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ЗУБАТОВЦЫ В ПОДПОЛЬНОЙ ПЕЧАТИ

地下报刊里的祖巴托夫分子

列夫·托洛茨基

原文原载于《火星报》43号,1903年7月1日
译者:Zveza


  来源https://www.marxists.org/russkij/trotsky/works/trotm003.html


  假如有人向尼古拉一世预言说,他曾孙的政府会用这种办法来保卫俄罗斯国家的基础,那这位不屈不挠的曾祖父肯定会在塞瓦斯托波尔大溃败[1]之前就气得服毒自尽了。 说这种话可是有理有据的!
  尼古拉一世的政府不允许作家们像奴才一样卑躬屈膝地吹捧长官的智慧:国家政权不需要臣民来赞成它。而尼古拉二世的政府则用人民的钱财养了一大群报纸贩和发言人,他们的任务就是说这个政权聪明绝顶,不停地夸耀,直到他们的笔头都写钝,直到他们的声音都喊哑……
  尼古拉一世的政府有足够的力量和权威禁止廉价书籍和报纸出版,让人民群众没有印刷品可读。用乌瓦罗夫伯爵[2]的话来说,这些书和报纸能够“引起群众的运动”。
  尼古拉二世的政府则被迫向工人们论证“工人运动”的不可避免。怎么论证呢?用一些意图反对社会主义的非法创作。我手头就有一份这样的作品,它是用一台雷明顿打字机印刷出来的。出版地点没有标明,但是——从其中的内容来看——离暗探局不太远。上面的签名是“有觉悟的工人团体”。这到底是简单的伪造,还是说祖巴托夫工厂里的“有觉悟工人”——这些人的名字会记录在俄罗斯工人运动的历史书上,章节标题则是“关于叛徒”——确实参与了创作,这两者难道不是都一样吗?
  捍卫专制制度、反对革命批评的地下报刊始终深刻地标志着俄罗斯国家“基础”的内部已经彻底腐朽了……
  警察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如下:
  随着工人阶级的出现,工人运动也随之诞生。“作为新生阶级的斗争,它是自然产生的,是生活方式本身的结果,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它:它不可避免,也无法遏止。”
  但是要怎么斗争呢?有渐进的道路,也有革命的道路,有“按计划上升”的办法,也有“不切实际地跃进”的办法。但在全世界无产阶级眼中,革命的跃进早就已经名声败坏了。比如,法国的工人进行了革命,“他们让整个巴黎都洒满了自己的鲜血,让他们的家庭孤苦伶仃,让政府陷入毁灭……然后……然后权力转到了资产阶级手里,资产阶级为了保护自己不受‘狂暴’工人的侵犯——它刚靠这些工人的血取得了权力——立马颁布法律规定,如果人群不在第一时间按要求散开,武装力量就要向他们开火。老百姓意识到了革命派的欺骗行径,但是为时已晚。”
  当然,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可不会为法国的资产阶级辩护,他们从前用步枪驱散工人,连现在有时候也这么干。但各位又怎么看待祖巴托夫组织里这位“理论家”巧言惑众的无耻行径呢?他把责任推卸给欧洲资产阶级的嗜血自私,却完全忘了东布罗瓦[3]、季霍列茨克[4]火车站、基希讷乌[5]、兹拉托乌斯特[6],忘了俄罗斯专制制度这一切地狱般的行径——而它们甚至在欧洲的资产阶级中间都激起了恐惧!
  所以,革命的道路不属于工人阶级。它需要和政府以及“舆论”建立联盟。假如我们看待一切的方式不是通过地下报刊的书页(读者们别忘了,这可是一本地下报刊自己说的话!),不是通过那些自封导师的革命派的眼睛,那我们就能明白,政府自己正向着我们迎面走来;我们就能知道,一些大城市里走上渐进运动道路的工人已经得到允许,能够建立自己的工会、拥有自己的代表,等等等等。
  只是很可惜,这位作者忘了补充几点,那就是这些“工会”是由奸细领导的,而独立的工人“代表”会被立刻逮捕,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工人“工会”这个问题本身是政府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压力之下才提出来的。
  同“舆论”结盟!作者又没说明,他讲的到底是资产阶级的舆论——我们已经知道,资产阶级并不介意用枪声来反对无产阶级的要求——还是无产阶级的舆论——作者想必也知道,无产阶级正在越来越坚决地追随那些“自封导师的革命派”。
  我们这位作者对社会主义的批评真是糟糕透顶了。“至于财富的分配,”他说,“这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要知道,房屋是各不相同的,不同地方的土地也有区别,很多东西(比如汽车,是不是?)完全“不够所有人用”。这怎么能分割呢?“这样的分配会造成大量的暴力和痛苦,但无论如何都不会有平等:更有能力、更勤劳、更机灵的人会脱颖而出,依靠其他的人快速致富,而从结果来说,财富不过是从一些人那里‘转移’到了另一些人那里。”
  唉呀,祖巴托夫先生,您真该找个更合适的理论家!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社会民主党的出版物已经四处散布了,谁还不知道社会主义并不是说要分配土地和工厂,不知道只有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才会对着土地的“平均”分配发愁呢?社会民主党要求把一切生产资料改为公有财产,这种转换摧毁商品经济,从而一劳永逸地终结“一部分人靠着另一部分人发财”的状况。不,不,在暗探局里任职可完全不足以把社会主义“撕”成碎片!……
  这份警察的秘密作品最后用这么一些话作结:“弟兄们,不要相信不劳而获,不要认为撤换政府就能突然让所有人过上好日子,这是卑鄙的欺骗,那些人只是想用这种手段诱惑我们,利用我们的力量……”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完全有能力对付这种花言巧语。我们不厌其烦地向群众复述,撤换政府还远不能“突然”让所有人过上好日子。我们不厌其烦地重申,对我们来说,政治自由意味着无产阶级继续为社会主义争取革命斗争的自由。我们不厌其烦地工作,努力建立一个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以便在即将到来的“资产阶级”革命中也能捍卫无产阶级的利益,使它不受自由主义审查和资产阶级民主的蓄意侵占。顺便一说,这也就是为什么社会民主党在反对祖巴托夫的蛊惑时必须严格地把自己同那些倾向资产阶级民主宣传的革命者区分开,同那些对群众说“全部的秘诀”就在于“让沙皇上清单”、只要推翻专制制度就能为罗斯带来“和平”与“平等”的革命者划清界限。(参见“农业社会主义联盟”和“社会革命党”的“流行”著作)
  是的,祖巴托夫手下的菜鸟们正在以“纯粹的俄罗斯精神”勤奋地发展工人运动。为了社会民主主义的宣传,现在是时候总结一下他们工作的某些成果了。这只能以小册子的形式才能全面彻底地完成,所以我们借此机会请生活在祖巴托夫的“创作”领域之下的同志们向我们提供一切文件和情报,只要它们能够描述我们“国内政治”当中这个真正难以预料的时期。
  在这自由的空气里,专制制度没给我们的革命报刊留下任何位置。结果怎么样呢?它自己就被迫向我们靠拢,走到地下的秘密工作里来了……欢迎光临,请进……这还是我们第一次展开“公平较量”呢——用笔墨对抗笔墨!



