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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意见分歧[1]

——1905年,反动和革命的前途


  《托洛茨基读本》编者按:这篇写于1909年的文章是总结1905年革命的系列文章的继续。托洛茨基在这里分别谈了同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在革命问题上的分歧。按照他的概括,孟什维克认为俄国面临的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此必须由资产阶级来领导,胜利后应当由资产阶级民主派掌权。布尔什维克同样认为面临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认为这场革命应当由无产阶级领导,胜利后要建立的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针对布尔什维克的观点,托洛茨基指出,革命一旦取得胜利,无产阶级不可能把革命限制在民主革命的范围之内,必然会立即向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转变。也许是因为这个观点提得太早了,那时侯遭到孟、布双方的批驳。然而1917年二月革命后俄国革命的进程大体上是按照这一设想发展的。托洛茨基把这种现象的出现解释为布尔什维主义在1917年春天,即在夺取政权以前,“完成了自己思想上的重新武装”。1917年春列宁在革命问题上有一个重大的变化,提出了立即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主张。正因为如此,列宁那时侯开展了反对“老布尔什维主义”的斗争。然而,列宁改变策略的依据,同托洛茨基的论据不尽相同。


  拉萨尔在1854年,在世界极端反动时期给马克思的信中写到:“至于现今的消沉无法靠理论来克服,这一点你完全正确。我甚至把这一思想概括为,任何时候都没有单靠理论战胜过消沉,也就是说,靠理论克服这种消沉虽然产生过信徒和宗派或不成功的实际运动,但从未引起过现实的世界运动或普遍的群众性的思想运动。群众只有受实际事态的沸腾的力量的吸引,才不仅在实际上而且在精神上投身于运动的洪流。”
  机会主义不理解这一点。如果说,机会主义的主要心理特点是它不善于等待,这可能是奇谈怪论。但确实是如此。同盟的和敌对的社会力量由于它们的对抗和相互影响,在政治上造成一种死一般的沉寂的状态;经济发展的分子活动在使矛盾加剧的同时,不仅不打破政治平衡,相反,却使它得到暂时的加强,似乎使之永世长存了,在这个时候,由于不耐烦而苦恼的机会主义在自己的周围寻找“新的”途经和手段,以便立即实现那个历史还不能使之实现的东西。它被一片埋怨自身力量不够和不可靠的声音弄得苦恼不堪并开始寻找“盟友”。它迫不及待地扑向自由主义的粪堆。恳求它,呼吁它,为它发明了专门的行动公式。但后者只是向它发出政治腐烂的臭气作为回答。于是,机会主义开始从粪堆里啄出几颗民主的珍珠。它需要盟友。它东奔西跑,在十字街头抓住了他们的后襟。它向“自己人”呼吁,劝导他们对可能的盟友采取十分客气的态度。“掌握分寸,多掌握分寸,尽可能多掌握分寸!”它患了一种特殊的疾病,对自由主义的谨慎癖,分寸狂,于是,它在狂乱中给自己的政党带来侮辱与创伤。
  机会主义想要弄清那些尚未成熟的关系。它想立即“成功”。当反对派盟友帮不了忙时,它就跑到政府那里去劝说、请求、威胁⋯⋯最后它在政府中给自己找到一个职位(内阁主义[2]),但这无非证明,不仅“靠理论的途经”,而且靠行政,都是无法超越历史的。
  机会主义不善于等待。正因为这样,大事变对它来说总是出乎意料的。这些事件突然袭击它,把它打得倒下,使它像木片一样在旋涡中打转,然后把它冲走,叫它一会儿撞在这个岸边,一会儿又撞在那个岸边⋯⋯它企图抗拒,但徒劳无益。这时,它便听天由命了,装出心满意足的样子,挥动手臂,表示在游泳——而喊得比谁都响⋯⋯一旦飓风疾驰而过,它便爬到岸上,厌恶地抖抖身子,诉说头痛骨酸,并在浑身不舒服的状态中不惜对革命的“幻想家”使用严厉的字眼⋯⋯


