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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人声明
〔苏〕列·托洛茨基、格·季诺维也夫等
（1926年7月）
《十三人声明》和《八十四人声明》是“托季联盟”的两个重要文件，反映了“联盟”的最主要观点。“托季联盟”是在1926年4月开始形成的。同年7月，在联共（布）中央讨论“拉舍维奇事件”的全体会议上，托洛茨基宣读了《十三人声明》。在这次全会上季诺维也夫被开除出政治局。10月，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也被开除出政治局。1927年5月，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人又发表了《八十四人声明》（一称《八十三人纲领》）。同年10月，联共（布）中央宣布进行全党的大争论。在10月下旬召开的中央全会上，托、季二人均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接着，11月，他们被开除出党。——编者注
致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委员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表现得越来越明显的党的生活中的一些危险的现象，需要我们加以认真而细致的估价。尽管党的最高层企图使党的一部分人脱离群众，并使他们离开党的正确路线，我们仍然对保持党的团结充满信心。正因为这样，我们愿意尽可能直率、明确、甚至尖锐地提出我们对那些威胁着党的有害现象的基本原因的看法，不作任何保留，既不掩饰任何问题，也不缓和任何问题。
一、官僚主义是派别活动的根源
党内日益严重的危机的直接原因是，在列宁逝世后这段时期内，官僚主义骇人听闻地发展起来了，而且还在继续发展。
执政党的中央委员会不仅掌握着对党发生作用的思想和组织方面的手段，即党的手段，而且还掌握着政府和经济的手段。列宁始终担心一种危险：把行政权力集中在党的机关手中，可能导致官僚主义对党的压力。正因为如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才想到要设立一个监察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尽管没有行政权，但它拥有一切必要的权力与官僚主义作斗争，并且维护党员自由地表达意见、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选举的权利，而无须担心会招致任何惩罚性后果。
1924年1月的党代表会议决议指出，目前监察委员会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同党的机关中和党的实践活动中的官僚主义弊病作斗争，就是要对那些在党的组织生活中阻挠实施工人民主原则（在党的会议上压制自由发表意见，未经党章规定而限制自下而上的选举原则等等）的党的负责人追究责任。
然而；事实上——而这是首先必须加以说明的——中央监察委员会本身已变成一个纯粹的行政机关，它帮助其他机构施加压力，为它们执行大部分的惩罚性工作，扼杀党内一切独立的思想，一切批评意见，一切对党的前途表示关心的公开的言论以及对党的某些特殊领导人的批评性评论。
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指出：“党内的工人民主制就是在实行党的共产主义政策时所采取的这样一种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能保证全体党员甚至最落后的党员积极地参加党的生活，参加讨论党所面临的一切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并且积极参加党的建设。工人民主制的形式排斥一切委任制度，它的表现就是从下到上的一切机关都实行普遍的选举制、报告制和监督制等等。”[1]
只有充分实施这些原则的党内制度，才能真正使党免除与无产阶级根本利益毫不相容的派别活动。把反对派别活动的斗争与党内制度的问题割裂开来，是回避问题的实质，是培养官僚主义弊病，结果也是助长派别活动本身。
