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Задачи XII Съезда РКП
俄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任务
——在全乌克兰第十二次党代表会议上的报告
（1923年4月5日）
先知在1917 译
〔说明〕本文据《列夫·托洛茨基演讲集》（Leon Trotsky Speaks），纽约探路者出版社1972年版翻译。
同志们！党的代表大会每年召开一次。因此，从形式上说，大会的首要任务在于总结过去一年的经验，并为未来一年的工作确定基本路线。但是，我们的党不是一个经验主义的党，换句话说，我们不会满足于应付日常事务、得过且过。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党，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党；我们的方法、思想以及对各事件的评判，不仅着眼于一年之内，更涵盖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因此，我们对过去一年经验的总结、对来年任务的规划，都建立在对当前整个时代的深刻认知之上。这样做绝非为了空谈宏大叙事，恰恰相反，是为了从总体判断中提炼出若干具体的、明确的行动指南，为我们即将展开的各项工作提供指引。同志们，若从这一视角审视问题，我们首先必须思考：自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以来的这一年间，国际或国内形势是否发生了具有原则性的根本变化？这些变化，是否足以要求我们对当前的任务作出根本性修正？
这种变化是否有可能出现？当然可能。两年前召开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便是一个重要里程碑；你们乌克兰相应的代表大会也完成了同样的工作——重新审视过往的道路，重新评估任务与方法。当时，我们根据国际与国内的形势，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转向了所谓的新经济政策[1]。如今，新经济政策已发展为一个完整的历史阶段，有着自身特定的力量格局与工作方式。
我们正身处这一历史阶段之中，因此必须自问道：自第十次代表大会以来，乃至在仅对第十次大会提出的任务作了更精准、更深入阐述的第十一次大会之后，国际与国内形势是否已发生根本性变化？同志们，这是当前所有问题的核心。因为只有回答这一问题，我们才能正确评估全党的工作成效——无论是乌克兰的工作，还是我受其委托发表此次报告的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工作。
什么是“国际形势”？对我们而言，国际形势首先是那些能够加速或延缓国际革命进程的各类条件的总和。这样的国际形势是否发生了变化？当然发生了变化。但自第十次代表大会以来，它是否发生了原则性的、质的改变呢？没有，并没有发生。
这正是问题的核心所在。我们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实现的重大历史转折——正是这一转折为党直至今日的发展定下了基调——其根源何在？我们一分钟也不应忘记这一事实，否则就会陷入地方主义与民族局限性的误区：这一转折，源于世界革命发展速度的迟缓。1917年、1918年、1919年，乃至1920年我军向华沙进军时，我们对世界革命的估量（这里指的并非是总体方向，而是其发展节奏），与当下截然不同。
然而事实已然表明：所谓世界革命，既包含西方无产阶级争夺政权的斗争，也涵盖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运动——这是同一斗争的两个侧翼，共同直指帝国主义。但显而易见的是，世界革命在其准备阶段需要克服的障碍，远比我们在帝国主义战争结束时及此后不久所设想的更为艰巨、复杂。
没错，这正是问题的核心。早在1920至1921年间，我们就已无比清醒地认识到：苏维埃共和国联盟将不得不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中生存，且这种局面或许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无法指望在明天，就能从一个已经组织成国家的无产阶级那里获得直接援助——那个国家本应比我们更先进、经济实力更强大。这是我们在1920年就已经明确的现实。我们不知道这段时期会是一年、两年、三年，还是十年，但我们清楚：我们正处在一个需要严肃对待、长期准备的时代的开端。
由此可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在等待西方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同时，我们必须以更敏锐、更专注的态度，审视苏维埃联盟内部的力量对比。在国内，最核心的力量对比，便是工人阶级与农民的关系。工人阶级是唯一既能引领国家走向社会主义，又能直接挽救国家于崩溃、瓦解与废墟之中的阶级。但从人口数量上看，工人阶级仅是少数，农民则占据了绝大多数。
列宁同志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曾明确指出，我们的根本任务，是在工人阶级与农民之间建立正确的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因为一旦在这一领域犯下错误，就等同于直面致命的倾覆风险而这种风险更显危殆的一点在于：时至今日，仍无任何外部力量准备好支持我们；若我们自身陷入动摇、濒临崩溃，西方世界绝不会有人伸出援手，因为那里的无产阶级尚未夺取政权。那么，从这一角度出发，当前的世界形势——如前所述，对我们而言，它即那些能加速或延缓无产阶级革命进程的各类条件的总和——是否发生了根本性、本质性的变化？
让我们回顾几个基本事实：法西斯主义的得势，保守派帝国主义者在英国掌权，法国民族集团中极端帝国主义派的胜利，以及法国出兵占领鲁尔——就在近日，埃森的工人已遭到法军射杀[2]。这是今年最突出的四个事件！它们共同表明，过去一年的政治力量变动，总体上朝着强化帝国主义专政的方向发展，其内部最极端的派系正凭借军国主义的残酷手段巩固统治。这便是欧洲过去一年政治进程的总括。
乍看之下，这些事实似乎会引出悲观消沉的结论：相较于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时，资产阶级在这一年里似乎变得更强大了。若仅从形式与表象判断，情况确实如此，但从本质上看，绝非这样。帝国主义战争刚结束时，资产阶级的虚弱感远胜于今日，而无产阶级则满怀革命热情，自发地向前推进。当时全欧洲的态势皆是如此，只是各国的程度有所不同。那段时期，阶级冲突以多种形式显现，但无产阶级从一系列惨痛经验中认识到：若缺乏领导、组织、凝聚力与斗争经验，自身尚无足够力量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而资产阶级则从中确认，自己的统治根基仍相对稳固，无产阶级难以撼动——就这样，这两个阶级的意识发生了位移。
自1919年起，资产阶级的阶级自信便在不断增强。1918-1919年间曾自发冲击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欧洲无产阶级大众，开始对自身是否具备夺取政权、重构社会秩序的力量产生怀疑。过去三年里，我们亲眼目睹了这两股潮流：一股是资产阶级政治自信的巩固，另一股是无产阶级自发革命热情的消退。这是两个至关重要的进程，忽视它们，便等于忽视国际形势。
但马克思早已教导我们：一个阶级的自我认知，未必与其真实状况相符——它可能在生产领域中已占据强大地位，却未能清醒意识到这一点；也可能已丧失半数乃至四分之三的经济力量，却仍能凭借经验、惯性与国家机器的常规运作，暂时维持统治。而这，正是当今欧洲的现状。1918-1919年的经历，让资产阶级高估了自身的统治实力；事实上，它的经济尚未复苏，资本主义的崩溃仍在持续，眼下所能依靠的，不过是掠夺手段——就像在鲁尔地区实施的掠夺与镇压。一个无法推动生产发展的阶级，注定走向灭亡。而1918-1919年的经历，让资产阶级产生了远超其实力的虚幻自信。
与之相反，欧洲无产阶级中的绝大多数，在经历了这一切后，却产生了远低于其实力的自我认知。当下的欧洲，正经历着它的“斯托雷平时期”——一个表面看似强大的阶段，但这样的阶段之后，必然会迎来它的“克伦斯基时期”。当前整个政治局势的关键，就在于此：各阶级的政治意识，与其客观地位、客观力量之间，存在着严重的脱节。
同志们，谁若未能领会这一点，谁若未能将其彻底想透，就会在日复一日的新闻报道中迷失方向，既找不到把握世界局势的总钥匙，也找不到应对日常事务的具体钥匙，甚至可能陷入悲观主义的泥潭。当前欧洲正在发生的进程，或许会将资本主义国家的官方政策推向更右的方向，推向资产阶级极端派系主导的帝国主义垄断统治；但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这种右倾，不仅会进一步扩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鸿沟，还会加剧资产阶级国家与经济基本需求、与全体人民生活水平之间的裂痕。而这种裂痕的不断加深，恰恰为一场致命的、不可避免的革命风暴埋下了伏笔。