  莫斯科的不无名气的孟什维克切列万宁在不久前出版的《目前状况和可能的未来》一书中写道:“在11月和12月(1905)获得胜利的甚至不是布尔什维克的策略,而是帕尔乌斯[3]和托洛茨基的策略。”(第200页)孟什维克策略的半官方哲学家马尔丁诺夫[4]在最近一号《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5]上,也提到“帕尔乌斯和托洛茨基的幻想理论⋯⋯这个理论在我们十月的日子里,在工人代表苏维埃时期,取得了短暂的胜利”(第4-5号第17页)。造成月份上的不同的说法的原因只是马尔丁诺夫把日历搞错了,他把苏维埃的“十月的日子”理解为10月、11月和12月的日子:众所周知,哲学家在引用重大的历史时期时,很容易把月份弄错。然而作为“幻想理论”的基础是什么呢?切列万宁回答说:“是打算把俄国从半野蛮状态直接引上社会主义的帕尔乌斯和托洛茨基的显然轻率的观点。”(第177页)切列万宁用几页的篇幅毫不费力地揭露了这种打算的轻率。什么是俄国无产阶级?充其量就是27.6%的人口。但是,应当从革命的算盘上去掉农业工人,因为他们愚昧和落后,去掉仆人和短工,因为他们分散,这就剩下320万人的工商业无产阶级。“总之,总人口的5%-11%,这就是帕尔乌斯和托洛茨基打算用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并且他们还天真地认为,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实际中去了。”(第179页)切列万宁的胜利是毋庸置疑地。糟糕的只是他效法那些报纸上的骗子,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的叛徒来描绘自己的论敌,这些人尽量把不断革命这个魔鬼涂抹得粗鲁一些,蛮横一些。
  我们从来没有这样提出问题:能否把俄国“直接引上社会主义”。这样提问要有十分特殊构造的头脑才行。
  我们问的是俄国革命——不是“不断革命”,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俄国正在进行的革命的阶级动力。
  这些问题足以表明,应该如何来写处于革命后不舒服状态中的机会主义者的历史。但是,更有意思的问题也许是他们是怎样制造历史的。关于切列万宁,可惜我们对他在这方面的情况什么也说不出来,因为关于他在革命事变中的作用,我们没有丝毫印象。但是关于他的一些志同道合者的观点(也许还有活动),我们手头是有文据可查的。他们之中有人写道:“你们问,我们在立宪会议上将要求什么?我们明确而肯定地回答:我们要求地将不是‘社会化’,而是社会主义,不是平均适用土地,而是一切(着重号是原有的)生产资料公有化。”诚然,“庸俗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反驳说,我们这里“在最近的将来社会主义革命在技术上是不可能的”。然而,作者得意洋洋地驳倒了他们的意见并断言:“只有一个社会民主党⋯⋯目前敢于提出不断革命的口号,只有这一个党会引导群众取得最后的和决定性的胜利。”这是谁写的?是著名的孟什维克。不错,我们听马尔丁诺夫说过,在“十月的日子里”,帕尔乌斯和托洛茨基的观点取得了短暂的胜利。但是,后来也是他告诉我们:“孟什维克发出了警告的声音,他们没有那么快地(?)冲昏头脑,他们有时顶住自发势力,继续顽强地(顽强地!)恪守俄国社会民主党地誓言。”(《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第4-5号第16页)毫无疑问,这种勇敢精神是无论怎样赞扬都不为过的。但是⋯⋯但是上面援引的那篇把不断革命思想庸俗化的文章毕竟是孟什维克写的(见《开端报》[6]第7号和第11号社论)。这个被革命严重地冲昏了头脑的孟什维克也许是“不可靠的”、“不地道的”孟什维克?啊,不!这是孟什维克的彼得,是它的基石。这就是马尔丁诺夫同志。
  这就是机会主义政治生理学中的一页。如果在我们历史上最重要的关键时刻如此丧失其前提的人现在凶狠地反对不知悔改的人的“轻率”和反对⋯⋯革命本身的疯狂,难道有什么奇怪吗?


