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Their Morals and Ours
– The Moralists and Sycophants against Marxism
他们的道德与我们的道德
──纪念里昂·西道夫（1938年）
托洛茨基
（王凡西 译）
出版说明
这本书是里昂·托洛茨基在1938初写成的。中译本于同年出版，出版者是上海亚东图书馆。现由原译者根据1966年新出的英文译本略加校改，再予付印。
新的英文本除本文外，还附有当年杜威博士于阅读此文后所提出的批评：「论手段与目的」；托洛茨基写成于1939年6月，作为此文申论的另一篇文字：「道德家们与反马克思主义的势利之徒」；乔治·诺凡克反驳杜威的一篇文章：「自由派的道德──论杜威与托洛茨基之间的争辩」；以及诺凡克所写英译本序言。此外还有四个附录：一、维多绥奇的否认与抗议；二、托洛茨基的答复；三、1939年法译本出版者的介绍辞；四、比哀·法朗为1966年法译本所写的序言。
以上文字，我们准备在不久的将来，请人译出，以飨读者。
四十余年来最初发生于苏联，嗣后发生于其它共产党国家中的许多事实，使广大群众，特别使革命的乃至激进的知识分子，为一个问题所困扰，那就是道德与革命政治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有些人在革命的名义之下原谅了史大林派所犯下的无数罪恶。又有些人认为史大林们的罪恶只是马列主义革命家蔑视道德的必然结果，他们要列宁为史大林的罪过负责，他们以为托洛茨基在这方面，与史大林根本是「一丘之貉」，难分彼此。究竟是否如此呢？本文会给你满意的解答。
相关文献：杜威《为墨西哥听证会辩护》及《手段和目的》（1938年）
道德的腐臭
在一切反动胜利的时代里，民主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人，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其它「左」翼营垒的代表，这些先生们，开始发散出比他们平常加倍的道德的臭气，这犹之乎一个处在恐惧中的人，发散出加倍的汗水一样。这些道德家疏解着摩西的十诫或山上说教，可是他们的对象，与其说是那日益胜利的反动，毋宁说是这些受反动逼害的革命者，因为革命者的「过火行为」与「无道德」的理论，「引起」了反动，同时使反动倒成为道德的了。他们更开了一张避免反动的简单而可靠的药方，这就是：只要在道德上努力更生自己。凡对此有兴趣的一切报馆的编辑室里，在替那些欲求者供给着完美道德的任意的模型。
此种虚伪与夸张的说教之阶级基础，乃是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它的政治基础，是他们在那行将到来的反动之前的无力与混乱。心理基础，则是他们想装着先知者的假须，以图克服他们自己处境卑劣的感觉。
道德俗士所爱好的方法，就是把反动与革命的行为混作一谈。他在这方法上之所以成功，乃借助于形式的模拟。在他看来，沙皇主义与布尔雪维克是双生子。同样，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也被发现是双生子。他们列了一张清单，其中搜集着天主教会──尤其是耶稣会派──与布尔雪维克主义两者的共同点。希特勒与莫索里尼则从他们这一方面也恰恰应用着同样的方法，指出自由主义，民主主义与布尔雪维克主义只是同一罪恶的各种不同的表现。说史大林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在「本质上」是同一东西这个观念，现在得了自由主义者，民主主义者，虔诚的天主教徒，唯心论者，实验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的共同赞成。如果史大林主义者不能参加在这一「人民阵线」中，那只因为他们偶然太忙于消灭托洛茨基派的缘故。
此种「近似」与类似的基本特点，即在于他们完全不管各种不同流派的物质基础，即它们的阶级性质，以及以此为标记的它们的客观的历史作用。他们只依照着某些外表的与次要的表现，最通常的则依照着它们对这一或那一抽象原则的关系（这关系对于某一分类家具有一种特殊的专门价值），来估计与区分各种不同的流派。这样，在罗马教皇看来，共济会员与达尔文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都是双生子，因为他们都亵渎神圣地否认那童贞受孕之说。在希特勒看来，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是双生子，因为他们都不管甚么「血统与荣耀」。在民主主义者看来，法西斯主义与布尔雪维克主义是双生子，因为他们都不在普选之前低首，以及其它理由。
上面所归为一类的派别，无疑有某种共同的特点。但事情的本质乃在于这样的事实，即人类的进化，既不以普选，也不以「血统与荣耀」，也不以童贞受孕的独断教义为极限的。历史的过程首先表示出阶级斗争；况且，不同的阶级，为了不同的目的，在某些场合，是可以应用同样的手段的。事实上也不能不如此。从事于战斗的两方军队，时常有多少对称的；如果他们战斗方法中绝无相同之点，那他们相互间就不能予以打击了。
假使一个无知的农民或小店的老板，对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间的斗争之来源与意义，完全不懂，只觉得他处身于两把火之间，那他会以相等的仇恨来对待那个交战的营垒。而所有这些民主主义的道德家是谁呢？中间阶层的思想家们，已经陷入，或恐怕陷入于两火之间。这一模型的预言家之主要的特点，就是他们之自外于伟大的历史运动，一种硬化了的保守的智力，沾沾自喜的褊狭性，以及一种最原始的政治上的怯懦。道德家们所最希望的，就是愿历史让他们抱着他们的小书，小杂志，定户，常识与道德的抄本，和平地生活着。但历史并不让他们生活于和平之中。它有时从左边踢他们一脚，又时而从右边给他们一掌。这就很显然了──革命与反动，沙皇主义与布尔雪维克主义，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史大林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都是双生子。谁如果怀疑这一点，那不妨摸摸这些道德家本人的左右两边，都起着对称的头盖的肿块。
马克思主义的无道德论与永恒真理
反对布尔雪维克「无道德论」的最通俗与最动人的一种指责，根据于那布尔雪维克主义的所谓耶稣会派的格言：「为目的不择手段」（目的使手段成为正当）。从这里就不难得到更进一步的结论：因为托洛茨基主义者与一切布尔雪维克（或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也不承认道德的原则，因此，在托洛茨基主义与史大林主义之间，并没有「原则上的分别」（这点得在后面指明）。
有一种完全庸俗与无耻的美国月刊，关于布尔雪维克主义的道德哲学提出了一些问题。他们之提出这些问题，照例是同时存着伦理与广告这两个目的的。这位无法摹仿的Ｈ·Ｇ·韦尔斯，他那崇高的玄想，本来只能为他的荷马式的自满所超越的，却也很快地和那些尊重常识的反动的势利之徒走在一起了。这里一切都得其所。不过即令在这些以为必须保护布尔雪维克主义的参加者中，在大多数的情形中，并不是没有懦怯的遁辞的（例如伊斯脱曼），他们说：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自然是坏的，不过在布尔雪维克党人中，也还有有价值的人。这样的「朋友」真比敌人要危险得多。
假使我们要郑重其事来同这班提出控诉的先生们计较，那首先我们要问他们：你们自己的道德原则是甚么？这儿的问题就难于得到一个答案了。让我们暂时假定着：无论个人的或社会的目的，都不能为手段作辩护。那末显然要寻找历史社会之外的原则，与在这些原则中生长起来的目的了。但是那里去找呢？如果不在地上，那一定在天上。教士们在很久以前，就已在天启中发见了无过的道德原理。那些小小的尘世间的教士们，说及永恒的道德真理时，并不说出它们的来源。不过我们现在却有理由做出这样的结论：因为这些真理是永恒的，它们一定不仅在半猴半人出现于地上之前，而且应该在太阳系进化之前就已存在。然则它们是从何处发生的呢？永恒道德的学说，如果没有上帝是不能成立的。
