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春天，在尤登尼奇将军统率下的西北义勇军出乎意料地发动了攻势，进逼彼得格勒。不久，英国舰队驶入了芬兰湾。布拉克－巴拉霍维奇上校身先士卒，率领他的部队进击普斯可夫。同时爱沙尼亚军队也在前线活跃起来。5月14日，罗将柯将军的兵团突破了由于抽调了部分兵员支援更为吃紧的战线而被大大削弱了的第七集团军的阵地，占领了杨堡和普斯可夫，并且迅速地同时向加特契纳、彼得格勒和卢加进逼。驻扎在彼得格勒近郊的第七集团军军长同尤登尼奇将军私相勾结，阴谋在十月革命的首都外围的喀琅施塔得、奥拉尼恩包姆、红丘炮台、灰马炮台和红村等地驻防的卫戊部队中组织叛乱。根据他们同尤登尼奇的合谋，叛乱者准备会同他的部队攻占首都。他们期望心怀不满的水兵会支持他们，特别是舰队会给他们积极的援助。但是两艘苏维埃无畏战舰上的水兵并不支持叛乱，而英国舰队〔当时还仅限于在戒备中等待时机。〕结果，这项阴谋全部流产。到1919年6月12日，只剩下红丘炮台〔和灰马炮台还在〕叛乱者手中，而连续两年都没有采取收复这两个地方的行动。最后，经过从喀琅施塔得方面发起的攻势，一支红海军部队终于在6月16日占领了红丘炮台。〔灰马炮台也同样轻易地就占领了。〕
〔季诺维也夫当时是彼得格勒市和这个区的党和政府的首脑，他在步步进逼的敌人面前恐慌万状，于是政治局派了斯大林去支援他。〕
斯大林带着党中央委员会和苏维埃政府赋予他的特权，在l919年5月下半月抵达彼得格勒。〔他的冷酷无情和坚决果敢马上就表现出来了。在到达彼得格勒两个星期之后，他打了一个电报给列宁：〕
*“继红丘炮台之后，又占领了灰马炮台。两个炮台的炮都完整无损。现在正迅速检查全部炮台和要塞。
海军专家们硬说从海上攻占红丘炮台是违背海军科学的。我只能对这种所谓科学悲叹。红丘炮台所以能迅速占领，是由于我和一般非军事人员极粗暴地干预了作战事务，粗暴到撤销海军和陆军的命令，强迫执行自己的命令的程度。
我认为有责任声明，我今后将继续这样行动，虽然我非常敬重科学。”256
列宁对于这种挑衅式的夸夸其谈的语调感到烦恼。从彼得格勒本来是有可能随时同克里姆林官和大本营保持联系，撤换不称职或不可靠的司令员，加强参谋部，也就是说，进行每一个党的负责军事干部不断地在一个战线又一个战线上应做的一切工作，而又不违反高尚的志趣、良好的作风和维持正确的关系的基本准则，也不至于损害部队司令部和总参谋部的权力。但是斯大林不会这样做。他只有在侮辱别人的情况下才能感觉到自己对他们的优越处。他如果不对所有的部下发泄他的狂暴的轻蔑，就不会从工作中得到满足。如果他找不到其他的手段，他就把粗鄙当做一种手段，并且夸耀自己有着侮慢别人所尊重的措施和人物的特殊才能。他用这样的字句结束了他的电报：
“赶快运送供6个师用的200万发子弹来，供我调遣。”
这个如此典型的斯大林式的附言牵涉到一整套制度。军队当然有自己的供应部长。子弹总是缺乏的，它们是根据总司令的直接指令，按照贮存的数量以及战线和部队的重要性分配的。但是斯大林僭越了各级主管部门，违反了一切命令的准则。他把供应部长抛在一边而直接通过列宁索取子弹，又不把它们置于司令部的调遣之下，而置于他个人的调遣之下，好由他把子弹当做礼物送给某个师，以便使该师师长认识到他的地位是多么重要。
〔十年之后，伏罗希洛夫利用了斯大林在1919年春末对彼得格勒所作的这次短暂的访问，又一次酝酿篡改历史。现在这粒种子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十足的神话，叫做“斯大林是彼得格勒的救星”。这是个狡黯的神话，他用一种相当奇怪的方式故意把事情发生的季节掉换了。事实是〕尤登尼奇在l919年曾经两度打算占领〔彼得格勒〕——一次在5月间，另一次在10月间。
尤登尼奇的第一次袭击只不过是动用了很小兵力的出击，并没有引起党的注意就过去了。党当时正专注于东方战线和南方战线的战事而无暇他顾。彼得格勒的局势只经过了很短时期即趋于稳定，党和国家的全部注意力再度转向东方和南方。与此同时，尤登尼奇利用爱沙尼亚作屏障，并且得到英国的十分积极的援助，在此后的四个月间组成了一支配有大批军官，并且有充足装备的新的军队。第二次的袭击是一场硬仗，起初十分有利于尤登尼奇。列宁认为我们无力兼顾所有的战线，建议放弃彼得格勒。我反对这个建议。政治局的大多数成员，包括斯大林，决定支持我的意见。我前往彼得格勒之后，列宁在1919年10月17日写信对我说：
“昨晚在国防委员会过夜并发给你……国防委员会的指令。如你所知你的计划已经被接受。但是，把彼得格勒工人调到南方去的命令当然并未撤销（据说你在同克拉辛和李可夫的谈话中曾发挥这个意见）。……附上国防委员会委托我草拟的呼吁书。我很匆忙。写得不好。最好把我的名字署在你的下面。祝好。
列宁”
彼得格勒的争夺具有极端的戏剧性。首都全城都暴露在敌人的视线以内，已经作好在街道的广场上进行战斗的准备。当苏维埃报刊报道彼得格勒的保卫战而不加更多的解释的时候，人们都了解这是指的尤登尼奇在秋季举行的第二次攻势，而不是春季的战役。然而1919年秋天，斯大林正在南方战线，与真正挽救彼得格勒的战事毫无关系。有关这次对尤登尼奇所作的基本战役的官方文件早在若干年前就已经公布了。但是如今尤登尼奇的两次攻势已经被合而为一，而著名的彼得格勒保卫战则被描述为斯大林的工作。
〔还在彼得格勒的时候，斯大林就利用了一个机会诽谤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并且含沙射影地旁及于委员会主席，下面这封发自彼得格勒的电报就是明证：〕
*“1919年6月4日
列宁同志：
谨将从瑞士人那里缴获的一份文件寄给你。从文件可以明显地看出来，为白党服务的不仅有第七集团军参谋长（记住去年秋季十一师在博里索格列勃斯克附近倒戈，投向克拉斯诺夫一边，以及在皮尔姆前线某些团叛变的事），而且还有以柯斯加也夫为首的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整个参谋部。（预备队是由柯斯加也夫分配调遣的。）
现在要由中央委员会来作出必要的结论了。它有勇气这样做吗？
分析证据的工作还在继续进行，新的“可能”正在出现。我应该写得更为详尽一些，但是我连一分钟的空闲都没有让彼得斯告诉你吧。
我所深信不疑的是：
（1）纳杰日金不配作司令员。他没有指挥能力。他只会把西方战线断送掉。
（2）像奥库洛夫这种干部是有害的，他们唆使专家来反对我们的已经颇为沮丧的政治委员，从而削弱了我军的战斗力。
斯大林”
〔列宁接到这封电报时正在开会。他没有理会电报中的显然是狂暴的指控，而写了下面这张字条给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斯克利扬斯基：〕
*“斯大林要求撤换奥库洛夫，因为据说他正在一心一意地搞阴谋而且使工作陷于瓦解。”
这讽刺性的“据说”二字的涵义是不言而喻的。斯克利扬斯基在那张字条上写了这样的回答：
“奥库洛夫是那里惟一正派的干部。”
〔根据当场记下来的话，列宁对这个回答的反应是：〕
*既然如此，起草一份电报（关于奥库洛夫控告第七集团军的事由的详细说明），我要用密码发给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以便使冲突不至于扩大而能够得到充分的解决。”
〔这件事于是被提交党的最高执行机构，它的决定立刻就用直通电报传达给正在哈尔科夫的托洛茨基：〕
*“鉴于在彼得堡的中央委员和奥库洛夫之间的冲突正在扩大，并认为有绝对必要在彼得堡的军事工作中取得最大限度的团结，而且有必要在那条战线上立即取得胜利，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组织局临时决定召回奥库洛夫，由托洛茨基同志调遣。
1919年6月4日。第二九九五号。
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组织局 列宁、加米涅夫、谢雷布里亚科夫、斯塔索娃”