这场风暴正在西方和东方同时酝酿——只是其发展速度，比我们1918年预想的要缓慢。我之所以特别强调“和东方”，是因为尽管印度人民的斗争、中国及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斗争，与欧洲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相比，属于更落后的历史阶段，但在当下的实践中，这两个阶段已深度融合为同一个历史进程。印度人民反抗的，正是英国先进无产阶级所反抗的同一个帝国主义。因此，在历史的天平上，在共产国际的视野中，被压迫殖民地人民的斗争与欧洲先进无产阶级的斗争，是同一斗争的两个组成部分——只不过，它们采用的武器有所不同罢了。
因此，对我们而言，殖民地解放运动与被压迫民族的斗争，并非来自某个被淡忘的古老时代的回响，而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最终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我最近翻阅了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报告，注意到斯克雷普尼克同志的发言，他正确地指出：我们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内部、在当前联盟（当时联盟尚未正式成立，仅有松散的联邦形式）内部推行的民族政策，本质上是我们面向东方世界的政策的组成部分；而东方被压迫民族争取平等与自由的斗争，正是撬动世界革命的一个巨大杠杆。这一点在当前尤为重要，后面我还会就此展开讨论。
同志们，时间在政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时间是政治的关键因素，事实已经证明，亚洲落后民族与欧洲先进无产阶级筹备革命所需的时间，远比我们最初预想的要长得多。正因如此，我们才在党的十大和共产国际三大上，从全球视角重新审视了当前的任务与方法。其中，共产国际三大树立了一个重大的新里程碑，明确提出了：“先争取群众，再切实谈夺权”。我们将共产国际三大之后的政治阶段，定义为“新阶段”。在国内事务中，党的十大确立了全新的方针，即新经济政策，简称“НЭП”。有趣的是，“НЭП”这个缩写，用来指代“新阶段”（Новый этап）[3]也颇为贴切——同志们，这在措辞上堪称一种巧妙的象征，因为苏维埃国家内部推行的新经济政策，几乎完全是国际范围内“新阶段”在国内的具体投射。
既然欧洲工人阶级完成准备尚需多少时间仍是未知数，既然我们无法在短期内获得德国或法国的技术与组织援助，那么早在两年多以前，我们就对自己说：必须更细致、更警惕地关注脚下的实际情况——国内的力量对比、农民经济的状况以及其偿付能力与历史存续力，并据此制定和调整政策。这便是新方针的由来。
在这样漫长的进程中，过去一年是否为我们提供了重新审视这一方针的理由或依据？没有。1919年9月意大利工人运动失败后，力量对比开始发生变化；1920年，我们从华沙撤退、德国三月事件爆发、德国无产阶级因过早发起革命进攻而受挫——这些事件共同终结了首次自发的革命浪潮，而此后的力量变动仍在持续，至今尚未迎来转折点。
这些是基本的事实，也是我们评估当前局势的基本标准。我们常常效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将战时共产主义结束后开始的新时期称为“喘息时机”。这个说法如今已不再使用，这不是偶然的。如今我们更常提及列宁同志的另一个表述——与农民的“结合”。为何现在很少再谈“喘息时机”？因为在1919-1920年，这个新时期的全貌对我们而言尚未清晰显现。当时我们虽意识到，确实存在一段间隔，一段重要的调整期，但它或许一两年内就会结束，其时长具体取决于德国及其周边国家、法国等地的局势发展。换言之，那时的我们因抱有过高期待，将这个过渡时代的时长估计得比实际情况短暂得多。
然而事实已然证明，这并非是简单的“喘息时机”，而是一段漫长的历史停顿，且已演变为一个完整的时代。我们在全球与国内层面确立新方向至今已有三年，却仍无法预知这个新时期何时会结束，还需多少时间——是数年还是数月……这无法预测，但如果非要我给出判断（同时必须再次说明，这纯属是推测）：若说是数月，那很可能是“很多”月；若说是数年，那大概不会是“太多”年。（笑声）就推测而言，这样的精度已经足够。但毫无疑问的是，这已不再是短暂的喘息期，而是一整个历史时代。
同志们，正因如此，我们党才基于去年的经验提出要求：要求从“新阶段已延伸为一整个历史时代”这一立场出发，重新审视、检验并探讨我们工作中的根本问题。在既定的道路上——也就是我们这条俄国式的小径上，乘坐着既定的交通工具——也就是我们那润滑不良的俄国大车，还有你们乌克兰的大车（想必它的润滑也好不到哪里去），我们仍需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跋涉，这段旅程或许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党在自问：让我们检查一下，这辆大车的车轴怎么样了，车轮状况如何，车销还能不能撑住，有没有什么部件该更换了？这正是第十二次代表大会面临的核心问题。我们并非在说，自己已经告别了一个时代、正要进入一个可以明确定义的新时代。不，我们想说的是，从第十次代表大会起正式进入的那个时代，在西方被延长了，因此在我国也同样被延长了。基于此，让我们检视自己的武器、手段与方法：它们能否经受住一个漫长时代的考验？让我们从这辆“苏维埃大车”的各个主要部件入手，逐一展开检查。
这首先意味着要审视工人阶级与农民的关系——而广义上的工农关系，还包含着工业问题，因为我国的工业深深植根于农业这一基础；要审视工人阶级与前被压迫民族的关系，因为这本质上是工农关系这一核心问题的分支；要审视党与工人阶级的相互关系；要审视党与国家机器的相互关系——这对关系，堪称我们这辆大车上润滑最差的轮子。同志们，这些就是核心问题。它们实质上构成了我国专政体系的全部机制：党与阶级、工人阶级与农民、党与国家机器。而工业问题和民族问题，都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关系问题紧密交织。检验并探究这些根本问题，正是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以及你们这次会议的任务。
如果新经济政策所处的时代进一步延长，那么首要结论便是：这个时代固有的危险会随之愈发加剧；与此同时，我们的任务也要求我们采取更精准、更审慎的行动。因此，在着手处理各类具体问题之前，我们可以明确一点：我们无需重新定义任务本身——因为总体的新条件并未发生改变，我们要做的是为应对潜在危险采取额外的预防措施，并将我们解决这个时代核心任务的方法，进一步规范化、系统化。在我们看来，这便是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总纲。
接下来，让我们结合具体问题来验证这一点，唯有如此，它才能具备实际意义。
工人阶级与农民的关系——这直接关乎我们国家机器的运转，关乎其财政收入来源与开支预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患病初期、病情尚未恶化时，便将全部思绪聚焦于这两个紧密关联的问题：其一是整体意义上的工农联盟问题，其二则是民族问题。正是在列宁同志的推动下，这两个问题才得以如此鲜明、如此迫切地提上议程。
在他论述工农检查院、中央监察委员会等机关的文章中——想必同志们都记忆犹新，也已反复研读——他得出的结论可概括为：既要前进，又不可冒进；要记住，我们仍处于世界范围的新阶段与国内新经济政策的环境中，我们的工业体系及国家机器，都依赖于、且必须依赖于我们落后的农民经济，而它们能从农民那里吸纳以推动自身发展的资源，必然是有限的。那么，这一限度究竟是多少？显然，它无法仅凭理论推导来界定，而需要精确的核算。当然，若像某些同志那样（在此我尤其要指出拉林同志的部分文章），他们在言谈与文字中称我们从农民那里拿得“太少”，说我们是“农民的宠儿”，并从“农民在特定年份能为国家机器、国防与工业提供多少资源”这一问题中，推导出意识形态斗争的口号，那无疑是错误的。
农民能贡献多少资源，这一问题固然重要，但它本质上是实际操作问题，而非原则问题。关键在于，既要让农民付出不低于其能力所及的份额，又不能超出这个限度。我们必须确立一条准则：从农民那里获取的资源，要能确保他们来年的生活水平，至少比今年更宽裕。这是农民能够直观理解的准则，也是我们当前国家政策的基础。这与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做法有着本质区别——那时我们对农民说的是：交出所有余粮。
若农民没有余粮，他们的家业便难以为继，最终只会走向衰败。如今我们主张：农民需要余粮来发展自己。要知道，农业若不发展，工业便成了无源之水。因此，我们必须三思而后行。但这绝非国内阶级斗争的问题。或者更准确地说，我们党的全部智慧，都应致力于避免这个问题演变为阶级对抗，而是将其转化为一个需要调和、需要妥协的问题。是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就是调和者，是代表工人国家与农民达成共识的坚定调和者。
农民同志，你为我们付出力所能及的最大贡献，一两年或三年后，这份付出必将得到回报；无论如何，我们会保护你免受反革命势力、白卫军的侵害。在这件事上，国家完全准备好与你达成共识，因为这符合我们的共同利益——从你那里获取的资源，必须能确保你个人、乃至整个国家，来年都比今年更富足。当然，我们的核算可能出现失误，某些地区出现这类问题也在所难免，但我们的基本方针无疑是正确的。当前讨论的征税额度问题，其根本逻辑正在于此。
