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ЗАКОННАЯ ОППОЗИЦИЯ БЕЗЗАКОННОМУ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У
反对不法政府的合法反对派
列夫·托洛茨基
原文原载于《火星报》29号，1902年12月1日
译者：Zveza
外国报纸报道说，冯·普勒韦[1]已经对各县农业委员会的宽大仁慈感到厌烦了，他建议省长们应该遏制地方自治局的过激思想，不要让省里委员会的讨论超出“对施肥方法的比较评价”这样的界限。从部长宝座上高高抛下呲声并不是什么意外。这些委员会本应该对得起“宝座高处的宝贵信任”，但它们“辜负”了，所以被要求保持沉默。这一切都合乎逻辑。
实际上，从县委员会的头一场会议就能明显地看出，它们在做的并不是“不辜负上头的信任”，而是地方自治局对官僚主义政治专制的审判。不过——这一点正是我们政治生活的其中一个诡异之处——被告同时又是会议主席，他有权随时休庭。我们的被告当然行使了这项权利。
有些报纸反映了部长办公厅传出来的“意见”，阅读一下它们对委员会的态度会获益匪浅。《公民》[2]宣称委员会是“反对派胡扯的温床”，《莫斯科公报》多年来并没有丧失敏锐的目光，它在委员会中间只找到寥寥数个没跌进“自吹自擂和姑息纵容的泥潭”的正人君子。但委员会也在俄罗斯新闻界找到了个有力的靠山——老前辈阿·谢·苏沃林[3]。诚然，《新时代》也承认说，确实可以指责大部分委员会，说它们的“某种狂热过于宽泛地覆盖了每个问题”，但是——反对派？可敬的奴才困惑地问道——在哪？反对谁？这只不过是“地方活动家被委以重任，所以才如此工作”，而没有委托他们去当反对派，也就是说根本谈不上这一点。当然，并非没有过“胡扯”，也有不讲策略的情况，比如“对特别会议规定的程序表示不满”，还有姑息纵容和自吹自擂。但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根本没人注意到这些活动家的空谈”。该报指出，“他们用绝妙的委婉和政治分寸讨论了，比方说，莫斯科地方自治局代表预备会议上的问题。任何有可能引起哪怕最轻微指责（说自治工作者在向特别会议强求什么东西）的条目都被立刻排除在决议之外了。”真是委婉、恭敬又殷勤的自治工作者！真是善良又宽厚的奴才！
《新时代》的观点把自治工作者们保护在自己的羽翼之下，认为他们受了梅谢尔斯基[4]和格林格穆特[5]的压迫，如果要简练地表达这些观点，可以这么写：先生们，自由主义的工作者们并不是在使坏，而是因为他们的忠心多到溢出了。就算稍微闹得过头，他们也只是在“受命行事”。再说，也必须时不时的给这些久疏考验的人们来点政治锻炼。没有什么好怕的：毕竟我们都清楚得很，这里并不会冒出什么过错。
我并没有夸大其词。9560号文件里白纸黑字地写着：“彼得堡的办公厅越是有可能以某种方式忽略掉自己的工作，那些不害怕这种前景，反而尽职尽责的勤劳者该受的尊敬就越多。”而省内相当一部分自由派报社也以令人赞叹的天真——虽然这种天真转变成了自负和蛮横——表达了同样的想法。
因此人们觉得，地方自治的工作者们自己早就知道他们的辩论和决议实际上完全是徒劳无功的，但是他们“不害怕这种前景”，而是庄重地练习这有着独特意义的公民体操。是这个样子吗，我仁慈的阁下们？
而我则宁愿认为，情况并非如此。我情愿相信，他们地方自治局的反对派，这些“仁慈的阁下”不会容许自己被这些合法报刊里不务正业的自由派评论家哄得团团转，这些人靠着向他们颁发成熟公民的证书，给他们的无能一点慰藉。我衷心希望，他们能够向“彼得堡的办公厅”提要求，让他们反对派的声音得到关注和尊重。
在县委员会上，他们拼命缩成一团，给自己那些违法的反对派愿望套上警察合法性的外衣，向自己的立宪要求里添上抽象到空洞的形式，最后的成果是，《新时代》在他们的决议里没发现丁点“反对派”的意思，有的只是那值得赞颂的一片忠心。如果冯·普勒韦和维特先生[6]也没“发现”他们伪装起来的反对派身份，又该怎么办呢？他们能不能在自己心里找到——他们必须要找到！——足够的决心，用清晰的政治发言向专制政府的代理人宣布“他们是何方神圣”呢？
