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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马克思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的反动 |
像我们的时代这样的反动时代，不仅要瓦解和削弱工人阶级，孤立它的先锋队，并且还要降低运动的整个思想水平，把政治思想抛回到早已经走过的阶段。在这种条件下，先锋队的任务首先是不让自己被普遍的倒退的激流所卷走，而应该逆流而进。如果不利的力量对比不允许坚守早先已占领的政治阵地，那么，至少应当坚守住思想阵地，因为用重大代价换来的过去的经验都表现在这里。糊涂蛋会把这种政策看作“宗派主义”。实际上只有这种政策才准备着与即将来临的历史巨流的浪涛同时并进的新的大跃进。
巨大的政治失败不可避免地要引起重新估计，这种重新估计一般说来会在两个方面进行。一方面，真正先锋队的思想为失败的经验所丰富之后，会竭尽全力来保持革命思想的继承性，同时力图在此基础上为将来的群众性战斗来培养新的干部。另一方面，因循守旧分子、中派分子和不求甚解之徒的为失败所吓倒的思想，则竭力破坏革命传统的威信，并在寻找“新理论”的借口下大步倒退。
意识形态上的反动的例子可以举出好多，它们又多半都带有萎靡不振的形式。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及其伦敦局的中派附庸的全部文献，实质上都是这种例子。没有一点马克思主义分析的气味。没有任何解释失败原因的认真尝试。没有一句关于未来的新鲜点的话。除了陈腔滥调、因循守旧、弄虚作假以及首先是对本身的官僚式的自保的关怀以外，空无一物。随便读上希法亭或奥托·鲍威尔的哪一段话，就足以闻到腐烂的臭味了。共产国际的理论家根本就不值得一提。著名的季米特洛夫就像啤酒店的小老板那样不学无术和平庸。这些人的思想过于迟钝，不会抛弃马克思主义，他们只是糟蹋它。但是，现在我们感兴趣的不是他们。且让我们看看那些“革新家”吧！
前奥地利共产党人维利·施拉姆写了一本关于莫斯科审讯的小书，用了一个动人的书名《谎言专政》。施拉姆是个有才能的记者，他关心的主要是时事问题。施拉姆对莫斯科的捏造的批评，以及对“自愿招认”的心理活动的揭露，都很精彩。但是他并不以此为满足，他想创立一个能够预防将来失败和捏造的新的社会主义理论。但由于施拉姆根本就不是个理论家，并且看来连社会主义发展史也知道的不多，因此他在新发现的外衣下完全回到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社会主义去了，而且是德意志的，即极其落后的、甜甜蜜蜜的那种社会主义。施拉姆不承认辩证法、阶级斗争，更不用说无产阶级专政了。改造社会的任务对他来说就是实现某些“永恒”的道德真理，他打算还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就用这些真理去熏陶人类。克伦斯基的杂志《新俄罗斯》（旧俄的外省杂志，现在巴黎出版）不仅愉快地而且得意地欢迎维利·施拉姆的以道德的淋巴液疫苗来拯救社会主义的尝试：按照编辑部的公正结论，施拉姆达到了俄国的真正社会主义原则，这种社会主义早就用信仰、希望和爱的神圣原则来对抗冷酷无情的阶级斗争了。是的，俄国“社会主义者—革命家”的独创教义就其“理论”前提而言，只不过是退回到三月以前[1]的德国社会主义。然而，要求克伦斯基比施拉姆更多地了解思想史，这也是极不公平。远为重要的是下面这一情况，现在赞同施拉姆的克伦斯基，在任政府首脑之时，是把布尔什维克当作德国总参谋部间谍来横施迫害的首倡者，即制造了施拉姆现在动用久受蠹蚀的形而上学的绝对物来与之斗争的那些捏造。
施拉姆以及他那一流人物思想反动的心理活动很简单。这些人有一个时期曾经参加过政治活动，这种活动用阶级斗争来赌咒，并且在口头上诉诸唯物辩证法。在奥地利，和在德国一样，事情也以灾难告终。施拉姆得出了不分皂白的结论：瞧，阶级斗争和辩证法造成了什么样的结果！然而，由于新发现的取得是受历史经验和……个人学识所限制的，所以我们的革新家在寻找新理论时就碰到了一堆早已被抛弃了的破烂，他不仅勇敢地以这堆破烂去和布尔什维主义对抗，而且还以此去和马克思主义对抗。
