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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德国革命的失败
托洛茨基
龚义哲 译
英文版编辑注：1923年德国革命的失败，使托洛茨基对左翼反对派的任务的分析，发生了重大改变。他在七年后写道：“在1923年秋季的德国事变之前，俄国共产党的党内讨论从来没有导致派别的纷争。苏联国内的经济与政治进程，规模比较小，发展速度相对较慢。1923年的德国事变规模完全不一样，它是一场宏大的阶级斗争。在德国事变之后，俄国反对派便在它的基础上成立了”（《向〈真理报〉祝贺》[Greetings to La Verite]，《托洛茨基著作集》，1930年）。在德国事变之后的几个月里，他花了大量时间去分析德国革命在哪里出了差错，并通过一切可能的途径，让更多的人听见他的分析。对于具备政治素养的读者和听众来说，他的主张极具冲击力，但他用了一种特殊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主张，让官僚阶层难以将其打成“派别活动”而加以禁止（在1924年春季官僚要做到这一点还是不太容易的）。
下文是两篇发言的摘录。《论欧洲革命的道路》（On the Road to the European Revolution）发表于1924年4月11日的第比利斯苏维埃特别会议，这是第一篇批判地分析德国革命的失败的文章。英文版由乔治·松德斯（George Saunders）根据《东方与西方》（Запад и Восток）翻译，并收录于《列昂·托洛茨基讲话集》（Leon Trotsky Speaks，探路者出版社，1972年）；《我们正在经历哪个阶段？》（Through What Stage Are We Passing？）发表于1924年6月21日的第五次全联盟医学与兽医工作者代表大会，英文版由布莱恩·皮尔斯（Brian Pearce）根据《东方与西方》翻译，收录于《第四国际》（Fourth International）1964年夏季号。
论欧洲革命的道路
1924年4月11日
……过去一年，我们是在德国即将发生革命的征兆下度过的。在去年下半年，德国革命日益逼近。我们认为这是世界的发展过程的关键因素。德国革命要是胜利了，就会急剧改变世界的力量对比。拥有一亿三千万人口和无数自然资源的苏联，与德国的科技、文化与工人阶级结合起来，就会形成一个强大的联盟，足以直接影响欧洲和世界的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的速度也会截然不同。
然而事与愿违，德国革命至今还没有胜利。为什么没有胜利？必须思考这个问题，因为它的教训不仅有益于德国，也有益于我们自己。
无产阶级革命需要什么样的条件才有可能获胜呢？生产力必须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无产阶级以及支持和追随无产阶级的各种中间阶级，必须在人口中占到多数。先锋队必须对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与手段有着清楚的认识，并且具备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先锋队还必须率领大多数劳动群众参加关键的斗争。
另一方面，统治阶级——也就是资产阶级——必须已经被整个国内外形势给搞得手足无措、惊恐万状；它的意志即将被摧毁和打垮。这些就是革命在物质上、政治上和心理上的必要条件。这些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所需要的条件。如果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德国有这样的条件吗？——我认为，我们可以响亮而坚定地回答：有！但还差一个。