他们打算在省委会上坚持什么策略？他们会不会乖乖地听命于省长先生们？他们会不会同“毫无意义的幻想”告别——这不是第一次，肯定也不是最后一次——而开始对施肥方法做些清醒的评估呢？他们能不能重新证明自己对得起“宝座高处的宝贵信任”，再顺便证明一下自己理应得到那位在“内外政策”方面资历深厚的老鸨（译注：指苏沃林）的鼓励和庇护呢？
或者说，他们终于第一次感觉到自己是国家的公民，而不是一群小学生了？他们敢于把精确制定出来的政治纲领带到省委和自治局会议的讨论中去吗？省长叫停会议之后，他们能不能重新召开会议，由他们选举出来而非指派到他们头上的人领导，也不怕证明自己是否对得起历史高处的宝贵信任呢？
如果不是沃罗涅日县委英勇的政治举动[7]至今仍然无人能比，如果不是《解放》在反映自治局圈子里的主流观点时像奴才一样畏手畏脚，让反对派的策略依赖于冯·普勒韦和维特先生（在自治局看来，他扮演了俄罗斯的内克尔[8]这样一个角色）之间的冲突（见《解放》第10号），那说不定还能给出个肯定的答案。
可以肯定地说，如果俄罗斯的自由要从自治局的反对派那里诞生的话，那它永远也不可能得见天日。不过幸运的是，它还有对可靠得多的“爹妈”：其一是革命的无产阶级，其二是正在吞噬自身的俄罗斯专制制度的内在逻辑。
是谁从“我们生活这可悲的状况”里获利了呢？某位政论家发问道。然后有人勇敢地回答说：“唉呀！得利的只有俄罗斯专制制度、俄罗斯人民和俄罗斯自由的表面朋友——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它用尽一切借口，随着正当的、日常的社会生活的不断削弱而成比例地壮大起来，它借口说要反制自由主义过火的一面，要减少社会和个人的主动性（真是好“借口”！），要应对经济危机，它不断成长，越来越多地把人民生活的一切自由职能揽入囊中。”
这段话的出处不是沙拉波夫先生的外国小册子，也不是斯塔霍维奇先生[9]的最新演讲，《解放》的立宪派那里也找不出这些语句。都不是！它来自《公民》的编辑部——术师菲利普[10]的竞争者，不知疲倦的句号公爵（译注：这是梅谢尔斯基的绰号，指他给改革画上了休止符），七波耶会议[11]这一国家遗产的无私捍卫者（公家出钱打的广告不算数），竟然在渴求自由……我的读者，这一天很快就会降临在神圣的罗斯大地上。因为，假如今天，梅谢尔斯基公爵这只反动午夜里的老公鸡走了调，吐出一些不那么“立宪派”的音符，那谁又说得清明天会发生什么事呢！
而就在昨天，《公民》就以守旧的姿态站了出来，威胁农业委员会这个“反对派胡扯”的温床！就在昨天，梅谢尔斯基公爵就做了个爱国主义的噩梦，说有个“有学问的自由派商人”把俄罗斯国体的问题讲得庸俗不堪。那么今天……
你是怎么了，公爵？你的政论是出了笔误（lapsus）？是在时代精神面前听天由命了？是官家不再出钱打广告了？
还是说你这只老硕鼠也注意到了俄罗斯专制制度这艘船上无法补救的漏洞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最好快点，再抓紧点，因为明天说不定就来不及了……
但《公民》的编辑部不仅自己变成了反对官僚集权的“自由”保护者，还把亚历山大三世变成了自由的秘密崇拜者。原来，这位“伟大的加特契纳隐士”——愿人间为难他！——只是梦想着把俄罗斯从“官僚主义和集权的压迫”下解救出来。原来有时候你的政治同伙会藏身在这种地方！
那些心里已经暗自给自己加冕了的立宪主义者想道：“专制政体是多亏了它那些表面朋友——官僚体制和集权制度——它那无所不包的浪潮才能自下而上席卷一切，把一切自由都消灭在萌芽之中。那自上而下的温和浪潮会不会更好呢，用它为每一个硕果累累的思想、每一件生命攸关的工作带来自由不是会更好吗？”
确实，——用这种贵贱通婚的形式与自由结合在一起的专制主义不是会更好吗？这不就像是用抄着《大宪章》[12]的羊皮纸裹起来的马鞭吗？
