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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谋害我的生命

托洛茨基

(1940年6月8日)


  〔编者按:1940年8月20日,斯大林派遣凶手杀害了托洛茨基。在60年后的今天,我们特译刊出以下这篇文章,那是托洛茨基逝世前不到3个半月遭到格柏乌武装突袭失败后写的。从下面这篇文章的述评中,可以了解到托氏随后不久被杀害的来龙去脉和斯大林——格柏乌的无可推诿的罪责。〕


  袭击在清晨大约4点钟发生。我在一整天艰辛工作之后,服了一点安眠药,睡得很酣。我被一轮枪声吵醒,但感觉仍是十分迷糊。最先想象到的是,我们的家墙外面,正在放烟花庆祝国庆节。可是爆破声是太迫近了,就在房间里,近在咫尺,打我的上空发生。火药味愈来愈强烈,愈来愈渗透进来。很清楚了:我们一向预期中的事情正在眼下发生——我们在受到袭击。驻守在围墙的警察到哪儿去了?墙内的守卫呢?给捆绑起来了吗?给绑架了吗?还是被杀害了?我的妻子早已经跳下床来。枪击声持续不断。妻子后来告诉我,是她帮助我下床,把我推到就在睡床和墙壁之间的空隙处。这可是不假。她就一直靠近墙边俯伏在我的身前,彷佛是要用她自己的身体给我作护盾。但我用低语和示意劝说她伏到地面去。枪声来自四方八面,很难说得准是从哪个方向而来。有一段时间,妻子——她后来告诉我——能够清楚地听出从一管枪迸发出来的连珠弹药:射击就是从我们房间这里发出的,虽然我们无法看到什么人。窗台和墙壁的玻璃和碎片横飞直射。过了一会儿,我感到右腿有两处轻微受了伤。

  枪声悄静下来,我们听到孙儿在隔邻房间大声喊叫:「祖父啊!」在黑暗中的枪声下,孩儿的叫喊声就成了我那夜最刻骨铭心的悲惨记忆。孙儿乍听到第一下枪声——这第一下枪击,据门上和墙壁的弹孔所印证,就从他的床上斜越而过——立刻滚到床底下去。其中的一个突击者,显然是出于惊慌而向床间开了枪;子弹穿透褥垫,击中孙儿的大脚趾,最后嵌进地板里。突击者们投掷了两个燃烧弹,然后才离开孙儿的房间。孙儿高喊着:「祖父啊!」一边追随他们跑到院子去,身后拖出一道长长的血印;然后,他冒着枪弹跑到其中一个守卫的房间去。

  妻子在听到孙儿的喊叫声后,摸索到他的房间来。那时房间已经空无一人,房间的地板、门板和一个小橱柜正在着火燃烧。「他们把谢瓦给绑架了。」我对她说。这是至为痛苦的一刻。枪声仍旧响起,只是已经离开我们的睡房而移到院子里,或只就在墙壁后面发生。恐怖分子们显然正在放冷枪撤退。妻子匆忙执起一条毡子扑火。她在随后的一个星期里得把火伤治疗。

  我们的守卫中的两人出现了:奥图和查尔斯。机关枪突袭的枪林弹雨把他们和我们隔开。他们证实突击者显然是已经撤退了,因为院子里看不到有人。夜更守卫罗伯特.舒尔敦.哈特不见了。汽车也同时失踪。为什么驻守在外面的警察无声无息?他们给高喊着「阿尔马桑万岁!」(注)的突击者捆绑起来了。这是由被捆缚的警察所说的故事。

  在翌日,妻子和我都确信,突击者显然是从窗户和房门间向我们开火,其中没有一人进入过我们的睡房。可是,对于射在两张睡床前端那堵墙上的8枪,它们分别在两张褥垫造成的4个小孔,以及在床下的地板上所留下的痕迹而作的弹道走势的分析,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些枪击只可能是在房间里发出的。在地板上我们的子弹空壳,和衬里有两处烫烧的一张毡子,证实了相同的判断。

  恐怖分子是在什么时候进入我们的房间呢?是在他们行动的上半部即我们仍未苏醒之前,还是相反,就在后来我们伏在地板上那段最后的时间?我倾向于后一项假设。突击者从窗口和门间向着睡床发射数颗子弹之后,听不到有任何叫喊或呻吟,他们有充分的理由作出结论,认为已经成功地完成工作。他们的其中一个,或许在最后的关头里进入了房间,以作最后的检查。床上的被铺和枕头或许仍然保持着人体的形状,这是有可能的。在清晨4时许,房间里一切漆黑。妻子和我仍然无声无息地瘫伏在地下。那个进来检查行动结果的恐怖分子,或许还向我们的睡床补发数枪,以让他的「良知安心」吧。