然而，如何向农民征税，同样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若是每个月都骚扰农民，若是他不断遭遇中央或地方那些脱离实际的征税方案，这只会打破他的生活平衡。农民是过日子必须精打细算的人——他依照日月运行、四季更迭的节奏安排生计，打理家业而不离开规划。而我们那些毫无计划的征税骚扰，只会打乱他的安排。这正是我们如今要强调的。
首先，要正确确定农民的总纳税额。我此前已尝试得出一个准则。自然，具体数字应由国家机关在党的领导与监督下制定。其次，征税需要技巧——要把当前五花八门的税种进行简化与统一，采用农民最容易理解、最便于操作，同时又最高效的形式。至于实物税与货币税的比例，则需根据各地的具体特点、农民的贫富状况来确定。
税收政策问题，是工人阶级与农民相互关系这一根本问题的重要方面。与之紧密相关的，还有出口问题：我们不仅同意，而且坚定认为，必须让农民掌握越来越多的余粮——即便这些余粮目前数量尚微。农民无法仅靠国内市场消化这些余粮，若强行限制出口，只会导致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进一步恶化。这种失调，源于我国工业的现状，以及农业与世界市场的隔绝。因此，必须为农民打开通往世界粮食市场的渠道，让他们能够出售逐年增多的余粮，通过这种方式提升农业水平。
在世界市场与农民之间，我们要确立的纽带不是投机的出口商，而是工人阶级及其苏维埃国家。如今，国家在原有的职能基础上，又增添了新职能：作为世界市场与联盟境内俄罗斯、乌克兰及其他地区农民——这些余粮出售者——之间的中介。由此可见，以下两个问题紧密相连：一是规范税收政策，二是赋予其计划性。这二者与粮食出口问题息息相关。
大家应当还记得，苏维埃第十次代表大会曾呼吁，要有计划地组织全部对外贸易。工人国家掌握外贸垄断权，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不可动摇的条件，它要求我们的对外贸易具备计划性——不能像1919、1920年那样，采取近乎走私的随机交易模式，能卖就卖、能买就买。不，我们必须让对外贸易与农民经济的发展相适应，与粮食出口潜力的必然增长相匹配，更与我们亟需保护的工业现状相契合。我们坚决支持社会主义的保护主义政策，否则我国工业必将被外国资本掠夺。
迄今为止，我们的税收政策始终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能征多少就征多少，急不可耐，缺乏一套规范、有序的办法。而如今，这样的局面必须改变——鉴于苏维埃国家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仍会直接且严重地依赖农业经济，因此我们必须将税收政策纳入严肃的长期规划。不要反复骚扰、惊扰农民，这对我们双方都毫无益处。我们需要建立一套具有前瞻性、审慎性的计划税收制度。必须“三思而后行”，并始终遵循这一准则：征收的额度，要能保证农民来年比今年更富足。让税收制度与对外贸易都具备长期计划性——同志们，这是我希望能与前文所述的基本结论一道，深深刻在大家记忆中的重要结论。
现在，让我们以同样的视角来考察工业问题。过去一年里，无论是乌克兰还是莫斯科的工业管理者，他们的主要不满都与所谓“流动资金”相关。自从实行新经济政策以来，我——当然不止我一人——多次与工业负责人交谈，他们往往表示：“只要搞一点流动资金，企业就能扭转局面，走上正轨。”时至今日，这种论调仍旧普遍。在他们看来，仿佛只要有了流动资金，凭着这些不起眼的纸片，金属、皮革、煤炭等各类必需品就能凭空出现……
这种想法，实则是不自觉地将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思维惯性，带到了新经济政策的现实环境中。所谓流动资金短缺，本质上暴露的是市场容量的不足——这里的“市场”，既涵盖广大农民群体，也包括国家层面的需求。归根结底：既然当前国营工业整体不产生利润，国家预算便主要依赖农民；而除了国家这一消费者（为军队、铁路等领域采购）外，市场的主体仍是农民。因此，农民能提供多少余粮（无论他们直接用余粮换取工业品，还是将其上缴国家），决定了我们能为工业提供多少流动资金。
这是无法回避的基本事实。当然，随着发展，当工业开始盈利、创造剩余价值并上缴国家时，它会形成自身的市场，提升消化自身产品的能力——但这终究是未来的图景。当下，农民在市场中的作用依旧关键，且这种局面将持续多年，只是其占比会随时间推移逐步下降。
坦率地说，只要我国工业（包括轻重工业）整体亏损，仍依赖预算与税收维系运转，那么空喊“给我更多流动资金”就只是空想——如同试图揪着自己的头发脱离地面。流动资金的获取，只有通过强化工业与农民经济的联结、降低工业品生产成本，并依托工人苏维埃国家这一诚实可靠的中介，推动农民经济与西欧经济接轨。唯有循着这些路径，逐步积累，才能为工业争取到流动资金。但是，同志们，即便此刻天降横财，我们的工业真能消化得了吗？
就算（但愿如此）美国给我们10亿金元，我们的首要任务也必须是维系城乡平衡，确保工业整体及各部门都不过度扩张。否则，工业的“消化不良”会以危机或连环危机的形式爆发，其危害同样严重。我们必须像给虚弱的机体输血一般，严格控制流动资金的投放规模，确保这“血液”能在所有“血管”中均匀流动。以金属为例：就当前我国的经济底子与运输能力而言，要“消化”大量的金属并非易事。这意味着，我们必须遵循特定的发展节奏，绝不能冒进。更何况在现实中，根本不会有人平白给我们送钱……
同志们，我刚才提到我国工业处于亏损状态。我毫不怀疑，这话定会被我们的敌人——无论是帝国主义分子，还是全世界的孟什维克渣滓——死死抓住。他们会用各种语言大肆鼓噪：托洛茨基在哈尔科夫会议上承认苏维埃工业亏损，这意味着无产阶级专政难逃覆灭；毕竟工业若持续亏损而非增长，就好比无产阶级立足的浮冰正在消融，等等。
但同志们，我绝不会收回这话。因为直面事实本就是我们的习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是这样教育党的，我们绝不能背弃这份教诲。我们必须对自己坦诚，绝不能偏离这一原则。我们或许会犯错，但犯错后仍能纠正并继续前进；可一旦养成自欺欺人的习惯，为了党和苏维埃代表大会的颜面而粉饰太平，我们便会万劫不复。整体而言，我国工业仍在亏损——我强调的是整体，即轻重工业加在一起后的状况。
有些轻工业部门吹嘘自己实现了盈利。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核实过这些说法，我没有，如今也很难逐一核实。我不愿为这类估算负责，但根据我做的部分核查，得出的结论是：即便不是全部，至少在多数情况下，轻工业的盈利都是虚假的，往往是通过牺牲其他经济部门的利益换来的。例如，当某个纺织厂急需周转资金，而买方拒绝接受高于生产成本的定价时，工厂只得降价销售——可账面上的“盈利”是怎么来的？靠的不过是一种被称作“核算”的黑白魔术罢了。（笑声）
再例如，将库存棉花按早年购入价而非现价核算，更严重的是，不按重新采购的成本计算。显然，纺织业若要真正发展，必须用新采购的棉花补充投放市场的部分。倘若用旧库存棉花织成布匹，账面上虽能算出盈利，可土库曼斯坦的棉田却在荒芜，原棉储备持续减少——这种盈利是虚假的，是靠消耗正在枯竭的旧有资源“核算”出来的。
在多数情况下，轻工业要靠重工业支撑，靠煤炭、金属等原材料滋养。事实上，必须从源头算起，将所有成本都纳入核算，才能分清哪些是真正的盈利，哪些是在挥霍国家的基础资源。这事确实复杂，尤其是卢布币值波动太大，但我们无论如何都得学会。过去我们说“社会主义就是清点库存”，如今该说“社会主义就是精准核算”——不是那种玩黑白魔术的虚假核算，而是基于经济现实的真实核算。
资产负债表本质上也是一种库存清点，只不过适应了新经济政策的形式，把“清点库存”转换成新经济政策的话语罢了。这话听着或许不太顺耳，但毕竟我们如今还没能熟练掌握这种语言，得学着用市场的逻辑把话说明白。工业的核算问题与资产负债表问题，归根结底是要算清楚：工业从农民那里拿走了多少，又通过工人国家直接或间接回馈给农民多少。这是一个根本问题。资产负债表绝非单纯的技术事务——有人说“核算这事儿归会计管，我们要操心‘高级的政治’”，此言谬矣。精确核算与资产负债表，恰恰是检验工人国家稳定性、衡量工农关系的真实标尺。
除此之外，我们没有、也不可能有其他可靠的检验方法。这也让第十次代表大会提出的任务更加复杂了。如果说在财政政策上，我们主张“从骚扰农民转向着眼长远的计划税收体系”；在农民余粮问题上，我们主张“从只谈本地市场转向通过工人国家对接世界市场”；那么在工业领域上，我们就要从一次次向国家伸手要“再给点钱、再多给点”，转向精准核算、精准记账——“没有精准核算与清晰账目，就别想拿到资金，因为这关乎国家的生死存亡”。（掌声）
我刚才说我国工业整体亏损，还说所有敌人都会抓住这点大做文章。但这里需要从历史而非单纯经济角度做个总体说明：革命本身意味着巨大消耗。我国当前经济整体水平已低于1917年，大家都清楚，如今的我们，比旧政权末期还要贫穷得多。但这是历史规律：每次革命后，新统治阶级接手的经济基础，总会比旧统治阶级退场时的水平更低。革命从来意味着破坏与内战。
或许有人会说革命“代价太大”，但这是被革命推翻的阶级及中间阶级的算法。在无产阶级看来，这笔代价终将换来百倍回报，正因如此，我们才会将革命进行到底。但革命并非一次性的颠覆，其内部也存在阶段性转折。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的转变，就是伟大革命进程中一次重要却局部的转向。每一次转向都要付出代价——这便是历史（无论人们视其为慈母还是继母）的安排：转弯处总有障碍要克服，权当是必须交的学费吧！
