和妥协派上层仍旧要占据优势。如果革命的领导是坚决的，下层就必然带着中层走，而使上层“铁委”领袖陷于孤立。在革命的计算之中，仅仅统计数字是不够用的：必须补充以活的行动系数。
反对暴动的人，甚至布尔什维克派内部分子，却也寻到了充足的理由，做出悲观的结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警告人切勿过轻估量敌人的势力。“彼得格勒决定一切，但在彼得格勒，敌人有……很大势力：五千名军官生，武装齐备，又晓得作战，此外还有司令部，还有突击队，还有哥萨克，还有一大部分卫戍军，还有很多大炮布置于彼得堡周围，成一个扇形。何况敌人依靠中央执行委员会援助，差不多一定的要从前线调兵回来哩。”……这里列举的是很吓人的，但不过限于列举而已。如果整个说来，军队是社会的缩影，那么社会公然裂为两半之后，则每一半的军队就是一个敌对营垒的缩影了。有产者的军队就带有孤立和解体的印记。
集聚在旅馆，饭店和赌场的军官们，自从克伦斯基和科尔尼洛夫决裂之后，就仇视政府了。然而他们仇视布尔什维克派还更厉害得多。一般说来，站在政府方面最积极活动的却是帝制派军官。“亲爱的科尔尼洛夫和克里木夫，你们当初做不成的事情，靠着上帝帮助，我们这次也许要成功了。……”这是军官薛内古勃许愿的话，他是暴动那天最勇敢保卫冬宫的一个。然而无论军官人数如何多，其中只有几个人真有决心作战。科尔尼洛夫事变已经显示了这些彻底堕落了的军官，不成为一个战斗力量。
军官生的社会成分是不单纯的，其中意见不是一致。除了世袭的，如军官的子孙之外，还有不少的偶然分子，帝制时代因战争需要而入学的。工兵学校校长曾对一个军官说：“你和我非死不可，……我们是贵族，不能不死的。”这些大言不惭的贵族——他们后来居然逃避了贵族式的死！——谈起那些平民出身的军官生时总带着鄙视态度，仿佛谈起了下等人，乡下人，“面目可憎，语言无味”。军官学校里面，贵族和平民[5]之间分别得很清楚；而最热心拥护共和政府的也正是那些最留恋于帝制的人。民主派的军官生则宣布他们不是拥护克伦斯基，而是拥护中央执行委员会。革命第一次打开了军官学校的门，让犹太人进去。犹太资产阶级家庭子弟，为了表示与上层特权者平等之故，特别仇视布尔什维克派。可惜这并不够用，不仅不够拯救政制，而且不够保卫冬宫。军官学校成分复杂及其完全隔离军队，遂致到了危急时候，军官生自己也开起会来。他们问道：哥萨克将取什么态度呢？除了我们之外还有别人出来么？一般说来，值得替临时政府打仗么？
据十月初博德魏斯基报告，彼得格勒诸军官学校中有120个社会主义者，其中42个或43个是布尔什维克派。“军官生说，学校当局都带着反革命精神，他们显然教导学生准备于乱事起时出去扑灭暴动。……”社会主义者数量，尤其布尔什维克派数量，显然是微不足道的。但他们使得斯摩尼学院有可能知道军官生之中发生了什么重要事情。此外，军官学校的地点也是异常不利的：军官生散处于兵营中间，他们说话时虽然鄙视士兵，却很害怕士兵。
他们的害怕本是有充足理由的。从邻近的兵营和工人区域，几千只仇视的眼睛望着军官生。还有一种更有效的监察，就是每个学校里都有一队士兵，口头上说是守中立，但实际上则倾向于暴动方面。学校的枪械库握在非作战队伍的士兵手里。工兵学校一个军官写道：“那些混蛋不仅把仓库钥匙丢了，害得我破门进去，而且把机关枪要件拿走了，不知藏在什么地方。”在如此情形之下，很难指望军官生显示英雄奇迹。
彼得格勒暴动会遭遇从外面，从邻近地方卫戍军来的攻击么？帝制国家，在其存在的最后几日，不断希望首都外围那个小圆圈的军队来拯救。这个希望落空了。但这次怎么样呢？若等待那些保证绝无危险的条件，然后暴动，则连暴动本身都不需要了：暴动的目的正是要打破那不能以政治手段排除的障碍。不能什么事都预先计算到的，但凡是能计算的都计算到了。
