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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问题

托洛茨基

1924年7月29日

龚义哲 译



英文版编辑注:1928年托洛茨基在总结列宁去世后出现的种种分歧时指出,其中之一与军事—革命战略及官僚对其的态度有关。他在《列宁之后的第三国际》中写道:“在一九二四年,围绕着军事科学协会,有一大批人开始集体研究内战指示,即一个关于公开的阶级冲突以及为争取专政而进行的武装斗争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南。但是,这一工作不久就遭到了共产国际的反对——这种反对是向所谓托洛茨基主义作斗争的总体系的一部分;这一工作以后就完全被取消了。再不能想像出比这更轻率和更罪恶的措施了……倘若这些条例包括在一些书册内,倘若所有共产党员都将严肃研究这些条例当作和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基本思想一样的义务,我们很可能会避免最近几年所遭到的失败[1]。”

  在1924年的争论中,托洛茨基曾于1924年7月29日,在军事科学协会作过一次题为《内战问题》的讲话,分析了这些问题,下面印出的就是这次讲话。托洛茨基在讲话中提到,1924年刚刚开始的这项工作,“以后就完全被取消了”,对此需要加以补充。尽管斯大林派取消了这项工作,但他们后来又以自己的方式,搞了一个自己的项目:他们以共产国际的名义写了一本书,在1928年出了德文版,1931年又出了法文版;1970年伦敦一家资产阶级出版社(圣马丁出版社〔St.Martin's Press〕)出了这本书的英文版,取名为《武装起义》(Armed Insurrection),作者是A·诺伊贝格(A.Neuberg)。此书中的理论和事实,充斥着斯大林派的曲解。

  本文由A·L·普雷斯顿(A.L.Preston)根据《托洛茨基全集》俄文版第12卷译出,首次发表于《国际社会主义评论》(International Socialist Review)1970年三四月号。托洛茨基与俄文版编辑均指出此文是在军事科学协会上的讲话,但它显然是在集体讨论的间隙中发表的一系列发言的汇编。


  请允许我对这次讨论做个简单的介绍。同志们,其实今年春天我在给学院做报告的时候,已经谈过了这个问题。事实上,无论是我国还是外国的内战,至今都没有人愿意去总结它们的经验。而这样的工作,在实践上和思想上,都是极其必要的。

  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内战都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一八七一年到一九一四年这段时间里,(在改良主义者眼中)内战已在西欧消失了。然而帝国主义战争又使内战重新提上了日程。我们知道这一点,我们理解这一点。我们把它写进了自己的纲领。

  尽管如此,对于内战,对于内战的各个阶段、各个方面、各种规律,我们基本上还没有进行过科学的分析。甚至可以说,过去十年里,这个星球上发生了种种事情,然而即使是对它们做个简单的描述,都能让我们发现严重的倒退。我最近曾指出,我们花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研究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却完全忽视了富有内战经验的德国无产阶级的斗争;对于去年九月的保加利亚起义[2]的经验教训,我们也几乎毫不关心。但最惊人的,莫过于我们对待十月革命的态度——大家似乎都以为,十月革命的经验,早就该锁进档案库里,然后就不用管了。

  可是啊,同志们,十月革命中有许多东西,是很值得军事策略家学习的,这是因为,未来的战争,肯定会与多种形式的内战结合起来,而且两者结合的密切程度将远超过去。去年九月的保加利亚起义,它的准备过程,它的经验教训,在军事—革命方面,都很有意义。如果要专心认真地研究这些事件,必要的途径就在我们身边:参加过这次起义的保加利亚同志,有不少现在就住在俄国。而且,要全面了解这些事件,也是比较容易的。这次起义,发生在一个大小相当于俄国的一个省份的国家里。还有,卷入其中的各种势力、政治集团的组织,具有政府的性质。再进一步来说,保加利亚起义的经验,对那些农民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这类国家有不少,特别是所有东方国家都属于这一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那么,我们现在的任务是什么呢?我们要针对内战问题,编写一本通用的手册,或者叫指南、课本、说明书、条令什么的都可以,我们还要特别强调武装起义,把它当作革命的最高阶段。我们必须收集整理历次内战的资料,分析它们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研究它们的各种错误,对最成功的行动大书特书,并从中得出必要的结论。这样做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呢?我认为,在科学方面,它能加深人们对于历史演化的规律的认识;在艺术方面,它能拓展人们根据经验得出的行动原则。总之,我们的目的是非常实际的:让军事—革命的艺术更加充实、更加丰富。

  这样一本手册,它的结构肯定会很复杂。首先它必须总结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必要条件。这样一来,我们又回到了革命政治的范畴里,毕竟起义就是以另外一种手段延续的政治,不是吗?

  在分析起义的必要条件时,必须根据不同类型的国家来具体分析。有的国家,无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而有的国家,无产阶级仅占很少一部分,农民占了人口的绝大多数。在这两种情况中间,是折中型的国家。既然如此,我们在进行研究的时候,至少要以三种类型的国家为基础:工业国家、农业国家和中间型国家。这本书在(论革命的前提与条件的)序章中,必须从内战的立场出发,描写这几种类型的国家的特点。

  我们要从两个方面来认识起义:首先,起义是历史进程的一个必经阶段,是阶级斗争的客观法则的必然折射;其次,从客观和实际的立场出发,如何准备和进行起义,才能保证它真正成功。在这方面,战争有许多东西,可以让我们拿来类比,因为战争也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是利益冲突的结果。与此同时,战争又是一门艺术。战争理论研究的是武力与各种可用的手段,研究的是如何集中与运用它们,从而赢得胜利。起义同样是一门艺术。我们能够、而且也应该以非常实际的态度,来制定起义的理论,就像制定军事条令一样。

  当然,我们一开始肯定就会遭到各种各样的非难与反对,编写一本起义(甚至是内战)的手册,会被人们指责为彻头彻尾的官僚化的乌托邦,他们会说:我们这是要把历史给军事化;革命的过程不会照着条条框框进行;各国革命各有自己的独特国情;革命期间形势瞬息万变;想要制定一大堆规矩,用这些规矩来指导革命,或是像奥地利最高统帅部那样,制定出一大堆不许违反的规定,再强迫人们严格服从这些规定,这样的做法统统都是荒谬的空想。