盎格鲁·撒克逊型的道德家们，只当他们还不曾自限于唯理主义的实用主义之前，资产阶级簿记的伦理学家们，似乎是夏夫次倍利子爵（Viscount Shaftesbury）之自觉的与不自觉的学生。夏夫次倍利──在十八世纪之初！──从一个假定为一成不变的特别的「道德意识」中，抽绎出道德的判断来。超阶级的道德，必然要承认一种特殊的物质，承认一种「道德意识」，「良心」，某种绝对的东西，这东西正是上帝之哲学上胆怯的一个假名。道德如果脱离了「目的」，即离社会而独立，那不管我们是从永恒真理或从「人之本性」中抽绎出来的，归根结蒂，总证明是一个「自然神学」的形式。反对辩证唯物论之军事行动的唯一堡垒，只有天了。
在上世纪之末，俄国产生了一整批「马克思主义的」学派（司徒卢威，倍尔及也夫，布尔格可夫等），他们想用一种自足的，即是超阶级的道德原理来补充马克思的学说。这班人，当然从康德及其无上命令开始。但他们的结局如何？司徒卢威现在是克里米男爵乌郎格尔手下的一个退休的总长，是教会的忠实信徒；布尔格可夫是一个正结派的牧师；倍尔及也夫则用几种文字来解释圣经里的启示录。这些看似乎是意外的蜕变，决不可以「斯拉夫灵魂」来解释──司徒卢威具有一个日耳曼灵魂──而是要用俄国社会斗争的规模来解释的。此种蜕变的基本趋向，主要是国际性的。
古典的唯心哲学，只当它的目的在于将道德世俗化的时候，即当它要把道德从宗教的认可中解放出来的时候，它是代表着前进的一大步（如黑格尔）。但既同天分离之后，道德哲学就得在地上找根基了。唯物论的任务之一，就在于发见此种根基。在夏夫次倍利之后，来了达尔文，在黑格尔之后，来了马克思。现在如果想求助于「永恒道德的真理」，即是企图把车轮转向后面去。哲学的唯心论只是一个阶段：或从宗教进至唯物论；或反而从唯物论退回到宗教。
「为目的不择手段」
在十六世纪前半期，为与新教斗争而组织起来的耶稣会派，并不曾主张过，但人家都说它主张：任何手段，即令它从天主教的道德观点看来是罪恶的手段，但只要它能达到「目的」，即能达到天主教之胜利的，都可允许。这一种内部矛盾而心理上荒谬的学说，乃是与耶稣会派反对的新教徒，还有一部分与他们相反的天主教徒，恶意地硬派给耶稣会派的，正是这班新教徒与那一部分天主教徒，才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耶稣会派的神学家们，一似其它会派的神学家们，专心致志于个人责任的赞可或谴责问题，他们实际上主张手段的本身可以是无所谓善或恶的，而对于某一手段之道德的，都得由目的里发生出来。譬如射击这件事情的本身，乃是无善恶之可言的；射杀一只要咬小孩的疯狗，是一件道德的事情；但以强奸或谋杀为目的射击，却是一桩罪恶。该派神学家除了这些平常的道理之外，其实不曾有过其它的东西。
倘就他们实行的道德而论，耶稣会派决不较其它派别的僧侣或天主教的牧师为坏，他们反而还超过这些僧侣与牧师；无论如何，他们总比较的更为坚决，更为勇敢与聪敏。耶稣会派代表一种战斗的组织，它是严格地集中的，进取的，它不仅对于敌人，甚至对于同盟者都是危险的。当耶稣会派的「英雄」时代，他们的心理与行动的方法，与一般的牧师比较起来，正如一个是教会的战士，而另一个却是教会经营的商店老板。我们当然没有理由去把这派或那派加以理想化。但若用一个愚蠢而懒惰的商店老板的眼光去看一个狂热的战士，那是绝不相宜的。
假使我们还逗留在纯粹形式的或心理的模拟这一范围内，那末如果你愿意，能够说布尔雪维克之对于各式各样的民主主义者与社会民主主义者，正犹之乎耶稣会派之于和平的教会的团体。社会民主党人与中派主义者比之以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简直像是医生旁边的低能儿或走方郎中了：他们从来不澈底思索一个问题，他们相信符咒的力量，怯懦地避免一切困难，希望着奇迹的到来。机会主义者是社会主义思想中的和平的商店老板，而布尔雪维克则是社会主义思想之坚强战士。由此，那些充满了历史所决定的缺点而绝无一点光荣的人们，就对布尔雪维克表示出仇恨与诬蔑。
不过，把布尔雪维克主义与耶稣会派主义并举，还是完全片面的与肤浅的，这种并举与其说它是历史性的，毋宁说是文学性的。依他们所根据的各个阶级的性质与利益来说，耶稣会派代表反动的，新教徒代表进步的。而此种「进步」之有限性，则直接表现于新教徒的道德中。因此，被他们所「净化了」的基督的教义，决不能阻止那个城市的资产者路德称这些叛乱的农民为「疯狗」，并号召将他们处死。早在那「为目的不择手段」这个格言被编派给耶稣会派以前，马丁博士早已认可它了。讲到耶稣会派呢，则它与新教相竞争，更求适应于资产阶级的精神，在其三誓：贫苦，贞洁，服从之中，只保存着三者了，而且服从的形式，又是极度轻淡的。从基督教理想来看，耶稣会派的精神，愈加堕落，则他们就不成其为耶稣会派了。教会的战士，变成为官僚，更像所有的官僚一样，变成为随风倒的骗子。
耶稣会派主义与功利主义
这一简单的讨论，也许已足以表示出如果郑重其事地把「耶稣会派」的原理，即「为目的不择手段」，与另一似乎较高的道德（在这道德中每一个「手段」都像百货商店里的商品似的各自标着道德的价格）对立起来，究竟得需要怎样的愚蠢与褊狭。盎格鲁·撒克逊俗士的常识对耶稣会派的原理既颇感愤慨，而同时却在功利主义的道德（英国哲学的显著特点）中寻找灵感，这是值得注意的。而且边沁与约翰·密尔的原则：「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即是说：凡手段是道德的，则以谋取公共福利为其较高的目的。这样说来，盎格鲁·撒克逊功利主义之一般的哲学公式，完全与「耶稣会派」「目的使手段成为正当」的原理相符合。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经验主义之存在于世，只使我们从两极相遇这个法则的必然性中解脱出来罢了。
达尔文把「进化」的思想，当作一种特殊的牛痘苗，注射到黑勃脱·斯宾塞的经验主义里。据斯宾塞的学说，在道德的范围中，进化的过程是从「感觉」进到「思想」。感觉符合于片时快乐的原则，而思想则能使人为未来的，永续的与较高的快乐所引导。可见此地的道德标准也是「快乐」与「幸福」。不过这个标准的内容，又依「进化」的水准而取得它的宽度与深度。这样，黑勃脱·斯宾塞用他自己「进化的」功利主义的方法，表示那「为目的不择手段」这一个原则，并不含有任何不道德的东西在内。
不过如果想从这一抽象的「原则」里，得到一个对那实际问题：「甚么事情我们可以做，以及甚么事情不可以做？」的答案，那是天真得可笑的。并且目的使手段成为正当这一个原则，自然要引起一个问题：甚么东西使目的成为正当呢？在实际生活中，也正和在历史运动中一样，目的与手段经常在互易着位置。正在建造中的一架机器，是生产的「目的」，只当它送进工厂的时候，才也许能成为一种「工具」。在某些时期，民主主义是阶级斗争的「目的」，只到后来，才也许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那所谓「耶稣会派」的原则，虽不含有任何非道德的东西，但不能解决道德问题。
斯宾塞的「进化的」功利主义，也在半路上抛弃了我们，不能给予解答，因为它信从着达尔文，企图把具体的历史的道德，融解在生物学的需要中，或融解在群居动物的特征：「社会本能」之中，然而道德这个观念的本身，也只有在矛盾性的场合，即在分成阶级的社会中，才能发生的。
资产阶级的进化主义，在历史社会的门限之前无力地停止了，因为它不愿意承认社会形式进化中的动力：阶级斗争。道德乃是这种斗争中各种意识职能之一。统治阶级强使社会承认它的目的，并使人们的思想养成一种习惯，以为凡是与这目的违反的手段，都是不道德的。这是官家道德的主要职能。它所追逐的思想是不为大多数人而为愈来愈少的人之「最大幸福」。但如果专凭暴力，那末这样的制度是甚至连一个星期都不能延续的。它需要道德的水门汀。混和水门汀这一件事情，即构成了小资产阶级理论家们的职业。他们虽然染上虹的一切颜色，但最后说来，总还是宣传奴役与顺从的说教者。
「约束一切人的道德诫律」
谁如果不想回返到摩西，基督或摩罕默德，谁如果不满于折中的杂烩，那他必定要承认道德是社会发展的一个产物；它决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为社会的利益服务；这些利益是相互冲突的；而且道德比之于任何其它种类的意识形态，更具有阶级的性质。
不过，基本的道德诫律不是存在着，而且在人类的发展中，不是成为每一集体生活所必需的一个组成分子吗？这些诫律之存在是没有疑问的，但它们起作用的范围却是极其有限与不稳定的。阶级斗争所具的性质愈激烈，则「约束一切人的」标准也就愈无力量。阶级斗争的最高点是内战，它把敌对阶级间的一切道德纽带，爆炸到半空中去了。
在「常」态下面的「常」人，遵守着「你不可杀人！」的诫律，但假使他在非常的情形之下，为了自卫而杀人，那法官将原恕他的行为。假使他为谋杀者所杀，法庭将处凶手以死刑。法庭行为之所以像自卫行为一样的成为必要，即由于阶级利益的矛盾。就国家而论，在平时，它自限于个别案件中某些杀人是合法的，可是一到战时，它就把「你不可杀人！」这一个「约束性」的诫律变成相反的了。在平时「痛恨」战争的最「人道的」各个政府，一到了战时，就宣布他们各自军队之最高的责任，在于杀死最大多数的人。