  对于那些由误解或恶意制造出来的,直接或间接地给所谓「自我袭击」论提供基础的各种传言,若是逐一的作出巨细无遗的分析,会是太招人厌烦的了。有报章的报道指称,在突袭当晚,妻子和我俱不在睡房里;《民众报》(斯大林的同伙托尼丹诺的喉舌报)就我的「互相矛盾」加以论说:有一种说法是,我报道说我爬向睡房的一角;而另一种说法是,我摔落到地板上;诸如此类。所有这些说法,没有一则是真实的。我们的房子,在夜里,所有的房间都有特定的人在里面,除却书房、饭厅,及我个人的工作室是例外。突击者穿越所有这些房间,没有碰到我们一人。我们就睡在经常是我们睡觉的地方:我们的睡房里。就像前面所说的,我掉落在房间一角的地板上,妻子过不久也加入来。

  我们是怎么得以生还的?很明显是由于一场幸运的意外。睡床是受到两面对向的枪火射击。突击者大概由于害怕互相击中而本能地朝较高或朝较低的角度发射。但这仅属于心理猜测。也有可能是由于妻子和我没有丧失理智,从而得到可喜的意外之助:我们静悄悄地伏在地上装死,而没有在房里乱跑,没有在绝望之时大吵大叫求助,没有毫无意义地胡乱放枪还击。

  斯大林帮之首先把我流放,然后企图在外地把我杀害,这在没有创见的人看来,或许是无法理解的。要是像对其它许多人一般,在莫斯科便把我杀害,那不是更简单吗?

  这就是解释:在1928年把我驱逐出党及流放到中亚细亚的那个时候,莫说是枪杀,而且连谈到逮捕也是不可能的。我与之一起共同经历了十月革命和内战的那一辈代人仍然健在。政治局感到陷入四面楚歌中。

  我从中亚细亚能够和反对派维持直接的联系。在这种种状况下,斯大林在经过1年来的举棋不定之后决定,把我流放到外国去是最少遗害的办法。按他的推想,从莫斯科隔离出的托洛茨基,被剥夺了机关和物质资源之后,将是完全无权无势,办不了任何的事情。斯大林还费尽心机,估计他把我在全国的眼里完全抹黑之后,他可以毫无困难的从友国土耳其的手中把我讨回来,以便在莫斯科给我来个总算账。可是事态表明,不拥有任何机关或物质资源,也是完全可能参与政治生活的。我在年轻朋友的协助下给第四国际奠定基础,它正在稳步向前,步履虽缓但却坚忍不拔。1936-37年的莫斯科大审判,是为了把我从挪威递解回国而开出来的一台戏;那就是说,是为了把我交到格柏乌秘密警察之手而设的。但这事没有成功。我抵达了墨西哥。我得到消息说,斯大林有好几次承认,把我流放到外国是一项「重大的错误」。除了诉诸恐怖行动,无从纠正这宗错误。

  格柏乌近年来消灭了我数以百计的友人,其中包括了我在苏联的家人。在西班牙,他们杀害了我的前秘书爱尔文.吴尔夫及我的一些政治同路人;在巴黎,他们杀害了我的儿子里昂.西道夫——斯大林的职业杀手把他追踪了2年。在〔瑞士〕洛桑,格柏乌杀害了伊尼亚斯.赖斯——赖斯脱离了格柏乌而加入第四国际。在巴黎,斯大林的间谍谋杀了我又一个前秘书鲁道夫.克莱门特——他的尸体在塞纳-马恩省河被发现,其中头、手、脚全被斫掉。这张受害着名单还可以数不尽的数下去。

  在墨西哥,有过一次暗杀我的明显企图:有个人拿着一张伪造的政治要人的介绍信来到我家。这宗事件令我们的友人警觉到,有必要采取更为严密的保安措施:设立日夜轮班的守卫、设置警报系统等等。

  格柏乌积极参与西班牙事件,并且进行实实在在的谋杀;自此以后,我收到主要是来自纽约和巴黎的友人的许多信件,都是关于从法国或美国派到墨西哥的格柏乌的特务的。部份这些先生们的名字和照片,我适时地转交给墨西哥的警察去了。在〔第二次〕大战爆发,由于我对克里姆林宫的对内政策和外交政策所作的绝不妥协的斗争,局面是更加恶化了。我在全世界报章上发表的宣言和文章——关于瓜分波兰、入侵芬兰、被斯大林斫去首脑的红军之脆弱等等问题——在全世界各国数以千万计的给重印。苏联的内部不满与时俱增。斯大林之作为一个从前的革命者,他记起了在上一次大战开始之初,那时的第三国际,比起今天的第四国际,是薄弱得多的。战争的进程或许会给第四国际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推动,而且也会在苏联的内部发展。此所以,斯大林不会不给他的特务发出指令:尽可能快些把我结束。

  因此,从众所周知的事实和总体的政治考虑可见,俱无可置疑的展示出,组织5月24日的暗杀企图只能是来自格柏乌。况且还有补充性的证据哩:

  1)在暗杀行动发生前数个星期,墨西哥报章上满载有关于格柏乌特务群集到墨西哥的传言。在这些报道里,有许多内容都是子虚乌有,可是传闻的本旨则是正确的。

  2)袭击技术之高超值得十二分的注意。暗杀之所以失败,就和每次战争皆有意外事故的登临一样:战争和意外事故是不可或分的。袭击在规模、计划和效率方面所作的准备和执行,实在教人啧啧称奇。恐怖分子对房子的规划和房子内部的活动情形了如指掌;他们配备有警察制服、武器、电锯、绳梯等等。他们彻底成功地把驻守在房子外的警察捆缚,正确地使用开火的策略而把屋内的守卫瘫痪下来,他们深入到行刺目标的房间,不受惩罚地开火3至5分钟,投掷燃烧弹,然后不留痕迹地离开袭击现场。像这般利落的行动,私人集团是办不来的;遵行这样的行动需有其传统、训练,庞大的资源和一大群各式各样可以精挑细选的刽子手。这就是格柏乌的工作。