  现在如果还有人宣称自己要搞这种玩意儿,那确实是荒谬的。但是,这些话,基本上也都能搬来指责我们的军事条令。每一场战争,都是在人们没有预料到的形势和条件下爆发的。可是,条令是根据军事经验的资料总结出来的,没有它,谁都别想在和平时期带好军队,更不用说战争时期了。俗话说“尽信书不如无书”[3],这句话并不是说书就不重要,它只是辩证地告诉人们,不要过分依赖形式逻辑或算术法则。

  在内战中,制定计划、进行组织和部署所必不可少的各项基本要素,肯定会比“外战”要差得多。与“外战”相比,政治与军事行动之间的关系,在内战中要更为紧密、更为深刻。因此,把一个领域里的方法,生搬硬套到另外一个领域,当然是行不通的。但是,根据战争中获得的经验,总结出各种各样的手段、办法、指导、迹象和建议,找出它们所揭示的规律,再转化为内战手册可能用得上的总规律,这完全是可行的。

  在各项规律中,纯军事行动必须服从政治总路线,必须严格考虑到总体形势与群众的情绪,这一条是不能不提的,对此我完全同意。

  总之,别人担心这项工作是乌托邦也罢,是别的什么也罢,我们首先要进行全面的探讨,决定是否存在若干能够构成胜利的条件或是加快胜利的到来的总原则,如果确实有,那么这些原则的具体内容又是什么样的。只有在这样探讨的过程中,我们才能确定哪些是能够影响这项工作的准确、有用的指示;哪些才是官僚的异想天开。

  我们可以从下面这个立场出发,来探讨革命:革命的最高阶段就是起义,政权问题就是由它来决定的。在起义之前,总是要进行一定的政治宣传运动,在此基础上,经过一段时间的组织与准备,才进行起义。作为一项总原则,革命过程中,只有很短暂的一段时间适合起义,但这段时间又是至关重要的。起义一旦获胜,在接下来一段时间里,就要粉碎敌人的残余力量,组织新政权,建立负责保卫革命的革命武装,把革命巩固下来。

  因此,内战手册(暂时先这么叫吧)将至少由三个部分组成:起义的准备;起义;最后是巩固胜利。所以说,我们的内战手册,首先要以上面讨论过的序章开头,(以总原则或指示的简略形式)先总结革命的前提与条件,接下来再根据内战的三个主要阶段的先后顺序,分别安排三个部分。这就是整个工作在战略上的结构。

  这里我们必须解决一个战略问题:如何以符合逻辑的方式,把一切力量和资源运用起来,实现主要目标——夺取并保卫政权。内战战略中的每一个部分,都会提出一系列的具体的策略问题,比如建立工厂里的行动单位,在铁路和城镇上组织革命指挥部,夺取城镇的关键地点的具体准备方法等等。在我们的手册里,也会讲到在粉碎残敌、巩固到手的政权的时期出现的各种策略问题。

  如果我们按照这样的计划来进行这项工作,有时可能会出现需要同时处理多方面问题的情况。所以,我们可以让一组同志专门负责涉及内战的具体策略问题。另外几组就负责制定总体战略方案,负责撰写序章等任务。同时,也必须从内战的角度出发,分析可用的历史材料,这样做当然是因为我们不想凭空编造,而是要根据实际经验,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军事科学的事实的指导下,把这本手册给编写出来。

  我暂且不谈如何解释这些原则。过早决定是草率的。我们都知道,军事条令里只有“方案”,没有“时间”或“情况”,因为它里面只讲了大致的指示,却没有给出具体的例子或详细的解释。我们能用同样的方法,让内战手册显得简洁明了吗?我说不准。我们很可能要在手册里引用一些事例,或者把事例放进附录里面,介绍几个史实,配上插图,最起码要简单介绍几句。想要避免过分详细,这也许是个不错的办法。但是呢,我得再重复一遍,现在就规定要怎么写,就算退一步说,也实在是操之过急了。

起义及其时机


  应该写一本内战教程还是起义教程呢?我认为如果我们要用“教程”这个词的话,那就应该写一本内战教程。

  据说有些同志不同意,这不免让人产生这样的印象:他们把内战与阶级斗争、把起义与内战混淆了。内战是阶级斗争的一个具体阶段,在这个阶段中,针锋相对的各种势力打破了法律的框架,公开地进行角逐,并在一定程度上使用了武力。

  这么一想,内战中既有由当地的原因所引发的自发暴动,又有反革命匪帮的血腥镇压,也有革命的总罢工和夺取政权的起义,还有一个粉碎反革命暴动的预谋的时期。这一切都包含在内战的概念之中,它的概念远比起义要广泛,然而,纵贯整个历史的阶级斗争的概念,又比它要广泛多了。

  如果我们把起义当做是一件有待完成的任务,我们就得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而不是去歪曲它,把它当成是正在进行的任务,把它同革命混淆起来,这样一混淆,它就没有意义了。我们必须帮助别人纠正这种错误的认识,首先要从我们自己开始。

  无论何时何地,起义都会产生具体的任务,让我们去完成。为此,我们要分派工作;人人都要分到一部分任务(当然,这些任务都要与群众运动相联系);分发武器;选择时机;发动进攻,如果我们没被打败的话,就要夺取政权。应该预先制定好计划,并按照计划来进行起义。起义是革命的一个关键阶段。夺取政权并不是内战的结束;它只是改变了内战的性质。我们的教程也要把这个阶段写进去。这样一来,这本教程就必须写成内战的教程,而不仅仅是起义的教程,当然,这本教程应该重点强调起义这个任务,把它当做中心任务来写。

  我们前面提到过本本主义的危险。我可以举个例子,让大家看看它有什么危险。我曾不止一次地指出,本本主义最危险的表现之一,就在于我们年轻的参谋人员对革命中的军事问题的处理方式。如果我们把内战分为三个阶段的话,我们就会发现,领导革命的政党,它的军事工作,在这三个阶段都具有独特的性质。在革命的准备阶段,我们要直接面对统治阶级的武装力量(警察、军队)。在这个阶段,革命党的军事工作中,从内部分化、瓦解敌军占了九成,而为革命招兵买马仅占一成。不用我说大家也该知道,这两方面的比例,是我随口编出来的,但是,革命党的地下军事工作的实情,却也相差不远。