你们先回想一下，在去年中期，当鲁尔被占领的时候，资产阶级德国进行了消极抵抗，成果却寥寥无几，最后草草收场。这一时期的特点，就是整个德国社会的剧烈动荡。马克一泻千里，就连我们的苏联卢布这么不起眼的货币，都会让马克羡慕。基础生活必需品的价格疯狂上涨。工人群众公开同国家发生冲突，表达了他们的不满。德国资产阶级丧失了行动的勇气和能力。
内阁部长像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法国军队踏上了德国的莱茵河河岸。大联合政府总理施特莱斯曼[1]宣称：“本届政府是最后一届资产阶级议会政府，下一届不是共产党就是法西斯。”法西斯分子则宣称：“先让共产党上台，然后我们再把他们赶下去。”这一切都表明资产阶级社会的根基已经濒临崩溃。每天都有大批工人涌进共产党。当然，还有大批群众依然徘徊在孟什维克党的行列中。但大家不妨回想一下，1917年十月我们夺取彼得格勒政权之后，才发现工会的领导还是孟什维克，因为我们党领导的彼得格勒工人冲得太快，一下子就拿下了政权，还没来得及回头把工会身上的旧灰尘给抖掉。
那德国革命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胜利呢？我认为答案只有一个：因为德国没有一个布尔什维克党，也没有一个我们在十月革命中曾有过的领袖。在这个方面，我们首次有了一个历史经验的伟大化身，可以用来进行比较。当然，肯定有人会说，革命在德国更难获胜。德国资产阶级要比我国资产阶级更加强大、更加狡猾。但是，工人阶级无法选择自己的敌人。你们格鲁吉亚同志的敌人是孟什维克政府，这是命运安排给你们的。而德国工人阶级必须同德国资产阶级斗争。人们完全可以说，历史再也不会给德国无产阶级创造比去年下半年更好的客观条件了。那到底缺了什么呢？一个像我们党一样久经考验的党。（有人说：“说得对！”）同志们，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欧洲各国的党都要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我们也得学会更加清楚、更加深刻地理解与重视我们党的特点、性质与重要意义，正是我们的党，确保无产阶级赢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以及革命后的一系列胜利。
同志们，我并不打算让人们以为我的发言基调是悲观的——比方说，好像我认为无产阶级的胜利会被推迟好多年。我根本没有这样的意思。未来对我们是有利的。但必须对过去进行正确的分析。去年十月到十一月间，德国法西斯主义与大资产阶级走上了前台，逆转了局势，这是一个重大失败。为了从中吸取教训，我们应该把它好好记录下来，认真分析，找出补救的办法。这是一次惨败。但是德国党会从中吸取教训，得到锻炼并成长起来。形势依然跟以前一样是革命的。但我要回过头来讲讲这一点。
在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曾有三次需要动用外科医生的手术刀的机会。这三次是：一九一七年十月的俄国；一九一九年九月的意大利；去年下半年（七月至十一月）的德国。
我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了——它发动了，进行了，并且是历史上首次完成了的无产阶级革命。而意大利革命却遭到了破坏。无产阶级把自己的全部力量压向资产阶级，夺取了工厂和矿山，然而，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施加的压力，却把意大利社会党给吓坏了，它在无产阶级背后捅了一刀，瓦解了无产阶级，搅乱了它的努力，并拱手将它交给法西斯主义。
最后就是德国的经验。德国有一个致力于革命事业的优秀的共产党，但它至今依然缺少这些必要的素质：拿捏分寸的感觉、坚决果断、久经考验。在某个时刻，这个党让革命从指缝中溜走了。
我们整个国际，与每一个工人，都应该把这三个事例、三种历史经验时刻牢记在心：我国的十月革命，在历史为它做好准备后，由我们发动、进行并完成了；意大利革命在历史为它做好了准备后，由工人将它发动了起来，然而却遭到了社会党的破坏与毁灭；德国革命在历史为它做好了准备后，工人阶级也已经做好了发动它的准备，但是，尽管德国共产党是真诚地想要革命的，但它欠缺必要的锻炼，没有必需的领导层，所以它未能掌握革命。