那所谓「公认的」道德诫律，实质上只具有一种代数式的，亦即是不确定的性质。这些诫律只表示这样的一个事实，即人在其个别的行为中，是被某些公共的标准所拘束的，此种标准乃由于它是社会之一分子而发生。这种标准之最高度的普遍化就是康德的「无上命令」。不过这命令虽在哲学的奥林匹斯山上占有很高的地位，但它并不含有无上的东西，因为它并不含有具体的东西。这是一个没有内容的空壳。
这些约束一切人的标准之所以成为空洞，乃由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在一切具有决定性的问题上，人们总觉得他们那阶级成员的资格，比「社会」成员的资格来得深刻与直接得多。「约束性的」道德标准，实际上赋有阶级的，即是矛盾性的内容。道德标准愈加是无上的，则愈不能「约束」一切人。工人们的团结，尤其是罢工者或巷战者的团结，比之于一般人类的团结，要无比的更为「无上的」。
资产阶级之阶级意识，在其完整性与不可调和性上说，是远超过无产阶级的，它极度地要把它的道德哲学强加在被剥削群众的意识上。恰恰因为这个目的，资产阶级考信问答（基督教徒受洗之前，必须经过考信问答，即绝对同意于基督教的教条──译者）之具体标准，是掩盖在以宗教，哲学，或被称为「常识」这一个杂种为护符的道德的抽象物之下的。对于抽象标准的借重，并不是一种与利益无关的哲学错误，而是阶级欺诈这部机器中之一个必需的成分。揭穿这个拥有几千年传统的欺骗，乃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首先任务。
民主主义道德的危机
统治阶级为要保证他们的利益在大问题上的胜利，乃勉强在次要的问题上让些步，当然这些让步是以在簿记上合算的为限。当资本主义的勃兴时期，尤其在世界大战前最后的几十年中，这些让步，至少对于无产阶级的最上层，是具有完全的真实性的。工业在那时的扩张简直是无有间断的。文明各国的繁荣增长了，部分的劳苦群众的繁荣也增长着。民主主义彷佛是坚实的。工人组织发长着。同时改良主义的倾向加深了。阶级之间的关系缓和起来了，至少在外表是如此。这样一来，社会关系中的某些基本的道德诫律是依照着民主主义的标准与阶级合作的习惯建立起来的。人们所得的印象是：社会愈加自由，愈加公正，愈加人道了。进步的上升线在「常识」看来彷佛是无有穷尽的。
然而与此种印象相反，战争发生了，与之俱来的是一连串的震动，危机，灾难，瘟疫与野蛮。人类的经济生活搁浅在死港里了。阶级矛盾变成为尖锐与赤裸裸的了。民主主义的保险活塞一个接一个地开始爆炸了。基本的道德诫律似乎比民主主义的机关与改良主义的幻想更加脆弱。谎骗，诬蔑，贿赂，腐败，暴力，谋杀等情形，多得前所未有。头脑简单的笨人，以为所有这些讨厌的事都是战事的一个暂时性的结束。其实它们是而且现在仍旧是帝国主义衰颓的表现。资本主义腐败，表示于现代社会及其法律与道德之腐败。
帝国主义之卑鄙龌龊的「综合」乃是法西斯主义，它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面临帝国主义时代种种问题而发生破产的直接结果。民主主义的残余只有在富饶的资本主义的贵族国家中继续存在着，凡英，法，荷兰，比利时内部的每一个「民主主义者」都拥有某一些殖民地的奴隶；「六十家族」统治着北美合众国的民主主义，其它民主国家的情形就可类推。而且在所有的民主国家中，法西斯主义的萌芽生长得极快。讲到史大林主义则是帝国主义对一个落后与孤立的工人国家施加压迫的产物，它是以它特自的一种类型来作为法西斯主义之对称的补充物。
当唯心主义的俗子们──无政府主义者自然占着第一个地位──在他们的刊物上不倦地暴露马克思主义者的「无道德论」时，美国的托辣斯，据约翰·刘易斯（工业组织委员会的主席──译者）说，竟每年化了不下八千万的金元，用作反对革命的「缺德」之实际斗争，即侦探，收买工人，诬陷好人，暗巷凶杀。无上命令在有时是寻找迂回的方法来谋得它的胜利的！
为了公平起见，我们也得说明：有些最诚实同时最寡闻鲜见的小资产阶级的道德家，即令在今天，也还是生活在昨日之理想化的回忆中，且希望那逝去的能重新回来。他们不懂得道德是阶级斗争的一种职能；也不懂得民主主义的道德是与自由的与进步的资本主义时期相符的；他们不懂得经过了最近一个阶段后，阶级斗争的激烈，已经确定而不可复活地破坏了它的道德；他们也不懂得代之而起的在一方面是法西斯主义的道德，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道德。
「常识」
民主主义与「公认的」道德还不是唯一受帝国主义摧残的东西。第三个受难的烈士是「施之四海而皆准的」常识。这一最低形式的智慧，不仅在所有的条件之下都是必需的，而且在某种条件之下也是适当的。常识的基本资本就在于普遍经验的粗浅结论，例如：不要把手指放到火上去，当你能够一直向前走去时，不要去惹动恶狗……诸如此类。在稳定的社会场合中，常识适于做买卖，疗病，写文章，领导职工会，选举国会议员，结婚与传种。但当这同样的常识试想越出其适用的范围，踏进思想较为复杂的领域时，它却被暴露出正是某一阶级与某一时代的偏见的凝结物了。只要发生一次资本主义的危机，就能把常识领入死港；至于处在像革命，反革命与战争这样的灾难之前，常识就证明是一个十足的笨蛋了。为要认识那反乎「常态」的事件过程的变异的岔路，必须有较高性质的智慧，由哲学上表现出来的，至今还只有辩证的唯物论。
麦克斯·伊斯脱曼企图赋与「常识」以最动人的文学格调而得到成功，但这只是给他自己造成了一个反对辩证法的职业。伊斯脱曼郑重其事地把那与漂亮辞藻结了婚的保守的常识这个平凡东西，当作「革命的科学」。他拥护常识这些个反动的势利鬼，用了难于摹仿的信心，向人类解释：如果托洛茨基不曾为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而是为常识所指导，那末他是……不会失了政权的。在伊斯脱曼看来，一直以前出现于一切革命中必不可免的连续的各个决定阶段中之内在的辩证法，是并不存在的。反动之驱除革命，在他觉得是由于不很尊重常识的缘故。伊斯脱曼不懂得在历史意义上说来，成为常识之牺牲品的乃是史大林，即是说，他受到了常识不适用的害处，因为他所保持的政权，乃在为一个与布尔雪维克主义相敌对的目的服务。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则相反，它使我们及时的与特尔米多
[1]
的官僚相决裂，继续为国际社会主义的目的服务。
每一种科学，就这意义说连「革命科学」在内，都是为经验所证实的。既然伊斯脱曼很知道如何在世界反革命的条件之下保持革命的政权，那末我们可以希望，他也知道怎样去争取政权，如果他终于发见了他的秘密，那是最所盼望的。最好他采取革命党纲领草案的形式，用这样的题目：「夺取政权与保持政权之道」，来说明他的意见。不过我们怕正是那常识会阻止伊斯脱曼去从事于这样一种冒险的事业。这时候，常识会是正确的了。
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唉，这是伊斯脱曼永远不懂的！）让我们预见到在某种历史的条件之下会发生苏维埃式的特尔米多及其一切罪恶。也就是这个学说，在很久以前，预言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及其道德之必将倾坍。可是对「常识」的夫子们说来法西斯主义与史大林主义都是意外。常识以不变的规模在世界上行动着，而这世界上的事物，却只有变化这件事才是不变的。辩证法则相反，它总是从一切现象、制度及原理的生长、发展与衰颓上来观察它们。辩证法的道德观认为道德是阶级斗争之一个从属的与常变的结果，这道德观由常识来看似乎是一种「无道德论」。不过世界上再没有别的东西，比常识的道德规律更为平庸，腐朽，自满与无耻的了！
……
[1] 特尔米多乃Tbermidor译音，法国大革命时期革命历法中的热月。1794年热月9日发生政变，雅阁宾派下台。托洛茨基用此指代苏维埃的官僚的反动。
道德家与格柏乌
莫斯科的审判，给人们以一个机会来组织反布尔雪维克「无道德论」的十字军。不过这十字军并不是一下子组织成功的。这儿的真实原因乃在于那些道德家中的大多数，曾经是克里姆宫之直接的或间接的朋友。因此，他们在很长的时期内，企图隐藏他们的惊惶，甚至假装着并无特别的事情发生似的。
不过莫斯科的几次审判决不是一种偶然的事情。奴颜婢膝的服从、伪善、公然说谎的风气、贿赂，以及其它方式的腐败，早已自1924至1925年时起，就在莫斯科开始蓬蓬勃勃地发生了。后来的几次寃狱，完全是当着全世界人士的眼公然准备了的。我们曾给过许多次警告。但是这些「朋友们」却一点也不愿注意。这是不足为奇的：这些绅士们中的一大部分，当时都对十月革命采取了不可调和的敌对立场的，只当苏联业已发生特尔米多式的堕落时，他们才成为它的「朋友」──西方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承认东方的小资产阶级官僚是他们的同类。
