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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纲领*[1](摘录)

列夫·托洛茨基
(1917年5月)


一 什么是和平纲领
二 Status quo ante bellum
三 民族自决权
四 欧洲联邦
跋(1922年)



  第二届临时政府在其宣言中声明,它谋求不割地、不赔款和保障民族自决权的和平。这种说法会使许多天真的人觉得问题得到了真正的解决,特别是在米留可夫先生无耻的帝国主义行径之后。但是,谁若是熟悉英法(劳合—乔治——白里安—利鲍商号)炮制的说法或者即使是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和平主义说法,他对临时政府的宣言就不能不抱有益的怀疑态度。自从创造世界以来,统治阶级撒的谎从未象这次战争时期那么多。“这次战争是争取民主的战争。”“这次战争是争取和平和民族联合的战争。”“这次战争是最后一次战争。”过去和现在都是在这些口号的掩饰下进一步唆使一个民族反对另一个民族的。目前这场帝国主义大屠杀的历史含意愈露骨和愈无耻,统治者及奴颜婢膝的政治家就愈加竭力用冠冕堂皇的说法来掩饰它的内容。美国资产阶级参加了战争,以维护向欧洲输出军备和靠欧洲的鲜血来赚得几十亿的神圣权利,因而对民主派伪君子威尔逊来说,就更需要挥舞全部和平主义大旗。

  社会爱国主义者特别致力于麻痹人们思想的说法,他们在目前这次战争机器中的主要作用也就在这里。社会爱国主义者在向群众提出诸如“保卫国家”,或“成立国际仲裁法庭”,或“解放被压迫民族”的目标时,他们使群众在思想上把这些任务的解决同本国军队的胜利联系在一起。他们孜孜不倦地提出对帝国主义有利的唯心主义口号。

  战争的进退维谷的持久性质,普遍的经济破坏,下层不满和不耐烦情绪的增长(它已在俄国革命的壮丽序幕中第一次表现出来),这一切迫使两个同盟集团的当权者寻找结束战争的途径。

  当然,结束的最好办法就是所谓的“决定性胜利”。德帝国主义者证明,不取得胜利以及从胜利中捞到一切好处,整个社会制度就会发生危险。法国民族主义者同样有力地证明,对法国来说也是一样的。但是,战争拖得愈长,“决定性胜利”就愈难实现 [2] ,统治者,其中包括他们的社会爱国主义一翼的情绪就愈惊慌和缺乏信心。通过签订肮脏的协议(主要靠损害弱小民族的利益)来结束战争,成了官方外交的任务,正象通过互相赦罪的办法来恢复国际是社会爱国主义的外交任务一样。

  统治者感到强烈要求和平。但同时他们害怕和平,因为和平谈判开始之日将是作出总结之时。正因为如此,官方外交不反对社会爱国主义外交家最先踏上和平谈判的薄冰。官方政府在自己和他们之间有远见地确定了一定的距离,以防完全失败。即将召开的斯德哥尔摩“社会党人”代表会议的基本任务就在于半官方地探索和平谈判的基础。

  这次代表会议内部的矛盾最明显地暴露在俄国临时政府及其组织部分的政策上。为了同一个“不割地的和平”纲领,我们听说,捷烈申柯劝告协约国的帝国主义者改用正当的生活方式,克伦斯基没有坐待这一劝告的结果,就部署俄国军队进攻;策烈铁里和斯柯别列夫则打算在斯德哥尔摩进行非官方的和平谈判。对于捷烈申柯先生的规劝,意大利政府发表了一个对阿尔巴尼亚实行保护的声明当作回答,利鲍先生则又强调取得完全胜利的必要性,并拒绝给本国的社会党人签发前往斯德哥尔摩的护照,而他们是利鲍先生的俄国执政的同僚邀请去的。不管怎样看待“不割地的和平”之类的纲领——是当作劝说协约国的话题,当作战略进攻的口号,还是当作策烈铁里、谢德曼和列诺得尔之间谈判的题目——,这个纲领得不到我们的丝毫信任。列诺得尔现在已经向自己的政治主子即统治阶级讲清楚,他打算去斯德哥尔摩首先为的是揭露德国社会党人并且向法国和协约国的工人证明把战争“进行到底”的必要性。应当认为,在万不得已时,谢德曼也是用这类计划来武装的。没有任何东西能向我们保证,代表会议将真正成为即使是资本主义外交的和平谈判的序幕。它倒有可能成为沙文主义狂热死灰复燃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使工人群众相信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从而把他们的注意力从通向和平以及各民族的兄弟情谊的唯一正确的即革命的道路上转移开来,从我们方面来说是一种犯罪行为。

  召开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的主动权在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手里。这就使整个事情具有极大的两重性。苏维埃不是社会主义组织,然而它代表很革命的群众说话。同时由于这些群众的意识尚未充分定形,担任苏维埃领导的是一些浸透了小资产阶级和怀疑主义,不相信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政治家。

  《苏维埃消息报》在国际主义者批评的压力下说,“召开企图在办公桌前订立有关改制欧洲地图的和睦协议的社会党外交家的代表会议,那是没有用的。这样的代表会议不仅不会产生积极的结果,而且当各国社会党人的视野没有超出民族任务的时候还会使分隔他们的鸿沟更加加深。

  只有另一种代表会议,即只有每个与会派别从一开头就感到自己是国际劳动大军中的一支队伍,为了用共同的努力来从事共同的事业而聚集在一起的代表会议才能真正产生成果。”

