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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答丢夫们[1]

列夫·托洛茨基

1903年6月1日,《火星报》第41期
Zveza 翻译


  原文链接:https://www.marxists.org/russkij/trotsky/works/trotm018.html


  也许,答丢夫这个称呼是太夸大了——不过,如果做点补充:五短身材、平庸无能版本的答丢夫,这样大概就是正确的。因为,答丢夫这个老天主教徒在伪善方面天赋异禀,他在道德上的无耻并非软弱无能。而他们,《革命俄罗斯》那群可敬的政论家,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他们反对论战——意思就是,当有人揭穿他们的骗局、歪曲,发现他们在推广资产阶级谎言,这时他们便保留不作回应的权利……
  他们反对论战,认为这会扰乱兄弟般的队伍,引起“轻率放荡、荒谬空谈和内部分裂”,而这符合普勒韦先生的利益,会损害那统一的、神圣的、伟大的(很多的、一大堆的形容词)目标……简而言之——就是会在资产阶级民主制的侦察队和无产阶级政党之间划下一道清楚的界限……他们的阶级本能激发出贪婪,促使他们去抓住每一个佝偻扭曲的点子,只要它(在他们看来)能够破坏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分量。他们用自己志得意满、雄姿英发的怀疑论对抗社会民主党的“教条”,用自己革命性的“短暂瞬间”对抗社会民主党“毫无战斗性”的策略……
  “短暂瞬间”……罗斯托夫那一群人的冒险小故事虽然简短,但是很有意思,不知你们是否还记得?他们可是“被现在通常称作‘社会革命党’的观点和行动方法所吸引了”。(《革命俄罗斯》第15号,《关于罗斯托夫事件》)
  《革命俄罗斯》讲述的这个故事发出戏谑的声音,和罗斯托夫事件的庄严和弦交织在一起,真是奔放又快活!“形成了一个小组……试图独立地参与……这个尝试很短暂……”
  唉,这可不是最后一次!在第23号机关报上,《革命俄罗斯》的基辅通讯员向我们讲述了又一个转瞬即逝的悲惨故事——当然,它也“具有鲜明的革命性质”。
  基辅报道的目的是损害我们党的基辅委员会的声誉,而且它的编排方法对人心内部的隐秘动机有着深刻的认识。它并不是一下子就冷酷地进攻社会民主党组织,让读者大为震撼——不是这样,它先引着读者走过长长的山门,在他面前展现灿烂的可能性,到了最后,等到“心理准备”都做好了,才对读者发动决定性的打击。
  第一封基辅来信以鲜明而大胆的笔触描绘了“社会革命党在我们的工人中间进行活动”。“自开春以来,我们的委员会每周都组织两到三次群众集会,小的集会有20到30人,大的则有100到150人。”“讨论的主题则是有必要组织示威。”第二封信描绘了基希讷乌事件留下的印象。对事件做的叙述完全是莎士比亚式的用意,接下来它被一封来自“基辅监狱政治犯”的信件——致“自由的同志们”给打断了。这封信呼吁众人展开勇敢而坚决的斗争。然后又开始叙事。“早在2月19日之前,社会革命党基辅委员会就已经组织了一系列群众集会,会上讨论了在2月19日举行武装示威的议题。”结果,尽管“我们的委员会”在一系列集会上进行了鼓动,而且不是简单的集会,是群众集会;尽管赞成示威,而且不是简单的示威,是武装示威——可2月19日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为什么?要知道,这是因为没能“同其他组织团结一致,这对成功来说不可或缺”。记住这句话。
  因为“其他组织”不作为,“工人们简直是等得疲惫不堪,也没等来直接的斗争。”哪怕是消极无为的社民党委员会也不再坚持了:“考虑到这种情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基辅委员会已经发出呼吁,要求在4月20日举行示威。”那社会革命党人呢?他们当然在事件之前就已经开炮了。“至于我们的委员会,它决定不仅要安排(原文如此)一次示威,还要组织一次重大的反击来回应警察和哥萨克的暴行,以此赋予它鲜明的革命性质。”此时还走在山门中间的读者感到喜出望外、心脏狂跳:终于,社民党的委员会从昏睡中醒了过来,决定在4月20日安排示威,最重要的是,社革党也决定在4月20日“安排”示威,而且具有“鲜明的革命性质”。风暴要来了!
