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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领导的错误和德国共产党的错误，若按照列宁所惯用的术语说来，是属于“极左派的愚蠢”的范畴的。聪明人有时也免不了作些愚蠢的事，尤其是在年青的时候。但如海涅所忠告我们的，这个特权却不应滥用。可是当某种政治上的愚蠢，在长期过程中系统地不断地重演，特别是关于最重要的问题的时候，那它们就不会再是简单的愚蠢而成为一种倾向。这是一种什么倾向呢？它是由于何种历史需要而产生的呢？它的社会根源是什么呢？
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国家内，极左倾主义有不同的社会基础。我们可以在无政府主义和布朗基主义，以及在它们的各种结合中（无政府工团主义，即是这些结合中之最近的一种），找着极左倾主义的最完全的表现。
这些倾向，大都流行于拉丁民族的国家中，其社会基础，可以在巴黎旧式的与古典的小工业中找到。这些小工业的稳定，使法兰西的各种各样的极端激进主义有了重大的意义，而且在某种限度以内，又使其在意识上影响别的国家的工人运动。随后，法兰西大工业的发展、战争和俄国的革命，都摧毁了无政府工团主义的脊梁。它一被打退以后，就变成了一种下贱的机会主义。法兰西的工团主义在其两个阶段中，都为那约霍克司一人所领导；然而，时候已经变迁，我们也随之而变迁了。
西班牙的无政府工团主义，只在政治停滞的环境中，才保全了它那外表的革命性。革命把一切问题明白地提出来，迫使这班无政府工团主义的领袖们抛弃极端激进主义，而现了出他们的机会主义的天性。我们可以确定地相信，西班牙的革命将把工团主义的偏见，从它那最后的拉丁的巢穴驱逐出来。
无政府主义与布朗基主义的分子，参加一切其它形式的极左倾向和集团。在一个大革命运动的外围，当有盲动主义与冒险主义的表现，它们的中坚分子，或是从落后的工人群中出来的分子，最普通是从半手艺的工人群中出来的分子，或是从知识分子的同路人中出来的分子。但是，这种形式的极左倾主义，并不当有独立的历史意义，在极大多数的史例中，它都带着插话的性质。
历史上落后的国家，被迫在极发达的和国际范围的工人运动的环境中经过它们的资产阶级的革命，在这些国家中，左倾的知识分子，总是在小资产阶级占优势的半原始的群众运动中，提出一些极端的口号和方法。俄国的社会革命党所表示的盲动主义和个人恐怖主义等等的倾向，正是表现小资产阶级之这种天性。在西方，由于共产党之有力，独立的冒险主义的集团，很难达到像俄国社会革命党那样重要的地位。但是正因为如此，西方的幼年的共产党会在它们本身以内，包含有冒险主义的分子。至于俄国的社会革命党，在资产阶级社会进化的影响之下，曾变成了帝国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而且对于十月革命采取了反革命的立场。
目前共产国际的极左倾主义，并不属于上列的任何历史种类，这是完全自明的。众所周知，共产国际的主要支都——苏联共产党，依靠工业无产阶级，而且无论好坏都是按照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革命传统在工作的。共产国际的大部分的支部，都是无产阶级的组织。正式共产主义的极左政策，在不同的条件和不同的国家中，都同时运用并同等运用，那么，是否这些条件和国家的不同，即表示在这种倾向下而没有共同的社会根源呢？“在原则”上是一样的极左路线，确曾在中国运用过，也曾运用于英国。如果这样，我们又将在什么地方去寻找这新的极左倾主义的锁匙呢？
问题是非常复杂的，但同时却为另一极端重要的情形所澄清：极左倾主义决不是今日共产国际领导的不变的和基本的特质。这同一官僚机关，一直到1928年为止，基本上都顽固的保持着一个公开的机会主义政策，并且在许多重要问题上又完全转走孟什维克的轨道。它认为从1924至1927年间与改良派的协议，不仅是必须的，甚至因此而放弃党的独立、党的批评自由、甚而党的无产阶级的基础，都是允许的[1]。因此，现在所讨论的，决不是某个特殊的极左倾向，而是一种倾向之继续地向极左盘旋，这种倾向在过去曾经尽可能地向极右盘旋过。这些虽然都是外表的征兆，但我们已可以由此知道现在所论的是中派主义。