历史并不是这样发展的：首先打好基础，然后生产力得到了发展，各个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达到了必要的程度，无产阶级开始具备革命性，然后再把这一切全都放进冰库里保存起来，同时培养一个共产党，让它在等待“各种条件成熟”的时候能够做好准备；等到一切就绪，它就挽起袖子，开始战斗。不，历史不是这样发展的。革命要想发生，必须同时具备各种必要条件。
事实上，在去年下半年，如果德国能有我们布尔什维克党，并且具备我们党以前拥有、现在拥有、并且将来依然会有的意志，拥有在行动中表现自己的意愿，拥有能让无产阶级感觉到、并让他们对自己说：“我们可以把自己的命运交给这个党”的策略技巧； 如果当时能有这样一个党，它就会投入行动，并通过行动，争取到工人阶级的大多数的支持……
[1] 古斯塔夫·施特莱斯曼（Gustav Stresemann，1878年5月10日——1929年10月3日），1903年参加民族自由党，1917年任该党主席兼国会党团主席。一战期间积极支持战争，1918年12月主持成立德意志人民党，1923年到1929年期间任外交部长。——中译者注
我们正在经历哪个阶段？
1924年6月21日
……如今，整个问题在于：共产党能否利用这些剧变夺取政权，并在夺取政权后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要是有人问：我们作为一个国际，在这段时期当中，是不是已经变得更强了？我会回答说：总的来说，我们无疑是变强了。几乎每个支部，规模都比以前更大，也比以前更有影响力了。这是不是说，它们的力量会平稳地持续增长呢？不，不能这么说。力量的增长会有波动、起伏、变化——它的发展也是辩证的；共产国际也不会例外。
所以，跟现在相比，去年下半年的德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要强大得多。当时它正朝着夺取政权前进，整个德国社会生活的变化是如此之大，不仅是最落后的工人群众，就连农民中的广大阶层、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全都相信共产党很快就会夺取政权，重组社会。这种情绪，本身就是革命形势之成熟的最可靠的征兆之一。可是，共产党到现在都还没有夺取政权。这并不是因为客观条件致使夺取政权变得不可能——不，谁也想不出来，还有什么时候的客观条件，能比去年下半年的德国更为成熟、更适于夺取政权。如果要准确地描述这些条件的话，它们完全可以当做一个经典的例子，载入无产阶级革命的教科书。可是党却没能好好利用这些条件。我们必须停下来，好好思考一番。
共产国际的历史的第一阶段，始于一九一七年十月，结束于一九二一年三月德国的革命高涨。一切都是由战争及其直接后果所决定的。我们当时期待欧洲无产阶级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发动起义并夺取政权。我们犯了什么错误呢？我们低估了党的作用。
（1921年）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闭幕后，一个新的时期开始了。“走向群众”这个口号，本质上就是说“把党给建设好”。这个政策，在德国执行得最彻底、最成功。但是，占领鲁尔，打破了欧洲虚假的平静局面，它造成的后果，就是产生了一九二三年的德国形势，这种形势与这个政策发生了矛盾。
一九二三年年底，我们在德国遭遇了不亚于一九〇五年的惨败。不过，这两者之间有什么不同呢？在一九〇五年，我们缺乏足够的力量，在斗争中，这一点变得越来越清楚。换句话说，失败的原因，在于客观的力量对比。而在一九二三年的德国，我们甚至还没有进入武力斗争的阶段、没有发动和使用武力，就遭到了失败。