  3)袭击计划本身的其中一环,是急不及待的把调查转移到错误的轨道去,这是严格地遵照格柏乌的整套方法的。袭击者一边把警察捆绑,一边高呼「阿尔马桑万岁!」这种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向着5个警察——其中有3个在睡觉——惺惺作态的呼喊,是旨在一石二鸟:一是为了转移视线,以让在未来的数天或哪怕只是数小时里,不向格柏乌及其在墨西哥的特务作调查;二是为了挫害总统竞选人之一的追随者。格柏乌——更准确的说,它的授意者斯大林的典型手法,就是在杀害一个反对者之余,把可疑点嫁祸到另一个反对者的身上。

  4)袭击者随身带来了几个燃烧弹,其中两个投掷到我们的孙子的房间。从而,有份参与其事的袭击者所考虑到的,不仅是谋杀,而且还有纵火一项。他们纵火的唯一的目的,就是把我的档案库毁灭。我的档案库,在反对莫斯科的寡头集团的斗争中,对我具有无可比拟的价值,此所以,我的档案库的毁灭,唯有对斯大林才是有利。在我的档案库的帮助之下,我对莫斯科审判所捏造的冤案假案之揭露尤其玲珑突现。早在1936年11月7日,格柏乌在蒙受重大风险之下窃取了我在巴黎的档案库的一部份。格柏乌在5月24日这次对档案库也念念不忘。因此,那些燃烧弹,就犹如是斯大林的到访名片一般。

  5)格柏乌罪行富有特色的一点,就是在秘密杀手和所谓「合法友人」之间的分工:格柏乌在一边厢进行地下密谋,为袭击作出准备,另一边厢就发动诽谤攻势,旨在令袭击对象名誉扫地。这种分工在行事之后照办如仪:恐怖分子躲藏起来,而他们在光天白日下的业务代理人就试图把警察的注意力引导向错误的路线。

  6)最后,不可能不注意全世界报章的反响:各类倾向的新闻报章,皆公开地或心照不宣地把这次袭击当作是格柏乌一手包办的事情来处理;唯有由克里姆林宫所津贴、俯首听命于克里姆林宫的报章,才会为相反的版本说项。这就是无可辩驳的政治证据!

  5月24日早上,一群来自警察的主要代表请求我协助查案。萨拉萨上校和10名人员登门到访,十分友善的向我查询种种数据。我的家人、同事和我自己皆竭尽所能给予协助。

  在5月25日或26日,有2位秘密警察人员对我说,调查在正确的路径上,而不管如何,现在已经「证明是一宗企图行刺案」。这教我大吃一惊。发生了这么一场大事故,还有需要去作出证明吗?我不禁自问,警察有必要去证明这次袭击的确是一次袭击,他们到底是为了防备谁呢?无论如何,直到5月27日为止,依我所能判断,调查所指向的对象是那些不知名的袭击者,而不是受到侵袭的受害人。5月28日,我把一些数据传递给萨拉萨上校;那些资料,据调查的第三个阶段所表明,是非常重要的。可是那时的调查日程是属于第二阶段,也就是说,我没有疑心到调查的对象竟然是指向我本人及我的合作者们。

  就在5月28日这天,调查的方向及警察对待我们一家的态度,就在这一整天里准备就绪,并且完成了彻头彻尾的截然倒向。我们立时被敌意重重的包围。出了什么事啊?我们这么疑窦着。这种转向不会是自然发生的。必是有着具体而专横的理由。让调查的转向得以成立的,哪怕是似是而非的,事实或事实的数据,皆没有露出一点儿,而且也不可能露出一点儿。除了是格柏乌机器通过它各种各样的「友人们」所施加的万恶的压力,我找不出其它理由来解释这个转向。就在幕后,发生了一场十足的政变。是谁在指挥呢?

  在此有一项事实,看似无足轻重,而其实值得至为严肃的关注:5月27日的早报《民众报》和《国民报》,同时刊载了同一篇文章《托洛茨基先生自相矛盾》,就关于5月24日当晚及正在突袭期间我到底身在哪里的问题,归咎我自相矛盾。我在那狂乱的时刻里,完全没有注意到这则从头到尾通篇尽是无中生有的故事。是谁向这两份「左」报提供这则故事呢?这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这则故事是引述一个匿名的「观察者」的消息来源。这些「观察者」是谁?他们是从何处观察?观察了什么?这是相当不言而喻的:这则故事的用意,是为了在政府圈子的眼中作出准备,以让调查在作出敌意的转向而针对我及我的合作们的时候,有着正当的理由。这两份报章,在政府圈子里是被广为阅读的。对这段奇特的插曲加以调查,无疑将令许多事情昭然若揭。