我不会在这里仔细研究梅谢尔斯基公爵的“自由”在他那套时评黑话里到底是什么意思。也许他说的是斯拉夫派那种甜得腻人的“自由”吧？来自于各种“文牍的”，或者说法律的担保，还有负责执行担保的、“以温和的浪潮自上而下地”进行灌输的开明专制意志？换句话说，或许这不过是……没了政治自由的自由？这个问题很含混，但有一件事是清楚的：为了专制制度的利益，所以（对于公爵来说，这当然有因果关系！）人民、集权制度和官僚体制都要为社会的首创精神让路。我们的民粹自由派和斯拉夫自由派评论家好几十年来都在孜孜不倦地追求这个依赖于公民首创性的专制调子，而他们的尽心竭力可真是自我毁灭！专制制度不是别的，而正是无所不包、专横发令的官僚制度，这不是对于它的误读，而是由于其内在的政治意义。我们这些自由派的傻公子们没有用那一个个社会事实去证明这无可置疑的真理，反而否认专制制度和地方自治利益之间的冲突，不断腐化社会的思想。有些人是先天考虑不周才这么做，还有些人是希望用两三个机灵的三段论“哄骗”住专制制度。但不管是前者的政治愚钝还是后者的政治狡诈都构成了我们政论思想史上最耻辱的一页。没有任何“不可抗力”能在这里充当借口。不要再用“热爱自由的专制制度和立宪主义的鞭子”这种假象污染大众的知觉了，而是要从陈腐国体的意识形态感受之下把大众的知觉拯救出来、清洁干净——这才是唯一一个值得让政治人物去做的任务。
必须要说的是，专制制度在梅谢尔斯基公爵那里到了自我否定的地步，在祖巴托夫[13]和冯·普勒韦、奥博连斯基[14]和瓦尔[15]那里变得自我吞噬，它自己就简化了我们的任务。我们唯一必须要做的，就是我们自己不要顺着统治集团的心情见风使舵，改变反对派的计划和革命运动从而拖延胜利到来的时刻。而我相信，社会民主党将会忠于它自己。
在这种曲折前行的紧张政治环境中，在这种管理者“孤军奋战”、反对派动荡不定、革命者手足无措的混乱中，在各种潮流和情绪的混沌中（它们的短命让它们没法变成引领性的方向），只有一个革命无产阶级的党才有幸能够意识到自己政治立场所具有的巨大力量。
专制制度的寻衅之徒那些小把戏也很难把它扔进祖巴托夫的掌心（就像专制制度跳起了卡玛林舞当作嘲弄）和政治恐怖的赌局之中，而在这些阴险背叛的把戏和疯癫狂暴的迫害下，它也会一以贯之地做出回应，那就是扩大和深化它的革命工作。许多政治方针都会更替，许多出现了又消失的“政党”都声称要改进社会民主主义的纲领和策略，但未来的历史学家会说：这些方针和政党都只是觉醒的无产阶级伟大斗争之中的小插曲。无产阶级因为自身的社会性质充满革命性，而绝不是因为受了迫害；它永远在引起变革、又变革自身；在每一次政治交锋中都忠于自己的阶级性，在政治和社会解放的道路上，它始终步履沉重，却坚定不移。
注释：
[1] 冯·普勒韦（1846—1904）早年在司法部工作。70年代时，他在圣彼得堡法院的工作与当时的反革命运动密切相关，他曾多次亲自向亚历山大二世报告政治犯罪案件。1881年，在镇压人民抵抗运动期间，普勒韦被任命为国家警察局局长，是国务秘书卡哈诺夫所成立的国家保护委员会的成员。1884年，普勒韦成为参议员和内务部副部长。1896年，他获得国务秘书衔，1899年被任命为芬兰国务秘书大臣。
西皮亚金遇刺后（1902年4月4日），普勒韦被任命为内务部长，成为尼古拉的头号心腹。作为侦查和挑拨的专家、俄国第一次犹太人大屠杀的组织者，普勒韦一度在警察"社会主义 "的发展中起了很大作用。在他的赞助下，祖巴托夫组织（为破坏革命工人运动而建立的伪工人组织）蓬勃发展。在反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斗争中，他证明了自己是极端措施的坚定支持者。打击各种形式的"谋反"是他活动的主要内容。他平定了波尔塔瓦和哈尔科夫两省的农民动乱，对莫斯科、维亚特卡、库尔斯克等省的地方自治局机构进行了行政审计，关闭了沃罗涅日地方的县农业产业需求委员会。在基希讷乌大屠杀期间，他明显对暴徒进行了赞助。他还是日俄战争的坚定支持者和发起者之一，认为日俄战争是分散群众对国内事务注意力的一种手段。