乍看起来，由施拉姆所代表的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反动是过于幼稚了（从马克思……到克伦斯基！），简直不值一顾。然而实际上它却极有教益：正是由于它的幼稚，它才是其它一切类型的反动（首先是表现为不分皂白地否定布尔什维主义）的公分母。
马克思主义在布尔什维主义中获得了最宏伟的历史表现。在布尔什维主义的旗帜下取得了无产阶级的首次胜利并建立了第一个工人国家。任何力量都不能从历史中抹去这些事实。但是由于十月革命在目前阶段造成了官僚及其压迫、暴行和伪造制度的胜利——用施拉姆的贴切的比喻来说，造成“谎言专政”，——因此很多形式主义和肤浅的思想家都倾向于一个总的结论：不抛弃布尔什维主义就不能进行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斗争。如我们所知道的，施拉姆走得还要远些：蜕化为斯大林主义的布尔什维主义本身出自马克思主义，因此站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就不能进行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斗争。反之，较不彻底、但为数更多的人们则说：“应当从布尔什维主义回到马克思主义去。”走什么样的路？回到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去？马克思主义在作为布尔什维主义“破产”以前，它已经作为社会民主主义而崩溃了。因此，“回到马克思主义去”的口号是意味着跳过第二、第三国际的时代……而回到第一国际去吗？但它在自己的时代里也已崩溃了。这就是说，归根到底问题在于回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集去。不出房门，甚至不脱便鞋就可以完成这一勇敢的跳跃。但是如果避开包括布尔什维主义和十月革命在内的几十年的理论和政治斗争，那么以后如何从我们的经典作家（马克思死于一八八三年，恩格斯死于一八九五年）回到新时代的任务去呢？那些建议抛弃布尔什维主义、把它当作历史上“破产了的”流派的人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指出了新的道路。因此，事情被归结为“研读《资本论》”这一简单的忠告。这一忠告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布尔什维克也研究过《资本论》，并且研究得不错。但这并没能防止苏维埃国家的蜕化和莫斯科审讯的丑剧。到底怎么办呢？
然而，是不是像全体反动派所认为的那样，像斯大林本人所断言的那样，像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和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某些左派空谈家所想像的那样，斯大林主义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合乎规律的产物呢？他们说，“我们经常预言这一点，在开始取缔其它社会主义政党、镇压无政府主义者、建立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的专政之后，十月革命就不能不走向官僚专政。斯大林主义是列宁主义的继续，同时也是它的破产。”
这种论断的错误始于默认布尔什维主义、十月革命和苏联是同一回事。由敌对力量的斗争所构成的历史过程，被用布尔什维主义在真空中的演化来偷换了。然而，布尔什维主义只是个政治流派，不错，它是和工人阶级紧密地打成一片的，但是甚至和这一阶级也不是等同的。而除了工人阶级以外，苏联还有一亿以上的农民、各种各样的民族，还存在压迫、贫困和愚昧的遗产。布尔什维克建立的国家不仅反映了布尔什维主义的思想和意志，而且还反映了国家的文化水平、居民的社会成份、野蛮的过去的以及同样够野蛮的世界帝国主义的压力。把苏维埃国家的蜕化过程描绘成纯布尔什维主义的演化，这就是为了从社会现实中按照逻辑分析出来的一个因素而无视了整个社会现实。实际上，这种简单的错误，只要指出它的名称，就足以使它不留下任何痕迹了。
不管怎么样，布尔什维主义本身从来也不曾把自己同十月革命、同十月革命产生的苏维埃国家等同起来。布尔什维主义把自己看作历史的因素之一，历史的“自觉”的因素，——极其重要的但并非决定性的因素。我们从来没犯过历史主观主义。我们认为，在现存生产力的基础上，阶级斗争，并且不仅仅是民族范围而是国际范围的阶级斗争，是决定性的因素。