因此，在这个事例当中，失败的直接原因，在于党的领导。当然，有人会说，即使党执行了正确的政策，它还是无法发动足够的力量，还是会被打败。但是这种意见，退一步说，也不过是一种猜测罢了。革命的一切必要条件，也就是客观形势、阶级力量的对比、统治阶级的自信与人民群众等方面，在当时是再好不过了，你们都可以想象出来：占领鲁尔，让民族与国家面临的存亡的危机达到了高潮；经济陷入了危机，以国家财政为甚；议会出现了危机；统治阶级自己已经彻底丧失了自信；社会民主党与工会的瓦解；共产党的影响力自发地增加；小资产阶级分子开始转向共产主义；法西斯分子的士气严重受挫。
这就是当时的政治前提。当时军事方面的形势又是怎么样的呢？常备军规模很小，兵力在十万到二十万之间，也就是说，它是一支按照军队的方式组织起来的警察部队。法西斯分子的力量被极度夸大了，它的部队有相当一部分仅存在于纸面上。无论是哪一种情况，七八月的时候法西斯分子的士气都已经严重涣散了。
共产党当时是否已经赢得了工人阶级的大多数的支持呢？这个问题无法用统计数字来回答。只能通过革命的动力学来决定。当时群众正在稳步地走向共产党，而共产党的反对者也正在稳步地衰弱。即使是依然追随社会民主党的群众，也没有表现出会积极反对共产党的样子——在一九二一年三月他们可是积极反对共产党的。相反，社民党工人大多都在期待革命。这也是革命的必要条件之一。
群众在心理上，是否做好的了战斗的准备呢？从一九二三年全年的历史来看，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当然，到了去年年底，这种情绪已经有些冷淡了，变得更加集中了，失去了原先的自发性，也就是说，对于持续不断的、本能的爆发，群众已经不太愿意去响应了。但事情就是这样，还能有别的结果吗？到了去年下半年，群众已经有了丰富的经验，并感觉到了——或者说理解到了——事态正在飞速发展，关键的决战一触即发。
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要有一个坚定而自信的、得到群众信任的领导层，群众才会前进。党的领导人还在讨论群众是否已经做好了战斗的心理准备，这在性质上是非常主观的，从根本上暴露出了党的领导人自己就缺乏信心。在十月革命前夕，也有人曾不止一次地断言，群众当中没有出现积极求战的情绪。对于这种论断，列宁是这样回答的：即使我们承认这种论断是正确的，这也只能说明我们错失了最有利的时机。但这并不是说现在完全不可能夺取政权。毕竟没有人敢断言工人群众的大多数，甚至是较多的少数，会反对革命。稳健派总是想说，大多数群众不会积极参加革命。但是，只要有少部分群众积极参加革命，并且大部分群众对革命抱着友善、期待、哪怕是消极的态度，这也已经足够了。
这就是列宁的论点。后来发生的事态证明，参加战斗的少部分人，得到了绝大多数工人群众的支持。在德国，事情本来也是会这样发展的。
最后，从国际的观点来看，德国革命的形势不能说是彻底无望的。当然，法帝国主义就在革命德国的旁边。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世上还有一个苏维埃俄国，世界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都在发展壮大，法国也不例外。
德国共产党失败的根本原因，究竟在哪里呢？
根本原因在于：从占领鲁尔那一刻起，特别是从消极抵抗（一九二三年一月至六月）的结束那一刻起，革命危机就开始了，然而德国共产党却没有及时认识到这一点。它错过了关键的时机……
一个长年都在进行宣传鼓动的革命党，要想从这个阶段，转入到通过组织武装起义、直接为夺取政权而战的阶段，是非常困难的。这样的转变，必然会引发党内危机。每一个有责任感的共产党人，都必须对此做好准备。为此做好准备的方法之一，就是对十月革命的整个真实历史，进行彻底的研究。到目前为止，这方面的工作做得实在是太少太少，而德国党对十月革命的经验也运用得相当不充分……即使是在鲁尔危机开始之后，德国党还在以统一战线的公式为基础，而开展宣传鼓动工作。可是这种策略在当时已经根本不适用了。党的政治影响力在当时出现了自动的增长。需要进行剧烈的策略转换。必须要让群众明白——首先要让党自己明白，现在已经到了必须马上为了夺取政权而进行准备的时候。必须把党的不断增强的影响力，从组织上加以巩固，并争取群众的支持，为直接向国家进攻打好基础。必须以工厂党组为基础，转变党的整个组织体制。必须在各条铁路上建立基层组织。必须大张旗鼓地提出在军队中开展工作的问题。特别重要的是调整统一战线策略，使其彻底符合这些任务的要求，使其更为坚定、更为明确、更具革命性。在此基础上，必须开展军事—技术性的工作。
