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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合众国”的口号合乎时宜吗？
（一篇讨论文章 [1]）
托洛茨基
1923年6月30日
译者：候鸟瞳
呼应“工农政府”的口号，我认为当下正适合提出“欧洲合众国”口号。只有将这两个口号结合起来后，我们才能对欧洲发展中最紧迫的问题做出明确而系统的进步性回应。
上一次帝国主义战争根本上是一场欧洲战争。美国和日本的暂时参与并没有改变其欧洲性质。在攫取并紧抓住了所需利益的情况下，美国当即从欧洲的战火中抽身，退回了老家。
战争的原动力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力已经超出了欧洲民族国家的框架。德国曾给自己设定了“组织”欧洲的任务，即在经济上将欧洲大陆统一在自己的控制下，以便随后认真投入与英国在世界范围内的争霸。法国的目的则是肢解德国。至于组织欧洲，法国资产阶级甚至连考虑都不会去考虑，因为法国人口较少、以农业为主的特征及其经济上的保守性。事实上，这即使对有霍亨索伦王朝军事机器作为后盾的德国资本主义来说，也被证明为力所不及。战胜的法国现在只能通过将欧洲巴尔干化来维持其主导地位。英国则在煽动和支持法国肢解和消耗欧洲的政策，并一直用其传统的虚伪面具掩盖其行径。结果，我们不幸的欧洲大陆被割碎、分裂、消耗、瓦解并被巴尔干化——变成了一个疯人院。入侵鲁尔区[2]是一种带着老谋深算的目的（即彻底毁灭德国）的疯狂暴力举动——这种组合对精神病学家来说并不陌生。
战争的底层原因，是生产力需要一个不受关税壁垒阻碍的更广阔的发展舞台。同样，在对欧洲以至于人类如此致命的鲁尔占领中，将鲁尔的煤与洛林的铁结合起来的需求被扭曲地表现了出来。欧洲无法在凡尔赛体系强加的民族国家和海关边界内实现经济发展。对于欧洲，要么消除这些边界，要么面临彻底经济衰退的威胁。但是，作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为克服其自身创造的边界而采取的方法，只是在加剧现有的混乱并加速瓦解。
对欧洲的劳苦大众来说，情况越来越清楚：资产阶级无力解决恢复欧洲经济生活这一基本问题。“工农政府”的口号旨在迎合工人们日益增长的、试图依靠自身努力找到出路的尝试。现在有必要更具体地指出这条拯救之路的位置，即断言：只有在欧洲各国人民最紧密的经济合作中，才蕴含着将我们的大陆从经济衰退和强大的美国资本主义的奴役中拯救出来的出路。
美国从欧洲抽身退步、袖手旁观，平静地等待欧洲的经济绝症发作到一个临界点，那时美国就可以轻易地介入并以极低廉的价格买下欧洲——就像当初列强买下奥地利[3]一样。但法国不能对德国袖手旁观，德国也不能对法国袖手旁观。欧洲问题的症结就在于此，答案也在于此。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
早在帝国主义战争之前我们就已经认识到，巴尔干国家已经无法生存和发展，除非结成巴尔干联邦。同样的结论也适用于奥匈帝国的各个碎片，以及现在在苏联西境之外的沙俄西部地区。亚平宁半岛、比利牛斯半岛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是欧洲躯体伸向海洋的四肢，它们无法独立存在。在当前生产力发展状态下，欧洲大陆是一个经济整体——当然不是一个封闭的整体，而是一个拥有深刻内部联系的整体——世界大战的可怕灾难证明了这一点，鲁尔危机的疯癫发作揭示了这一点。欧洲不是一个地理名词；欧洲是一个经济名词，比“世界市场”还要具体得多，尤其是在当前的战后条件下。正如建立联邦早就被认为是巴尔干半岛所必需的一样，现在也到了明确指出建立联邦是巴尔干化的欧洲之必需的时候了。
接下来还要考虑的问题，一方面是苏联，另一方面是英国。不言而喻，苏联既不会反对建立欧洲联邦，也不会反对自己加入这样一个联邦。借此，欧洲和亚洲之间也将建立起一座可靠的桥梁。
英国的问题则要附带多得多的条件；这取决于其革命发展的速度。如果“工农政府”在推翻英国帝国主义之前就在欧洲大陆取得胜利——这是极有可能的——那么欧洲工农联邦就必然会针对英国资本主义。而且，很自然地，一旦英国资本主义被推翻，不列颠群岛将作为一个受欢迎的成员加入欧洲联邦。