  《消息报》得出结论说:“执行委员会的信正是这样提出问题的。”

  在这里,《消息报》勾销了这样一个情况,即执行委员会自己就同俄国资本主义外交保持非常密切的联系,而通过后者又同协约国外交保持同样的关系。执行委员会“原则上”表示赞成打破民族统一,却更坚决地力求巩固自己家里的民族统一。

  建立在这种原则上的代表会议,即使得以召开,也不能不在一开始就暴露自己的完全无能。在群众面前对那种基于模棱两可和毫无原则之上的措施承担责任,是轻率的或盲目的。

  对我们来说,和平纲领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劳动群众反对统治阶级的国际革命斗争的纲领。在齐美尔瓦尔德和昆塔尔,革命的社会党人相当明确地制定了这个斗争的总的原则。现在我们比过去任何时候就更没有理由离开这些原则而转向克伦斯基或策烈铁里的“原则”。我们进入了革命大动荡的时代。政治动摇性,尤其是政治冒险性将迅速消失。只有把自己的纲领和策略建筑在指靠世界的,首先是欧洲的无产阶级社会革命斗争的发展上的政党,才能跟上历史的运动。

1917年5月25日于彼得格勒



一 什么是和平纲领


  什么是和平纲领?从统治阶级或为它们效劳的政党的观点来看,这就是必须以军国主义的力量来保证其实现的那些要求的总和。例如,为了实现米留可夫先生的“和平纲领”,必须手持武器占领君士坦丁堡。王德威尔德的和平纲领要求事先把德国人从比利时赶出去。从这种观点看来,和平的条文只不过是对用战争的武器所做的事情作出总结。换句话说,和平的纲领就是战争纲领。但只是在第三种力量(社会主义国际)的干预之前事情才是这样。对革命的无产阶级来说,和平纲领不是意味着应由本国军国主义实现的那些要求,而是意味着国际无产阶级准备用自己反对全世界军国主义的革命斗争强制实行的要求。国际革命运动越发展,和平的问题就越成为不单纯取决于各方军事状况的问题和平条件可能被群众理解为战争目的的危险越来越小。

  这在关于弱小民族和国家的命运问题上最明显地向我们暴露出来了。

  战争是从德军向比利时和卢森堡发动毁灭性进攻开始的。在由于摧毁小国而产生的反应中,除了敌对阵营统治阶级虚伪的和自私的愤怒处,还听到人民群众真诚的愤慨,他们的同情是由那些仅仅因为处于两个交战大国之间而被摧毁的弱小国家的命运所引起的。

  在战争初期,比利时命运之空前悲惨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同情。但是,三十四个月的军事行动表明,比利时的插曲在解决帝国主义战争的基本任务——使弱者服从强者的道路上仅仅是第一步。

  资本主义把它用来“调整”各个民族内部经济生活的那些办法搬到了国际关系方面。竞争的道路就是中小企业不断垮台和大资本凯旋得的道路。资本主义势力的世界竞争意味着大的和最大的资本主义强国不断征服中小民族和落后民族。资本主义技术越发展,金融资本所起的作用越大,军国主义提出的国求越高,那么小国对大国依赖的程度也就越深。作为帝国主义机体的必要组成部分的这一过程,在和平时期也在通过国债、铁路及其他租让权、军事外交协定等等手段不断地进行。战争暴露并加速了这一过程,对它注入了公开暴力的因素。战争破坏了小国最后残留的一点“独立性”,而这完全不取决于两个主要阵营这间的军事比赛的结局如何。

  比利时仍然在德国大兵的压迫下呻吟。但这只是它丧失独立的流血惨剧的表现。比利时的“解放”根本不是摆在协约国面前的独立的任务。在今后的战争进程中,以及在战后,比利时将成为资本主义列强大规模争夺的一个小小的从属的组成部分。没有第三种力量——革命的干预,比利时在战后可能仍受德国的箝制,受大不列颠的奴役或被两个同盟集团的大国强盗瓜分。

  关于塞尔维亚,能说的也是完全是同样的话,塞尔维亚的民族的毅力成了世界帝国主义天平上的一个小小的砝码,这个天平向哪一边摆动,塞尔维亚独立的利益所起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

  中部帝国使土耳其保加利亚卷入了战争的漩涡。这两个国家不论仍将是德奥帝国主义集团(“中欧”)的东南组织,还是变成算总账时的辅币,无论如何,战争会写完它们独立史上的最后一章。

  最明显的是,在俄国革命开展起来以前,波斯独立随着1907年英俄协定的签订而基本丧失。

  罗马尼亚希腊十分清楚地向我们表明,帝国主义托拉斯的斗争向小国商号提供的选择“自由”是多么有限。罗马尼亚宁肯作出自由选择的姿态,它打开了自己的国家中立的闸门。希腊以消极的顽抗精神竭力使自己呆在“家里”。好象为了更清楚地暴露争取自我保全的“中立”斗争完全是徒劳的,整个欧洲战争,通过保加利亚、土耳其、法国、英国、俄国和意大利的军队,迅速转移到希腊领土上。选择的自由在最好的情况下发展成自我取消的形式。归根结蒂,罗马尼亚以及希腊,都将得到同样的归宿:成为大赌棍手中的赌注。

