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НОВЫЙ ПОХОД Г. ФОН-ПЛЕВЕ
冯·普勒韦先生的新运动
（就内务部的周年纪念施政演说所做的评论）
列夫·托洛茨基
原文原载于《火星报》34号，1903年2月15日
译者：Zveza
这位老刽子手几乎是用《俄罗斯公报》那些自由派的文体谈起了即将到来的“改革”。要知道，在不久的将来，就要“按1861年制定的农民地位法案所遗赠给我们的榜样”进行重大的“农民变革”了。
普勒韦过分谦虚地说道：“如果我们认为内务部可以靠自己的力量来处理这些问题，那这就是一种轻率的自负；我们部门只是想为这个储藏着一切创造性精神力量的国家宝库尽一份绵薄之力。”这项工作“会吸收农民事务领域最优秀的专家来参与”。
会“吸收”！对于当下这个时代来说，这真是再贴切不过的词！这种模棱两可的表达不正让人想起了布纳科夫[1]、马尔丁诺夫[2]、谢尔宾纳[3]、诺维科夫[4]和其他的先生们么，他们就因为为“储藏着一切创造性精神力量的国家宝库”贡献了“绵薄之力”，被内务部（的国家警察司）“吸收”了去，受刑法典那些严厉条款的制裁！
不过，俄罗斯的公众人物有着惊人的天赋……需要反动时显得恬不知耻，转到自由一面时又完全不记旧仇了。普勒韦先生的“御座”演讲简洁有力，这让俄罗斯那些靠国家政事这样的话题维生的报刊展现出了无穷无尽的机智和敏锐，纷纷开始解读起部长的承诺来。自由派用自由派的想法去解读，反动派则用反动派的思维去看待。《新时代》深受感动地说道：“老天爷！这能给烦闷的人们多么大的希望啊，哪怕它就像梦一样虚幻！”
但是，让我们凑近点看这希望吧。一位年迈的作家，康·费·戈洛温[5]，对国家与彼得堡的主管人之间的“团结”作了这样的想象：
省内的首席贵族和地方自治会议推选的代表，这两方将人数均等地组成一个“大约130人的定额，完全足以为三个负责经济事务的部门，即内务部、财政部和农业部建立咨议机构”。这就意味着体系的顺利完成。而“在地方，在各省之内，要建立起混合成分的机关，使得民选人员和行政指派人员能够协同行动”——主管席位则由省长先生们担任。
这个致力于联合的计划正是洛里斯—梅利科夫[6]“宪法”的翻版（众所周知，它自命为宪法正是为了使专制制度不受宪法的限制），这个政治骗局的侥幸果实在苏沃林乐团的第一小提琴手西格玛先生[7]那里受到了热烈欢迎。多一些友爱，对“阶层制在国家层面的意义”多一些信心——分裂的俄罗斯就会团结起来，邪恶将被善良所取代，“民众会本能地亲近他们的国君，专制思想将在国内焕发新的光彩。”
“光荣的牧群”里又传出另一个声音——当然，别觉得“专家”就真的能教给部长先生们什么东西。哪能呢！……不过每个人都有个无法抑制的需求，那就是看看他自己的工作到底有什么成效。结果，“连官僚们也不能免俗”。于是，官僚的特性和全人类的通性相结合，似乎就有了“召集130名‘专家’来为三个部门的宝座服务”的点子。
这个拙劣的“政策”意图很明显：还有些顽固的社会力量，那就让我们试着制服他们吧——沙皇的铁腕可从不缺少镇压手段。他们还不顺从？那我们就试着在政治上收买他们。把祖巴托夫送去工人那里，把万诺夫斯基[8]送去大学生那里，把普勒韦送去地方自治派那里。我们会把地方自治的领袖“吸收”到部长办公室的深处，如果必要的话，再为他们的“咨议”劳动付些报酬，用官衔腐蚀他们的公民良知，用勋章哄骗他们反对派的荣誉……昨天还顽固反抗的地方自治派就会变成“责任部门”的走狗。结果，权力就这样同“国家的创造性力量”达成了生气勃勃的统一。
当然，这个计划不过是普勒韦先生偷盗社会财富的一次尝试，但这尝试的手法可拙劣得很，因为这伊凡雷帝式的“削藩”只没收了极小一部分贵族土地（如果真的有没收的话）[9]——俄罗斯专制制度和俄罗斯人民之间的无底深渊绝不会消失。
注释：
[1] 布纳科夫（1837—1904）是有名的教师。他在沃罗涅日的军事中学里教书，他还在此地创办了一所私立小学，很快获得了模范小学的美誉。1872年起，他领导了全俄教师代表大会。后来，他又主持沃罗涅日省的公共教师培训班。1902年，他成为县和省一级的地方自治议员，并被选入持反对派观点的"沃罗涅日省农业需求委员会"。由于参加该委员会，普勒韦剥夺了他从事教育和社会活动的权利，并将他流放到诺夫哥罗德州，由警察公开监督。——《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2] 谢·维·马尔丁诺夫是政治家和医生。1882年，他因参加民意党而在彼得堡被捕。审前拘留3年后，他被行政流放到叶尼塞省5年。在这一刑期结束后，他的流放时间先是延长了两年，然后又延长了一年。1893年，他从西伯利亚归来，住在沃罗涅日，并在地方自治局当医生。由于马尔丁诺夫参加"沃罗涅日省农业需求委员会"，并在会上宣读了关于必须召开代表大会的著名报告，他立即被逮捕，并根据普勒韦的命令被行政驱逐到阿尔汉格尔斯克州3年。——《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3] 费·安·谢尔宾纳是著名的地方自治工作者和统计学家。