  在5月28日,也就是在我们已经被敌意的氛围所窒息,而且警察的想法已经被引导向自我袭击论的当日,我们家有2名家佣首次受到查询。在翌日,29号,这两位女工再被带走查问;她们在下午4时被带到马德拉街的建筑物内被查问至深夜11时,然后从深夜11时到凌晨2时给带到一个黑暗的院子里,在一辆汽车里继续被查问。有关于这整场查问,没有纪录留下。她们约在凌晨3时才被送返回家。5月30日,一名警察人员来到我家厨房,向这两名女佣出示一份早已拟备的纪录文件;她们两人未经阅读便把文件签署。她们两人后来从报章上发现,我的两名秘书查尔斯和奥托是根据她们的口供而受到逮捕;她们都声明,她们在被查问的时候说过的话绝对是不能成为他们被捕的正当理由。

  为什么是这两名守卫,而非其它人被捕?因为奥托和查尔斯的职责,是充当我和当局人员,及我和城内少数几个朋友之间的联络人。在准备向我发出攻击之先,调查官员们决定先行把我们的家居完全隔离。在同一天里,我们有两位年轻朋友,一位墨西哥人S.和一位捷克人B.,来到我们家拜访以示慰问;他们都被逮捕了。逮捕的用意是完全一致的,就是为了切断我们和外间世界的联系。被逮捕的两名守卫,被要求在「一刻钟」内招供说是我下的令要他们执行「自我袭击」的。我完全无意夸大这些小插曲的重要性,也不是要引伸出什么悲剧性的意义。这些小插曲之使我感兴趣,仅仅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它们有可能把那些得以在短短的24小时里使调查的方向发生几乎是魔幻性转向的幕后黑手揭露出来。就是时至今天,这些黑手仍然对调查的进程施加影响力。

  在5月30日星期四,当B.在马德拉街被查问的时候,所有警察人员都是从自我袭击论为出发点入手,横蛮傲慢地对待我本人、我妻子和我的合作者们。S.在受关闭的4天里,有机会听到警察人员之间的一些交谈。S.遂有如下的结论:「伦巴度.托尼丹诺和巴索尔斯等人插手警察的活动至深,而且相当收效。关于自我袭击的见解……就是从那些来源人为地促成的。」

  有利益牵涉的圈子必定是施加了无以复增的压力,以迫使调查的代表认真地看待自我袭击论这个荒唐的见解。

  我能从这般可怕、可厌而又危险的投机冒险行为里达到什么目的呢?时至今日,仍没有人给以解释。有种暗示谓我想把斯大林及他的格柏乌抹黑。可是,对于一个把整整一个辈代的老布尔什维克党全盘毁灭的人,多出那么的一次袭击还会给他的污名更增一点什么吗?有一种说法,是我想证明有「第五纵队」的存在。但我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了什么?再说,由格柏乌的人员来执行袭击行动已是相当绰绰有余,实在毋须多来一个神秘莫测的第五纵队。又有说我是想给墨西哥政府制造麻烦。我给这么一个唯一的殷懃待我的政府制造麻烦,却又动机何在呢?有说我是想挑动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爆发战争。这种解释完全入于狂言乱语的范畴。若要挑动这么的一场战争,组织一次攻击美国大使或石油大享的袭击行动,无论如何是要比袭击一个布尔什维克革命者远要有利得多;布尔什维克革命者在帝国主义的圈子里是个异己分子,被深痛恶绝的人。

  斯大林组织一次暗杀我的行动,他的行动的意义是清楚的:他要消灭他的头号敌人。斯大林不会在这次行动里招来风险;他在远距离里行动。而我却刚好相反:我若组织一场「自我袭击」,就要自行为这种冒险行动承担责任,把我本人的命运、我家的命运、我的政治信誉及我所为之效劳的运动的信誉都承受风险。我要从中得着什么呢?

  可是啊,就让我们容许那不可能的事发生吧,也就是说,我放弃了我整个生命所遵循的事业,把普通常识和对我个人至关重要的利益践踏于脚下,出于某些不明的原因而确实是决定了组织一次「自我袭击」的行动。那么,还有余下来的这些问题等待解答:我从哪里,又如何能得到那20个执行者呢?我怎样能向他们提供警察服装呢?我怎样能把他们武装起来呢?我怎样能提供他们所需要的配备呢?诸如此类的问题。换言之,一个与外界几乎完全隔离的单一个人,怎样能够设法做到只有一个强有力的机器才能想望的冒险行动?把这么一种完全不值得批评的见解拿出来批评——且让我坦白招认吧,我感到古怪。

  格柏乌以高超的技巧把它的人员发动起来,为的是把我杀死。出于意外的缘故,这次暗杀企图失败了。格柏乌的友人们现在受到损害。他们现在不得不竭尽所能,以把他们的头子这次不成功的暗杀行动的责任推定在我这方面。要做到这样,他们可以选取的手段并不很多。他们不得不行使最粗劣的方法,并且用希特拉的格言给他们作指引:谎言愈大,入信愈易。

