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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讨论战争与和平问题时的发言
托洛茨基
（1918年3月7日）
《托洛茨基读本》编者按：签订布列斯特合约问题上的分歧，是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内发生的一次严重危机。在针对这个问题的争论中，托洛茨基提出了著名的“不战不和”的公式。他的这个主张过去一直被看做是叛国助敌的行为。十月武装起义胜利后，苏维埃政权发表《和平法令》，并采取措施同有关国家接触。和谈建议遭到英、法等国拒绝后，苏维埃政府遂同德、奥等国进行谈判。起初俄方代表团由越飞率领，后改由托洛茨基任首席代表。根据俄共（布）中央的决定，托洛茨基奉行拖延谈判、等待西方爆发革命的方针。列宁主张不惜代价立即签订和约，但处于少数地位，而以布哈林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进行革命战争的主张却占上风。1月24日中央委员会会议通过两个提案：1.“千方百计地拖延和约的签订”；2.“停止战争，不缔结和约，复员军队”。2月3日中央会议还以多数票否决了同德国签订和约的可能性。所以，“不战不和”在一段时间里本是俄共中央的方针。2月9日德方同乌克兰拉达签订和约后，向苏俄提出最后通牒。10日在谈判的政治委员会上，托洛茨基宣布“不能使暴力神圣化”，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同时声明“复员全部军队”。在这以后中央多次开会讨论和约问题，但列宁的主张均遭否决。23日，在德国发出新的最后通牒的情况下，中央召开会议，列宁以退出政府和中央为威胁，要求结束革命空谈的政策。在表决列宁的提案“是否立即接受德国的建议”时，以7票赞成、4票反对、4票弃权通过。托洛茨基和他的支持者投了弃权票，托洛茨基称，他用弃权支持了列宁的提案。可以看出，与左派共产主义者不同，托洛茨基的行为是顾全大局的。有关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的态度这里只选了他在七大上的发言。这篇发言表达了他的基本观点，从中可以看出，在指靠世界革命、拖延谈判、利用谈判进行革命宣传等问题上争论各方并无根本分歧。分歧不是理论上的分歧，而仅仅是策略上的分歧。然而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来说，这却是事关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同志们，我们来总结一下在我国革命和西欧革命在发展速度上出现的不协调的时期。毫无疑问，我们大家或多或少曾经都是怀疑论者，但是我们都毫无例外地认为，欧洲革命的速度应当和我国革命的规模相近。没有疑问，我们全都毫无例外地认为，我国十月革命本身，以及由这一事实引起的一切后果——我们的社会措施、废除和公布旧的条约、公开建议举行和谈，所有这一切都会直接推动西欧的风潮。我们认为，这种震动将削弱欧洲资本主义的堡垒，为我们向俄国资产阶级和欧洲资产阶级进攻建立新的、日益坚固的阵地。这里出现了某种不协调，这种不协调的非常深刻的根源在于我国的落后，在于无力经受这种长期的世界大屠杀的我们国家被卷进了帝国主义战争的旋涡。
从这种尖锐的不协调中，我国革命先于其他国家，在欧洲革命前很久就成长起来了。它在自己发展的最初阶段没有得到必要的支持。由此产生了我们面临的一切极其严重的策略上的困难。如今这种想法好像一个磨损了的硬币，然而目前还保持着自己的全部价值，现在不管我们怎样自作聪明，不管我们发明什么样的策略，只有欧洲革命才能真正拯救我们。
我在中央委员会对这个极其重要的问题进行表决时弃了权，原因有二：第一、我不认为，我们对这个问题采取这种或那种态度能够决定我国革命的命运。我不认为它有决定意义。至于哪方面成功的希望大一些：是这方面还是那方面，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较大的希望不在列宁同志那一边。关于这一点我下面再谈。第二、我过去和现在都认为，所谓的反对派坚持的那种政策即革命战争的政策，要能够真正在实际中取得采纳，就需要各派意见一致，全党意见一致，这是首要的一点。当党内存在着以列宁为首的一半人或大部分人反对自己的时候，要克服落后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因循守旧心理，进行反对德国人和反对我国资产阶级的战争是不可能的。在回到这个问题以前，我要三言两语地提一下上述国际政策的含义。
