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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主义策略

托洛茨基

(1917.9)



  在俄国革命中各阶级政治集团是无比清楚的,而我们在意识形态方面则充满着无比混乱。俄国历史发展的迟缓性,使得小市民知识分子能用最好看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孔雀毛装饰自己。不过,他们使用这样的装饰,只是为了掩盖自己松弛无力的身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之所以无论在3月初、5月3日,还是在7月3日都没有夺得政权,这完全不是因为我们的革命是“资产阶级的”,没有“资产阶级”就不能革命,二是因为完全陷入帝国主义罗网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连一百二十五年前雅各宾民主派所完成工作的十分之一都已无力完成。他们高谈阔论地谈论拯救革命和国家,可是他们会不经一战就把阵地接二连三地交给资产阶级反动派。因此,夺取政权的斗争正在成为工人阶级的直接任务,同时革命也正在从自己身上彻底撕去“民族的”和资产阶级的外衣。
  或者是我们向着很可能以君主制为结局的顽固的帝国主义制度倒退一大步;在这种情况下苏维埃、土地委员会、军队组织以及诸如此类的组织都要被粉碎,而克伦斯基和策烈铁里们也将成为废物。或者是无产阶级把半无产阶级群众吸引到自己方面来,把昨天这些群众的领袖从自己的道路上扫除掉(在这种情况下克伦斯基和策烈铁里们也将成为废物),同时建立工人民主制度。这种制度的进一步成就,直接取决于欧洲革命,首先是德国革命的发展。
  对于我们来说,国际主义并不是时机一到就可以背叛(象策烈铁里和且尔诺夫一样)的抽象思想,而是直接指导行动的、有深刻实践意义的原则。没有欧洲的革命,我们就不可能有巩固的、决定性的成就。因此,我们不能用那些使欧洲无产阶级运动发生困难的步骤和策略为代价来换取局部的胜利。正因为如此,所以坚决与社会爱国主义者断绝关系是我们全部政治工作的必要前提。
  “国际主义者同志们,”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一位发言者叫嚷说,“把你们的社会革命再推迟五十年吧!”……不用说,这个善意的劝告博得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满意的掌声。
  机会主义的小市民空想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分水岭就在这里,就在对社会革命的态度上。有不少的“国际主义者”,他们以战争所引起的一时沉醉于沙文主义的现象来解释国际的危机,或者指望一切迟早都要恢复原来状态,旧的社会党会重新找到现在已经迷失的阶级斗争的道路。幼稚可怜的希望!战争不是暂时使资本主义社会失去平衡的外来灾难,而是在该社会中成长起来的生产力反抗民族国家的私人占有形式的狭小框框的暴动。退回到上一世纪的资本主义相对平衡状态,已经是不可能的了。或者是用一次又一次的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继续盲目地破坏生产力,或者是按社会主义的方式组织生产——历史现在提出的问题旧是这样。
  同样,国际的危机也不是外来的现象。
  欧洲各社会党形成的时期,正是资本主义相对稳定而改良主义者企图使无产阶级迁就国民议会制度和民主市场的时期。恩格斯在1887年写道:“在社会民主党内有拥护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人。社会民主党的这些党员承认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承认把全部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的要求是合理的,但却宣称只有在遥远的将来才能实现这种要求,而这个日子实际上是遥遥无期的。”由于“和平”时期为时颇久,这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在旧有的无产阶级组织内占了统治地位。直到矛盾的“和平”积累为帝国主义的猛烈的震荡所代替的时候,这种社会主义的局限性和荒谬性才以最惹人反感的形式暴露出来。不仅旧的民族国家,而且随之增长的官僚化的社会党,都同继续发展的要求发生了矛盾,这种情况本是早就多少预见到的。