  研究一下墨西哥某一类报章在企图行刺后的一段日子里的行为表现,可以对格柏乌在幕后的活动达成一些宝贵的结论。且让我们把斯大林派的官方出版物《墨西哥之声》,乃至这份刊物的种种前言不对后语、毫无意义的指责和尖酸的诽谤置诸不理;同样的,对于那些要么是由煽情媚众作指引,要么是想把这次袭击取为己用,也就是为了一般地攻击「左派」的右派喉舌,我们也将之置诸一旁。我在政治上之与《宇宙报》或《精进报》这类报章的距离之远,要较伦巴度.托尼丹诺及其一伙更甚。我拿上述点名的报章来自卫,就有如我拿乘坐公共汽车以作为交通工具一样。

  再者,右翼报章的把戏,只不过是一国政治的反映;而且,在本质上,这些右翼报章对于袭击和格柏乌的问题,采取了保持距离的态度。分析《民众报》的行为及《国民报》部份的行为,这对于我们的研究目的是更为重要得多了。采取积极政策的是《民众报》;《国民报》只是投它那些有利益牵涉的同袍之所好而已。

  虽然有报章报道说,托尼丹诺在袭击发生之前的2、3天已经离开了首都,但就在最关键的时刻,《民众报》是有着非常清晰准确的指示的。袭击并没有使《民众报》措手不及。编辑没有在袭击当儿将之讥为儿戏,也没有指我有着什么「被迫害狂」之类。正好相反,这份报章在当时立即采持了一种严肃及戒备的口吻。5月25日这天的头条是全幅横题:《行刺托洛茨基就是行刺墨西哥》。首席编辑在这一条新闻里要求当局作出最严格的调查,并对罪犯作出杀一儆百的惩罚,不管这些罪犯有着何种政治倾向和有着什么外国联系。这篇文章的措词力图造出大公无私、深怀爱国而且义愤填膺的印象。它的实时目的,是要把《民众报》与恐怖分子划出楚河汉界;至于那些恐怖分子,倘非今天,便会在明天被警方擒拿住的。《民众报》在早先一段时间里曾经向我发动了一场如火如荼的诽谤攻势,所以它现在这种防范措施,更是倍加必要。

  不过,就在这种用文字修饰的公正外表之下,已经小心翼翼的埋下了引人遐思的伏笔;这些伏笔在随后的数天里便得到了进一步的引伸。文章是这样的轻轻带过一笔:「这次袭击有着某种神秘莫测、令人可疑的方面」。这寥寥数语,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它们就这样过了关。但现在完全是清楚不过的了:文章的作者,预先为「自我袭击论」的可能性预留一笔,以便在司法调查落了空时可以拿来应用。文章的第二个伏笔的重大意义也不亚于前一个:它预测,「墨西哥的敌人」将会把行刺企图归咎于斯大林和莫斯科。墨西哥的敌人在这里给等同于斯大林的敌人。呼吁搜捕不管有着什么权势关联的罪犯——这么庄严的号召,所得的诠释却是十分的有限。

  这篇文章的迂回曲折和闪烁用词,是经过小心推敲的。文章本身的自相矛盾性,源出自当时局势的自相矛盾性和不确定性。在那时,调查的结果仍是未知之数。为防调查会成功结案,有必要置身事外愈远愈好。而要是调查落空,那便有必要保持行动的空间,可以自由走上诽谤迫害的老路子。与此同时,尚有必要把注意力引离开格柏乌愈远愈好,但却又不完全自缚手足。今日重读这篇文章,可知斧痕尽现。

  5月26日的《民众报》上的文章,主要是承接前一天的路线。《民众报》要求当局严惩有罪者。行刺的参与者或会立即落入警察手中的危险性,仍然是十分的高,所以便有这种不偏不倚的严苛呼声。

  《民众报》在5月27日便已经刊出了《托洛茨基先生自相矛盾》这篇尖酸的文章。这是把关于袭击的「可疑的方面」的伏笔加以发展的第一次尝试。文章断定,我对于突袭当时到底身在何处这一点,作出了自相矛盾的供词。这种含沙射影的不得宜,可真教人瞠乎其目。要是一个孤零零地居住在外地的人是有能力的把20个密谋者动员起来,还能够给他们提供警察制服和机关枪,那么,对他在袭击当时到底身在何处这一点,他也应该有能力预先准备一个答案。但且让我们不要对伪造的技俩吹毛求疪了吧。事情很清楚:《民众报》是在给「自我袭击论」的根据作出准备。

  而就在同一时候,调查遇上了重大的困难:杂志能够未雨筹谋,预见到许多个方面,它能够把它的行踪掩藏得妥妥贴贴。从袭击当天开始,已经过去了3天。就在这么一段长时间里,袭击的主要参与者们有着充裕的时机,持着事前准备好的护照离开墨西哥的国境;所以,可以视他们已经没有被捕的威胁了。《民众报》由此而相应地在5月27日采用了更大胆的口吻。在新闻页里,提到这宗事的已经不止于前面引述的那一则故事。5月27日的头条文章干脆声称,「随着每天过去,行刺企图唤起的重大疑问,看来是愈来愈有可疑,愈来愈不合逻辑」;尤有甚者,文章也提到「伪装」这个字了。文章把行刺企图归咎为美帝国主义者谋求干预墨西哥,而且美帝国主义者又显然是以我的合作为据点的。至于帝国主义者们的袭击对象为什么是我而不是其它人,该篇文章并无交代。而且,在墨西哥袭击一个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是怎么能令美国的干涉言之成理这点,也一样是令人费解。这篇文章是用吵吵嚷嚷的字句来替代分析和证明。