  距离起义的时刻越近,组建作战组织的工作就越紧张。学究式的本本主义的危险,就会在这种时候出现。革命党用于起义的作战部队,自然不可能具有正规军的性质,它甚至不会有较大的军事编制,比如旅、师和军。负责领导起义的机关,要尽量制定出完善而具体的计划,这是理所当然的。然而,起义计划的前提,不是集中指挥一切革命部队,而是各支部队事先都对自己的任务有着透彻的理解,并且能够最积极主动地执行任务。

  总的来说,起义中的战斗,是按照“游击”方式进行的,也就是说,参加起义的各支部队,是游击队或半游击式的队伍,把它们团结起来的,是政治纪律,是对必须实现的单一目标的明确认识,而不是某种正规的、集中的指挥体系。

  夺取政权后,形势就会发生彻底的变化。革命在胜利之后,为了自卫和发展的斗争,会立即转变为组织集中的国家机关的斗争。在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时期,游击习气不仅是不可避免的,甚至可以说是完全进步的,但是,在夺取政权之后,游击习气就会导致巨大的危险,很有可能会动摇刚刚巩固起来的革命政权。组建正规的红军的阶段,就是从这时开始的。所有这些方面,都应该在内战教程中得到恰当的反映。

  革命的时机与这些措施密切相关。起义的日期,不能随便决定,不能脱离事态的发展,定下一个不可更改的日子。也不能像史书上面写的那样,发个挑战书,约好日子,某年某月某日“我要干掉你”。会这样做的人,对革命及其进程的性质,理解得过于简单了。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必须明白:进行起义不能光靠主观愿望。当起义的客观条件出现的时候,起义并不会自动发生——而是要由我们去发动。所以,在发动起义之前,革命的总参谋部首先要有一个计划。

  起义计划要定下时间和地点。必须认真考虑到起义的各方面因素,一点都不能遗漏。必须时刻关注这些因素,这样才能准确地判断它们的变化,决定先锋队应该与工人阶级保持多少距离,才能既不与群众隔绝,又能采取关键的行动。

  起义的时间是最关键的因素之一。当起义的迹象明显出现的时候,就要尽快定下起义的时间。起义的日期绝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一方面,绝不能让敌人知道起义日期,但另一方面,又不能误导自己的党,不能误导追随党的那部分群众。党的一切工作都要按照定下的起义日期而制定,必须在指定的日期到来时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如果计算中出了差错,可以更改起义日期,尽管这样可能会带来极大的麻烦和危险。

  必须认识到这一点:在许多情况下,起义时机这个问题,具有试纸的性质,它可以用来检验共产党人的革命意识,而西欧有不少共产党人,在这个革命的关键问题上,仍不能摆脱宿命论和消极被动的态度。罗莎·卢森堡就是最彻底、最有才能的典范。在心理上,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她可以说是在同德国社会民主党与工会的官僚机关的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她不懈地指出,这个机关窒息了群众的主动性,在她看来,只有用群众的自发起义,才能扫除社会民主党官僚制造的一切障碍,除此之外别无出路。革命性的总罢工能够冲垮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堤坝,它被罗莎·卢森堡当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同义词。

  可是,无论总罢工的力量有多大,它的群众性有多强,它还是不能解决政权问题;它只是提出了这个问题。要夺取政权,还是得在总罢工的基础上,组织武装起义。当然,总的来说,罗莎·卢森堡还是没有偏离这个方向的。但当她被迫离开斗争时,她还没有把自己最后的结论给说出来,就连距离最终结论只差一步的想法也没有说出来。

  然而,德国共产党直到最近,仍然有着强烈的革命宿命论的倾向。它说:革命正在临近;革命会带来起义和政权。而党目前的任务就是鼓动革命,并坐等其成。既然如此,直截了当地提出起义时间的问题,就是要让党摆脱消极被动,摆脱宿命论,并直面这个关键的革命问题,也就是要有意识地组织起义,把敌人从权位上赶走。

  上面讲到的起义时间的问题,必须在内战教程中加以详述。这样做之后,党在准备起义的时候,就能做得更充分,至少,也能让干部们对于起义做好更充分的准备。

  应当牢牢记住:对于共产党来说,最困难的事情,是从准备革命的工作——经过必要的长时间准备之后——转入直接的夺取政权的斗争。这个转变,不可能不引起危机,甚至是严重的危机。要想减轻危机,并尽早形成一个最坚定的领导集体,唯一的办法就是带领全党干部,预先对革命起义的各种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与调查,越接近起义,这个问题就会越加具体。

  在这种情况下,研究十月革命,对欧洲各国的共产党来说,就具有了独特的重要意义。遗憾的是,这项研究现在还没有开展,如果没人想研究它的话,这项研究将来也没法开展。我们自己既没有研究过,也没有整理过十月革命的经验教训,特别是从这次革命中得出的军事—革命方面的经验教训。革命的准备工作从三月开始,到十月完成,这个过程中的每一阶段,都要逐个进行详尽的研究;要研究十月起义是如何在几个最关键的地点进行的;然后要研究巩固政权的斗争。

  我们这本内战教程是写给谁看的呢?有些同志说,是写给工人的,这样他们就都能明白自己该干什么了。如果他们“都能”明白自己该干什么,那当然是再好不过。但这样一来,这本教程里提出的问题,就会过于广泛,过于细致,也就会脱离实际了。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应该以此为出发点。我们的教程,首先应该是写给干部,写给革命的领袖看的。当然,在一些篇章里,有些问题牵涉到比较广泛的工人群体,这些问题就要写得更通俗一些;但这本教程主要还是写给领导人的。

  首先,我们应当收集自己的亲身体验和思想观点,尽可能清晰地把它们写出来,并仔细核对验证,然后,只要有可能,就要对它们进行系统的整理总结。在帝国主义大战爆发前,有些军事作家曾抱怨战争太少了,没法给军官提供良好的教育。出于同样的理由,我们也可以说,革命太少了,影响了革命者的教育。但在这方面,我们这一代人没有什么好抱怨的。在这一代人当中,我们运气挺好,1905年的时候我们已经足够成熟,足以从事1905年革命,然后命也够硬,活到了1917年,参与领导了那一年的革命。