就整个革命而言，无产阶级付出的代价是生产水平的暂时下降；而为了从战时共产主义转向新经济政策、为了掌握新的方法，工人阶级付出的代价是：经济机关在挥霍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残存的部分成果，只为让工业机器重新运转起来。工人国家在经济模式转型中遭受一定损失，这本身并不可悲，反而符合事物发展的本质。但这种代价必须是一次性的，绝不能成为持续的消耗。若亏损成为常态，国家的根基终将被掏空。我们已经为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的转型，付出了工业亏损的代价；从现在起，该让工业实现盈利了！
而要使工业实现盈利，必须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关于这些措施，我们将在讨论议程相关议题时详细阐述。但其总体方向已十分明确：必须摆脱杂乱无章的经验主义模式，转向系统化、有计划的道路。
同志们，我曾读过你们《共产党人》杂志上刊登的顿涅茨克省代表会议的讨论——内容围绕着克维林同志的报告展开，不过报道经过了压缩。会上提到，党组织必须时刻保持警惕，一旦出现危急情况，就要及时发出警告、拉响警报——因为工业正持续面临财政危机的威胁。这种危机不仅存在于顿巴斯这一工业核心区，更是我国经济的普遍问题。从这种震荡、不稳与无序的经济关系中，绝无可能一步迈入所谓“绝对计划”的理想天堂，只能通过逐步推进，走上计划经济的康庄大道。
经过这些年的实践，若还以为能像蜘蛛结网般凭空制定出完美的经济计划来取代当前现状，那便是一种幼稚的想法——这无异于倒退到“总局制”[4]的最糟糕的幻想中：没有全面计划，只有全面的经济停滞。显然，生动且有效的计划，只能建立在当下的经验探索、反复试错、不断碰壁与纠错之上，甚至要直面那些打着核算旗号的“黑白魔术”；用哲学家的话来说，这种计划并非先验存在，而是后验形成的，即以实践经验为基础，通过检验与修正，才能逐步构建并完善。我们必须清醒、充分地认识到这项任务的艰巨与复杂。
在党坚定且不懈的领导下，那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政策，那种即兴而为、经济游击战术与经验主义的做法，必须逐步让位于计划方法与计划原则。否则，我们仍会像过去一样，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计划方法在工业与贸易领域的体现，便是核算——既要厘清过往的真实账目，也要为近期工作制定合理的预估与规划。无论是单个工厂、单个托拉斯、整个工业体系，还是我们整个国家、整个联盟，都应逐步转向对实际资源的真实平衡管理。这绝不是耍花枪，而是要求这种平衡必须符合现实，即与我们实际拥有的资源相匹配。宁肯少些，但要更节俭、更扎实些。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最后一篇文章《宁肯少些，但要好些》[5]，谈的是工农检查院问题。而将这一精神落实到预算与各项收支上，我们要说：宁肯少些，但要更扎实些。精简到极致，同时要构建稳固的整体架构，让每个人都看清自己的根基！即便出现失误，也要有计划地加以纠正。关键在于，每个经济机关都必须摸清自身的家底，摆脱无序与不稳的状态——这种状态与贫困一道，是我国经济生活中最具破坏性的因素。我们必须要建立全国性的平衡、每个托拉斯的平衡、每个企业的平衡！
据我所知，你们就顿巴斯工业组织问题展开了讨论；从联盟整体的工商业开支来看，我们应尽快完成这一任务：消除托拉斯中残存的“总局制”痕迹。不同托拉斯的生存与运营方式各不相同，原材料供应、产品销售的方式也存在差异，因此各企业与托拉斯之间应是弹性衔接，而非刚性捆绑。每个企业都必须独立开展核算、编制资产负债表——这并非官僚式的账目堆砌，而是要真实反映企业在特定条件下的运营状况：如何运转、吸纳了多少资源、产出了多少有效产品与无用废料。
唯有每个企业都能自我检视，托拉斯乃至整个工业体系的经济组织，方能实现真正的合理与高效。在工业与财政领域，我们必须彻底摒弃“闭灯行驶”的政策。倘若国家预算无力承担某些开支，例如给企业核定了1亿卢布的资金，却迟迟不能足额拨付，甚至拖延一个月后，仅发放相当于2500万卢布的货币（实质是暗中将卢布贬值为原来的四分之一，却不公开承认），这便是“闭灯行驶”：明知从1亿卢布缩水到2500万太过难看，索性熄灭灯火，眼不见为净……
不，我们绝不能在这种黑暗中放任经济滑坡。具体到企业或托拉斯的预算，同样要“宁肯少些，但要更扎实些”！即便要压缩工业规模，也必须先筑牢发展根基。在经济根本问题上，必须坚决摒弃陈旧做法：游击作风、即兴而为。我们要学会用计划眼光审视经济工作，立足长远谋划发展。而这一切，都需要核算与记账的明灯高照！
国防问题本质上也是同理。本会议程中虽未专门设国防议题，但既然我要结合俄共（布）中央的日常工作来谈代表大会的任务，就应当就此说几句——况且会议或许会围绕着工业问题连带论及国防。过去三年半里，我们建设军队的方式完全是应付式的：今天修补这儿，明天调整那儿，尽管磕磕绊绊，最终还是战胜了敌人。
而在那之后的一年半到两年间，我们裁减这支臃肿笨重的军队时，同样是拆东补西：这儿砍掉些尾巴，那儿削几块耳朵——毕竟国家实在无力维持一支500万人的大军了。建军靠即兴调整，裁军也靠临时拼凑，这或许不仅是无奈之举，更是我们的过错，对此我愿坦率承认。如今我们已然明确：军队建设必须严格遵循计划推进，这不仅是可行的，也是必需的。
过去，我们甚至无法确定几个月后的军队发展方向——是要裁军呢，还是要在全俄范围内吹响号角：“为我们输送公社社员、骑兵与马车！”；而如今，军队建设必须依据计划，系统、扎实地分阶段推进，至少要明确未来五年的规划。我们要制定一套贴合现实、经过深思熟虑的建设纲领。这份纲领或许不必尽善尽美，但其核心内容必须与国家的农业现状、工业发展水平相匹配。军费预算的制定，也将以此为依据。
大体来说，国家上半年为军队拨付一定规模的资金，下半年在此基础上按若干百分比稳步小幅递增。当然，农业歉收或外敌入侵等突发情况可能会打乱计划——但即便如此，有计划可循，也远比毫无规划要从容得多。这一点，与军事技术（尤其是空军）的发展紧密相关。我们主张，军队建设同样要遵循“宁肯少些，但要更扎实些；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军队最经不起反复折腾：时而大幅裁减，时而盲目增补。军事上的即兴而为给国家造成的负担，远比按计划稳步发展武装力量要沉重得多。
现在来谈头等重要的问题：党和国家机器的关系。在我多次提及的列宁同志那篇遗作中，他对国家机器的论述——恕我直言，换作其他人绝不敢如此表述——那些尖锐措辞实在令人难以复述。（笑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道，我们的国家机器是“从沙皇制度那里接收过来的，不过稍微涂了一点苏维埃色彩罢了”[6]，其本质还是那套旧官僚机器。
这话够刺耳吧？对国际孟什维克而言，这简直是复活节彩蛋般的“大礼”，（笑声）比工业亏损的消息还要“悦耳”。但该如何理解这句话呢？显然，列宁是刻意用这样的表述，要让全党刻骨铭心，即便用狠话也在所不惜——换作旁人说出这种话，恐怕早已招致严重后果。但我们不能只停留在表面，更要深究：这台国家机器是凭空出现的吗？当然不是。
是谁缔造了它？它脱胎于工人、农民、红军战士与哥萨克代表苏维埃。是谁领导了这些苏维埃？是共产党。我们清楚党是什么，也明白苏维埃是什么。我们始终强调：苏维埃是最符合劳动群众利益的政权形式；我们的党是最先进的政党，是共产国际各成员党的引领者——这是公认的事实。可偏偏就是在最能代表劳动群众的苏维埃基础上，在这个堪称共产国际典范的政党领导下，却诞生了一台被评价为“与旧沙皇机器没多大差别”的国家机器。
或许，某个头脑简单的人——比如所谓“工人真理派”[7]的成员——会由此得出结论：是不是该拿起一把锤子（光拿锤子，不带镰刀），（笑声）对这台机器来一番机械改造？但这种结论是站不住脚的，因为那样做只会剩下一堆碎片，到头来还得从头重建。缘何？因为这台机器即便再糟糕，也不是凭空砸到我们头上的，而是我们在历史必然性的逼迫下，用手头仅有的材料亲手打造而成的。谁该为此负责？我们所有人都有责任，也必须承担这份责任。
这台国家机器的这一“特质”究竟从何而来呢？根源在于，过去我们不会、如今也仍不擅长很多事，却被逼着要完成大量任务；在用人上，往往只能启用那些懂行的、半懂不懂的，甚至是敷衍塞责、阳奉阴违的人。在我们的工作中，核算与糊弄常常混为一谈，而在国家机器内部，更有不少人故意把糊弄当作核算。再看看这台机器的人员结构·：既有热血无私却毫无工作经验的年轻党员，也有麻木度日的小职员，还有满头白发的“专家”——后者有时会披着看似无可挑剔的外衣暗中搞破坏。
那么，我们能一下子废除这一切吗？能脱离这台机器运转吗？当然不能。该怎么办呢？我们的任务是接过这台糟糕的机器，着手推进系统性改造——这绝非胡乱应付，而是要有计划、长期坚持地去做。迄今为止，国家机器的构建全凭临时应付：先仓促组建一批机关，之后再着手精简；哪个部门膨胀得过头了，就简单粗暴地砍上一刀。列宁同志在文章中说，过去五年若说有什么收获，那便是学会了估算时间——明白了五年内能做成的事其实少得可怜，因此必须系统性推进这一重大任务。
同志们，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思想。夺取政权是一回事，而重新教育民众、培养他们掌握新的工作方法，乃至教会他们这样一件事（这事看似微小，却意味着整个心态的彻底转变！）——我说的这件小事，是指苏维埃公职人员应当如何对待这样一位老妇人：她目不识丁，走进高大宽敞的办公厅后茫然四顾，甚至不知道该对着哪个墨水瓶低头求人。可我们的官僚呢，只是用指尖朝某个编号随意指了指；老妇人迟疑着，在那个编号前打转，全然无助，最终只能一无所获地离开办公室。
