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洛茨基就民主等问题致政治局（1926年6月6日）

托洛茨基就民主等问题致政治局

（1926年6月6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6卷　№02791

　　请注意以下情况：
　　6月2日乌格拉诺夫同志在莫斯科河南岸区区委扩大会议上作了报告。根据《真理报》对这一报告的报道，我必须谈谈乌格拉诺夫这位莫斯科组织的领导人是如何理解和定义党内民主的，对这一报告的其他方面我将不在此涉及。

什么是“民主”？

　　我逐字逐句引用与此有关的地方（《真理报》1926年6月4日第127号）：“党内民主的本质是什么？”乌格拉诺夫同志作了明确的回答：“在于及时正确地把党和国家所面临的主要任务交给党组织去完成，在于吸引广大党员群众参加讨论并解决这些问题，在于及时正确地向无产阶级解释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问题；根据工人阶级及其各支队伍的情绪来检验我们的政策正确与否并在此基础上对方针加以调整”。
　　被报道十分公正地说成是“明确的”这一定义显然具有彻底的纲领性质。实质上这是对作为一种体系的党的官僚主义的理论定义，党在这一体系内仅仅是机关手中的材料。实际上不难确认，在所有被乌格拉诺夫同志统统称作是党内民主的那些行为和关系中，只有党的机关在起积极的作用，这个机关要在每一个特定时刻作出决定，应以怎样的形式和在怎样的范围内对全体党员群众“施加影响”。
　　我们来逐一分析如下。
　　（1）民主就在于，“及时正确地向党提出任务”。报告人十分清楚并先已认定，机关，也只有机关才能向党提出任务，如果机关“及时并正确地”提出任务，而且是否是及时正确，要由机关本身来确定，那么这就是“党内民主”。
　　（2）接下来说民主就在于，“吸引广大党员群众参加讨论并解决这些问题。”这里的“吸引”这个词本身就说明了整个思路。党员被说成是消极的群众，不推它就不动，不得不“吸引”它讨论那个党的机关向它提出的那些任务。而且如果这个机关正确及时地提出任务又正确及时地吸引它参加，那这就是“党内民主”。
　　（3）接下来我们得知，民主在于“及时正确地向无产阶级解释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问题”，也就是机关向党提出又吸引党参加讨论的这些问题。机关与党之间片面的官僚主义关系在这里已扩大到阶级。
　　（4）民主在于“根据工人阶级及其各支队伍的情绪来检验我们的政策正确与否”。那个提出问题、吸引党员参加对问题的讨论、向无产阶级解释这些任务的机关，也正是由它来根椐工人阶级的“情绪”检验自己的政策，以便“在此基础上对方针加以调整”。因此，调整方针的也正是那个制定方针的机关。是这个机关“正确及时地”提出任务，就是说，需要提出什么样任务的时候就提出什么样的来。是这个机关在它认为正确及时的范围内吸引党员群众参加讨论问题。是这个机关认为有必要时就通过党向工人阶级解释。是这个机关根据工人阶级的“情绪”来检验这项工作的成果，还是它，这个机关，根据这种检验和对情绪的考虑“及时地”调整自己的方针。
　　乌格拉诺夫同志没有指出党内民主的其他任何特点。我们知道，报道把他对民主的定义说成是“明确的”。我再重复一遍，这一定义具有彻底的纲领性质。这一定义是党的制度及党的意识形态发展中的新成就。1926年6月2日以前党不止一次地对被叫做党内民主的这一制度下过定义。党内思想在这一问题上发展的最明确的几个关键是：第十次代表大会决议（1921年）和1923年12月5日经中央委员会一致通过，后来又为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批准的决议。党的最近一次即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只谈了必须“走上彻底的党内民主的道路”。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之所以没有解释党内民主的概念，是因为以前几次党的代表大会对此已做得很充分了。第十四次代表大会认为，问题并不在于如何对党内民主下一个新的纲领性定义，而在于真正实现党内民主。而莫斯科组织的领导人乌格拉诺夫同志则从另外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他提出：“党内民主的实质何在？”乌格拉诺夫同志向自己提出这个纲领性问题时并未去看党以前所下的民主的定义。他自己又下了一个新定义，这我们刚刚已介绍过了。
