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КАК ОНИ "ПРИМИРЯЮТ"

他们是怎么“调和”的

列夫·托洛茨基

1903年3月1日,《火星报》第35期
Zveza 翻译



  嘴上说着“和平、和平”,却不带来和平,这样的人会遭殃;把苦的说成甜的、把甜的说成苦的,这样的人也会遭殃。
  《革命俄罗斯》第17号的社论宣布说,我们写的《受照顾的大学生》这篇简讯(在第31期)“很不妥当”。为什么?因为我们力图把“离散和分裂这样肤浅的把戏”教给大学生们。这个指责的历史就和社会民主党一样久远!《革命俄罗斯》说,“大学生中最有觉悟的一部分人认为,基于某种全体大学生的事业建立一个广泛的大学生组织,这既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然后它困惑地问道:“难道全体大学生的组织真的能阻碍革命组织的发展吗?”真的,“全体大学生的组织”有什么对不起我们的地方?为什么我们要给它带去“分裂、离散和混乱”,带去瘟疫、饥荒和其他一切灾祸,要用这些东西来把它“消灭”?……敖德萨的大学生用理智反驳了我们破坏组织的狂热行为,他们宣称说:“整个大学生群体在争取政治自由的基础上同时与两党(社民党和社革党)接近,因为他们认为两党都是推翻专制制度的主要力量。”
  说得很好。但是,我们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否认过大学生有权因“全体大学生的事业”组织起来?我们是这样写的:“大学生群体本身,也就是学潮、游行和政治决议的集体发起人,有它自己的面貌,而不取决于组成其中的这派或者那派学生的观点。这种面貌是民主的。”但是,如果说大学生群体获得了这种面貌,如果说他们成为了俄国社会政治革命化的动因,那仅仅是因为他们感受到,从大学的高墙之外传来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气息。革命大学生对工人的向往是近年来很有教益的一个事实。1902年的全体大学生代表大会非常正确地反映了这种倾向,因为它表示希望学生委员会与社会民主党这个无产阶级政党的委员会进行往来[1]
  革命的大学生们绝不能忘记《宣言》当中的这段原话:“大会确认了大学生和工人最近的联合行动,它全心全意地欢迎这个现象,并且希望学生青年和无产阶级之间更加团结。他们正步调一致地走在要求政治自由的道路上,而这正是社会主义纲领的第一步。大会认为,在大学生当中尽可能广泛地宣传社会主义思想是适当的。如果要清楚地了解无产阶级在我们运动中的作用和参与程度,他们就是必不可少的。大会认为,以下的举措适合更好地实现这一目标:在所有高等教育机构建立常设的组织委员会,并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地方委员会进行联络,同时大会提议由地方委员会向上述设想的组织提供协助。”
  我们说这项决议是合理的政治行动,因为一旦大学生踏上“为政治自由而斗争的土地”,他们就不能不向革命的党寻求支持,这个党在他们之前就已经在斗争,之后也会在他们身前继续斗争;一旦他们涉足社会主义思想的领域,他们就不能不向一个依靠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党寻求指导。或许社会革命党人会说,这种政治支持和思想指导是可以自己表演的?说得好!但就算这么说也并没有回避掉选择的问题,不是吗?况且也不可能回避这个问题。记住,“革命的党”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并没有这么一个党,有的只是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可以在争取政治自由的基础上同时与两党“接近”,但是不可能同时和两党建立某种组织关系,因为这两个党本身并没有组织联系。可以对此感到遗憾,可以对此进行指责,但是绝不能忽视这个事实。不要忘记,无论多么简单的政治联盟,都会给双方带来某些政治义务。我们会说,假若大学生代表大会的措辞不那么夸大,那么它提出长期“往来”方面的问题和政治联盟方面的问题就是相当正确的。从这里开始,大会就必须讨论一个问题:结盟——和谁结盟?而政治理性则使得它走向社会民主党一边。《革命俄罗斯》抱怨说,以前的大学生代表大会都没有做过这种划清界限的举动。以前的大会……同行们,前几届大会可是在你们党诞生之前召开的。那个时候没有做选择的必要,因为没有做选择的可能性。那个时候还没有你们的党,只有社会民主党这一个党。