这对于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是一个必要的让步。除了接受它之外别无他法。〔至于柯斯加也夫，这位非常〕能干的将军也并不引起我的信任。他给人的印象好像是我们中间的一个外人一样。但是瓦采济斯支持他，而柯斯加也夫同这位脾气暴躁而又任性的总司令倒颇为相得益彰。要替换柯斯加也夫是不容易的。〔再说，〕也找不到反对他的事实。很显然，“从瑞士人那里缴获文件”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再也没有在任何地方被人提起过。无论如何，把柯斯加也夫同任何一个团的叛变联系起来的企图显然是粗暴而勉强的，因为这些团都是在党的直接注视之下组成的。至于纳杰日金，他曾经指挥过〔在最危急的关头〕〔实际上拯救了〕彼得格勒的第七军。至于奥库洛夫的罪过，那完全是由于他努力于最忠实地执行一切命令和条例，并且坚持拒绝参与任何反对中央的阴谋而造成的。〔至于〕斯大林的挑衅般地大胆而执拗的语调，那是由于他感到他终于在东方战线的军事委员会中纠集了真正支持他的力量，而在那里对于总司令的不满正在转变为对我的不满。
在东方战线上有关战略问题的意见分歧发生在总司令瓦采济斯和东线司令员谢·谢·加米涅夫之间。他们俩人都在沙皇军队的总参谋部中担任过上校职务。他们之间无疑是互不服气的。而政治委员也卷入了这场冲突。我军总参谋部里的共产党员支持瓦采济斯，而东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委员们——斯米尔加、拉谢维奇、古谢夫——则全心全意站在加米涅夫一边。很难说这两个上校哪一个更有才具。两个人无疑都秉有第一流的战略天才，两个人都在世界大战中获得了丰富的经验，而且两个人肯定说都很乐观，没有这一点是不可能成为军事将领的。瓦采济斯更为倔强而别扭，而且无疑是易于受敌视革命的分子的影响的。加米涅夫则比较容易相处些，而且更加易于受同他一道工作的共产党员的影响。然而，虽然他是一个能干的军官，而且是一个十分能够冒险的富有幻想的人，他却缺乏深度称坚定性。列宁后来对他感到失望，并且不止一次地用非常尖锐的语调批评他的报告。〔有一次，列宁作了这样的评语〕：“他的答复是愚蠢的，而且有些地方文理欠通。”
东方战线可以说是红军的第一个产物。它在所有必需的配备上，包括党员在内都比其他战线要更为充实一些。〔在1918年秋季〕，高尔察克应该算是我们的主要敌人。他已经推进到喀山，并目威胁着下新城，从那里他可以长驱直入进迫莫斯科。很自然，革命的国家这时候把一切方面的精华都调到东方战线上来。
9月7日，第五集团军的部队开始攻击通向喀山的道路。〔这是〕一场艰苦的战斗，伤亡很重。捷克军队因支持不住而后撤。9月10日第五集团军攻克了喀山。〔这是〕〔苏维埃的〕第一个重大的胜利。它是拯救年轻的共和国免于全面崩溃的一个转机。我在喀山亲眼看到了这场胜利。那是严重而令人恐惧的时刻。在辛比尔斯克失陷之后，我们实际上是不战就放弃了喀山。下一步是下新城。如果白军占领了下新城，他们就扫清了通向莫斯科的道路。这就是喀山之役具有决定意义的原因。在这次战役过程中诞生的第五集团军为自己争得了荣誉。我们把喀山从白卫军和捷克斯洛伐克人手中夺取过来的那天是革命过程中的转捩点。喀山的收复揭开了肃清东部的反革命的序幕。全国的劳动者都把喀山的收复当做重大胜利而加以庆祝。对于军队来说，这次胜利的意义是更为重大的。
〔但是在〕1919年3月，拥有3000把刺刀和6万把腰刀的高尔察克迅速地向伏尔加河开进。形势再度变得岌岌可危。在召开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前夕，列宁的意见是我应该亲自监督东方战线上的战事。现在有必要重提这一段细节并且用文件上的根据加以印证，以驳斥目前的伪造说法。
（一）
*“1919年4月l0日
斯克利扬斯基并转下新城交托洛茨基：
鉴于东方战线的局势极其困难，我想最好你能留在那里，特别是因为13号那天不会出什么严重的问题。中央委员会组织局决定昨天给你发这样一封电报，但是我怕斯塔索娃已经走了，这封电报没有发出。我们正在紧急地考虑一系列支援东方战线的非常措施，关于这件事斯克利扬斯基会告诉你的。把你的意见通知我们。
列宁”
（二）
*“用直通电报从下新城发往莫斯科交列宁：
完全同意我必须留在东方战线，我提请中央委员会注意左派共产党人在第三军进行鼓动煽惑人心的事情，在那里有人鼓动反对军事指挥官，并且反对据说是要建立军事礼节之类制度的命令。需要派来一些坚强的中央派的党员。极其重要的是要干部们支持辛比尔斯克，那里的省委非常弱，特别是在县份上。
1919年4月10日。第一0四七号。
托洛茨基”
（三）
机密
*“摘自1919年4月18日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政治局会议文件。
出席：列宁、克列斯廷斯基、斯大林、托洛茨基等四位同志
考虑到：
2.托洛茨基同志的下列声明，即在东方战线上指挥由四个集团军组成的南方兵团的伏龙芝同志缺乏担负如此重大任务的经验，并且有必要加强这条战线。
决定：
建议总司令瓦采济斯前往东方战线，以便现任战线司令员加米涅夫同志能够以全力投入领导南方兵团所属各集团军的工作。”
（四）
*“摘自1919年5月12日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政治文件。
出席：列宁、斯大林、克列斯廷斯基等三位同志
考虑到：
9.托洛茨基同志拍给列宁同志的电报提到，需要对由于〔乌拉尔〕哥萨克的叛乱而成为战略重镇的萨拉托夫给予特别的注意。
9.a.立刻把安东诺夫、费奥多尔·伊万诺夫、里茨贝格和普拉克辛等同志从萨拉托夫调回来。
b.立刻派伊·尼·斯米尔诺夫到萨拉托夫去担任省执行委员会主席兼要塞委员会委员……”
在两度退却之后，反击高尔察克的进军正十分顺利地进行着。瓦采济斯认为，目前主要的危险在于南方并且建议在冬季把东线的部队保留在乌拉尔，直到危险完全消除为止，这样就可以抽调一部分师团去支援南方战线。我的一般论点早在1月1日的电报中就阐明了。我倾向于对高尔察克进行毫不间断的攻势。但是这个具体问题是由力量对比和总的战略形势所决定的。如果高尔察克在乌拉尔以外还保有相当的后备力量，如果我们的不断战斗前进已经使红军部队受到严重的损耗，那么再在乌拉尔山区以外去进行更多的战斗就会造成危险，因为这样就需要补充新的共产党员和指挥员，而所有这一切目前都必须留给南方战线。
我还必须说明，我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同这个时候已经相当巩固的东方战线脱离了联系，而且全神贯注于南方战线。从远处很难判断东方战线上节节进击的各个集团军还保存了多大的实力，也就是说，还有多大力量能够不仅不依靠中央的援助继续向前进攻，而且还能拨出部分力量来支援需要精锐师团的南方战线。我给了瓦采济斯以一定的指挥调动的权力，我想如果东方战线司令部有反对的意见，或者万一出现了东方战线继续前进就会给南方战线带来不利的情况的话，政府还会有足够的时间作出决定，纠正总司令的命令。
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瓦采济斯和加米涅夫之间的矛盾。瓦采济斯对东方战线企图独行其是以及它所作的一些闪烁其词的答复感到不满，要求把加米涅夫撤职而代之以前第六集团军军长萨莫伊洛夫。〔但是，这个措施采取以后，同情加米涅夫的政治委员们立即提出了抗议。列宁问托洛茨基，这件事以及斯大林从彼得格勒发生的对柯斯加也夫的指责怎样处理才好，托洛茨基在基辅用直达电报答复道：〕
*“我同意把加米涅夫调回东方战线接替萨莫伊洛夫，但是我不知道目前加米涅夫到哪里去了。我也不反对撤换柯斯加也夫，我也曾经多次提过这个建议，但是困难的是需要找一个不至于比他更糟的人来接替他。我认为，拉谢维奇并不比阿拉洛夫更坚强，不同的只不过是他所表现的软弱属于另外一种类型而已。古谢夫更适合于战地司令部的职务。不论怎么样，在把加米涅夫派回去，特别是在撤换柯斯加也夫的问题上，都需要事先同总司令商量一下，以免使整个机构陷于瓦解。我建议，最先要做的是最紧急的事，那就是把加米涅夫调回去，而为了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找到他并且叫他马上到莫斯科来。同时物色代替柯斯加也夫和阿拉洛夫的人选，而这是比较不那么紧急的。请告知你作的决定。
托洛茨基
然而我必须指出，库兹明、奥列鲍夫、纳乌莫夫、瓦托欣等对萨莫伊洛夫的看法同拉谢维奇、古谢夫、斯米尔加等对加米涅夫的看法一样，也同阿拉洛夫对柯斯加也夫的看法一样。这种前线上的意气是我们共有的不幸。
1919年5月21日。
托洛茨基又及”