　　乌格拉诺夫同志在确定民主的“实质”时实际上把他的纲领性定义与迄今为止党提出的并被认为是无可争议的定义对立起来了。例如，第十次代表大会决议认为民主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使党的舆论对领导机关的工作进行经常的监督”。1923年12月5日一致通过的决议指出：“工人民主制就是全体党员有公开讨论党内生活中最重要问题的自由，有对这些问题展开争论的自由，同时，自下而上的各级领导人员和领导机构都应由选举产生”。其三个特点是：（1）全体党员自由讨论一切最重要的问题，（2）党对其领导机关进行经常的监督和（3）自下而上地选举公职人员和领导机关——所有这三个特点在乌格拉诺夫对党内民主的“实质”所下的定义中都没有谈到。他说的是由机关检验党，但只字未提党对机关的监督。
　　他说的是由机关及时提出问题并“吸引”党员讨论他们认为是提得及时的问题。他根本没提及党要对所有问题进行自由讨论。最后选举领导人的问题则完全被他从党内民主的实质中一笔勾销。
　　1923年12月5日的决议指出：“不论在党顺利地克服新经济政策的影响方面，或是在提高一切工作部门中党的战斗力方面，党的利益都要求认真改变党的方针以便切实地有步骤地贯彻工人民主制原则”。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对这种提法表示赞同。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重申贯彻1923年12月中央委员会一致通过的改变党的方针的必要性。各级领导同志多次承认，在有关党内民主的决议和具体实践之间存在差别，有些人认为这个差别是骇人听闻的矛盾，而有些人则认为是暂时的不协调。然而大家至少是在原则上或是在口头上和形式上认为，实践应逐渐与作为党的制度的民主制的原则性定义靠拢，党的制度的实质首先是讨论一切问题的自由，党内舆论对各机关的经常性监督和所有公职人员及机构的选举制。
　　乌格拉诺夫同志第一次公然试图通过把纲领大大降低到实践的水平来克服民主制的纲领性定义与实际制度之间的矛盾。他宣称党的机关拥有无限的统治权是民主的实质，它提出吸引、检验和纠正。1926年6月2日党有了一个基于机关拥有无限权力的最完备的关于制度的定义。乌格拉诺夫同志在试图给民主制的实质下定义的同时，也给官僚制的实质下了定义。诚然，在乌格拉诺夫同志的定义里此官僚制不单是发号施令，而且还向群众提出问题，吸引群众纠正路线。但这只意味着，乌格拉诺夫同志提供了一个关于“开明的”官僚制的定义。而这里却压根儿没提民主。不言而喻，党首先是一个行动的组织。全部制度应保证党作为一个整体有可能及时地统一行动。由此得出结论：既要有真正的党内民主，又要在每个特定阶段历史情势的具体条件下对党内民主加以切实的限制。这一切我们都清楚。党不可能变成一个争论俱乐部。党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以及第十次代表大会以后都没有忘记这一点。但是党为了保证在新的更复杂的条件下能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从1921年起就坚持不懈地提出并重申这一思想，即随着党内无产阶级成分的加强，随着全党政治文化水平的提高，党的制度应通过自由讨论、集体决定、对机关的监督及自下而上的选举制的办法来不断克服官僚主义和机关作风。从军事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过渡，从国内战争向经济和文化建设过渡到现在已过去5年多了。党内民主的方针自然是根据从国内战争向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过渡这个条件宣布的。从1923年末中央自己宣布有必要“认真改变党的方针”时起已经过去两年半的时间了。在这5年期间，尤其是后两年半我们没有打仗。我们的经济增长了。无产阶级恢复了元气。党的构成基本上是无产阶级的。党的水平和经验都提高了。所有这些条件看来都大大加强了向民主方向“认真改变党的方针”的必要性。但这种改变并未出现。相反地，党的制度从未像现在这样染上了十分严重的任命制、发号施令、乱怀疑、压制一切的作风，也就是无所不在的机关作风。在党内民主的纲领性定义之间，在已经宣布并一再重申的实行党内民主的方针与党的实际制度之间存在着矛盾，而且是触目惊心的矛盾。党意识到这个矛盾已日益尖锐，令人痛心且无法容忍。对于革命政党来说，没有什么比表里不一和言行不一更痛苦的事情了。这种表里不一超过一定程度就变成了明显的弄虚作假。于是乌格拉诺夫同志就主动修改了党在党的制度及工人民主制上的原则方针。乌格拉诺夫同志大胆地提出了民主的“实质”问题，并揭示了此实质就体现在及时而正确地工作的开明官僚制度上。假如没有任何其他现象，那么单凭这一个特征就可以说：我们党正处于发展的转折时期。目前这种表里不一不可能持久。要么是完全按照历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对党的制度开始作认真改变，要么是党应该改变自己的方针，即从列宁的立场转向乌格拉诺夫的立场。

