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БЕГЛЫЕ МЫСЛИ О Г. В. ПЛЕХАНОВЕ

关于格·瓦·普列汉诺夫的简略想法

列夫·托洛茨基

1922年4月25日
Zveza 翻译


　　原文链接：https://www.marxists.org/russkij/trotsky/works/trotm168.html


　　这场大战为社会主义的整个时代做了总结，衡量和评价了这个时代的领导人。其中，它毫无怜悯地清算了格·瓦·普列汉诺夫。他曾是个优秀的人，但所有从1914年及以后参加运动的这一整代年轻无产阶级都只知道普列汉诺夫是阿列克辛斯基的靠山、阿夫克森齐耶夫的帮手、几乎还是臭名昭著的布列什科夫斯卡娅的同谋，也就是那个在“爱国主义”时代里堕落了的普列汉诺夫，一想到这些，我就感到很可惜。他曾是个优秀的人，也已经作为一个伟大的人物被载入了俄罗斯社会思想的史册。
　　普列汉诺夫并没有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也没有用新的科学成果来充实它。但是他把这个理论引入了俄罗斯的现实环境，而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功绩。当时必须要战胜俄国知识分子对革命独特的偏见，以及其中因为落后而表现出来的傲慢。普列汉诺夫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民族化”了，从而让俄罗斯的革命思想得以非民族化。在普列汉诺夫的努力下，俄罗斯的革命思想第一次能用真正科学的语言开口说话，与全世界的工人运动建立了思想上的联系，向俄国革命揭示了现实的可能性和前景，同时在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当中为它们寻找支撑。
　　普列汉诺夫并没有创立唯物辩证法，但他从80年代初开始，就开始在俄罗斯坚定、热情而出色地捍卫唯物辩证法。这需要最强大的洞察力、广阔的历史观和崇高的思想勇气。在拥有这些品质的同时，普列汉诺夫还结合了卓越的表达能力和戏谑的天赋。这第一位来自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十字军相当娴熟地挥动宝剑。他造成了多少伤口啊！其中一些伤口，比如对米哈伊洛夫斯基——那位笃信民粹主义的天才造成的伤势，可以说是致命的。为了评价普列汉诺夫思想的力量，就必须要认识到，在俄国和俄国移民的激进圈子里曾经盛行的那种民粹主义、主观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偏见是相当浓密的，而这些圈子却已经是十九世纪下半叶俄国本土诞生的最为革命性的事物。
　　今天，先进工人阶级青年的精神发展走的是一条相当不同的道路（值得庆幸！）。有史以来最大一次社会崩塌已经把我们同贝尔托夫和米哈伊洛夫斯基决斗[1]的那个时代分开了。所以这就能解释，为什么普列汉诺夫最好的、同时正好也是他最具有论战性的作品形式已经像恩格斯的《反杜林论》那样的形式一样过时了。对于善于思考的年轻工人来说，普列汉诺夫的观点比起他所打破的观点清晰得多、亲近得多，所以年轻的读者必须要花更多的注意力和想象力才能在心里重建起民粹派和主观主义者的观点，而不是去理解普列汉诺夫的打击当中蕴含的力量和精准。这就能说明为什么普列汉诺夫的书现在不再能广为流传了。但是，假如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通过适当的钻研拓宽和深化了自己的世界观，就必然会转向普列汉诺夫——俄罗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第一来源。为此，就必须一次次回顾过去，深入研究60到90年代间俄罗斯激进主义的意识形态氛围。这不是个简单的任务，但它带来的回报会是理论和政治视野的拓宽，以及一种审美上的愉悦——在与偏见、守旧和愚昧作斗争的时候，清楚的头脑所创造的胜利的作品就会带来这种情绪。
　　尽管普列汉诺夫受了法国语言大师们的强烈影响，但他仍然是个完完全全的老派俄罗斯政论家（别林斯基—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这一系列）。他喜欢长篇大论，不介意中途偏题并且用笑话、引文——然后再接一个笑话这样的办法来逗乐读者……我们这个“苏维埃”时代会把过长的文字切成片，然后再把这些碎片压在一起，对于这个时代来说，普列汉诺夫的方法看起来是过时了。但它反映了整个时代，而且在某些方面依然相当卓越。法国学派给它打上了有益的烙印，这一点的表现是它的表达十分精确、叙述清晰易懂。