在1919年最初的几个月内，红军对南方的反革命给了粉碎性的打击，这些反革命主要是由克拉斯诺夫将军指挥的、有着骑兵掩护的顿河哥萨克军组成的。但是在克拉斯诺夫的后面，邓尼金的志愿军正在库班和北高加索一带建立起来。5月中旬，我们由于不断前进已经大大削弱了的部队同邓尼金的新编队伍遭遇并且开始败退下来。我们丧失了所有早先攻占的土地，外加新近解放的乌克兰全境。与此同时，在由前上校加米涅夫担任指挥、由斯米尔加和拉谢维奇担任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的东方战线上形势已经大为好转，战事也进行得十分顺利，以致我根本不再到那里去了。我连加米涅夫的模样都几乎忘记了。为胜利所陶醉的斯米尔加、拉谢维奇和古谢夫把他们的司令员抬了起来，同他一道为兄弟般的友谊干杯，并且为他打了最热情的报告给莫斯科。总司令瓦采济斯原则上同意我的意见，建议东方战线部队留在乌拉尔过冬，以便抽调几个师去支援形势日趋严重的南方战线，然而加米涅夫在斯米尔加和拉谢维奇的支持下，提出了坚决的反对。〔加米涅夫争辩说，他可以从他的部队中抽调几个师归南方战线使用，但无须乎停止乌拉尔的攻势。自此以后，特别是由于瓦采济斯在自己的错误完全暴露之后继续固执己见，加米涅夫的声望乃在牺牲瓦采济斯的情况下提高了。〕斯大林立即抓住了东方战线同总司令之间的矛盾。他一向用敌视的态度对待曾经公开谴责他干预战略问题的瓦采济斯，并且伺机向他进行报复。现在这个时机出现了。斯米尔加、拉谢维奇和古谢夫，显然在斯大林的配合之下，建议任命加米涅夫为总司令。东方战线的胜利影响了列宁，我的反对意见也被否决了。
加米涅夫被任命为总司令，共和国革命委员会也在1919年7月3日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改组了。新的军事委员会由托洛茨基、斯克利扬斯基、古谢夫、斯米尔加、李可夫和总司令加米涅夫组成。
新任总司令的第一项任务是草拟一个整顿南方战线部队的计划。加米涅夫素以富有乐观主义精神和敏捷的战略思想而著称。他不很了解南方战线上的工人、乌克兰农民和哥萨克等社会成份，于是他从东方战线司令员的观点出发来处理南方战线的事务。最简单的做法是把从东方战线调来的师团集中在伏尔加河沿线，并且打击邓尼金的总部所在地库班。这本来是他同意及时抽调几个师而又不中断他本身继续前进的那个计划的基础。
在战略问题上，我总是先倾听总司令的意见。然而，我对于南方战线的了解，使我相信这个计划基本上是错误的。邓尼金已经想办法把他的总部从库班迁列乌克兰去了。向哥萨克们发起攻势意味着迫使他们倒向邓尼金一边。在我看来，主要的打击显然应该放在邓尼金和哥萨克之间的分割线上，那里沿线地带的老百姓都反对邓尼金和哥萨克而拥护我们。但是我反对加米涅夫计划的意见被理解为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同东方战线之间的分歧的继续。斯米尔加和古谢夫，在斯大林的合作下，造成了这样的印象，似乎我之所以反对这个计划，是因为我在一般的原则问题上不信任新的总司令。看来，列宁也有这种疑虑但是这些疑虑是根本不对的。我并没有过高估计瓦采济斯。我以友善的态度欢迎加米涅夫并且想尽一切办法减轻他的负担。但是这个计划的错误是如此明显而毋庸置疑，因此在政治局全体委员，包括斯大林，投票反对我而批准这个计划的时候，我提出了辞呈。就我的辞呈〔1919年7月5日，党的最高执行机构作了如下的决议：〕
“中央委员会组织局和政治局，考察了托洛茨基同志所宣布的意见，并且考虑到了它的各个方面，一致结论，他们不能接受托洛茨基同志的辞呈，也不能同意他的请求。中央委员会组织局和政治局将尽一切力量来使托洛茨基同志自己选择的工作，也就是目前最困难、最危险、也最重要的南方战线上的工作，既尽可能地对他方便，又尽可能地对共和国有利。托洛茨基同志作为军事人民委员和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有充分的权力以南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协同他自己任命并经中央委员会批准的该线司令员（叶戈里耶夫）采取行动。
中央委员会组织局和政治局为托洛茨基同志提供充分的机会。使他能够通过一切途径按照他的设想，力争改进军事方面的方针政策，而且，如果他有这样的愿望的话，将力促召开党的代表大会。
中央委员会组织局和政治局坚信，在目前的情况下，托洛茨基同志的退职是绝对不能容许的，那样只会给共和国的利益带来最大的损害，因此建议托洛茨基同志不再提出这个问题，而在今后最大限度地执行他的职责，在他集中精力于南方战线的时候，如果他愿意的话，可以把他的职责减轻一些。
鉴上所述，中央委员会组织局和政治局也拒绝接受托洛茨基同志辞去政治局委员以及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请求……
列宁、加米涅夫、克列斯廷斯基、加里宁、
谢雷布里亚科夫、斯大林、斯塔索娃……”
我收回了辞呈并且立刻出发到南方战线去了。
三天之后，当我在前线上的柯兹洛夫的时候，接到克里姆林宫人民委员会发来的密码电报，上面说，根据一名被控叛国罪并己供认不讳的军官的供词，可以推知，瓦采济斯与闻了一项军事阴谋：
“俄罗斯社会主义苏维埃联邦共和国 绝密
人民委员会 全部密码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1919年7月8日
发往柯兹洛夫市交托洛茨基：
多莫季诺夫已经供认不讳并且已经完全证明他是一个叛徒。他已经就一项阴谋提供了实证。曾经长期同总司令共事而且同他住在一套房间里的伊萨也夫积极参与了这项阴谋。构成一整套证据的许多其他明证肯定总司令与闻了这件阴谋。总司令必须予以逮捕……”
〔这封〕电报是由〔肃反委员会的首脑〕捷尔任斯基、〔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克列斯廷斯基、列宁和我的副手斯克利扬斯基签署的。从电报中提到的名字看来，显然指的是新近被撤职的总司令。瓦采济斯就这样在他被撤职之后几乎立即就在叛国嫌疑的罪名下被逮捕了。这件事使得有关战略问题的争论具有险恶的含意。政治局内部的关系更加紧张起来，总司令的人事调动问题也大大复杂化了。直到今天，我还不能完全了解这个事件的确切境况和含意。从瓦采济斯不久就被释放并且甚至被任命为陆军大学教授看来，可以说他对于任何军事阴谋是一点也没有干系的。他由于对自己被解除总司令职务感到不满而对接近他的军官说了些冒失话倒是并非没有可能的。〔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斯大林在逮捕他的事情上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由于瓦采济斯看不起他，斯大林早就怀恨在心。再则，从他对肃反委员会首脑所持有的友好的影响以及从东方战线各将领和新任总司令对他的支持看来，他感到自己可以肆无忌惮保险不会出问题。他由于能够间接打击军事人民委员而感到更加满意。人们意识到在这个事件背后有着明显的阴谋，在捷尔任斯基背后有着斯大林的无形的影响。
〔7月27日，〕“由于出现了非常的情况”索柯里尼柯夫仓促地叫我到柯兹洛夫去。在那里，我发现南方战线司令员叶戈里耶夫认为加米涅夫〔关于南方〕的作战计划不正确，他虽然在执行这项计划却并不期望能获成功。作战部长佩列米托夫的态度和索柯里尼柯夫本人的意见也是如此。最初，除索柯里尼柯夫外，我没有同任何人谈到过这件事，在叶戈里耶夫提到这个计划的不合理处的时候也没有要他加以阐述，〔而立刻打电报给国防委员会主席列宁：〕
*“虽然我并没有对争论中的各种论点加以分析，然而我认为一个人对于他所执行的计划毫无信心这种情况是完全不能容许的。惟一的办法，是立即〔在行动开始之前〕撤换南方战线司令员，而以一个承认总司令的作战指挥权并同意其作战计划的人来代替他。谢利瓦乔夫大概会同意加米涅夫的计划。如果情况果真如此，应该立即任命他为南方战线的副司令员，以便在一个星期之后任命他为南方战线司令员。等待着你的指示。
1919年7月27日。第二七七／S号
列·达·托洛茨基”
〔复电不是由列宁而是以政治局的名义打来的。只有中央委员会的秘书叶列娜·斯塔索娃在上面签字——其用意似乎是要使这封电报具有非个人的性质：〕
*“发往奔萨交托洛茨基同志 机密
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已经考虑了你发来的第二七七／S号电报，并且完全同意你关于在坚决执行一项既定计划中任何的动摇都会造成危害的意见。政治局完全承认总司令的作战指挥权并且要求你向所有负责干部进行必要的解释。政治局在现有委员之外，另行任命斯米尔加、谢雷布里亚科夫、拉谢维奇为南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根据中央委员会指示。
