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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钦查泽同志

列夫·托洛茨基

(1930)
李星 译



译者前言:


  读过多伊彻《先知三部曲》的同志,对科捷·钦查泽的名字或有印象。多伊彻写道,流亡的托洛茨基「不能不感到,他必须用之工作的人力资源与革命前他或列宁的人力资源截然不同。那时,无论侨民政治多么可悲,但加入这一运动的人都是真正严肃的战士,他们全身心地忠于事业,为了事业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现在托洛茨基的西方支持者用完全不同的材料制成。他们当中的激情与英雄主义少得可怜,而这是改天换地的斗争所必需的」。应补充的是,除了英雄主义,帝俄革命工人运动还具备强烈的阶级直觉和对无产者历史利益——而非后来被极度抽象化的「党」——的无限忠诚。一九三零年病故于流放地的科捷·钦查泽,即是这类工人革命者的范例——「他们中最普通的人如今在托洛茨基眼中都成了更可贵的战士,几乎比所有的西方支持者更可亲」,多伊彻断言说。
  21世纪初的中国泛左翼远谈不上「强烈的阶级直觉和对无产者历史利益的彻底忠诚」。某些左翼分子承继了毛时代过堂宣判般的官方「辩论」风格,迷信权谋而视群众为垫脚石,骨子里浸满「上智下愚」的秩序党心理。另一些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原则的左翼分子太少历练,夹杂着过度的虚荣与想入非非的野心,开口即是「我想……」「我要……」「我将……」的豪言壮语。套用老托的话说,中国左翼「尚未训练出钦查泽一类的战士,他们的主要弱点正在于此。这一现象由诸多历史原因造成,但薄弱的本质无从回避」。显然,不能一相情愿地以为「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风」一类的唯心手法能消除左翼目前的思想贫乏与实践缺陷。我们是客观阶级环境的产物,亦会随着大气候的转变而转变;我们也不必妄自菲薄,只要清醒认识自己所处的位置,尽力克制坐井观天的狭隘心理,现阶段的左翼分子仍有诸多可能为马列文化的传播做出贡献。阶级斗争的广阔天地里,无产者会锻造新一代「钦查泽」。



  科捷·钦查泽是一位出众的阶级战士。作为革命者,他形成于独特而具体的历史条件:沙皇专制、地下活动、监狱和流放;与孟什维主义的长期党内思想论争;三场俄国革命的洗礼。二十五年来,钦查泽始终是俄国革命运动的一分子,共同经历无产阶级起义的所有阶段——首批地下宣传小组;罢工工人的街垒;夺取政权。帝俄时代,专制打手们无休止地摧残工人组织,绞架的威胁时隐时现;但钦查泽从未失去地下斗争的韧性。十月革命后,他是外高加索肃反委员会(契卡)最高负责人,处于无产阶级专政英雄章节的权力中心。内战结束后,反动逆流对十月革命的侵蚀逐渐改变党机关的成分、特征与政策。一群资深老同志投入新的——与党内反布尔维主义倾向——的搏杀,钦查泽亦冲锋在前。列宁病重期间,暗流演变为公开的接触战(「格鲁吉亚案」)。捷尔任斯基的支持下,斯大林与奥尔忠尼启泽进行了一场事实政变,以浮上来的投机分子排挤格鲁吉亚苏维埃的老一辈布尔什维克核心。对此,列宁打算于党的十二大迎头痛击蜕变官僚集团。1923年3月6日列宁给一批格鲁吉亚老同志——其中一个核心人物正是钦查泽——的信中写道:「全身心地关注你们的事情。对奥尔忠尼启泽的粗野、斯大林及捷尔任斯基的推波助澜深感愤怒。我在为你们(的问题)草拟谈话稿和书面简述」。

  后来的事变众所周知——列宁再度病发及去世,高加索的列宁派被击败。这是党内反动暗流的开场大胜,十月革命滑入新章节——退化与蜕变的章节。闯过数十年秘密斗争的磨难,如今身陷党官僚的跟踪监视,钦查泽身染结核肺病,却从未离开岗位。1928年他被流放,居住地的热风和灰尘加剧了肺病;稍后转至他处,当地的阴冷气候彻底毁掉了他的健康。朋友们竭力想把他安置到苏呼米,那里的疗养院几度让他挺过病症的大发作。奥尔忠尼启泽「保证」——他的「保证」不止这一件——帮忙,但骨子里懦弱的一面(粗野个性不妨碍懦弱的共生),使老奥难免沦为斯大林的盲目工具。钦查泽与死亡抗争,斯大林与挽救老同志的努力抗争(让这个家伙去黑海疗养?他活着就是麻烦。或许会与流亡的托洛茨基建立联系……不行!)