1923年12月5日一致通过的决议直接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官僚主义既然扼杀意见自由和压制批评，不可避免地会把忠诚的党员推上搞秘密活动和派别活动的道路。不久以前发生的事件，特别是拉舍维奇、别连基等人的“事件”，完全证明了这个论断是正确的。把这个事件说成是某个特殊人物或某个特殊集团心怀恶意的结果，这就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盲目无知。事实上，我们所看到的是占主导地位倾向所造成的明显的、无可怀疑的结果，在这种倾向下，一切讨论都是由上往下贯彻，基层的党员只能洗耳恭听，他们只能单独地、偷偷地思考问题。
那些带有怀疑和不满情绪或持有不同意见的党员，不敢在党的会议上发表自己的意见。党员群众只是恭听党的要人们按照同一个学习提纲所作的报告。上下级之间的关系疏远了，对领导的信心减少了。在党的会议上全是官样文章，因而不可避免地人们都对它抱冷漠态度。在要对问题进行表决的时候，往往只剩下了无足轻重的少数人，其他的人都匆匆离开会场，以免被迫投票赞成那些事先搞好了的决议。所有的决议都毫无例外地获得“一致”通过。这一切在各级党组织的内部生活中反映出来了。党员不敢公开表达他们出自内心深处的思想，希望和要求。这就是隐藏在拉舍维奇等人“事件”背后的真正的原因。
二、官僚主义发展的原因
非常明显，领导上越是不用党内民主的方法贯彻它的政策，则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就越不把这些政策看作他们自己的政策。而经济政策和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思想感情之间在方向上的分歧，必然会增加对高压手段的要求，并且使一切政策具有行政命令和官僚主义的特点。对官僚主义发展的其他一切解释，都是次要的，都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工业落后于国家整个经济的发展，意味着无产阶级在社会中的地位的降低，——尽管它在数量上有所增加。工业对农业的影响发挥得不够以及富农迅速增长，这就削弱了贫农和农业工人的社会地位，使他们对政府和自己失去信心。工资的增长落后于城市中非无产阶级分子和农村上层的较高的生活水平，必然意味着作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的政治文化觉悟的降低。这是工人和乡村贫农在苏维埃选举中积极性显著下降的主要原因，这种现象的出现向我们党提出了一个最严重的警告。
三、工资问题
我们认为，在经济困难时，我们应采取一切办法和手段保证工人实际工资的稳定，只要形势有所好转，我们就应着手提高工资，但是，在最近几个月当中，我们的这些想法被贴上了“蛊惑宣传”的标签。然而，我们解决问题的方法，对于工人国家来说，是最基本的同时也是必须采用的方法。无产阶级群众或他们的决定性的核心力量，都深深地懂得什么是可能的以及什么是做不到的。但是，现在，一方面，他们每天都听到人们说：我们的经济正在增长，我们的工业正在迅速发展，一切关于工业发展比例失调的说法都是错误的，社会主义的发展事先得到了保障，对我们的经济领导的一切批评都是以悲观主义、缺乏信心等等为根据的，另一方面，他们同时又被告知：把工资维持在目前水平上的要求和在将来要提高实际工资水平的观点，全是蛊惑宣传，——这样一来，工人就无法理解，官方在总的前景方面的乐观主义是怎样同在工资问题上的悲观主义联结在一起的。这样的言论必然使群众感到是虚伪的，使他们对官方消息失去信任，并且引起潜在的不安倾向。由于对官方的会议、报告和选举的不信任态度，结果连那些纪律性很强的党员也感到迫切需要在党的机关外到处去了解一下，普通工人群众头脑中的真实思想究竟是怎样的。这包含着一种最严重的危险。我们不是要消除疾病之标，而是要消除疾病之本，尤其是要消除对待工资问题的官僚主义态度。
四月全会否定了要求把实际工资保持在现有水平这个绝对正确而且必要的建议，这显然是个严重的错误，使工资水平实际上下降了。从全部工资中扣除一部分以弥补农业税，使得情况更加恶化了。
这些情况的发展对工人日常生活和思想情绪的影响，由于在实行“节约制度”时所采用的错误方式而变得更加严重了。为争取以更加合理、更加自觉、更加节约的态度对待国家的资源而斗争，这本来是完全必要的，但是，由于采取了错误的方式，首先是由于没有从工人和农民的眼光来看待问题，结果产生了自上而下的机械的高压政策，归根到底是压迫工人和那些最无保障、收人最低的阶层和集团。在工资、农业税以及“节约制度”这三个方面的错误、必须毫不迟疑地加以彻底纠正。我们必须从现在起，为在今年秋天增加一定的工资打好基础，首先提高那些工资水平最低的阶层的工资。尽管现在仍然存在着困难而且将来还会出现困难，但在目前我国的经济和预算的范围内做到这一点是完全可能的。事实上，正是为了克服这些困难，我们必须在提高国家工业生产力的同时增加工人群众现有的物质利益。其他任何政策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是最严重的近视。因此，目前的七月全会拒绝考虑工人的状况这个总的问题，以及拒绝对建设工人住宅这个特别重要的问题作出明确的指示，人们不能不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错误。