  在欧洲的另一端,小小的葡萄牙认为应当加入协约国方面作战。如果在参加斗殴的问题上,受英国保护的葡萄牙会有比特维尔省或爱尔兰多得多的自由,那么,它的决定就会是无法解释的了。

  荷兰和三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资本主义上层由于战争而捞到了一座座金山。但西北欧的四个中立国更清楚地感觉到自己“主权”的虚幻,这种主权即使熬得过战争,在和平状态下,也会受到大国的“算计”。

  在帝国主义的欧洲,“独立”的波兰只有在财政上和军事上奴隶般地依赖大国集团之一,才能保持住自己独立的招牌。

  瑞士的国家独立在强制规定的进出口细则中暴露了自己的全部内容。小联邦共和国的特派员常常手里拿着帽子到两个交战的阵营去求告,他们很明白,如果一个民族不能建树一支几百万人的军队,它的独立和中立会意味着什么。

  如果战争由于战线和参战国增加而变成一个未知数很多的方程式,使任何一个政府都无法说出所谓的“战争目的”,那么,小国却有非常相对的优越性:他们历史命运可以认为是早已注定了的。无论哪一个阵营取得胜利,也不管胜利的规模如何,要退回去,回到小国独立的时代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不管是德国还是英国取得胜利,所能解决的问题只不过是将是弱小民族的直接主宰。只有骗子或不可救药的糊涂虫才会把弱小民族的自由问题同这方或那方的胜利联系在一起。

  最三种结局,也是最可能发生的结局是平局,它也会产生完全一样的结果:交战阵营中的一方没有取得对另一方的明显优势,这只会使得每个阵营内部强者对弱者的优势和它们双方对帝国主义的“中立”牺牲品的优势更清楚地暴露出来。不分胜负的战争结局本身不会给任何人以任何保障,战败的反正是所有的弱小国家,既包括那些在战场上流过血的,也包括那些试图在中立的阴影下躲避厄运的。

  对我们来说,比利时人、塞尔维亚人、波兰人、亚美尼亚人等等的独立并不是协约国战争纲领的组成部分(象盖得、普列汉诺夫、王德威尔得、韩德逊等人所认为的那样),而是包含在国际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纲领之内的。



二 Status quo ante bellum[3]


  无产阶级能否在目前条件下提出自己独立的“和平纲领”,即对那些产生目前战争或在目前战争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出自己的解决办法?

  有人对我们说,无产阶级现在没有力量实现这个纲领。指望他们经过目前战争就能实现本身的和平纲领,是空想。争取停止战争和争取不割地的和平,即恢复Status quo ante bellum;恢复战前秩序,则是另一回事。这是比较现实的纲领。例如马尔托夫、马尔丁诺夫和一般的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的论点就是这样的,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同在其他一切问题上一样,坚持的不是革命的观点,而是保守的观点(不是社会革命,而是恢复阶级斗争;不是第三国际,而是恢复第二国际;不是革命的和平纲领,而是恢复Status quo ante bellum;不是争取工兵代表苏维埃政权,而是把政权交给资产阶级政党……)。然而,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争取停止战争和争取不割地的和平有“现实性”呢?战争迟早会停止,这是毫无疑义的。在这种坐等的意义上说,停止战争的口号无疑是很“现实的”,因为这是有十分把握的。而在革命的意义上说呢?可以这样反问一下:指望欧洲无产阶级能够靠它现有的力量违背统治阶级的意愿去制止军事行动,这难道不是空想吗?那么,是否就因此拒绝停止战争的口号呢?其次,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实现停战呢?从理论上推断,这里可能有三种典型的情况:(1)一方取得决定性胜利;(2)在哪一方都没有取得决定性优势的情况下,敌对双方都搞得筋疲力尽;(3)革命无产阶级的干预制止军事活动的“自然”发展。

  十分明显,在第一种情况下,即战争由于一方取得决定性胜利而告终,要求不割地的和平是天真的幻想。如果全力支持本国军国主义活动的谢德曼和兰茨贝尔格之流在国会上发言“赞成不割地的和平”,那正是因为坚信这一类的异议不会阻碍任何“有益的”兼并。另一方面,我们自己的总司令阿列克谢也夫将军,那个宣布不割地的和平是“不切实际的空话”的人,十分有根据地断言,主要问题是进攻,只要军事行动取得胜利,其余一切问题自然迎刃而解 [4] 。为了从全副武装的获胜的一方手中夺取得割地,显然,对无产阶级来说,除了善良的愿意以外,还需要有革命力量和公开使用它的直接准备。无论如何,它还没有掌握任何“省力的”手段来使获胜的一方不去利用取得的胜利。

  第二种战争结局,即主要是“不割地的和平——仅此而已”的有限纲领的拥护者所指望的结局是,战争没有被第三种力量的革命干预所制止,已消耗完交战国的一切储备,以疲惫不堪而告终——既无胜者,也无败者。当军国主义无力征服,无产阶级无力革命的时候,消极的国际主义者就以其残缺不全的“不割地的和平”纲领来适应这种情况,他们常常把这一纲领说成是恢复Status quo ante bellum,即恢复战前秩序。但是就在这里,虚假的现实主义暴露了自己的要害:实际上“平局”的战争结局,正象我们在上面已经指出过的,根本不排除割地;相反地,是以割地为前提的。如果两个大国集团中的任何一个都没有获胜,这完全不意味着塞尔维亚、希腊、比利时、波兰、波斯、叙利亚、亚美尼亚等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恰好相反,在这种情况下,正是靠牺牲第三者即最弱者来实行割地的。为了阻止这种互相“补偿”(犒劳),国际无产阶级应当进行反对统治者的直接的革命起义。报纸上的文章,代表大会的决议,国会的抗议,甚至街头示威,过去和现在从未阻止统治者——通过胜利或协议——掠夺领土和蹂躏弱小民族。