  尤须记取的是,在斯大林和希特勒结成同盟集团之前,《民众报》已经用种种的方式把我描黑为纳粹党人。只是自从红军入侵芬兰之后,我才突然变成了一个美国的特务。《民众报》就像斯大林向他的人员发出指令一样,随心所欲的把我对待。托尼丹诺及其盟友的种种煽动言词和幕后的手法,比起他们在报章上的所作所为,毫无疑问的是会更进一步。在随后数天的事件中可见,他们在警察当中尤其大做手脚。

  在5月28日,调查当局已经完全投向「自我袭击」论的见解。我的2名秘书奥托和查尔斯,及与我家庭有联系的2位人士B.和S.受到逮捕。《民众报》在取得胜利之后,小心翼翼的退身其事:它在5月28日该期,再一次保持了客观的位置。报章的督印人为什么要谨小慎微而非奋不顾身,这是清楚不过的。他们知道的内情比他们说出来的要多,他们对自我袭击论的说法,比起被他们诱导到错误的轨道上的警察们,是更无多少信任的。他们唯恐这种说法将会随时败露。所以,当他们把执持自我袭击论的责任转嫁给警察之后,《民众报》在5月28日便回复为一个保持警觉的爱国卫士的观察者。

  《民众报》在5月29日这一期里,不加评论的刊载了共产党的声明;这篇声明竟然不是要求惩罚恐怖分子,而却是要求把托洛茨基递解出墨西哥。就在当天,我们的家居和所有住客,被一团狂热的猜疑紧密包围着,把我们和外在世界彻底切断隔离。值得注意的是,就是在这种场合,托尼丹诺也会把克里姆林宫最露骨的口号留交由共产党领袖们来说述,而这些〔墨西哥〕共产党领袖们是一无所失的。托尼丹诺为自己谋求一道撤退的桥梁。

  6月1日的报章刊载了我致共和国检察官的函件,信上公开的点名伦巴度.托尼丹诺,指他在袭击的准备过程里在道德上是个同谋犯。继此之后,托尼丹诺露了半身。《民众报》在6月6日宣称,「墨西哥工人联会指责托洛茨基在(美国佬攻击墨西哥的)神经战中作为工具而效劳」。这是什么用意呢?这是一种毫无意义亦毫无事实根据的空洞言词!托尼丹诺以「墨西哥工人联会」的名义向当局提交了一份文件,这篇文件把该次袭击编成一幅无边无际而又极不明确的国际阴谋的围网,涉嫌者除了我本人之外,还广及其它方面、其它机构和其它个人。真是应有尽有,就是没有格柏乌。我们已经知道,只有「墨西哥的敌人」,才会怀疑到格柏乌。托尼丹诺以其各种把戏保持他作为格柏乌头号朋友的位置。

  在5月25日该期,《国民报》的第一版甚至没有提到行刺这件事,这与首都的所有其它报章回然不同。它在第二版里用以下这条题目刊出一则快讯:《托洛茨基在其居所被戏剧式的(!)行刺》。这份报章是根据什么而得出这个评价,这仍是个未知之谜。不幸的是,我不得不确定,这份报章在此之前有好几次在毫无根据之下,企图把一些招人非议的行为推诿给我。

  有一点尤值得人们细细的咀嚼:在《国民报》把行刺称作「戏剧式的」同一天,《民众报》的标题是《行刺托洛茨基就是行刺墨西哥》。骤眼看来,《国民报》似乎是比《民众报》对袭击的受害者表现出更多的敌意。但事实却非如此。《国民报》的行为只不过是显露出它远离斯大林主义的消息来源,结果也远离袭击的消息来源,比诸《民众报》更甚。《国民报》有着尽其所能以图讨好斯大林派的编辑们;他们知道,最简单干脆的做法,就是说一些使我招人怀疑的说话。当编辑们收到有关我家受袭的消息,其中的一个编辑更立即灵机一触,想到一条冷嘲热讽的公式。正是这个事实,表明了《国民报》的编辑们并不知道他们自己在写些什么,而这和《民众报》的编辑们是大异其趣的。

  可是,应该注意的是,这两份报章在翌日的线路是走在一道了。《国民报》从《民众报》的行藏中,看到它自己可是太漫不经心地脱口说出了行刺企图的「戏剧式」的推论,于是它急流勇退,采取一个较为看守的位置。至于《民众报》,它在确信行刺的参加者中没有任何人被拘捕之后,开始转移到「戏剧式的」行刺企图的位置去。5月27日的故事《托洛茨基先生自相矛盾》,也在《国民报》同时刊出了。