当布尔什维克向农民的私有倾向作让步、规定严格的入党条件、使党清除异己分子、取缔其它党派、实行新经济政策、把企业组让出去、或者和帝国主义政府缔结外交协议的时候，他们，布尔什维克，是从他们一开始在理论上就已清楚的那一基本事实中得出这些局部的结论的，那一个基本的事实就是：政权的夺得，其本身无论如何重要，也绝不会把党变成历史进程的全能主宰。掌握了国家之后，党的确有可能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去影响社会的发展；然而党本身也受到国家的其它一切因素的多至数十倍的影响。在敌对力量的直接打击下它可能失去政权。在较缓慢的发展速度下，它尽管保持住了政权，却可能在内部发生蜕化。宗派主义的议论家所不理解的正是历史进程的这种辩证法，他们企图在斯大林官僚的腐化之中找出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无可辩驳的论据。
实质上这些先生是说：革命政党内部如果没有防止自己蜕化的保证，那就是不好的革命政党。拿这一类标准来衡量，布尔什维主义自然要遭到谴责：它没有护身符。但这个标准本身就是错误的。科学的思想要求具体分析：党是怎样和为什么会瓦解的。除了布尔什维克自己，至今没有任何人做过这种分析。为了这样做他们无需和布尔什维主义决裂。相反地，他们得出的结论宣称：自然，斯大林主义是由布尔什维主义“发展出来”的，但不是逻辑地，而是辩证地发展出来的：不是按革命的肯定的方式，而是按特米多尔的否定的方式。这根本不是同一回事。
然而，布尔什维克不必等到莫斯科审讯的时候，才回过头来解释苏联执政党瓦解的原因。他们早就预见到并事先谈到过这一种发展的理论可能性。让我们回想一下不仅在十月革命的前夜，而且在这以前许多年，布尔什维克所作的预测。国内和国际范围内力量的特殊结合使无产阶级可能在像俄国这样落后的国家里首先取得政权。但是这种力量的结合也预先表明，各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如果不或早或迟地迅速取得胜利，俄国的工人国家是站不住脚的。闭关自守的苏维埃制度定将垮台或蜕化。更准确些说：先蜕化，后垮台。一九〇五年以来我个人不得不一再论述这一点。在我的《俄国革命史》中（见最后一卷附录：《一国社会主义》），我收集了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三年期间布尔什维主义领袖们关于这个问题的言论。所有这些言论都归结为一点：没有西方革命，布尔什维主义将会被国内反革命或者国外武装干涉，或者此两者的结合所消灭。特别是列宁不只一次地指出过，苏维埃制度的官僚化不只技术问题或组织问题，而是工人国家社会蜕化之可能的始点。
在一九二二年三月的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上，列宁曾论及实行新经济政策以来某些资产阶级政治家，其中包括自由主义教授乌斯特里雅洛夫，决定给予苏维埃俄国的“支持”。“我赞成支持俄国的苏维埃政权——乌斯特里雅洛夫说道，——因为它已经踏上了滚向通常资产阶级政权的道路。”列宁认为敌人的无耻的叫喊比“甜蜜的共产主义的谎话”要好些。他极其冷静地向党提出关于下列危险的警告：“应该老实说，乌斯特里雅洛夫所说的这种事情是可能的。历史上有过各种各样的变质；指靠信念、忠诚和其它优秀的精神品质——这在政治上是完全不慎重的。有优秀的精神品质的只是少数人，而决定历史结局的却是广大群众，如果这些少数人不接近群众，群众有时就会对他们不太客气。”[2]一句话，党不是发展的唯一的因素，而且是在广阔的历史范围内也不是决定性的因素。
列宁在他所参加的这最后一次代表大会上接着说：“一个民族征服另一个民族，这是常有的事。……这很简单，人人都懂得。至于这两个民族的文化怎样呢？那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如出征的民族的文化高于被征服的民族，出征的民族就强迫被征服的民族接受自己的文化，反之，被征服者就会强迫征服者接受自己的文化。在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首都是否有类似的情况呢？四千七百个共产党员（差不多整整一师人，而且全是最优秀的分子）是否受制于别人的文化呢？”[3]这是在一九二二年初说的，并且不是第一次说。历史不是由即使是“最优秀的”少数人创造的；不仅如此，这些“优秀分子”还可能在“异己的”及资产阶级的文化精神中蜕化。不仅苏维埃国家可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而且在不利的历史条件下，布尔什维克党也可能失去其布尔什维主义。