难道这些人真的相信莫斯科审判所控的罪状吗？只有那些最愚蠢的家伙。其它的人只是不愿求得水落石出来惊吓自己罢了。为此而捐弃与苏联大使馆间那种谄媚的，安适的与常是代价很高的友谊，难道是合理的？而且──呀，他们倒不忘记这一点！──不合式的真相能够损害苏联的威信。这些人由于功利主义的顾虑，遮掩了罪恶，这是公然应用着「目的使手段成为正当」这一个原则。
英皇的御用律师泼立脱，能及时地在史大林派的德米斯神（希腊神话中司法律的女神──译者）的衣裾之下出现，且能无耻地倡议，说这审判毫无毛病。罗曼罗兰，他的道德的声望是为苏联出版局的簿记员看得极高的，赶快发布了一个宣言（这是他所发的许多由悲愁的抒情诗与老朽的犬儒主义联合起来的宣言之一）。法国的人权同盟，在1917年时曾为「列宁与托洛茨基的无道德论」而咆哮如雷的，因为这两个人断绝了俄国与法国的军事同盟，可是在1936年却为了法苏公约的利益而赶紧来掩盖住史大林的罪恶。由此可知爱国主义的目的是可以使任何手段成为正当的。《民族》与《新共和国》（美国两种自由主义的杂志──译者）对于耶戈达（苏联格柏乌即秘密警察的首领，齐诺维也夫之狱为他一手炼成，但本人也在最后一次审判中被枪毙了──译者）的伟业闭着眼，因为它们和苏联的「友谊」，保证了他们的威望。但只在一年以前，这些绅士们是决不宣布史大林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是二而一的。他们公开地赞成史大林，赞成他的现实主义，他的司法与他的耶戈达。他们尽可能长久地坚持着这个立场。
一直在杜哈契夫斯基，耶吉尔等人被处死刑之前，民主各国的大资产阶级并非不怀快意的，虽然表面上带着一种厌恶神气，注视着苏联革命者之被处死刑。在这意义上，《民族》与《新共和国》（再不用说杜朗蒂与路易菲雪儿了）及其同类的文娼们，是完全适应着「民主」帝国主义的利益的。红军将领被处死，震骇了资产阶级，使他们不得不懂得史大林派机关之高度解体，使希特勒，莫索里尼与天皇的工作轻易了。《纽约时报》开始小心地，但是却坚决地来纠正它自己的杜朗蒂的错误。《巴黎时报》的篇幅中，也略微透露出一些苏联的真相。至于小资产阶级的道德家与谄媚家们，那始终不过是资本阶级的应声虫。更当约翰杜威领导的国际调查委员会提出了它的报告书以后，就是那些最无思想的人也清楚了，如果再来公开拥护格柏乌，那无异是政治的与道德的死亡。只当这个时候，克里姆宫的「朋友们」决定把永恒道德的真理送进上帝的世界里去，这就是，退守到第二道战壕。
受了惊的史大林主义者或半史大林主义者，在道德家中所占的地位并不是最末的一个。许多年来，友琴·里昂与特尔米多一伙相处得很好，他是以「准布尔雪维克」自命的。一旦退出了克里姆宫──退出的理由完全引不起我们的关心──自然立刻就升腾到唯心主义的云端里去了。立新东·屋克，一直在不久以前，还受着共产国际这样的信任，竟委托他为西班牙共和政府方面进行英文的宣传。当然这并不妨碍他一旦抛弃了这个位置，同时也就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A·B·C。亡命者华尔脱·克里维次基和格柏乌破裂了关系，马上就投身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那位最年老的查尔士·拉包包脱的变化，显然也是如此。这一类人──他们是很多的──将史大林主义抛弃之后，不能不在抽象道德的公理里寻找补偿，即补偿他们所经历了的幻灭与理想的堕落。如果问他们：「为甚么你们从第三国际或格柏乌队伍中出来之后，就转入到资产阶级的营垒中呢？」那他们已经有现成的答案：「托洛茨基主义并不见得比史大林主义好些」。
政治棋子的分布
「托洛茨基主义是革命的浪漫主义；史大林主义则是实际的政治。」这一庸俗的对比，一直到昨天，还为普通的俗子们用以辩护他们与那反革命的特尔米多的友谊的，今天却连一点影子都没有了。托洛茨基主义与史大林主义一般的已不再对立而是相等。不过它们只在形式上而不在实质上相等。民主主义者倒跳到「无上命令」的绝顶以后，实际上还是继续拥护着格柏乌，不过带着更大的虚饰与无信罢了。凡是对牺牲者施以污蔑的，即是予刽子手以帮助。在这情形中，也与在其它的情形中一样，道德替政治服务。
民主主义的俗子与史大林主义的官僚，纵不是精神上的双生子，也总是精神上的弟兄。无论如何，他们政治上是属于同一营垒的。法国政制，如果把无政府主义者也加进去，则还有西班牙共和国的现政制，都是以史大林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的合作为基础的。如果英国的独立工党似乎受了打击，那是因为许多年来，它并没有脱离共产国际的怀抱。法国的社会主义党从它的队伍中驱逐出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时候，正当它要同史大林主者合并。合并之所以没有实现，不是因原则上的分歧──还有甚么分歧呢？──而只因为社会主党的升官发财主义者怕失去自己的地位。挪门·塔玛斯（美国社会党首领──译者）打西班牙回来，声明托洛茨基主义者「客观上」帮助佛朗哥，可是他用这种主观上的荒谬意见，「客观上」替格柏乌的刽子手帮了忙。这位正直的人把美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从他的党里开除出去，正与格柏乌在苏联与西班牙枪杀「托洛茨基主义者」一样。在许多民主主义的国家中，史大林主义者虽抱着「无道德论」，但也颇能钻入政府机关中去。在职工会中，他们颇能与其它派别的官僚们相处。诚然，史大林主者对于刑法的态度是极其随便的，但这只能在和平时期吓走他们那「民主主义的」朋友；可是在非常时期，恰如西班牙的例子所指出的，他们充当反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领袖这一个角色，却是更加可靠。第二国际与阿姆斯特丹国际自然不要为那些寃狱担负责任；这工作他们是留给第三国际来干的。他们自己保持着静默。在私下里，他们的解释是：站在「道德的」观点上，他们是反对史大林的，但在政治的观点上，他们却是赞成他的。只当法国的人民阵线已破碎得不能收拾，社会主义者被迫得非想一想明天的事情不可之时，莱昂·勃伦才在他墨水瓶的底里，寻找那叫人不快的道德的必要公式来。
如果奥托·鲍威尔（奥国社民党首领──译者）曾经和善地谴责过维兴斯基（苏联检察长，历次寃狱均由他承办──译者）的司法，那只为要以要以更大的「无偏袒」的态度来拥护史大林的政治。据鲍威尔最近的宣言说：社会主义的命运是与苏联的命运联系着的。「而苏联的命运」，他继续着说，「那只当（！）苏联本身的内部发展，还没有超出史大林主义的发展阶段之时，也就是史大林主义的命运。」整个的鲍威尔，整个的奥国马克思主义，整个的社会民主党的诳言与腐败，都包括在这一句非常的句子中了！「只当」史大林主义的官僚制度还有足够的力量来屠杀「内部发展」之进步的代表时，鲍威尔是归附于史大林的。将来违反了鲍威尔的意志，革命的力量推翻了史大林，那末鲍威尔将慷慨地承认这个「内部发展」──不过总要延迟十多年吧。
中派主义者的伦敦办事处，追随在这些旧国际之后，沾沾自喜地综合着幼儿园，智力不开的成人学校与残废院的各种特点。办事处的书记芬尼·勃洛克威，开始宣称：调查莫斯科的审判会「于苏联有害」，接着他提议成立一个「公正的」委员会（由五个托洛茨基的不可调和的敌人组织之）研究……托洛茨基的政治活动。勃朗德勒（德国共党右派领袖──译者）与劳夫斯东（美国共党右派首领──译者）则公然同意于耶戈达；他们只对叶乔夫（耶戈达的继承者，他枪杀耶戈达，布哈林等之后亦被免职──译者）表示有点不敢领教。耶可勃·华尔歇，以某种显属虚伪的借口，拒绝在杜威领导的国际调查委员会出席作证，因该事件不利于史大林。这班人的腐朽道德，只是他们那腐朽政治的一种产物。
不过无政府主义者所串演的角色，也许是最可叹的了。如果史大林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真如他们所云，是二而一的东西，那为甚么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者要帮助着史大林主义者，藉为自己向托洛茨基主义者复仇，同时又对革命的无政府主义者复仇呢？比较坦白的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家回答道：这是军火的代价。换句话说：目的使手段成为正当。但是他们的目的是甚么？无政府主义吗？社会主义吗？不是的，只不过要拯救那为法西斯主义准备胜利的这个同样的资产阶级民主政制罢了。卑劣的手段，适合着卑劣的目的。