决定起义日期的问题，只有以此为前景，并与之联系起来，才有意义。起义是一门艺术。一门制定出一个明确的目标、精确的计划、并随之制定出一个时间表的艺术。
不过，最重要的一点是：一定要及时进行关键性的策略转变，向夺取政权转变。德国共产党就是没有做到这一点。这是一个重大的、致命的失误。根本的矛盾由此产生。一方面，党期待着革命；另一方面，由于党曾在三月行动中因盲动而遭受损失[1]，它在一九二三年最后几个月之前，一直在阻止自己产生组织革命——也就是准备起义——的念头。当结局就要到来的时候，党的政治活动还是按照和平时期的节奏来开展的。起义的日期定下来的时候，敌人基本上已经利用党浪费掉的时间，做好了准备，巩固了自己的阵地。党以狂热的速度进行着军事—技术方面的准备工作，可是党的政治活动却还是按照以前和平时期的节奏来进行的，两者之间出现了脱节。群众不理解党，跟不上党的脚步。党马上觉察到自己脱离了群众，并失去了行动的能力。由此导致了党突然从阶级斗争的一线阵地上不战而退——这是一切可能的失败中最苦涩的失败。
不要以为历史会机械地创造出革命所需的各项条件，党一提出要求，历史马上就会把这些条件用盘子端着献给党：客官，这是您点的菜，请在这张收据上签个字。历史不是这样发生的。
在漫长的斗争过程中，一个阶级必须锻造出它的先锋队，这个先锋队要能够在某种形势中找到出路，当革命来敲门时能认出革命，在必要的时刻能够把握住起义的问题，掌握起义的艺术，制定出计划，分配各种任务，并向资产阶级发起无情的打击。唉，在关键时刻，德国共产党并没有在自己身上发掘出这样的能力、这样的技巧，它缺乏这方面的锻炼，缺乏这样的能量。为了更清楚地理解这方面的问题，大家不妨想象一下，在一九一七年十月，我们开始犹豫不决，采取了观望的态度；我们抽身而退，还说：局势还不够明朗；先等等再说。乍一看，革命并不像一头狗熊，它还没跑进树林里去——如果你没有在十月进行革命，两三个月以后还是可以的。但这种想法是大错特错的。它没有考虑到组成革命的所有因素之间的动态关系。
革命最直接、最根本的条件，是群众做好了进行革命的准备。但是这种准备是无法长久保存的。这种条件一出现，就必须马上利用。在十月之前，工人、士兵和农民都跟在布尔什维克身后游行。这当然不是说他们都是布尔什维克，也不是说他们在任何条件、任何情况下都会追随党。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让他们深感失望，所以他们才会追随布尔什维克党。他们对妥协派政党的失望，使他们希望布尔什维克能更强硬一些，希望布尔什维克跟其他党不一样，能够说得出做得到。在这种情况下，布尔什维克要是表现出犹豫不决，采取观望的态度，群众很快就会把布尔什维克跟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当成是一路货色；他们抛弃我们的速度，会跟投奔我们时一样快。这样一来，力量对比就会发生根本的变化。
那么，“力量对比”究竟又是什么呢？这个概念非常复杂，它是由许多不同的因素组成的。在这些因素当中，有些是很稳定的，比如技术与经济，它们决定了阶级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力量对比又是由无产阶级、农民和其他阶级的人数决定的，我们可以认为这些因素是比较稳定的。不过，当一个阶级的人数比较固定的时候，这个阶级的力量，就取决于它的政党的组织水平与活动水平，这个政党与群众之间的关系，群众的情绪，等等。这些因素就不太稳定了，在革命时期就更不稳定，我们现在讲的就是这些因素。假如有个极其革命的政党，在事态发展的逻辑作用下，成了工人群众关注的焦点，它一旦错过了关键的时机，力量对比就会发生根本的改变，这是因为原先对这个党寄予厚望的群众，现在已经对它深感失望，陷入了消极被动和深切的绝望之中，留在党身边的只有那些一直以来都在追随它的群众，和它最后争取到的那批群众，换句话说，只剩下少部分的群众还留在它身边。