一九二三年最终形成的左派反对派是以对这一危险的清楚认识为出发点的。它逐日记录蜕化的征候，力求以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自觉意志来对抗已经到来的特米多尔。然而结果发现，靠这一主观因素还是不够的。那些按照列宁的说法决定斗争结局的“广大群众”，因内部贫困和过久地等待世界革命而疲惫不堪。群众灰心失望。官僚占了上风。它制服了无产阶级先锋队，践踏了马克思主义，污辱了布尔什维克党。斯大林主义得胜了。布尔什维主义以左派反对派为代表同苏联官僚集团及其共产国际决裂了。发展的实际进程就是这样。
不错，从表面上看，斯大林主义是出自布尔什维主义。莫斯科的官僚集团甚至今天还继续自称为布尔什维克党。它不过是利用布尔什维主义的旧商标，以便更好地欺骗群众。那些把表皮当内核、把皮相当实质的理论家尤其可怜。他们把斯大林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等同起来，给特米多尔分子帮了很大的忙，从而起了明显的反动作用。
在政治领域内排除所有其它党派的情况下，各居民阶层相互矛盾的利益和倾向必然会以不同程度在执政党身上得到反映。随着政治重心由无产阶级先锋队向官僚转移，党在社会成份上，在思想意识上也起了变化。由于暴风骤雨般的发展进程，党在最近十五年遭到比社会民主党在半世纪期间远为剧烈的蜕化。目前的“清洗”在布尔什维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之间不只是划下了一道血的红线，而是划下了一条血的河流。杀绝布尔什维克的整个老一代，杀绝相当多的参加过国内战争的中年一代以及较严肃地接受布尔什维主义传统的那部分青年，这表明斯大林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就是在肉体上也是势不两立的。怎么能不看到这一点呢？
无政府主义者从他们那一方面企图把斯大林主义看作不仅是布尔什维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有机产物、而且还是一般“国家社会主义”的有机产物。他们愿意以较为现代化的自由苏维埃的联盟来代替宗法制的巴枯宁的“自由公社的联盟”。但是，他们照旧反对中央集权国家。事实是：“国家”马克思主义的一支，社会民主党，在执政之后成了资本的公开代理人。而另外一支又产生了新的特权等级。显然，祸根在于国家。从广阔的历史观点看来，在这一论断中可以找到真理的核心。作为强制机关的国家无疑是政治和道德病害之源。像经验所表明的那样，这也适用于工人国家。因此可以说斯大林主义是社会还无法摆脱国家的拘束衣的这种社会状态的产物。但是，这种状态对评价布尔什维主义或马克思主义没有提供任何东西，它只是表明人类的一般文化水平，而首先是表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力量对比。国家，甚至工人国家都是阶级的野蛮状态的产物，而真正的人类历史是从废除国家开始的，在我们赞同无政府主义者的这种论点之后，下列问题仍然原封不动地摆在我们面前：能够最终导致国家的废除的道路和方法是什么呢？最新的经验证明，那绝不会是无政府主义的方法。
世界上唯一的一个有力的无政府主义组织——西班牙劳工联合会的领袖们在紧要关头变成了资产阶级部长。他们用“非常状态”的压力来解释自己对无政府主义理论的公开叛变。但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首领们当年引用的难道不也是这一论据吗？诚然，内战不是和平的、不是平常的状态，而是“非常状态”。但是要知道，每一个严肃的革命组织本来就是准备迎接这类“非常状态”的。西班牙的经验再一次说明，可以在“正常状态”下在资产阶级国家核准的书籍中“否定”国家，但是革命的环境没有给“否定”国家留下任何余地，而是相反地要求夺取国家。我们丝毫不打算指责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者没有简单地把国家一下子消灭掉。甚至掌握了政权（尽管无政府主义的工人们英勇顽强，但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的领袖们没能做到这一点）的革命政党也绝不是社会的全能主宰。但是我们却要严厉地指责无政府主义理论，它对和平时期来说似乎是十分适用的，但是一旦出现……革命的“非常状态”，就只好赶快扔掉它。在古代有过一些将军，——现在大概也有，——他们认为最能破坏军队的就是战争。那些抱怨革命破坏了他们的主义的革命家们比这些将军好不了多少。