倘若她能把自己的感受说出来，我想她会用列宁的话来描述：七八年前是这般模样，如今还是老样子。当年她走进办公室是这般遭遇，如今想办的事还是办不成；因为人家用她听不懂的话跟她说些她弄不懂的事，根本不想帮忙，只想着赶紧打发她走。当然，并非所有地方、所有时候都是这样。但即便只有三分之一的情况属实，那么国家机器与劳动群众之间也已形成了一道可怕的鸿沟。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8]，谈的正是这个“大问题的冰山一角”，文章已通过电话传送至你们的报纸转载，可遗憾的是，我们苏维埃的技术还是不尽如人意，登出来的内容连我自己看了都觉得陌生。（笑声）不过，文章的核心思想，正是我刚才所说的这些。
同志们，列宁同志提出的方案——如今已得到党内绝大多数人的赞同——其意义何在呢？这一方案意味着，我们要着手有计划地改造国家机器。党缔造了这台机器，没错，是党亲手将它打造出来，而后审视自己的造物……记得《圣经》里的话：上帝创造万物后，看着自己的作品，说了声“甚好”[9]。（笑声）可是，党造出了这台机器，看过之后……却摇了摇头。（笑声，经久不息的掌声）如今，在这无声的摇头之后，终于有人敢于大声点破这台造物的真实面貌。
但这绝对不是绝望的呐喊——绝对不是！从当前局面能得出的结论是：我们花了五年时间，造出了这台笨拙、吱呀作响，且在很大程度上“非我所愿”的机器，那么至少还需要再花五年时间去改造它、重建它，让它最终不再需要我们如此尖锐地批判……正因如此，列宁同志括号里的那句话，我格外留意。是的，我们终于第一次学会了估算时间——我们所有的努力都被限定在这个框架之内。这需要大量时间。这项事业需要大量时间。所以，这已不再是小修小补的问题（未来当然仍会有必要的临时调整），而是要以系统性、计划性的方式重建国家机器，这才是我们面临的根本任务。
依靠什么力量呢？依靠缔造它的力量——党。为此，党自身也需要一个全新、更完善的机关，来充当探测这台机器的探针：这个机关不仅要有道德权威，更必须具备政治判断力与实践能力。这绝非形式主义的国家监察（其彻底失败已有目共睹），而是要让党深入问题的核心，在关键工作领域开展筛选整顿。至于这个机关初期会以何种形式存在，中央监察委员会与工农检查院又该如何协同运作，仍需在实践中逐步探索；任何头脑清醒的同志们，绝不会幻想这种变革能一蹴而就。
但如果我们动辄说“这计划行不通”，或是念叨什么“胳膊拧不过大腿”之类的丧气话，那就太卑劣了。这项任务固然艰巨，可正因为艰巨，才更要按计划、系统性地推进，而非敷衍应付。也正因如此，我们需要一个权威的党和苏维埃联合的中央机关，从整体效能与对普通民众（比如那位目不识丁的老妇人）的态度等全新角度，重新检验国家机器。或许，中央监察委员会与工农检查院的联合机关能承担这一职责——它将遵循“选拔优秀人才”的原则，系统培养兼具正规行政经验与工农检查院优良传统（即其核心优势）的骨干。这样的尝试必须开展，我们也正在推进。
同志们，国家机器问题与党的角色紧密相连，就像我此前提到的所有根本问题一样。但有一点，不仅无需修正，甚至连修正的念头都绝不能有——那就是党的专政，以及党对所有工作的领导权。昨天，非党群众在此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明确支持党的专政与领导。用新经济政策的话语来说，我们相当于再次签下了一张巨额期票。
昨天的非党群众游行表明，乌克兰工人的情绪已发生巨大转变——这是过去两年最重要、最宝贵的成果。但这也意味着，随着工人阶级更紧密地向我们靠拢，他们会比以往更密切地监督我们的工作：要求我们提高国营企业盈利、整顿市场秩序、建立真正的城乡经济纽带、平衡各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等等。同志们，我再强调一遍：我们签下了这张巨额期票，尤其在工资问题上——这是关乎广大工人切身利益的尖锐问题。
尤为重要的是，要让这一领域的真相大白于天下，要让工人群众看清：在当前经济状况下，哪些诉求能够得到满足，哪些则力不能及。党在与非党工人交流时，绝不能忽视工农关系问题——因为乌克兰各地死灰复燃的孟什维克蛊惑宣传（带着浓重的马赫诺式色彩），很可能借工资问题挑拨工人与农民对立，进而在非党工人与党的先锋队之间制造裂痕。
非党工人向党组织靠拢，部分原因是他们的物质生活确实有所改善——日子比以往稍显宽松，工资也有了增长。但必须看到，重工业与运输业的工资水平仍明显滞后。这工资的增长从何而来呢？与其说是市场的馈赠，不如说大多依赖国家预算的支撑。由此可见，我们又一次直面苏维埃社会阶级关系的根本问题。为避免日后产生误解，向非党工人讲清这层逻辑至关重要——要让他们在这一根本问题上与党保持一致，不被蛊惑言论迷惑。值得注意的是，非党工人是被党本身所吸引，而非被苏维埃国家机器所吸引。这一点，具有重大意义。
小资产阶级的路标转换派[10]宣布拥护苏维埃政权，是因为他们觉得共产主义不过是妨碍国家实务的空想；而广大工人向共产党靠拢、容忍当前这台苏维埃国家机器，则是因为他们寄希望于党最终能整顿好这一切。在这样的情况下，党怎能容忍“放弃领导核心地位”的念头——尤其是放弃对国家工作的领导权？
我们党是执政党，凭借无产阶级的信任，乃至广大农民的拥护，执掌着国家发展的舵盘。这是不容置疑的根本事实。若在这一问题上有任何动摇，允许以公开或隐蔽的方式削弱党的领导，就等同于质疑革命的全部成果与未来方向。我相信，任何企图挑战我党领导权的人，都必将被我们一致驱逐到革命阵营的对立面。未来会如何，我们无从预知。唯有全面审视这五年的经验——既要看到昨天那场令人欣慰的示威（非党工人与党紧密无间的景象），也不能忘记1921年2月喀琅施塔得的悲剧（那里的枪炮曾对准我们）[11]——将所有史实置于正确的历史视野中，才能真正理解：我党的性质究竟是什么，它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又何以能经受住过往的风雨考验，走到今天，并引领我们迈向更辉煌的未来。
这是根本的问题，全党在这一点上高度一致。因此，我仅顺带提及一事：此前党内曾出现一份所谓的“匿名纲领”，其中隐晦提出取消党的领导，却没有任何旧派别成员愿意为这份纲领承担哪怕一丝责任。你们从《讨论公报》的明确表态中应当了解到，这份纲领与前“民主集中派”[12]的主张存在关联，但该派所有前成员都已公开声明与这份纲领无关，并称其是“极具危害性”的。
党对这份纲领的态度已经表明，十二大在这一问题上绝不会存在分歧。即便大会涉及党的领导权议题（尤其是结合列宁同志的提议），其核心也只会聚焦于如何改进领导方式，如何增强其系统性与计划性。毕竟，没有哪个严肃的党员会认为党的领导方式已尽善尽美。随着工作的日益复杂细化，党更需警惕陷入事务主义的泥潭，以致“一叶障目”。
迄今为止，我们在所有工作领域都是走一步看一步，边摸索实践边开展领导——总体来看，这既与过去五年的时代特征相契合，也成功完成了各项核心任务。但如今，我们必须在各个领域转向系统性、计划性工作，制定兼具宏大视野与周密细节的方案。因此，党的领导方式必须同步升级，采用更具系统性的方法。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这一监督国家机器的专门机关，正是为了更系统地收集信息——它不仅是道德层面的监督力量，更是深入政治与实践领域的探针。借助这一机关，党能全面掌握苏维埃机器的运转、群众的动态及全党的整体状况，进而基于更完整的系统性信息制定领导策略，使各项工作更具计划性与长远性。
我们始终承认，当前的国家机器存在严重问题，甚至可以说糟透了。但这是否意味着要拿起锤子将它砸烂？当然不，我们绝不会这么做。即便真要砸烂重建，凭借党的力量也完全能够做到——毕竟是党缔造了国家机器，若是真正合格的政党，就必然具备重建的能力。可反过来想，若只留下国家机器而失去了党，重建工作便无从谈起。这是核心的逻辑：有党才有国家，而非有国家才有党。如今，党必须以全新姿态面对国家机器，从根本上全面把握、评估其关键环节，并通过常规手段施加影响。
党必须要求所有国家机关学会按计划、成体系地开展工作，制定长远规划而非敷衍应付；要求它们在计划框架内培养干部，让其在苏维埃专业工作与党务实践中积累经验。为革新整个国家机器，党要领导建立党和苏维埃的教育体系，在整体层面与各部门层面同步培养工农出身的新一代苏维埃专家，包括技术人员与各领域公职人员。这些从基层成长起来的人才，不会轻视那位目不识丁的老妇人，更能真正承载工农国家的诉求、情感与目标。党的领导作用，正应在这个意义上提升到全新高度。
同志们，现在我要谈谈对乌克兰而言尤为关键的问题：民族问题。正如之前所说，这一问题被正式提出，源于列宁同志的提议。他在病重前就曾对此事发出警示，担忧我们会像过去在农民问题上那样犯下严重错误[13]。我此前阅读报纸上关于卢甘斯克地区会议的报道时，深切感受到了这种犯错的可能，报道中写道：“拉柯夫斯基同志就民族问题作了报告，但我们毫无准备，未能就此展开讨论。”
记不清是这同一篇报道，还是《共产党人》、《无产者》杂志上的另一篇文章，提到许多同志不理解为何要重提民族问题，认为对他们而言，这一问题早就“解决”了。我必须指出，这种心态不仅在乌克兰普遍存在，在北方地区、在大俄罗斯地区（尤其是莫斯科）也屡见不鲜——有些同志会疑惑：工农苏维埃国家已经成立六年，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则早已确立，为何要突然将民族问题列入大会议程？难道我们不是早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吗？乌克兰已经独立，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也都是独立共和国，还需要做什么呢？
当然，同志们，民族问题并非我们的根本目标——我们的目标是共产主义。社会问题才是我们的立足之本。但就像农民经济一样：它虽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标是集中化的社会主义生产、先进的技术等），却作为涉及数亿人口、数百万亩土地的客观现实存在于当下，若是轻视这一基本事实，我们整个纲领都将失去根基，甚至被颠覆。民族问题亦是如此：它与农民问题本质上同属一个时代的产物。