形式地和叙述地说起来，中派主义包含了无产阶级内部及其外围的一切倾向，这些倾向位于改良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常是代表从改良主义向马克思主义进化的各个阶段，或者相反而代表从马克思主义向改良主义堕落的各个阶段。改良主义与马克思主义都各有其具体的社会基础。马克思主义表示无产阶级的历史利益。改良主义则代表资本主义国家内的无产阶级官僚和贵族的特权地位。而中派主义，就我们由过去所知道的说，并没有而且也不能有独立的社会基础。无产阶级的各阶层以不同方式并在不同时期内向革命发展。在长期工业兴旺时期，或者在失败以后政治退潮时期，政治上从左向右移动的无产阶级的各阶层，将与正在开始向左进化的各阶层冲突。各个集团停滞在它们进化到的各个阶段上，它们寻找临时的领袖，创造纲领和组织。这样说起来，“中派主义”的内容之包括这样复杂的倾向，实不足为奇！不同的集团可以因为它们的来源，社会构成和进化方向的不同，而相互间发生激烈的斗争，但这并不取消它们那都属于中派主义的变种的性质。
虽然一般的中派主义的寻常作用，是为改良主义作左的掩护，然某一个特定的中派主义究竟属于那一个基本营垒，改良派抑或马克思派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不能以现成的公式作一劳永逸的解答。这里，比别的任何地方尤其要紧，必须分析每个时期的具体过程的构成，和它的发展之各种内在的倾向。这样，罗莎·卢森堡的某些政治上的错误，有充分的理论根据可以认为是左倾的中派主义的错误。甚至于还可以进一步说，卢森堡与列宁之间的大部分分歧，是代表一种较强的或较弱的中派主义倾向的分歧。但只有共产国际的那班混蛋、笨伯和江湖客，才会把卢森堡主义看为一种走向中派主义的历史倾向。用不着说，现在共产国际的“领导者”，从斯大林起，无论在政治上理论上和道德上，都没有达到这位伟大的妇人和革命家的膝盖。
那些没有想一想事情要点的批评家，近来不止一次地非难我，说我滥用“中派主义”的名词，把工人运动中各种复杂的倾向和集团都包括在这个名词之下。其实，如我们所已经说过的，各种中派主义发生于现象自身的本质，而绝不是发生于名词的滥用。我们只要稍微回忆一下，就可忆起人们之责难马克思主义者把最复杂的和矛盾的现象都归于小资产阶级，是如何得频繁。实际上，在“小资产阶级”的范畴内，包括了许多事实、倾向和观念，在起初看来，似乎它们都是完全矛盾的。农民运动和城市改良主义的激进倾向，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的性质的：法兰西的雅各宾和俄国的民粹派，两者都是小资产阶级的；普鲁东派是小资产阶级的，而布朗基主义者也是如此；此外法兰西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救世军”和印度的甘地运动，等等，都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的范畴。如果我们转向哲学和美术的范围，甚至于一张表现多色的图画也含有小资产阶级的性质。这是不是表示马克思主义玩弄术语呢？决不。这不过表示小资产阶级的特色正在于它的社会性质的复杂。在下层，它与无产阶级接合，而伸张到流氓无产阶级中去；在上层，它过渡到资产阶级中去。它可以依靠旧的生产形式，但是它也可以在最近代的工业基础之上极其迅速的发展（新“中间等级”）。小资产阶级在意识上之闪耀着虹霓的各种颜色，是用不着惊奇的。
就某种意义上说，中派主义在工人运动中所演的作用，正等于各式小资产阶级意识对于整个资产阶级的社会所起的作用。中派主义反映无产阶级进化的过程，它的政治生长、它的革命地退挫、以及社会其它阶级对于它的影响。中派主义的调色版上之映出这样地耀眼的虹色，实不足为奇！然而，这并不是表示我们从此应放弃去企图了解中派主义，而只是表示必需就个别的事件，以具体的和历史的分析方法，去发现某种的变种的中派主义的真正性质。
共产国际统治的派别，并不代表“一般的”中派主义，而是代表某种十分固定的历史形态，这形态有它的社会根源——虽然发生不久，然而是强有力的。首先，就要数到苏维埃的官僚。在斯大林派的理论家的著作中，这个社会阶层是完全不存在的。人们所告诉我们的，只是“列宁主义”、无实质的领导、意识的传统、布尔什维克的精神和轻浮的“总路线”；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听见一个字涉及官僚，这些官僚是呼吸着和生活着的，他们运用总路线之巧妙有如救火员操纵他的水龙一样。