四、工业化问题
过去的一年十分清楚地表明了国家的工业落后于国家的整个经济的发展。最近农作物的收获又一次使我们认识到工业品储备不足。但是，只有当工业的发展速度不是落后于整个经济运动，而是带动其他的经济部门，并不断地使国家的技术水平更加接近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发展才有保障。一切都必须服从这个无论对无产阶级还是对农民来说都是至关紧要的目标。只有在工业获得了很大的发展的情况下，才能使工人得到较高的工资，使农民得到廉价的工业品。在很大程度上把对未来的指望建立在外国租让企业的基础上，这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我们根本不能让它们在我们的经济中起重要的、全面的作用，更不用说起领导作用了，否则就会损害我国工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因此我们的任务是要用税收、价格、信贷等方面的正确的政策，实现城镇和农村正确的积累分配，以便尽快地克服工农业之间的比例失调。
如果说农村中的那些上层能把去年的收获物隐藏到今年春天，从而造成了进口和出口的减少，使失业增加和零售价格上涨，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的经济和税收政策是错误的，它使富农有机会实行这种反对工农利益的方针。在这种情况下，正确的税收政策以及正确的价格政策，是社会主义经济管理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即使现在，聚积和集中在农村上层手中的几亿卢布，仍在加重高利贷者对贫苦农民的债务奴役。商人、经纪人以及投机者已经积聚了许多亿卢布，它们连本带利早已增加到了数十亿。必须更加坚决地运用税收的压力，以便从中挤出相当大部分的资金来支援工业，加强农业的信贷体系，并且在优惠的条件下通过提供机器和设备帮助农村中的最低阶层。在目前情况下，工业和农业之间的结合问题首先是工业化的问题。但是，党始终忧虑地看到，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关于工业化的决议，事实上正越来越被抛在一边，正如所有关于党内民主的决议已化为乌有一样。在这个关系到十月革命生死存亡的决定性问题上，党不愿意依靠那些官方的学习提纲生活下去，因为那些东西往往不是根据事业的利益而是根据派别斗争的利益搞出来的。党希望了解、思考和弄清事实，并且自己作出决定。然而，现在的制度妨碍它这样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党的文件的秘密流传、拉舍维奇“事件”以及其它问题才一一出现。
五、农村政策
在农业政策问题上，转而依靠农村中的上层阶层的危险愈来愈清晰地表现出来了。已经听到一些有影响的人物的呼声：他们公开主张把农业合作社的实际领导权交给“资力雄厚的”中农，他们还争辩说要使富农的存款得到充分的保密，要使那些漫不经心的或者是无能的负债者，也就是那些贫苦农民，卖掉他们最需要的工具等等。与中农联盟的方针日益被歪曲成与“殷实的”中农的联盟，而后者往往无非是富农。社会主义国家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通过建立合作社使贫苦农民摆脱没有出路的困境。社会主义国家资源不足这件事情本身，否定立即实行任何戏剧般的转变的可能性。但这并没有给人们以权力对实际情况视而不见，用要求贫苦农民克服他们依赖心理的报告去充塞贫苦农民的耳朵，而与此同时对富农却过分宽容。在我们党内日益常见的这种态度预示着一个危险，即会在我们和我们在农村的主要支柱——贫苦农民之间挖掘一条很深的鸿沟。只有在无产阶级和乡村贫苦农民之间建立一种牢不可破的联系，才能正确建立他们与中农之间的总的联盟，即由工人阶级领导的联盟。与此同时，事实是，去年十月关于组织乡村贫苦农民的决议，在我们各级地方组织的工作中至今没有贯彻；事实是，甚至在高级行政机关中，有人显然要想把农业合作社中的尽可能多的共产党员干部或贫农干部排挤出去，或代之以“资力雄厚”的中农；事实是，我们到处可以看到在贫农与中农联盟的幌子下贫农在政治上依附中农并通过中农依附富农的现象。