  社会民主党在革命中诞生并走向革命。它在所谓和平发展时代的全部策略归根到底是积蓄力量,这些力量只有在公开的革命冲突时期才充分发挥作用。“正常的”、“和平的”时代,这是统治阶级强迫无产阶级接受它的法律和它的政治抵抗形式(法庭,受监视的政治集会,议会制度)的时代。革命的时代——这是无产阶级为其政治愤懑找到了一种其革命本性得以充分表现的形式(集会自由,新闻自由,总罢工,起义⋯⋯)的时代。“但是在革命目标好像快要实现的革命狂热(!)中,孟什维克的理智的策略是很难开辟道路的⋯⋯”(切列万宁,第209页)。“革命狂热”妨碍了社会民主党策略的运用。革命狂热,这是多么美妙的术语啊!全部问题原来在于,“孟什维克的理智的策略”要求同立宪民主党结成“暂时的力量联合”,而革命的疯狂行为妨碍了这一救命的行动⋯⋯
  当你重读那警惕地站在望台上(一位较年轻的在柏林,两位最强有力的在世界资本主义中心伦敦),全神贯注地环视着政治地平线,指出每一个可以证明革命迫近的现象的我们卓越的经典作家的通信的时候,当你重读这些书信,从字里行间听到像外喷射的革命熔岩的滚滚轰鸣的时候,——你就会产生对严酷的历史辩证法的憎恨,因为它为了自己的瞬息即逝的目的,使那些理论上、心理上平庸的说教者也搞起马克思主义来了,而这些人却把自己策略上的“理智”同革命狂热对立起来!
  拉萨尔1859年在给马克思的信中写道:“⋯⋯在革命中群众的本能通常比知识分子的明智正确得多⋯⋯正是由于群众素来缺乏教育,才使他们不致碰上明智的做法的暗礁⋯⋯”拉萨尔接着说,“归根到底,只有依靠群众和他们充满激情的自我牺牲才能进行革命,但正是由于群众‘愚昧无知’,由于他们缺乏教育,所以他们完全不了解可能主义,同时,因为任何不发达的头脑只承认极端,只知道是和否,而不知道任何介于两者之间的东西,所以他们只对极端,对整体,对直接的东西感兴趣。这最后必定造成一种情况:在那些(明智的,聪明的)革命的统计员面前本应是跟随自己的朋友,而不应是上当受骗的敌人,但最后却相反,在他们面前只有敌人而根本没有拥护其原则的人。因此,似乎是最高的理智实际上却是最无理智。”
  拉萨尔有充分的权利把无教养的群众的革命本能同革命统计员的“明智的、聪明的”策略对立起来。对他来说,朴素的本能当然不是最后的标准。最高的标准是有的,这就是“对历史规律和各族人民运动的完全认识”。他作出结论说:“只有现实的英明才能自然超越现实的明智并凌驾于它之上。”在拉萨尔那里蒙上了一层理想主义的薄纱的现实的英明,在马克思那里就是唯物辩证法。它的全部力量在于,它不是把自己的“理智的策略”同群众的实际运动对立起来,而是使运动定形,净化并加以总结。正因为革命从社会的基本面上揭去了神秘的外罩并使阶级同阶级在广阔的国家舞台上发生冲突,马克思主义政治家觉得自己在革命中如鱼得水。那个不可能实现的孟什维克的理智的策略,或者更糟糕,那个本身把自己不成功的原因归咎于“革命狂热”并有意识地一直等待这种状态消逝,即等待群众的革命精力消耗殆尽或将来被机械地镇压下去的“孟什维克的理智的策略”又是什么呢?