当然，我们早已宣告废除民族奴役与民族不平等。我们也明确主张，每个民族都拥有自主决定自身事务的权利，甚至包括脱离所在国家的权利——但必须明确的是，在这一权利之上，革命自卫的义务始终处于首位。若某个民族集团背离工人阶级，反而投靠帝国主义、同工人阶级为敌，那么阶级斗争的法则便将压倒一切——孟什维克统治下的格鲁吉亚所发生的事，正是这一法则的体现。然而，当捍卫革命的任务完成后，我们会向该民族的农民、小资产阶级与落后工人敞开对话：同志们，在民族问题上，我们之间不存在分歧。
有时人们会说，我们“允许”你们自主处理民族事务，这种表述其实并不恰当。事实上，我们不仅允许，更会主动帮助你们，以最优、最令你们满意的方式解决民族层面的事务。我们会帮助你们通过本民族语言，共享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这才是问题的核心。若只是空喊“你们自主安排”，实则毫无意义，因为农民本就处于弱势地位，尤其是那些来自曾遭受残酷压迫的小民族的落后农民，他们的处境更为艰难。当他们看到头顶的国家机器——即便这是代表工农利益的政权的机器——对他们漠不关心，对他们的民族特性、本民族语言与自身的落后状况视而不见时，他们内心的无助感只会加倍加剧。
执政党与国家机器在语言问题上同广大民众产生隔阂，是一种极具危险性的疏离。对于民族语言这一民众日常使用的交流工具，对于这种重要的政治“纽带”，我们绝不能抱有丝毫轻慢态度。这一问题对整个苏维埃联邦而言至关重要，对乌克兰而言，则更是重中之重——其重要性要乘以十倍来考量。在拉柯夫斯基同志给顿涅茨克省代表会议的信中，我注意到一个极具价值的观点：他将农民问题与民族问题紧密结合了起来。正如列宁同志不久前所指出的：倘若无产阶级与农民阶级发生分裂，倘若资产阶级能通过其政治代理人——无论是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还是其他更坚决、更顽固的势力——夺取对农民阶级的领导权，那便意味着内战，意味着这一战线从此将不得安生，直至西方无产阶级取得胜利。而我们还需补充一点：对我们而言，这场内战的结局将充满不确定因素。
但是，同志们，无产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误解固然危险，而当农民阶层不属于旧君主制俄国时期的统治民族时——也就是说，无论这些农民是乌克兰人、格鲁吉亚人、阿塞拜疆人还是亚美尼亚人，他们在过去始终将统治机关视作双重压迫的工具：既是异阶级对自身的压迫，更是民族的压迫。在这种压迫下，防御性的民族主义极易将他们推向本民族资产阶级阵营——这种情况下，这一误解的危险性，将呈百倍攀升。
现在回到乌克兰的问题上——这里需要再次提及拉柯夫斯基同志的信——在乌克兰，党组织主要由城市工人及一般市民组成，农民成分微乎其微；同时，相当一部分城市工人并非乌克兰族。党组织的民族成分占比，自然会对乌克兰苏维埃机关的构成产生一定影响。单看这一点，即便算不上危险，也已成为必须正视的严重问题。这个问题不容忽视，必须着力解决。我们不仅要与农民市场建立经济联系，不仅要在无产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建立普遍的政治联系，还必须认真思考、周密谋划如何建立民族层面的联系——这涉及语言、教育、文化等方方面面的问题。
同志们，要知道，农民的不满情绪无论因何而起（这种不满必然会出现，因为矛盾在所难免），一旦带上民族意识形态的色彩，其危险性便会剧增百倍。民族意识形态是一股极具影响力的力量，民族心理则是一种爆发力——它有时会成为推动革命的动力，有时也可能沦为反革命的工具，但无论指向何种方向，其能量都不容小觑。回顾历史便知，资产阶级在战争期间是如何利用了这股“炸药”的：他们煽动无产阶级去捍卫所谓的“民族”利益。这无疑是一场恶毒的阴谋，却成功地对我们造成了冲击。这一事实也证明，资产阶级完全有能力将民族主义的爆发力，转化为服务其帝国主义目的的工具。
再看东方，在印度、在中国，数以亿计的民众已掀起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东方的民族斗争，本身就是一股巨大的爆发力，更是具有惊人威力的革命炸药。而欧洲无产阶级的任务之一，就是证明自身有能力驾驭这股力量。同志们，在我们国家，在我们的建设工作中，民族因素是一股潜在的力量，它可能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也可能朝着那个方向演变。如果我们无法贴近农民、了解农民——了解他们的心理、熟悉他们的语言——就可能将他们推向一场新的彼得留拉运动。而这场新的彼得留拉运动，将会比上一次更具自发性、更根深蒂固，同时也将更为严峻。
这第二次彼得留拉运动，将以一整套文化纲领为武器，向学校、合作社乃至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渗透。届时，乌克兰农民的每一份不满，都将因民族因素而被无限放大——这种威胁，远比彼得留拉以往的土匪行径更具破坏性。但倘若乌克兰农民能够真切感受到，并且亲眼看到：共产党与苏维埃政权在民族问题上，始终抱以十足的关切与理解，向他们表明“我们愿倾尽所能为你们提供支持，帮你们这些尚处发展阶段的兄弟搭建桥梁、铺设阶梯，助你们逐步提升；我们会尽最大努力回应你们的诉求，让你们得以用本民族的语言交流，共享人类文化成果。在所有国家机关、铁路系统、邮政服务中，工作人员都必须能听懂你们的语言、用你们的语言与你们沟通，因为这是你们的国家”——那么，农民必然会由衷领会并认同这样的态度。
即即便受限于物资短缺，无法为他们建起设施完备的三层教学楼，我们也必须开办学校，让他们的子女能用父母听得懂的语言学习读写。若做不到这一点，农民心中的各类不满便会以民族这一“系数”不断叠加，最终可能对苏维埃政权构成颠覆性威胁。我们必须清醒认知一个现实：民族问题尚未解决，正如我们尚未攻克经济、文化领域的诸多难题一样。我们只是为解决民族问题奠定了革命前提——我们打破了沙皇时代那座“各民族的监狱”，但仅仅宣告民族平等远远不够。对于那些长期受压迫、内心充满疑虑的民族，我们必须用实际行动证明：我们与他们站在一起，我们为他们发声，我们服务于他们的民族利益，这绝非停留于空泛的口号，而是落实到每一件具体事务中。
常言道“宁过勿缺”，在民族问题上更是如此：对细节多一分关注、考虑得更周全一些，并不会有任何害处；但若是对此重视不足、考虑不周，则会给党带来严重后果。正是出于这一原因，我们才将民族问题列入代表大会的议程。与其他所有问题一样，我们讨论民族问题，不仅要立足于原则层面，更要追求具体务实，使其与当前的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相适应。
在国家体制层面，我们该如何将各民族的诉求以制度化的形式体现出来？过去，联邦体制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一直不够明确。过去几年间，我们在这一问题上深受一种观念影响，即认为当前的历史阶段不会持续太久——这种心态颇似沙皇彼得一世时期旧教徒的想法：“既然基督即将降临，我们为何还要费心建造坚固的房屋？”[14]——当时的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也不愿投入精力开展长期制度建设，因为我们曾预想革命会迎来迅猛发展。
随后，新经济政策应运而生。后来的事实证明，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是一项需要长期推进的工作。我们由此意识到，即便暂时无法建成“石砌房屋”——毕竟这对当下的我们而言仍遥不可及——至少也应当建立一种更具稳定性的治理形式，即便这种形式仅作为过渡性存在。而我们将这一认知付诸实践的体现，便是当前针对民族问题所搭建的国家组织体系。我们的实践起点，首先就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建立。我们在这一过程中清醒地认识到，此前并未建立一套能够精准反映各民族具体利益与诉求的组织机制。正是基于这一考量，我们萌生了设立专门的苏维埃民族院的想法——这一构想在最初甚至让不少同志感到震惊。
必须承认，起初我本人也并不十分认同这一方案。“第二院”这一表述本身就带有不适感，总让人联想到旧国家法教科书中的相关内容。但问题的核心并不在此，真正关键的是，我们必须以系统化、组织化、有计划的方式来处理民族问题。若要举例类比，这与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设立逻辑有共通之处。中央监察委员会是什么？它当然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若认为我们建立了一个能解决所有问题的机关，那无疑是不切实际的。事实上，它是一个全新的机制：通过更精准、更系统地监督国家机器、党内工作及工人阶级相关事务的开展情况，为各类问题的妥善解决创造条件。
那么，民族院又是什么？它是一个专门的机关，旨在更系统、更有计划地摸清“各民族的痛点所在”——比如某个民族群体对某项政策会产生何种反应，诸如此类。当然，民族政策的总体领导权，始终完全、彻底地掌握在我们党手中。但党无法仅凭主观思考、仅靠党内思想研讨就解决所有问题；党需要与具体任务和实际情况建立有组织的联系。要解决民族领域的固有难题，党同样需要新的、更复杂、更完善的机关，以及更系统化、更具计划性的工作方法。