1919年7月28日。
斯塔索娃”
〔南方战线的战略问题是关键性的。然而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被瓦采济斯事件所加剧，已经达到这样困难的地步，以至于要通过隐蔽的方式和十分冠冕堂皇的途径来进行。托洛茨基立即把他收到上述指示的消息打电报通知他在莫斯科的副手并转达中央委员会。电文说：〕
*“斯克利扬斯基同志并转中央委员会 机密
我不理解你们来电的含意。鉴于叶戈里耶夫的怀疑，我建议给他派一名助手，如果需要的话，可以代替他的职务。这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最简单易行的办法。我在柯兹洛夫的时候，免去了作战部长佩列米托夫的职务，因为他不同意总司令的计划，并且仓促地从军事监察部把贝伦达调来代替他。在我走之前，我曾经得到索柯里尼柯夫的同意，当着他的面直截了当地向叶戈里耶夫提出他必须无条件地贯彻总司令的计划的问题。他用极其肯定的语气作了答复，而且据我的判断，他在思想上并没有什么保留。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在总司令同他作了初步商谈之后，十分有必要把谢利瓦乔夫派去担任他的副手。关于这项建议，除了要我贯彻遵守纪律的准则〔又没有说清楚对谁贯彻〕之外，没有给我任何其他答复。
我认为，在已经有了六名委员〔叶戈里耶夫、叶戈罗夫、索柯里尼柯夫、奥库洛夫、弗拉基米洛夫、谢雷布里亚科夫〕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再增加两名委员是荒谬的，特别是由于拉谢维奇已经被任命为彼得格勒的卫戍司令，而斯米尔加则是绍林军团的成员。我建议撤销这项决定。
没有子弹并极端缺乏步枪是前线上的严重问题。第九军已经征集好2万名战士，但是他们都没有枪，而且半数人可望得到补给。发的子弹少得可怕，如果出现了任何一点点麻烦的情况就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根据我对南方战线的四个军的形势的观察以及我同南方战线司令员谈话的结果，我向你们提出警告，整个战役有可能由于缺乏弹药而失败。第二八四号。
1919年7月29日。
托洛茨基”
〔根据新任总司令关于在南方战线上发动攻势的计划所作的准备工作继续在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着，在8月里的第一个周末——那就是攻势实际开始前的一个星期——政治局面临着〕几个严重的问题。〔十分〕明显，邓尼金，为了同罗马尼亚和波兰取得联系，并且把他的根据地从叶卡特林诺达尔转移到敖德萨和塞瓦斯托波尔去，极其可能把进攻的矛头主要指向乌克兰而不是指向东方。不管总司令为了排除这个目前最严重的危险采取了什么措施，都必须立刻决定如何进行这场迫在眉睫的乌克兰争夺战。首先，必须使第十二集团军同由于没有电信联络而同南方战线失掉联系的第十四集团军会合起来。这时候，不仅两个集团军的后方已经合而为一，而且两个集团军都日益被迫对同一个敌人邓尼金作战。因此我建议使第十四集团军脱离南方战线的管辖，把这两个集团军的指挥部统一起来置于第十四集团军军长叶戈罗夫和他的参谋部的指挥之下，这个新成立的军团就叫做西南战线，总部设于康诺托普，并且把它置于总司令和总参谋部的直接管辖之下。为了使〔这个拟议中的西南战线具有最起码的〕战斗力，〔必须〕尽非常大的努力，依靠从比较稳定的前线上调来的共产党部队、从莫斯科的区级干部，甚至于绝对可靠的捷克部队的援助，制止土匪活动、破坏铁路路轨之类的行为。全国所有可以动用的党员军事干部，不管他们原来担任什么职务，都立即用专车送往乌克兰。所有原来派到其他各军去的政治干部，必须被派到乌克兰去，同时还运去靴子、弹药和枪支。第十二集团军已经弹药告罄了。由于缺乏弹药，他们不得不用手榴弹同叛乱的移民作战。两个集团军的军事委员会都不强。根据乌克兰国防委员会同两个集团军的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协议，任命伏罗希洛夫去镇压两军后方的叛乱。所有在乌克兰参加镇压叛乱的人员和机构都归他指挥。
〔因地而异但又基本上性质相同的类似的困难出现在每一个地方和每一个人面前。列宁变得执拗起来。进攻刚刚开始他就写信给斯克利扬斯基说：〕
*“我身体不适，只得卧床休息。
因此回信请派通讯员送来。
沃龙涅什方向的进攻拖延下来（从8月1日至10日！！！）是非常可怕的。邓尼金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这是怎么回事呢？索柯里尼柯夫说，我们在那里（沃龙涅什附近）有四倍于敌人的兵力。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怎么能如此坐失良机呢？
告诉总司令。这样不行。必须严加注意。
是否要给南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这样一封电报（抄送斯米尔加）:
密码
决不容许拖延进攻，因为拖延会把整个乌克兰送给邓尼金，会使我们毁灭。你们要对拖延进攻的每一天甚至每一小时负责。速告你们的理由以及何时开始坚决进攻的日期。
国防委员会主席列宁”257
〔南方战线的攻势，根据谢·谢·加米涅夫的计划，在8月中旬开始了。六个星期以后，即9月底〕，我写信对否决我的计划的政治局说，“沿着阻力最强的线的进攻已经证明完全对邓尼金有利，正如同所预料的一样……目前我们在南方战线上的局势比总参谋部开始执行它的按照推理得出来的计划的时候更为不利。要闭眼不看这一点是幼稚的。”这时候，许多原来支持这个计划的人，包括已经从东方战线调到南方战线的拉谢维奇，已经看清楚了这个计划的致命的错误。3个星期以前，9月6日那天，我曾经用密码打电报给总司令和中央委员会说：“南方战线斗争的中心困难已经向库尔斯克－沃龙涅什一线转移，那里没有后备兵员。”我也提醒〔他们〕注意下列的问题：
“肃清马蒙托夫的努力截至目前为止还没有取得任何实际的成果。由于没有收到机关枪，甚至连少数的汽车也没有收到，摩托化机关枪部队未能建立起来。马蒙托夫显然是在着手通过库尔斯克前线同他自己的部队会师。我们的弱小而分散的步兵部队简直不能对他起什么作用。拉谢维奇的指挥机构因为缺乏交通工具陷于瘫痪。马蒙托夫的会师可以认为是势在必行。战线可能在库尔斯克－沃龙涅什一线被突破的危险正在变得愈益明显。拉谢维奇的下个任务是追击敌人以堵塞这个漏洞。将要用游击式的袭击来骚扰马蒙托夫……破坏铁路将影响从察里津向库尔斯克的调动。而形势迫切要求向西方调动预备队。以急行军方式调遣布琼尼的骑兵军团或许是有可能的。有必要进一步指出，由于前线机构的全部停滞不动，形势正在日益恶化。我们认为下列的措施是切实可行的：
（1）立即任命谢利瓦乔夫为南方战线司令员。
（2）谢利瓦乔夫的职务应该由南方战线副司令员叶戈罗夫担负起来。
（3）幼派后备部队，包括第二十师，向库尔斯克方向尾追马蒙托夫。
（4）把第九军从诺沃罗西斯克方面调到斯塔罗别尔斯克来。
（5）把布琼尼的军团尽可能向右方中心地带调动。
（6）火速赶运预备队和给养给第八集团军和第干三集团军。”
〔此外〕，我建议对某些部队进行重新部署，这实际上等于清算掉已经失败的计划。〔这还是攻势开始不到三星期的事。〕谢雷布里亚科夫和拉谢维奇同我一道在电报上签了字。但是新任总司令〔在坚持错误上同他的前任一样〕倔强，而政治局却坚决支持他。在9月6日当天，我在奥勒尔经过直通电报收到这个答复
“中央委员会政治局讨论了托洛茨基、谢雷布里亚科夫和拉谢维奇的电报，对总司令的答复予以肯定，并且对目前这种重新审议1919年9月6日决定的战略计划表示诧异。第九六／sh号。
受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委托
列宁”