  普列汉诺夫[7]头一个以可悲的勇气把革命事变看作是一系列的错误。他向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说明怎么会在20年内不倦地捍卫唯物辩证法,反对一切形式的专事说教的教条主义和唯理论的空想主义,而在以后的实际革命政治中却成了真正的教条主义者——空想主义者。你们要在他革命时代的所有作品中找到最主要的东西,如阶级关系的内在结构,群众革命发展的内部逻辑,那将是徒劳的;普列汉诺夫用来代替这些的是一系列无穷无尽的异曲同工的空洞的三段论式,其大前提是:我们的革命是资产阶级的,而结论说:对立宪民主党人应当讲究分寸。在事变这部巨著的页边既没有写下理论分析,也没有写下革命政策,而是些惹人厌烦的专事说教的注释。这种批评的最高成就是寓有教育意义的结论;如果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形而上学者,那么,我们在1905年底的策略就会全然不同了。十分奇怪的是,普列汉诺夫根本没有向自己提出一个问题,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他在25年中宣传了最纯粹的马克思主义,却仅仅促进了革命的“形而上学者”的政党的建立,而更重要的是,这些“形而上学者”又怎么能够把工人群众引上邪路,并居然使“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处于孤家寡人的说教者的地位?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普列汉诺夫没有掌握从作为一种学说的马克思主义过渡到革命行动的秘密,或者“形而上学者”在革命条件下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拥有某种不容置辩的优势。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所有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都推行普列汉诺夫的策略,事情也丝毫不会有所改善,因为他们反正会被非马克思主义出身的“形而上学者”排挤掉的。普列汉诺夫小心翼翼地回避这个不可避免的抉择。但是切列万宁这个普列汉诺夫式的专事说教的诚实的桑科[8]抓住了牛的犄角,或者更接近塞万提斯的说法,抓住了驴的耳朵,并勇敢的宣布:在革命狂热的条件下,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策略是无立足之地的!
  切列万宁不得不作出这一结论,因为他给自己提出了一个被他的老实小心翼翼地回避地人物:对革命进程和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作一完整的论述。当普列汉诺夫明智地仅限于对个别步骤和个别现象作游击式地批评而不顾事态的内部发展时,切列万宁问自己:如果历史按照“真正的孟什维克的策略”路线发展,历史看起来会是什么样的呢?他在小册子《革命中的无产阶级》(1907年莫斯科版)中对此作了回答,这本小册子是用短浅的目光写出的一份不可多得的勇敢的文献。但是,当他纠正了一切错误并按“孟什维克”的方式来安排全部事件,使得这些事件不断地把革命引向胜利地时候,他问自己:为什么历史仍然误入歧途?于是他用《目前状况和可能的未来》这本小册子来回答这个问题,这本小册子又一次可贵地证明:目光短浅的坚定不移的勇敢甚至也能够揭示一点真理,虽然不能经常⋯⋯从头开始。
  切列万宁说:“革命遭到如此惨重的失败,把失败的原因归之于无产阶级的某种错误是根本不行的。”他认为:“很明显,这里的问题不在于错误,而在于某种更深刻的原因。”(第174页)大资产阶级重新同沙皇制度和贵族结成联盟,在革命的命运中起了致命的作用。在这些力量联合为一个反革命整体的过程中,“无产阶级起了巨大的,决定性的作用。回顾过去,现在可以说,这也是它的不可避免的作用”(第175页,黑体都是我用的)。在头一本小册子中,他跟着普列汉诺夫,把一切灾难都归咎于社会民主党的布朗基主义。现在他的诚实的短浅目光起来反对这一点了,于是他说:“让我们设想一下,无产阶级(如果)一直处于真正的孟什维克领导之下,并且(如果)按孟什维克的方式行动[9],那时,无产阶级的策略就会有所改善,但它的基本企求不会改变,而这些企求必然导致它的失败。”(第176页)换句话说,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是不能够把孟什维克的自我限制用到自己身上的。当它展开阶级斗争时,它必然把资产阶级推到反动阵营去。策略上的错误只“加强了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可悲的(!)作用,但不起决定性的作用”。所以,“无产阶级的可悲的作用”是由它的阶级利益的实质决定的。结论是可耻的,它意味着向那些说无产阶级的阶级政党患了自由主义呆小病的一切责难彻底投降。然而在这个可耻的政治结论中却反映出了一点点历史真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合作是不行的,这不是由于社会民主党思想上的毛病,而是由于资产阶级“民族”的深刻分化。俄国无产阶级处于他那轮廓分明的社会形态之下,处于他那种觉悟水平上,只有在他自身利益的旗帜下才能发挥自己的革命能量。但是,对他的利益,甚至对眼前利益所抱的激进主义,必然把资产阶级推向右转。
  切列万宁懂得这一点。但是他说,失败的原因就在这里。很好。但是,从这里得出什么结论呢?社会民主党还能作什么呢?打算用诸如普列汉诺夫的代数公式去蒙骗资产阶级吗?束手坐待无产阶级遭受不可避免的失败吗?或者相反,承认想同资产阶级长期合作是徒劳的,从而去挖掘无产阶级的全部阶级力量,激起农民群众的极大的社会兴趣,向无产阶级的和农民的军队呼吁,把自己的策略建立在这上面,在这条道路上寻求胜利?胜利是否可能,第一,这无法预言,而第二,不管胜利的可能性是大是小,这无论如何是革命政党能走的唯一道路,除非它认为立即自杀比失败的一种可能性要好。
  切列万宁只是现在“回过头来看”时才探索到的这个革命的内部逻辑,早在决定性的革命事件开始之前,被他斥责为“轻率”的人就已经看清楚了。
  我们在1905年7月写道:“现在对资产阶级的主动性和决心可能抱的希望比1894年更小了。一方面障碍大得多,另一方面民族的社会和政治分化也严重得多。本国和国际资产阶级的共同缄默抵制,给多灾多难的解放过程设置了极大的障碍,他们力图不让它超出有产者同旧制度的代表达成协议的范围,为的是镇压人民群众。在这种情况下,民主主义策略确实只有在同自由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才能发展。对这一点应当看得十分清楚。不是虚假的民族‘统一’反对民族敌人(沙皇制度),而是深刻发展民族内部的阶级斗争,道路就是这样⋯⋯毫无疑问,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也能够推动资产阶级前进,但只有阶级斗争能够做到这一点。另一方面,毫无疑问,无产阶级虽然靠压力克服了资产阶级的保守性,但在一定时刻,当事变完全按部就班地展开的时候,仍旧会同碰到直接的障碍一样,碰到这种保守性。能够战胜这一障碍的阶级,将来一定能做到这一点,从而也一定能承担起领导的作用,——如果总的说来全国注定要出现激进的民主复兴的话。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就会出现‘第四等级’的统治。不言而喻,无产阶级会像当时资产阶级那样依靠农民和小市民来完成自己的使命。他们领导农村,把它吸引到运动中来,使它关心自己的各项计划的成就。但是,领袖必然依旧是无产阶级本身。这不是‘农民和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依靠农民的无产阶级专政。它的活动当然不会限于一国的范围。它将立即被自身状况的逻辑抛向国际舞台。”[10]



