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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工人”党

1940年8月7日



  问题依你之见,多数派与少数派之间的政治分歧,是否已经大到了足以使分裂成为正当的程度?

  托洛茨基:对这个问题,也应该辩证地、而非机械地来考虑。“辩证法”这个重要的字眼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要用发展的、而不是静止的眼光去看待事物。我们实际分析一下双方的政治分歧的话,就可以说分歧没大到导致分裂的地步,但如果他们呈现出了背离无产阶级、转向小资产阶级圈子的倾向,那同样的分歧就会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如果他们同不同的社会群体发生联系,那分歧就会具有不同的分量。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事实是,尽管多数派采取一切措施避免分裂,少数派还是与我们分裂了。这表明了他们内心的社会情绪,他们觉得自己已经不可能再和我们在一起了。这就是小资产阶级倾向,而不是无产阶级倾向。如果你要想最新的证据,德怀特·麦克唐纳的文章就是极好的例子。
  首先,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的特征是什么?参加革命党并不是义务,但既然入了党,就得严肃地对待党。既然我们敢于号召人民用革命来改造社会,我们就肩负着重大的责任,我们必须谨而慎之地看待这一责任。而我们的理论又是什么呢?仅仅是行动的工具吗?这些工具就是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因为到现在我们都没找到更好用的工具。工人对工具并不抱幻想——如果有了最好的工具,他就会小心对待。他不会抛弃这些工具,或是去要求得到荒唐的、并不存在的工具。
  伯纳姆就是个势利书生。他加入了一个党,随后抛弃它,又加入了另一个党。工人可不会这么做。如果他加入了革命党,对着人们演讲,号召他们行动,就像正在打仗的将军一样——一个指挥部队作战的将军必须懂得要把部队带去哪里。要是有个将军说,他的枪炮不好用,发明出更好的枪炮恐怕要等上十年,所以在此之前大家还是先解散回家吧——对这种人你会怎么看?。这就是伯纳姆的理由。所以他抛弃了党。但失业者仍在,战争仍在。这些事情不可以拖延下去。所以伯纳姆不过是在拖延自己的行动而已。
  德怀特·麦克唐纳并不势利,只是有点蠢。我先引用几句他的话:
  “要做个对社会有用的知识分子,就不能自欺欺人,不能明知是假币而又把它当成真币收下,在危机时期不能忘记过去数十年学到的东西。”
  很好,一点也不错。我再抄几句:
  “我们必须以怀疑精神和献身精神——怀疑一切理论、政府和社会制度;献身于群众的革命斗争——来直面这疾风暴雨的年代,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证明自己是知识分子。”
  这就是所谓的“工人”党的一个领导,他自认为不是无产者,而是“知识分子”。他自称怀疑一切理论。
  我们通过研究、通过建立科学的方法——即马克思主义——来迎接这场危机。危机来临了,麦克唐纳先生却说什么“怀疑一切理论”, 除了他自己那套可疑的理论之外,他并没有提出什么代替马克思主义的新理论,却大谈献身革命。没有了理论,我们怎能开展工作??群众斗争是什么,革命是什么?整篇文章的观点是模糊不清的,能容忍这样的人当领导的党,不是严肃的党。
  我再次引用:
  “那这头野兽(法西斯主义)的本质是什么呢?托洛茨基坚持认为,它不过是波拿巴主义的类似现象,一个小集团操纵一个阶级与另一个阶级相斗,以此维持自己的权力,因此给了国家政权一种暂时自治的特征。但这些现代极权政权不是临时性的情况;它们已经彻底改变了经济和社会结构,它们不仅操纵着旧的形式,还摧毁了其内在的活力。纳粹官僚是新的统治阶级吗?如果是的话,那法西斯主义是不是可与资本主义相提并论的新社会形式?事实看来并非如此。”
  他在这里创造了一套新理论,给法西斯主义下了新定义,但他不过是希望我们怀疑一切理论罢了。所以他也会对工人说,他们用什么设备和工具是无关紧要的,但对工作必须要有献身精神,工人会对这种话报以何种激烈的言辞,我可以猜得出来。
  这正是失望沮丧的知识分子的特征。他预见到了战争和可怕的时代就在眼前,他看见了失败和牺牲,所以他胆怯了。他开始散播怀疑论,且仍然以为怀疑论能与革命献身精神相一致。只有在确信革命是合理的、可行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培养出献身革命的精神。没有可行的理论,就无法让人确信这一点。鼓吹怀疑理论的人是叛徒。
  我们通过另外的因素来分析一下法西斯主义:
  1.法西斯主义与旧的波拿巴主义的相同因素在于,它们都利用了阶级之间的对抗,来使国家政权获得最大的独立性。但我们从来都强调指出,旧式的波拿巴主义出现在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社会,而法西斯主义则是衰落时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国家政权。
  2.法西斯主义,是资产阶级企图在不消灭私有制的同时,克服并逾越新科技与私有制之间的矛盾的尝试。它是法西斯主义的“计划经济”。它是挽救私有制同时遏制私有制的企图。
  3.现代新技术带来的生产力,与民族国家的有限疆界产生了矛盾。旧的民族国家的疆界无法束缚住新技术,法西斯主义为了逾越这种矛盾,企图克服它。结果就是战争。我们已分析过所有这些因素。
  德怀特·麦克唐纳会像伯纳姆一样抛弃党,可能因为他是一个可怜的懒汉,行动来得迟些。
  伯纳姆曾一度被认为是“好同志”。是的,在我们的时代里,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使用每个有助于党的知识分子。我曾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想把迭戈·里维拉[1]挽留在我们的运动里。每个国际都有这种经历。诗人弗莱利格拉特[2]也是个跟里维拉一样反复无常的人,他跟第一国际有过纠纷。第二、第三国际与马克西姆·高尔基有过纠纷。第四国际与里维拉有纠纷。在这几个事例当中,他们都与我们分道扬镳了。
  当然,伯纳姆曾经与我们的运动有过更密切的关系,但坎农对他表示怀疑。他能写几篇文章,在思考方面算是有点技巧,虽然思维欠缺深度,却又是灵敏的。他能接受你的思想,对其加以发展,就你的思想写几篇好文章——然后就把它忘得一干二净。作者能忘——但工人不会忘。不过,只要这种人能为我们所用,那也是挺好的,墨索里尼曾经也是“好同志”!

科约阿坎D.F.
1940年8月7日




注释:

[1] 迭戈·里维拉(Diego Rivera,1886—1957),墨西哥著名画家,1922年参加墨西哥共产党,托洛茨基刚刚流亡到墨西哥时,里维拉曾一度与他十分接近,但两人最后还是分道扬镳了。——校对者注

[2] 费迪南德·弗莱利格拉特(Ferdinand Freiligrath,1810—1876),德国诗人,马克思的好友,曾是革命民主派,担任过《新莱因报》编辑,并曾加入过共产主义者同盟,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开始逐渐脱离革命运动。——校对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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