这是世界政治棋盘上子儿分布的真实情形！
史大林主义──旧社会的一种产物
俄罗斯曾发生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跳跃，在这跳跃中，国家中各种最进步的力量，都表现了出来。如今她是处在流行的反动中了，这反动的冲击力成着比例，落后性在从事复仇了。史大林主义代表着这一反动。建立在新的社会基础上的，旧俄罗斯历史上的野蛮主义，彷佛叫人更加厌恶，因为它不得不用空前的伪善来掩盖自己。
西欧的自由主义者与社会民主党人，以前为俄国革命所逼，不得不对他们那些腐败的思想表示怀疑的，现在却正增添新的勇气。苏维埃官僚制度之道德的疽，在他们看来似乎是自由主义的复原。陈腔烂调的抄写簿给拿到世间来了：「每一个独裁制度都包含有它自身堕落的种子」：「只有民主主义才能保证人格的发展」等等。民主主义与独裁制的对立（其中有时还包括着赞成资产阶级制度而对于社会主义的斥责），从理论的观点来看，是会因它的无知与放肆而令人迷惑的。史大林主义者的腐败，这是一个历史的真实，却拿来与超历史的抽象的东西──民主主义对立比观。不过民主主义也具有一种历史，其中也正不乏腐败。为要评量苏维埃的官僚制度，我们曾经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历史中，借用了「特尔米多」与「拿破仑主义」这两个名字，因为要让那些后起的自由派的说教者知道，民主主义之来到世界，绝不是经过民主主义的道路的。只有那些庸俗的头脑，才能以咀嚼这等意见为满足，即以为拿破仑主义是雅各宾主义之「私生子」，是破坏了民主主义的历史的惩罚，以及诸如此类的说法。没有雅各宾党对封建制度之摧毁，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是绝对想象不到的。如果把雅各宾主义，特尔米多，拿破仑主义这些具体的历史阶段来同理想化了的「民主主义」的抽象原则对立起来，其荒谬正如把生产的痛苦与活的孩子对立起来一样。
至于史大林主义则也不是一种抽象的「独裁制」，而是在落后的与孤立的国家中，官僚对无产阶级独裁制的一种大反动。十月革命废止了特权，对社会的不平等宣战，以劳动者的自治政府代替了官僚制度，废除秘密外交，努力将一切社会关系弄得完全透明。史大林主义重新建立起一些最讨人厌的特权形式，使不平等具有一种挑衅的性质，用警察的绝对主义窒息死了群众的自己活动，将行政机关变成为克里姆宫寡头的独占，并且复活了对权力的拜物教，这些方式即使是最专制的君主制度都不敢梦想的。
无论甚么形式的社会反动，都不得不用假面具掩盖起它那真正的目的。从革命反动的转变愈突兀，反动革命传统的依赖愈切，即它对群众的恐惧愈大──则当它反对革命的代表们时，也就愈加不得不求助于谎骗与司法的罗织。史大林主义者的罗织并不是布尔雪维克「无道德论」的结果；不是的，与历史的一切重要事件一样，它们是具体的社会斗争的产物，而且这种斗争是最无信义与最残酷的，因为它是一种新的贵族反对那些抬他们上政权的群众的斗争。
如果把史大林主义之反动的警察道德与布尔雪维克的革命道德一视同仁，那是需要有智慧上与道德上的确实无限的愚蠢的。列宁的党久已不存在了──它是在内部的困难与世界帝国主义之间粉碎了的。代之而起的是史大林主义的官僚制度，这是帝国主义的一个转达机关。官僚制度在世界的范围内，用阶级合作代阶级斗争，用社会爱国主义代替了国际主义。为要使那统治的党能适应于反动的任务，官僚制度用屠杀革命者与征收升官发财主义者的方法来「更新」它的内部成分。
每一种反动都使那些历史上过去了的遗物，更生，滋长与加强起来，这些遗物受过革命的打击，但是不能消灭。史大林主义的方法，使一切虚伪、野蛮与卑鄙的方法（这是每一个阶级性的社会──也包括民主主义的社会在内──用以构成其统治机关的）达到了最紧张的程度，达到了最高点，同时也达到了荒唐的地步。史大林主义是历来国家之一切古怪事物的一个凝血块，是它的一帧最恶劣的讽刺画与一张讨厌的鬼脸。当旧社会的代表们，清教徒式地把那无生机的民主主义的抽象原则与史大林主义的毒疽对立来看的时候，我们能够很公平地请他们，乃至请旧社会的一切人在苏维埃特尔米多的弯曲镜里照照他们的尊容。诚然，格柏乌的罪恶之赤裸性，是远超过于其它一切的制度的。但这是由于在世界帝国主义腐败的影响下，震撼俄国的那些事件太重大了的缘故。
在自由主义者与激进主义者当中，有不少曾经接纳过以唯物论解释事件的方法，而且也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但这却并不妨碍他们仍旧成为资产阶级的新闻记者，教授或政治家。自然，倘然没有唯物论的方法，那就不成其为布尔雪维克的，在这道德方面也是如此。但是这个方法却并不是只用以解释事变，而更是要创立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党。要完成这个任务，如果不完全脱离资产阶级及其道德，那是不可能的。但是资产阶级的舆论，现在却实际上还完全统治着正式的工人运动，从美国的威廉格林（美国改良主义工会的领袖──译者），法国的莱昂·勃伦（社会党党魁──译者），与毛里斯·陶来斯（共党领袖──译者）起，一直到西班牙的喀西耶·奥立佛（无政府党领袖──译者）为止，都受着它的指挥。在这事实上，目前这一时期的反动性，得到了它最尖锐的表现。
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去履行他的历史使命时，不得不先在道德上与资产阶级的舆论及其在无产阶级中的代理人断绝关系。为要做到这个地步，需要有一种不同品质的道德勇气，这种勇气与那在大会上张大了嘴巴高呼「打倒希特勒」「打倒佛朗哥」是不一样的。正是布尔雪维克这种坚决的，深思熟虑的，不可变易的不仅与大资产阶级的，而且与小资产阶级的保守道德哲学相决裂，才给那些民主主义的空谈家，客厅里的预言家与议会走廊上的英雄们以致命骇怖。从这里发生了他们关于布尔雪维克「无道德论」的怨诉。
人们之以资产阶级的道德与「一般的」道德视同一物，最好也许可以在小资产阶级的极左派，正在那所谓伦敦办事处的各个中派主义的政党中，得到证实。因为这个组织「承认」无产阶级革命的政纲，我们和它的不同意见，一眼看来，彷佛是次要的，其实他们的「承认」并无价值，因为它一点儿也不能束缚他们。他们像康德派承认无上命令一样地承认无产阶级的革命，也就是说，他们把它当作是神圣的原则，但不能应用到日常生活中间去的。在实际政治的范围中，他们同革命之最坏的敌人联合起来（改良主义者与史大林主义者），从事于反对我们的斗争。他们的全部思想渗透了言行不符与虚伪。如果依照一般的法规说来，中派主义者并未干过厉害的罪恶，那只因为他们是永远站在政治的旁边的：他们可以说是历史上的小偷。为了这个原因，他们自以为要用新的道德来复活工人运动。
在这「左倾」团体的极左翼，有一个政治上完全不重要的德国亡命者的小集团，出版了一张名叫《新路》的报纸。让我们更俯下一点身去，听一听这些「革命家」对于布尔雪维克无道德论的控诉吧。《新路》用一种模棱两可的假意赞美的声调宣称：布尔雪维克党人所异于其它政党的，在于他们并不伪善，他们把其它政党所实干而不言的原则公然地宣布出来，这原则就是：「目的使手段成为正当」。不过按照《新路》的信仰，这样一种「资产阶级的」诫律是与「健全的社会主义运动」不兼容的。「谎骗以及更坏的行为，并不像列宁还主张的，是可以允许的斗争方法。」这一个「还」字，显然是说列宁只为了死得太早，不及见《新路》的发明，以致不能克服他的谬见。
在「谎骗以及更坏的行为」这一公式中，所谓「更坏的行为」，自然是指暴力，屠杀等事而言的，因为在相等的条件之下，暴力较坏于谎骗，而屠杀则是最极端形式的暴力。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一个结论：谎骗、暴力、屠杀是与「健全的社会主义运动」不兼容的。不过我们对革命采取怎样的一种态度呢？内战是一切战争形式中之最残酷的。它不仅非对双方无关的人施用暴力不可，而且在现代技术之下，甚至连不屠杀老人，老妇与孩子都是办不到的。让我提醒一下：西班牙的情形不正是这样吗？西班牙共和政府方面的「朋友们」的唯一可能的回答，就是如此：内战比法西斯的奴役要好些。不过这个完全正确的答案，只能表示出：目的（民主主义或社会主义）在某种条件之下，能使暴力与屠杀那样的手段成为正当罢了。至于谎骗那是更不必说了。如果战争没有谎骗，那简直同机器没有油一样的不能想象。甚至为要保证加泰隆省议会集会时（1938年2月1日）不致受法西斯的轰炸起见，巴塞洛那政府也曾有意地几次欺骗了新闻记者与它自己的人民。难道还有其它的方法可以干吗？谁如果接受这个目的：战胜佛朗哥；那必须要接受这个手段：内战及其恐怖与罪恶的后果。