  远在十二年以前,我们就曾写道:“社会主义政党的任务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使工人阶级的意识革命化,正如资本主义的发展使社会关系革命化一样。但是无产阶级队伍中的鼓动和组织工作具有一种内在的因循习气。欧洲的社会党,首先是其中最强大的党——德国的党养成了一种保守主义,社会主义吸引的群众越多,这些群众的组织性和纪律性越高,这种保守主义就越顽固。因此,社会民主党这个体现无产阶级政治经验的组织,在一定的时刻会成为工人同资产阶级反动派公开冲突的道路上的直接障碍。换句话说,无产阶级政党的宣传家的社会主义的保守主义,在一定的时刻会阻碍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直接斗争。”但是,如果说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第二国际各党丝毫没有偶像崇拜,即使如此也没有人会预料到,这些庞大组织的崩溃竟会如此悲惨。
  新的时代产生新的组织。在斗争的烈火中现在到处都在建立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党。第二国际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丰富遗产当然不会毫无用处。不过,对这种遗产要进行内部的清理工作,整整一代的“现实主义”的庸人都将被抛到一边去,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倾向将第一次发挥其充分的政治意义。
  在各国内部,任务不是维持过时的组织的统一,而是真正团结富有主动精神的无产阶级革命分子,这些人现在在反对战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被推到了前沿岗哨。在国际范围内,任务不是要在外交会议上(斯德哥尔摩!)使参政的社会党人靠拢与“和解”,而是要使各国革命的国际主义者联合起来,并使他们具有共同的方针——在每个国家内进行社会革命。
  不错,在工人阶级的上层革命的国际主义者现在在全欧还是极少数。但是,我们俄国人恰恰不应该被这一点所吓倒。我们知道,在革命时期少数会很快变为多数。工人群众所积累的愤慨一旦彻底挣脱国际纪律的束缚,李卜克内西、卢森堡、默林和他们的朋友就会立刻取得领导德国工人阶级的地位。只有执行社会革命的政策才能表明组织上的分裂是适当的;但这个政策也使组织上的分裂成为必要。
  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马尔托夫同志的同道们与我们相反,他们反对从社会革命着眼来安排政治任务。他们在自己的政纲中宣称,俄国还没有成熟到实行社会主义的程度,我们的任务只能限于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这种议论完全忽视了无产阶级的国际联系和任务。如果说世界上只有俄国,那么马尔托夫的议论或许是对的。可是,问题却是结束世界大战,同世界帝国主义做斗争,是世界无产阶级包括俄国无产阶级的任务。马尔托夫同志不是向俄国的工人说明,俄国的命运现在跟欧洲的命运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欧洲无产阶级的胜利必将保证我们更快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反过来说,欧洲工人的失败会使我们回到帝国主义独裁和君主制去,最后还要成为英美的殖民地;不是使我们的全部策略服从于欧洲和世界无产阶级的总目标和总任务,反而从狭小的民族的框框来看俄国的革命,把革命任务归结为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这样提问题是根本错误的,这种提法充满着曾经导致第二国际崩溃的该死的民族局限性。
  马尔托夫同志在实践上把自己局限于民族远景,从而使自己有可能跟社会爱国主义分子共处于一个组织之内。他指望跟唐恩和策烈铁里一起熬过那种应同战争一起消失的民族主义“流行病”,然后打算同他们一起回到“正常”阶级斗争的轨道上来。使马尔托夫跟社会爱国主义者连结在一起的,并不是空泛的派别传统,而是对社会革命根深蒂固的机会主义态度,即把社会革命看作是不能决定当前任务的提法的遥远目标。这就使他跟我们分了家。
  夺取政权的斗争,对于我们不只是民族民主革命当前的一个阶段;不,它是要完成一项国际主义义务,是要在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整个战线上占领一个最重要的阵地。正是这个基本的观点,决定着我们对待所谓民族护国主义的态度。战线暂时移动到某个方面,既不能使我们停止,也不能使我们放弃锋芒指向靠帝国主义互相残杀各族人民来支持的资本主义基础的斗争。
  不断革命反对不断屠杀!这就是决定人类命运的斗争。


  写于1917年9月。译自《无产者报》1917年9月6日第10号。


【全文取自1982版《托洛茨基言论》第310-314页。根据提供的资料来看,此文应该属于小册子《下一步怎么办》中的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