  党的各个不同派别尽管有各种各样的意见分歧,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它们都指望获得完全胜利,即通过革命夺得国家政权。切列万宁现在用算盘大致算了算革命的力量和反动的力量,在进行结算时得出一个结论:“革命的任何成就都会包含着未来的不可避免的失败的萌芽。”(第198页)他用什么资料来计算的呢?罢工的盛行,农民骚动的性质和形式,三届杜马选举的数字。因此,斗争的进程和结局,他不是从经济关系中直接得出的,而是从革命斗争的形式和插曲中得出的。使他得出俄国革命注定毫无希望的结论的,不是经济特征,也不是对各阶级的统计,而是对这些阶级的现实斗争,对它们的冲突,对使它们力量的公开配合的研究,当然,切列万宁的“研究”是拙劣的。但是,即使为了让切列万宁能够着手拙劣的研究,必须有席卷全国的罢工,爆发起义,庄稼汉捣毁几个省,最后,进行国家杜马选举。不然怎么办呢?比方说,任何波斯的切列万宁不可能把巩固起来的沙皇制度同英国自由党政府的联盟将对波斯革命必然产生的作用预先告诉自己的同胞。如果竟然出现了这样的预言家,并且他打算根据自己的推算阻止人民群众参加最终会导致他们失败的一系列起义,那么波斯的革命者最好是劝这位聪明人暂时呆在疯人院里。
  革命在切列万宁对它的借方和贷方结算之前就在俄国开展起来了。对我们来说,革命是一个我们必须在上面表演的现成的舞台。我们没有创造事变,但我们应当使自己的策略适应它们。既然我们参加了斗争,这就意味着我们应当指望取得胜利。但是,革命是争取国家政权的斗争。作为革命政党,我们面临的任务是,向群众揭示夺取国家政权的必要性。