六、工人国家中的官僚主义弊病
我们国家国营工业中的工人数目还没有达到两百万，如果加上从事交通运输业的工人，总数还是不到三百万。而政府的工作人员、工会的工作人员、在合作社网中工作的人员以及所有其他的坐办公室的人员，他们数目决不少于三百万。这个统计的对比本身就证明官僚机构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巨大作用。显而易见，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就其社会成份和生活水平而言，在很大程度上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他们脱离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一方面接近生活舒适的知识分子，另一方面接近商人、土地出租者、富农和新资产阶级。
列宁曾多次谈到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的弊病，谈到在很多场合下工会必须保卫工人使之不受苏维埃国家的侵犯。但是恰好在这一方面，党的官僚沾染了一种最危险的自欺欺人的习气。莫洛托夫在莫斯科省第十四次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最生动地描述了这一点。[2]他说：“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工人的国家……，可是人们却送给我们一个公式，根据这个公式，更确切地说，是要使工人阶级更加靠近我们的国家……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应当给自己提出一个任务，使工人更加靠近我们的国家。可是，我们的这个国家如果不是工人的国家，那么它是谁的国家呢？难道它不是无产阶级的国家吗？怎样使他们更加靠近国家呢？就是说，怎样使工人自己更加靠近工人阶级呢？工人阶级不是掌握了政权，控制着国家吗？”
这些令人吃惊的话否认一个迫切的任务，这就是无产阶级先锋队要进行一场斗争，使国家机构真正在思想上和政治上服从它自己。这种观点与列宁的观点相距何止十万八千里！列宁在他最后几篇文章之一中写道，我们的国家机关“仅仅在外表上稍微粉饰了一下，而从其它方面来看，仍然是一些最典型的旧式国家机关”。[3]所以，一切真正严肃的而不是虚情假意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现在都被视为干扰、发牢骚和进行派别活动，这是很自然的。
七、党的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弊病
1920年，在列宁领导下的党代表会议认为必须宣布：不容许党的机关和个别同志不根据实际情况而根据任何其他考虑来动员党员群众。“不容许采取压制手段来对待那些对党所决定的某些问题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4]今天党的所作所为处处与那个决议相抵触。真正的纪律松弛了、削弱了，被代之以对机关中有权势人物的服从。在最困难时期党依靠的那些干部正在被大批地逐出干部队伍，被重新分配，被流放，被迫害，而且到处被代之以随便什么样的人，那些人没有经过考验，而补此不足的是他们具有绝对服从的本领。在党的制度中的这些严重的官僚主义弊病，正是把党所了解的的二十多年来一直是忠诚的守纪律的党员拉舍维奇和别连基同志打成被告的原因。对他们的起诉乃是对官僚主义弊病的起诉。
在布尔什维克党内一个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中央机构的重要性是无需解释的。如果没有这根结实的党的“脊梁骨”，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的。党的机关绝大部分是由忠诚的和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党员所组成的，这些人除了为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奋斗之外没有别的动机。在一种正确发挥作用的制度下，再加上适当地分配党的力量，这些党的工作者就将成功地实现党内民主。
八、官僚主义和普通工人的日常生活