  但是,革命的日常体验,会很快地消散,不用说大家都懂。现在,不知有多少全新的、实际的、持久的、特殊的和迫切的问题取代了它们的位置!如今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不是生产布料,就是建造沃尔霍夫发电厂,要不就是铝的生产之类的问题,没有多少人想要讨论如何组织起义的问题了。但是这个问题并没有过时。历史将会多次要求回答这个问题。

从哪里开始


  去年的德国惨败,给共产国际提出了一个问题:如何组织革命?在这个问题当中,最关键的是:如何组织革命的起义?在这种情况下,革命的时机的问题,就具有了头等的重要性,因为它显而易见,而且又无法逃避,它一出现,就意味着所有与组织革命相关的问题,都已变得十分迫切。在面临革命时,社会民主党的态度,就跟过去资产阶级在从封建主义和君主制手中夺取政权时,自由主义所采取的态度一样。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投机革命,但又不愿为革命承担责任。当形势有利于群众斗争的时候,它会利用自己的财富、知识和其他能够施加阶级影响的手段,来改变力量对比,这样做是为了染指政权。在1918年11月,德国社会民主党就扮演了这样的角色。从本质上来说,它构成了一个机关,把霍亨佐伦王朝丢掉的政权转让给了资产阶级。这种消极投机的政策与共产主义绝无半点相同之处,共产主义给自己制定的目标,是要以无产阶级的名义、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夺取政权。

  无产阶级革命,是属于广大的、且几乎是无组织的群众的革命。在这个运动当中,群众盲目的爆发要占相当大的一部分。 要想赢得胜利,必须要有这么一个共产党:它必须是集中的;它明确地以夺取政权为目标;它仔细地思考自己的目标,为此精心策划和准备,并依靠群众的起义来实现这个目标。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资产阶级凭借其经济地位占有优势,而共产党凭借自己的集中性、坚定性与精心策划的武装起义方案,可以使无产阶级获得同样的优势。在这种情况下,起义的时间不仅仅是技术细节;它以最清楚、最准确的形式,让我们看到了起义之所以是一门艺术的原因。

  显然,在考虑起义时间的问题时,绝不能只依靠纯军事的经验来计算。一般来说,一个政权,只要它有足够的武装力量,就会在任何时候发动战争。然后,在战争期间,最高统帅部决定发动进攻——这当然不是武断的决定,而是在考虑了形势的每一方面之后做出的决定。可是,分析纯军事的形势,要比分析革命—政治形势容易得多。

  由于军队的指挥部拥有自己的军队,或者说,军队掌握在它手中,所以它要应对各种有组织的力量以及各种关系,对此它早有周密的研究与准备。革命中,情形显然不会一样。在革命中,作战部队与工人群众并不是隔绝的;只有与群众的进攻运动密切结合,它才能加强打击的力度。所以说,革命的指挥部必须把握运动的节奏,只有对运动的节奏有了正确的判断,才能决定应该在什么时候发动进攻。在我们看来,起义的时间,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困难的问题。

  当然,有时也会发生这种情况:形势已经十分明显,党的领导层不再怀疑行动的时机是否合适:时间已经所剩无几——必须立即采取行动。但是,如果形势发生了如此剧变,距离那关键的一刻只剩二十四小时,那么行动的号召可能就会下达得过晚。这样一来,措手不及的党就无法领导运动,导致运动失败。所以,必须尽早预测到那关键的一刻什么时候会到来,换句话说,就是要根据运动的总体进展和国内的总体形势,事先定好起义的时间。

  比方说,提前一两个月定好时间的话,那么中央委员会或党的领导机关就要利用这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党可以通过果断的鼓动(它会提出党必须直面的所有关键问题)、协调各级组织的准备工作、选择与指定最有战斗力的分子等工作,来积蓄必要的力量。

  这并不是说,如果日子已经定在两三个月——甚至四个月——之后,这个日子就不能改了;而是说,在这段准备期内,应当仔细检验选定的日子是否正确。我们来看看一个例子。

  武装起义要想成功,必须具备的政治前提是:有一个战斗的先锋队,它得到了全国主要城市与地区的大多数工人的支持;政府机关已经瘫痪失灵。我们先假设形势还没达到临界点,但正在逼近。革命党的力量正在迅速增长,但党还是难以确定自己已经得到了必要的多数工人的支持。同时,形势日益严峻。实际上已经提出了起义的问题。党中央委员会应该怎么办呢?它可以按照下列思路来考虑:

  1、从过去几周的形势发展来看,党的影响力正在迅速增长,所以,可以认为,在国内的某几个中心城市,大多数工人到时是会跟我们干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把党最优秀的力量集中到这些关键地点,我们的设想是,要争取大多数工人的支持,我们还需要大约一个月的时间。

  2、一旦我们争取到了大部分主要城市的支持,在政府机关继续瘫痪的情况下——大家都很清楚这一点——我们就要号召工人成立工人代表苏维埃。我们的设想是,在国内的主要城市和地区成立苏维埃,还需要两周的时间。

  3、当主要城市和地区的苏维埃在组织上接受党的领导之后,自然就是要召开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这又需要三到四周的时间。

  到了这时候,谁都会明白: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就等于公开、正式地夺取政权;如果不这么做,代表大会就只是一场空洞的表演,马上就会被驱散——换句话说,召开代表大会的时候,真正的权力机关要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所以在两个月到两个半月之前就要定下起义的决心:这两个半月就是起义所需的准备时间。

  对政治形势的总体分析,以及政治形势的进一步发展,都会影响这段准备时间的长短,而准备时间的长短,又决定了军事—革命工作的性质与节奏。军事—革命工作的目的,是瓦解资产阶级军队、夺取铁路网、组建和武装工人战斗队等等。在预备要攻占的城市里,我们要指定地下指挥员,并向他们明确交待下列任务:在第一个月里采取各种措施,检查一切具体部署,并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加强准备工作,到了第二个月的下半月,要随时做好行动的准备。这样一来,每个人都会分到一定的任务,而且任务划分也很明确,只要每个人都能把自己的任务干好,军事—革命工作就能在预定的准备期内完成。