毫无疑问，如果单纯为了我们国内建设或为了得到有利的物质条件而需要喘息时机，那么我们本应在11月间就缔结和约。那时我们或许会从德国人那里得到一个最好的和约，因为我们首先在德国敌人的队伍里打开了一个缺口。但是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坚持这种观点。大家（包括列宁同志在内）都说：“去吧，要求德国人把话讲清楚，要揭穿他们，一有机会就中断谈判回来。”我们大家都把这一点而不是把革命的词句看作是和谈的实质。在最后一次去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之前，我们不断地讨论我们今后的策略问题。中央委员会里只有一个人主张立即签订和约，这就是季诺维也夫[1]。他从他的观点出发说得完全正确，我完全同意他的意见。他说，我们如果拖延就会使和约的条件变得不利，应当现在就签订和约。但是大多数人说：“不，你们要继续采取原先那种宣传、拖延等等的政策。”季诺维也夫尽管提出了必须立即签订和约的问题，然而已经迟了。当我们最后一次到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时候，已经用不着我们来拖延谈判了，德国人自己就拖延了，他们不举行会议，因为已经出现了新的情况——基辅乌克兰拉达[2]在准备叛卖。基辅拉达准备了第四宣言[3]。他们需要确认乌克兰是一个独立的共和国，为此他们把乌克兰拉达代表团派到基辅去。他们要同乌克兰缔结一项最后的和约，以便对我们提出最后通牒。我们知道，同乌克兰缔结和约会起什么样的作用。我们当时知道，单独媾和并不意味着真正的和平，尽管如此，我们大家都认为，现在同当时失去了基辅的乌克兰拉达打的交道并没有正式结束，而问题涉及的只不过是粮食和国内的其他自然资源而已。再说一遍，如果我们真的想要得到最有利的和约，我们早在几月前就应当同意缔结了。但是没有一个人——无论在中央委员会，还是在我们全党——曾赞成这样做。我们把希望寄托在国际运动上。当时我们大家都主张宣传，进行争取和平的斗争，促使德国、奥匈帝国和整个欧洲的工人阶级起来革命。在这里我们主要是指望西欧革命运动的发展。最近我们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得到了德国和奥地利发生罢工的消息。试问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不应当让德国无产阶级的力量、它的政治觉悟、它的斗争能力经受一番考验呢？我认为，我们应当首先承认不能签订和约。
我们本应做最后一次尝试，而列宁同志在这里反对这样做，但是他反对得不那么坚决。然而，那些因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声明而指责我们的同志，当时却是和我们站在一起的。这一点必须予以考虑。如果硬要我去同德国人继续谈判，我在2月10日就会重做我已经做过的事情。我就不会去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4]我认为在那时签订和约是绝对不能容忍的，虽然我很清楚，每拖延一天都会使和约的条件变得不利。为什么？因为所有我们过去同德国人的谈判和我们的宣传，只有当人们信以为真时，才具有推动革命的意义。在全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我曾在党团中说，正像前奥匈帝国大臣格拉茨[5]说过的那样，德国人只是需要一个提出最后通牒的借口。他们以为我们示意要他们提出最后通牒。我们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谈判期间的立场，被我们的敌人和愚昧无知的、不够觉悟的朋友们说成是拿早就答允签订任何和约的做法当作儿戏，说我们在演革命的滑稽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签订这个和约，而不让德国无产阶级的战斗力去经受考验，那么我们一方面有丧失雷瓦尔和其他地区的危险，另一方面又有失去法国和英国无产阶级或他们之中很大一部分人的同情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把责任交给了德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看来这个党是完全软弱无力的，它不仅没有试图反抗（插话：“这是正式的党，可是另一个党呢？”），反而不断地为德国帝国主义对俄国的侵略性进攻进行辩护。德国正式的社会民主党已经成了叛卖性的党。