  至于第三种结局,那是最清楚不过了。它要求国际无产阶级在这次战争还打得火势的时候就全力奋起,从下面使战争瘫痪和得到制止。十分明显,在这个最有利的情况下,有力量制止战争的无产阶级不能和最不想局限于反对割地的纯保守的纲领。

  我们看到,真正实现不割地的和平,在一切情况下都必须以强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为前提。但是,以这一运动为前提,那么要求恢复战前的和战争所由产生的秩序的上述纲领,对它来说就是十分渺小了。欧洲的Status quo ante bellum是战争、掠夺、暴力、正统主义、外交迟钝和人民软弱无力的产物,也仍是“不割地的和平”的唯一积极的内容。

  无产阶级在自己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不能以恢复旧的欧洲版图为自己的政治目的;它应当提出同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时代的革命性质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利益相符合的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关系纲领

  孤立地提出的“不割地”口号,首先没有提供从政治上帮助理解战争进程中提出的某些问题的标准。如果设想,法国今后占领亚尔萨斯和洛林,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否必须追随谢德曼,去要求把这些省份归还德国呢?我们是否要求把波兰王国归还俄罗斯呢?我们是否主张日本把胶州湾……还给德国?是否让意大利把它在特兰提诺所占领的那部分归还原主?这是荒谬绝伦的!这样,我们就成了热衷于正统主义的人,也就是按照极端反动的外交精神来捍卫王朝的和“历史的”权利的人。不幸的是,这个“纲领”需要革命来使它得到实现。在根据具体现实而产生的上述一切的和其他类似的情况下,显然我们只能提出一个原则:有关居民的公决。当然,这个标准决不是绝对的。例如,法国“社会党人”大多数把全民公决(亚尔萨斯—洛林)归结为可耻的把戏:先占领即用武力侵占,然后要求同意兼并。十分明显,真正的公决要求以革命的条件为前提,即居民可以不在左轮手枪(德国的或法国的都一样)枪口下来作回答。

  因此,“不割地”的口号唯一可以接受的内容就是把它归结为反对新的强占,即消极地提出民族自决权。但是,我们看到,这种无可争辩的民主“权利”,对强大的民族来说,必然变为和将要变为侵占和蹂躏的权利;而对弱小民族来说,则变为和将要变为软弱无力的愿望或“一纸空文”,直到在欧洲的政治地图上民族和民族的残余被关闭在那些被海关彼此分割开来并在帝国主义斗争中不断发生冲突的国家的范围而与世隔绝的时候 [5] 。而要克服这种制度,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才是可以想象的。把无产阶级的和平纲领同社会革命的纲领结合起来,这就是问题的核心。



三 民族自决权


  上面我们已经看到,没有民族自决的原则,社会民主党在解决民族国家的重新组织和重新建立方面的具体问题时就会寸步难行,因为这个原则的最后结论就是,承认每一个民族集团有权决定自己的国家命运,也就是说有权脱离该多民族国家(例如俄国,奥地利)。了解民族“意志”的唯一民主办法,是通过全民投票作出公决。这种回答从民主上看是必不可少的,但在上述方式下仍然是纯形式的。它没有告诉我们任何关于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民族自决的现实可能性、途径和办法。然而,问题的核心正在这里。

  对许多被压迫民族、民族集团和民族残余来说,甚至对其大多数来说,自决就是废除现存的疆界和肢解目前的国家。同时,这一民主原则也导致殖民地的解放。然而,帝国主义的整个政策是不顾民族原则地扩大国界,把弱小民族强行纳入关税范围之内,攫取新的殖民地。帝国主义在本质上就是扩张和进攻的,它的特征正是自己的这种性质,而不是反复无常的外交手腕。

  因此,在许多场合导致国家和经济分散(肢解、分裂)的民族自决权原则,同手中掌握着国家组织和军事力量的帝国主义的强大的集中趋向发生敌对冲突。的确,在许多场合,民族分立运动邻国的帝国主义阴谋中得到了支持。但这种支持只有通过武力才具有决定意义。而一俟事态发展到两个帝国主义组织发生军事冲突时,新的国界就不是根据民族原则,而是根据军事力量对比来确定了。迫使获胜的国家放弃对新夺得的土地实行兼并,同强迫它给它以前占领的省份以自决的自由是同样困难的。最后,即使出现了奇迹,如爱尔威一类的半幻想者—半骗子所夸夸其谈的那样,欧洲被武装力量分成了完整的民族国家和小国家,这丝毫不能使民族问题得到解决。在“公平的”民族重新划分以后的第二天,资本主义扩张活动就会恢复,只要没有足够的兵力来保护民族原则,完全破坏民族原则的冲突、战争和新的掠夺就又会开始。所有这一切给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如果说狂热的赌棍在赌博时不得不在彼此之间“公平地”重分金子,那是为了接着以加倍的疯狂来重新进行这种赌博。