1904年7月5日，普勒韦被社会革命党人萨佐诺夫投进马车的炸弹炸死。这次刺杀是由社会革命党的激进派组织的，普勒韦亲自从警察局派遣到社会革命党组织的著名内奸阿泽夫工程师也有密切参与。普勒韦的活动不仅引起了革命界的仇恨，而且激起了自由派"社会"的显著敌意。——《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2] 《公民》：自1872年起出版的周刊，从1887年起改为日刊，1898年又改为周刊。1872年起的责任编辑是格拉多夫斯基，之后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普茨凯维奇，最后是梅谢尔斯基公爵。1893年起菲利佩乌斯成为责任编辑。该报一开始的纲领是比较温和的保守主义，后来逐渐采取了越来越果断的反动立场，成为19世纪80—90年代贵族反动的文艺支柱。1905年及以后，该报每天都长篇累牍地对革命民主进行系统性的骚扰。该报公开声明自己代表贵族的意向，为黑色百人团进行无耻的大肆宣传。——《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3] 阿·谢·苏沃林是著名的反动记者。苏沃林在从事政论活动之初与自由派报刊合作，攻击反动报刊，甚至因此受过警察的镇压。1876年，他开始出版《新时代》报，自此从半自由主义者变成了黑色百人团分子。苏沃林在政府慷慨资助的《新时代》版面上频繁地骚扰犹太人、革命工人和知识分子。——《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4] 弗·彼·梅谢尔斯基（1839—1914）是著名的反动派、黑色百人团分子。他年轻时是一名警察的诉讼代理人，后来在彼得堡当了县法官。60年代，他写了几部小说，并与《莫斯科公报》、《俄罗斯通报者》和其他反动刊物合作。1872年，他开始出版君主主义倾向的《公民》报。之后他也是该报的编辑。后来，他创办了《友爱的话》报纸。40年来，他在他的报纸上不断宣扬"专制、正教、人民性"的思想，对任何革命思想的表现都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对尼古拉产生了影响，并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维特在回忆录中对梅谢尔斯基作了如下定性：
“梅谢尔斯基公爵——《公民》的编辑出版人——几十年来都靠政府的大量补贴过活，并认为领取这种补贴是他不可剥夺的权利。他寡廉鲜耻，只要有所需求或是有利可图，都会卑躬屈膝，而对于那些他不需要的人又马上举止倨傲。公爵性情阴鸷，他曾说自己"坚信"如今除了立宪就没有其他出路了，然后在10月17日，革命的风暴过去之后，他就开始雷厉风行地推行新法，现在又开始老调重弹。幸好他得到了报酬。”（《回忆录》，第459页）。
[5] 格林格穆特（1851—1907）是著名的反动派，曾任《莫斯科公报》编辑。格林格穆特在1880年就开始为反动的《莫斯科公报》工作。从1896年到去世，格林格穆特一直是这份报纸不可替代的编辑出版人。在1905年革命期间，格林格穆特在《莫斯科公报》的版面上不断呼吁对犹太人进行大屠杀，坚决反对革命运动。他不单单局限于文学活动，个人也非常积极地参与了莫斯科黑色百人团组织的创建，并且有充分根据地认定他是莫斯科大屠杀的领导人。——《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6] 谢·尤·维特伯爵，生于1849年，是亚历山大三世统治后期和尼古拉二世时代的政治家。在众多的平庸者，甚至是单纯的无知者中，他为两届政府的国内政治定下基调，无疑是一个天才的组织者和政治家。他的名字与专制政府的经济政策联系在一起，他的目的是通过加强铁路建设、解决货币流通和国内保护主义制度来发展和巩固俄国的资本主义。维特在俄国资本主义发展中一个毋庸置疑的功绩（1892—1903年任财政部长时）是他在1897年进行的货币改革，在俄国确立了直到1914年战前都相当稳固的金本位制度，金币取代了以前的纸币，为外国资本输入俄国创造了先决条件。作为外交官，维特在日俄战争可耻战败之后的和会上表现突出，为此他获得了伯爵的称号。