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在最终目的——消灭国家问题上是完全一致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还是“国家的”，只因为不可能通过简单的不理睬国家的办法来消灭国家。斯大林主义的经验没有推翻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而是从反面证实了它。革命的理论教导无产阶级在形势中正确地确定自己的方向并积极地利用它，不言而喻，革命理论本身并不包含胜利的自动保证。然而却只有在理论的帮助之下才可能取得胜利。并且不能把这种胜利看作一次完成的行动。应该从大时代的远景来看问题。第一个工人国家——在低下的经济基础之上和处于帝国主义包围之中——变成了斯大林主义的宪兵队。但是真正的布尔什维主义向这支宪兵队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斗争。为了保住自己，现在斯大林主义不得不在反“托洛茨基主义”的名义下进行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公开的国内战争，不仅在苏联如此，在西班牙也同样如此。老布尔什维克党是死去了，但布尔什维主义正在到处抬起头来。
从布尔什维主义或马克思主义之中推论出斯大林主义，这等于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从革命中推论出反革命来。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的思想以及后来的改良主义思想，一直都是按照这种死板的公式行事的。由于社会的阶级结构，革命经常产生反革命。这是否表明革命的方法有着某种内在的缺陷呢？——好说教的人问道。然而无论是自由主义者，还是改良主义者至今都没能发明出更“经济的”方法。但是，如果说实际上用唯理论去分析活的历史进程并不容易的话，那么，当人们逻辑地从“国家社会主义”中推论出斯大林主义，从马克思主义中推论出法西斯主义，从革命中推论出反革命，总之从正题中推论出反题的时候，唯理地解释其波浪的更迭则是轻而易举的了。像在其它许多领域中一样，在这一领域中无政府主义思想是自由主义唯理论的俘虏。真正革命的思想不能缺少辩证法。
唯理论者的论据有时至少在表面上具有较为具体的性质。他们不是从整个布尔什维主义，而是从它的政治过错中推论出斯大林主义来的[4]。果特，潘涅库克，某些德国“斯巴达克派分子”等等对我们说，布尔什维克用党的专政偷换了无产阶级专政；斯大林用官僚专政偷换了党的专政。布尔什维克除了它自身以外消灭所有的政党；斯大林为了波拿巴集团的利益扼杀了布尔什维克党。布尔什维克同资产阶级妥协；斯大林成了资产阶级的盟友和靠山。布尔什维克承认参加旧工会和资产阶级议会的必要性；斯大林和工联的官僚及资产阶级民主派交朋友。这种对比要多少有多少。尽管表面上很吸引人，但它们全都是空的。
无产阶级不通过自己先锋队就不能获得政权。国家政权之所以必要这一点本身是由于群众的文化水平不够及其成份不一造成的。群众争取解放的志向凝集在组织成政党的革命先锋队身上。没有群众对先锋队的信任，没有阶级对先锋队的支持，就谈不上夺取政权。在这个意义上讲，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是整个阶级的事业，但是只能在先锋队的领导之下。苏维埃只是先锋队和阶级联系的组织形式。只有党才能给这一形式以革命的内容。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和其它国家（德国、奥地利、最后还有西班牙）的失败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不仅没有人在实践上表明，而且甚至也没有人企图在纸上清楚地说明，没有一个知道目标的党的政治领导，无产阶级怎么能够掌握政权。如果这个党在政治上使苏维埃服从自己的领导，那么这一事实并没有改变苏维埃制度，正如保守派多数的统治并不改变不列颠议会制的体制一样。