但是，谎骗与暴力的「本身」就该当斥责吗？当然，甚至同那产生它们的阶级社会一样地该受斥责。没有社会矛盾的社会，自然，将成为一个没有谎骗与暴力的社会。不过要跨进这样一种社会时所当经过的那一条桥，却除了用革命的，亦即暴力的手段之外，就没法建造起来。革命的本身是阶级社会的一个产物，因此它没法不带有阶级社会的特点。从「永恒真理」的观点来看，革命自然是「反道德的」。但这只表示出唯心主义的道德是反革命的，就是说，它是替剥削者服务的。
不知所措的哲学家也许会这样回答道：「内战虽然是一个可悲的例外，但是在和平的时候，健全的社会主义运动是不能用暴力和谎骗来进行的。」这样的答案所代表者无他，只是一种可怜的遁辞罢了。在「和平的」阶级斗争与革命之间，并无不可超越的界限。每一次罢工，在一种未开展的形式中，包含着内战的一切成分。每一边都要竭力使对方感觉到一个关于它斗争的坚决性及其物质来源之夸大的印象。资本家经过他们的报章，代理人与侦探，竭力使罢工者惊骇与沮丧。至于罢工者的一方面，则工人纠察队当说服的办法没有效用的时候，就不得不采取暴力。这样看来，即令在最起码形式的阶级斗争中，「谎骗与更坏的行为」也已经是一种不可分离的成分了。现在还该添说一句：真实与谎骗这一观念的本身就是从社会矛盾中产生出来的。
革命与人质制度
当史大林的政敌本人被用一种揑造出来的罪名处死以后，史大林还把这些敌对者的子女逮捕与枪杀。靠着以家人作质这个制度的帮助，史大林能逼那些敢对耶戈达或叶乔夫的永远正确办法表示怀疑的苏联外交家，回返国内。在这时机，《新路》的道德家们认为必须而且及时地提醒我们一件事实，即托洛茨基在1919年，「也」曾采用了人质的法律。不过这里却必须逐字逐句地摘引下来：「史大林拘禁那些无罪的亲族，是一种可恶的野蛮主义。不过托洛茨基在1919年发令采用这个制度的时候，也还是一种野蛮主义。」这儿可表示出唯心主义道德家的全般才华来了！他的标准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尺度同样的虚伪──他们都以为那两种情形是相等的，其实却连一点儿类似的痕迹都没有。
这儿我们并不愿意特别强调下面这个事实，即1919年的命令，甚至没有因此而杀死这些背信军官们的一个亲族，而此等军官的背信，却不仅损失了无数的人命，并且还使革命本身有被直接消灭的危险。如果革命能从一开始起就少做一点表面上的宽洪大量，那末有几十万的生命是可以保全的。不过无论这样或那样，我总是为1919年的命令负担完全的责任。这在反对压迫者的斗争中，乃是一个必需的方法。只有斗争之历史的内容，才能替命令的正当作辩解，这正好像整个内战之是否正当，不得不视斗争之历史的内容而定一样；否则，内战也颇有理由被称为「可恶的野蛮主义」的。
我们让哀米尔·罗道维奇或他的同类去用玫瑰色的小翅膀来画阿勃来汉姆·林肯的像好了。可是林肯的意义，乃在于他发现了为要完成一个伟大的历史目的时，他毫不犹豫采取了最严厉的手段，至于这个伟大的历史目的，那是由一个年青国家的发展所立下来的。这里的问题绝不在于究竟交战的那一营垒打死了或者被打死了最大多数的人。历史对于内战中北人的残暴与南人的残暴，是用不同的尺度来量的。一个奴隶主用狡计与暴力把一个奴隶锁上了铁链，而这奴隶用狡计与暴力破坏了这铁链──让那些可鄙的阉宦们告诉我们吧：他们在道德的法庭之前是同等的！
当巴黎公社被淹没在血泊中之后，全世界的反动恶棍，把它的旗帜在毁谤与诬蔑的污泥里拖曳，那时也有不少的民主主义的俗子们，自己适应着反动，诬蔑公社中人枪杀了64名以巴黎大主教为首的人质。马克思毫不犹豫地起来为公社的这一件血案辩护。在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所发布的一个宣言中（那里沸腾着火热的火山喷发的溶岩），马克思开始提醒我们资产阶级在其反对殖民地人民与本国劳动者的斗争中，正采用着人质的制度，后来又提到那些疯狂的反动分子整批地屠杀着公社的俘虏，然后接着说道：「……公社为要保护他们【俘虏】的生命起见，不得不采用普鲁士式以人作质的办法。因凡尔赛军方面不断的枪杀俘虏，人质已经再次三次地被杀了。当马克·马昂的禁卫军举行大屠杀来庆祝他们之进军巴黎以后，怎能再留他们（人质──译者）的性命呢？甚至这种对于资产阶级政府肆无忌惮的残暴之最后的一个防止物──人质──也要它变成虚招吗？」马克思是这样地为人质之被处决作辩护的，虽然在他的背后总委员会中，坐着不少的芬尼·勃洛克威们，挪门·塔玛斯们与其它的奥托·鲍威尔们。不过全世界无产阶级反对凡尔赛军暴行的愤怒还大新鲜了，以致这些反动的道德主义的笨蛋们，情愿保持沉默，等待着对他们更加有利的时间，这时间，唉，很快就来到了。只当反动确实胜利之后，小资产阶级的道德家们，与职工会的官僚及无政府主义的空谈家，共同摧毁了第一国际。
当十月革命在延长五千英里的前线上，抵御帝国主义联军的进攻时，全世界的工人都以这样热烈的一种同情注视着斗争的过程，这时在他们的集会上如果有人称人质制度为「可恶的野蛮主义」，那是极其冒险的。苏维埃国家完全堕落与多数国家中反动胜利之后，道德家们才从他们的空隙里爬行出来……去帮助史大林。如果保障新贵族的特权所用的高压手段，与解放斗争中所用的革命办法，真的具有同样的道德价值，那末史大林是完全有所辩解了，如果无产阶级的革命并不完全受到惩罚的话。
当这班道德先生们在俄国的内战中寻找不道德事件的例子时，同时却不得不对西班牙革命（至少当它是真正的群众革命之时）中也产生人质制度这一个事实闭着眼睛。如果这些控诉者不敢攻击西班牙工人的「可恶的野蛮主义」，那只因为比利尼斯半岛的土地对他们还是太热了的缘故。回顾1919年自然是更方便得多。这已经是历史了，老人们业已忘却，年青人还不曾知道。也为了这同样的理由，各式各样的法利赛人就以那样固执的态度回转去攻击克朗斯达脱与马黑诺事件──此地存在着自由发泄道德臭气的出口！
「加非尔人（Kaffirs）的道德」
历史选择着残酷的小径来前进，这种说法，我们是不能不与道德家同意的。但是从这里，我们该得出哪一种实际行动的结论呢？莱奥·托尔斯泰教我们莫管社会制度，且完成我们自己。圣雄甘地则劝我们去饮羊乳。唉，「革命的」《新路》道德家竟和这些方单离得不远！他们宣着教：「我们应该从加非尔人的道德中解脱出来，对于这些人说来，凡敌人之所为都是错误。」真是顶刮刮的忠告！「我们应该从……解脱……」托尔斯泰还劝我们从肉的罪恶中解脱出来。可是，统计并不能证实他这种劝告的成功。我们中派主义的侏儒们在一个阶级性的社会中，竟能自跻到超阶级的道德。但自「爱你的仇敌」，「连你的右颊也给他……」的学说出来之后，到现在已经差不多有两千年了。可是，甚至那位神圣的罗马教父，也还不能「自行解脱」于对于他敌人的仇恨呢。撒旦，这一个人类的敌人，诚然是强有力的！
对于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行为，采用一个不同的标准来判断，据这些可怜的侏儒们的意见，是站在「加非尔人的道德」水平上的。首先，用这样傲慢的一种态度来提到加非尔人，出之于「社会主义者」的笔下是很不相宜的。难道加非尔人的道德真是那么坏吗？这里是大英百科全书上关于这一问题所说的话：
「在他们之社会的与政治的关系中，他们发挥着很大的机敏与智慧；他们是非常勇敢，好战与好客，并且在从前，他们是诚实与忠心的，等后来同白人一接触，才接受了欧洲人的许多坏道德，更变成好疑的，爱复仇的与爱盗窃的了。」如此，我们不能不得到这样的一个结论：宣传永恒道德的白种人的牧师与教师们，是参加了加非尔人的腐化的。
假使我们告诉一个加非尔人的劳动者说，地球上有一部分的工人已经起来了，使他们的剥削者不知所措，那末他一定会很欢喜的。在另一方面，他发见了压迫者竟能欺骗被压迫者，一定会苦闷的。一个尚未被牧师们腐化到骨髓里的加非尔人，那决不以一个同样的抽象的道德标准，应用于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而且他还会很容易地懂得一种解释，即阻止被压迫者起来反抗他们的压迫者，正是这些抽象标准的功用。
这是一种多么有教育意义的巧合呢？为要诬蔑布尔雪维克，《新路》牧师们不得不同时诬蔑加非尔人；而且在这两个情形中，那诬蔑都依照着正式资产阶级诳骗的路线，即反对革命者与反对有色种族。不，无论在精神界与尘俗界，我们都认为加非尔人好过于一切的牧师！
不过无论如何，把《新路》与其它「不通之路」的道德家的良心加以过高的估计，总非必要的。这批人的意思倒并不那么坏。但是，不管他们的意思如何，他们总当了反动机械中的杠杆。在目前那样的时期中，小资产阶级的政党攀附着自由资产阶级或它的影子（「人民阵线」的政治），在麻痹着无产阶级，且替法西斯主义铺设道路（西班牙，法国……），这时的布尔雪维克，即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资产阶级舆论的眼中，成为特别可憎的人物。我们这时代的基本的政治压力，从右边移转到左边。最后的分析起来，反动的整个重量，压抑在极小的革命的少数人的肩上了。这些少数人就称为第四国际。Voila l’ennemi！敌人就在这儿哪！