  我们不但要避免混乱消极,它们会导致致命的失败;而且,运动的全体领导人,都要坚定不移,绝不动摇,这样才能把劲拧成一股绳。同时还要不懈地继续进行政治工作。革命会按照自己的逻辑进行。过了一个月,我们就可以检验党是否成功争取到了全国各大城市的大多数工人群众的支持。进行检验的方法,可以是某种公投,或是工会的行动,或是示威游行;最好是把这些方法都结合起来运用。

  如果我们确信,我们给自己制定的第一阶段的任务已经顺利完成,起义的时间就可以提前几天。如果情况正好相反,无论我们的影响力在前一个月里增长了多少,仍然没能争取到大多数工人支持的话,就应该谨慎地推迟起义。在这段时间里,我们仍有很多机会,可以用来检验统治阶级的混乱程度、军队士气瓦解的程度以及镇压机关被削弱的程度。我们可以借此估测一下,革命的地下准备工作暴露出了哪些缺点。

  然后,再用组织苏维埃来检验力量对比,并由此确定发动起义的条件是否已经得到满足。当然,在起义前成立苏维埃,并不是在一切时候、一切地方都能做到的。甚至要做好只有在起义过程中才能成立苏维埃的准备。但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就有可能在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之前成立苏维埃,它们将是即将到来的起义的前奏。这样一来,起义的日期就更好确定了。

  党中央委员会要检查自己的军事组织的工作。它要评估军事组织各个部门的工作成效,当政治形势提出要求的时候,还要着重鞭策这方面的工作。军事组织不是要从对形势的总体分析与现存的力量对比出发,而是要从对自己通过准备工作取得的成果的判断出发。我们必须对军事组织提出这样的要求:永远不要以为自己已经准备得足够充分了。不过,不用说大家也该明白,此时关键的是分析形势和研究敌我的力量对比,敌人有多少突击队,我们又有多少,等等。这样做了之后,在两个月、三个月或四个月前定下的日子,就会对起义的组织产生无可比拟的影响,就算事态的进一步发展迫使我们提前或推迟几天,也不会有太大影响。

  前面我举的例子当然都是假设,但却很好地描述了起义的准备工作的指导思想。起义日期不是随便编的,而是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来制定的,在运动的每一个阶段中,都要检验起义日期的正确性,再规定最后的起义日期,以此来指导全部的革命的准备工作。

  我再重复一遍,在这种情况下,研究十月革命——目前唯一一次成功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教训,是我们的当务之急。我们应该从战略和策略的角度出发,来编写十月革命的日程表。一系列事件是如何一环扣着一环发生的,这些事件在党、苏维埃、中央委员会与党的军事组织内部引起了什么样的反响,这些我们都应该写出来。党内出现的犹豫不决说明了什么?它对整个局势产生了多大影响?军事组织的作用是什么?这项工作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耽搁了它,就是不可饶恕的罪过。

暴风雨前的平静


  理解内战,是有重大意义的。我们未来的“教程”应当从各个方面去论述内战。凡是关注1923年德国事变之后的一系列讨论的人,一定都会注意到有些人是这样来解释这次失败的原因的:“主要原因在于,德国无产阶级在关键时刻完全缺乏斗志;群众根本不想战斗——他们对法西斯分子的进攻毫无反应,就是最好的证据;群众都是这样一副态度,党还能怎么办?”各种解释,莫不如此。

  布兰德勒和塔尔海默等同志就是这样向我们解释的。乍一看似乎挺有理:群众都不想战斗,党还能怎么办?可是,那个“关键时刻”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它是在之前的整个阶段中,随着斗争的增长和激化而产生的。

  整个1923年里,德国无产阶级都在被迫应战。就在自己的十月革命即将到来的时候,德国工人阶级怎么又会突然丧失了斗志呢?真是莫名其妙。那么问题就来了: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工人不想战斗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先回想一下自己在十月革命期间的经历。

  重读一下十月革命之前的报纸(即使只翻翻党报也好),我们就会发现,有些同志是反对起义的,他们强调指出,俄国工人不愿战斗。现在看来,这简直难以置信,然而这却是他们当时反对起义的主要论据。所以,我们当时的处境是很相似的:俄国无产阶级在整个1917年里都很活跃;可是,当夺取政权的问题提出来的时候,还是有人认为工人群众不想战斗。

  其实,就在十月革命前夕,运动还放慢了一点。这对革命的成功是否产生了影响?或者说,我们是不是应该从中找出某种历史“规律”?要从中得出规律,也许为时过早。但是,这种现象,一定具有某种普遍性的原因。在自然界,这种现象叫做暴风雨前的平静。我认为,在革命时期,这种现象就只有这么一种意思。

  在某一时期内,无产阶级的斗志的增长会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罢工、示威、街头武斗等等。首先,群众开始对自己的力量产生自信。此时,运动的规模的增长,足以在政治上产生令人满意的成果。昨天参加运动的人只有几百、几千人,到了今天就有几百万人。基础生活要素方面的迫切要求,让群众接受了一整套的经济与政治观点;这样一来,群众就做好了准备,时刻准备参加新一轮的进攻。

  但是,这个时期必定会结束。随着群众的经验越来越丰富,群众的组织水平也在日渐增长。而敌人也做出了绝不会不战而降的姿态。结果,群众的革命情绪也就日益坚定、严肃、紧张。群众正在寻找一个可靠的领导层——特别是当他们犯了错误,遭到失败的时候;他们希望我们站出来,让他们确信:我们会领导他们,并能率领他们在决定胜负的关键战斗中赢得胜利。

  到了这个时候,群众就开始摆脱略带盲目的乐观主义,他们对面前的各种困难有了更清楚的认识,群众的情绪出现了危机,这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革命的停滞。如果形势允许的话,这种危机是可以克服的,但是,能够克服这种危机的,只有一个能给群众留下这种印象的政党:这个党是认真地决定要领导革命的。