  “孟什维克”关于俄国革命的观点整个说来一向是不明确的。他们同布尔什维克一起都说“把革命进行到底”,但双方都是纯形式主义地把这理解为实现我们的“最低纲领”,然后应当开始一个在民主环境下的“正常的”资本主义剥削的时代。不过,“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前提是沙皇制度和国家政权转到革命的社会力量手里。转到什么社会力量手里呢?孟什维克回答说:资产阶级民主派。布尔什维克回答说:无产阶级和农民。
  但是,孟什维克说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是什么呢?这不是某种实际存在的和可以感触到的社会力量的名称,这是新闻记者用演绎法和类推法创造出来的超历史的范畴。因为革命应当进行“到底”,因为这是资产阶级革命,因为在法国,把革命进行到底的是民主派革命者——雅各宾派,所以俄国革命只能把政权交给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
  他们毫不动摇地规定了革命的代数公式,然后竭力赋予世上不存在的算术意义。他们指责别人夸大无产阶级的力量,自己却对“协会联合会”[11]和立宪民主党寄予无限的希望⋯⋯马尔托夫满怀希望地欢迎“人民社会党人”[12],马尔丁诺夫则抱住库尔斯克的国民教师的大腿。孟什维克懂得,在资本主义国家,财富、居民、动力、知识、社会生活和政治经验日益集中在城市,在那里农民不能起领导革命的作用。历史不能把解放资产阶级民族的任务托付给庄稼汉。农民由于分散,政治上落后,特别是由于使农民分化的深刻的内部矛盾(在资本主义制度的范围内没有摆脱这些矛盾的出路),只能从背后给旧制度若干沉重的打击:一方面通过引起混乱和惊惶的农村自发的起义,另一方面,通过把不满情绪传给军队。但是,在资本主义城市里,在新历史的发源地,应当有一个坚定的政党,它依靠城市的革命群众并善于利用农民起义和军队的不满情绪,以无情的打击把敌人从一切阵地上赶出去并夺取国家政权。这样的政党,孟什维克是无法找到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的抽象的“把革命进行到底”实际上变成了仍旧是对立宪民主党人的支持,而他们当中最彻底的人士,正像我们所看到的,得出结论说,对孟什维主义的异样的策略来说革命气候是太无情了。
  孟什维主义的矛盾是历史本身的矛盾的曲折的反映,历史使国家面临着巨大的革命化任务,却事先在全世界范围内用大工业的铁扫帚扫除了作为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的资产阶级民主派。
  与“民粹派”相反,马克思主义者长期不承认我们的“独特性”。以致弄到原则上把俄国和欧洲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等同起来的地步。这离最荒谬的结论只有一步之差。
  当唐恩仿效马尔丁诺夫,抱怨城市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软弱性是“我们的最大的不幸”的时候,我们只能同情地耸一耸肩膀。这些人真的懂得他们为什么而悲伤吗?让我们设法对他们讲清楚这一点:使他们伤心的是,大资本占领了国际经济的地盘;它不容许在俄国形成有力的手工业的和商业的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经济和政治中的突出作用已转到现代无产阶级身上。孟什维克不明白,资产阶级民主派软弱的社会原因同时也就是社会民主党的力量和影响的泉源。相反,他们认为这是使革命软弱的基本原因。我们且不说,从国际社会民主党这个世界社会主义变革的政党的角度来看,这种思想是多么可怜。对我来说,我们革命的条件像现有的这个样子就足够了。哭诉不能使第三等级起死回生。只能得出结论:只有农民群众服从作为革命领导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才能“把革命进行到底”。