在这架反动的机械中，史大林主义占据了许多主要的位置。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一切派别，连无政府主义者在内，都利用它的帮助来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同时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者，至少有百分之五十的程度，要把它莫斯科同盟者所犯的罪恶的可恶性，转嫁于那不可克制的革命的少数者。现在流行的所谓「托洛茨基主义与史大林主义是二而一的」那一句名言的意义，就在这里。布尔雪维克与加非尔人的敌人，就这样地帮助着反动去诬蔑革命的政党。
列宁的「无道德论」
俄国的「社会革命党人」，时常是最道德的人，因为他们本质上只是以伦理来结合的。但是，在革命的时候，这并不曾阻止他们去欺骗俄国的农民。在克伦斯基（这位最讲伦理的社会主义者，在以莫须有的罪名来反对布尔雪维克这件事上讲来，乃是史大林的先驱者）的巴黎机关报上，另外一位老「社会革命党人」顺金诺夫写道：「大家知道，列宁主张过，这要达到所期望的目的，共产主义者能够，而且在有时又是必须『采用各种策略，诡计与遁辞的』……」（见1938年2月17日《新俄罗斯》第三页）从这里，他们得出了一个仪式主义的结论来：史大林主义是列宁主义之自然的后裔。
不幸讲伦理的原告甚至还不能忠实地引证别人的文字。列宁说：「为要插进职工会，留在那里面，在那里以任何代价进行共产主义的工作，必须能……采取各种策略，诡计与秘密方法，采取规避与遁辞。」按照列宁的解释，规避与诡计之所以成为必需，乃由于这一事实，即改良主义的官僚把工人叛卖给资方，追迫革命者，逼害他们，甚至叫资产阶级的警察来对付他们。在这个情形中，「诡计」与「遁辞」，只是革命者反对那背信的改良派官僚的一种有效的自卫。
就是这位顺金诺夫的党，以前曾经进行非法工作反对沙皇制度，后来又用这种工作来反对布尔雪维克。在这两种情形之下，它都应用诈术，规避，假护照与其它方式的「遁辞」。所有这些手段，认为不仅是合乎「伦理的」，而且又是英雄的，因为它们与小资产阶级政党的政治目的相符。但当无产阶级的革命者不得不采取秘密工作的方法来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时，情形却立刻改变了。这些先生们对于道德的认识，像我们所已经见到的，乃是具有阶级的性质的！
「无道德论者」列宁，在刊物上，公开叫人家用军事的诈术来反对那些背信的领袖们。而道德家顺金诺夫则恶意地从引文上砍去了两头，以便欺骗读者：伦理家的控诉者常被证明为小小的欺诈者。无怪乎列宁常爱重复着这样的话：有良心的敌手是很难遇见的！
一个工人如果不对资本家隐藏起关于罢工者计划的「真实」，那他只是一个值得轻视与抵制的叛徒。一个向敌人泄露「真实」的兵士，会以侦探罪处罚。克伦斯基曾经企图在布尔雪维克的门口，放下如下的罪状：他们向鲁登道夫的参谋部透露了「真实」。由此可知，甚至连那「神圣的真实」也不是自身就是目的。另有一个更为迫切的标准，一如我们的分析，它是带有阶级性的，统治着这个「神圣的真实」。
生死攸关的激烈斗争，如果没有军事的诈术，易言之，如果没有说谎与欺骗，那是不可思议的。德国的无产阶级不可以欺骗希特勒的警察吗？或者，苏联的布尔雪维克如果欺骗了格柏乌，难道是「非道德的」态度吗？当警察用了诈术捉到了一个危险的盗匪，每一个虔诚的资产者都会赞美他的能干的。那末当问题在于推翻帝国主义的盗匪时，难道军事的诈术真是不能许可的吗？
挪门·塔玛斯谈到那「只关心于其政党及其政权的奇怪的共产党主义者的无道德论」（1938年3月12日《社会主义呼声》第5页）。并且，塔玛斯将目前的共产国际与布尔雪维克党抛在一堆里了，其实前者是克里姆林宫官僚们反对工人阶级的阴谋，而后者则是前进工人反对资产阶级的阴谋。此种完全不忠实的对立，在上面我们已经揭发得足够了。史大林主义只是将自己掩盖在党的仪式之下；实际上它破坏并践踏于污泥之中。不过在布尔雪维克看来，党就是一切，那是真的。这位会客室里的社会主义者，挪门·塔玛斯，为革命者与革命之间的此种关系而惊骇，而加以抛弃，这因为他自己只是一个具有一种社会主义的「理想」的资产者。在塔玛斯及其同类者的眼中，党只是一个次要的工具，用作选举的拉拢与其它同样的功用罢了。他的私人的生活，兴趣，关系，道德的标准，都存在于政党之外。但布尔雪维克把党作为以革命方法改造社会且包括它的道德在内的一种武器，当然塔玛斯要以敌对的惊异态度来看他们了。对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而言，个人道德与党的利益之间是没有矛盾的，因为党在其意识中正体现着人类最高的任务与目的。如果以为塔玛斯比马克思主义者具有较高的道德观，那是胡涂的。他只具有一个关于党的卑劣的观念。
辩证法者歌德说：「一切发长的都要消灭」。布尔雪维克党的毁灭──这是在世界反动中的一个插话──决不能贬低它的世界范围内的历史意义，在它的革命的上升时期中，即是说，当它实际上代表着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的时候，它是历史上一个最诚实的党。当它能够欺骗它的阶级敌人时，它当然是欺骗的；但在另一方面，对于劳动者却讲真话，全部的真话，除真话之外别无他物，只因为这一点，它所取得的劳动者的信任，为世界上任何其它政党所不曾得到过的。
统治阶级的雇员们称这一政党的组织者为「无道德论者」，可是在自觉的工人们的眼中，这种罪状却带有可以尊敬的性质。它表示着：列宁拒绝承认奴隶主为奴隶造出来的、同时却从不为奴隶主自己所遵守的道德标准；他号召无产阶级把阶级斗争也要扩展到道德的范围中去。谁如果在敌人造出来的诫律之前卑躬屈膝，那他就永不能克服这个敌人！
列宁的「无道德论」，即他对于超阶级道德的否认，并不妨碍他终生矢忠于同一的理想；不妨碍他将全身心贡献于被压迫者的事业；不妨碍他在思想方面，发挥着最高的良心。在行动方面，发挥着最高度的无所顾忌；不妨碍他对「普通的」工人，无助的女子与小孩不表示一丝一毫的优越。这样看来，在某种情形之下，「无道德论」这一个名词，岂不是只代表较高的人类的道德吗？
一个颇有教益的插话
在此地提到一个插话倒是合适的，虽然它的范围很小，但是很可以显示出他们的道德与我们的道德之间的区别。1935年，在我一封写给比利时朋友们的信中，我发挥了这样的一个观念：一个年青的革命党企图组织「它自己的」工会，那就等于自杀。我们必须到工人所在的地方去寻找工人。但这不是缴纳会费去维持机会主义的机关吗？「当然」，我回答道，「为要取得掘毁改良派根基的权利，必须暂时缴纳一点钱给他们。」但是改良主义者能允许我们掘毁他们的根基吗？我答道：「当然不允许的。要进行掘毁的工作，需要有秘密工作的方法。改良主义者是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中的政治警察。我们一定要不得他们的允许来行动，而且要反对他们的禁令……」假使我没有记错，那是为了与供给西班牙工人以军火的案件有关，Ｄ同志的家里遭到了一次突然的搜查，比利时的警察抄到了我这一封信。几天之内，它就给发表出来了。樊迪文，台·曼与斯巴克的刊物上，当然要无所不用其极地来反对「马嘉维里主义」（马氏──1469年至1527年──为佛罗伦萨的政治家，主张霸术──译者）与「耶稣会派主义」的。可是这些原告们是何等样人呢？樊迪文，许多年来就是第二国际的主席，很久以来就成为比利时资本阶级之可靠的奴仆。台·曼呢，在许多无生气的巨著里，用唯心主义的道德把社会主义贵族化了，替宗教奏乐，找住了第一个适当的机会，就把工人卖了，成为一个普通的资产阶级的总长。斯巴克的事情可更有趣了。一年半之前，这位绅士属于左派社会主义者反对派，到法国来看我，请教我反对樊迪文官僚派的斗争方法。我提出了同样的意见，这意见后来就是写成了我那一封信的。不过在他访问我以后的一年内，他舍荆棘而取玫瑰。叛卖了他反对派中的同志，他成为比利时资本阶级之一个最无耻的总长。在职工会与在他们自己的党中，这些绅士们窒息了每一个批评的呼声，有系统地腐化着与贿赂着最前进的工人，而且也以同样有系统的方法开除那些顽强的工人。他们与格柏乌所不同的，只在于这一个事实，即他们还没有采取流血的办法──他们以好的爱国者的资格，培养工人的血来为第二次帝国主义大战而流。显然地，我们必须成为他们最可憎恶的人，道德的变形者，「加非尔人」，布尔雪维克，以便劝告革命工人在为反对这些绅士而进行的斗争中，保持着秘密工作的诫律！