从当前国际形势来看，尚不具备让我们改变政策根本基础的条件。而国内形势又以国际形势为依托。在经济与政治领域，起决定性作用的核心主线，是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相互关系。过渡时期的根本任务——巩固工农联盟——从现在起，必须通过更系统、更具长远规划的方式推进：无论是在工业领域、税收领域、国家机器的建设领域，还是在民族问题领域，皆需如此。而在我国，民族问题首先意味着解决那些属于曾受压迫民族的农民群众所面临的问题。
要更顺利地推进上述各项工作，就必须完善我们的国家机器，尤其是经济管理体系。但这种完善绝不能是零散的、业余的——那样的做法远远不够——而应基于一项着眼长远、规划多年的宏大方案。仅靠内部调整，是不能实现国家机器的完善的；其首要途径，是通过执政党（即我们党）的引领。五年来，我们党始终领导着这一国家机器；未来，党也将继续全面、彻底地发挥领导作用。但随着未来任务愈发复杂，党对国家机器的领导将愈发系统化：我们会不断完善和规范自身的领导方式，同时要求国家机器本身也建立起全面、有计划的工作方法与干部选拔机制。
同志们，要顺利推动我们的工作转向系统化、计划化的轨道，必须具备一个基本的政治前提，这也是最根本的条件——那就是我们的党：党要有清晰的思路、坚定的意志、高度的团结与强大的战斗力。这种团结，不能仅仅建立在“危急时刻集结行动”的基础上——显然，那样的团结是不够的；而应是我们党一贯秉持的团结：以集体勇气、坚定信念为根基，敢于无情揭露一切风险，善于洞察根本性问题的团结。
党保持坚定性的第二项关键条件，在于不断扩大对青年群体的影响力。争夺青年的斗争必须常抓不懈——要知道，我们最凶恶的敌人，也就是孟什维克，正企图染指这一领域。在即将到来的时期，反革命势力若要开展侦察活动，甚至可以说，实施危险的政治间谍行为，最可能借助孟什维克之手：他们会以工资问题为幌子，以争夺青年群体作为突破口。
此类苗头已然显现。在俄裔与乌裔孟什维克依托世界孟什维克势力展开的活动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马尔托夫派系的孟什维克，正与公开的反革命孟什维克握手言和。后者不仅曾主张外国武装干涉、煽动武装叛乱，如今更以海外出版的《黎明》杂志为喉舌，在俄国国内还与高尔察克、邓尼金派系的反革命势力紧密勾结。可以预见，在未来一年里，我们必将面临孟什维克反动图谋抬头的挑战；而我们开展这场斗争的方式，可以说要更具“计划性”——当然，这绝不意味着斗争会变得儒雅随和。（笑声，掌声）毫无疑问，我们必将在这场斗争中取得胜利。
当前，鉴于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周期恐将进一步延长，其内在的各类风险也随之呈现出更持久、更具威胁性的特征。这些风险的本质我们早已明晰，也不止一次对其进行过剖析：它们源于市场关系本身——这种关系会自发催生离心倾向，并诱使国家机器偏离既定方向、沦为私人资本的工具；它会让新经济政策下滋生的耐普曼们，将自身的利益诉求与观念渗透进国家机器；它会不断侵蚀国营工业，使其在不知不觉中沦为私人资本积累的渠道。而我们真正需要的，是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即便这一进程缓慢，也必须确保每一步都稳健扎实。
这种离心倾向的浪潮，同样冲击着我们的党；显然，在长期发展进程中，党的自身影响力也难免会受其影响。但毫无疑问，我们党凭借着革命性的敏锐洞察力，如今依然坚定团结、步调一致。此前出现过两个试图重新讨论党的领导权问题的纲领（“匿名纲领”与“工人真理纲领”），我们已然见证了党对这两个纲领的鲜明态度。过去一年，党在思想与政治上的自信和自觉不仅没有削弱，反而愈发坚定——这一结果不足为奇，因为党肃清了内部的异己分子，壮大了无产阶级的力量。
未来，党也将沿着这一方向继续发展。在新经济政策的背景下，尽管入党条件更为严格，但党始终向一线产业工人敞开大门，并给予他们特殊政策倾斜，如今这一做法仍在坚定践行。昨日的游行活动已然证明，这种倾斜是完全合理的——当然，前提是在合理范围内，并接受严格的监督。改善党员成分构成的比例，进一步壮大纯粹无产阶级力量（即一线产业工人），是确保我们党保持稳定、抵御一切有害影响的根本保障。
同志们，过去一年来，我们党在思想清晰度与意志坚定性方面，还经受了一次额外考验。这次考验异常沉重，因为它源自一个至今仍萦绕在全体党员、广大工人群众——更确切地说，是我国全体劳动人民，乃至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全世界劳动人民——心头的事实。我指的，便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病重。
三月初，列宁同志的病情再度恶化。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商议应如何向全党与全国人民通报这一坏消息。同志们，想必大家都能想见，当我们不得不向全党、全国发布第一份沉重揪心的病情公报时，那次政治局会议是在怎样的氛围中召开的。当然，即便在那样的时刻，我们依然坚守着政治家的职责——无人会因此指责我们。我们所思所想，并非仅局限于列宁同志的健康状况（当然，那一刻我们最关切的，仍是他的脉搏、心跳与体温）；我们同样在考量，他心跳的每一次变化，会对工人阶级与我们党的政治脉搏产生怎样的震动。
怀着忧虑，同时也怀着对党的力量的深切信心，我们一致认为，一旦危险显现，就必须立即将实情告知全党与全国人民。毋庸置疑，我们的敌人一定会利用这一消息煽风点火：扰乱民心（尤其是农民群体）、散布恐慌谣言，诸如此类。但我们中没有任何人有过一丝犹豫——必须立刻向全党说明真实情况，因为坦诚相告，本身就是对每一位党员责任意识的唤醒与强化。我们的党是拥有五十万党员的大党，是积累了丰富经验的伟大集体；但在这五十万人之中，列宁同志有着无可比拟的独特地位。同志们，这种地位无人能够替代的。
古往今来，从未有哪一个人能对一个国家乃至全人类的命运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我们尚无任何尺度——也从未有过这样的尺度——能够衡量列宁同志的历史意义。正因如此，他长期无法工作、病情危重这一事实，必然引发深刻的政治忧虑。当然，我们完全清楚，也坚信不疑：工人阶级终将取得胜利。我们曾高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这句话无疑是真理，但它是适用于历史的终极逻辑的。也就是说，从历史发展的最终趋势来看，即便没有马克思，没有乌里扬诺夫-列宁，工人阶级也终将会迎来胜利。
工人阶级终究会摸索出自身所需的思想理论与斗争方法，只是这一过程会更为漫长。而在其历史发展的两个关键节点，工人阶级涌现出马克思与列宁这样两位伟人——这一事实，为革命带来了不可估量的优势。马克思是擘画革命蓝图的先知，列宁则是践行这一蓝图的伟大执行者：他不像马克思那样主要面向工人先锋队，而是在最艰苦的环境中，通过实践向整个阶级、整个民族传授斗争经验，教导他们如何行动、如何策略周旋、如何赢得胜利。
今年，我们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仅能部分参与工作的情况下推进各项实务。在思想理论层面，他不久前针对农民问题、国家机器问题与民族问题给出的提醒与指示，足以支撑我们未来数年的工作。而如今，我们却不得不宣布他病情恶化的消息。我们自然忧心忡忡地思考：党外群众、农民、红军战士会作何判断？要知道，在面对我们的国家机器时，农民最先信任的便是列宁。除此之外，在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的关系领域，伊里奇本人就是我们国家机器的一笔巨大“道德资本”。我们中有人担忧：若列宁长期无法工作，农民会不会认为他推行的政策将发生改变？党、广大工人群众乃至整个国家，究竟会如何回应这一局面？
第一份令人揪心的病情公报发布后，全党上下迅速凝聚起来，坚定立场，在精神层面挺直了腰杆。同志们，党由活生生的人组成，人总有缺点与不足；正如德国人所言，共产党人中也有许多“太过于人性化”的个体。党内群体与个人之间，总会存在或大或小的矛盾——没有这些矛盾，一个大党便无法存续。但党的政治分量、政治凝聚力，正体现在无论遭遇何种惨痛冲击，它都能重新振作、挺身而出。
是选择团结与纪律的意志，还是沉溺于次要的个人纠葛、陷入“太过于人性化”的琐碎？同志们，如今我们完全可以满怀信心地得出结论：当党意识到将长期失去列宁的领导时，它选择了紧密团结，摒弃了一切可能动摇思想清晰度、削弱意志统一性与战斗力的因素。
在登上前往哈尔科夫的列车前，我与莫斯科军区司令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穆拉洛夫——在座许多同志都知道，他是党的资深元老——交谈过，话题围绕红军战士如何看待列宁同志病重这一局势。穆拉洛夫告诉我，起初这一消息如同晴天霹雳，所有人都震惊不已，但随后大家开始对列宁同志的意义进行更深入的思考。是的，同志们，如今党外的红军战士正以自己的方式，深刻思索着“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这一命题。而这个问题，我们老一辈人当年无论是作为中学生、大学生，还是青年工人，都曾在小册子中、在监狱里、在流放地中学习过，也曾围绕着“英雄”与“群众”、“主观因素”与“客观条件”等议题反复探讨、争辩。