在1905年第一次俄国革命期间，维特作为总理，为专制制度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维特两面讨好：一方面，他发表10月17日宣言，宣称"自由"，与俄国社会的自由派眉来眼去，而另一方面则在内阁同僚杜尔诺沃的帮助下准备了用武力镇压革命运动的前提条件。然而，维特没能按黑色百人团封建贵族的意思充当沙皇制度惟命是从的工具。1906年第一届国家杜马召开前，维特遭到辞退，从此在沙皇政治中不再有任何作为。——《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7] 1902年8月26日沃罗涅日县委会的会议上，布纳科夫和马尔丁诺夫作了报告。第一位发言者在演讲时宣称：“不言而喻的是，俄罗斯生活的普遍停滞不能不引起人民的贫困、人民道德的堕落和许多其他的可悲现象，其中就有农业产业的衰退。在这种情况下，只思考和谈论一些局部的手段，比如设立农业指导员、合作社、试验田，加固护坡之类，与其说是有益，不如说是徒劳甚至有害的，因为它只会把我们的目光从真正重要的事情上吸走……我们应该思考和谈论的不是指导员和试验田，而是俄罗斯生活的整个结构的彻底改变。” 布纳科夫坚持政治自由的必要性，认为农业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发展。在同一场会议上，马尔丁诺夫宣读了一份文书，他强烈建议将农业问题与国家和政治的重要问题紧密联系起来。他在文书中说：“有必要向政府表明，我们迫切需要将农业产业的需求问题同与之密不可分的国家法律和经济改革的重大问题交托给一个合法的、全俄罗斯的、各个阶层的代表机构，还需要相应制度以依法保障参加该机构的当选人享有讨论国家问题所必需的言论自由和人身安全。” 在这些报告之后，委员会一致通过了相应的决议。沃罗涅日的地方自治自由派的政治言论只限于此，然而沙皇政府仍然加快了镇压的步伐。内务部副部长季诺维耶夫亲自前往沃罗涅日调查此事，出席委员会会议的所有成员——阿里索夫、布纳科夫、马尔丁诺夫、捷贾科夫、申加廖夫、科柳比亚金、佩雷利申等人遭到审判，并在警察监视下流放或迁移到其他城市。该案主犯马尔丁诺夫和布纳科夫被流放3年，第一次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州，第二次流放到诺夫哥罗德州。——《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8] 内克尔（1732—1804）是法国的政治家。作为一名银行家，他在金融界高层崭露头角，于1776年被任命为财政部长。在这个位置上，他试图通过大量贷款来改善法国的财政状况，但这些措施毫无成效。1781年，他公开发表了一份预算案，说明赤字的主要来源是王室的无边挥霍。预算案的公布招致了特权阶层、贵族和神职人员的愤慨，1781年5月，他不得不辞职。然而，在1783年，财政困难又迫使政府邀请内克尔继续管理财政。内克尔提出的唯一条件是，来年要召开三级会议，并且第三等级的席位要占多数。三级会议召开后不久王室就对自己的让步悔恨不已并坚决转为右派，起用一些毫不妥协的反动派进行组阁。7月11日，内克尔收到了辞退信，命令他立即离开巴黎。但7月12日至14日的起义以攻占巴士底狱而告终，这再次迫使国王召他入部。内克尔不断地在部门的利益和革命第三等级的要求之间摇摆不定，很快就失去了人气，并于1790年辞职。——《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9] 米·亚·斯塔霍维奇（生于1861年），前自由主义者，1905年转为极右派。1892年至1895年是叶列茨地方的首席贵族，1895年起任奥廖尔省省长。在那个专制制度最反动的时期，斯塔霍维奇在西皮亚金、普勒韦等人眼里是个革命者。1900年他在传教士大会上的讲话几乎导致他从首席贵族中降级，因为在1902年参加地方自治会议，他受到了"圣上"的训诫。1904年，他在《权利》杂志第2期上发表了一篇尖刻文章，讲述警察和宪兵在奥廖尔殴打一名无辜的穆斯林撒尔塔人。因为这篇文章，《权利》第2期被收缴，这篇文章出现在国外报刊《解放》第44期上。