  就这样,死神带走了布尔什维主义的一个传奇。让帝俄警察束手无策的「恐怖分子」科捷·钦查泽曾以胸膛迎接子弹,也深通惩治敌人之道;他的灵魂却极温和:高加索式的幽默(带点善意的狡黠)与近似女性的温柔交融一体。重病从未摧毁他的意志,也没让他的蓬勃心情与温和的处世态度蒙上暗色。

  他不是理论家。无数人形式上接受了革命学说,但真实立场摇摆不定。他绝非这类人。清晰的政治思路、革命嗅觉与巨大的实践积累——三场革命在个人身上的活体现——对他的思想武装相当严肃可靠。莎剧《李尔王》赞美李尔「每个细胞[1]都是国王」;我们说,钦查泽每个细胞都是无产阶级革命者。或许,最近八年与迫近并扎根的官僚独断的斗争,恰好让他的全部性格得到最鲜明的体现。

  钦查泽的心灵世界不包容任何无原则的妥协、投降或背叛。他理解(左翼反对派)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结盟的意义,但精神上难以接纳这群人。在信中,他指出某些原反对派成员与反官僚蜕变的立场划清界限,原因无外是想保住党员身份。第十一期《反对派日志》刊登了他给阿库扎瓦同志的信,一份充满坚定性、清晰思路与信念的绝佳文件。我们说过,钦查泽从不自诩理论家,很乐于让更合适的人去归纳革命、党和反对派的政治任务。但只要察觉到虚假的政治调子,他就会拿起笔来;没有哪个「权威」能阻止他表达自己的批驳或忧虑。写于五月二日的信(见《反对派日志》12-13期)再次证实了这一点——地下活动的实干家比许多「理论写手」更细心、更可靠地保卫着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纯粹性。他的来信常有下列词句:「这些(政治)动摇谈不上什么独出心裁」「不善于等待的人,他的政治未来好不到哪儿去」「孤独的环境很容易让动摇者受到各种妥协念头的侵袭」。永不动摇的心理浸透钦查泽的身心,也支持着与自身病痛的搏斗——另类的革命对决。用他的话说,与死亡较量同样得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暂时我占上风」,他乐天地写道。那时距离死亡还剩几个月。

  一九二八年夏,科捷间接谈到自己的病症。他写道:「阴暗的结局等待着我们的许多同志和亲近的人们:在监狱或流放地终结生命。这一切最终会丰富无产者的革命史,后来者能学到新的东西。了解(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主义的反机会主义斗争史以后,无产青年会懂得真理位于何处」。

  上述质朴而沉重的话,钦查泽只能写给最亲密的朋友。今天他已不在人间,这些话能够也应该公布于世——它们再好不过地显示了一个革命者的生命与精神。心向马克思主义的进步青年不仅从理论公式中认识革命,也应直接感受何谓布尔什维主义的坚定性。

  欧美共运尚未训练出钦查泽一类的战士,他们的主要弱点正在于此。这一现象由诸多历史原因造成,但薄弱的本质无从回避。对此,欧美左翼反对派要有清醒认识。从钦查泽身上,反对派青年能够也应该发现诸多闪光之处。他的全部存在,是对各类政治投机——即牺牲原则、理想和任务以实现个人目标的能力——及投机分子的否定。但这不意味着对革命荣誉感及其合理性的片面排斥。政治自负是斗争的重要动机。但革命者所以是革命者,正因他把个人骄傲完全置于伟大的阶级事业之下,对后者自由地服从并达到彼此相融的境界。与理想调情却不忠贞,拿书本看来的一点皮毛为掩饰,按个人前程的需要变更立场——统统都是钦查泽以生命与死亡无情谴责的政治恶习。他的自负,是无限革命忠诚的自负。这便是无产青年需要学习的第一要素。

  (1930年19期《反对派日志》)




[1] 原文直译;李尔的每一俄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