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МАЛО ЗАМЕТНЫЙ, НО ВЕСЬМА ВАЖНЫЙ ВИНТИК 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МАШИНЕ

国家机器里并不醒目但极其重要的螺丝钉

列夫·托洛茨基

原文原载于《东方评论》230号，1900年10月15日
译者：Zveza


　　来源：https://www.marxists.org/russkij/trotsky/works/trotl984.html


　　从法律上来说，村社是俄罗斯国家体制中不可分割的元素，是一种社会的小细胞，尽管现在这个名称只有纯粹形式上的意义。毋庸置疑的是，目前的农民村社在结构上完全不是同一的，在整体机能上也能自给自足。而在它的法律形式外壳之内，分化过程已经发生了，而且还在继续发生，与之伴随的是村社细胞内部功能和关系的复杂化，以及这些细胞与各种社会机体之间越来越多的互动。这种互动反过来让村社内部的现实更加复杂化，实际上抹消了，并且还在继续抹消村社的边界；它表明一种趋势，即在城市和农村，都在不自觉地以一种新的方式、新的特征对社会成分进行分类。

　　“……对当今农村最肤浅的看法,” 乌斯边斯基，这位满怀激情的俄罗斯乡村艺术家和乡村利益的热烈捍卫者说, “也不会把全体农村居民和整个农村的观点和愿望看成是 ‘合而为一的’。以村社土地所有制来证明乡村利益的均一性，就像基于村社对彼得堡输水道的占有来进行论证一样，显得很不公正……（如果）我以水资源分配的一视同仁和切合实际为基础，认为成千上万住在各自寓所而同饮一江水的人们有着同一的目标、愿望和渴求，哪怕只有一定程度而已……（那么我这种看法也是犯了错。）”

