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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学生与知识分子
托洛茨基
1932年11月
小 序
王 凡 西
学生以及一般的知识分子，在革命运动中，特别在社会主义性的革命运动中，到底能起怎样的作用？这乃是近百年来争论不休的一个重大问题。马克思主义基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它的基本看法是：一切革命，特别是现代以推翻资本制度为目的社会主义革命，依靠知识分子是绝对不行的，它必须以一切被压迫与被剥削的劳动者为主力，而且必须在现代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领导之下，才能发展，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至于学生以及一般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斗争多半能起一种点火的作用，能起催化剂的作用，却决不能起决定作用，更无法代替工人和城乡劳苦大众的力量。
诚然，历史告诉我们，自来工人阶级革命的领袖，大多数来自学生与知识分子。但这绝不表示学生与知识份子是革命的主力，或是天生的革命领袖。实际上完全不是如此，因为知识分子的知识固然为社会下层被压迫与被剥削阶级的革命群众所缺少，因而为他们所必需，可是要使学生们（或过去的学生们）的知识真能有益而非有害于革命，真能领导革命而至于胜利，那末这些学生与知识分子首先得向他们要加以领导的群众学习。首先得使他们自己的思想、感情以及行为都要认真与工人贫农「认同」，认真同情他们，认真了解他们，因而与他们休戚相关，生死与共。
否则，这些激进的与革命的学生，鲜有不中途离开革命，甚至于出卖革命，或为革命无情地抛弃的。
这几年来，香港的学生也开始有点觉醒，而且开始有点行动了。究竟他们如何才能真正走向革命，推动革命，参加革命，乃至领导革命呢？我想，下面这篇译文可以给他们提供极有价值的参考。希望真有志于革命的学生能于阅读之后，翻覆思考，并且身体力行。
这是俄国十月革命二大领袖之一，里昂．托洛茨基与丹麦学生代表们所作的一篇简短讲话。1932年11月，那时被史大林当局放逐到土耳其的托氏，已经在一个小岛上居住了4年，刚刚完成他的巨著《俄国革命史》。当时丹麦有一个社会民主党的学生团体，正式邀请托姓氏到哥本哈根去作一次有关俄国革命的演说，当他刚刚到达丹麦时，接待他的学生代表们就向他提出了若干问题，进行了这次谈话。谈话主要是讨论学生与知识分子在革命的作用。这篇纪录稿当时登载在1932年12月9日出版的一期《学生报》上。
对丹麦学生的谈话纪录
托洛茨基就这么地到来了。如果有谁原本以为他将会见一个年老、粗野，而又可怕的人物的话，那末他这时候会失望的。恰恰相反，托氏的神情可说是非常友善、极有教养、愉快而又令人可亲的。他和每一个访问者打了招呼，然后在那张空椅上坐下来，等候我们提出问题。
问：学生们的革命观念是从哪里来的？—―事实上他们在甚么时候是革命的？
当我们说出问题的后半段时，在托氏那张为人熟悉的脸上，浮现出一种颇有意味的带点恶作剧的微笑。他说：
「这儿你们是点中要害啦！」
接着我们就问，学生们的革命观到底是由于他们的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呢，还是我们得用心理学，甚至也许要用心理分析学去解释呢？
又一意味深长的微笑，他说道：
「首先你们要懂得，学生并不构成一个分明而统一的社会群。他们本身分成为不同的群体，这些群体的政治态度，与社会上存在的那些不同群的政治态度密切相符的。有些学生的倾向是激进的；但在这些激进学生中间，只有很小一部份人能被革命党争取过来。」
「事实是：在那些实际上是小资产阶级的学生中，激进思想常常是一种青年病。法国人有句俗话说：『Avant tsente vans revolutionaire, après Canaille』—―（30岁以前干革命，30以后变混蛋）。这样的话不仅仅在法国才有的。在战前（指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译者）时期的俄国，人家也用同样的话来讲论过学生。从1907年直到1917年，我流亡在外国，旅行过不少地方，给当时侨居国外的各色各样的俄国学生做过许多讲演。在当时，这些学生都是革命者。等到1917年十月革命的时候，那些人之中的99%却是在街垒的敌对方面和我们作战。」
「你们可以在每一个国家的年青人中间找到这样的激进思想。年青人对于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时常会感觉到不满。他总以为他能比老一辈的人干得更好。所以年青人老觉得他们是进步的—―可是他们对于进步这个词了解却是有所差别的。例如在法国，有一种激进反对派，又有一种保皇反对派。自然，在这个激进主义中包含有某一数量健康的反对派势力，可是对其中的大部份说，他们的激进主义只能等于求职谋事主义（Careerism）。」
「这里我们找到了真正心理的动力。年青人觉得被人给排斥在外；老年人占据了所有的地位，而年青人却找不到出路来施展他们的才能。他们之所以不满，很简单因为他们坐不到司机的位子。一旦他们自己坐正了这个位子，他们的激进主义便消失于无形了。」