由比利时的法律来看，我的信自然不含有任何犯罪的成分。「民主主义」警察的责任，在于把信归还给受信人，并致歉意。而社会主义政党的责任则在于反对搜查，因为这搜查乃由于关心着佛朗哥将军的利益。可是这些社会主义的先生们却绝不惜利用那龌龊的警察的服务──如果没有它，那就不能享受这个机会，藉以再次地暴露出他们的道德之优于布尔雪维克的无道德论了。
在这一个插话中，每一件事情都具有象征的意义。正当他们在挪威的同志们，将我与我的妻严密禁闭起来，使我们不能对格柏乌的指控有所自卫的时候，这些比利时的社会民主党人把他们的愤恨，一桶一桶地浇灌到我的头上。挪威政府明明知道莫斯科的指控是伪造的──当最初的几天中，社民党的半官机关报上曾公开证明这一点。但是莫斯科一触犯到挪威船主与鱼商的钱袋──社会民主党人立刻就四脚四手地倒下来了。该党领袖──马丁·脱兰马尔，不仅是道德方面的一个权威，而且是老少咸知的一个正直的人：他不饮酒，不吸烟，不滥吃肉，冬天还在冰洞里洗澡。但当他奉了格柏乌之命将我逮捕以后，这道德却决不妨碍他特别邀请一个格柏乌在挪威的密探，一个名叫耶可勃·法来斯的──他是一个既无荣誉又无良心的资产者，前来对我污蔑。但是，算了吧……
这些先生们的道德包含着传统的诫律与巧妙的措词，而这种诫律与措词，那是要用以掩盖他们的利益，嗜好与恐惧的。他们中的最大多数，为了野心与贪婪之故，是准备干出任何卑鄙的事情来的，例如抛弃信仰、不义与背叛。在那个人利益的神圣范围中，他们认为目的是可以使任何手段成为正当的。但是正因为这，他们需要有特殊的道德法典，永久的，但同时又得是弹性的，像一些好的吊裤带一样。任何人只要向群众揭穿了他们职业的秘密，他们就恨。在「和平」时期，他们的毒恨表现于毁谤中──于恶毒的詈骂，或「哲学的」言语中。在激烈的社会斗争时，例如在西班牙，这班道德家们就和格柏乌手携着手儿来屠杀革命者了。为要替自己辩解，他们重复着说道：「托洛次基主义与史大林主义是二而一的」。
目的与手段之辩证式的相互依存
一个手段只能由它的目的来使其成为正当。但是目的自己也得有东西使其成为正当的。由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因为马克思主义表示着无产阶级的历史利益，所以能成为正当的目的，只是它是趋向于增加人征服自然的力量，并趋向于消灭那人压迫人的权力的。
「那末我们的了解应该是，凡能达到这个目的的任何手段都是允许的了？」俗士就这样讥刺地问着，以此表示他一点也不曾懂得。我们的回答是：凡是真正趋向于人类之解放的手段，都是允许的。既然这目的只有经过革命才能达到，那末无产阶级解放的道德，必然是赋有革命性的。它不仅反对着宗教的独断教义，而且还反对各式各样的唯心论的拜物教，这些统治阶级之哲学上的宪兵。它从社会发展的法则中，因此，首先是从一切法则的法则──阶级斗争中，抽绎出行为的规则。
「还是一样，」道德家继续坚持着说，「这不是说，在反对资本家的阶级斗争中，一切手段如说谎，罗织，背叛，凶杀等等，都是允许的吗？」我们回答道：凡能使革命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能在他们的心里注入对压迫之不可调和的敌意的，能教他们对官方的道德及其民主主义的应声虫表示卑视的，能使他们觉悟到自己的历史使命的，能提高他们在战斗中之勇气与牺性精神的，这些手段，而且只有这些手段，都是允许的与必不可少的。恰恰从这一点出发，所以并不是一切手段都允许的。所以当我们说目的使手段成为正当之时，在我们看来，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结论：伟大的革命的目的，鄙弃下列这些卑劣的手段与方法：使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反对另一部分，或企图不让群众参加而替群众谋取幸福；或者减低群众对于自身及其组织的信心，代之对于「领袖」的崇拜。革命的道德之最起码与最不可调和的一种，就是要鄙弃那对于资产阶级的奴属与对于劳动者的傲慢，而小资产阶级的腐儒与道德家，却正是完全沉湎在这些特点中的。
上述这些道德标准，对于那个问题：在每一个单独的场合中，究竟甚么是可以做的，甚么是不可以做的，当然并不能给以一个现成的答案。世界上也不能有这样机械的答案。革命道德的问题，是与革命的战略问题混合起来的。革命运动之活的经验，经过理论阐明之后，供给人们以这些问题之正确的答案。
辩证法的唯物论，决不主张目的与手段之间的两元论。目的自然而然地从历史的运动中发生出来，手段是有机地从属于目的的。近即的目的，变成为较远目的的手段。费迪南德·拉萨尔在他的剧本Franz Von Sickingen中，借其中英雄们之一的嘴，说过下面的话：
「……别单单指点着目标，
也得指点出路径。路径与目标，
是那样紧密地交织着，相互的位置
永远在变换，倘使走上了其它的路径，
立刻就定下了另外的目标。」
拉萨尔的这几句话说得很不完全。更坏的则在于这个事实：在实际政治中，拉萨尔本人就和上面所表示的教训相违反了──只要想起他竟与俾斯麦秘密结合就够了！不过目的与手段间辩证式的依存，却在上面摘引的几句句子中完全正确地表示出来了。为要收获麦穗，必须撒播麦种。
例如个人恐怖这件事，从「纯粹道德」的观点来看，究竟是允许的还是不允许的？我们以为在这样抽象的形式中，这问题绝对不能存在。保守的瑞士的资产阶级，甚至在现在，还对恐怖主义者威廉·退尔作正式的颂扬。当爱尔兰，俄国，波兰，或印度的恐怖主义者，从事于反对民族的与政治的压迫时，我们的同情完全寄托在他们的一面。那个被暗杀的基洛夫，一个粗暴的小霸王，引不起任何的同情。我们对于凶手的态度还是中立的，那只因为我们不知道使他去实行暗杀的动机。假使我们知道尼古拉也夫之行刺基洛夫，是自觉的为了工人权利之被基洛夫蹂躏复仇，那我们的同情将完全寄托在凶手的一方面。不过，对于我们说来，具有决定意义的，不是主观的动机，而是客观的益处。难道所说的手段真能达到目的吗？对个人恐怖而言，无论理论或经验都证明决不是那么一回事。我们对恐怖主义者说：个人恐怖是不能替代群众的：只有在群众的运动中，你才能为你的英雄气概找到有益的表示机会。不过在内战的条件中，暗杀某几个压迫者，却不再是个人的恐怖了。假使，我们可以说，一个革命者从空中炸死了佛朗哥将军和他的参谋团，那末甚至从民主主义的阉人中间也不会引起道德愤慨的。在内战的情形下，同样的事件在政治上是完全有益的。这样看来，甚至在最尖锐的问题──人杀人──上，那些道德的绝对论者也被证明为无用的了。道德的评价，与政治的评价一样，都是从斗争之内在需要上发生出来的。
工人们的解放，只能由工人们自己来取得。因此，世界上的罪恶，无有大过于欺骗群众，把失败说做胜利，把朋友当成敌人，贿赂工人领袖，编造谣言，扮演寃狱，总之，无有大过于史大林主者的所作所为了。这些手段只能替一个目的服务，即：延长那个已被历史惩处了的小集团的统治。但它们不能用以解放群众。这就是新的国际要对史大林主义进行生死斗争的缘故。
群众，自然不是完全不会有罪恶的。把群众加以理想化，决非我们之道。我们已经在不同的条件之下，在不同的阶段，此外，还在最大的政治的激动中，看见过他们。我们已经观察到他们的长处与短处。他们的长处──坚决，自我牺牲，英雄气概──时常在革命紧张时期得了最清楚的表现。当这个时期，布尔雪维克做了群众的领袖。实际上，我们经历过两个这样大的历史循环：1897年──1905年，是进潮的几年；1907──1913年，是退潮的几年；1917──1923年，是历史上空前的一个高涨时期；最后，是一个新的反动时期，它一直到现在还不曾完结。在这些大事变中，「托洛茨基主义者」学习到了历史的节奏，即是说，学习到了阶级斗争的辩证律。他们又似乎学习到（在某种限度以内是成功的），怎样把他们主观的计划与政纲，从属于这一客观的节奏。他们学习到对于这一事实，即历史的法则并不依靠着他们个人的口味且不服从着他们自己的道德标准这一个事实，并不表示失望。他们学习到把他们个人的愿望从属于历史的法则。他们学习到不为最强有力的敌人所慑服，因为他们的权力是违反乎历史发展的需要的。他们知道怎样去逆流游泳，因为深深地相信将来新的历史的进潮，会将他们带到彼岸。并不是全体都能到达彼岸的，许多人将中途溺死。但是他们睁开了眼睛，怀着热切的意志，参加着这个运动──只有这样，才能予一个能思想的生物以最高的道德满足！
考约奥冈，墨西哥。1938年2月16日。
里昂·托洛茨基。
附记：当我写着上面这几行文字的时候，我的儿子正在死亡的挣扎中，当时这是我并不知道的。我把这一小作献给他，作为他的纪念，这作品，我希望能得到他的赞许的──里昂·西道夫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而且卑视那些法利赛人。
L.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