我是属于曾经认为德国人不会进攻的那些人之列的。当时我说，如果他们进攻，我们随时都有时间来签订和约，即使条件再坏。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都相信了，我们没有别的出路……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迫使或促使德国进攻的所有因素。拉狄克同志说，有些德国报纸现在说，在我们动身4天以后，德国报刊说过不会进攻。这里牵涉到哪些因素，是跟我们的同盟者玩幕后把戏呢，或者也许仅仅是德国本国最极端的军国主义派取得了胜利，这对我们来说现在几乎是无所谓的。不言而喻，我们采取了冒险的步骤。这不是个人的冒险，不是小集团的冒险。这里曾经下了很大的赌注；看欧洲的无产阶级支持不支持我们？如果不支持，我们将被击溃。这种冒险是由于我们意识到形势的本质而引起的。我们对当前这种冒险的危险程度的估计是不同的。列宁同志认为，在德国人攻克了雷瓦尔和其他城市以后，现在必须签订和约；我所属的那一派则认为，对我们来说现在唯一的可能性（这取决于我们的意愿）就是以革命化的方式影响德国的无产阶级。这样就可以不割断我们曾进行的宣传的继承性，不至于造成宣传上的历史的间断。当然，以后一切都会弄清楚的。
现在必须使欧洲的无产阶级，首先使德国的无产阶级，面对那个不是由我们造成而是由国际形势的本质产生的政治悲剧，如果德国党不支持我们，就要它负全部责任。我们在退却、在自卫，这是我们能够做到的。我们将实现列宁同志所预言的前途：我们要退到乌拉尔，撤出彼得格勒、莫斯科。我应当说，列宁同志曾说过德国人想在彼得格勒签订和约，几天以前我和他是这样想的。但是我记得，好像列宁在一次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私人谈话中，对德国人实现这个计划的可能性曾表示怀疑，显然，他认为攻克彼得格勒一事会使德国工人大大革命化。这是可能的。攻克彼得格勒是危险的事，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可怕的打击，但是对德国人来说，这显然也是一种冒险的策略。但是所有这些可能性都是冒险的，而我们的整个策略恰恰就建立在这种冒险的基础上，因为我们不可能有任何把握。只能在许多不清楚的情况下采取这种和那种政策来寻求解决，而一切都取决于欧洲革命的觉醒和发展的速度。就是我们批准这个和约，欧洲革命也要发展…… 那些说明和平的必要性的论据不仅瓦解建立军队的工作，而且瓦解直接动员工人群众的工作。同时在普斯科夫和其他地方有人对他们说，工人被赶去屠杀，但是这不会有什么结果。我们不知道是否会有什么结果。
既然我们被迫进行自卫，我们就应当保证自己有后方，可是我们没有这样做。至于我们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于德国人，我们对日本开放了从符拉迪沃斯托克过来的道路，这就更不必提了。那里也有千百万卢布的各种各样的财富、原料，会在日本人的陆战队登陆后落到他们手中。现在就有谣言说，日本军队有成千上万的士兵，日本政府不过是在等待体面的借口，以便用合适的形式建议我们离开远东。这一点必须予以考虑。我不想说，批准或者不批准和约，我们都会立即得到解决的办法。对我来说有一点是清楚的，这就是在目前以党的名义号召进行革命战争或自卫的时候，我们应当在自己的队伍中取得完全的意见一致。如果我们发生分裂，如果在我们的组织中、在部分组织中有人认为，我们号召工人进行自卫，就是使无产阶级的优秀分子去让人歼灭，就是使社会主义革命遭受残酷的打击，那么，在当前时期进行革命的自卫是绝对不可能的。
情况是很严重的：党内一部分人不承认主张签订和约的决定，——我讲这一点不是指责谁，因为主张革命战争的人认为，战争是唯一的解决办法和唯一的拯救办法，他们本应不顾党的正式意见，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我们面临的情况是：在目前情况下，我们党的很大一部分人退党了，从而大大削弱了苏维埃政权。在国家衰弱、农民消极、无产阶级情绪显然低沉的情况下，党还有分裂的危险。由于在中央委员会里形成的力量对比，我这一票关系重大；这个问题的解决就取决于我这一票，因为有些同志是同意我的立场的。我弃了权，以此表明我不能对党在将来的分裂承担责任。我认为退却比为了取得虚构的喘息时机而签订和约更适合些，但是我不能在这种情况下为党的领导承担责任。我认为，在国家所处的目前形势下，分裂在心理上和政治上是不堪设想的。拉狄克同志说得完全正确，外交人民委员没有权利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弃权。因此，我当时就在那一次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辞去了我的外交人民委员的职务。