  同时,(夺取政权)这个任务的重大历史意义,必然会使党内产生犹豫不决的情绪,这种情况,在那些马上就要肩负起整个运动的重担的领袖们身上特别明显。所以,群众在战斗前的退却,领袖的犹豫不决,这两种现象虽然程度并不相等,却是同时存在的。因此才会有人警告我们说:群众不愿战斗;他们的态度是消极的;在这种情况下驱使他们发动起义是冒险主义。这种情绪占了上风,革命自然只能落得个失败的下场。这种失败是党自己招来的,当然也就没有谁去阻止党一再诉说:起义是不可能的,因为群众不愿意。

  必须全面分析这个问题。要从已有的经验出发,学会认清临近起义的时刻,到了这一刻,无产阶级会对自己说:罢工、游行和抗议都无法让我们更进一步了,我们现在只有一战。我已做好了战斗的准备,因为别无出路;但要战斗就要战斗到底,也就是说,要有一个可靠的领导层来领导我们,要拼尽全力去战斗。

  此时,形势已是十分危急。这时候的形势是最不稳定的,就像一个皮球撑在一根针上一样。轻轻一碰,就会让皮球滚向这边或那边。在我们的十月革命中,由于党的领导层的坚决果断,皮球滚向了胜利的方向。而在德国,党的政策使皮球滚向了失败。

政治与军事事务


  我们这本“教程”,究竟该怎样定性呢?它是政治教程,还是军事教程呢?我们先从政治转变为军事行动的那一刻开始,然后再从军事行动的角度来观察政治。乍一看,这似乎是矛盾的,因为政治不能服从于起义,反倒是起义要服从于政治。其实这并不矛盾。起义显然是要完全服从于无产阶级政治的基本目标的。但当起义发动的时候,这个时期的全部政治活动都要服从于起义。

  一般来说,从政治转向军事行动,以及在面临这样的转折的时候,都会造成很大的困难。大家都知道,在这种转折关头,总是最脆弱的。政治活动,与它在军事上的延续,在这两者之间的转折点是很容易出岔子的。我们对此还算有一点了解。

  要正确地把政治和军事行动结合起来是很困难的,而X同志恰好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反面例子。Y同志也犯了前一个发言人的错误,而且还更严重了。按照X同志的说法,列宁在1918年的时候,是不承认红军的重要性的,因为我们的安全,取决于正在彼此交战的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斗争。而按照Y同志的说法,我们扮演了“第三个强盗的角色”。

  列宁同志从来没有说过这种话,他也不可能说过这种话。在从政治转向军事这一方面,X和Y两位同志都犯了错误。在十月革命那时候,如果我们要对付的,是赢得了战争、平定了欧洲的德国的话,就算我们在战场上有十万人、五十万人甚至三百万人,我们都一定会遭到失败。无论是在1918年还是1919年,我们都不可能凑出足以抵挡赢得了大战的德国大军的力量。因此,两大帝国主义阵营之间的斗争,是我们的主要防线。

  但是,就算有了这种斗争的掩护,如果我们没有在1918年拉起那支弱小的红军的话,我们早就死了一百次了。 喀山问题的解决,是因为英国和法国打垮了德国吗[4]?如果我们那些半是游击队、半是正规军的师团没有守住喀山,迫使白军转向下诺夫哥罗德和莫斯科的话,我们早就被白军像杀鸡一样给宰了,他们肯定会这么干的。他们可能会安排一出戏,让我们来演那“第三个强盗”,然后宰了我们。

  列宁同志说过:“亲爱的朋友们,战斗的工人们,不要夸大你们的重要性;你们代表着错综复杂的各种势力中的一个方面,但你们既不是唯一的势力,也算不上重要的势力;其实,我们能存在,都是因为欧洲大战,它把敌对的两大帝国主义拖得精疲力尽[5],”他在说这番话时,是从政治角度来看的。但这不能理解成他否认“红军的重要性”。如果我们把这种论证方法,用在革命的内部问题上,比如说用在武装起义的问题上,我们就会得出一些非常荒谬的结论。

  就拿作战部队的组织问题来说吧。一个共产党,如果它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是非法的,它就得指示自己的地下军事机关组织作战部队,那么,从本质上来说,用这样的方式组织起来的几十支部队,在夺取政权的问题上,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从社会和历史的角度来看,政权问题是由社会的组成、无产阶级在生产中的作用、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的成熟水平、资产阶级政权瓦解的程度等因素决定的。其实,从长远来说,所有这些因素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在短期内,这几十支部队的存在,直接决定了斗争的结果。

  夺取政权所必需的社会与政治条件,是成功的前提(在教程的序章中应该讲到这些条件);但有了这些条件,并不能保证一定会胜利。这些条件让我们走到了一个紧要关头,到了这个时候,政治要给起义让路——而我们就要说:该到刺刀上场了。

  我再说一次,内战只是阶级斗争的尖锐化的延续。而起义是政治以另一种方式的延续。所以,要理解起义,就只能从这种特殊方式的角度着手。在时间问题上,用战争的尺度来衡量政治,就跟用政治的尺度来衡量战争一样,都是不可行的。这是一个特殊的问题,在未来的内战教程中,我们应该严肃地对待它。在准备革命的时期,我们用政治的尺度来衡量时间,也就是用年、月、周来计算。而在起义的时期,我们要用日和小时来计算时间。

  我们说战争期间一个月,有时甚至是一天,都能顶得上一整年,这句话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列宁同志在1917年4月说过:“要坚持不懈地、耐心地向工人说明……”[6]。到了十月底,已经没有时间再去向那些还没有理解的人说明了;必须率领那些已经清楚理解的人去进攻。在十月里,浪费掉一天,都可能导致为了准备革命而做的几个月、乃至几年的工作前功尽弃。

  这让我想起来一件事:前一阵子我们给军事学院出了一个演习题目——比耶洛斯托克是一个工人中心,它处在一个无法防御的位置,我们是应该立即撤出那里,还是守住那里,等着起义爆发?围绕着这个问题发生了争论。不用说,要认真地解决这类问题,就必须要有真实而准确的信息。军事演习是没有这种信息的,因为一切相关信息都是照惯例定好的。但在实战中,争论的焦点是两种时间尺度:一种是纯军事的尺度,另一种是革命—政治的尺度。现在一切条件都是相等的,那么哪一种尺度将赢得战争的胜利呢?

