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人民委员会副主席问题致全体中央委员（托洛茨基，1923年1月20日）

就人民委员会副主席问题致全体中央委员

托洛茨基

（1923年1月20日）

绝密
1923年1月20日第40号

致全体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

　　就组织中央经济机关的问题交换书面意见当然不方便。但是，这样做也有一大好处：使全体中央委员更直接地了解问题的实质，他们在全会的会议上不得不草草地研究积压了两个月，有时甚至更长时间的问题。
　　1．十分明显，人民委员会除了常设主席外，还需要一位副主席作为人民委员会的工作的领导人。由于劳动国防委员会是人民委员会的一个最重要的委员会，可以任命第二位副主席——专管劳动国防委员会。但是，十分明显（无论就工作的实质，还是从形式上的考虑），副主席不能脱离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的领导工作。决不能给人以副主席的权利和职责不明确的印象。“副主席本身”的设制是什么？斯大林同志最近的建议最明显不过地突出了这样提问的错误，他建议说：“由乌克兰出一位副主席参加改组后的劳动国防委员会”。“由乌克兰出一位副主席”是什么意思呢？这位副主席是谁的副手呢？是联盟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还是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的（？）
　　我认为，鉴于要成立联盟，可能需要有一位捍卫乌克兰利益的人参加人民委员会（或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工作。如果把这祥的人称作乌克兰事务人民委员，那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赋予他副主席的称号，只会告诉大家，这个称号没有任何实际意义，换句话说，这只是一个官衔，而不是职务。
　　2．增加副主席的理由是什么呢（？）理由是工作繁多。工作的确不少。但我们来具体看一看。
　　（1）副主席加米涅夫同志。他作为莫斯科苏维埃主席，领导共和国最大的一个城市和最重要的一个省份的经济和文化工作。此外还履行副主席的职责。
　　（2）副主席瞿鲁巴同志。他作为工农检查人民委员的任务是从合理性和法制的角度检查所有的国家机关的活动。此外还担任副主席。
　　（3）副主席李可夫同志。他只履行副主席的职责。
　　（4）打算任命托洛茨基同志为副主席，他现在担任军事人民委员，还打算任命他担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或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
　　所以，几乎每个人都做几项工作，而同一项工作又分给了好几个人去做。这样做的结果当然不是节省人力，相反是浪费人力。在我们这里，兼职通常在任何部门都没有好结果。所有的问题，也包括副主席这个职位，都需要更深入的专业化。
　　如果决定，加米涅夫同志担任副主席更有利，那就要解除他莫斯科苏维埃的职务，领导莫斯科苏维埃的工作是一项独立的而且愈来愈复杂的任务。
　　如果认为工农检查院意义重大（当然，不是作为对全体居民的全能的教育者，而是作为苏维埃的国家监督机构），那就要解除瞿鲁巴同志的副主席职务。如果相反的话，那就解除他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的职务，任命他为副主席。这样来解决问题（即担任副主席的——或者是李可夫和瞿鲁巴同志，或者是李可夫和加米涅夫同志），会节省很多人力，也就是说一切井井有条。
　　以为让一个机关的成员摆脱明确的责任并赋予他们以副主席的称号，就可以使这个机关摆脱本位主义或增加本位主义，那是根本错误的。如果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的现任委员们是十分狭隘的本位主义者，那至少应当派那些最负责最内行的工作人员来领导这些部门。其他出路是没有的。
　　附注：现在副主席的情况如何，从他们之间的正式分工可见一斑。经济部门中由瞿鲁巴同志主管的有：农业人民委员部、交通人民委员部、邮电人民委员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由李可夫同志主管的有：财政人民委员部、国内商业委员会、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银行等。同时，瞿鲁巴同志作为工农检査人民委员应当从“检查执行情况、监督缩减编制和改进机关工作”的角度出发监督所有的人民委员部。副主席作为副主席却没有任何监督和监察的机关。一人监督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而另一人监督国家计划委员会。这样的体制能够有效吗？可是有人却建议我们还要增加副主席的人数，各主管部门的名誉监护人，却没有机关，也没有……明确的工作。