至于取缔其余的苏维埃政党，那么这绝不是根据布尔什维主义“理论”而来的，而是在一个四面八方为敌人所包围的落后贫瘠的国家里保卫专政的措施。从一开始布尔什维克就清楚，这一措施（以后还加上取缔执政党自己内部的小派别）预告了极大的危险。然而，危险的根源不在于学说或策略，而在于专政在物质上的薄弱，在于国内和世界形势的困难。革命即使仅仅在德国取得胜利，那么取缔其它苏维埃政党的必要性就会立即消失。说一党统治在法律上成了斯大林主义极权制度的出发点，这是无可争辩的。但是这种发展的原因不在于作为临时的军事措施的对其它党派的取缔，而在于无产阶级在欧洲和亚洲的一系列失败。
同无政府主义的斗争也同样如此。在英雄的革命年代，布尔什维克和真正革命的无政府主义者携手并进。其中的许多人被党吸收到自己的队伍中来了。本文作者曾不只一次同列宁讨论过下述可能性：即在征得当地居民的同意下划给无政府主义者一定的地域供他们进行无国家的实验。但是国内战争、封锁和饥饿的环境给这类计划留下的余地是太少了。而克琅施塔特暴动呢？但是革命政府自然不能只是因为有几个可疑的无政府主义者参加了农民—士兵的暴动而把守卫首都的要塞“送给”暴动的水兵。对事件的具体历史分析，拆穿了由于无知和感情用事而围绕着克琅施塔特、马赫诺以及其它的革命插曲制造出来的神话。
剩下的只是下列事实：从一开始布尔什维克就不仅采用说服的办法，而且还采用强迫的办法，往往是最严厉的办法。同样无可争辩的是，从革命中成长出来的官僚接着把强迫制度垄断在一己之手。每一个发展阶段，甚至像革命和反革命这些灾难性的阶段都是从上一阶段产生出来的。自由主义者，包括韦伯夫妇在内，常常断言说，布尔什维克专政仅仅是沙皇制度的翻版。在这里他们闭眼不瞧下面这些小事情：废除帝制和等级制，把土地分给农民，没收资本，实行计划经济，进行无神论教育等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想也同样闭眼不瞧下列事实：即布尔什维克革命尽管采取镇压措施，却意味着社会关系和群众利益的转变，而斯大林的特米多尔政变却同有利于少数特权分子的苏维埃社会的改组结伴同行。显然，在把斯大林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的等同中，找不到一点儿社会主义标准的影子。
布尔什维主义的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就是对待理论问题的严格的、一丝不苟的、甚至是吹毛求疵的态度。列宁的二十六卷著作永远是理论上高度认真负责的典范。没有这一基本特点，布尔什维主义就永远也完成不了自己的历史作用。在这方面截然相反的是粗劣而不学无术的、浸透了经验主义的斯大林主义。
早在十多年以前反对派就在自己的政纲中说过：“列宁逝世以来创造出一系列的新理论，其唯一的用意是要在理论上为斯大林集团背离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辩解。”曾经密切参与西班牙革命的美国社会主义者李斯顿·奥埃克就在前几天说过：“事实上，斯大林主义分子现在是马克思和列宁的最极端的修正主义者——在对马克思的修正上伯恩施坦甚至没敢走到斯大林的一半那么远。”这是完全正确的。只需补充一点，伯恩施坦当时是真的有理论需要：他诚心诚意地试图使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的实践和它的纲领协调一致。而斯大林官僚不仅与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点，而且根本就没有任何理论或体系。它的“意识形态”浸透了警察的主观主义，它的实践则是赤裸裸的暴力的经验主义。按它的利害关系的本质而言，篡夺者等级是仇视理论的：它无论是对己或对人，都不能说明自己的社会作用。斯大林不是用理论家的笔尖，而是用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皮靴去修正马克思和列宁的。