官僚主义在党、经济、日常生活、文化等一切领域中沉重地打击工人。在过去几年中，党的社会成份确实改善了，但是同时还有一点也已经变得非常明显：增加党内工人的数目，甚至是增加来自车间的工人的数目，仅仅这一点并不能保证党避免官僚主义的弊病以及其他危险。事实上，在目前的制度下，普通党员所起的相对的作用极其微小，实际上往往等于零。
官僚主义体制的最坏的后果，就是它对于工农青年的生活施加影响的那套作法。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青年人没有以往阶级斗争的经验，只有通过独立地发挥自己进行思考、批判以及在实践中检验事物的能力，才能提高到布尔什维主义的水平。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曾多次告诫我们，对青年中的思想变化过程，必须特别谨慎和关心。但是，官僚主义的作法恰恰相反：它用虎钳钳制青年的发展，不让他们提出怀疑和问题，扼杀批评，一方面使青年缺乏信心和勇气，另一方面则培养他们的名利思想。
在过去的一个时期中，在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上层中，由于从年轻的和没有经验的人们中间提拔了大批新的官僚，名利思想已经发展到令人吃惊的程度。因此，一种倾向越来越严重，这就是：无产者，贫农和农业工人被逐出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领导岗位，代之而起的是知识分子和市侩，这些人更容易适应统治集团领导的需要，但是，他们与工人群众和较下层农民群众之间的距离非常遥远。就像在党内一样，为了保证在共产主义青年团内实行正确的无产阶级路线，必须把车轮的方向扭到民主化方面来，就是说，要创造条件使青年能工作、思考、批评、作决定并且在党的指引下达到革命的成熟性。
官僚主义制度像铁锈一样渗透到每个工厂和车间的生活中。假如说，党员事实上被剥夺了对于他们的区委、省委或是中央委员会进行批评的权利的话，那么，在工厂中他们就被剥夺了对他们的直接上级提出批评意见的机会。党员群众遭到威胁。一个行政官员，如果因为是一个“忠诚的人”而获得上级党组织的书记支持的话，那么，他就可以保证自己不受到来自下面的批评，即使管理得一蹋糊涂或者称王称霸，往往也不被追究责任。
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节约地使用国家资源的一个基本条件就是要由广大群众，首先是由工厂和车间的工人进行严格的监督。只要他们不能公开批评和反对不正当的行为和滥用权力的行为，由于害怕被称作“反对派分子”、“不满分子”或捣乱分子，或由于害怕被开除出党支部甚至工厂，而不敢指名道姓地揭露那些应负责任的领导人——只要他们做不到这一点，则争取“厉行节约”或提高生产率的斗争，就不可避免地会被纳入官僚主义的轨道，即往往损害工人的切身利益。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清。在制定工资率和劳动定额的问题上，拖拖拉拉、毛毛草草，使工人的生活更加困苦，这十之八九是对工人最基本的利益和生产本身采取官僚主义的漠不关心的态度的直接结果。这也可以认为是不能按期发放工资的原因，即把一件应当特别关心的事情置诸脑后。
那些上层人物大搞所谓过火行动的问题，是完全与压制批评联系在一起的。反对这些过火行动的通知写了很多。各级监委处理的“案子”并不少。但是，群众对于由官方进行的这种反对过火行动的斗争抱着不信任的态度。在这里，也只有一条出路：要让广大群众畅所欲言。现在这些迫切的问题在哪里讨论呢？不是在党的正式的会议上，而是在旁边，在各个角落里，偷偷摸摸地，担惊受怕地讨论。拉舍维奇等同志的事件正是由于这些不能令人容忍的条件而产生的。彻底解决这个案件的办法就是一定要改变这种情况。
九、为和平而斗争
在各国工人阶级兄弟般团结的基础上发展世界革命运动，是保障苏联不受侵犯，保障进行和平的社会主义建设机会的主要手段。但是，假使直接或间接地在工人群众中制造这样的希望，即似乎社会民主党人或阿姆斯特丹分子，特别是以托马斯、珀塞尔这样一些人为首的英国总委员会愿意或者能够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武装干涉等等的斗争，那么，这就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