在两个月之内军事行动的进程就推翻了原定的计划。更糟糕的是，在这两个月的不断的、毫无效果的战斗当中，许多道路已经被彻底破坏，而预备队的集中也远比六、七月间要困难得多了。因此就更加需要把兵力来一个彻底的重新部署。我建议把布琼尼的骑兵军用急行军的速度调到东北方面去，同时把另外几个单位也向那个方向调动。〔但是政治局，当然包括斯大林在内，在这整个期间内继续拒绝接受这些和其他的建议，同时坚持赞同〕总司令发出的指示；〔他反复说道，〕“沿南方战线进军的基本计划仍然坚持不变；换句话说主要的攻击应该由绍林的特别军团发动，其任务是摧毁顿河和库班河一带的敌人。”〔然而〕在此期间进攻已经完全停顿下来。库班河一带的形势，尽管调去了最精锐的部队，仍然变得极其严重起来，而邓尼金正在向北方进军。“
为了估价作战计划，”我在9月底写道，“考虑一下它的结果是不算多余的。南方战线得到的兵员比任何其他战线都要多。在攻势开始的时候，南方战线只有不到18万把刺刀和腰刀，以及同等数量的步枪和机关枪。经过一个半月的战斗之后，我们的南方战线的东半部可悲地踌躇不前，而在西半部我们陷于困难的撤退之中，损失了部队，组织机构也遭到破坏……必须在作战计划中去寻找失败的全部原因……具有中常战斗力的部队被调到完全由哥萨克人居住的地方去，而这些哥萨克人并没有前进，只不过是在保卫自己的村庄和家园而已。这种具有民族色彩的顿河战争的气氛对我们的部队起着瓦解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邓尼金的坦克、高明的战术等等使他获得巨大的优势。”
〔不久之后〕问题就不再是这个计划的本身而在于它的灾难性的物质上和欣理上的后果了。看来总司令是在仿效拿破仑的格言，希望通过坚持自己的错误，从中获取一切可能的好处，从而取得最后胜利。失掉了信心的政治局坚持自己作出的决定9月21日，我军放弃了库尔斯克。10月13日，邓尼金攻占了奥勒尔，为自已打开了通往土拉的道路，在土拉集中着最重要的兵工厂，从那里再向前进就是莫斯科了。我向政治局提出了两个抉择：或者改变我们的战略计划；或者撤出土拉，破坏掉那里的兵工厂，并抵御直接指向莫斯科的威胁。这时，总司令本人已经抛弃了原来计划的若干部分，他的固执和政治局对他的支持都已经被打破了。10月中旬，为准备反攻而进行的重新部署已经完竣。一部分兵力已经集结在奥勒尔西北准备对库尔斯克－奥勒尔铁路采取行动。另外一部分兵力，以布琼尼的骑兵军为首，位于沃龙涅什以东。这可以说就是我原来坚持采取的计划。〔从这些事实看来，研究一下日后斯大林派的历史学家关于这个时期的记述是有教益的：〕
*“在9月和l0月初，邓尼金在南方战线获得了很大的胜利。他在10月13日夺取了奥勒尔。为了挽救南方战线上由于长期失利而造成的极端困难而危急的局势，党中央委员会派斯大林同志到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去。斯大林同志作出了新的对邓尼金作战的战略计划，得到了列宁和党中央委员会的批准。这个计划的实现导致了邓尼金的彻底失败和崩演。”
〔在关于谁提出了正确的计划然而遭到了拒绝以及谁应该对错误的、代价大的计划负责这些问题上，斯大林本人的说法在各个时期有所不同。1923年，斯大林谈到了南方战线的史实，其目的在表面上看起来是要表明某些政治原则，而实际上是在政治上为自己开脱：〕
*“拿军事战略来对比，例如……同邓尼金作斗争……，政治战略的主要特点就可以很容易地描绘出来。大家都记得，1919年底邓尼金逼近土拉时的情景，当时在军事家中间，在究竟应当从何处给邓尼金军队以决定性打击的问题上展开了一场有趣的争论。有些军事家建议选择察里津－诺沃罗西斯克一线……另一些军事家……建议沿沃龙涅什－罗斯托夫一线……。前一计划……是不利的，因为他主张我军沿着敌视苏维埃政权的地域……推进，这就要付出巨大的牺牲；另一方面，它是危险的，因为它会给邓尼金军队开辟一条经过土拉和谢尔普霍夫通向莫斯科的道路。后一个……计划是惟一正确的，因为……它主张我军主力部队沿着同情苏维埃政权的地域……推进．这样不必付出特别的牺牲；另一方面，它可以扰乱向莫斯科推进的邓尼金军队的主力部队的行动。大多数军事家都赞同后一个计划，因而也就决定了对邓尼金战争的命运……”258
看起来，斯大林是随手选择了这一段往事来说明政治策略方面的某些概念的。实际上，举这个例子并不是偶然的。1923年来到了。斯大林心中忐忑不安，料想列宁会给他一次狠狠的打击，因此他有意识地中伤列宁的威望。在党的领导集团内部，大家都很清楚，支持这个错误的、代价高昂的计划的不仅仅有某些“军事专家”（如总司令〔谢·谢·加米涅夫〕），而且有以列宁为首的政治局的大多数成员。然而他宁可提到“军事专家”之间的不一致而不去触及政治局内部的斗争。他知道党的领导干部们记得十分清楚，他是在10月底或11月初，也就是在总司令本人已经在具体实践中摈弃了他自己原定的计划之后，才开始支持我从7月初起就一直主张的计划的。但是在1924年11月19日，列宁逝世十个月之后，斯大林〔又更进一步。他〕开始企图制造一个有意虚构的关于南方战线战事的版本并把矛头指向了我
“事情发生在1919年秋天。向邓尼金的进攻没有成功。……邓尼金拿下了库尔斯克。邓尼金逼近奥勒尔。托洛茨基同志从南方战线被召回出席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中央委员会认为情况紧急，决定召回托洛茨基同志，派新的军事工作人员到南方战线去。新的军事人员要求托洛茨基同志‘不干预’南方战线的事务。于是托洛茨基同志不再直接参预南方战线的事务。南方战线的各个战役，直到我们拿下顿河岸罗斯托夫和敖得萨，都是在没有托洛茨基同志参加的情况下进行的。让他们来试试推翻这些事实吧。”259
的确，我在10月10日离开了南方战线前往彼得格勒。我们在南方战线上的反攻本应在10月10日开始。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为了反攻而进行的部队集结已经接近完成，而当时彼得格勒正处于被尤登尼奇占领的生死存亡的关头，更加需要我到那里去。在回忆三年内战时期并查考有关我来往于各战线之间的记录和报道的时候，我发现我一次也没有同一支打胜仗的部队在一起，参与它的进攻并同其他人一道分享它的胜利。我的旅行从来没有一种逍遥自在的性质。我总是到敌人已经突破了战线并且处于困难之中的地段去。我的任务是把溃退的团队变成进攻的部队。我同部队一起退却，但是从来没有同他们一起前进。一旦那些被击溃了的师团重新恢复秩序、指挥部下达了前进的命令之后，我就要同这支部队告别到另一个不利的地段上去，要不然就回到莫斯科去住几天，以解决中央的积压起来了的问题。这样，在三年中我简直没有一次能看到打了胜仗的士兵的笑脸，也没有同他们一道进入过攻克的城市，〔斯大林不会不知道，为什么〕在10月中旬以后，我军在南方战线展开的攻势取得胜利的整个期间，我一次也没有到那里去过的原因。然而，斯大林的捏造却把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完全加以歪曲了。
〔但是，到这时为止，还没有人说过托洛茨基就是导致7月至9月之间进攻邓尼金失败的这个计划的作者。在这期间〕，一切还仅仅限于含糊其词地说什么某些军事工作人员（也不知是向谁）提出过请托洛茨基同志“不要干预”的要求。事实上，中央委员会10月15日发出的13点指示是我用书面提出的，并且经过大家一致通过，包括斯大林在内。列宁、我自己、加米涅夫和克列斯廷斯基都是根据我的建议而成立的一个委员会的成员。委员会的任务是调遣新的工作人员到南方战线上去替换那些由于不断打败仗而感到疲惫不堪的原有的工作人员。斯大林并不属于这个委员会。究竟新派去的工作人员中有哪些曾经要求我“不要干预”，特别是向谁提出过这类要求，斯大林并没有说出来。〔1929年，伏罗希洛夫宣称：〕
*“斯大林向中央委员会提出了三项主要条件：1.不许托洛茨基干涉南方战线的事务也不许他越入它的辖区之内；2．必须把一整批斯大林认为没有能力重整部队的干部从南方战线调走；3.必须火速把斯大林选定的有能力执行这项任务的新干部派遣到南方战线去。这些条件完全被接受了。”
在什么地方？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时候？由谁接受的？〔这些问题答案是既非斯大林也非他的仆从所关心的。然而即使〕在他把修正这个错误计划的功劳归于斯大林的时候，伏罗希洛夫在1929年也没有敢肯定说这个错误的计划是我作的。从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沉默看来，他承认我是反对这个计划的。然而这一个忽略也被最新的历史著作弥补了。〔根据齐奈达·奥尔忠尼启泽的著作，我们看到的是：〕