注释

[1] 塞瓦斯托波尔的溃败结束了1853-1856年的战争。塞瓦斯托波尔的水域集中了俄罗斯的整支黑海舰队,这早就吸引了英法联军的注意力。1854年8月底,英法联合舰队在叶夫帕托里亚周边地区登陆。驻扎在塞瓦斯托波尔的俄军数次击退了联军的进攻。敌军在塞瓦斯托波尔郊外过冬之后,于1855年8月再次发动猛攻,并且取得了胜利。塞瓦斯托波尔被占领,俄罗斯黑海舰队被完全摧毁了。塞瓦斯托波尔的陷落深深影响了整个俄罗斯,这场军事灾难提出了十分尖锐的问题,即有必要对国家体制进行根本性的改变。这些改革在所谓的“解放改革”时代(60年代)得到了部分执行。

[2] 谢·谢·乌瓦罗夫,俄罗斯贵族,1833-1849年任俄国国民教育大臣。1832年提出了“正教、专制、人民性”的三原则,为尼古拉一世时期的“官方人民性理论”奠定了基础。

[3] 东布罗瓦盆地是历史上的地理区域,指代今日小波兰省的西部产煤区。这一地区有较为深厚的社会主义传统,是1905年革命中波兰地区的革命中心之一。
  东布罗瓦:抗议1905年1月9日枪击事件的浪潮传遍了整个俄罗斯,波兰也受到了波及。东布罗瓦的矿业区(离从前的俄德边境不远)爆发了大型事件,煤矿工人于1月底开始罢工,很快就占领了铁路、银行、学校等地。在社会民主党“推翻专制制度、为民主的共和国和立宪会议而战”的口号下,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和人民会议。惊慌失措的当地资产阶级逃出革命区,去了国外避难。军队在几天之后抵达,对工人展开了残酷的屠杀:有40人被杀,70人受伤。

[4] 季霍列茨克:1902年11月,季霍列茨克车站爆发了罢工。11月15日,季霍列茨克的铁路工匠举行罢工,16日,哥萨克抵达现场。17日,资方召集工人去开会,希望他们回去工作,但工人们拒绝了。在支队长马拉马的命令下,哥萨克们拔出军刀、抽出马鞭冲进人群,用马蹄践踏工人、左右砍杀。人群四散逃跑,他们又用齐射对付逃走的人。随后就是对季霍列茨克车站大肆掠夺。《火星报》通讯员说:“哥萨克像野兽一样横冲直撞,冲进工人的房子,把所有人痛打一顿:孩子、妇女和老人都不能幸免。”屠杀的结果是,有十多人被杀,几十人受伤。

[5] 基希讷乌:1903年4月6日和7日,基希讷乌发生了针对犹太人的屠杀,其特点是极其残暴、受害者众多。多达100人被杀,约400人受伤,1500间商店房屋遭到打砸抢。和发生在戈梅利以及其他城市的屠杀一样,基希讷乌屠杀由沙皇政府组织,并且有明确的目的:把工人日益高涨的革命义愤转移到民族矛盾的方向,这对专制制度来说更加安全。
  4月6日之前的两周里,基希讷乌已经开始做屠杀的准备工作了:当地的恐犹报纸《比萨拉比亚人》密集地发布了鼓动屠杀的宣传,呼吁“殴打犹太人”的传单散布整个城市,一些警察公然谈论即将发生的屠杀行为。乞丐们事先得到允许,可以在警察的明显支持下不受惩罚地抢劫和谋杀犹太人。市政府没有进行干预,而是等着内务部长普勒韦的答复,直到一天之后他才命令停止屠杀。

[6] 兹拉托乌斯特:1903年3月10日,乌法省兹拉托乌斯特市,官营工厂的工人们收到了新的工资计算簿,其中对规则进行了修改,引入了对损坏工具、机器和机床的罚金,以及针对上班迟到的大额罚款。工人们拒绝接受这些计算簿,并举行了罢工。3月12日,乌法省长博格丹诺维奇带着军队来到兹拉托乌斯特,命令工人选举代表进行谈判。当天派出的代表在12日到13日的夜间被逮捕。第二天,约有6000名愤怒的群众要求释放被捕者,军队却向人群展开了两轮齐射,结果造成69人死亡,约200人受伤,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