  不,我们完全不是什么开膛手杰克,要把所有“独立的、不依附我们的”团体都屠杀掉;我们不会把基于“全体大学生的事业”,也就是“反对专制政权的解放斗争”的组织给吞噬掉。我们只是认为,必须要寻找话语组合背后的概念组合。
  “反对专制政权的斗争”?毫无疑问,如果要把这项任务称作“全体大学生的事业”,就必须要有很多保留条件。各个联合会议满足学生互助的需要时,它们并没有跨过大学的门槛;要求“废除临时条例”或者“恢复1863年的章程[2]”变成组织起来的大学生的口号时,这场运动依然是纯粹的“学院派”运动。但是,镇压行动完成了它的教育职责。对大学生来说,俄国的兵役学校成了俄国革命的军事学校。去年年初,这场运动就成了革命政治土壤上的可靠支柱。从这一刻起,它不再是全体大学生的运动了,而是一场泛民主主义运动。但它之所以不再是全体大学生的运动,是因为它踏入更广泛民主斗争舞台的行动牵涉到了反对派大学生内部的分裂:“学院派”退出集会以示抗议,因为会上通过了革命的政治决议。那我们要问问《革命俄罗斯》上那位严厉却不公正的检举人:他怎么评价这次分裂?分裂的两方当中,哪一方发挥了进步的作用?是以“大学生的事业”为名,要求大学生不要转向政治领域、不要背叛“团结工作这项艰难的事业”这一方吗?还是肤浅地沾染上“离散和分裂这样的把戏”的另一方呢?我们担心这个问题会让我们这位批评家陷入矛盾,甚至在他渴望调和的纯洁心灵里引起“分裂”……
  我们继续往下讲。基辅联合会议并没有单纯地停留在1902年决议的基础上——况且它也不可能停留,因为革命工作的内在逻辑推动着它。大学生群体提出激进的民主主义纲领后,接下来直面的任务就是革命的策略。此时,战斗组织已经顺利诞生了,大学生们必须解决系统实施恐怖活动的问题。基辅联合会议对恐怖活动说了“是”[3]。这样一来,它就是对社会民主党说了“不”。这是它的自由。但它这样做难道不是把“派系间”的分歧带进了“全体大学生的事业”里吗?它能做到不把分歧带进去吗?这对所谓“团结友爱的工作”难道没有损害吗?还是说,它靠着玩弄权术的天真宣言,说“大学生群体不能偏向于任何一方”,这样就能消除损害了?……
  而《革命俄罗斯》保护着这些大学生不受分裂分子的侵害,可它自己有没有向他们解释一下恐怖主义倾向的各种危害,以及这类倾向导致的分裂、离散和混乱呢?——因为据我们所知,恐怖并不是“全体大学生的事业”。没有,它没解释。相反,它认为大学生们“以英雄卡尔波维奇[4]为代表,表达了他们的政治嗅觉”。这句半神秘主义、半象征含义的话里自然没有任何内容,但它的目的当然是要鼓励大学生进一步体现自己的“政治嗅觉”。据我们所知,恐怖手段并不是有助于实现广泛“调和”的革命策略要点。《革命俄罗斯》也并不觉得恐怖主义的“嗅觉”能变成“跨派系”的品质。
  它当然不这么觉得——尽管如此,它还是表示,希望“大学生中社会主义的那一部分会努力奋斗……让大学生群体全力以赴地支持解放斗争和(?)革命斗争中的一切表现——无论是工人游行,还是像卡尔波维奇或者巴尔马肖夫那样的恐怖活动,等等。”此外,我们还听到这同一份《革命俄罗斯》说,“工人游行”可能会打击士气,暂时应该用“像卡尔波维奇或者巴尔马肖夫那样的恐怖活动”来代替。社会民主党的观点则并不是这样。那么,受照顾的大学生们,“不能偏向任何一方”的大学生们,该如何是好呢?……
  是的,《革命俄罗斯》的读者们,现在是时候该破译它那并不高明的密码了,是时候该读懂“社会革命党机关报”上所谓的“调和”了。是时候该认识到,那些同无产阶级世界观展开全盘激烈斗争的人,他们滔滔不绝讲述的“调和”和“联合”是多么的空洞、多么的虚伪!
  他们四处奔走,竭力散播怀疑——赤裸裸地怀疑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方法——同时又用着深刻庄重、不容置疑的措辞,说什么“自主培养的信念”比“可以随便扣的派别帽子”更重要,还有“革命组织”(而不是像《火星报》这样的)能够欢迎团结的大学生运动的发展,用诸如此类的话术掩盖他们的“批判”工作。对于这种陈词滥调,我们只能不解地耸耸肩膀,并且惊讶地问道:面对这样舞文弄墨的酸腐之气,有识之士怎么可能会不窒息呢?