*“斯大林……断然拒绝了以托洛茨基为首的总参谋部制定的粉碎邓尼金的旧计划……斯大林在一张致列宁的便条中写道，‘这个疯子建议穿过没有道路的、敌视我军的区域，使我军受到全军覆没的威胁’，……斯大林作出了一个计划来代替这个已经被生活本身所扬弃的计划，根据新的计划，红军要通过无产阶级的哈尔科夫和顿涅茨盆地向罗斯托夫前进……伟大的斯大林的战略为革命赢得了胜利。”
〔一口咬定说在南方战线上取得了最后胜利的计划是斯大林作出的这件事里有着讽刺性幽默的味道。然而这个骂倒一切的狡赖就是斯大林本人的作品，它所根据的证明文件就是斯大林给列宁写的一封信，在这封信里〕斯大林几乎一字不差地重复了我起初在口头上后来又通过书面形式提出的反驳7－9月计划的论点，而这些论点曾经是他和政治局大多数委员一道所批驳过的。由于政治局的全体委员对这件事的原委都十分熟悉，因此斯大林在当时还不可能想到要把旧计划的责任栽在我的头上。相反地，他怪罪于总司令及其属下的“斗鸡式战略家”，也就是那个在7月间总司令部改组时斯大林所依恃的古谢夫。〔在那封信里．斯大林争论道：〕
*“……究竟是什么东西使总司令（大本营）坚持旧计划的呢？显然，只是一种固执己见，也可以说，就是派别成见，最愚蠢和对共和国最危险的派别成见，这种派别成见是斗鸡式的‘战略家’古谢夫在总司令部里培植起来的……”260
正当总司令本人推翻了自己的原定计划，改变了把突击部队集中在邓尼金的哥萨克后方的做法而用这支部队展开直接的正面攻击的时候，斯大林又拍了一封电报〔加强那封信的分量〕。政治局除了事后批准用新计划代替旧计划外别无其他抉择。究竟是采取了这样一个决定，还是政治局只不过接受了既成事实而同时内心感到高兴而已，是无法从公开文件中看出来的，也是无关紧要的。〔不过下面这个文件倒是不言自明的：〕
*“摘自 机密
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政治局1919年9月14日会议文件。
出席：列宁、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克列斯廷斯基等同志
考虑到：
5.斯大林和谢雷布里亚科夫两同志关于增援南方战线和调动某些人员的声明以及斯大林同志为了支持这项声明，作为最后通牒而发来的电报。
兹决定：
5.(a)委托列宁同志给斯米尔加同志发一封密码电报，征询他对政治局希望作出的某个调动的意见。
（b)委托托洛茨基同志以政府的名义向总司令加米涅夫传达必须攻占库尔斯克并且向哈尔科夫和顿涅茨盆地进击的政治经济性质的指示以及如何根据这个指示把从东方战线和哈萨克斯坦战线抽调来的增援部队分配到南方战线和东南战线上去的步骤（这项指示的正式文本附后）。同时建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根据上述指示的内容亲自同总司令进行商谈。
(c)通知斯大林同志，用辞职作最后通牒来支持个人工作上的建议这种作法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1919年12月4日，伊万·斯米尔诺夫自东方战线报告说，〕“高尔察克已经丧失了他的军队……不会再发生战斗了……我希望在抵达森林车站以前就把他的流动参谋部全部俘掳……从我们追击的速度看来，到12月20日巴尔纳乌尔和诺沃尼可拉也夫斯克将在我军手中。”〔在西北战线上，尤登尼奇已经被全部击溃。在南方邓尼金也在逃窜之中。由于邓尼金想借助于暖昧的“土地改革”争取农民支持的企图遭到了失败，在战场上又被红军打得落花流水，因而失去了军事专家和地主的支持，白卫军也对他失去了信心。1920年3月26日，他正式辞去了总司令职务，由曾经把被击溃的白卫军在克里木重新纠集起来的弗兰格尔男爵接替。
〔在高加索战线上，白卫军还在给红军的骑兵和步兵以沉重的打击。在1920年2月1日和2日的战斗中，马蒙托夫击退了红军的进攻并且在诺沃切尔卡斯克附近转入攻势。包括布琼尼的骑兵部队在内的高加索战线上的红军部队不仅由于战斗伤亡而且由于斑疹伤寒的流行而削弱了。增援部队和补给因为铁路上的混乱状况而未能如期到达。需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来把援军和给养运到高加索战线去。列宁和托洛茨基乃求助于此时正在西南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工作的斯大林：〕
“中央委员会认为，为了挽救战局，需要你立即取道绍林目前所在迭巴利策沃驰赴高加索战线的右翼。同时你应该采取非常手段从西南战线抽调大量增援部队和干部。为了稳定局势已经把你编入高加索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同时继续担任西南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的职务。
第九／sh号
1920年2月3日
列宁、托洛茨基”
〔斯大林复电的文本已经找不到了，但是看来他大概是以目前岗位上的任务繁重为理由拒绝接受这个新的任务。这件事使我们又发了下面这封电报：〕
*“如果你能够在今后数星期内集中全部注意和精力，把支援高加索战线的工作置于西南战线的利害考虑之上的话，中央委员会并不坚持你非去不可。已经派阿尔热诺夫前往沃龙涅什督促必要的调动工作。请予以必要的合作并把调动工作的进展确切地通知我们。
第五一二号。
1920年2月4日
国防委员会主席 列宁
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托洛茨基”
〔两个星期之后，列宁打电报给斯大林说：〕
*“政治局考虑到肃清邓尼金是最重要而紧迫的任务，因此不要求你亲自到高加索战线去，但是你必须尽最大的努力把增授部队赶运到那里去。
第三四号。
1920年2月15日。
列宁”
〔第二天列宁又就这个问题作了进一步阐释：〕
高加索战线情况日益严重。照昨天的形势看，罗斯托夫和诺沃切尔卡斯克很可能失守，敌人还企图乘胜北进，威胁顿河区域。请采取非常借施，加速调运第四十二师和拉脱维亚师，并加强其战斗力。我想你会对整个局势作出估计，施展出你全部力量，取得重大成就的。
第三六／sh号
列宁”
〔斯大林的答复如下：〕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绝密
列宁 密码
抄送党中央委员会
我不清楚为什么把高加索战线的责任首先加在我的身上。按事物的常理看来，加强高加索战线的责任完全在于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它的委员们，据我听知，健康状况都极为良好）而不在于斯大林，因为他无论怎么说工作己经是过于繁重的了。
第九七O号。
1920年2月20日。
斯大林”
〔就此，列宁发出了下面这封鞭策斯大林的电报：〕
“从西南战线向高加索战线赶派援军的职责已经交给你了。总之，大家应该尽一切可能予以援助而不应该拿部门的职权范围来支吾搪塞。
第三七／sh号。
1920年2月20日。
列宁”
“莫斯科 库尔斯克，1920年
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1月19日。
托洛茨基同志：
谨向你发出紧急呼吁，请把我从无所事事的状态下解放出来。我毫无充分理由地呆在西南战线司令部已经将近三个星期，而两个月来一点工作也没有做。我既找不出拖延的原因也无法获得新的任命。如果在我指挥各集团军的近两年期间，我还作出了一点点贡献的话，我恳求你给我以发挥我的才能的机会，如果在前线上没有这种机会，那么请让我在运输方面或者在军事人民委员会找到一点事做。
第二号。
集团军军长 图哈切夫斯基”
〔显然，斯大林并没有在西南战线上为图哈切夫斯基找到发挥他的才干的机会。而在这条战线上，斯大林以其作为中央委员会、组织局和政治局的委员所享有的政治威望，实际上是那里的主宰。图哈切夫斯基那时还只有20多岁。在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以前，他在沙皇的军队中充当尉官。十月革命把他全心全意地争取了过来。他不仅在红军中服务而且成为共产党员。他转眼之间就在前线上出了名，在一年之内就升为红军将领。就连被他的出色的战略天才击败了的敌人也都羡慕地承认他这种天才。托洛茨基在他这封电报上批道：“转告列宁和斯大林两同志。”在这件事以后究竟马上采取了什么步骤不得而知。但是有一件事是有案可查的：图哈切夫斯基被任命为西方战线司令员并负责向华沙展开攻势行动。