自1884年起他担任沃罗涅日省地方自治局统计工作的负责人。他撰写了统计、农民经济、农村预算等方面的文章和小册子。由于参加了持反对派观点的"沃罗涅日省农业需求委员会"，他于1903年被沃罗涅日省行政驱逐出境。他是来自库班省的第二届国家杜马议员。在杜马中，他加入了民粹社会主义者的派系，在这个党的右翼占有一席之地。——《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4] 诺维科夫是一个自由主义的地方自治领袖。他的职业生涯从担任地方自治领导人开始，90年代曾在农业部任职，1902—1904年任巴库市长。他积极参加自由主义的地方自治运动，因此招致政府的大量迫害。——《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5] 康·费·戈洛温（1843—1903）是偏向保守的小说家，他用"奥尔洛夫斯基"的笔名在反动的《俄罗斯通报者》上发表了许多小说和故事。后来他开始在《俄罗斯评论》和《欧洲信使》上发表文章，另外他还写了一些批评文章。1903年，他的作品全集十二卷发行。——《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6] 洛里斯—梅利科夫宪法是由伯爵米·塔·洛里斯—梅利科夫（1825—1888） 将军构思的一系列自由主义改革。他是一个有权有势的官僚，希望用自由主义的施舍来安抚日益增长的革命运动。1880年冬宫爆炸案之后，洛里斯—梅利科夫处于官僚阶级的最高层，他被任命为最高行政委员会的负责人以打击暴行，并被赋予了很大的权力。洛里斯—梅利科夫以自由主义者著称，但逮捕、流放、镇压并没有停止，刺客姆拉德茨基在试图刺杀之后的24小时就被军事法庭处决。革命活动的暂时停顿给人的印象是，洛里斯—梅利科夫成功地应对了他的任务，于是他很快被任命为内务部长。在这一立场上，洛里斯—梅利科夫对自由派舆论做出了一些让步，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审查压力，并准备了一些进一步的措施，如减少赎买费、帮助农民购买土地、为安置提供便利条件、实行一些非常有限的自治、建立一个由省地方自治局选出的代表，即由大、中地主代表组成的咨议机构。这些计划后来被称为"洛里斯—梅利科夫宪法"，然而，这一宪法只停留在纸面上。1881年3月1日，亚历山大二世被刺杀后，最凶恶的反动时代开启了，被反动界认为是自由主义者的洛里斯—梅利科夫很快被解职。——《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7] 西格玛（谢·尼·瑟罗米亚特尼科夫的化名）是一名反动记者。从1888年起，他在《周报》撰稿，从1891年到1893年，他在那里负责对外国生活的评论。1893年他加入苏沃林的 《新时代》报，成为该报最热心的雇员之一，并在该报上发表具有极端爱国主义特点的故事和讽刺文章。——《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8] 万诺夫斯基（1822—1904）是亚历山大三世时期的陆军大臣和尼古拉二世时期的教育大臣。他毕业于士官武备学校；自1868年起，他指挥一个步兵师并参加了俄土战争。1878年，他指挥一个东方支队，同年获将领副官衔。亚历山大三世登基后不久，万诺夫斯基出任陆军大臣。万诺夫斯基在职期间对军队实行最严格的纪律，是极端反动的支持者。万诺夫斯基领导下的所有军事中学都被改造成军团，减少了后备军士官生的优待，在高加索和谢米列奇耶省引入征兵制，鼓励军官之间决斗。1898年，万诺夫斯基被解除陆军大臣职务，被任命为国务委员会委员。1899年，他被派去调查学生暴动的原因。教育部长博戈列波夫被杀后，万诺夫斯基被任命为他的继任者。在新岗位上，这位勇敢的将军从一个直言不讳的反动派变成了一个自由派：他试图软化博戈列波夫在学校强加的军营制度；他释放了向士兵投降的学生，允许召开学生课程会议，使班长制度、食堂和互助储蓄合法化。然而，这些善意的措施都被相当约束性的限制所包围，使得学生们拒绝承认这些措施。在高等教育的"改革"领域一无所获后，万诺夫斯基将自己的活动转向了中学。但在这里，除了废除文法中学里的希腊语学习外，他也是一事无成。1902年，内务部长西皮亚金遇刺后，万诺夫斯基辞职。——《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9] 特辖制是伊凡雷帝为摧毁封建大贵族和领主的封建割据势力、巩固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在1565至1572年期间实行的非常制度，期间特辖区内的王公和领主被遣走，他们的世袭领地被分配给特辖军和中小贵族。这里是将普勒韦的“改革”比喻为（拙劣的）特辖制。——中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