  但是,对我们来说,决不能因为帝国主义集中趋势非常强大,就对这种趋势采取消极屈从的态度。民族共同体是文化的实际发源地,正如民族语言是它的实际工具一样,并且它们还要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保持自己的这种作用。为了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社会民主党想要并且应当保证民族共同体有发展(或溶化)的自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从革命资产阶级那里汲取了民族自决的民主原则作为自己的政治义务。

  民族自决权不可能从无产阶级的和平纲领中抹去,但是它不能妄求绝对的意义,相反地,对我们来说,它受到历史发展中所碰到的深刻进步趋势的限制。如果说这种“权利”必须——通过革命力量——同奴役弱小和落后民族并蹂躏民族文化发源地的帝国主义的集中化方法相抗衡,那么另一方面,无产阶级不能允许“民族原则”阻挡现代经济在我们整个大陆,甚至在全世界有计划地组织起来的不可抑制的和深刻进步的趋势。帝国主义以资本主义掠夺表现了这一经济趋势——彻底摆脱愚昧的民族局限性,如同它以前摆脱愚昧的农村和地区的局限性一样。社会主义在反对经济集中化的帝国主义形式的同时,不仅不反对这种趋势本身,而且相反要把它作为自己的指导原则。

  从历史发展的观点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的观点来看,现代经济的集中趋势是基本的,必须确保它有充分可能完成其真正解放的历史使命:建立统一的世界经济,不受民族界限和国家海关的限制,而只服从于土壤、地下资源、气候特征和劳动分工的需要。波兰人、亚尔萨斯人、达尔马提亚人、比利时人、塞尔维亚人以及还有没有被占领的欧洲其他弱小民族,只有在民族集团不再成为经济集团,不再同国界联系在一起,不再在经济上彼此隔离和彼此对抗的情况下,才能复兴或者第一次在他们所向往的民族范围内立足,而主要的是,只有达到这种地步他们才能保留在民族范围内并自由地保持自己的文化。换言之,为了使波兰人、塞尔维亚人、罗马尼亚人等等能够建立真正不受拘束的民族统一,必须消灭目前把他们分割成各个部分的国界,必须扩大作为经济组织而不是民族组织的国家的范围,使之包括被海关和疆界所割开、被目前战争所撕裂的整个资本主义欧洲。欧洲本身的国家统一是欧洲大小民族自决的前提。只有在摆脱了国家关税壁垒的民主统一的欧洲家庭里,建立在真正自决基础上的、排除了民族经济对抗的民族文化的存在和发展才是可能的。

  弱小民族的民族自决直接取决于欧洲整个制度的这种情况,使无产阶级不可能离开欧洲革命而提出诸如波兰的独立或全体塞尔维亚人的统一问题。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这意味着作为无产阶级和平纲领组成部分的自决权具有不是“空想的”而是革命的性质。这种见解是针对两种人的:一种是德国的大卫和兰茨贝尔格,他们从自己的帝国主义“现实主义”的高度诬蔑民族独立原则为反动的浪漫主义;另一种是我们革命阵营中那些把问题看得过于简单的人,他们宣称这一原则只有在社会主义下才能实现,以此使自己摆脱必须对战争所直截了当地提出的民族问题作出原则性的回答的处境。

  在我们目前的社会状态和社会主义之间还要经历一个社会革命的大时代,即无产阶级为国家政权而进行公开斗争、夺取政权和运用这个政权使社会关系彻底民主化并把资本主义社会系统地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时代。这不是一个和解和平静的时代,正相反,而是社会斗争高度紧张的时代,是人民起义、战争和扩大实验无产阶级制度和社会主义改革的时代。这个时代要求无产阶级对今后民族存在的条件以及民族同国家和经济的相互关系问题作出实际的即直接而有效的回答。



四 欧洲联邦


  上面我们试图确定,欧洲的经济和政治统一是民族自决成为可能的必要前提。没有在巴尔干社会民主党的整个政策中起着如此巨大作用的巴尔干联邦共和国的口号作为补充,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希腊人等等的民族独立口号仍然是干巴巴的抽象概念;同样,在全欧范围内,自决“权”的原则只有在欧洲联邦共和国的条件下才能有血有肉。

  但是,如果民主联邦的口号在巴尔干半岛是纯粹无产阶级的口号,那么对于存在着深刻得多的资本主义对抗的欧洲来说就更是如此了。

  对资产阶级政治来说,一个不可克服的困难是消灭欧洲“内部”海关,而不做到这一点,国际仲裁法庭和法典将不会比例如比利时中立更加稳固。企求统一欧洲市场,同企求掠夺落后的非欧洲国家一样,是由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的,这种企求遇到了各农业的和资本主义的阶级本身的强有力的抵抗,因为在他们手中,同军国主义机关相结合的海关(没有前者,后者就等于零)是剥削和发财的不可代替的工具。

  匈牙利的金融和工业资产阶级反对同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奥地利搞经济统一。奥匈资产阶级对同比较强的德国实行关税联合的思想采取不可调和的态度。另一方面,德国大地主永远也不会自愿取消粮食的关税。中部帝国的有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同英、法、俄资本家和大地主的利益并不那么容易一致,目前的战争十分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最后,在协约国内部,资本主义利益的不一致和不可调和,比在中部帝国还明显。在这种条件下,通过资本主义政府的协议从上面达成欧洲的稍微彻底的经济统一,是纯粹的幻想。在这方面只能局部妥协和采取不彻底的办法。因此,预计会给生产者和消费者以及整个文化发展带来巨大好处的欧洲经济统一,成了欧洲无产阶级在同帝国主义的保护关税政策及其工具——军国主义作斗争时的革命任务。