同时，这些官僚一点也不像无定形的精灵。他们吃饭喝酒，他们生儿育女，他们养成可尊敬的大肚子的肥人。他们以高傲的声音发号施令，从下面选择忠实于他们的人，而他们自己又尽量忠实于他们的上司，禁止别人批评他们，他们从这一切看出了总路线的精义。像这一类的官僚，现在已经有了几百万人。几百万人！他们的数目，多于在十月革命时期的产业工人。官僚中的大多数，从来没有参加过需要牺牲、克己和危险的阶级斗争。这班人，大部分在政治上生来就合乎统治等级的资格。他们有国家权力为后盾，它保证他们的生活，提高他们超出那围绕他们的群众。如果他们有天赋的奴颜婢膝的本能，他们就永远不会知道失业的危险。在某种需要的时候，只要他们愿意作代罪的羔羊，以减轻他们直接上司的责任，则平时所作的任何最大的错误，也会得着饶恕的。那么，这个几百万人的统治阶层，在国家的生活中，是否有一些社会比重和政治影响呢？有还是没有呢？
从过去的书籍中，我们知道工人官僚和工人贵族是机会主义的社会基础。在俄国，这个现象具有新的形式。在无产阶级专政——落后国家中的，并且是为资本主义所包围的——之基础上，第一次从工人阶级的上层之中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官僚机关，这个机关高居在群众之上，它向群众发号施令，它支配着巨大的财源，它由于内部的相互负责而团结到一处，它拿自己的利益、方法和规则，参入到工人政府的政策中。
我们不是无政府主义者。我们懂得工人政府之需要，因此，我们也懂得过渡时期官僚主义之历史的不可避免性。但是，我们也同样地懂得这件事情之内在的危险，特别是对于一个落后的孤立的国家。把苏维埃的官僚制度加以理想化，那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所能作之最可耻的错误。列宁尽了他的一切力量，提高党成为在政府机关之上的工人阶级的自动的先锋队，以便能够监督、审查、指导和清洗政府机关，以便能置无产阶级——国际的，不仅民族的——的历史利益于统治官僚的利益之上。列宁把党的群众对于党的机关之监督，作为党对于政府的监督的先决条件。留心读读他在苏维埃时期，特别是在他的最后两年中的文章、演说和书信，那你对于他那不断注意于这个紧要问题，一定会觉得惊异。
但是在继续而来的时期内发生了什么呢？那些参与过革命和内战的党与政府的全体领袖被代替了、撤换了和压倒了。他们的地位，被一些无名的官僚所占去。当列宁生时，官僚们还没有离开他们的摇篮，那时，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就带有极尖锐的性质，随后当官僚机关生长到天样高的时候，这个斗争却反而完全停止了。
而且这时候究竟还有谁能作这种斗争呢？无产阶级自治的先锋队的党，现在不复存在了。党的机关已与行政机关混合了。政治侦探局成了党内总路线的最重要的工具。官僚制度不仅禁止从下对上的批评，而且禁止它的理论家说及它和注意它。左派反对派曾公开地讨论官僚制度，它的特别作用和它的利益，这样就揭破了总路线与新的国家主义的统治阶层之不可分离的秘密，这一新的统治阶层是绝不代表无产阶级；但这种讨论与揭破却首先引起了官僚们的疯狂的仇恨。
从政府之无产阶级性，官僚们引申出他们那永无错误的权利来：工人国家的官僚制度如何会堕落呢？因此，国家和官僚制度不是成为历史进程，而成为永远不变的范畴：神圣教堂和它那受过圣灵感动的牧师如何会犯罪呢？可是，如果高居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作战的无产阶级之上的工人官僚制度，能堕落成诺斯克、谢德曼、艾伯特和威尔士的党，那么，高居到胜利的无产阶级之上的工人官僚制度，为什么不会堕落？
苏维埃官僚之统治的不受管束的地位，发展成了一种心理，这种心理，在许多方面都直接与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心理相冲突。官僚们把他们在国内政策和国际政策上的目的和结合，放在群众的革命教育的任务之上，且与国际革命的任务无任何关联。在近许多年间，斯大林小组织的表现，证明它之接近和懂得“富农”、工程师、行政人员、中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英国工会官僚的心理，远超过它们对于不熟练的工人、贫农、中国的暴动群众、英国罢工工人的心理和需要之了解。
但是，既然这样，为什么斯大林的小组织没有发展到它那民族机会主义路线之极端呢？因为它是工人国家内的官僚制度。虽然各国的社会民主党都保卫资产阶级统治的基础，但苏维埃官僚，只要他们还没有完成政府的倾覆，还不能不使它自身适合于十月革命所奠定的社会基础。斯大林派的官僚制度之二元心理和政策，即由此发生。中派主义——在工人国家基础上的中派主义，即是这种二元性之唯一可能的表现。