这些英国妥协主义的领导人，在总罢工中这样无耻地背叛了自己的工人，现在，在煤矿工人罢工的问题上正在干他们的变节勾当，在战争威胁的时刻，他们甚至会更无耻地背叛英国无产阶级，同时也会背叛苏联和和平事业。列宁在对我国出席海牙会议的代表团的著名指示（1922年12月4日）中指出，只有在广大群众的心目中无情地揭露那些机会主义分子，才能在资产阶级企图再次挑起战争时，防止资产阶级乘工人们不备而进行突然袭击。列宁在论述在海牙的阿姆斯特丹“和平主义者”时写道：“最重要的是驳斥这样一种论调：似乎所有到会的人都是反对战争的，似乎他们都懂得战争怎样在而且一定会在一个最突然的时机到来，似乎他们都多少懂得一点反对战争的方法，都多少有点能力采取聪明的，可以达到目的的办法来反对战争。”[5]
列宁提醒全党要特别注意这样的事实，即“关于反战问题”，甚至在许多共产党人的讲话中也包含有“许多极端错误、极端轻率的声明”。列宁写道。“我认为，对于这种声明，特别是战后发表的这种声明，应当坚决表示反对，毫不留情地指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对他们的批评可以委婉一些（特别是在必要的时候），但是决不能缄默不言，因为轻率地对待反战问题是极坏的、绝对不能宽容的事情。”[6]
我们党和全世界无产阶级必须重温列宁的这些教导。一定要使所有的人知道，托马斯们，麦克唐纳们以及珀塞尔们不可能阻止帝国主义的进攻，就像策烈铁里们、唐恩们以及克伦斯基们过去未能阻止帝国主义的屠杀一样。
一个保卫苏联以及维护和平的最强有力的因素，就是日益强大的红军同我国以及全世界劳动群众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凡是加强工人阶级在国家中的作用，加强它同农业工人和贫农的联系，从而也加强一切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的措施，都会使苏维埃国家能更加可靠地对付进攻，都会加强和平事业。
十、共产国际
党的阶级路线的修改意味着党的国际路线的修改。所有新造的含糊不清的理论，如果把事情描绘成这样，即似乎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与欧洲和世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斗争的进展及结局毫无关系的话，都必须加以抛弃。各殖民地国家的人民正在为独立而斗争。我们大家都在同一条战线上进行战斗。这条战线的每一个地段上的每一支部队都一定要在能力许可的范围内作出最大的努力，而不要等待别人采取主动。在欧洲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以及东方反对帝国主义奴役斗争的密切配合下，社会主义将在我国取得胜利。共产国际以及它的政策方向的问题，是与它的内部制度，从而也是与向来作为共产国际的领导党的我们党的制度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党的任何偏颇，必然传播到共产国际的各国党中去。因此，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有责任从国际的角度对我们的路线进行一次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式的检验。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确认，必须使各外国的党更加独立地参加共产国际的领导工作。然而，此决议像其他许多决议一样，仍然是一纸空文。这并不是偶然的。只有在我们自己的党内有正常制度的时候，共产国际内部许多有激烈争论的问题才能通过正常的政治和组织途径加以解决。用生硬的方法解决有争论的问题，有日益削弱各国共产党的内部团结以及党与党之间的紧密联系的危险。在共产国际的舞台上，我们需要来一次决定性的转变——转到列宁制定的、在他的领导下被证明是正确的道路上来。
十一、关于派别活动
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前的两年中，存在一个由六名政治局成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古比雪夫同志组成的“七人”宗派集团。这个处于最高领导阶层的宗派集团背着党，事先决定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议事日程上的每一个问题；并且独自决定许多问题，根本没有把它们提交政治局讨论。这个集团根据派别原则决定党的人事安排，它的成员都受其派别内部纪律的约束。与古比雪夫一起参加“七人”集团活动的，恰恰是那些正在进行一场残酷的反对“派别”和“小集团”斗争的中央监察委员会的领导人，诸如雅罗斯拉夫斯基、扬松等。