  “在工人的革命力量面前,温和谨慎的动摇分子沉寂下来。我们决定在星期五(4月18日)散发我们的五一宣言,在星期六分发宣传画,呼吁大家在4月20日举行示威。”
  “到现在,基辅的全体居民都极其惊惶不安。担忧写在每个人的脸上,空气中弥漫着大事的气息。”这一切大概都是在等待社会革命党的“宣传画”。风暴要来了!
  唉!最后一封信告诉我们,“在空气中弥漫着的大事”被取消了。被谁取消的?答案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基辅委员会,那只专横的手。它担心发生大屠杀,所以通过特别通知推迟了示威活动。[2]
  那社会革命党人呢?他们则没有这些顾虑。他们认为,取消示威就是“向普勒韦先生的威胁低头”。他们具备“工人的情绪——这就能很好地保证示威活动具有鲜明的反政府色彩”,他们背后有一系列的群众集会(开春以来每周两到三次),他们把这次示威指定为“重大的反击”,他们准备好了“宣传画”,他们让基辅的空气中弥漫着大事的气息……一切都好了——已经万事俱备了。但是,社民党的委员会取消了示威活动——结果社会革命党的“宣传画”(当然是有着“鲜明的革命性质”)就没派上用场。通讯员叙述说:“尽管这个决定非常困难,但我们还是不得不放弃示威的安排。”诸位!你们想“独立参与”,可还有什么东西比这番有力的通讯更能证明你们的软弱无能?还有什么东西比这番深刻的通讯更能展现你们的“转瞬即逝”?
  你们断定,“构成示威力量的广大普通工人很少注意到派系分歧,而且对此理解得也不是特别清楚。”你们断定,“工人们简直是等得疲惫不堪,也没等来直接的斗争。”
  你们绘声绘色地描述说,我们的委员会迟疑不定、温和节制,阻碍着重大事件的发生——那你们必然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那为什么,这些怀着革命情绪的群众,很少注意到“派系”分歧的群众,为什么他们不跟着你们走,你们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革命主动精神的勇敢代表,那他们为什么不跟随你们?为什么?是不是因为,你们除了“鲜明的革命性质”就一无所有了:和无产阶级没有联系,没有影响力,也不了解群众运动的任务……痉挛抽风式的革命精神就是你们的能力极限了。
  在基希讷乌事件的强烈印象之下,在警察散布的无数丑恶谣言之下,基辅在坐等一场大屠杀,并且把时间安排在示威的时候。当局准备以平息犹太人大屠杀为借口,残酷地镇压示威者。〔注:见基辅委员会的传单《为什么要取消4月20日的示威活动?》——作者注〕它为这场屠杀做足了一切准备。在这种情况下上街,就是让敌人能在自己创造的优势条件下开战。避免这场战斗并不意味着承认战败,而是保留选择的权利,选择更加有利的时机。把事先准备的大屠杀变成一场政治示威当然是伟大的胜利,但让敌人有机会把事先准备的示威变成犹太人大屠杀,这就是痛苦的失败。在这种异常不利的条件下,革命组织的责任和策略是等到斗争激烈的时刻再行动——当然,条件是它把示威看作是对群众进行政治教育的手段,而不是发泄抽风式的革命情绪的出口。
  你们努力挂着一副“民主”的面貌,对社会民主党摆出宽厚温情的脸孔,唯独把《火星报》排除在外,就好像它在所有人眼里都是异类怪胎。可你们的宽厚温情正越来越多地变成懊恼和不耐:因为社会民主党正在大力捍卫自己的阶级性质,反对你们“超越派系”的觊觎。
  《革命俄罗斯》的基辅通讯员表示,他“完全不信任”社会民主党的活动家,因为这些人把《火星报》组织领导人的那套做派带到了俄罗斯。(第23号)
  敖德萨的通讯员在同一号报纸上把《火星报》的道德面貌同“独立派”[3]的道德面貌做了比较(这显然是为了消除“派系间的分歧”),最后,《革命俄罗斯》的编辑们自己又“借机”从地下告诉读者说,他们的侧边口袋里还有一份抗议书,是各个派系的革命者站出来反对《火星报》的策略……
  可怕,太可怕了!以弗所熊熊燃烧,大马士革一片火海,三头的地狱犬发出低吼[4]:基辅的通讯员发出低吼,敖德萨的通讯员发出低吼,爱惜手足的编辑们一齐发出低吼。
  而我们的地狱犬虽然用这三位一体的吠叫把堆积起来的情绪一股脑倾泻了出来,但它“内部四分五裂,对外也不再做声”——等到两周之后(新一号报纸发表的时候),它又会开口发言,也许是像革命的答丢夫那样讲话,说在意识形态方面轻率放荡多么有害,手足相惜的太平生活多么有利。然后,会有一些善良的人洒下热泪……