  因此,没有君主制、常备军和秘密外交的欧洲联邦是无产阶级和平纲领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德帝国主义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不止一次地(特别在战争初期)提出了欧洲的或至少中欧的(一方面排除法国和英国,另一方面排除俄国)“联邦”的纲领。强制统一欧洲的纲领能够说明德帝国主义的倾向的,正象强制肢解德国的纲领能够说明法国的倾向一样。

  如果德国军队取得了在战争初期德国所预期的决定性胜利,德帝国主义无疑会大规模地进行实现强制性的欧洲各国军事—关税同盟的尝试,即完全是建筑在取消和妥协基础上、从而把欧洲市场统一的进步意义缩小到最低限度的同盟。不必说,在这种条件下,也就谈不上民族自治了,因为这些民族是被强迫联结为冒牌的欧洲联邦的。有一些反对我们所维护的欧洲联邦纲领的论敌为了证明在一定条件下这一思想可能以“反动的”君主帝国主义来体现而提出的前途就是这样。然而,这个前途正是联邦口号具有革命生命力的最明显的证明。如果德国军国主义真正得以强制实现欧洲的半统一,如同普鲁士军国主义当时实现德国的半统一一样,那么欧洲无产阶级的中心口号会是什么呢?是废除强制实行的欧洲统一和让一切民族返回到孤立的民族国家的家庭去吗?是恢复“自治的”海关、“民族的”货币、“民族的”社会立法等等吗?当然不是。欧洲革命运动的纲领将会是,在保持和进一步发展已经实现的统一的基础如完全消灭关税壁垒,统一立法,首先是统一工人立法等等的同时,消灭这种强制的和反民主的统一形式。换言之,没有君主制和常备军的欧洲联邦口号在上述条件下就会成为欧洲革命的统一和指导性的口号。

  拿第二种情况——形成“平局”的战争结局来说吧。早在战争最初时期,著名的李斯特教授,“统一的欧洲”的宣传者就证明,如果德国不能战胜自己的对手,欧洲统一反正也是会实现的,照李斯特看来,甚至会比德国获胜的情况下实现得更加彻底。在扩张(扩大)的要求日益增长的情况下,互相敌对但同时无力互相取胜的欧洲国家,继续互相阻挠完成自己在近东、非洲和亚洲的“使命”,并且到处受美国和日本的排挤。照李斯特的想法,正是在“平局”的战争结局下,欧洲各大国达成经济和军事协议以反对弱小和落后民族,首先当然是反对本国工人群众的必要性就提到了首位。上面我们已经指出,在实现这个纲领的道路上有多么巨大的障碍。克服这些障碍,哪怕仅仅克服一半,就会意味着建立欧洲国家的帝国主义托拉斯,掠夺性的股份公司。这个前途有时毫无根据地被提出来当作联邦口号的“危险性”的证明,事实上它倒是这个口号有实际的革命意义的最明显的证明。如果欧洲的资本主义国家得以结合成帝国主义托拉斯,这当然是比目前状况前进了一步,因为它首先为工人运动建成了统一的全欧物质基础。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也不应该争取退回到“自治的”民族国家,而应争取把帝国主义的国家托拉斯变成欧洲共和联邦。

  但是,战争(它暴露了军国主义完全无能对付引起战争的各种问题)拖得愈久,关于这些从上面统一欧洲的广泛计划谈得就愈少。出来代替帝国主义“欧洲联邦”的,一方面是德奥的经济统一计划,另一方面是四个协约国的经济统一计划,两者都有互相对抗的战斗的税率和作为其补充的军国主义。上述一切足以说明,在实现这些计划时,在两个国家“托拉斯”的无产阶级政策中,反对他们所建立的关税和军事外交壁垒、争取欧洲经济统一的斗争具有多么巨大的意义。

  但是现在,在俄国革命的大有希望的开端之后,我们有一切理由期望,就在这次战争期间,强大的革命运动会在全欧洲开展起来。很明显,这次革命运动只有作为全欧洲的运动才能顺利发展和走向胜利。如果它仍然是民族范围内的孤立的运动,那么必然会遭到毁灭。我们的社会爱国主义者指出了德国军国主义威胁着俄国革命的危险。这种危险是毫无疑问的,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危险。对俄国革命来说,英国的、法国的、意大利的军国主义比起霍亨索伦王朝的军事机器来,并不是威胁性更小的敌人。拯救俄国革命的方法是把革命转到整个欧洲去。如果革命运动在德国扩展开来,那么德国无产阶级就会在西欧的“敌对”国家中寻找并且会找到革命的反响;而如果欧洲有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得了政权,那么即使仅仅是为了掌握住这个政权,它也会不得不立即使这个政权去援助其他国家的革命运动。换言之,稳固的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的建立,只有在全欧洲的幅员之内,也就是说在欧洲共和联邦的形式下才是可以想象的。在这种情况下,靠武力、靠工业和外交协定都不能取得的欧洲的国家联合就会成为得胜的革命无产阶级的一项迫切任务。