　　3．斯大林同志反对“回顾过去”。而提倡这种回顾的却完全是他。我在最近一次全会后向中央提出了关于有必要消灭中央在经济管理机构中的混乱现象的声明。斯大林同志对此作出回答时第一次提出了自己对上述问题的建议。本来进一步的争论完全可以局限于以下问题：什么机关同什么机关合并，任命谁去什么地方等。但是，斯大林同志却回顾“过去”，并谈了原来打算任命我为副主席，而我却拒绝了。
　　因此我不得不谈了同列宁同志的谈话以及我之所以拒绝的理由。
　　斯大林同志现在又说：不需要回顾过去，否则，他斯大林同志也许不由得要回忆往事并谈起（为了告诉别人，这样做多么不好多么不恰当），“托洛茨基同志好像在一年半或一年以前曾在政治局里要我们相信苏维埃政权的日子已屈指可数——布谷鸟已经叫了”，如此等等。十分明显，如果说斯大林同志第一次回顾过去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并迫使我进行更正，那么他第二次这样做则已经是出于教育上的考虑：为了表明回顾过去会把一个严肃的人变成布谷鸟。
　　是的，为了回答某些同志的一种依我看是肤浅的、不可饶恕的乐观主义，不是在一年半前，而是在半年前，我不止一次地在政治局里说过：如果我们这样进行管理，那么我们不会有时间听到布谷鸟叫的。如果有人把这些话评价为“悲观主义”，那么我总是回答说：是的，我对于我们的管理混乱的现状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因为这种乐观主义要牺牲掉我们革命的许多利益。我常常举下列事实为证，我们在政治局里不经什么准备，讨论10分钟，凭耳闻眼估在一次会议上就决定10〜12个十分重要的实际经济问题。在同这种做法的斗争中，我不止一次地提到过布谷鸟，如果我们建立一个特殊的副主席团，其中每个人对什么都负责又都不负责，那么没有布谷鸟就很难赶上劳动国防委员会的会议了。
　　斯大林同志在旧事重提之后问道：“难道需要旧事重提吗？”我回答说，不，本可不必旧事重提的。
　　4．我在1月15日的信中写道：关于任命我为副主席的建议，“从未提交政治局、全会，也从未在那里讨论过”。斯大林同志却出乎我的意料试图根据文件来反驳这一点。我又不得不就这个问题说上几句，因为这些文件可以出乎我的意料鲜明地使全体中央委员了解，问题有时是怎样决定的。斯大林同志引用了列宁同志9月11日的便条，其中建议由于“瞿鲁巴回来后李可夫同志休假”，任命加米涅夫同志和我为副主席，如此等等。关于这张便条，斯大林同志是用电话通知我的。这时，我自己也请了4个星期的假（并获准），主要是为起草预定由我在当时即将召开的国际代表大会上作的报告。因此，甚至完全不取决于我对增加副主席所持的根本否定的态度，十分明显，列宁同志由于李可夫同志休假而想解决的实际任务，并没有因任命我为副主席而获得解决，因为在此后的几星期，我本人也获准休假，接着要开代表大会，我得全力以赴。十分明显，这些无可辩驳的实际理由，即使对于那些主张这一任命的同志，至少也足以把对我的任命问题往后放一放。看来，如果还是想马上解决问题或者把政治局的意见肯定下来，那就需要召开政治局会议。在我同斯大林同志通过电话简单交谈后，我确信，这个问题本身至少在我回来以前已被撤销。但是却没有。表决（通过电话或书面形式，文件上有我作的标记）仍然进行了。我只是现在从斯大林同志的信中第一次得知表决的结果。原来斯大林和李可夫投了“赞成”票，托姆斯基和加米涅夫“弃权”，加里宁“不反对”。
　　此后，政治局在9月14日的会议上作出决定，其中“遗憾地确认托洛茨基同志断然拒绝”。从斯大林同志的信中，中央委员们可能会以为我出席了政治局的这次会议。根本没有这样的事。我已经在休假。然而，尽管我的理由实际上无法反驳，至少可以把问题往后放一放，政治局却在我缺席的情况下“遗憾地确认”等等。我对这一不是由我提起的插曲不予置评。但我再次指出，问题一次也没有提交政治局，政治局也没有讨论过——至少是在我出席的会上。我想，我的出席不会是多余的，因为事关对我的任命。
　　5．为了使这个必须解决的基本问题不致由于重提往事而被搁置（而发起重提往事的，如上所述，完全是斯大林同志），下面我提供从我1921年8月7日提交中央的建议和1922年4月29日提交政治局的信中准确摘录的我们所关心的基本问题有关文宇。

列·托洛茨基

附件一
托洛茨基就新经济政策和国家计委问题致中央全会
（1921年8月7日）

附件二
托洛茨基致劳动国防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副主席
（1922年8月23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五卷　№108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