　　（格·伊·乌斯边斯基[1]，《合而为一的村社》）


　　尽管农村的现实情况极度复杂化了，但它的行政制度几乎没有任何变动；乡公所仍然充当着乡一级单位的行政管理。农村现实提出来的新需求、新渴望和新任务都在旧的乡行政机构下得到回复、满足和解决，而这台旧机器已经越来越力不从心了。
　　在俄罗斯的欧洲部分，随着农村生活条件所提出的任务变得愈发复杂，它的许多重要方面都转而由地方自治局这个比“乡”更内行、更有力的机构接管了，并且，毫无疑问的是，我们社会生活的进一步健康发展会导致一切全国或是全州（省级和县级）的问题脱离乡的管辖范围，并将它们转交给政府和地方自治机构管理，而后者的权限还会进一步扩大。
　　但也是在俄罗斯的欧洲部分——这里的地方自治局一部分和农村公署及乡公所平级，一部分比它们高——乡公所的管辖范围仍然过于宽泛、方面太多，甚至到了无所不包的地步，这样这个机构的工作才能适应它的一切任务。
　　而在没有地方自治局的西伯利亚，这里保留了完整的，并且极其重要的农业部门，也完全或是几乎没有触动“俄罗斯式”的乡制度，这里的情况又该怎么说呢？就拿流放移民和行政流放犯人，以及学校和道路方面的事项来举例吧……
　　为了向读者略为说明乡公所的文牍业务涉及范围，我在此给出一份有点干巴巴的，但是也很有借鉴意义的“卷宗”和“事务”清单（当然，不是全部），这些东西是由乡里的文书官和他的助手们（1-4人）负责的。
　　户口名册（统计乡里的人口）；
　　农户清单（统计农户经营情况——财务清单、雇工人数，甚至是寄住人数……）；
　　统计赋税徭役摊派的册子（这是最为困难的财政统计，与它相对的就是财政政策！）；
　　记录移入下年度的结转金额（“乡”充当了金库，负责给本地段的医生、护士、助产士发放工资，以及给行政流放人员提供补助……）；
　　记录村社的款项（这是乡“财政部”的财务报表）；
　　记录契约和合同（乡公所在这种情况下充当了公证事务所，证明农民之间或是农民和其他阶层的人订立的契约）；
　　记录乡法庭的判决，包括：а)民事判决，б)情节轻微的犯罪；
　　记录农民的犯罪前科；
　　记录证件方面的收入和支出；
　　记录居民马匹的派遣情况；
　　记录粮食储量和财产保存的情况（指无人照管的财产，要么因为主人死后没有继承人、主人失踪或是去前线参战……；这里也包括保存在乡里的物证）；
　　记录失群的牲口情况；
　　记录商贸证明（尽管并非所有乡都有这一项）；
　　为年轻人应征加入现役部队，以及一级、二级民兵部队的情况登记；
　　为地方的预备役下层军官登记（以防征兵、调入民兵部队等情况导致空缺）；
　　记录暂时离开本乡的预备役下层军官；
　　记录从其他乡过来的预备役下层军官。
　　这些“记录卷宗”是在西伯利亚和每个“俄罗斯”的乡里都有的。而西伯利亚的乡里还要再加上一些特殊的卷宗，用来管理囚犯和被流放人士：
　　用于给划归本乡管辖的流放移民登记的册子（在有些乡里，他们的数量比农民还多）；
　　登记女性流放移民的册子（相较而言这个数字非常微不足道）；
　　税额登记册（流放移民们也要交税，税款汇入“移民资本”当中）；
　　记录被村社判处流放的农民；
　　为被押解而来、在此中转的囚犯登记；
　　记录囚犯饮食补贴的收入和支出，这里也包括被押解的囚犯。
　　主要的“卷宗”就是这些。其实，恐怕任何一位经验丰富的乡文书官都能从我列出的清单里看出不少重大缺漏，不过我想上面列出来的这些已经足够了。然而，乡公所的业务范围还不止于这些“卷宗”：除了“卷宗”以外还有“事务”，那简直是数之不尽。
　　各位可以从这些“事务”里找到和修补道路、开办学校有关的事，找到和收获状况或是收获形式相关的事，找到监护人的有关事宜，等等等等。如果要把所有事项列举出来，那么，用福音派的话来说，整个世界都会装不下这本鸿篇巨著。难怪当我和一位熟识的乡文书官聊到他的职责时，他言简意赅地给自己的工作下了定义：“一句话说，就是无所不包”，而如果谈话者中有个新来的，文书官就会从眼镜盒里拿出一页从墙历上撕下来的皱巴巴的纸片，在它的背面，在历史事件纪念日的列表和午餐食谱中间，写着一个标题——我借用它来做这篇札记的标题，让它更加丰富多彩——“国家机器里并不醒目但极其重要的螺丝钉”，标题下写着：“哪个部门和乡文书官不沾关系？别说内政部门，几乎所有部门的官员都要围着乡公所转：军事部门——需要各种征兵名册，财政部门——以稽税员为代表，司法部门——以侦查员和警察署长为代表，教育部门——以学监为代表，宗教部门——以监督司祭为代表，农业部门——则需要统计数据。除了海事和外交，一切都要围绕着乡公所来提出要求和指示，而文书官必须对一切事项给出批复。”
　　“它说得还是不对，”文书官补充道，同时把这珍贵的文件藏回了眼镜盒底。“我们同外交部门也有往来。有一次我们的水手在英国喝醉了，没赶上出发的轮船。然后领事把他送回了国，因此我们就和领事有了书信联络……而后备海员呢？要知道，是我们对他们进行入门训练，也就是说和海事部门也有关系。一句话说，就是无所不包！……”
　　因此，乡文书官一个人就结合了：财务员、统计员、农艺师、铁道工程师、建筑师、公证人、司法侦查员……
　　显而易见的是，文书官的各种操劳都只是让事情看起来更漂亮而已。他“在试验的基础上”准确地确定收成数量，但实际上根本没做试验。他坐在乡公所的楼房里，编制了修缮道路、建设和维修桥梁的方案，然后基于自己这些方案向上报告工作成果，而实际上根本没人去补什么道路，也没人去搭桥修桥。在其他不少工作方面，乡文书官也根据需要，用类似的办法偷工减料。然后，他们就把这些半真半假的数目呈报给上级，这些数字经过处理之后变成了官方和地方自治局许多统计研究的基础，而这些统计研究又成了国内政论家们激烈论战的对象。
　　还要强调的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乡公所的这些面子工作，或者说是充满文牍主义的办公，其实无可非难……“在如今的乡村生活中，”上文引用过的那位作家，格·伊·乌斯边斯基说过，“精准性是履行文案职务时最为明显的特征。”他用这么一句话描述了被乡公所的“特别紧急动员令”（1877年夏天）搞得乌烟瘴气，却又可以说一丝不苟的乱象，随后又说：

　　“他们简直是完全不扯原因，也从来不问他们要赶到哪去和为什么要去。女人、母亲和未婚妻当然是哭哭啼啼，鞋匠彼得也舍不得就这样割舍自己的手艺、贱卖手头的工具；但没有任何一个人的心里闪现过哪怕是这么一个问题：为什么会这样，我要去哪？——反正是乡里下的命令。不过，为什么要去和要去哪，这些问题也没人回答——村长不会回答，乡长不会回答，文书官也不会回答。就没人会问，或者准确地说，他们已经不习惯发问和思考‘把这些只会发号施令却从来不讲道理的公文发来我们村子，到底是什么意思’了。”

　　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已经过了四分之一个世纪，这方面的生活难道真的有很大变化吗？……


注释：

[1] 格·伊·乌斯边斯基生于1840年，是著名的民粹派小说家。到19世纪70年代，他主要描写城市小市民，比如工匠和小官吏的日常生活，之后转向描写农民的生活。他的民粹派作品清晰地展现了乡村是如何在货币经济的发展下一步步瓦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