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照顾的大学生（列夫·托洛茨基，1903年1月1日，《火星报》第31期）

ОПЕКАЕМОЕ СТУДЕНЧЕСТВО

受照顾的大学生

列夫·托洛茨基

1903年1月1日，《火星报》第31期
Zveza 翻译

　　原文链接：https://www.marxists.org/russkij/trotsky/works/trotm014.html

　　众所周知，1902年的全俄大学生代表大会^[1]认为，大学生组织委员会“应该和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的地方委员会进行联络”。而现在，基辅同乡会和组织联合会议、基辅理工学院组织委员会发表了一封“公开信”^[2]，反对大会的决议。出于某种原因，公开信的作者们给这抗议加上了一层圆滑的伪装，说他们并不认为自己“侵犯了大会的职权范围”，只是对全俄大学生大会宣言的一个段落提出了“更宽泛的解释”。《公开信》的作者说：“大学生群体本身既不能完全依附社会革命党，也不能完全依附社会民主党。大学生群体本身是这两个政党和其他革命组织与团体招募成员的来源。由此，大学生群体不能偏向于这个或者那个革命派别。”我们不能同意《公开信》作者的论据。大会在提议大学生组织委员会与社会民主党委员会建立关系时，当然没有要求革命学生接受社会民主党的全部纲领。相应的决议所考虑的是与党接近，但并不是入党。“大学生群体本身”，也就是学潮、游行和政治决议的集体发起人，有它自己的面貌，而不取决于组成其中的这派或者那派学生的观点。这种面貌是民主的。基于“大学生群体本身”（当然，只有大会可以代表它发言而并不侵犯个别革命学生的信念）的革命民主要求，它同革命无产阶级的联盟是可能的、可取的。有鉴于社会民主党同社会革命党之间存在所谓的“派系”斗争（实际上要深刻得多），民主派大学生群体面临的任务是做出明智的政治选择，而由于是社会民主党通过其地方委员会在工人运动当中发挥主导作用，所以大会的决议在政治上是合理的。
　　但是，生活是以另一种形式抛出了问题。大学生当中最优秀的部分已经不再坚持今年2月“决议”的纯粹政治立场了，他们表现得越来越倾向于社会主义一方。我们只能是欢迎这股潮流，而如果它会引发分裂——那我们就欢迎分裂！对“分裂”的迷信式恐惧，哪怕这分裂实质上是深刻的进步——这种情绪我们就留给社会革命党吧，这样它就适得其所了。
　　《革命俄罗斯》（第13号）忠实地执行它的“社会革命党”办法，也就是把真正的矛盾埋进“空谈统一”这座陵墓——这次也是如此，它没有深入探讨问题，而是用合乎美德的笼统观点敷衍应付，坚持不懈地阿谀奉承、调和争端……
　　该报“高兴地”（当然了！）刊载了基辅有组织的大学生团体的“公开信”，并且表示，它相信“其他城市的大学生会完全同意基辅学生的观点，也就是不该把对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危害甚大的派系斗争引入到大学生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革命俄罗斯》说的大学生不仅是革命民主主义的青年，还有参加革命社会主义（不是简单的民主主义）斗争的队伍。这群大学生面对的事实是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之间存在“派系”斗争，而《革命俄罗斯》究竟能推荐他们做些什么呢？“为了革命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要建立一些社会革命党学生和社会民主党学生的“联合组织”，哪怕这两个党已经存在而且在互相斗争，是这样吗？还是说，应该事先就放弃深入思考派别分歧的意义，进而也放弃社会主义工作，因为后者要以选择政党为前提，因此也会造成分裂，对小资产阶级革命者的调和政策“危害甚大”，是这样吗？总之就是要倒退，对吧？但是二月“决议”里说的那个大学生的纯粹“政治”斗争也导致学术派和政治派分道扬镳……而在这些“政治家”当中，除了支持民主主义的大多数以外，还可能有些学生在“温和的父亲”的影响下倾向于司徒卢威先生那套限制资格的自由主义。为了避免分裂，我们是不是也要从政治活动里退回来？
　　诚然，《革命俄罗斯》出于某些原因只谈了分裂对“革命社会主义”大学生们的危害。但是，它还把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之间已经深刻、而且还在不断加深的分歧叫做“派系”斗争，因此在部分有识学生看来，“其中一个‘派系’（什么派系？）认为另一个‘派系’的冒进策略危害了革命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这个事实就失去了一切意义，难道这样就够了吗？社会革命党的先生们，现在只怕是应该丢开“话说半截”这种不中用的战术，丢开这些“痛心疾首”的措辞，丢开这套……鸵鸟一样的圆滑手腕了！
　　而联合会议的成员，当然不能要求他们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对于他们，我们则会这么说：
　　在政治领域，好的争吵往往比坏的和平更加有利。政治联盟依赖的是显而易见的利益共同点，而不是靠掩盖斗争任务和方法上的矛盾。