  欧洲联邦是我们已经进入革命时代的口号。不管今后军事行动的进程如何,不管外交对目前的战争如何总结,不管革命运动在最近时期的发展速度如何,欧洲联邦的口号在一切情况下都将作为欧洲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的政治公式而获得巨大意义。这一纲领反映出这样一个事实:民族国家作为发展生产力的框框,作为阶级斗争的基地,因而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已经过时了。只有当我们所建立新的、更高级的革命“祖国”——共和欧洲的进步任务同保守地保卫过时的民族祖国对立起来的时候,我们对“保卫祖国”这一过时的无产阶级政治纲领的否定才不再成为在思想政治上进行自卫的纯粹消极的行动,而获得自己的全部革命内容。无产阶级只有以共和欧洲为出发点,才能使全世界革命化,才能把全世界组织起来。

  有些人教条主义地问:“为什么是欧洲的统一,而不是全世界的统一?”这里顺便也对这种人作了答复。欧洲不仅是一个地理上的名词,而且是某种经济和文化历史的共同体。欧洲革命不必等待亚洲和非洲和革命,甚至也不必等待澳洲和美洲的革命。然而,没有德国的工夫不负有心人物国或英国的革命胜利是不可思议的,反过来说也是一样。现在的战争被称为世界大战,然而甚至在美国参战以后,作战的仍然是欧洲。革命的问题也就首先摆在欧洲无产阶级面前。

  不言而喻,欧洲联邦将仅仅成为世界经济组织的两个中枢中的一个。另一个中枢将是美洲联邦。

  为反对联邦口号而提出的唯一稍微具体的历史性理由,曾由在瑞士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归结为以下一句话:“经济政治发展的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社会民主党人报》由此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因而每一个别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无须以建立欧洲联邦为其先决条件。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这是完全无可争辩的意见。可是,这个不平衡本身又是非常不平衡的。英国、奥地利、德国或法国的资本主义水平是不一样的。可是,跟非洲和亚洲比较起来,所有这些国家是已经成熟到实现社会革命的资本主义“欧洲”了。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应当在自己的斗争中“等待”其他国家,这是一个浅显的道理。为使国际间同时行动的思想不致为国际间的消极等待的思想所代替,把这个道理反复加以说明是有益的,而且是必要的。我们不等待其他国家而在本国的基础上开始斗争并继续下去,深信我们的倡导会推动其他各国的斗争;假如事实并不如此,就休想革命的俄罗斯能在保守的欧洲面前站得住脚,或社会主义的德意志能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孑然独存,这是历史上的经验和理论上的推论都证明了的。

  在民族范围内观察社会革命的基础,就意味着变为构成社会爱国主义的民族狭隘性的牺牲品。瓦扬至死还认为法国是社会革命的福地,他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主张护国到底。连施等人(有的是虚伪地,有的是真诚地)认为,德国的失败首先意味着社会革命基础的破坏。最后,我们的策烈铁里和切尔诺夫之流在我国条件下重复法国内阁主义的极为悲惨的实验时,发誓说他们的政策是为革命事业服务的,因此同盖得和桑巴的政策毫无共同之处。不应当全然忘记,在社会爱国主义中,除了最庸俗的改良主义,还有民族革命救世论在作崇。这种救世论认为,正是自己的民族国家,由于工业水平或者民主形式和革命成就而负有把人类引向社会主义或“民主”的使命。如果革命在一个比较有准备的民族的范围内取得胜利是确实可以想象的话,那么同护国纲领联系在一起的这种救世论就会有其相对的历史依据了。但是事实上这种依据并不存在。用破坏无产阶级的国际联系的办法来为保存革命的民族基地而斗争,这实际上就意味着挖革命的墙脚;革命虽然不能不在民族基地上开始,但是在目前欧洲各国经济上和军事政治上的相互依赖从未像目前这场战争中这么明显的情况下,革命是不可能在民族基地上完成的。欧洲联邦口号也就是这种将直接促使欧洲无产阶级在革命中行动协同一致的相互依赖的表现。

  社会爱国主义在原则上(甚至经常在事实上)得出的最后结论,是应用于帝国主义时代的社会改良主义,它建议我们在目前的世界空难中追随交战集团之一,使无产阶级政策沿着“祸害最小”的路线进行。我们摒弃了这种方法。我们说,由过去全部发展准备好的欧洲战争直截了当地提出了整个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问题,国际无产阶级及其各民族部队的行动路线不应当由次要的政治和民族的特征来决定,不应当由某一方军事优势的不大可靠的利益(而且为了这些可疑的利益必须以预先完全放弃无产阶级的独立政策作为代价)来决定,而应当由整个国际无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对抗来决定。

  这个唯一原则性的问题提法,其实是具有社会革命性质的。只有它才能在理论上和历史上证明革命国际主义的正确性。

  国际主义不是以一个宣传小组的名义,而是以一个最重要的阶级的名义拒绝在大灾祸期间支持国家,它在这样做的时候,不是单纯消极地避开“罪恶”,而是说明,对我们来说世界发展的命运已经不再同民族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不但如此,这种民族国家已经成了发展的障碍,必须加以克服,即必须用更广阔基础上的更高级的经济—文化组织来代替。如果社会主义问题同民族国家的框框是能够相容的,那么它也就能同民族防御相容的了。但是,我们面临的社会主义问题是在帝国主义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也就是在资本主义本身不得不强行打破它自己建立起来的民族国家的框框的条件下提出来的。

  正我们竭力指出的,无论是一个大国集团取得了对另一集团的决定性胜利,还是出现最无分晓的战争结局,帝国主义的欧洲半统一都是可能实现的。在这两种情况下,欧洲的统一都意味着完全践踏一切弱小民族的民族自决原则以及保存和集中欧洲反动势力的一切力量和手段:君主制、常备军和秘密外交。