  布尔什维克说,完全正确!我国革命要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和农民必须共同斗争。列宁在《社会民主党评论》杂志[13]第2期上说,但是“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而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14]。其活动的内容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范围内使经济和政治关系民主化。列宁在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专政和无产阶级与农民民主(即资产阶级民主)专政之间规定了原则性的区别。他觉得这种逻辑上的、纯粹形式主义的推论完全能解救落后的生产力水平和工人阶级统治之间的物质上的矛盾。他说,如果我们认为我们能够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就会遭到政治上的破产。但是既然无产阶级和农民共同执政,确认其专政具有“民主主义性质”,那么一切都得救了。从1904年起,列宁孜孜不倦地重复这一思想,但是这种思想并没有因此而变得正确一些。
  俄国进行社会主义变革的社会条件尚未成熟,因此政权对无产阶级来说会是个极大的不幸。孟什维克是这样说的。列宁回答说,如果无产阶级没有认识到进行的只是民主革命,这也许是对的。换句话说,在列宁看来,解决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和客观条件的矛盾的出路在于无产阶级政治上的自我限制,并且由于理论上认识到工人阶级起领导作用的变革是资产阶级变革,这种自我限制是必然会出现的。列宁把客观矛盾转到无产阶级的认识中去,用一种不是来源于宗教信仰而是来源于“科学”公式的阶级禁欲主义来解决它。只要清楚地想像一下这种设计,就足以了解它那不可救药的唯心主义性质了。
  在另一个地方我已详尽地指出[15],在“民主专政”的第二天这种准马克思主义的禁欲主义牧歌就会烟消云散。无产阶级无论在何种理论标志下执掌政权,它不能不马上即第一天就面临失业问题。在这一点上,解释社会主义专政和民主专政之间的区别未必能帮他多大的忙。执政的无产阶级必须立即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公共工程等等)由国家开支来保障失业者的生活。这种做法本身立刻会引起强大的经济斗争高潮及一整段罢工的历史:这一切在1905年年底我们已经小规模地见到过了。而资本家将会以当时回答8小时工作日的要求那样来回答它:关闭工厂。他们在大门锁上一把大锁,并对自己说:“我们的财产不会遇到危险,因为已经规定,现在无产阶级搞的不是社会主义专政,而是民主专政。”面对着关闭的工厂,工人政府能做些什么呢?它必须打开工厂,并由国家开支来回复生产。但是这难道不是走向社会主义吗?当然是!你们难道能提出别的道路吗?
  可能会有人反驳说,你们描绘的是无限制的工人专政。其实,这里讲的却是关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合专政。好吧,就把这种反驳也考虑在内。刚才我们已经看到,无产阶级是如何违背其理论家们的善良意愿,在实践中消除那种本应把他限制在民主专政范围内的逻辑界限的。现在有人建议用合作的庄稼汉给无产阶级政治上的自我限制加上一个客观的反社会主义的“保证”。如果想以此说明,和社会民主党一起执政的农民政党不会允许由国家开支负担失业者和罢工者,也不会允许打开资本家关闭的工厂供国家生产,那么这就是说,就在第一天,即远在完成“联盟”任务之前,我们就会看到无产阶级和革命政府发生冲突。这种冲突可能以农民政党制服工人告终,也可能是以前者被排除出政权之外而结束。这两种情况都和联合“民主”专政很少有共同之处。全部不幸在于,布尔什维克只把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进行到革命胜利的时刻:此后斗争就暂时消融于“民主”合作之中。而只有在最终建立共和制之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才以纯粹的形式重新进行,——这一次是在直接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形式下进行了。孟什维克从“我们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这种抽象概念出发,得出使无产阶级的全部策略迁就自由资产阶级的行动,直到自由资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为止的思想,布尔什维克则从“民主专政,而不是社会主义专政”这种同样空洞抽象的概念出发,得出使执掌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接受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自我限制的思想。不错,两者之间在这一问题上的差别是非常大的:孟什维主义的反革命一面现在已经暴露无遗,而布尔什维主义的反革命特性,只有在革命胜利时才会具有极大的危险性[16]。当然,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经常谈论无产阶级的“独立”政策(前者在对待自由资产阶级的态度上,后者在对待农民的态度上),这一点丝毫也没有改变下列事实,即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只要在事态发展的不同阶段上)都为阶级斗争的后果所吓倒,而想用自己形而上学的设计来使斗争严守秩序。