　　普列汉诺夫演说的时候有着和当作家时候一样的特点，这种事有利也有弊。各位读饶勒斯的书，甚至是读他的历史著作时，都会感觉这是抄录下来的演说词，而普列汉诺夫则恰恰相反。听他演说的时候，各位是在听一位作家讲话。演说家的写作和作家的演说都能给出相当高水平的典范，但是写作和演说毕竟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和两种不同的艺术。所以饶勒斯的书有一种演说式的紧张，因而让人疲劳；也正是因为这个理由，普列汉诺夫这个演说家经常给人一种矛盾的印象，听众们觉得他是在娴熟地朗诵自己写的文章，所以会感到泄气。
　　最重要的是，他参与了整整好几代俄罗斯革命知识分子不知疲倦沉浸其中的理论辩论。这种条件下，争论这个事情本身让写作和演说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在纯粹政治性的演讲当中表现得最为薄弱，这类演讲的任务是用有效的结论统一地联系听众，把他们的意志融合为一。普列汉诺夫讲话时的身份是观察家、批评家、政论家，但不是一个领袖。他的境遇让他没有机会直接向群众讲话、呼吁他们采取行动并且领导他们。他的弱点和他的主要优点同出一脉；他是先驱，是俄罗斯土地上的第一位马克思主义十字军。
　　我之前说过，普列汉诺夫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可以深入分析工人阶级广泛的日常思想生活的作品。唯一的例外是《俄国社会思想史》，但这部作品在理论上远非无懈可击：普列汉诺夫的革命活动在最后这个时期表现出了和解和爱国主义的倾向，这至少部分地破坏了他的理论基础。普列汉诺夫被社会爱国主义毫无出路的矛盾纠缠，他开始在阶级斗争理论以外的地方找寻指示——有时是民族利益，有时是抽象的道德原则。他在最后的作品当中对规范性的道德做出了荒谬的让步，试图把它当成革命活动的标准（“防御性战争是正义的战争”）。在《俄国社会思想史》的导言里，他把阶级斗争的范围限制在国内关系的领域之内，而在国际关系领域则用民族团结代替了阶级斗争[2]。这已经不再是走马克思的道路了，而是……桑巴特那一套。普列汉诺夫几十年来对整个唯心主义，特别是对规范哲学、对布伦塔诺学派、对这个学派中伪造马克思主义的桑巴特进行了毫不妥协的、卓越的和胜利的斗争——只有知道这个事实的人，才能体会到普列汉诺夫的理论在民族爱国主义意识形态的重压下堕落到了什么地步。
　　但是这种堕落先前就有预兆了。我重复一遍：普列汉诺夫的不幸和他的不朽功绩来自于同一个根源——他是个先驱。他不是行动起来的无产阶级的领袖，而只是他们在理论上的先行者。他在论战中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但却没机会在行动中应用这些方法。虽然在瑞士生活了好几十年，他仍然是一个来自俄罗斯的侨民。瑞士各州各市的社会主义都偏向机会主义，理论水平极其低下，几乎提不起他的兴趣。没有一个俄罗斯人的政党，作为代替的是普列汉诺夫的“劳动解放”小组，也就是由志同道合之人组成的小圈子（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德、查苏利奇和被罚做苦役的捷伊奇）。普列汉诺夫越是缺乏政治根基，就越是努力地加强自身立场的理论和哲学根基。作为欧洲工人运动的观察者，他常常注意不到社会主义政党舍本逐末、胆怯畏缩和折中妥协这些最为重大的政治表现，而总是在警惕社会主义文献当中的理论异端。
　　普列汉诺夫的整个命运导致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不平衡，而这种断裂对他来说是致命的。他意识到，尽管他做了各种各样重大的理论训练，却对重大的政治事件毫无准备。1905年的革命就已经把他打了个措手不及。在革命事件当中，这位深刻而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要靠经验主义的、本质上庸俗的视角来判明方向，他感到犹豫不决，尽可能地闭口不答，回避那些明确的答案，而是用他偏爱的代数公式或者诙谐的笑话来敷衍过去。
　　我第一次见到普列汉诺夫是在1902年底，那个时候他卓越地完成了反对民粹主义和修正主义[3]的理论运动，并且发现自己在即将到来的革命面前遇到了政治问题。换句话说，普列汉诺夫衰退的时代已经开始了。我只有一次能有机会看到和听到普列汉诺夫，这么说吧，展现出他全部的力量和荣耀：那是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在纲领委员会里（1903年7月，在伦敦）。《工人事业》派的代表马尔丁诺夫和阿基莫夫[4]、“崩得”的代表李伯尔[5]等人，还有一些外省来的代表试图对主要由普列汉诺夫起草的党的纲领草案提出修正案，其中大多数修正案都有理论错误，而且考虑不周全。在委员会上辩论的时候，普列汉诺夫表现得无可挑剔，而且……毫不留情。他对提出来的每一个哪怕是最微小的问题都能不费吹灰之力地调动他博学的知识储备，并且让他的听众和反对者不得不信服地承认，修正案的起草人们觉得能解决问题的地方恰恰会产生问题。关于怎么起草纲领，普列汉诺夫的脑袋里有着清晰的、经过科学打磨的概念，对自己、自己的知识和自己的力量充满信心，他的双眼闪烁着欢快而讥讽的光芒，他的胡子虽然扎人但同样显得欢快，他的手势稍微有点戏剧性，但却生动而富有表现力。他作为会议主席坐在那里，就像一团学问和机智的活烟火，用他自己照亮了为数众多的分会。他的光芒在每个人脸上反射出崇敬的表情，就连他的反对者也不例外：欣喜和尴尬在他们脸上相互交织。