官僚主义产生的阶级关系上的原因

　　党的制度具有独立自在的性质。它一方面取决于整个形势，另一方面，政策的总方向要通过制度来体现。尽管经济形势有所好转，无产阶级的文化水平有所提高，但党的制度在最近一段时期却不断向官僚化方面转变，这是怎么造成的呢？
　　仅仅用国家文化程度低，我们党是执政党这些原因来解释这件事无论如何是解释不了的，这首先是因为国家文化程度在提高，而党的官僚主义却增多了，其次，如果党的执政作用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党越来越官僚化，那么就有亡党的危险。但现在还谈不上这种前景。文化程度低即不识字和缺乏必要的最简单的技能，更多地会导致国家机关产生官僚主义。但党是由劳动者，主要是无产阶级中最有文化和最有首创精抻的先锋队组成的。这支先锋队数量上在壮大，质量上在提高。所以，既然谈到党内的制度，那么这个制度就必然要民主化。事实上这个制度却官僚化了。很清楚，一味提及文化程度低不能说明任何问题，首先不能说明发展的趋势及其进程。而官僚化达到其极限时也要为自己寻求理论上的光环。这就是乌格拉诺夫同志尝试的根本意义所在。
　　要在阶级间的相互关系上寻找官僚化的基本原因。在农村中苏维埃民主有了一定发展的同时，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却发生极端压制的现象，对此不能视而不见。民主不是独立自在的因素。问题是无产阶级专政在经济、文化等领域中要实行这样的政策，使这一政策的体现者——无产阶级先锋队能够通过自由讨论、对机关的监督及机关的选举制来不断地加以实现。显而易见，如果工业即社会主义专政的基础落后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如果对国民经济积累的分配不是建立在保证社会主义趋势超过资本主义趋势而进一步增长的基础上；如果由此产生的困难首先要由工人阶级来承担；如果在国家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情况下工人工资的增长滞后；如果像伏特加酒这样特殊国库手段的重担也越来越要由工人承担——那么党的机关就越来越不会以党内民主的方法来执行这个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党的官僚化体现了有损于无产阶级的、已遭到破坏和正遭到破坏的社会平衡。这一平衡的破坏通过党压制了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在最强大的无产阶级中心，在党的主要基地出现了日益加剧的压制行为。乌格拉诺夫同志抛弃了自由讨论、集体制订任务、对机关进行监督及机关选举制，把任务归结为根据无产阶级的“情绪”来检验党的政策，也就是用机关的经验方法来探索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准备承受并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承受来自党领导的一切经济方针和社会方针的压力。因此才要用开明官僚制的方法来代替民主制的方法。

思想中心的削弱是造成党内压制的又一原因

　　任何一种制度都在发挥其内在逻辑，而官僚制度对内在逻辑的发挥则比其他任何制度都要快。国家最大的工业中心和文化中心是抵制经济政策及补充经济政策的党的制度中出现的错误的源泉，这是完全自然的。这一抵制在党的高层领导人中有所体现也是自然的。任何分歧在机关体制统治的条件下都有演变成封闭的派别集团斗争的趋势，这也完全是必然的。而执政党在革命专政的条件下不能与存在对立派别的制度妥协则完全是无可争议的。只需补充一点，机关体制必然会从自身产生派别。不仅如此，在这种只发号施令而不接受监督的封闭的机关体制内，出现集团一般说来是纠正机关政策的惟一可能性。1923年12月5日的决议也非常明确地阐明了这一点，它谴责了官僚制度，因为这一制度“把任何批评都视为派别活动的表现”并因此“把忠诚的守纪律的党员推上搞小圈子和派别活动的道路”。从这个决议得到一致通过之时起已过去两年半的时间，机关制度扎得更深，表现更突出，因而由机关制度产生的派别集团倾向也更加强了。其后果是党的干部四分五裂，拥有相当丰富经验的可贵的党员被有步骤地挤出党的领导部门，领导核心逐步缩小，思想日渐贫乏。任何一个严肃认真的共产党员都深信不疑这个过程就发生在我们的眼前，而且速度越来越快，其破坏活动还远未结束。由于拥有无限权力的党的机关集中在人数越来越少的领导核心手中，才产生新的极其尖锐的矛盾：机关势力不断增强，领导核心的思想力量日趋削弱。在这种情况下，对各种倾向的恐惧感也会不断加强，由此出现的后果是作出所谓经组织结论，这又使能担任领导工作的人更少，更使他们走上使党的制度官僚化的道路。
　　在分裂领导干部的每一阶段，机关的领导人都抱着种种幻想：只要扫除新的障碍，然后就可以顺利地“提出问题”、“吸引群众”、“检验”并且“指引方向”。但事实上，在党的领导人官僚化的情势下，机关每次粉碎反对派都必然会引起新的分裂和产生新的危险。列宁格勒集团的这一过程尚未结束，这是显而易见的，领导核心内部的分裂也并不是公开出现的，因为机关要继续与老的反对派（1923年）和新的反对派（1925年）进行斗争。在某一并不遥远的阶段，机关的某一部分人又会不可避免地随事态的发展变成反对派，并带来相应的后果。只有瞎子才看不到这一点。