〔从苏维埃政权建立的时刻起，波兰共和国就对它抱着敌视的态度。波兰人不顾1919年国际联盟把维尔诺划归立陶宛的决定攫取了这个地区，之后，又侵入白俄罗斯领土，并在秋季占领了明斯克和沃尔希尼亚和波多利亚的大片土地。面对着邓尼金将军的胜利，他们又转入沉寂。他们唯恐保证要恢复沙俄帝国的领土完整的白军取得胜利之后，将不仅对于波兰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领土野心、而且对于波兰本上不利。但是在红军开始给予邓尼金以决定性的打击的时候，他们立刻又活跃起来。在新近成立的拉脱维亚共和国部队的支持之下，波兰军队在1920年l月占领了得文斯克迫使红军放弃了拉特加利亚，在3月间占领了莫泽尔，并且在波兰的“解放者”约瑟夫·皮尔苏茨基亲自统率下，在4月间会同已经垮台了的佩特留拉政府的部队，向乌克兰发动了猛烈的攻势。虽然红军是在这种情况下被迫作战的，然而苏维埃政府的目标却不仅是要打退进攻，而且要把布尔什维克革命引入波兰，并由此为共产主义打开进入欧洲的大门。〕
4月30日，我写信给党中央委员会说“正由于它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它将具有极端紧张而严重的性质。”因此必须“认识到对波兰的战争不仅仅是西方战线的任务，而且是整个工农俄罗斯的中心任务。”5月2日，我通过报纸发出了一个普遍的警告，要大家不要对波兰革命寄予过于乐观的希望：“这场战争将以波兰的工人革命而告终，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另一方面，要设想这场战争将引起一场革命却是没有根据的……认为胜利……简直是垂手可得的想法是极端轻狂的。”5月5日，我在全苏机关联席会议上作报告时说道：“认为历史将开始为我们揭开波兰的工人革命并且因此使我们无须进行一场武装斗争的设想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我在结语中说道：“同志们，我希望你们从这次会议上把这种思想带回去作为你们的主要结论，那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场斗争将是一场艰巨而紧张的斗争。”在这个时期中，所有我发出的军事上的命令和公开声明都充满了这个思想。5月9日，我在斯摩棱斯克签署的一项命令宣称：“目前西方战线是共和国最重要的战线。”“补给机关必须准备好进行一场持久而顽强的斗争而不是一次轻易而短暂的战役。”我反对向华沙挺进，因为，鉴于我军的兵力和物资薄弱，这次进军只有在波兰内部立即发生起义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成功，而这一点是绝对没有保证的。关于这场战争的实质我已经在我的自传里用最概略的词句加以阐述。
这次战役的主要策动者是列宁。支持他反对我的有季诺维也夫、斯大林，甚至还有小心翼翼的加米涅夫261。李可夫是在这个问题上站在我这一边的中央委员之一，但是他还不是政治局委员，拉狄克也反对这场在波兰的冒险。所有当时的机密文件现在都在克里姆林宫统治集团的手中，在这些文件中哪怕只要有一句话能够支持后来关于这场冒险的说法，它早就会被公布了。正是这种说法得不到证实，特别是各种叙述矛盾百出的情况，说明在这里我们也不得不与同样的热月262党人式的神话打交道。
在华沙附近遭遇到的灾难之所以达到那样异乎寻常的程度，原因之一在于指向利沃夫（林堡）的由南方战线各军组成的西方集团军司令部的指挥不当。斯大林是这个集团军的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政治首脑。他要在斯米尔加和图哈切夫斯基预定进入华沙的时候，不惜以一切代价同时进入利沃夫。我军向维斯杜拉河的迅速前进已经迫使波兰军队的指挥部把全部力量，以及在法国军事代表团的协助下调动的大批预备队集中在华沙和卢布林带。在这个决定性的时刻，西南战线的前沿同主要的西方战线的前沿成直角分道扬镳：斯大林独自作战。当图哈切夫斯基的部队受到的威胁已经十分明显的时候，总司令命令西南战线把前进的方向急剧地转向扎莫斯蒂－托马舍夫一线，以打击华沙附近的波兰部队的侧翼，然而西南战线司令部，在斯大林的怂恿下，却继续向西方前进：难道占领利沃夫本身不是比帮助“别人”攻占华沙更重要吗？在三四天内我军总参谋部还没有能使这项命令付诸执行。只是在再三催促，外加威胁之后，西南战线司令部才改变了前进的方向。但是这时，几天的拖延已经产生了致命的影响。8月16日，波兰人展开反攻，并且迫使我军后撤。
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的一次不公开的会议上就波兰战事进行秘密辩论的时候，斯大林竟公然拿出了一项惊人地恶毒而不真实的声明，说西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主要成员斯米尔加“欺骗了中央委员会”，因为他作出了在一定时候拿下华沙的“许诺”，却没有实现他的“许诺”。西南战线也就是说斯大林自己的行动，据说是早已由斯米尔加的“许诺”所决定了的，因此这场灾难性的失败的责任应该由斯米尔加来负。代表大会在沉默的敌意中倾听了这个眼里闪着黄光、满脸阴沉的演说家的演说。斯大林的演说除了打击他自己以外没有起丝毫作用。没有一个人投票支持他。我当场对这种惊人的含沙射影提出了抗议：斯米尔加的“许诺”不过是说他希望攻下华沙；但是这种希望并不能排除意外的因素，而这是一切战争中都会有的，而且这种许诺绝不能给任何人以按照事先的设想而不根据战事的实际发展来行动的权利。这些异议使列宁大为烦恼，他加入了讨论并且表示大家不需要责难某个具体的人。为什么斯大林不把这次辩论的速记记录予以公布呢？
1929年，叶戈罗夫〔他是波兰战役期间西南战线的司令员，第一次公开企图为他的行动辩护，他写了一篇专论题目叫做〕“利沃夫－华沙”，〔在这篇文章里他不得不承认：〕
*“……我们所有的历史家正是在这一方面批评了西南战线的战事。根据现有文件来了解这一战役的人没有一个不认为，西方战线的失利是同西南战线的行动直接有关的。在这种意义上，对西南战线司令部的指责基本上可以归纳为：西南战线采取了完全独立的作战计划，既没有从整个波兰战线的全局，也没有从友邻的西方战线的战况来考虑；在决定性的时刻，没有给西方战线以必要的配合……总起来说，这就是所有的，包括最近发表的，多多少少是论述1920年前线上的相互影响问题的著作中所一再重复的说法……例如，在麦·莫夫钦写的一篇严肃而有趣的著作《据马恩河及维斯杜拉河战役的经验所作的嗣后诸战役》（国家出版局1928年出版）里面，我们看到有一段话直接提到：‘西南战线没有执行总司令关于指派第一骑兵军向扎莫斯蒂－托马舍夫方向前进的不容置疑的命令。’(74页)我们的陆军大学的毕业生就是根据这些和类似的文件学习波兰战史的，而且他们在离开学校之后还把这类印象带到我军部队中去。简言之，关于西南战线在1920年扮演着灾难性角色的神话现在显然已经不引起丝毫怀疑，并且已经公认为未来的战术家和战略家所应该研究的史实了。”
作为西南战线总司令，并因而要对斯大林的一意孤行的战略负严重责任的叶戈罗夫，要用比较有利于自己的对1920年的军事行动的解释，来减轻他的错误的严重性，是一点也不奇怪的。但是，叶戈罗夫在事情发生九年之后，在“关于西南战线扮演着灾难性角色的神话”，用他自己的说法，已经得到明确的肯定，而且甚至于成为战争史的部分的时候，才企图为自己辩护，这一事实却立刻引起了怀疑。事实上，所以迟延的原因，是军队和国家由于波兰战役的失利而遭受到巨大的苦难，他们对任何歪曲事实的做法特别是出自对这次失败负责的人们的歪曲，将会感到很大的愤恨。他不得不等待时日并保持缄默。
至于我这方面，本着为整个政府的威信着想以及不愿意把争论引入已经就够纷扰不堪的军队内部去的精神，我没有在公开场合说过一个字来提醒他们关于这次战役之前进行的激烈争辩。叶戈罗夫只有等到极权主义政权建成之后才能出来进行反驳。小心翼翼的叶戈罗夫自己是作不了主的。这本书毫无疑问是直接受斯大林的指示写的，虽然看来令人难以置信，这本书里却始终没有提到斯大林的名字。让我们记住，系统地审查历史的最初阶段就是1929年开始的。