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是欧洲联邦而不是世界联邦？但这种问题提法过于抽象。当然，环球经政的发展倾向于朝着统一的世界经济迈进，其集中化程度取决于现有的技术水平。但我们现在关心的不是未来世界的社会主义经济，而是寻找摆脱当前欧洲僵局的出路。我们必须为满目疮痍的欧洲的工人和农民提供一个解决方案，这完全独立于革命在美洲、澳洲、亚洲或非洲将如何发展。就此观之，“欧洲合众国”的口号与“工农政府”的口号处于同一个历史平面上；它是一个过渡性的口号，指明了一条出路，一个得救的前景，同时为劳苦大众提供了一种革命的动力。
用同一把尺子来衡量世界革命的整个过程将是一个错误。美国在战后并没有被削弱，反而增强了。美国资产阶级的内部稳定性仍然相当可观，且正在将其对欧洲市场的依赖降到最低。因此，脱离欧洲来考虑的美洲革命可能需要几十年的时间。这是否意味着欧洲革命必须与美洲革命保持步调一致？绝对不是。如果落后的俄国没有（也不可能）等待欧洲的革命，那么欧洲就更不可能、也不愿意等待美洲的革命。被资本主义的美国（起初甚至可能被英国）封锁的工农欧洲，将能够作为一个紧密联合的军事和经济联盟维持自身并获得发展。
绝不能忽视的恰恰是：来自美利坚合众国的危险（它正在刺激对欧洲的破坏，并准备在随后作为欧洲的主人介入），为将正在互相毁灭的欧洲各国人民联合成一个“欧洲工农合众国”提供了一条非常实际的纽带。这种欧洲与美国之间的对立，有机地源于欧洲国家与这个强大的跨大西洋共和国在客观形势上的差异，它绝不针对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也不针对美洲革命的利益。
世界范围内革命发展迟缓的原因之一，是欧洲对阔气的“山姆大叔”那种屈辱的依赖（威尔逊主义、对欧洲最严重的饥荒地区的慈善馈赠、美国的“贷款”等等）。欧洲的广大民众越早恢复被战争消耗殆尽的对自己力量的信心，就会越紧密地团结在“欧洲工农共和国联盟”的口号周围，大西洋两岸的革命就会发展得越快。正如无产阶级在俄国的胜利极大地推动了欧洲共产党的建立和发展一样，欧洲革命的胜利也将（甚至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推动美洲及世界各地革命的发展。虽然当我们把目光从欧洲移开时，我们不得不在数十年的迷雾中去窥探美洲革命，但我们可以有把握地断言，按照历史事件的自然顺序，欧洲的胜利革命将会在短短几年内摧毁美国资产阶级的力量。
不仅是鲁尔的问题（即欧洲煤铁的问题），赔款问题也可以在“欧洲合众国”模式下被消化。赔款问题是一个纯粹的欧洲问题，在即将到来的时期内，它能够且只能通过欧洲的手段来解决。工农欧洲将拥有自己的赔款预算——正如它只要受到外部威胁就会拥有自己的战争预算一样。这个预算将建立在累进所得税、资本税、没收战时掠夺的财富等基础之上。它的拨款将由欧洲工农联邦的相应机构进行调节。
我们在这里不会沉湎于推测欧洲共和国统一的速度、它将以何种经济和宪法形式表现出来，以及在工农政权初期将达到何种程度的中央集权。所有这些考虑我们都可以安然留给未来，只要记住建基于前沙俄土地上的苏联已经取得的经验即可。非常明显的是，关税壁垒必须被推翻。欧洲各国人民必须将欧洲视为一个统一的、日益计划化的经济生活的场所。
有人可能会争辩说，我们实际上谈论的是作为未来世界联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欧洲社会主义联邦，并且这种政权只能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来实现。然而，我们不会驻足反驳这一论点，因为它已经在审议“工人政府”问题时所作的国际分析中被驳倒。“欧洲合众国”是在各个方面都与“工人（或工农）政府”口号相呼应的口号。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工人政府”的实现是否可能？对这个问题只能给出一个有条件的回答。无论如何，我们将“工人政府”视为迈向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阶段。正是这一点蕴含着这个口号对我们的巨大价值。但是“欧洲合众国”的口号具有完全相似和平行的意义。没有这个补充口号，欧洲的根本问题必然会悬在半空中。