  真正能够保证民族发展自由的民主共和的欧洲统一,只有通过反对军国主义的、帝国主义的和王朝的集中制的革命斗争,通过各个国家的起义,通过把这些起义汇合成全欧洲的革命才有可能。但是,胜利的欧洲革命——不论个别国家的革命遇到什么样的波折——由于没有其他的革命阶级,只能把政权转交给无产阶级。因为,欧洲联邦首先是欧洲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也是唯一可能的形式。




(1922年)


  《和平纲领》按其内容来说,是同编在第一卷中的《战争与国际》有密切关系的。

  在《和平纲领》中一再重复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不能在民族范围内胜利完全的论断,在某些读者看来也许已经被我们苏维埃共和国将近五年的经验推翻了。但这样的结论是没有根据的。工人的国家在一国而且是落后的一国抗住了全世界,这个事实证明无产阶级有雄伟的力量,这种力量在其他比较先进、比较文明的国家里是真能做出奇迹来的。可是,我们虽然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保持为一个国有,但是我们并没有达到甚至还没有接近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阶段。这个时期为革命和国家的自卫而进行的斗争使生产力大为下降;而只有在生产力发达和繁荣的基础上,社会主义才是可以想象的。同资产阶级国家进行的贸易谈判、租让、热那亚会议等等,都是不可能在民族国家范围同孤立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极其鲜明的证据。当其余的欧洲国家还是资产阶级掌握着政权的时候,我们为了打破经济孤立的局面,不得不设法和资产阶级世界达成协议;同时可以确信地说:这种协议至多只以帮助我们治愈某些经济创伤,获得某些进展,可是俄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高涨只有无产阶级在欧洲几个最重要析国家内获得胜利以后,才会是可能的。

  欧洲不仅是地理名词,而且是经济政治名词。最近几年的事件——欧洲的衰落,美国实力的增长,劳合—乔治靠帝国主义方法与和平主义方法同时并用来“拯救”欧洲的尝试——鲜明地证明了这一点。

  目前,欧洲工人运动处在防御、积聚力量和准备的时期。夺取政权的公开革命战斗的新时期必然会提出革命欧洲的各族人民相互之间的国家关系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纲领性的办法是欧洲联邦。既然俄国的经验提出了苏维埃国家这一最自然的无产阶级专政形式,既然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在原则是接受了这种国家形式,那么就可以设想,在恢复夺取政权的直接斗争时,欧洲无产阶级将提出欧洲联邦苏维埃共和国的纲领。俄国在这方面的经验是极有教益的。它证明在无产阶级制度下,最广泛的民族和文化自治得同经济上的集中制是完全相容的。在这种意义上说,以苏维埃国家来表述的欧洲联邦口号不仅保持着自己的全部意义,而且看来还刚刚开始预示出自己在即将来临的社会革命时代中的巨大意义。


  译自《战争与革命》1925年俄文版第2卷第477—503页




[1] 这篇文章的现在的稿本是1917年5月写成的,但实际上是1915—1916年间刊载在《我们的言论报》上的文章的改写稿。——托洛茨基注
[2] 在《我们的言论报》根据对两个欧洲阵营力量对比的估计而作的军事状况的这一说明中,没有把北美合众国的作用估计在内,它的参战导致了德国的溃败。——托洛茨基注
[3] 拉丁语:战前秩序。——编者注
[4] 阿列克谢也夫将军的解职丝毫也没有破坏他的论断的充分根据。——托洛茨基注
[5] 这个费解的句子的英译文是:“Such will be the case as long as the political map of Europe forces nations and their fraction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states separated by tariff barriers and continually impinging upon one another in their imperialist fights.”可以译为:“各国被关税壁垒分隔开来,并在它们的帝国主义斗争中彼此不断冲突;在欧洲的政治地图强迫各民族和民族残余困守在这些国家框架之时,事情就是这样。”——录入者注


  * 录入者注:此文录自《托洛茨基言论》1979年7月第1版第280—303页。中文编译者给此书收录的所有文章各加了一篇“编者按语”,现把本文的“编者按语”全文录入如下:

·编者按语·


  这本小册子是1917年8月,即十月革命前夕出版的。按内容来说,它只不过是托洛茨基1915—1916年间发表在《我们的言论报》上的一些文章的重述。
  1915年8月,列宁根据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得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的结论,同时批判了“欧洲联邦”的口号,指出“欧洲联邦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是无法实现的,便是反动的”(《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707页)。
  托洛茨基反对列宁的这一科学理论,鼓吹全欧同时革命,建立“欧洲联邦”。他宣称“民族国家作为发展生产力的框框,作为阶级斗争的基地,因而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都已经过去了”。“拯救俄国革命的方法是把革命转到整个欧洲去”,否则,“就休想革命的俄国能在保守的欧洲面前站得住脚”。
  1922年,托洛茨基为《和平纲领》写了跋,尽管他的谬论在历史面前遭到了破产,但他仍狡辩说,苏维埃政权“虽然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保持为一个国家,但是我们并没有达到,甚至还没有走近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阶段”,宣称“俄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高涨只有无产阶级在欧洲几个最重要的国家内获得胜利以后,才会是可能的”。
  斯大林在批驳托洛茨基的谬论时指出,这是一种投降主义方针,而它的思想根源就是“不相信俄国无产阶级有力量和有本领”(《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