总之，同志们，和约已经签订了，它需要得到批准。我不会建议你们不去批准它。我非常尊重体现在签约和批准和约，体现在这样或那样的喘息时机，甚至即使是没有确定的历史时间的喘息时机上的那种政策。在这里，特别是列宁同志说得完全正确，应当认真进行战争。为了进行战争，不仅要有普斯科夫农民的刀，而且还要有大炮、炮弹、步枪等等。如果美国现在由于这样或那样的考虑而感到出售步枪和大炮是有利的，从而把这些武器共给我们，我们就把它们拿过来用于自己的目的，而不用害怕这是从帝国主义者那里来的。我们同列宁同志就是这样看待问题的，我们都认为美国给军事装备当然是从自己的考虑出发的。显然，我们当时指的抵抗是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所能进行的抵抗。因此，我们所指的反击是利用我们现有的并且需要进行整顿的力量所进行的反击。列宁同志谈到撤除彼得格勒的可能性。但要知道单单这一件事就得用几天和几个星期，而敷设铁路则要用好几个月和好几年。
如果革命战争是持久性的，这两种前景都是可能的。它们会把党弄到分裂的地步。如果欧洲革命发展得过于迟缓，如果我们为了获得喘息时机而签订和约，从而交出乌克兰，那么这种危险不会消失，也不会减少。我们没有支持我们革命部队的直接斗争，然而根据最新消息，看来那里的斗争进行得非常激烈，而且取得了一些胜利。我们没有作战，而我们苏维埃联邦的部队却在进行斗争。明天彼得格勒或莫斯科可能会面临支持乌克兰无产阶级的问题，但是它们能做些什么呢？后天德国人会要求我们同乌克兰拉达签订和约：这一点在他们的和约条件中是有的，但目前还没有确定下来。我们是否同被我们和乌克兰工农赶走了的乌克兰拉达签订和约呢？其次，当斯文胡伍德[6]击溃芬兰红军的时候，还会要求我们同他签订和约。这种要求是不能排除的，相反，它是由和约的条件合乎逻辑德产生的。我们能不能还说我们力量薄弱，不能予以拒绝和进行抵抗，所以必须同意这样做呢？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革命的无产阶级再当前的情况下不能进行由它所处的国家统治阶级的地位而应进行的反击。在这种情况下你们会说，对于革命的无产阶级来说，苏维埃政权是一个过重的负担，我们出现得太早了，应当回到地下去，这就是上述说法的含义。对于一个革命的阶级来说，同帝国主义者勾结是不能容许的，核心问题就在这里。我们掌握着苏维埃政权。应当发展和加强这个政权。难道我们掌握着政权，还要由于考虑到没有一定期限的喘息机会而继续退却和不断地作出让步，根本不提出任何限度，不提供任何保障吗？我们力量薄弱，因此不仅在地理上，而且也在政治上——在废除债务、我国工业国有化问题上作出让步。如果我们为了一个前景不明的喘息机会而让这种退却发展下去的话，那么这将意味着我们会陷入内部矛盾的地步。这样我们可以说，俄国无产阶级就无力保持住阶级政权。历史上种种情况的配合把这个政权交给了它。但是由于各种条件，它不仅在地理上，而且在政治上正在交出这个政权并实行退却。我认为，不会出现这样的事，我们将会建成很好的铁路，至少会建成还能过得去的铁路。这个喘息机会最多不过几个月，而更确切地说，最多不过几个星期和几天。在此期间，问题将会弄清楚：或许我们会宣布说，我们出现得太早了，我们要下台，回到地下去，让切尔诺夫、古契柯夫[7]、米留可夫[8]这些著名的政客去同斯文胡伍德或乌克兰去算账。但是我认为，如果不得已下台的话，我们应当作为一个革命政党下台，即为每一个阵地而战斗到流尽最后一滴血。历史条件正使我们面临这种前景。
如果资产阶级战胜我们，这对欧洲革命运动的发展将是一个打击，但是不能把这同巴黎公社以后的情况相提并论。当时法国无产阶级是革命的先锋队，而欧洲的其他地方则没有任何革命传统，在政治上陷于半封建的野蛮状态，现在完全不同了。对于社会主义来说，欧洲无产阶级比我们更加成熟。即使我们被击溃了，那也不会形成像巴黎公社以后那种历史性的失败，这是毫无疑问的。