这就是去年在德国发生的事。包括社民党工人在内，所有人都期待着共产党能带领国家走出绝境；党却不能把这种普遍的期待，转变为关键的革命行动，并率领无产阶级走向胜利。正因为这样，在十月—十一月之后，革命的情绪才会开始消退。这也让资产阶级获得了立足之地，使它暂时得以加强反动，这是因为当时没有任何深刻的变化（各阶级在社会中的比例；经济）能够发生。
在上次议会选举（一九二四年五月四日）中，共产党赢得了三百七十万票。共产党的选民，自然是无产阶级当中非常、非常优秀的核心。但是，应该用动态的观点来分析这个数字。在去年八月至十月间，在其他所有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如果举行选举，共产党能得到的票数，肯定会比这多得多。另一方面，如果这次选举推迟两三个月的话，可以肯定地说，共产党能得到的票数会少得多。换句话说，这意味着党的影响力正在衰退。对此闭目塞听是荒唐的：鸵鸟政策绝不是革命的政策。尽管如此，我们必须准确地认识这一事实。
我前面说过，各国共产党，无一例外，都要受辩证法的支配，它们要在矛盾之中，经过一系列的高涨与危机而发展。在政治涨潮的时期，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力会迅速增长；在退潮的时期，它的影响力会衰退，党内的淘汰过程也会加剧。浅尝辄止和不可靠的分子会离开党；党的核心经受了考验和锻炼。党就这样为下一波革命浪潮做好了准备。对形势的准确分析，对未来的合理展望，能从错误与失望中拯救党。在关于战后时期的工业繁荣与危机的问题上，我们已经见识了这个道理的正确性。在关于欧洲进入新改良主义阶段的问题上，我们又一次认识到了它的正确性。我们现在需要尽可能清楚地认识德国正在经历的阶段；不然的话，当黎明到来时，我们会连自己到了哪里都不知道。
1905年革命失败后，我们用了七年时间，运动才在勒拿惨案[2]的刺激下，走出了低谷；我们等了十二年时间，才迎来了第二次革命，使无产阶级赢得了政权。德国无产阶级去年遭受了重大失败。它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从失败当中吸取经验教训，休养生息，重新振作起来；共产党只有彻底吸收了去年的经验教训之后，它才能确保无产阶级赢得胜利。这个过程需要多长时间呢？五年？十二年？谁也说不清楚。只能大致认为，从政治形势急剧变化的角度来看，在大战发生后，这个过程发展的速度，会变得比大战发生前快得多、激烈得多。在经济方面，我们会发现生产力增长得很慢，与此同时，在这个时期当中，衰退与改善交替发生，其节奏要比战前更为频繁。在政治方面也会发现同样的现象：法西斯主义与孟什维克主义你方唱罢我登场；昨天形势基本上还是革命的，而到了今天，资产阶级似乎就要高奏凯歌了。这里面就蕴含着我们这个时代的深刻的革命性；时代的这个性质，促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德国反革命的胜利是不会长久的。但目前我们观察到的是退潮而不是涨潮，我们自然也要依照这种形势来调整策略。
[1] 1921年3月，资产阶级政府在德国中部多次向工人阶级发起挑衅，德国党本应帮助工人阶级做好防御行动，但在共产国际代表库恩·贝拉的压力下，德国党错误判断了形势，号召全国工人举行武装起义，结果犯了盲动主义的错误，导致党的力量遭受严重损失。具体经过请参考皮埃尔·布鲁埃的《1917—1923年德国革命》第二十五章和第二十六章。——中译者注
[2] 1912年2月，西伯利亚勒拿金矿的工人不堪忍受残酷的剥削，愤而举行罢工。4月16日罢工委员会几乎全体委员被捕。次日，2500名工人向检察机关递交申诉书，却遭到宪兵射击，当场死270人，伤250人。惨案激起了全俄工人的愤怒，全国各地都发生了抗议罢工和示威游行。俄国革命运动从此迅速向前发展。——中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