　　而在同一次大会上讨论策略和组织问题时，普列汉诺夫却表现得相当软弱，有时候竟然完全没有说服力，这让那些在纲领分会上对他欣赏有加的代表们大惑不解。
　　早在1893年的苏黎世国际大会[6]上，普列汉诺夫就宣称说，俄罗斯的革命运动要么以工人运动的形式获胜，要么就根本不会获胜。这就意味着俄罗斯没有也不会有强大到能够获胜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但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只有一个办法能够达成由无产阶级实现的胜利的革命，那就是把权力转移到无产阶级手中。然而，普列汉诺夫被这个结论吓得跳到一边去了，他也就在政治上放弃了他旧有的理论前提。他也没有创造任何新的前提，因此，他在政治上软弱无能，同时显得摇摆不定，这最终导致了他在爱国主义问题上的严重堕落。
　　在大战年代以及革命年代，普列汉诺夫的忠实弟子们只剩下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同他展开不可调和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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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普列汉诺夫衰落的时期拥护和崇拜他的人往往令人出乎意料而且统统没有什么价值，这些人在普列汉诺夫死后把他说过的各种最为谬误的话收集在一本单独的刊物里。他们做这种事情不过是在帮助我们把臆想中的普列汉诺夫同现实中的普列汉诺夫区分开来。伟大的普列汉诺夫，真正的普列汉诺夫，他完全属于我们，为我们所独占。我们有责任为年轻一代清清楚楚地重塑普列汉诺夫的精神形象。当然，这些简略的字句甚至都称不上是完成这项任务的方法。必须要完成这项任务，而且它会带来相当的成效。现在是时候该写一本讨论普列汉诺夫的好书了。


　　注释：
　　
[1] 1895年，普列汉诺夫用贝尔托夫做笔名，成功地让自己最战无不胜、最卓越的小册子《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问题》通过了沙皇政府的审查。——作者注
　　
[2] “任何分为阶级的某一社会的发展过程，都取决于这些阶级的发展过程及其相互关系。这就是说，第一，在问题涉及国内社会制度时，取决于这些阶级的相互斗争；第二，在涉及保卫国家抵御外国侵略时，取决于这些阶级的或多或少的友好合作。”（格·瓦·普列汉诺夫，《俄国社会思想史》，第11页，莫斯科，1919年）——作者注
　　
[3] 修正主义是一种本着机会主义精神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修改（修正）的折衷理论。——作者注
　　
[4] 《工人事业》派。在90年代末和新世纪初，工人阶级罢工斗争的急剧增长影响了俄国的社会民主党，在党内形成了一股“经济主义”的潮流，它把工人运动的任务完全限制在无产阶级争取经济利益的斗争上。从1899年3月起，那个时候由经济主义派主导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海外联盟”开始出版由鲍·克里切夫斯基和亚·马尔丁诺夫任编辑的《工人事业》杂志。《工人事业》不认为自己是纯粹的“经济派”机关报，它在原则上也不反对政治斗争，但认为在目前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群众中进行的鼓动必须是完全经济性的。《工人事业》一直出版到1902年。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坚决反对《工人事业》派这个经济主义的变种。（见普列汉诺夫《给<工人事业>编辑部的指南》、《社会主义者在反饥饿斗争中的任务》、《再论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列宁《怎么办？》）