如今到了1923年，数十万年轻的红军战士，连同全俄、乌克兰及联盟其他地区数十万农民，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具体思考着列宁这一“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那么我们的政治委员与支部书记是如何回应他们的呢？他们给出的答案是：列宁是天才，百年难遇的天才；世界历史上，工人阶级的领袖中仅出现过两位这样的天才——马克思与列宁。即便是最强大、最具纪律性的政党，也无法凭指令“创造”出一位天才；但当天才不在时，这样的政党便可通过加倍发挥集体力量，尽最大可能弥补这一空缺。
这便是我们的政治委员以通俗方式向党外红军战士阐释的“个人与阶级”理论——而这一理论无比正确：既然列宁同志无法继续工作，我们就必须付出双倍努力，对危险保持双倍警惕，以双倍坚定守护革命成果，用双倍执着抓住一切机会推进建设性工作。从中央委员会委员到党外红军战士，我们所有人都在践行这一点……
同志们，尽管我们的工作始终处于宏大规划的框架之下，但进程依然十分缓慢，成效也尚显局部。我们的工作方法或许“平淡无奇”：核算收支、制定预算、征收粮食税、组织粮食出口——所有这些，都需要我们一步一个脚印、一砖一瓦地扎实推进……如此一来，党是否存在陷入琐碎事务、逐渐变质的风险？我们绝不能允许这种变质发生，正如绝不允许党的行动统一性出现丝毫动摇。因为即便当前的历史阶段“确实将长期延续”，它也不会永远持续下去——或许，它甚至不会延续太久。
大规模的革命浪潮——比如欧洲革命的爆发——可能比我们许多人现在预想的来得更早。在列宁关于战略的诸多教诲中，有一条我们尤其应当牢牢铭记，那便是他所说的“急剧转折的政治策略”：今日或许还在街垒战斗，明日可能就要进入第三届国家杜马的“猪圈”；今日高呼世界革命、全球十月革命的口号，明日可能就要与屈尔曼、切尔宁谈判，签署《布列斯特和约》这份屈辱的和约。
局势变迁，或是我们对局势做出新的评估——比如西线战役期间，我们喊出“我们要解放华沙”的口号；而当对局势重新评估后，便有了《里加和约》——如大家所知，这份和约同样带有几分屈辱的色彩。再之后，便是一砖一瓦的扎实工作：精简机构、反复核查——比如电话接线员，若三人足够，就绝不能用五人，因为多雇两人，农民就得多交出好几十公斤粮食来支付薪资。这便是琐碎、日常甚至看似“吹毛求疵”的工作。看呀，革命烽火的已在鲁尔地区熊熊燃起！倘若革命真的到来，我们岂能陷入蜕变的泥潭？不，同志们，绝对不能！
我们并未蜕变，我们只是在调整工作方式与策略；但对我们而言，党的革命性坚定立场，始终高于一切。我们在学习编制收支报表的同时，也在用锐利的目光注视着西方与东方，绝不让局势变化打我们个措手不及。通过党的自我净化、壮大无产阶级根基，我们必将不断巩固自身力量。
我们与农民、小资产阶级达成共识、携手前进，也容许新经济政策下的耐普曼存在；但在党内，绝不容忍“耐普曼主义”或小资产阶级倾向——绝不！我们要用硫酸与烧红的烙铁，将这些腐朽思想从党内彻底铲除！（掌声）即将召开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将是十月革命后首次没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参与的大会，也是我们党历史上少数几次没有他出席的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我们将彼此告诫，并用锐利的凿子将这条基本准则铭刻在心——切勿因循守旧，牢记“急转弯”的策略艺术；要懂得灵活周旋，但不可迷失方向；可以与短期或长期盟友达成协议，但绝不能让他们渗透进党内；要永远保持本色，做世界革命的先锋队。
若西方传来革命的信号——这信号终将到来——即便那时我们还在埋头处理核算报表、深陷新经济政策的事务中，也必将毫不犹豫、即刻响应：我们从头到脚都是革命者，过去是，现在是，未来也永远是，我们将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暴风雨般的掌声，全体起立欢呼）
注释：
[1]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在物资匮乏与经济崩溃的背景下，为满足内战需求而推行的国家全盘管控生产与分配的政策。由于农产品被强制征集或没收，这一政策引发了农民与工人国家之间的冲突，并导致生产下滑。1921年，在列宁的倡议下于党的十大上通过了新经济政策，以缓解农民的不满情绪，并刺激生产。新经济政策允许有限的资本主义关系存在，在农业领域放开自由贸易，工业领域也在一定程度上放宽限制。但关键产业仍保持国有化，其目标还包括发展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编者注
[2] 1922年，墨索里尼领导的意大利国家法西斯党通过“向罗马进军”的行动，成功夺取国家政权。在英国大选中，保守党大获全胜，安德鲁·劳成为首相。在法国大选中，雷蒙·普恩加莱领导的右翼联盟“民族集团”获胜，出任总理。1923年1月，法国普恩加莱政府以“德国未能按时支付战争赔款”为由，出兵占领了德国的鲁尔地区，法军在埃森、杜塞尔多夫等地血腥镇压德国平民，德国政府宣布实行“消极抵抗”，德国一时陷入革命前夕的动荡局面。——译者注
[3] 在俄语中，НЭП是“新经济政策”（Нова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的缩写，“新阶段”则为Новый Этап。——译者注
[4] 总局制，即由中央管理总局主导的经济体系，由国家设立一系列名为“总局”的机关，对全国所有工业企业的生产、原料供应和产品分配进行高度集中、自上而下、通过行政命令的统一管理。到1920年底，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下设立了52个总局，管理着几乎全国所有的大中型工业企业，为国内战争的胜利提供了物质保障。随着内战结束，总局制的严重问题彻底暴露：效率极其低下，生产积极性低，脱离市场实际，扼杀技术创新。1922年转向新经济政策后，总局制随之被废除，改为托拉斯制，将企业联合成托拉斯，实行经济核算，在市场上独立经营，仅接受国家的宏观指导。——译者注
[5] 《宁肯少些，但要好些》（1923年2月撰写，延迟一个月后发表于《真理报》）是列宁批判工农检查院的第二篇文章。工农检查院是负责监督国家机关运作的苏维埃机关，1922年斯大林担任党中央总书记前一直领导该机关。列宁在文中批判“官僚不仅在苏维埃机关里有，而且在党的机关里也有”，此举被认为是针对斯大林。——编者注
[6] 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50页。——译者注
[7] 工人真理派是1921年至1923年间在俄共（布）党内出现的一个具有半工团主义和极左色彩的反对派团体，其成员主要是知识分子和工人党员。他们反对新经济政策，认为这是向资本主义的投降，抨击日益增长的官僚化，强调工会和工人自治的独立性。——译者注
[8] 指《恳切和礼貌是日常关系中必需的润滑剂》，收录于托洛茨基的《日常生活问题及其他文化与科学的论著》。——编者注
[9] 在《圣经·旧约》的《创世记》第一章中，描述了上帝用六天创造世界的过程。在每一天的工作结束后，上帝都会看着他所创造的部分，评价说“好”。“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创世记 1:31）——译者注
[10] 路标转换派是1921年出现的一个主要流亡于境外（以及部分在国内）的知识分子和社会阶层（主要是旧军官、官僚、知识分子和富农）的政治思想潮流，其名称来源于一批持此观点的流亡者出版的文集《路标转换》。他们主张停止武装斗争，转而接受并与苏维埃政权合作；他们认为布尔什维克正在不自觉地发生蜕变、不再奉行世界革命，而是俄罗斯民族国家利益的新的、强有力的守护者，因此主张流亡者和国内的旧专家、知识分子积极加入苏维埃的机构、红军和经济部门中去工作。——译者注
[11] 1921年喀琅施塔得叛乱爆发，海军基地的水兵参与其中，被苏维埃政府武力镇压。这一事件被视为严重的不满情绪爆发，加速了新经济政策的推行。托洛茨基关于喀琅施塔得事件的意义及其在镇压中的作用的文章，收录于《列夫·托洛茨基文集（1937-1938）》。——编者注
[12] 民主集中派是1919年至1921年间在俄共（布）党内形成的一个左派反对派团体，其主要成员包括萨普龙诺夫、斯米尔诺夫、奥辛斯基等人。他们激烈抨击党内和苏维埃国家内日益严重的“官僚集中制”，指责党的中央机关权力过大，剥夺了地方党组织和普通党员的权力；他们要求严格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中的民主部分，主张在党内实行更广泛的选举制、集体决策和批评自由；反对中央的过度干预，要求扩大地方苏维埃和经济管理机关的自主权；在工厂和经济管理中，坚决反对“一长制”，主张由工人集体选举产生的委员会进行集体管理；反对党“包办”苏维埃政权的工作，要求明确划分党和苏维埃的职权。——译者注
[13] 1922年12月30日起，列宁就民族问题写下一系列措辞激烈的笔记，发出“警报”。这些笔记当时在领导层内部传阅，直至1956年才公开发表，为赫鲁晓夫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批判斯大林提供了依据。笔记的直接起因是斯大林在格鲁吉亚共产党内的操纵行为，列宁谴责斯大林的做法体现了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侵犯了少数民族权利。——编者注
[14] 旧礼仪派（旧教徒）是一群反对尼康宗教改革、彼得一世改革的信徒。他们被视为分裂派，遭到了官方教会的迫害和国家的镇压。他们宣称由于教会的背叛和沙皇彼得一世的“亵渎”行为，世界的终结和基督的第二次降临已经近在眼前。——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