一些妄自尊大的卑微小人，特别惯于抱怨布尔什维主义“不道德”，他们的不值钱的假面具早已被布尔什维主义拆穿了。在小资产阶层、知识阶层、民主人士、“社会主义者”、著作界、议会集团及其它阶层中有一种约定的价值，或者说有一种约定的语言，以便用来掩饰他们的缺乏价值。这个相互庇护的——“你活，让别人也活！”——庞大斑杂的社会集团，其敏感的皮肤受不了马克思主义手术刀的碰触。动摇于各个阵营之间的理论家、著作家和道德家们过去和现在一直认为，布尔什维克恶意地夸大意见分歧，不善于“忠诚地”合作，并以自己的“阴谋”来破坏工人运动的统一。此外，敏感而小心眼的中派分子老是觉得布尔什维克在“诽谤”自己，——仅只因为布尔什维克替他把他自己的半个思想贯彻到底：他本人是根本无法做到这一点的。而事实上只有对犹豫不决和模棱两可持不调和的态度这一宝贵品质，才能教育出遇到任何“非常状态”都不会感到措手不及的革命政党。
每一个政党的道德归根到底是从它所代表的历史利益中产生出来的。布尔什维主义的道德，包括自我牺牲、大公无私、英勇无畏、对一切浮华和虚伪的鄙视——人类本性的最好的品质！——是从为被压迫者服务的革命的不调和性中产生出来的。斯大林官僚就是在这方面也仿效布尔什维主义的词句与姿态。但是当“不可调和性”和“顽强性”为那些给少数特权分子服务的警察机关所实现的时候，它们就成了道德败坏和为非作歹的根源。对那些把布尔什维克的革命英雄主义和特米多尔分子的官僚犬儒主义等量齐观的先生们，除了蔑视以外不能抱别的态度。
就是现在，一般的庸人仍然不顾最近时期戏剧性的事实，宁愿把布尔什维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之间的斗争看作个人意气的冲突，或者至多也不过是布尔什维主义的两种“色调”之间的斗争。美国社会党领袖诺曼·托马斯最粗略地表达了这种观点。他写道（《社会主义评论》一九三七年九月号第6页）：“没有理由相信，假如托洛茨基取代斯大林而获胜（！）俄国就会终止倾辄、阴谋和恐怖统治。”而这个人竟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可以根据同样的理由说：“没有理由相信，如果登上罗马王位的不是庇护十一世，而是诺曼一世，那么天主教堂就会变成社会主义的堡垒。”托马斯不懂得，问题不在于斯大林与托洛茨基谁胜谁败，而在于官僚与无产阶级的对抗。不错，苏联统治阶层在准备通过直接的国内战争（血“洗”——对不满分子的大批屠杀）来改变社会制度的同时，现在还不得不虚与委蛇地应付尚未被完全消灭的革命遗产。但是在西班牙，斯大林党徒现在已经公开地作为资产阶级秩序的支柱来反对社会主义了。反对波拿巴主义官僚的斗争在我们面前变成了阶级斗争：两个世界，两种纲领，两种道德。如果托马斯认为，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对卑鄙的匪帮的胜利不能在政治上和道德上复兴苏维埃制度，那么他只是以此表明，虽然他有自己的那些保留、支吾搪塞甚至虔诚的叹息，他接近斯大林官僚远甚于接近工人。像其它揭发布尔什维克“不道德”的人们一样，托马斯简直还没有达到革命道德的水平。
那些企图避开布尔什维主义而“回到”马克思主义去的“左派”们，通常都把事情归结为某些灵丹妙药：抵制旧工会、抵制议会、建立“真正的”苏维埃。在战后不久的热潮之中，所有这一些看来可能是极其深刻的。但是现在，从已有的经验来看，这种“幼稚病”甚至已失去新奇之感了。荷兰的果特和潘涅库克，德国的某些“斯巴达克分子”和意大利的波尔迪加分子[5]，只在于人为地夸大布尔什维主义的一个特点而和它的其它特点相对立，才显出自己对布尔什维克的独立性。这些“左的”倾向不论是在实践方面还是在理论方面，都没有留下任何东西，这是一个间接的但是重要的证明，证明布尔什维主义在自己的时代里是马克思主义的唯一形式。
布尔什维克党在实际行动上显示了高度的革命胆略和政治现实主义的结合。它首次在先锋队和阶级之间建立了唯一能保证取得胜利的相互关系。他以经验证明，只有在政治上打倒传统的小资产阶级政党，无产阶级和城乡小资产阶级被压迫群众之间的联盟才是可能的。布尔什维克党向全世界表明了如何举行武装起义和夺取政权。那些以苏维埃的抽象概念来对抗党的专政的人应该懂得，只是由于布尔什维克的领导，苏维埃才得以爬出改良主义的泥潭而成为无产阶级的国家形式。布尔什维克党在国内战争中实现了军事艺术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的正确结合。假如斯大林官僚竟至顺利地破坏了新社会的经济基础，那么在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所进行的计划经济的实验也将永远作为整个人类的最伟大的阅历而载入史册。只有那些因自己挨了揍而抱屈便把背对着历史进程的宗派主义者才看不到所有这一切。