毋庸置疑，自从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以来，最高领导阶层中还存在一个类似的宗派集团。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哈尔科夫以及在其他一些重要的中心城市中，举行了一些秘密会议，这些会议都是由党的机关中一部分高级领导人组织的，——尽管他们控制了全部官方机构。这些由经过挑选的人员参加的会议，完全是派别性质的。他们可以阅读秘密文件。任何不属于这个派别的人，只要传递过这种文件，也要被开除出党。那种认为“多数派”不可能是一个派别的论调显然是荒谬的。讨论和正式通过决议应该由正常的党的机构来进行，不应该由一个占统治地位的派别背着正式机构事先决定所有的问题。这个占统治地位的派别有它自己的少数派，这个少数派把派别的纪律置于党的纪律之上。
这个派别组织的意图，就是不让党运用党章中规定的正常方法，改变党的机关的人员和政策。这个派别组织正在一天比一天更严重地威胁着党的团结。
人们对列宁逝世后所形成的党内制度的不满情绪日益加深，人们对政策中的一些偏颇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大，因此，出现反对派和产生激烈的争论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党的领导集团不是从已经表现出来的那些新的、比以往更为严重的事实中吸取教训，不是改正自己的政治路线，而是不断地加重自己的官僚主义错误。目前处于统治地位的派别的演变表明，毫无疑义，1923年的反对派的核心人物曾经警告背离无产阶级路线的行径的危险，以及那种日益增长的机关制度的威胁，是完全正确的。然而成十、成百名1923年反对派的领导人，其中包括许多老的工人布尔什维克，他们经受过斗争的锻炼，不屑于追求名利和阿谀奉承，尽管他们表现出极大的克制和服从纪律，但直到今天仍然被拒于党的工作大门之外。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后，对列宁格勒反对派核心人物采取的压制措施，不能不使我们党内最优秀的工人忧心忡忡，因为他们向来认为，列宁格勒的工人共产党员是最富有经验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在克服日益增长的富农危险之必要性已完全显示出来的时候，领导集团却采取了反对列宁格勒工人的先锋队的行动，而他们唯一的罪过就是对那种危险发出了警告。成百名最优秀的工人被逐出了列宁格勒，成千名列宁格勒党组织中最优秀、最积极的工人党员被用这种或那种借口调离了党的工作岗位。对每一个诚实的党员来说，这些列宁格勒的工人在政治上的正确性，总的说来现在已完全清楚了。
列宁格勒党组织所遭受的创伤只有通过彻底改变党内制度才能治愈。可是，如果事情继续按目前的情况发展下去，那么，毫无疑问，不仅仅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而且在其他的政治地区和中心，如顿巴斯、巴库、乌拉尔等地，也一定会实行新的镇压、清洗和流放。许多人也将因此而丧失生命。
背离列宁思想的倾向没有比一种企图表现得更为突出的了，这就是使用孟什维主义这个时髦的字眼来避免对党目前的方针的危险作出布尔什维克的估计。恰恰是党的领导阶层中那些思想上最僵化的人擅长玩弄这种手段。孟什维主义断定苏联不可避免地会发生资本主义的蜕化变质，它的全部分析都以工人阶级将与苏维埃国家决裂为出发点，就像社会革命党人指望“强大的”农民阶级会同苏维埃国家决裂一样。实际上，只有当工人阶级和苏维埃政权之间的裂痕会开始扩大时，作为资产阶级代理人的孟什维主义才有希望暂时死灰复燃。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首先，必须在这一裂痕刚刚出现时就注意它，而不能像官僚主义者们那样，对它熟视无睹，否认解决使苏维埃国家进一步靠拢工人阶级和农村贫苦农民的问题是极其必要的。粉饰现实；官方在总的经济问题上抱乐观主义，而在工资问题上抱悲观主义；不愿意正视富农同时反而博取富农的欢心；对贫苦农民关心不够；在工人阶级的中心实行特别粗暴的压制策略；拒不接受最近几次苏维埃选举的教训——所有这一切意味着不是在口头上而是真正直接地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影响大开绿灯。