  革命胜利后只能把政权交给能依靠城市的武装人民即无产阶级民兵的政党手里。社会民主党执掌政权后就处于最深刻的矛盾之中,这种矛盾不能用“只是民主专政”的天真幌子来克服。工人政府的“自我限制”不是别的,而是为了实现共和国而出卖失业者、罢工者、以至全体无产阶级的利益。在革命政权面前摆着种种客观的社会主义任务,但是要解决这些任务在一定阶段上就会和国家的经济落后发生冲突。在民族革命的范围内没有摆脱这种矛盾的出路。工人政府一开始就面临下列任务:使自己的力量和西欧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力量联合起来。只有在这条道路上,它的暂时的革命统治才会变成社会主义专政的序幕。因此不断革命对俄国无产阶级来说是阶级自卫的要求。如果工人政党缺乏足够的主动性去实行革命的进攻的政策,并且打算转向有限的、只有民族的和民主的专政,那么欧洲联合起来的反动势力将会毫不迟延地向它表明,执掌国家政权的工人阶级必须把全部政权放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天平上去。


写于1909年。译自《1905年》,莫斯科1922年俄文第2版第270-286页。
选自《托洛茨基言论》,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三联书店1979年版 





[1] 本文载于波兰《社会民主党评论》杂志。当时是俄国极端反动的时期,是工人运动几乎死一般的暂时沉寂和孟什维克叛变性的抛弃革命及其方法的时期。
  本文对当时布尔什维主义在关于革命的性质和关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的问题上的正式立场,也提出了批评。
  对孟什维主义的批评至今还有它的意义;俄国孟什维主义对它在1903-1905年时期,也就是实际形成的时期所犯的致命的错误,现在正自食其果;世界孟什维主义现在正在重复俄国孟什维主义的基本错误。
  对当时布尔什维主义的立场(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的批评,现在只具有历史意义。过去的分歧早已消除了。
  在本书第一版中,这一章有一些空白,因为当时我们手头既无完整的俄文手稿,又无登载该文的波兰杂志。在本版中,空白已按波兰文本补齐。——托洛茨基注

[2] 内阁主义又称米勒兰主义,因法国社会党人米勒兰于1899年参加资产阶级政府而得名。

[3] 亚·拉·帕尔乌斯(真姓为格尔方德)(1869-1924)——生于俄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活动,属左翼。1905年回到俄国,同托洛茨基一起提出“不断革命”论。后退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做军火生意。1915年在柏林出版《钟声》杂志。

[4] 亚·萨·马尔丁诺夫(1865-1935)——俄国经济派首领,孟什维克。1923年加入俄共(布),1924年起是《共产国际》杂志编委。

[5] 《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是孟什维克的国外机关报,1908-1911年在日内瓦、巴黎出版。

[6] 《开端报》是孟什维克的合法报纸,1905年11-12月在彼得堡出版。

[7] 格·瓦·普列汉诺夫(1858-1918)——俄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8] 桑科是塞万提斯的小说《唐·吉诃德》中的人物,是吉诃德的仆从。

[9] 请注意这种思想方法:不是孟什维克表现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是无产阶级按孟什维克的方式行事。而最好是这么说:假定历史按切列万宁的方式发展⋯⋯——托洛茨基注

[10] 拉萨尔:《在〈陪审法庭上的演说〉的序言》,铁锤出版社版。某些说法有意含糊其词,这是因为该文是为“立宪前”时期的合法出版物写的,即1905年7月写的。——托洛茨基注

[11] “协会联合会”是俄国自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治组织,于1905年5月在14个协会代表组成的代表大会上宣告成立。大会要求在普选制基础上召开立宪会议。1906年底解散。

[12] “人民社会党”是1906年成立的俄国小资产阶级政党,由社会革命党的右翼分裂出来的社会革命党人组成,提出不超出君主立宪制范围的温和的民主要求。1917年二月革命后支持临时政府。

[13] 《社会民主党评论》杂志是在罗莎·卢森堡参与下出版的波兰社会民主党的杂志。1902-1904年、1908-1910年在克拉科夫出版。

[14] 《列宁全集》第2版第17卷第36页。

[15] 《我们的革命》,第249-259页。——托洛茨基注

[16] 对本版的附注。大家知道,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因为布尔什维克在列宁同志领导下,在1917年春天,即在夺取政权以前,在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上完成了(不是没有内部斗争地)自己思想上的重新武装。——托洛茨基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