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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建立第四国际”?不,就是第四国际!

列夫•托洛茨基

1938年5月31日
毛线 译 龚义哲 校



说明:这是托洛茨基写给一位比利时同志的一封信,最初发表在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1938年的第三期内部公报上。


亲爱的同志:
  宣告第四国际的成立,在你们眼里似乎为时过早。你们认为,保留“争取建立第四国际运动”这个称呼才更加“稳重”、准确。对此我不敢苟同。甚至在两年前,在第一次采用这个名字时,我就觉得这个称呼迂腐、不当,而且略显可笑。过去两年的经历充分证明了,这个称呼的采用是个彻头彻尾的错误。最好的证据就是:它从来没有被人接受,没人用它来称呼我们。资产阶级的报刊、共产国际、社民党人,都异口同声地直接叫“第四国际”。 没人会理睬“争取建立第四国际运动”这个称呼中“争取”这个可怜的词。我们自己的组织大部分时候也这样称呼,叫他们自己是“第四国际的支部”。至于我们在法国、德国、俄罗斯、美国、墨西哥、古巴以及其他地方的同志,莫不如此。只有斯内夫利特和费雷肯在他们的旗号里用上了“争取”这个词。但是,这更加印证了旧名的谬误,对大多数人来说,它显然是个完全不切实际的名称。
  你我都应该有这样的共识:一方面,现在只有我们能建立第四国际,其他的组织没有完成这个任务的能力,或者没有愿意完成这个任务的决心。另一方面,虽然我不会对第四国际现在依然年幼而薄弱这个事实熟视无睹,但这并不能使我们放弃“第四国际”这个称呼。在文明社会里,一个不变的名字会陪伴着一个人从摇篮到坟墓,并且会与这个人的个性融为一体。
  也许对你们来说,使用“争取”这个称呼在政治上似乎显得更为“稳重”。不过在我看来,这个名称既优柔寡断又缺乏自信。一个对自身重要性没有把握的革命党是不能赢得群众的信任的。无论是阶级敌人,还是广大的工人,都已经把我们称作第四国际。这说明,比起我们自己队伍里那些的怀疑论者或半怀疑论者来说,他们给予了我们这个集体更多的信任。
  兴许在你们看来,“第四国际”这个称呼会让那些同情或者部分同情我们的组织对我们敬而远之。这是错误的想法,因为只有正确并且明晰的政治主张才能吸引别人。为此,我们就得是一个组织而不是一个松散的结合。大家都知道,我们在各国的组织一般自称为“某某党或某某同盟”。那么我们也可以说,在比利时,一个叫“革命社会党”的政党的成立,会使那些抱同情或者部分同情态度的组织不敢接近我们。可是如果非得遵守“政治稳重”这个原则的话,我们的比利时党就该叫“争取建立革命社会党运动”了!但我相信,即使是费雷肯同志,也不会同意采用这么一个滑稽的名字吧!既然如此,为什么对于国际组织,我们要采用和各国组织不一致的原则呢?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采用了关于国内国际政治的双重标准,那实在是不合适!
  毫无疑问,同情我们但目前还没有做好准备正式加入我们队伍的组织,在不断出现。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比利时,其他国家也是如此。我们必须准备好和他们建立友好关系。此外,如果他们愿意的话,我们还应当先给他们同情组织的地位,也就是给他们咨询性的投票权,主动将他们吸收进第四国际的组织里来。
  你们指出了一个事实:我们迄今为止还没有对 “帝国主义的最新阶段”之类的问题进行理论分析。但是,它只不过是一个质疑一国范围内的政党存在合理性的论据罢了,相信它还不足以充当反对第四国际成立的论据、有人会叫嚷:又搞双重标准了!但是,第四国际作为一个整体,它当然有着更加强大的理论武装,比任何一国的支部都更能克服踌躇犹疑。
  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拥有两方面的(即辩证的)而不是片面的特性。我们有充分的理论来为我们的实践服务。至少在这一点上比其他任何组织都强。我们的行动将会推动我们的理论工作进一步发展,相信这将会唤醒并且吸引新的理论家们。第四国际永远不会像密涅瓦从朱庇特的头诞生那样,现成地从我们的手掌心中冒出。它将在理论与行动两方面同时发展壮大。
  我想请大家注意,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写出《共产党宣言》之前,他们就创建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同样,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之前,第一国际就诞生了。第二国际则诞生于《资本论》全卷出齐之前。处于全盛时期的第三国际也没有一个完善的纲领。
  历史滚滚的车轮并不会停下来,去等待马克思主义者完成那些所谓“最后的”、“完美的”、“详尽的”研究。我们不得不在对西班牙进行所谓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之前,就得在西班牙革命问题上摆明立场。西班牙内战需要从我们这里得到一个干脆的回答,而不是我们的理论家们发表的一卷两卷甚至更多的调查研究工作。正如战争并不会拖延到最完美武器的发现才爆发,革命和第四国际也不会等到最完美理论工作的完成才开始行动。诚然,理论是重要的,但学究式地对书本过分迷信实在是毫无用处。
  其实矛盾产生在那些叫自己“争取建立第四国际”的人身上。事实上,他们在进行着日趋尖锐的反对第四国际的斗争。在斯内夫利特身上这个现象最为明显。他“争取建立”马克思主义统一工党,也“争取建立”伦敦局,所以为了保证不偏不倚,他也得说“争取建立”第四国际。我们并不需要这样的语义混乱。斯内夫利特的政策只不过使第四国际在荷兰,乃至国际范围内受到损害。而在西班牙,他的政策则表现为在最危急的时候破坏罢工。这一切的后果,都被他所用的“争取建立”这样的话巧妙掩饰了!而费雷肯的政策只不过是51%的斯内夫利特政策。他们存在的问题与马斯洛的问题并无太大差别,都归结为“争取建立”这个词。实际上,他们都在进行着反对第四国际基本原则的斗争,鬼鬼祟祟地在左派右派间寻找可以帮助他们推翻这些原则的盟友。我们绝不能允许这种事情发生。我们必须给予那些在我们的道路上前进,但是犹豫不决、不成熟的工人阶级组织最为密切的关注。然而我们却不能向那些中派主义宗派头子们做出原则性的让步,他们既不愿意承认国际性组织,也不愿意承认我们的纪律。
  “这么说你们想要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国际喽?”有些人会惊骇万分地说。对这种疑问,我会镇静地回答:不,这恰恰是最不可能的!第四国际及其所有支部的全部历史展示了一场持续不断的、自由的关于观点和倾向的斗争。但是我们的经验早已证明,只有在争论的参与者承认他们是一个拥有自身纲领和章程的一国支部与国际组织的成员的前提下,这种斗争才是健全理智的。除此之外,我们也可以与那些站在我们组织之外的其他集团,进行一场同志式的讨论。但是正如和斯内夫利特、费雷肯打交道的经验所表明的,如果有些领导人在我们组织与外部之间脚踏两只船,这种争论不可避免地会被污染。允许这种体制的存在不啻于自杀。
  综上所述,就像工人们和阶级敌人已经做的那样,我完全支持称呼我们自己为“第四国际”!

列•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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