在资本主义国家内，中派集团多半都有暂时的或过渡的性质，这性质反映工人某阶层之向右或向左的变化，而在苏维埃共和国的条件下中派主义具有几百万官僚所形成的更坚实和更有组织的基础。虽然官僚制度自身是产生机会主义和民族主义倾向之自然环境，然而它不能不维持它与富农斗争中的威权的基础，同时也不能不顾虑到它在国际运动中的“布尔什维克”的威仪。在追逐过国民党和阿姆斯特丹的官僚（这在许多方面，与苏维埃官僚在精神上是接近的）以后，苏维埃官僚，就每时都与反映世界资产阶级对苏维埃国家之仇恨的社会民主党，发生尖锐的冲突。这就是现在它向左盘旋之根源。
这种脱离中心的局势，不是起于苏联的官僚能不受机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沾染，而是由于他们不能采取完完全全的民族改良派的立场，故而他们被迫而在民族改良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左右盘旋。官僚中派主义的摆动，是适合着它的权力、它的财源和它自己立场中的严厉矛盾的，这摆动已达到前所未闻的程度：从在保加利亚和爱沙泥亚的冒险主义，到与蒋介石、拉狄吉和普色尔的联盟；从对英国罢工破坏者之可耻的亲昵，到完全否认与群众组织建立联合战线的政策。
斯大林派官僚把它的方法和盘旋运用到各国，因为它不仅经过党的机关而领导共产国际，而且还向它发号施令。当斯大林拥护国民党的时候，台尔曼也跟着拥护。在一九二六年秋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扩大会议上，国民党的代表和蒋介石的专使邵力子，与台尔曼、塞马德以及雷梅勒等人，很亲热地一道反对“托洛茨基主义”。“同志”邵力子说，“我深信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国民党将完成它的历史任务”（俄文记录，第一卷，四五九页）。这是一个历史事件！
如果你看看一九二六年的德文《红旗报》，你一定可以发现其中许多的论文，都弹着同一的调子，这些论文，一致认为，托洛茨基之要求与破坏罢工的英国总委员会决裂，是孟什维克主义的表现！而今天，“孟什维克主义”则又主张与群众组织联合战线，即是主张施行列宁领导下的第三和第四次共产国际所规定的政策（反对一切的台尔曼，塔尔海默，毕纳·孔和福洛塞德等人的）。
如果各国共产党内，没有骄横的（即离开党而独立的）官僚层之存在，那么，这种折断颈骨的盘旋将是不可能的。那就是一切罪恶的根源！
革命政党的力量即在于它的先锋队的独立，先锋队审查和选择党的干部，而同时又教育党的领袖，并逐渐地由党的信用去提高领袖。因此，在干部和群众之间，领袖和干部之间，产生了一种切不断的联系，这样，使他们自身对于整个领导有一种内在的信任。可是这种事情在现在各国共产党中一点都没有！领袖是指定的。他们选择他们的助手。群众被迫而承认这些指定的领袖，在领袖周围则建立了一层人工的广告空气。干部依靠上级的领袖，而不依靠下层的群众。因此，他们在群众以外，寻找他们的影响的来源及生活的来源。他们不从斗争经验，而从电报得出他们的政治口号。同时斯大林的案卷簿子中，又密藏一些构人于罪的文件，以应紧急时候的需要。每个领袖都知道，在任何时候他都可以像鸡毛一样的被吹开。
于是，在整个共产国际中，一个关系密切的官僚层就这样的形成了，它本身即是中派主义细菌的策源地。虽然在组织上它是稳定的和坚实的，因为它有苏维埃国家的官僚为后盾，但雷梅勒、台尔曼等人的中派主义，在政治关系上则是极不稳定的。政治的确信，只能从与群众建立有机的联合中去取得，而台尔曼的神圣中央执行委员会是缺乏确信的，它所能作的只是可怕的盘旋。它愈不准备作严重的理论斗争，它愈易熟悉于谄媚和诽谤。列宁所描写之“粗暴”与“不忠实”的斯大林肖像，正是这个官僚层的化身。
上述官僚中派主义的特性，决定左派反对派对于斯大林派官僚的态度：当官僚们还保卫苏维埃共和国的领土和十月革命的基础时，我们就完全和无条件地支持；当官僚以其政策的盘旋防碍革命的保卫和社会主义的建设时，我们就无忌惮地批评；当官僚们以其骄横的权威毁坏国际无产阶级的斗争时，我们就无情地抵抗。
[1] 共产国际之机会主义的政策，曾延长了好几年，在《共产国际纲领草案批评》，《不断革命论》，《谁领导现在的共产国际》等书中，我们曾作过详细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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