  军事的尺度。换句话说,比耶洛斯托克会不会在短短几天内举行起义,这还是个问题;就算起义会发生,可是起义的无产阶级既没有武器,也没有做过任何军事准备,它能做到哪一步,仍然是个问号。与此同时,起义就算发生了,也不可能急剧改变军事形势,而在这两三天里,那两三个师如果继续守在守不住的阵地上,等待着起义爆发的话,就很可能会在几天内被消灭。

  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就是一个错误地运用了政治和军事的时间尺度的典型例子。大家都记得,当时我们虽然都清楚,不签订和约,德军就会打过来,可是包括我在内的大部分中央委员会委员,不顾由列宁率领的少数派的反对,还是做出了拒绝签订和约的决定。这个决定说明了什么呢?有些同志是对革命战争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其他人——也包括我在内——则认为必须试一下,看看当德国皇帝向革命进攻时,德国工人会不会起来反抗自己的皇帝。

  我们犯了什么错误呢?我们太冒险了。把德国工人发动起来,需要几周,乃至几个月的时间,而德军只需要几天就能打到德文斯克、明斯克和莫斯科。革命政治的时间尺度长,而战争的时间尺度短。在革命政治与军事行动结合的时刻,谁要是还没有从自己的经验出发,通过彻底的思考与总结,得出确切的结论的话,就有可能犯下新的错误;而革命政治与军事行动的结合,正是我们能在战场上胜过敌人的原因。

要尽可能地鲜明


  P同志把我们带回了原来的问题上——我们要写的是什么?是起义的教程还是内战的教程?我们的同志告诉我们:不该把目标定得太高;否则我们就只是在重复共产国际的任务。根本不是这样!谁说了这种话,就表示他虽然用对了内战这个词,却把内战同阶级斗争给搞混了。

  如果拿德国来研究的话,我们可以先从1921年的三月事件开始研究,这对我们大有好处。三月事件之后,是一段比较长的、在统一战线旗号下重整旗鼓的时期。内战教程在这一时期自然是派不上用场的。1923年1月,鲁尔被占领,革命形势随之出现,1923年6月,德国资产阶级的消极抵抗政策失败了,到处都出现了资产阶级政权机关瓦解的迹象,加剧了革命形势。我们应该仔细研究这一时期,因为它一方面给出了革命形势是如何深化发展的典型例子,另一方面,它也是一个错失革命良机的典型例子。

  去年的德国出现了内战,本该把内战推到顶点、并解决内战的武装起义,却并没有发生。革命形势原本是极其有利的,却被不可挽回地破坏了,结果,资产阶级重新得到了巩固。这是为什么?因为在紧要关头,政治却没有以必要的另一种手段继续进行,也就是说,没有以武装的手段继续进行下去。

  随着无产阶级革命的流产,资产阶级显然已经在德国恢复了自己的统治,但它的统治并不稳固。我们可以肯定地说,经过一定的过程,德国迟早会重新出现新的革命形势。1924年8月肯定与1923年8月大不一样。但我们要是对这些事件的经验教训视而不见,不去利用这些经验教训来教育自己,仍然对犯过的错误无动于衷的话,我们就会又弄出一次1923年的德国惨败,这对革命运动造成的威胁,将更为可怕。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任何对我们基础思想的歪曲,都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就在这里,关于起义时间这个课题,已经有人提出了前后不一、疑问重重的反对意见。这只能暴露出他们不能以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提出作为一门艺术的起义这个问题。

  有人争辩说,在极其复杂多变的混乱形势中,不能一开始就让自己的手脚被某些决定束缚住,他们居然还把这当成了什么新鲜的、有用的论据了。可是,按照他们这种逻辑,我们就得在军事行动中抛弃一切计划和日期,因为在战争中,形势时刻都会发生剧烈而又不可预测的变化。没有一个军事行动是能够百分之百按照计划进行的;如果计划只贯彻执行了25%,换句话说,在执行计划的时候有75%发生了变化,我们就只能碰运气了。可是,要是有哪个军事领袖借此彻底否认作战计划的有效性的话,那他活该被送进精神病院。

  总之,我建议大家坚持使用这种方法,它是最正确、最合理的:首先,把总原则、总体标准给拟定出来;然后看看有哪些是可以略过不讲的或以后再谈的。但我们如果一开始就忽略、保留、歪曲、怀疑和犹豫的话,我们就永远也得不出一个结论。

  前面我曾就党的军事组织在准备革命的时期、起义时期和夺取政权之后的时期中的演变发表了一些看法,参加讨论的一位同志对此有不同意见。这位同志认为,不应该允许游击队存在,因为只有正规的军事组织才是必要的。他对大家说,游击队是无法无天的组织……

  听了这番话,我十分失望。这是何等的不讲道理、何等的教条主义、何等的书生气的傲慢啊!如果游击队是无法无天的,那么,从这种纯形式的观点来看,我们就得承认,革命也是无法无天的。

  在革命的第一阶段,我们不得不完全依靠游击队。有人不同意我们,他们说,应该按照正规的方式来组建部队。如果这指的是:在游击战中,我们不能忽视任何纪律因素,不能忽视任何一种适合这种战争的方法的话,我们对此是完全赞同的。但要是有人妄想在起义发生之前,就建立某种集中的、等级分明的军事组织的话,这完全就是空想,一旦付诸实施,就会遭到致命的失败。

  如果我要在地下军事组织的帮助下夺取一个城镇(这是夺取全国政权的总计划中的一个局部目标),我会把自己的工作分成几个目标:占领市政府、火车站、邮局、电报局、印刷厂。然后我再把这些任务分配给各个小队的队长,让他们事先就了解清楚自己的任务。每个小队都必须做到自给自足;它要有自己的后勤部,否则就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夺取邮局之后才发现自己完全没有粮食供应。把这些小队集中化、给它们设立等级制度的任何尝试,都一定会导致官僚主义,而在战争时期官僚主义应该遭到双倍的批评:首先,这会让各小队的队长错误地认为,有人会向他们发号施令,然而情况却正好相反:他们必须相信,自己享有最大的行动自由,并要最大地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其次,官僚主义与等级制度是分不开的,它会把各个小队中最优秀的分子送给总参谋部,满足总参谋部的各种需求。而在起义刚开始的时候,总参谋部基本上还悬在空中不上不下的时候,各个小队却都在等待上级的命令,结果它们就会发现自己浪费了时间,遭受了损失。这样的起义一定会失败。因此,必须批评那些轻蔑“无法无天的”游击队的职业军人,他们的轻蔑是不现实的、不科学的、非马克思主义的。

  在夺取全国各大主要城市的政权后,游击队同样可以在国家的边缘地区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德军后方活动的乌克兰游击队,和在高尔察克后方活动的西伯利亚游击队,他们帮了红军多大的忙,难道大家还需要我提醒才能想起来吗?