  所以,在经过以《民众报》刊登的文章为基础而作的分析,并把这些文章与《国民报》的文章作出比较参详之后,可以确定的说,托尼丹诺是在事前知道行刺企图的预谋的,哪怕他所知道的是最为一般的概况。格柏乌在同一时间里——经过不同渠道——筹划行刺的阴谋计策、政治防卫和令调查无从入手。《民众报》在关键的日子里,无疑是从托尼丹诺本人处接收指示。而且大概舍他之外,不会有其它人是5月25日该篇文章的作者。换言之,伦巴度.托尼丹诺在道德上参与了预谋行刺,并且在道德上掩盖其蛛丝马迹。

  为了对袭击的背景及关乎调查的一些状况有一个较为清晰的理解,便有必要就我的守卫说上几句话。有报章的报道把我说成是把近乎陌生不相识的人「雇用」为守卫,而那些守卫是为了薪酬而工作云云。所有这些说法都是子虚乌有的。打从我流亡到土耳其以来,也就是说,几乎12年来,这支守卫人员便已经存在。守卫人员的组成是视乎我所居住的国家而不断变换,但其中有好几个合作者是随同我从一个国家移居到另一个国家。守卫经常是由年轻同志组成,他们由政治观点的认同性而与我联结一道,并且是由我那些较为年长、经验更为丰富的友人从志愿者当中选拔;而那些志愿者从不患寡。

  我所隶属的运动是一支年轻的运动;这支运动是从来自莫斯科的寡头集团及其在全世界的代理人史无前例的连串迫害下兴起的。一般来说,历史上再难找到另一支运动像第四国际那样,在那么短暂的时间里折损了如许多的牺牲者。我个人深信,在我们这个战火连天、充满巧取豪夺、满目苍夷和各种各样狰狞兽性的时代,第四国际是注定要履行一个伟大的历史的角色。但这是未来的事。它的昔日只知道有打击和迫害。过去12年来,没有人会想望靠第四国际的帮助为自己创一番事业。是出于这个理由,参加这个运动的人都是忘我、坚信,随时准备把物质利益抛弃,更不惜在必要时把性命牺牲。我没有意欲掉落到理想化中去,但我容许自己这么说:在任何其它组织里,是不大有可能像第四国际一般,有这么一大群各式各样的人那么忠于自己的旗帜,那么的无顾于个人的虚荣。我的守卫一向就是从这种年轻人中征募得来的。

  在墨西哥的守卫最先是由年轻的墨西哥朋友们构成的。但我不久便确信,这种安排有不便之处。我的敌人们有系统地试图把我卷入墨西哥的政治,以此来使我无法停留在这个国家。而我那些年轻的墨西哥朋友们,他们既然住在我的家里,时间一长久,便会相当程度上被看成是我的政治影响力的代理人。因此我不得不拒绝让他们担当守卫,并且用上外国人来替代他们;这些外国人主要是美国公民。他们全部经过我那些深富经验的年长朋友挑选之后才派遣过来。

  为了彻底的清晰无误,容我再补充一点,就是那些守卫员都不是由我来供养的(我没有这种资源);一个在朋友和同情者之间募集必要经费的特别委员会担负了这方面的费用。我们——我的家庭和守卫们——生活在一个细小而封闭的公社,四堵高墙把我们和外在世界隔离开来。凡此种种状况,足以说明我是大有理由信赖我的守卫,相信他们不会叛卖或犯罪。

  而尽管有着所有这些防范,但若以为这样便绝对排除有个别的格柏乌成员潜身到守卫队里的可能性,这当然是不可能的。调查打从一开始便对那个被掳走的守卫罗伯特.舒尔敦.哈特抱有怀疑,把他视作袭击的同犯。我这样回答:要是舒尔敦.哈特是格柏乌的特务,他满可以在夜间把我杀掉然后跑掉,而毋须劳动到20个人众,使他们所有人都冒上重大的风险。再者,就在袭击发生的前一天里,舒尔敦.哈特整天在忙着购买小鸟儿、修理鸟笼,给鸟笼髹漆等等这类闲事。有关于指称舒尔敦.哈特是个格柏乌的说法,我仍未听到哪怕一个引人入信的论句。因此,我从一开始便向我的朋友宣布,我会是最后一个相信舒尔敦.哈特是有份参与突击的人。而设若我的所有假设都被推翻,舒尔敦.哈特的参与确是得到印证,那么,这在本质上亦无改变突击的整体属性。格柏乌在守卫员之一的协助或没有守卫员的协助下,组织了把我谋杀及把我的档案库焚毁的阴谋。这就是这宗案件的精髓。

  共产党在其正式的宣言中一再重申,个人恐怖不入其行动的系统云云。没有人假设这次袭击是由共产党组织的。格柏乌利用共产党,但格柏乌绝非和共产党融为一体。

  在有可能参与突击的人当中,据熟悉共产党党内生活的一些人提到,其中有一个人,他早年被开除出党,后来因回报他对党的某些服务而给恢复党籍。从调查格柏乌的犯罪手法的角度来看,「被开除」的这个类别一般都是深富兴味。斯大林帮在对付苏联反对派的首个时期,通常都特意把最不稳定的反对派成员开除出党,把他们陷入物质极度艰难的境地,从而让格柏乌有机可乘,把他们招纳,以在反对派内作特工。这个手法在后来达至完善,并推而广之运用到第三国际所有的党。