党专政还是阶级专政？

　　上一次全会上又挑起了（诚然，只是顺便地）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党专政的争论。如果只是抽象地提出问题，那么这场争论就可能轻而易举地变为经院哲学。当然，我国制度的基础是阶级专政。但因此就要求，这个阶级不但是“自在的”阶级，而且是“自为的”阶级，也就是说，这个阶级通过自己的先锋队，即通过党达到了自觉。没有这一点也就不可能有专政。如果把事情说成是，党只是教师，专政由阶级进行，那就是粉饰现有的一切。专政是阶级最集中的职能，所以党是主要的专政工具。从本质上说，阶级是通过党来实现专政的。这就是列宁不但谈阶级专政，而且谈党的专政并在一定意义上把两者等同起来的原因。
　　把两者等同起来的这种做法对不对？这取决于过程本身的实际发展。如果专政的发展使党内以至一切工人组织内的民主方法得到发展，在工人民主和农民民主之间保持必要的“比例”，那么把阶级专政与党的专政在政治上和历史上等同起来这一点就会完全被证明是对的。如果在农民以至私人经济和工业之间比例失调；如果比例失调加大，如果比例失调在政治上有所表现，即农民民主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工人民主，那么专政就必然具有机关官僚的倾向。在这种条件下，机关就会控制党并企图通过党控制阶级。前面引用的马格拉诺夫同志的提法就是这种制度最充分的体现。谁若说阶级专政不是党的专政，那么看来他就要先搞清楚，阶级专政不是党的机关的专政。如果工人民主制度得到越来越大的发展，那么党的专政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不但不与阶级专政相矛盾，反而是阶级专政的体现。相反，机关越来越严重的恶劣影响（这也是对立的阶级倾向的压力所造成的后果）就会不可避免地使党面临越来越偏离阶级路线的危险。可机关体制却掩盖了这一危险，因为它企图使自己等同于阶级专政。党对机关来说只是用来探索工人阶级“情绪”，以便“在此检验基础上”“纠正路线”。因此，马格拉诺夫对党内民主实质所下的定义与对党的专政的否定这两者之间就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官僚制度竭力要在理论上固定下来。官僚主义理论一贯非常贫乏。官僚主义一贯倾向于：“国家就是我”，党就是我这样的提法。乌格拉诺夫的这种提法实质上就是取消党，使党消失在工人阶级的“情绪”中并被集中化的独立自在的党的机关所取代。斯大林提出所谓与党的专政对立的阶级专政，必然导致机关专政，因为先锋队涣散的阶级（不进行自由讨论、不对机关进行监督、没有选举制就意味着先锋队涣散）充其量不过是集中化机关领导的对象，而这个机关也与党疏远，越来越受到敌对阶级力量的压力。

结论

　　我们描绘这种倾向时当然根本不认为，它会变为现实。工人阶级内部、党内及党的机关内部存在抵制官僚主义必然产生的这种历史倾向的强大力量。党对这一危险倾向认识得越早越充分；党的机关中心优秀分子越勇敢越公开地帮助党认识这一危险并拨正航向，那么产生的震荡就越小，党的制度的改变就会越平稳、越少痛苦。综上所述，十分清楚，制度向工人民主方向的改变与经济方针向真正工业化方向的改变以及党的领导路线向真正国际化方向调整是密不可分的。
　　官僚制继续发展必然导致独裁，也必然削弱思想领导。党的制度的民主化不但容许、而且要求在更高的政治文化层次上恢复集体领导。因此，工业化方针，保证无产阶级在国家经济和文化生活中拥有应有地位的方针，工人民主首先是党内民主的方针以及党的集体领导的方针就会成为统一的任务。

列·托洛茨基
1926年6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