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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小记

  为了不要“佛头着粪”,我们没有写“序”,为了不要“画蛇添足”,我们原也不想写什么后记;不过,关于译文所本,总不能不说几句,——这是译者的责任。

  第一卷是根据1931年版的俄文本译的,同时参看了Max Eastman的英译本。第二卷系根据英译本,第三卷则根据Maurice Parijanine的法译本译的。第二第三两卷译文,曾以英法文互校,最后又都用1933年版的俄文本细细校读了一遍。

  我们二人曾相互校读了译稿,故主要的人名地名以及一般的译名,可说大体已统一了的。至于译文的本身,我们曾尽量求其忠实,我们希望能做到意义正确(当然不敢说全无错误)之外,还能相当保存原作者那种特殊的有力笔调。

  在这样艰难的环境里,我们竟译完了这部巨著,而且看见它出版,这欢喜,这满足,自然是不必说的。不过更使我们欢喜的,却还有一层意义:读者们读完了本书,大概还记得这个故事:1917年秋,列宁躲藏在芬兰,每天处在反动派的追缉与暗杀威胁之下,他那时写信给加米涅夫说:假使人们“收拾”了他,就要加米涅夫把他留在斯德哥尔摩的一本小练习簿,整理出来出版,那便是《国家与革命》一书的原稿。这表示什么呢?表示一个自觉到自己伟大历史使命的革命家,把思想的承续看得比自己的生命更重更高。现在,本书著者,也就是把这故事讲给我们听的人,已经给人家“收拾”掉了,但他那三大卷一百万字的最大著作——不是“小练习簿”呢!——甚至连落后的中国也翻译好出版了,这还不能保证他思想的承续,以及它的生根,滋长与发扬吗?难道还不够保证他生命的永在吗?这一点,我们是确信的。而且著者本人也是确信的,——虽然他已不能亲自感受到中文本出版的欣慰了!

  本书能够出版,经济上得力于YL两先生的同情援助;校对以及一切技术工作,则郭和与H二兄尽力最多。

王凡西、郑超麟
1941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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