[1] 答丢夫(Tartuffe)是莫里哀同名喜剧中的主人公。莫里哀在这部喜剧中展现了一个伪君子的形象,在虔诚、美德和基督教温顺的幌子下,隐藏着最令人厌恶的贪婪、卑劣和虚伪。答丢夫的名字成了伪君子的代名词,他以上帝的名义,不断说“上帝可以作证”,却做下了各种卑鄙行径。——《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2] 以下是这份宣言的摘录: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为什么要取消4月20日的示威活动?
  早在复活节前,社会民主党基辅委员会就决定在4月20日的国际劳动节﹝《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这指的是5月1日的庆祝活动。5月1日在旧历中是4月18日星期五,示威活动改期在4月20日星期日举行。﹞举行反政府示威。与此同时,俄国政府知道许多城市正在准备示威,它已经在策划令人作呕的企图,通过屠杀犹太人来转移人民积累的怨恨,让他们把注意力从自己身上移开。这就是1881年普勒韦担任警察署署长时的所作所为,也是他现在成为部长之后的行径。现在,政府甚至不耻于公开宣布声援杀人的暴徒,还在基希讷乌安排神甫“祝福”,为暴徒们“无辜受伤”的家属募捐。
  我们这个政府突然表现出的同情心不可能有第二种理解。很难不怀疑它的慈悲和怜悯:难道它照顾过罢工者和示威者饥肠辘辘的家庭么?难道它没有毫不犹豫地把工人打发去他们的“住处”,让他们忍饥挨饿么?难道在兹拉托乌斯特、季霍列茨卡亚和巴统,它没有冷血地杀害那些养家糊口的工人么?!……
  对于它罪恶政策造成的结果,也就是在基希讷乌爆发的兽行,政府甚至都不感到震惊。基辅当局急于利用基希讷乌事件造成的恐慌情绪,千方百计煽动荒谬的谣言、加剧恐慌,从而为大屠杀做准备,并且故意要把屠杀时间安排在示威的日子里。警察特别热衷于散布荒谬的谣言:他们对一些人说,我们社会民主党的宣言邀请工人扛着红旗来示威,并且殴打犹太人;又对另一些人说相反的话——“犹太佬”(社会主义者和大学生)要造反了,应该给他们一个教训……他们似乎不太关心其中的逻辑联系,但所有由警察发起的谣言都有一个目的:让人们相信星期天会发生犹太人大屠杀,而且这不会是坏事……
  他们在码头和赫雷夏蒂克大街散发小册子,其中尽是针对犹太人的不实之词,而且散发册子的宗教和教育界人士还大声呼喊:“除掉犹太佬的手段!”
  当局的这一切行径都是怀着以下的考量,希望有机会:
  1.以平息犹太人大屠杀为借口,残酷镇压示威者。
  2.用这场镇压来掩盖基希讷乌当局行径给公众留下的令人作呕的形象。
  3.给社会民主党留下阴影,并通过组织屠杀来破坏我们的五月庆祝活动。
  我们没有踏进这个为我们准备的陷阱,而是取消了示威活动,以此阻止当局达成它的目标。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基辅委员会
  1903年4月27日

  ——编者注


[3] 指犹太独立工人党的成员,它是20世纪初活跃在俄罗斯帝国西部的一个组织。它由暗探局和祖巴托夫发起,是使工人运动合法化政策的一部分。它试图将劳工运动限制在经济和文化问题上,而不触及政治问题。——译注

[4] 诗句出自苏马罗科夫的短诗《荒诞的颂歌II》(Ода вздорная II)。——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