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恳切和礼貌是日常关系中必需的润滑剂
列夫·托洛茨基
1923年4月3日
译校：弗拉基米尔·西穆里奇 康斯坦丁·别尔采夫 佐仓绫奈
原文原载于《真理报》第74期 ，1923年4月4日
基谢廖夫同志[1]——小人民委员会[2]主席在国家机器问题上的众多讨论上提出，或者说让我们想起了这个问题中十分重要的一个方面。这里说的是国家机器以何种方式与居民直接联系？它是如何与其“对话”的？它是如何接见上访者，申诉者，或者用上访者过去的叫法——“请愿者”？它是如何看待它们的？如果要与之对话，如何去对话……这些本来也是“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分辨出问题中的两个方面——形式和实质。
当然，所有开化民主国家的官僚机构都是为人民“服务”。可这无法防止它凌驾于人民之上，成为一个紧密联合的专业等级。如果它实际上为资本主义寡头“服务”，那么，无论是在法国、瑞士还是在美国，它必然在寡头面前恭敬，而傲慢地对待工人与农民，就像对待管理对象那样。但是在开化的“民主”政体中，这一点被和气和礼貌的形式包装起来，只不过在不同的国家程度不同。必要时（生活中此种场景时有发生），文明的遮羞布会被警察机构毫不费力地撕下——罢工者会在巴黎、纽约以及其他全球性中心被警察重拳出击。然而，一般来说，官僚机构与人民的关系中那“民主的”礼貌，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与遗产：对人的剥削仍然存在，但是它的形式却不一样了——更不“野蛮”了，而是穿上了平等、礼貌的光鲜亮丽的外衣。
我们苏维埃—官僚的机器是特殊的，复杂的，包含着不同时代的传统和未来关系的萌芽。我们这没有作为普遍规则的礼貌，而那继承自过去的粗鲁我们却是见得够多了。但我们的粗鲁却并非同质。有一种是朴直的，根植于庄稼人的粗鲁，它并不吸引人，但当然也不可贬损。只有当它被年轻的小说家当成一种极其“艺术的”的成就来吹捧时，它才会变得完全难以忍受并在客观上反动。劳动者中的先进分子在生理上对这种（带虚伪气息的）平民化抱以敌意，因为他们在那些粗鲁的语言和日常生活中，看到了古老奴隶地位的印记，并且渴望着以自己内心的纪律来真正掌握文明的语言。但这只是顺便一提……
除了这种农民的、消极的、不痛不痒的、习惯上的粗鲁外，还有一种特别的粗暴——先进分子身上那“革命的”粗鲁。这种粗鲁源于耐心的缺乏，源于对做得更好的热切渴望，源于我对我们奥勃洛莫夫习气愤怒，源于各种精神紧张状态。当然，这种粗鲁本身并不吸引人，我们也将会摆脱它们。可说到底，它往往被同样的革命—道德泉水滋养。它在这些年里不止一次地展现出了竟可移山的强大力量。
这里应该改变的不是其实质，因为它大部分时候都是健康的、有创造性的、进步的。只不过形式扭曲了……
但是，在我们这里，仍然有着主要的绊脚石——陈旧的、先生的、老爷的、带有农奴制残余的、卑鄙恶毒的粗鲁。它仍然与我们同在，并且不容易根除。在莫斯科的政府部门，这种老爷做派从表面上上看，并不是对上访人大喊大叫，或对着他们鼻子挥动拳头的侵略性形式上：它更经常地体现在无情的形式主义上。当然，后者并不是"官僚主义与拖拉作风"的唯一源头，但却是本质上的源头：对活人与其活生生的工作完全的漠不关心。倘若我们能对官僚机构每个细胞的接待、答复、解释、命令和签名过程进行复写，哪怕只在莫斯科范围内取材一天，都能够获得极度浓缩的拓本。更何况，在各省，特别是城镇和乡村交汇的边界沿线就更是如此——而这边界线还是最要紧的地带。
“官僚主义”是一个复杂的现象，绝不同质，是来自不同历史渊源的现象和过程的聚集体。维护和滋养“官僚主义”的原则也各不相同。在我们这里首当其次的就是我们的不文明性、落后性和目不识丁。国家机器在不断的再建设过程（这在革命时期是不可避免的）中产生的普遍混乱本身就是造成许多多余摩擦的原因，而这点在制造“官僚主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正是苏维埃机器中阶级的异质性和其中老爷派头、资产阶级和五等文官习惯的混合体，产生了这种最令人厌恶的形式。
因此，和“官僚作风”的斗争不可能不具有多样化的特点。归根结底，这是在与不文明、文盲、肮脏和赤贫作斗争。机构在技术上的改进、人员的精简、加强工作的正确性，认真性和准确性之类的措施当然不会完全解决这些历史问题，但有助于削弱“官僚主义”的最恶劣的一面。对新型苏维埃“官僚”新的“专家”进行训练具有重大意义。当然，在这方面，我们也绝不能自欺欺人，忽视在过渡条件下，让继承了过去的遗产的教师本着劳动、朴素、人性来教育数十万新工人多么困难。困难很大，但不是不可战胜，只不过不能被一次克服，而只能逐渐地被苏联青年越来越好的“再版”克服。