我们已经开始到处出击了，例如，当我们离开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时逮捕了波罗的海沿岸的贵族[9]而这次逮捕是对德国帝国主义者的公然挑衅。这事恰恰发生在我作出“我们停止战争”的声明的时候，由于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逮捕了这些贵族，我们就向德国人显示了俄国革命的铁拳。我们的任何行动，对于德国帝国主义者来说始终都会是一种挑衅行为。我问过：“我们是否要给自己规定一个我们让步的限度？”我在中央委员会曾经提出的这个问题，我在这里再一次提出来。乌克兰在战斗，乌克兰的无产阶级和士兵们在同资产阶级进行战斗；考虑到业已形成的局势，我们不支持他们。我们珍惜喘息时机。但是如果德国人要求我们同乌克兰拉达签订和约，我们是否签订呢？中央委员会的一些同志说：“是的，我们签订。”我说，不。这将是不折不扣的叛卖行为。要知道他们目前正在作战，他们正在同我们自己的无产阶级军队作战。因此我说：“不，同志们，我们不同乌克兰拉达签订和约。”我们不能超出一定的限度。我现在还不知道，在和约签订的情况下将会给你们提出什么样的决议案。我们不能进行革命战争，因为那样会引起党的分裂，会动摇苏维埃政权。批准是免不了的，但是我想在这个决议案中提出对退却规定一个限度，这种退却不仅是从某个边界的退却，而且也是从一定的国际政策原则的退却。我们应当指出，我们想获得一定的喘息时机，想赢得时间来准备自己的力量，但是我们不能在乌克兰拉达摧残乌克兰工人的时候，为了这种喘息时机而阉割我们的国际政策的精神。我们不能同基辅拉达缔结和约，因为它把乌克兰工人当作直接的阶级敌人。
我们投弃权票的人表示了巨大的自我克制精神，因为我们在如此重要的时刻为了挽救党的统一而牺牲了自“我”。你们应向对方说，你们走上的那条道路有着某些现实的希望。但这是一条危险的道路，它可能引起这样的结果：拯救了生命，但抛弃了生命的含义。你们应当在这个决议案中向我们保证，你们的退却有一个限度，超出这个限度，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就不容许了。你们应当说明，中央委员会的道路是不对的，你们应当指出你们的人民委员会不应超出的限度。
译自《俄共（布）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速记记录》，莫斯科1962年俄文版第65－72页
选自《托洛茨基言论》，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三联书店1979年版 |
[1] 格·叶·季诺维也夫（1883－1936）——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党的第五至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委员。1912年后同列宁一起领导俄国局。1917年和列宁一切回国。十月革命前夕反对武装起义。十月革命后任俄共（布）政治局候补委员、政治局委员，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1919－1926年任共产国际主席。1925年组织“新反对派”，接着组织“托季联盟”。1934年被捕，1936年被判处死刑。后平反。
[2] 乌克兰中央拉达是乌克兰民族主义的组织。1917年4月成立。十月革命后拉达宣布自己是“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的最高机关”。1918年1月26日（2月8日）红军占领基辅，推翻了拉达的统治。
[3] 乌克兰中央拉达于1918年1月11日发表第四宣言，宣布乌克兰脱离俄国，同德国进行谈判。
[4] 这两句话在代表大会速记记录里记得不清楚。看来应当理解成这样：如果硬要托洛茨基去重开谈判，他会对德国司令部再次发表像1918年1月28日（2月10日）那样的声明，即“不战不和”。此外，在代表大会速记记录里，2月10日的日期被记成1月10日，这是不对的，本版已加以改正。——原编者注
[5] 古·格拉茨（1875－1946）——奥匈政治家和历史学家。1917年任匈牙利财政大臣，1921年任外交大臣。
[6] 佩·埃·斯文胡伍德（1861－1944）——芬兰政治活动家。1917年为芬兰政府首脑。
[7] 亚·伊·古契柯夫（1862－1936）——俄国十月党的领袖之一。第三届国家杜马主席，1915－1917年任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主席，1917年二月革命后任第一届临时政府海军部长。十月革命后逃往国外。
[8] 巴·尼·米留可夫（1859－1943）——俄国立宪民主党领袖，历史学家和政论家。1917年二月革命后任第一届临时政府外交部长。8月参加策划科尔尼洛夫叛乱，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
[9] 波罗的海沿岸的贵族及其家庭因进行反革命活动，于1918年1月28日（2月10日）在雷瓦尔由爱斯兰苏维埃边区执行委员会予以逮捕。同年4月获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