十月初，在喀琅施塔得开了彼得格勒省苏维埃会议。首都近郊：喀琴那，皇村，红村，奥兰宁堡，以及喀琅施塔得本身——等处卫戍军的代表，都是激昂慷慨，同波罗的海水兵唱一个调子。彼得格勒省农民代表苏维埃也赞成这次会议的决议案：农民经过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而急剧转向于布尔什维克派。
16日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省工作人员斯忒潘诺夫描述了彼得格勒省复杂的势力关系，但其中布尔什维克主义占优势是显而易见。在塞土特洛勒茨克和高平诺，工人武装起来，有战斗情绪。在新彼得霍夫，军队之中的工作停止了，军队瓦解了。在红村，第176团（本是布尔什维克派，就是7月4日在陶立特宫守卫的一团）和第172团，都是站在布尔什维克派方面；“但以外还有骑兵”。在鲁加，卫戍军中三万人转到布尔什维克派方面来，一部分迟疑，苏维埃还是保卫祖国的。在格独瓦，军队赞成布尔什维克派。在喀琅施塔得，群众情绪低落了，以前几个月情绪太过于高涨，水兵中最好的分子此时在作战的舰队里面。在距离彼得格勒60俄里的希吕塞尔堡，苏维埃好久就是唯一的政权了；火药厂工人准备随时都可为拥护首都而作战。
以上关于第一线后备军的消息，同那在喀琅施塔得开的苏维埃会议结果配合起来，可以认为是完全能鼓起人勇气的。从二月暴动发出来的浪潮足够破坏首都周围军队的纪律。现在预先知道了最接近首都的卫戍军的情绪，人们对于他们就更有把握了。
第二线后备军，就是芬兰前线和北方前线的军队。那里，事情更加顺利。史密尔卡，安东诺夫，狄宾科等人的活动，产生了难以估价的效果。舰队和赫尔辛基卫戍军一起，在芬兰土地上，成了最高权力。政府在那里没有一点威权了。调到芬兰来的两师哥萨克兵——科尔尼洛夫调来准备打击彼得格勒的——有了时间同水兵们亲密接近，而拥护布尔什维克派或社会革命党左派，——在波罗的海舰队之中，社会革命党左派渐渐的同布尔什维克派没有多少分别了。
赫尔辛基插手（干预）勒瓦尔军港的水兵，那些人的态度当时有些含糊。北方苏维埃大会大约也是波罗的海舰队发起的，这个大会团结了彼得格勒周围卫戍军苏维埃为一个大圈子，连莫斯科和阿尔汉格尔斯克也划在这个圈子里面。安东诺夫写道：“以此手段实现了保卫革命首都以抵御克伦斯基军队的可能攻击之观念。”史密尔卡开完了大会回到赫尔辛基去，准备组织一个特别军，含有水兵，步兵，炮兵等，为的一见信号即开往彼得格勒来。彼得格勒暴动时芬兰的一翼是最有保证的。从那里不会有什么打击，只有重大帮助罢了。
但在前线其他部分事情也进行得很好，总之比最乐观的布尔什维克派那几日所设想的还要好些。在十月这个月中间，军队里举行了新选举，选举出军队委员会；到处都有显然转变倾向于布尔什维克派。在驻扎于德文斯克附近的那一军人中，“明白事理的老士兵”，于选举团委员会和连委员会时，完全落选；他们的位置被“那些愚昧无知的分子”占据了，这些分子“眼睛冒火，发亮，嘴巴同狼一般”。其他地方也是一样。“到处都改选委员会，到处都只选出布尔什维克派和失败主义者。”政府特派员开始躲避，不敢巡视各团：“此时他们的地位并不比我们的好些。”这里我们引的是布德柏格男爵的话。他那一军中两团骑兵：轻骑兵和乌拉尔哥萨克，比其他各团更长久握在长官手里，从来未曾拒绝去镇压变兵，但此时忽然变卦了，要求“人家以后莫派他们负担讨伐军和宪兵工作”。这个警告的恐吓性，对于这位男爵，是比对于其他任何人，更加明白的。他写道：“你不能靠拉小提琴来指挥一大群豺狼、豪狗和绵羊，……惟有大规模使用红铁，才有得救希望。”底下是一个悲惨的告白：“铁就没有，且不晓得从何处去拿去。”