所有这些措施，多多少少具有长远目的，但决不排除与官僚主义式的厚颜无耻、办公室式对活人与其活事的蔑视、真正堕落的笔墨上的虚无主义进行直接的、日常的、不可调和的斗争。这种虚无主义之下藏着的，要么是对世间一切事物死人般的冷漠，要么就是死皮赖脸不愿意承认自己无能的懦弱无助；要么是蓄意怠工，要么就是被处分的白骨头对将其处分的阶级生理上的仇恨。这里正是革命杠杆的一个重要支点。
我们需要达到一个点，即让劳动群众中单纯、平凡的人不再怯于向政府机构寻求帮助。越是无助，即越是黑暗，越不识字的人，就越应该受到政府机构的注意。同时，他必须得到帮助，而不是被抛弃。为此目的，除了其他措施外，我们必须始终将这种事情摆在台面上，以吸引苏维埃社会的舆论，尽可能广地使它得到关注，特别是吸引真正的苏维埃人、革命者、共产主义者，最后是国家机器本身的敏感分子。幸运的事，这样的敏感分子还不少：因为国家机器依靠着他们维持，通过他们前进。
新闻界可以在这个领域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不幸的是，我们的报纸一般只提供与日常生活有关的一些稍稍有启发性的材料。而就算提供，它往往只会提供同一类报告，比如“有一间名为××的工厂是这样的，有一个工厂委员会和主管，工厂委员会这样做，而领导那样做”，等等。与此同时，我们的日常生活却充满了明亮的、富有启发性的情节、矛盾和冲突，特别是在国家机器与广大人民群众接触的边界线上。只要能卷起袖子……
当然，这种揭示性和教育性的工作应该得到有力的保护和净化，使之不受恶意、阴谋、不分青红皂白的骚扰、空谈和蛊惑。但这项至关重要、正确提出的工作，在我看来，是我们的报社领导必须从各方位思考以为其制定计划的。为此，我们需要将美国记者的聪明才智与诚实的苏维埃的灵魂相结合的记者。有这样的人。索斯诺夫斯基同志将帮助动员他们。而在他们的编辑委任状上（不被库兹马·普鲁特科夫的讽刺性提醒吓倒）应该写道：请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全俄斗争的“日程安排”可以是这样的：假如在这半年内，我们成功地在整个苏联准确地、公正地利用双重或三重检查的方式确定了有一百名官僚从根本上暴露了对劳动群众颐指气使、盛气凌人的态度； 假如我们以准确的理由公布这一百人，也许通过公开审判，把他们赶出国家机器，绝对不把他们送回国家机器，那么这将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当然，人们不能指望一下子就能从中创造奇迹。但在以新代旧的过程中，向前迈出一小步的实际行动比最大的空谈更有价值。
注释：
[1] 阿列克谢·西蒙诺维奇·基谢廖夫（Алексей Семёнович Киселёв，1879—1937），俄国革命家。1879年生于弗拉基米尔省舒依县的一个工人家庭。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随后曾活跃于哈尔科夫、巴库等地。1914年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1917年在第一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成员。苏俄内战期间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成员，并兼任突厥斯坦（即后来的俄罗斯联邦突厥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委员。1920年担任矿工工会主席，支持过工人反对派。1921—1923年担任小人民委员会主席，并兼任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工农检察人民委员。1924—1937年担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7年9月被逮捕，被处死。1956年4月被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平反。——中译者注
[2] 请参见列宁《关于改革人民委员会、劳动国防委员会和小人民委员会的工作问题》（出自《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2卷）。——中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