  被开除者可以分为两个类别:一些人是由于原则性的分歧而离开党,他们不再与克里姆林宫为伍,转而寻找新的道路。另一些人是由于处理经费不当,或犯有道德上的罪过,甚或是被指称犯有这种罪过而给开除。这第二个类别中的大多数人,他们已经紧密地依附到党的机器,他们已经没有能力干其它工作,并且已经习惯于特权的位置。像这一类的被开除者,他们构成了格柏乌宝贵的材料,可以被变作唯命是从的工具,担当最为危险、最为无恶不作的勾当。

  墨西哥共产党的长期领袖拉波尔特最近被开除出党,作为开除的根据是一项最为险恶的指控:拉波尔特这个人贪污舞弊,出卖罢工,甚至收取「托派」的贿金。可不过,最教人啧啧称奇的一点,却是拉波尔特竟然对那些极尽羞辱性质的指控甚至不试图作出辩解。这么一来,他便表现出,为了某些即使他本人也不敢反对的神秘的目的,把他开除是有必要的。尤有甚者,拉波尔特利用第一时间,在报刊上宣布他对党不可动摇的忠诚,即使被开除了出党也复如此。许多在同一时候被开除出党的人,也遵循了这同一个战略。这些人是可以干出任何事情的。他们将会执行任何命令,作奸犯科,务求不会失去党的垂青。还有可能的是,他们中的一些人之所以被开除,是为了在预谋期间把袭击的参与者先行移离出党,以让党不致沾上任何责任。至于开除什么人、利用什么口实,则是由藏身在幕后的格柏乌最为信赖的代表人来发出指示。

  把这一场谋杀编造为墨西哥工人突然起而自发的把「人民之敌」严惩处办,并以此方式来向全世界的工人呈示,这对斯大林会是大为有利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值得注意的是格柏乌很热衷地一而再的,不惜一切代价以把我和竞选墨西哥总统的那个候选人阿尔马桑将军联系起来。由托尼丹诺和共产党领袖发布的连篇声明,相当清楚无误的披露出这个策略计谋:寻求一个有利的口实,或是创造一个有利的口实,以让他们能够执起武器来对付敌人;而在这张敌人的名单上,我大概不会是叨陪末席的一个。该无疑问的是,在「墨西哥工人联会」的工人民兵里,是有一支由格柏乌创设的秘密突击队,由之担任最危险的勾当。

  我在报章上利用每一次场合,反复要求设立一个公正无私的调查委员会,以检验所有虚假的报告;我这个要求是为了杜渐防微,及时制止上述的计谋。不过,即使没有一个调查委员会,墨西哥的公众舆论直到今天为止显然都对那些诽谤予以拒斥。按我所能判断,斯大林派迄今还未能在工人圈子中挑起对我的仇恨。与此同时,斯大林已经厌倦于守候「民众义愤」的爆发,格柏乌遂接到他的号令,还是要重施故技,用回更因循和直接的手法来行事。

  如此小心谨慎而又干练的突击,竟然出乎意外地落了个空,这是对斯大林的一个重大的打击。格柏乌必须在斯大林跟前恢复名誉。斯大林必须展示他的权势。再一次行刺的企图必然会卷土重来。会是用什么方式呢?很有可能是又一次纯然的恐怖行动,机关枪和炮弹兼施。但也完全不能排除他们会用捏造的「民众义愤」的手段来为恐怖行动作掩饰。墨西哥的斯大林特务之所以发动愈来愈恶毒的诽谤运动,正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克里姆林宫为了证明其对我的迫害是正当的,同时也为了掩饰格柏乌的袭击行动,它的代理人大谈什么我的「反革命」倾向。这就端视乎人们怎样理解革命和反革命了。在我们这个时代,帝国主义是最强大有力的反革命,不论它是以法西斯的形式或是披着假民主的外衣。没有任何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愿意容许我留在其领土。至于那些受压迫的或半独立的国家,它们或是在帝国主义的压力下,或是在莫斯科官僚层的压力下,拒绝把我接纳。这个莫斯科官僚层,目前在整个世界里发挥着极之反动的角色。墨西哥对我客气相待,乃因墨西哥不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由于这个缘故,墨西哥政府作为一个罕见的例外,证明是足有不受外来压力的独立性,能够按照其自身的原则作指引。所以,我可以声明,我在地球上活着不是依循常规,而是依循常规的例外。

  活在我们这个如许反动的时代,革命者不得不逆流而上。我是竭尽所能,全力以赴。我个人的命运,及与我亲近的人的命运,大抵是最无情地表述了世界反动的压力。我全然不会将之看成是我个人的功过:它是由千丝万缕的历史情势揉合而成的结果。不过,当托尼丹诺、拉波尔特这一类人等把我宣布为「反革命者」,我会是处之泰然,留给历史作最后的裁决。



  注:阿尔马桑(Almazan)是1940年墨西哥总统竞选中的右翼候选人。

  (李时译自《托洛茨基文集,1939-4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