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1] 《革命俄罗斯》是社会革命党的中央机关报。只有1901年底的前两期在俄罗斯（非法）出版，以后各期都在海外出版。报刊起初试图调和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之间的矛盾，并且同情自由派。它有大量来自俄罗斯的真实通讯，并且发行量很大。该刊的论述第一次明确地定义了社会革命党的行动策略基础。以列宁和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老《火星报》同《革命俄罗斯》展开了无情的意识形态斗争，普列汉诺夫就是在这时毫不客气地说出了“反动社会主义者”这个著名的表达。——《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2] 崩得是波兰、立陶宛和俄罗斯的犹太工人工会，1897年10月在维尔诺（维尔纽斯）的大会上成立。在1898年明斯克的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崩得“作为一个自治组织加入了党的队伍，只在与犹太无产阶级具体相关的事务上独立”。1903年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决议拒绝了崩得的要求——承认它是犹太无产阶级的唯一代表，并且准许在联邦制原则下建党——并通过了关于统一性和组织集中制（中央委员会的统一领导）的决议。随后崩得退出了党。在自行召开的1906年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崩得呼吁实行“民族文化自治”，希望把一切文化问题移出国家和地方自治机关的职权范围，通过有关民族在普遍、平等、直接和秘密选举的基础上选出的特别机构，将这些问题交给少数民族自行处理。1906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统一大会”上，崩得第二次加入社会民主工党。崩得在党内斗争中几乎总是支持孟什维克一方。在反动时期，党完全分裂之后崩得再次从党内分离出来，并从1912年起与孟什维克取消派建立了密切的组织关系。帝国主义战争期间，大多数崩得成员持护国主义立场，而在二月革命之后又支持联合政府和它的军事政策，并与孟什维克一起反对布尔什维主义。十月革命后，由于国际主义派在崩得内的影响越来越大，许多崩得组织在犹太工人群众的压力下加入了俄共。1920年的第12次会议上，崩得正式放弃了它主要的民族主义要求，宣告说“资本主义秩序下的民族文化自治要求在社会主义革命当中失去了意义”。1921年3月的明斯克会议上，崩得决定加入俄共。——《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3] 从公元前一世纪开始，罗马皇帝身边就有一支被称为禁卫军的精锐部队。禁卫军主要驻扎在罗马，享受一些特权（薪饷高、服役年限是16年而不是通常的20年并且受人尊敬），过着闲散而放荡的生活。这样一支庞大的武装力量（通常有9000人到16000人）如此靠近宫廷，这使得禁卫军逐渐成为罗马帝国一切政治动荡的参与者。一些皇帝被他们推翻和杀害，而另一些（承诺给禁卫军更多好处的）皇帝则在他们的拥立下登基。情况发展到后期，一些皇帝甚至从禁卫军手里收买帝位。公元312年，君士坦丁大帝解散了禁卫军。——《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4] 甘茨先生和教授谈话的时候，他听到教授竟然希望敌人胜利而表达了惊讶之情：毕竟他的弟兄正在战场上死去。教授反对说，这种话“只有一部分是真的”，因为“最先被送上战争舞台的是波兰人、犹太人和亚美尼亚人……”这就是他的原话，不多也不少。教授先生本来还可以再把他那自由派的厚颜无耻扩大一些，对甘茨先生说，士兵都是些愚昧的农民和工人，而自由派都是“良善社会”的人。非常凑巧的是，教授先生随后就向德国记者解释说，“le russe est libéral jusqu'à 30 ans et après canaille”（俄语的意思是：“上流社会”的俄罗斯人30岁之前是自由派，之后就变成无赖）……我认为这位说话露骨的教授早已越过了那条致命的界限。——作者注
[5] 《火星报》是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的海外机关报，由列宁、马尔托夫、波特列索夫同“劳动解放社”共同创建。1900年底，编辑部的成员有帕·鲍·阿克雪里罗德、薇·伊·查苏利奇、弗·伊·列宁、尤·奥·马尔托夫、格·瓦·普列汉诺夫和亚·尼·波特列索夫。1900年至1903年期间，《火星报》通过对当时以“经济主义”为形式的机会主义进行无情的理论斗争，在凝聚俄罗斯社会民主党的力量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社会民主工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1903年，伦敦）认可了《火星报》所做工作的巨大意义，并宣布它是党的中央机关报。在党的工作的领导问题上，列宁对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人员组成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在他的压力下，大会将摇摆不定的人剔除出了编辑部——阿克雪里罗德、查苏利奇和波特列索夫——并选举了由列宁、普列汉诺夫和马尔托夫组成的新编辑部（马尔托夫拒绝加入）。鉴于大会后不久普列汉诺夫就转而同他的政治老友和解，列宁被迫离开《火星报》，自第51号起就不再在此工作。普列汉诺夫最终转向孟什维克立场之后，《火星报》——现在叫做新《火星报》，以便和原先有列宁参与的旧《火星报》作区分——从一份革命的机关报变成了在组织上搞机会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判模棱两可的报纸。新《火星报》在1905年10月8日的第一次革命当中停刊。——《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6] 这个比喻出自乌斯边斯基的《自愿或是不自愿》（Волей-неволей）。——中译者注
[7] 知识分子的反对运动在1904年1月的技术大会和皮罗戈夫大会上达到了顶峰。大约3000人参加了俄罗斯技术和职业教育活动家的第三次大会。大会上第十分会的会议（关于工人的教育）实质上变成了政治会议，分会成员公开要求言论、新闻、集会、工会和八小时工作制等自由权利。大会庄严地开除了基希讷乌大屠杀的参与者普罗宁和斯捷潘诺夫，将他们排除在参会代表之外。第二天，大会正要进行工作总结的时候，等待代表们的是一队警察，他们宣布大会关停。这一事件进一步加剧了代表们的反对情绪，并使他们对警察的行动提出了书面抗议。——《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1904年1月4日开幕的第九届皮罗戈夫医生代表大会把它的所有工作直接地和俄罗斯的政治制度联系在了一起。因此公共医学、内科疾病和结核病分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其中指出：
“儿童早夭、酗酒、肺结核、梅毒和其他流行病在俄罗斯是极其重要的社会灾祸，如果要与这些疾病进行正确而合理的斗争，就必须确保疾病发展的真正原因和防治方法这样的信息能够广泛传播，这样才有可能成功。为此，必须要有完全的人格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集会自由。”
公共医学、卫生、统计和儿童疾病分会通过了如下决议：
“俄罗斯儿童死亡率异常偏高，主要原因是物质得不到保障和居民的智力发展不充分，从这一事实出发，大会深信，只有基于广泛的社会改革，才有可能成功地对抗这一灾难。”
其他分会的会议也通过了类似的决议。在各分会的工作结束后，警察意识到了这些“值得怀疑”的决议，阻止大会召开闭幕会议。这两场大会尽管都被警察驱散了，但还是发表了以下的最终决议：
1．俄罗斯技术和职业教育第三次大会的成员们抗议在大会结束前强行关停大会，抗议目前的政权，因为它把系统性破坏俄罗斯首创精神和公众舆论的行为奉为原则。
2．皮罗戈夫代表大会管理会议的决议：“医疗事业在现有的制度下不可能取得进步，只有在对人格自由、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进行广泛改革之后，才有可能取得进展。”
大会强行关停之后，警察立刻开始镇压大会的参与者。会议的领导人被逮捕，并流放到各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