　　11月3日，也就是《公开信》发表三周之后，基辅联合会议发布了一篇纪念巴尔马肖夫^[3]的宣言，它证明联合会议倾向于社会革命党一边。这个事实就让人对《公开信》本身产生了反思。它不是在对大学生代表大会的决议做更宽泛的“解释”（这“调和”的诡辩真是幼稚！），而是在断然抗议大会的意图，反对把大学生的斗争同社会民主党的斗争联系起来。强扭的瓜可不甜！——我们可以对基辅联合会议说这种轻飘飘的话，但是不该用沙龙式的空谈掩盖自己真正支持和厌恶的东西，而是要用政治语言讨论“大学生群体不能偏向于这个或者那个革命派别”这个观点。不能？他们必须这么做！当然，除非他们愿意一直呆在革命发展学校的预备班里……
　　社会民主党只能如此希望——学院青年应该严肃对待革命理论的问题，而不是像现在时兴的这样，把它当成骗子而不屑一顾。了解社会主义思想领域的人无疑就会相信，脱离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无产阶级的战斗性理论，也可以说一些革命的漂亮话，在情况最为理想的时候还可以产生革命情绪，但是不可能创造出科学的革命思想。学院青年可以通过那些批评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大家”的例子来确证这一点，他们速度飞快，轻易就走过了貌似很长的一段路：从社会主义到温和善良的自由主义（司徒卢威先生），或者乃至于从社会主义到基督的神智学（布尔加科夫先生）。可以断言的是，一些革命团体内的某种理论“虚无主义”将会因为毫无原则和底线而无可争辩地让团体本身名声败坏，就和发狂的“批判家”们一样——他们就因为机会主义和反动思想而声誉扫地了。9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曾将进步社会思想从民粹运动的残余当中解放出来，而今后就和当时一样，在思想斗争当中焕然一新的科学社会主义将会再次独占学院有识青年的头脑。
　　一个“学者”参加社会民主党的队伍，就意味着他要承担起严肃的理论义务。马克思主义不是一学就懂的东西，它需要深入了解、深入研究。此外，有些貌似“批判”的行为企图在无产阶级革命学说当中夹杂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非批判要素并借此来腐化学说，马克思主义则要求对任何这类举动都采取严格的批判态度。在净化、保卫和发展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学说的工作中，革命的学者无论何时都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而革命的无产阶级无论何时都会对他们说：“欢迎你们！”

注释：

^[1] 于1902年3月初在基辅举行的全俄大学生代表大会发表了一份宣言，我们在此引用其中的一段话：

　　在全面审议当前的情况之后，大会得出以下结论：
　　（1）学生运动是一场政治运动。大会希望通过这个论点表达以下观点：学生运动在俄罗斯目前的社会制度中有着深厚的根基。实现大学自治的行动将与政府扼杀一切自决愿望的意图背道而驰。因此，争取学生权利的斗争必然是反对政府的斗争。对这种提法表示反对是不明智的，并且迟早会被生活的浪潮冲走。只要民众代表不能保证个人自由（君主制之下完全没有这种东西），学生运动就会继续下去。
　　（2）之所以必须提出这一点，是因为大会遗憾地意识到，并非全体大学生群众都能充分认识到革命有一种决定成败的必然性。大会认为，可以而且应该在大学生群体中展开宣传，以此弄清这个问题。大会确认了大学生和工人最近的联合行动，它全心全意地欢迎这个现象，并且希望学生青年和无产阶级之间更加团结。他们正步调一致地走在要求政治自由的道路上，而这正是社会主义纲领的第一步。大会认为，在大学生当中尽可能广泛地宣传社会主义思想是适当的。如果要清楚地了解无产阶级在我们运动中的作用和参与程度，他们就是必不可少的。大会认为，以下的举措适合更好地实现这一目标：在所有高等教育机构建立常设的组织委员会，并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地方委员会进行联络，同时大会提议由地方委员会向上述设想的组织提供协助。关于运动策略的问题，大会保留了使用各种形式的罢工和妨碍的可能性，同时提出，游行示威手段可以最为有效地引起公众对事件异常的关注。此外，大会还提议全体大学生组织探索新的抗议形式。考虑到统一行动是成功的保证，大会希望建立一个全体大学生的秘书处（中央局），以便于在各个组织之间正确建立关系。大会认为，可以由中央局出版一份机关报。出于同样的目的，定期召开俄罗斯学生组织的代表大会也是合适的。秘书处有权召开大会，并规定时间与地点。大会在完成工作的同时，认为自己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履行了对大学生群体的责任。它不希望空口保证说胜利轻而易举，以此哄骗学生。它不希望对残酷的现实视而不见。行动的最终目标是政治自由，这个问题前途未卜，但我们正以坚定而可靠的步伐向它迈进。诚然，我们的路上遍布牺牲，之后可能还要再失去很多东西；将来的运动还会不止一次地爆发又熄灭，但无论政府采取什么措施，都无法镇压生活本身创造出来的抗议活动。我们应当从这种意识当中汲取新的力量。大会希望同志们不要因为暂时的挫折而失去信心，团结起来、正确地组织起来，勇敢地起来反对专制政权的压迫。（《火星报》第18号，1902年3月10日）——《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2] 以下是《致俄罗斯高等教育机构联合会议和组织委员会的公开信》中最重要的段落：