但这不是全部。布尔什维克党之所以能作出这么宏伟的“实际”工作，只是因为它的每一个步骤都受到理论的指导。布尔什维主义没有创造这种理论，这是马克思主义提供的。但马克思主义是运动的理论，而不是静止的理论。只有宏伟的历史规模的行动才能丰富理论本身。布尔什维主义以其对帝国主义时代是战争和革命的时代的分析、对腐朽的资本主义时代的民主主义的分析、对总罢工和起义的关系的分析、对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党、苏维埃和工会的作用的分析、以其苏维埃国家的理论、过渡时期的经济的理论、对资本主义没落时代的法西斯主义和波拿巴主义的分析、最后，对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国家本身的蜕化条件的分析，为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宝贵的贡献。试指出另外一个曾对布尔什维主义的结论和概括作过任何实质性补充的派别吧。王德威尔德，德·勃鲁克尔，希法亭，奥托·鲍威尔，莱翁·勃鲁姆，日罗姆斯基，都是靠在政治上和理论上都已腐朽了的过去的残余生活的，更不要说艾德礼少校和诺曼·托马斯了。共产国际的蜕化在其理论上降到第二国际的水平这一点上表现得最为露骨。各种中间集团（大不列颠独立工党、马克思主义联合工党【POUM】和类似组织）每周都从新利用摘自马克思和列宁的一些偶然的片言只语以应付其当前需要。从这些人身上，工人没有什么可学的。
只有第四国际的建设者学会了以严肃的态度对待理论，并接受了马克思和列宁的全部传统。十月革命胜利二十年以后，革命者从新退回到平凡的宣传准备的阵地上来了，让庸人们去笑话吧！大资本家在这个问题以及其它许多问题上比那些自命为“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的小资产阶级庸人要有远见得多：有关第四国际的问题没有在世界报刊上消失不是偶然的。对革命领导的迫切的历史需求使第四国际能以飞快的速度成长。它不是脱离了宽广的历史道路形成起来的，它是布尔什维主义的有机产物，这就是它继续取得成就的最重要的保证。
* 原名《Сталинизм и большевизм （К вопросу об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и теоретических корнях Четвертого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а）》，译自《反对派通报》（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и）第五十八——五十九期合刊（一九三七年九——十月）第4—20页。——译者注
[1] 德国一八四八年三月革命以前。——译者注
[2] 参看《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三卷第253页。——译者注
[3] 参看《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三卷第254页。——译者注
[4] 这种思想方式的最显著的代表之一是法国《论斯大林》一书的作者波·苏瓦林。苏瓦林著作中的事实和文献部分是长期认真研究的产物。然而，作者的历史哲学却庸俗得惊人。为了解释以后的全部历史灾祸，他在寻找布尔什维克的内在缺陷。历史进程的实际条件对于布尔什维主义的影响对他来说是不存在的。就是伊·丹纳及其“环境”论也比苏瓦林更接近于马克思。
[5] 波尔迪加为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属极左派。一九三〇年被开除出党。——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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