原文链接https://www.marxists.org/russkij/trotsky/works/trotm015.html



[1] 我们希望《革命俄罗斯》也能同意我们的看法,也就是:它到目前为止——当然,是因为一些无法被它的意愿左右的情况——都没能把无产阶级斗争的“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农业社会主义联盟的小册子《沙皇的意志和人民的意志》就指出,“城市的工厂工人已经在与社会主义者联合……并且同他们一起组建一个社会主义工人党”,而“更准确”的说法则是社会民主党——不过,这里当然只能看出一个意思,那就是它希望不要加深“派系间”的分歧。——作者注

[2] 1863年的章程:亚历山大二世时期的自由主义改革也影响到了大学生活。1863年出台的新章程给予教授们广泛的自主权,让大学摆脱了督学的监管。所有经济、行政和学术工作都交由教授委员会管理,同时委员会还负责任命学生审判会的成员。不过,章程虽然赋予教授自主权,却几乎完全没有涉及到大学生群体。
  废除临时条例:在1889年的大型学潮之后,沙皇政府颁布了“临时条例”。根据条例,被发现参与任何团体示威的所有大学生都将充军。1901年1月11日,基辅大学发生小规模骚乱后,183名学生被逮捕并送往军队。此事在全俄罗斯引发了高涨的愤怒情绪。1901年3月4日,圣彼得堡发生了一次学生和工人抗议的浩大示威,并以警察的残酷镇压告终。2月和3月期间,数以千计的示威浪潮席卷了莫斯科、哈尔科夫、基辅和其他城市,要求释放这183名学生、废除“临时条例”、恢复1863年的大学章程和大学的完全自治。
  1884年,随着亚历山大二世遇刺而发起进攻的反动力量废除了大学的章程;1889年,又引入了“临时条例”(见上)来加以取代。恢复1863年的章程是1900—1903年期间大学生们的共同要求。——《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3] 见联合会议11月3日的宣告。文中叙述说,“社会革命党承认,恐怖是和其他斗争手段并列的办法,同时还决定从本党之中分出一个‘战斗组织’,由它负责消灭政府中危害最大的代表。”……就和《革命俄罗斯》的社论上写的完全一样!但令人好奇的是,社论说,上一届大学生代表大会寻求与社会民主党接近,而它犯的错误在于,“大会被一批有某种方向的得势之人鼓动了”(第17号)。基辅联合会议不也犯了一样的错误吗?《革命俄罗斯》的公正意见会非常有助于澄清这个有趣的问题。——作者注

[4] 卡尔波维奇(1875—1917)曾是莫斯科大学医学系的学生。1898年,他转入尤里耶夫大学(译注:今爱沙尼亚的塔尔图大学),因为共同领导学潮而被开除出校。1901年2月14日,卡尔波维奇枪杀了国民教育部长博戈列波夫,并被判处20年苦役。1901年4月30日起,他被囚禁在什利谢利堡。1906年1月30日,他被转运前往西伯利亚,并于途中脱逃前往国外。二月革命后,他在返回俄国的路上溺水身亡。——《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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