　　1902年的全俄大学生代表大会再次清晰明确地指出了这种必要，由此忠实地表达了组织起来的大学生群体的观点，因此无疑是功不可没的。然而，大会宣言第2条的措辞当中说到“在大学生当中尽可能广泛地宣传社会主义思想”，这犯了某种狭隘的错误，可能会引起一些原则上和实践中的误解。这是因为，大学生群体本身既不能完全依附社会革命党，也不能完全依附社会民主党。大学生群体本身是这两个政党和其他革命组织与团体招募成员的来源。由此，大学生群体不能偏向于这个或者那个革命派别。同时，大会还认为，大学生组织委员会“与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地方委员会保持联系”是合适的，由此得出的观点不能不把整个大学生群体分割开来，因为大学生之中除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以外，还有社会革命党的成员，有乌克兰革命党、波兰社会党以及犹太崩得等组织的成员。在我们看来，正在追求统一这个目标的组织委员会不能采取这种立场，因为我们担心这会在大学生中间造成分裂，让大学生群体分成与我们革命运动的不同派别相对应的单独团体。
　　有鉴于此，基辅联合会议和基辅理工学院组织委员会一致决定，对全俄大学生代表大会宣言的第2条提出更宽泛的解释：大学生群体对在俄国活动的所有革命组织表示支持，并且充分意识到，必须在学生青年当中尽可能广泛地宣传社会革命思想，同时认为联合会议和组织委员会最好与当地现有政党的地方委员会建立联系，而不考虑派别差异（既是为了最好地安排计划好的宣传，也是为了其他目标）。
　　基辅同乡会和组织联合会议、基辅理工学院组织委员会。

　　《革命俄罗斯》第13号，1902年11月。
　　11月12日，基辅。——《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3] 巴尔马肖夫（1881—1902）是一名学生，也是社会革命党战斗组织的成员，曾经参加过克里米亚社会民主中央联盟的工作。1902年4月2日，他在社会革命党战斗组织的授意下刺杀了内务大臣西皮亚金。他于当天被捕，并于4月26日被判处死刑。1902年5月3日，他在什利谢利堡被绞死。
　　为此，社会革命党杂志《革命俄罗斯》（1902年12月，第14号）上刊载了一篇来自基辅的通讯，其中这样说道：

　　联合会议为这一天发表了一篇措辞优美的大篇幅宣言：《纪念斯·瓦·巴尔马肖夫，5月3日—11月3日》。宣言简要介绍了民意党恐怖斗争的产生，描述了西皮亚金死去前俄罗斯的政治形势，最后这样说道：“怎么办？怎么办？” 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坚决。现在已经很清楚，如果不进行坚决而顽强的斗争，不与俄国沙皇制度决一死战，生活就是不可能的。革命界的一部分人越来越坚决地表达想法，认为必须要对政府展开恐怖斗争。社会革命党承认恐怖斗争是各种手段当中的一种，并决定将自身的一部分分离出去，成立“战斗组织”（社会革命党），由它负责政府当中最为有害的成员。很明显，“战斗组织”首先选中了西皮亚金。近年来，整个俄罗斯的生活是一纸纯粹的起诉书，它针对的便是这蠢笨残忍的宠臣。于是，杀死西皮亚金的任务就落到了我们的同志，一位“战斗组织”的成员身上。所有人都知道，斯捷潘是多么大胆、多么英勇而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他在行动当中、在等待死亡的一个月里、在审判和处决时的举止令他的刽子手们都感到惊讶……
　　……冰冷漠然的人，甚至连他们的灵魂当中也会因为这种牺牲而激起对英雄的崇拜、对暴君的憎恨，而对我们这些自觉的战士来说，他的伟岸形象会永远受到最炽烈地热爱和最深沉地景仰。他英年早逝，不知葬于何处，但他的坟墓上依然回响着我们心中火热的悲泣。听到了好多义愤填膺的咒骂，说出了好多终身不渝的誓言，要出现好多为俄罗斯的政治和经济自由而斗争的新战士。——《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