我们如果没有提到其他各军各师的情形，那是因为他们的长官观察力没有布德柏格深刻，或者没有写什么笔记，或者写的笔记至今尚未发表。但驻扎在德文斯克附近那一军人，是没有什么要点与第五军团中其他各军不同的，除非是长官文采惊人这一点。另一方面，第五军团比其他军团也强不了多少。
第五军团的军团委员会，妥协派，好久以来就是虚悬在空中的；它还不断地打电报到彼得格勒去，拿话恐吓人，说什么要拿刺刀来恢复后方治安。布德柏格写道：“这一切都是吹牛的，都是虚声恐吓的。”委员会在临死挣扎，23日改选了。新委员会是布尔什维克派的，主席是斯克良斯基博士，——一个优越的青年组织家，不久以后就在创立红军方面发挥他的才干，后来在美洲一个湖中划船时偶然丧命了。
北方前线政府特派员助手，10月22日，报告陆军部长说：布尔什维克主义思想，在军队之中一天比一天得势，群众要求和平，连抵抗到最后顷刻的炮兵也“可以接受失败主义宣传了”。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征兆。“临时政府没有一点威权，”——这是暴动以前三日政府在军队中的直接官吏报告给政府的话。
革命军事委员会，那时固然没有见着所有这些文件，但它知道的事情，已经绝对够用了。23日，前线各部队的代表们向彼得格勒苏维埃要求和平；否则军队要退回后方来，“杀尽所有想再打十年仗的寄生虫”。前线的人对苏维埃说：把政权拿去罢，“前线将拥护你们的”。
在比较遥远的和落后的前线，西南前线和罗马尼亚前线，布尔什维克派还很少见，而且被人视为奇异人物。但那里，士兵的情绪仍是同别处一般。耶夫珍妮亚·宝希说道：在那驻扎于日梅林加附近的禁卫第二军中，六万个士兵之内只有一个青年共产党人和两个同情者；但这并不能阻止这军人于十月那几日出来拥护暴动。
政府派人物，寄托其希望于哥萨克直至最后顷刻。然而较不盲目的右派政客，明白了，这方面事情也是很不妙的。哥萨克军官差不多都是科尔尼洛夫派。哥萨克兵则是渐渐倾向左方的。政府中人好久都不明白这点，总以为哥萨克诸团之对冬宫冷淡是由于加雷定受了委屈。但最后，连司法部长马良托维趣也明白了，加雷定“背后只有哥萨克军官，至于哥萨克士兵，同步兵一般，干脆地倾向于布尔什维克主义”。
三月初旬那些前线，崇拜自由派祭司，拥护立宪民主党部长，欢迎克伦斯基演说并相信布尔什维克派为德国奸细的，——如今荡然无存了。玫瑰式的幻想被践踏在战壕污泥之中；士兵们如今再不肯穿着破鞋子在这污泥中过生活了。彼得格勒暴动那一天，布德柏格写道：“总解决之期临近了。结局如何，可以未卜而知的；在我们这边前线，已经没有一个部队……不在布尔什维克派权力之下了。”
[1] Putschism，原是德文。——译者
[2] Louis Philippe（1773－1850），法国七月王朝国王(1830－1848)，1848年革命后逃亡英国。－C.R
[3] Герцен, 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1812-1870）俄国启蒙运动重要分子之一。——译者。
[4] 译者按，即礼轻而求奢之意。【希腊人的礼物，Greek gift，指危险或害人的礼物。典出特洛伊战争。希腊人佯装撤退，留下木马。特洛伊祭司认为木马可疑，“希腊人就是送上礼物，也教人担心。”特洛伊人不听，把暗藏希腊士兵的木马运进城中，招致灭城之祸。－C.R】
[5] 原文直译：“白骨头”（上等人）和“黑骨头”（下等人）。现代俄语主要保留了“白骨头”的说法，“黑骨头”基本不再说了。－L.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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