  不过,我们还得提出一条不容置疑的原则:革命政权要把最优秀的游击队吸收进来,并把其中最可靠的分子吸收进正规军事组织的体系内。否则,这些游击队肯定会变成不安定的因素,很可能会堕落成武装的土匪,被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分子用来对付无产阶级国家。这方面的例子并不少。

  当然,在那些不赞同正规军事组织的思想的游击队员当中,也有真正的英雄。比如西维尔斯[7]和奇克维泽[8]。我还可以举出许多人的名字。西维尔斯和奇克维泽像英雄一样战斗,也像英雄一样牺牲了。到了今天,考虑到他们曾为革命立过大功,他们的游击行动造成的各种不良影响,已经被逐渐淡忘了。但在当时,同这些不良影响作斗争,却是绝对必要的。只有同游击主义作斗争,我们才能成功组建红军,并赢得了关键的胜利。

  我再说一遍,大家要当心名词上的混乱,因为这往往会造成思想上的混乱。我还得提醒大家注意,以形势多变、必须不断加以补充修改为借口,而拒绝以明确、大胆的方式把起义的问题提出来,这种行为会造成各种各样的错误。

  有人浅薄地、古怪地称之为辩证法;反正,它就是被这么认定的。但它和辩证法其实毫不相干。辩证法就像弹簧,而弹簧是用淬火的钢造就的。从怀疑和疑虑中是学不到什么东西的。在把基本思想运用到实际中的时候,自然会出现各种疑虑和局限。如果我们仅同疑虑为伍,结果将是理论上的糊涂和实践中的混乱。但是,糊涂和混乱与辩证法毫无共同之处。其实,这种伪辩证法往往掩藏着对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观点或各种愚蠢的看法,好像它是身外之事。要是这样的话,就不可能把起义当作一种艺术来构想。而我们想要研究的,恰恰就是这种艺术的理论。

  我们前面讲过的问题,都应该仔细思索、解决和总结。它们将成为我们的军事指导与教育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至少对高级指挥人员来说是这样。

  这些问题与保卫苏联的问题之间的关系,是无可置疑的。我们的敌人仍在指责红军,说红军负有在其他国家挑唆革命运动的任务;敌人这样来指责红军,是为了用刺刀来阻止革命运动。不用说,这种荒诞的指责,与我们推行的政策毫不相干。我们最关心的是维护和平;我们的态度、我们在各种条约中的让步,以及我们的进一步裁军,都证明了这一点。

  但我们具有充分的革命现实主义精神,这让我们必须认真考虑这种情况:我们的敌人会用武力来试探我们。如果我们拒绝了用军事手段来人为地强行推动革命发展的思想的话,我们就得相信:资本主义国家向苏联发动战争,可能会引发剧烈的社会动荡,内战的前提条件就会在我们敌人的国土上出现。我们必须对此做好准备。

  我们必须知道如何把红军将要面临的防御性战争,同敌人阵营中的内战结合起来。因此,这本内战教程,应该成为军事—革命教育的高等课程中的一个必学科目。




[1] 托洛茨基,《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三联书店,1965年,第123页。——中译者注

[2] 保加利亚起义:1923年6月9日,由亚历山大·斯坦波利斯基(Александър Стамболийски)领导的全国农民联盟政府被亚历山大·赞科夫(Александър Цанков)推翻,在这次政变过程中,保加利亚共产党保持了“中立”,没有积极帮助斯坦波利斯基,这是政变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同年8月,共产国际批评了保加利亚共产党在这次政变中保持中立的立场,保加利亚共产党迅速改变了自己的立场,积极准备发动起义。起义于9月下旬发动,但由于准备不充分而惨遭失败。——中译者注

[3] 原文为Don't cling to the manual like a blind man to a wall,直译为:不要像盲人扶墙那样依赖条令。——中译者注

[4] 1918年8月1日,在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配合下,白军向喀山发动进攻。8月7日,喀山失守。9月5日,红军第2集团军和第5集团军在伏尔加河区舰队的配合下,向喀山发动反攻。9月10日解放了喀山。——中译者注

[5] 在列宁著作中找不到这句话,但列宁确实说过类似的话,见《俄共(布)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文献》,《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版,第34卷,第6页。——中译者注

[6] 列宁在1917年4月曾一再强调“要坚持不懈地、耐心地说明……”,参见《在出席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的会议上的报告》、《论无产阶级革命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论策略书》等文章(《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版,第29卷,第102—118页、第135—149页)。——中译者注

[7] 鲁道夫·费迪南多维奇·西维尔斯(Рудольф Фердинандович Сиверс,1892年11月23日——1918年12月8日),曾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17年二月革命后当选为团士兵苏维埃委员,并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党。1917年7月被捕,十月革命后获释。1918年前往乌克兰,在顿河一带指挥红军作战。11月15日在战斗中负伤,12月8日因伤重不治而逝世。——中译者注

[8] 瓦西里·伊西多洛维奇·奇克维泽(Василий Исидорович Киквидзе,1895年3月12日——1919年1月11日),少年时即参加1905年革命,并因此被开除出学校。1915年志愿参军,在西南方面军第7骑兵军第6骑兵师服役。曾参加社会革命党左派,因进行革命宣传而被捕,二月革命后获释。1917年5月出席了西南方面军第一次士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十月革命后当选为西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18年率领红军在坦波夫一带作战。1919年1月11日在战斗中牺牲。——中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