　　亚·萨·马尔丁诺夫（本姓皮克尔）是俄罗斯社会民主党的一名老工作者，最开始参加政治活动时是一名民意党人。他在90年代末是“经济主义”的领导人之一。1903年党内发生分裂后，马尔丁诺夫加入孟什维克，并从那时起成为党内孟什维克派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在大战期间和二月后的日子里，马尔丁诺夫和马尔托夫一起捍卫“中派”立场。近年来马尔丁诺夫向左发展，在俄共十二大上被接纳进了党的队伍。
　　弗·彼·马赫诺维茨（笔名阿基莫夫，1875-1921）是俄罗斯社会民主党中经济派的领袖。阿基莫夫早在1985—1897年间就开始革命活动，当时他在民意党的圈子里工作。阿基莫夫后来加入社会民主党，参加了圣彼得堡的“为解放工人阶级而斗争联盟”。阿基莫夫因为参加联盟而被捕，并被驱逐出圣彼得堡，他移居国外，并加入了俄罗斯社会民主党人联盟，成为联盟的右翼领导人。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阿基莫夫坚持经济主义的观点。1905年，阿基莫夫回到俄国，研究了社会民主党、合作社活动等事物的历史，从此不再积极参与政治生活。
　　 “崩得”，又称“俄罗斯和波兰犹太工人总联盟”。它成立于1897年，在1898年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为一个自治组织加入了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集中制原则引入党内时，崩得离开了党，直到1906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统一大会上才再次加入党。它的策略更接近于孟什维克。十月革命后，崩得成功克服了它的孟什维克色彩，并于1921年的明斯克大会上决定加入俄共。（详见第二卷第一部分，注336）——《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5] 米·伊·李伯尔（本姓戈尔德曼，生于1880年）是崩得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因为参加革命活动多次受到镇压。1910年，李伯尔被选为崩得中央委员会委员。在大战期间他采取了护国主义立场。二月革命后他是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他对十月革命的立场极为敌视。——《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6] 第二国际1893年的苏黎世国际大会是在一些瑞士工人组织的倡议下召开的。大会于8月6日开幕，来自世界各地的约440名代表出席了会议。从大会的第一次会议开始，无政府主义者就试图扰乱大会的工作。但是，在倍倍尔的建议下，大会通过了一项关于工人阶级政治斗争性质的决议并谴责无政府主义者的个人恐怖行为，此时无政府主义者退出会议以示抗议。大会的首批成果之一是一项决议，即应通过鼓动和宣传的方式立即开始争取8小时工作制的斗争。关于社会民主党人在战争情况下的行为问题，大会经过长时间的辩论，通过了威廉·李卜克内西的一项决议，指出：
　　战争时期工人的立场，在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关于军国主义问题的决议中已正确地做了决定。各国的国际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应当全力反对统治阶级的沙文主义意图；社会民主党应当更加巩固各国工人之间的紧密联系；应当坚决摧毁把人类分成两大敌对阵营并挑拨一个民族反对另一个民族的资本主义。随着阶级统治的瓦解，战争也就会消灭。资本主义的崩溃就意味着世界和平。
　　该决议以14票反对、5票弃权的多数票获得通过，比利时代表团提出了以下修正案作为补充：
　　议会中工人政党的代表有责任否决军事拨款。他们必须不断反对维持常备军，并要求裁减军备。
　　将这一革命性的决议与国际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在世界大战开始时令人难忘的行为进行比较就会很有意思。就政治斗争是否有必要作为赢得工人阶级解放的政治先决条件这个问题，大会决议特别指出：
　　“政治活动决不能成为妥协和结盟的借口，因为这可能会损害我们的组织和我们的团结......”“……在那些无产阶级政党充分发展的国家，任何妥协都意味着对工人事业的背叛。”
　　大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于8月12日举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任会议的荣誉主席。——《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