但是，虽然叶戈罗夫企图减轻斯大林和他本人的罪过，他还没有企图把罪责加在另一方的头上。伏罗希洛夫在1929年发表的由他签署的彻头彻尾辩解性的文章《斯大林与红军》里也没有这样做。伏罗希洛夫含糊其词地说道，“由于我军在华沙附近的失利，中止了已经准备好的向利沃夫的前进，这时距离华沙仅l0公里的骑兵军也中止前进了。”然而，事情不能仅止于自我表白。在这种问题上，斯大林是从不半途而废的。把责任转嫁给曾经反对向利沃夫进军的人们的时机终于来到。〔1935年，党员教授〕沙·拉比诺维奇〔在他的〕《国内战争史》中〔写道〕：
*“第一骑兵军已经卷入了攻占利沃夫的战斗，除了拿下利沃夫之外它没有办法能够直接支援西方战线。它不可能为西方战线提供更多的援助，因为那样做就要从利沃夫附近抽调大批部队。托洛茨基不顾这个事实坚决下令把第一骑兵军从利沃夫撤下来集中在卢布林附近，以便给正在向西方战线各部队侧翼前进的波兰军队的后方进行打击。由于托洛茨基这个极其错误的决定，第一骑兵军不得不放弃了占领利沃夫的计划，但是另一方面它也没有能够给西方战线的部队以任何帮助。”
〔当然，〕这种可能性之所以丧失只是由于布琼尼和伏罗希洛夫的骑兵，遵从叶戈罗夫和斯大林的指示而违反总司令的命令，拖延了好几天才转向卢布林进军。〔但是一年以后，军事杂志〕《红骑兵》在《第一骑兵军的战斗历史》〔这篇文章里说得严重了〕。在这篇文章里，作者声称，骑兵军……“不仅没有能阻止波兰军队从布格河撤退，而且甚至没有能击破波兰军队向进军华沙的红军部队侧翼发动的反攻。”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只关心新近占领的加里西亚这个次要的目标，根本不愿意帮助图哈切夫斯基执行向华沙进至这件主要的任务。现在伏罗希洛夫却争辩道，只有占领利沃夫才能使他“给予波兰白卫军及其突击部队的后方以沉重的打击。”
简直无法理解，究竟为什么拿下距离主战场300公里之遥的利沃夫，就能够对这时候已经把红军驱逐到华沙以东100公里去的波兰突击部队的“后方”给以打击了呢？为了要打击波兰军队的“后方”，那就必须首先追击他们，因而首先必须放弃利沃夫。
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反而要去夺取它呢？利沃夫本身并不是毫无军事价值的，然而只有发动加里西亚人起而反抗波兰的统治才能使夺取利沃夫具有革命的意义。但是这样做需要时间，军事方面的任务和革命方面的任务在进度上完全不相吻合。从敌人即将在华沙附近展开决定性反攻的危险已经显而易见的时候起，继续向利沃夫前进就不仅毫无意义而且简直是罪恶了。然而，正是在这个时刻，两条战线之间的嫉妒心理起了作用。据伏罗希洛头〔本人承认，斯大林毫不犹豫地违反了各项准则和命令。〕
在我看来我军的形势是一点希望也没有了”，皮尔苏茨基这祥写道。“在黑暗的地平线上我所见到的一线光明是布琼尼无法向我军后方发动进攻……这个弱点已经由第十二军暴露出来了。”根据斯人林委员的命令，这个军没有支援图哈切夫斯基的部队，却同它失去了联系。〔好几年之后，为了替斯大林的行动辩护，《红星报》愤怒地叫喊道：〕 “为了掩盖他的可恶的、失败主义的指挥调动，叛徒托洛茨基故意地有意识地造成第一骑兵军向北方的调动，大概是去支援西方战线的吧。”不幸的是，我可以再加一句，我造成这次调动还是太晚了一些。如果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这个无知之徒不到加里西亚去“独自作战”，如果红军的骑兵能及时赶到卢布林，红军就不会蒙受到那种惨败了。由于这场惨败我国被迫接受里加和约，它把我国同德国分割开来并因而对两国以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坚决向华沙的进军引起了希望之后，接踵而来的失败像地震一样地震撼了全党，打破了它的平衡，并且在所谓的工会讨论中得到部队的反映。
〔党的历史学家纳·波波夫在1930年2月23日的《真理报》上写的一篇文章里，承认向华沙的进军是政治局的错误，同时又说，〕“……托洛茨基是作为小资产阶级革命家而反对这次进军的，他觉得从外部把革命输入波兰是不能容许的。为了同样的原因，托洛茨基反对红军在1921年2月援助格鲁吉亚起义者的做法不论在1920年7月的波兰问题上还是在1921年2月间有关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政府的问题上，托洛茨基的反布尔什维克的、考茨基式的论调都受到中央委员会的有力的批驳。”〔五年以后，拉比诺维奇在他的《国内战争史》中把托洛茨基〕“在波兰战争期间的错误”〔说成是〕“这样一种根本的政治”〔立场，即〕“对于我们来说，战争的目的是促进并加速波兰的革命，用红军的刺刀把革命输入欧洲……否则俄国的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这就是为什么托洛茨基反对列宁和斯大林的论点，声称‘波兰战线是苏维埃共和国生死攸关的战线’。”过去的指控这样一来又颠倒过来了。迟至1930年，我还被公认为反对向华沙进军的人，我的罪名是不愿意用刺刀来传播社会主义。但是在1935年，却又宣告说我是主张向华沙进军的，支配着我的是我要用刺刀把革命输入波兰的决心。
就这样，斯大林逐步地以他自己特有的方式解决着这个问题，他把华沙战役的责任加在我头上，而事实上我是反对这次战役的红军的惨败由于波兰国内并没有出现革命而早已注定，并且由于他自己的专断独行的战略而更加恶化，然而这场惨败的责任他却加在我的头，虽然我事先曾经警告过他们可能会出现灾难性的后果，并且呼吁他们不要热中于诸如占领利沃夫之类的昙花一现的胜利。
把罪责一点点转嫁给反对他的人是斯大林进行政治斗争的一种根本手段，这种手段在莫斯科审判中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我们还可以顺便提一下，斯大林对于波兰战争没有作过任何值得注意的建议性的贡献。当时的函电表明，我有机会逐日与之通信以决定有关波兰战争的日常政策的人是：列宁、契切林、卡拉汉、克列斯廷斯基、加米涅夫、拉狄克。这六个人当中只有列宁死得是时候。契切林在完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在屈辱中死去；拉狄克在监禁中了却残生；卡拉汉、克列斯廷斯基和加米涅夫都被处以死刑。
波兰战役的结束使我们以集中兵力对付弗兰格尔，他在春季期间跑出了克里米亚半岛，摆出了要拿下顿涅茨盆地的架势，使共和国的煤炭供应处于危殆之中。在尼科波尔和斯塔霍夫卡展开的几次雷霆万钩的攻势把弗兰格尔的部队逐出了他们的阵地，红军继续前进，在战役的高潮当中摧毁了锡瓦什地峡的工事。克里米亚又重归于苏维埃政权的控制之下。〔可以料想得到，“这场迫于眉睫的战斗中的基本战略思想是斯大林同志本人制定的。”叶戈罗夫在1935年11月14日的《真理报》上写的一篇纪念击败弗兰格尔15周年的文章里说道：〕
*“托洛茨基所持的最为有害的观点是，弗兰格尔战线只不过是一条具有三等重要性的防线而已。斯大林同志不得不挺身而出以最坚决的态度反对这种最危险的观点。以列宁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完全支持斯大林。”
只要提一下这件事就够了，谢·古谢夫，如同现在的美赫利斯一样，当时是斯大林在红军中的真正的代理人，他在1925年〔发表的〕题为《弗兰格尔的溃败》这篇文章中，甚至一次也没有提到斯大林的名字。
在整个内战期间，斯大林不仅在军事方面而且在政治力面，始终是一个第三流的人物。他主持过民族人民委员会的代表大会以及某些民族的代表大会。他同芬兰、乌克兰以及巴什基里亚人进行过谈判，也就是说执行着政府授予的必要的但毕竟是次要的任务。他没有参与有关党代表大会上提出的、苏维埃的以及第三国际的主要方针政策的事务。在l921年12月举行的俄国共产党第十一次代表会议上，雅罗斯拉夫斯基以组织委员会名义提出了下列这张主席团名单：列宁、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彼得罗夫斯基、奥尔忠尼启泽、雅罗斯拉夫斯基、苏利莫夫、科马罗夫、鲁祖塔克、伊·尼·斯米尔诺夫和鲁希维奇。这张名单在它的成员和排列次序两方面都是有趣的。名单的作者，亦即雅罗斯拉夫斯基提名的一些老布尔什维克，把季诺维也夫放在第二位以提醒大家他是一个老布尔什维克。前四名以外的其他成员也都是老布尔什维克，他们都是区一级的领导人。这张名单上没有斯大林的地位，而日期却标明是1921年年底。这时内战已经完全结束。它并没有使斯大林成为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