但是，这个口号难道不会正中和平主义者的下怀吗？我不认为如今还存在这样的“左派”，会认为这种危险构成了拒绝这个口号的充分理由。毕竟，我们生活在1923年，已经从过去学到了一点东西。害怕对“欧洲合众国”作出和平主义解释的理由（或理由的缺乏），与害怕对“工农政府”口号作有产代议民主的或社会革命党式的解释的理由（或理由的缺乏）是一样的。当然，如果我们将“欧洲合众国”作为一个独立的计划，作为一个实现和平与重建的灵丹妙药提出来，如果我们将这个口号与“工人政府”、统一战线以及阶级斗争的口号孤立开来，我们肯定会陷入有产代议民主化的威尔逊主义，即考茨基主义，甚至陷入更堕落的境地（假设还有比考茨基主义更堕落的东西的话）。但，重复一遍：我们生活在1923年，已经从过去学到了一点东西。共产国际现在是一个现实，发起并控制与我们的口号相联系的斗争的将不会是考茨基。我们提出问题的方法与考茨基的方法截然相反。和平主义的计划带着书卷气，逃避必要的革命行动乃是其实质目的。相反，我们的提法是进行斗争的号角。我们要对以下人群说：
德国的工人们——不是对共产主义者（不需要去说服他们），而是对一般的工人，首先是对社会民主党的工人，他们害怕为工人政府而战会带来经济后果；
法国的工人们——他们的脑海仍被赔款和国债问题所困扰；
全欧洲的工人们——他们害怕工人政权的建立会导致他们国家的孤立和经济崩溃。
我们要对他们说：即使暂时被孤立（而且有了苏联这座通往东方的大桥，欧洲不会轻易被孤立），只要欧洲打破了关税壁垒，并在经济上与俄国取之不尽的自然财富联合起来，欧洲不仅能够维持自己，而且能够巩固并建设自己。
“欧洲合众国”——一个纯粹的革命前景——是我们总体革命前景的下一个阶段。它产生于欧洲和美洲局势的深刻差异。任何忽视这种差异的人，都会不由自主地将真正的革命图景淹没在纯粹的历史抽象中。当然，工农联邦不会停留在其欧洲阶段。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我们的苏联为欧洲提供了一个通往亚洲的出口，也为亚洲提供了一个通往欧洲的出口。因此，我们在这里设想的只是一个阶段，一个我们必须首先跨越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阶段。
[1] 这篇极其重要的文章是托洛茨基在鲁尔危机期间撰写的。文章发表后不久，其政治路线便在受到相当大阻力的情况下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正式采纳。托洛茨基在1928年写道：“这绝非偶然，尽管存在种种偏见，但欧洲苏维埃合众国的口号正是在1923年被采纳的，当时人们预计德国将爆发革命，而且欧洲的国家相互关系问题变得极其紧迫。每一次欧洲乃至世界危机的重新加剧都足够尖锐，以至于将主要的政治问题推向前台，并赋予欧洲合众国口号以吸引力。”直到1926年，这个口号仍出现在共产国际的文献中。——英文版编者注
[2] 一战后，魏玛共和国（德国）经济凋敝，无力按期、按量支付巨额赔款（当时赔款通常以煤炭、木材等实物形式支付）。到了1922年底，德国在木材和煤炭的交付上出现违约。1923年1月，法国和比利时派遣军队越过边境，直接占领了德国的工业心脏地带——鲁尔区，欲通过直接控制当地的煤矿、铁路和钢铁厂来强行扣押生产物资，抵扣赔款。面对占领，德国政府呼吁鲁尔区的工人和公务员进行“消极抵抗”。工人们举行大罢工，拒绝为法国人生产任何煤炭或物资。为支付罢工工人工资，德国政府大量印钞，导致恶性通货膨胀，1923年秋，物价一度以小时为单位翻倍。1923年底，新任德国总理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引入地产抵押马克（Rentenmark）稳定经济。1924年，美国介入，各方达成《道威斯计划》（Dawes Plan），重新安排了德国的赔款支付时间表，并向德国提供了美国贷款以重振经济。法国和比利时军队于1925年撤出鲁尔区。——译注
[3] 在1922年10月4日签署的《日内瓦协定》中，奥地利获得了一笔 7.45 亿金克朗的国际贷款，但实际到手只有 5.85 亿金克朗。国际联盟（英、法、意、捷等）迫使奥地利偿还的金额，比他们实际借出的金额高出了 27%。此外，奥地利政府承诺进行极其严苛的财政紧缩（包括大规模裁减公务员和增税），并接受国际联盟任命的总专员的全面财政监督和控制；奥地利议会必须在两年内交出国家预算的审批权。这意味着奥地利实际上将其财政主权交给了国联。——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