「事情就是这样的：这些青年人逐渐得到了他们可以到手的位置。他们变成律师、写字间头头、教师。这样一来，他们回顾自己较早时期的激进主义，就好像看到了他们青年期的罪孽—―一种既令人讨厌，却又令人喜爱的错误。作为本人年青时期记忆的一个结果，这位学生便一生过着二重生活。他自己相信仍旧保持着一种革命的理想主义，其实他所保留的乃是某种自由派的表皮。而这层薄薄的表皮只是他那实体的一种外饰，它掩饰着一个心胸狭隘的、社会上向上攀爬的小资产者，它的真正的利益只归结于他的职业。」
托洛茨基在椅子上稍稍转动了一下位置，含着一种和善而带着歉意的微笑，向四周望望。
我们再问：学生对于革命运动能多少起点有意义的作用吗？
「革命的学生要有所贡献，只当他第一能经历一个严格的与一贯的革命自我教育的过程；第二，只当他还是学生的时候便参加了革命的工人运动。同时，让我明白些说吧，我所说的理论上的自我修养，意思是指：学习不曾被伪造过的马克思主义。」
问：在一个学生和工人运动之间应该有怎样的关系？
听到这个问题，托洛茨基眼睛里呈现出一种严肃与坚定的表情。他说：
「这个学生必须要体会到，他之来到工人运动中，是以学生资格，不是以教师资格。他必须学会把自己置于从属地位，必须去干人家要他干的事，不是去干他自己要干的事。至于工人运动方面呢，那一定要用最大的怀疑态度去看待他。一个年青的学生一定要『循规蹈矩』首先干他三年、四年或者五年，而且要干极简单与极普通的党的工作，然后，当工人们对他有了信任，并且已十分确定他不是一个求职谋差的钻营主义者之后，他才能准许升迁，但是要升得慢，要升得很慢。当他以这样的方式做了工人运动以后，他这个学生身份才会被人忘记，社会性的差别才会消失。」
问：那末，知识分子在革命运动中能起甚么作用呢？
「他的作用是要在具体事实的基础上做出一般性的结论。如果没有人从现时发生着的互相冲突的素材中做这种『理论上』一般化的工作，如果这种工作不成为一个不断进行的过程，那末『革命』运动便要变得陈腐不进了。」
问：刚才不久您说过，所谓理论的自我教育，您指的是要学习那种不曾被伪造过的马克思主义。究竟您说的不曾被伪造过的马克思主义是甚么？
「批判马克思主义并不怎样危险，伪造马克思主义却是不同的一回事。我所说的被伪造的马克思主义，是指这些理论，它们冒用马克思主义之名，实际上却抛弃了马克思学说的本质。譬如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注一），在他的理论中，运动本身是最重要的，革命运动的终极目的却给他推到后景去了。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有甚么结果呢？在英国，有一个麦唐纳（注二），或者有过一个斯诺顿勋爵（注三），你们自己可以找到其它例子的。这样的伪造只是利用马克思主义的名义来欺骗工人们。」
问：嗯，不是正像利斯．托斯列夫（Lis Toersleff）所写过的，自从马克思的时代到现在，世界并非停留不进的，不是吗？
「世界当然不是停留不进的，我不是物神崇拜者。马克思主义不曾以马克思之死而停顿的。马克思也有有错误。他的错误主要在于预告革命事件将于何时发生，他的错误只在于对时间的估量上面。列宁将新近发生的历史因素结合进马克思主义中去，这就使它适应于我们的时代了。」
接着，托洛茨基讨论了民主与独裁这个问题，他说：「我们共产主义者并不像某一些人，例如无政府主义者那样否认民主制度（指资本主义民主制──编者）的重要意义。但我们之确认它的重要意义，却以很明确的一个点为限。只要阶级矛盾增大到使牠的紧张程度会产生出一种短电路（Ashort Circuit）的时候，那一个点便达到了。在那一个点上，民主制度再不能发挥它的机能，那时人们只能在二者之中选择其一；或者是无产阶级专政，或者是资产阶级专政。请看！那个从1918年进化到目前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共和国吧。在初期，社会民主党人执掌政权，但是现在，反动的将军们在操纵着这辆车。」
「为了阶级矛盾的缘故，民主政制甚至再不能玩弄自己的把戏了。譬如，你们看看，如今他们对于那个民主的庇护权，即予政治流亡者的居住权利，是怎样遵守了的。」
一提起庇护权问题，你们可以看到托洛茨基又回到达尔加斯林荫路（Dalgas Boulevard）上的情景了。莞尔一笑之后，他继续说下去：
「我这个马克思主义者不是冥顽不灵的，你们现在仍有可能使我相信民主政制。但是首先，你们要实现我的两个愿望：第一，通过民主方法在德国实行社会主义；第二，给我在丹麦弄到居留权。」
1932年11月
注一：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 1850-1932），原是受恩格斯委托来处理他稿件的人，后来却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第一个修正主义的理论家。他的主张是：社会主义可以经由资本主逐渐民主化而实现，工人运动应采取与「进步」资本家合作政策，放弃阶级斗争。
注二：麦唐纳（R' Macdonald1866-1924），工人出身，曾任历届英国工党政府的首相。1931年更与保守党及自由党合组「全国统一内阁」，为保守党所鄙视，为劳工党人所唾弃。
注三：斯诺顿（P.Snowden1864-1937），英国独立工党主席，后参加工党，最后复脱离工党，拥护「全国统一」政府，获勋爵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