日益高涨的社会运动浪潮迫使斯塔霍维奇露出了他的真面目，昔日的自由主义者变成了一个头号保守的贵族。在省自治会议上，斯塔霍维奇是那些坚持认为国家杜马只有发言权的人之一。在省内会议上，他发言反对在政治权利上实现男女平等。斯塔霍维奇是10月17日联盟的组织者之一。他从奥廖尔州当选为第一届国家杜马议员，在第一届杜马人数并不多的右翼中占有重要地位。1906年6月14日，斯塔霍维奇与盖登、李沃夫一起成立了"和平复兴"这一杜马派别，同时继续留在"10月17日联盟"之中。当年7月10日，这些人以"和平复兴"党的名义发出呼吁，表示完全服从沙皇的意志，反对维堡宣言。1907年初，斯塔霍维奇从奥廖尔州当选为第二届国家杜马议员。1917年二月革命后，他任芬兰总督；十月革命中，他显然是一个不可调和的敌人。——《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10] 尼泽尔·安特姆·菲利普（1849—1905）是一位通灵术师、马丁派教徒和占卜师，在拉斯普京取而代之之前，他是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的顾问。——中译者注
[11] 七波耶会议是1610年7月17日废黜沙皇瓦西里·舒伊斯基，并在同年晚些时候邀请波兰人进入莫斯科的俄罗斯贵族集团。——中译者注
[12] 《大宪章》是英国国王约翰在1215年迫于不满他的贵族和教会势力的压力而签署的法律。《大宪章》宣布了限制王权、建立议会、个人自由、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等原则。——《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13] 祖巴托夫是莫斯科安全部门的负责人。他的"职业生涯"是从一个普通的煽动者和间谍开始的。他是第一个尝试在俄国推行警察社会主义的人，因此有了"祖巴托夫组织"这样的术语。祖巴托夫组织是伴随着工人阶级群众运动的出现而出现的，早在90年代末，专制统治者就开始考虑如何把工人的注意力从革命者的鼓动中转移出来，把工人运动从社会民主主义的道路转移到警察社会主义的轨道上。1902年2月，祖巴托夫在莫斯科组织了 "机械工人互助会"。1902—1903年间，祖巴托夫的组织在许多城市都有出现。警察把工人组织到这些和平的"开明"社团中，就不可避免地遇到了参加罢工的需要。因此，祖巴托夫组织作为一个整体参加了1903年的敖德萨罢工。但是不久后，祖巴托夫的活动开始引起上层对发动群众运动的严重担心，政府赶紧解散了祖巴托夫组织并驱散了他们的领导人，从而结束了他们的活动。祖巴托夫本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14] 奥博连斯基公爵是辛比尔斯克的首席贵族，后来转任赫尔松和哈尔科夫。1902年春，他镇压了哈尔科夫和波尔塔瓦的农民动乱，使整个乡村都受到无情的惩罚。根据社会革命党战斗组织的命令，社革党人卡楚拉尝试对他进行了暗杀。1904年，芬兰总督博布里科夫被暗杀后，奥博连斯基接替了他的位置，继续用他前任的方法平定该地区。1905年的革命使芬兰得以从他的"活动"中解放出来。——《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15] 维·威·冯·瓦尔年轻时曾在波兰当过军官，1863—1864年参与平定了波兰起义，后被调到内务部，先后担任雅罗斯拉夫尔省副省长和省长，随后又去哈尔科夫、维捷布斯克、波多利斯克、沃伦和库尔斯克省当省长。1892年至1895年，冯·瓦尔担任圣彼得堡总督，在这个位置上，他因与圣彼得堡革命工人和学生的斗争而"名声大噪"。1901年，他被任命为维尔诺省省长，他以暴君的凶残手段治理该省，其中包括鞭打政治犯等行为。这种措施引起了极端的愤怒，崩得成员鞋匠莱克特曾试图暗杀冯·瓦尔。1902年，冯·瓦尔是内务部副部长，负责领导单独的宪兵队，广泛采取挑拨和奸细行动。——《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