认为对所谓反对派进行硬性报复就能扩大党内民主的想法，不过是赤裸裸的自欺欺人罢了。根据党的全部经验，党不可能再相信这种安慰性的传奇。硬性压制的结果是，正在出现新的裂痕和分歧，把更多的人解职，把更多的党员开除，而且对全党采取新的压制策略。这种制度将不可避免地使最高统治集团成为孤家寡人，使领导的威信降低，从而迫使它使用两倍、三倍的压制的手段来代替思想上的权威。党必须不惜任何代价终止这种毁灭性的做法！列宁的榜样表明，为党提供坚强的领导并不意味着窒息党。
十二、为了团结
丝毫不用怀疑，党完全有能力克服它所面临的一切困难。以为党在团结的道路上不可能找到出路的看法，纯系一派胡言。而且，只有在团结的道路上才能找到出路。但是，正因为如此，对待出现的问题必须采取关切的、诚实的布尔什维克的态度。我们不赞成那种“没完没了的”讨论，也反对那种“讨论热”。这种从上头强加于党的讨论极大地消耗了党的精力，这种讨论多半使党“变得耳聋”，使党很少受到教益或得到改善。
我们在此向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提议：让我们通过共同的努力在党内恢复一种制度，使得一切有争论的问题都能完全按照党的传统以及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感情和思想来加以解决。
只有在此基础上，才可能有党内民主。
只有在党内民主的基础上，才可能有健全的集体须导，没有其他道路可走。在沿着这条唯一正确的道路而开展的斗争和工作中，我们保证无条件地、完全彻底地支持中央委员会。
补充声明
根据6月24日政治局的决定而被列入目前正在举行的全体会议议事日程的所谓“拉舍维奇事件”的问题，根据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7月20日的决议，在最后一分钟突然变成了季诺维也夫同志的“事件”。我们认为，首先必须指出，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的决议草案中所提到的一切事实、报告和疑问，都是在六个星期前，当中央监寒委员会主席团传阅它的关于拉舍维奇等人“事件”的决议时，为大家所知道的。在那个文件中并没有提到季诺维也夫同志的名字。可是，最后的决议草案却非常清楚地表明，“所有的线”都牵到了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同志的身上。每个人都非常清楚，这个问题不是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而是由以斯大林同志为首的那派别集团决定的。
我们看到了要把一个计划贯彻到底的新阶段，这是一个早就策划好了而且一直在实行着的计划。最早作为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直接结果，消息非常灵通的一些党的干部，在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鼓励之下、相当广泛地进行了激烈的讨论，他们要求改组政治局，开除一些曾在列宁领导下担任领导工作的同志，由新的成员代替他们，这些新成员将组成拥护斯大林同志领导地位的可靠的基础。这个计划得到直接围绕在斯大林同志周围的那个紧密结合的集团的支持，但却遭到另一些根本不屑“反对派”的人们的坚决反对。毫无疑问，正因为如此，党的领导集团决定一步一步地执行这个计划，在这个运动的每个阶段利用一切合适的机会来实现这个计划。扩大政治局，同时把加米涅夫同志降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是这个彻底改组党的领导的预谋计划的第一步。把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同志留在政治局，保留加米涅夫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资格，其目的在于给全党造成这样一种印象：老的核心力量被保存下来了，从而减轻人们对于新组成的中央领导的能力和资格所抱的极度担心。早在十四次代表大会结束后的一个半月或两个月，在继续进行反对“新反对派”的同时，仿佛是按照同一个信号，在各地，首先是在莫斯科和哈尔科夫开始了反对托洛茨基同志斗争的一个新阶段。当时，莫斯科党组织的领导人在一些积极分子会议上公开说，下一个打击应该轮到托洛茨基同志了。一些根本不属于“反对派”之列的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表示不赞成莫斯科党组织领导人的说法。莫斯科党组织领导人后面站着中央委员会书记处，这一点对每个人来说并不是什么秘密。当时，在党内——不仅在莫斯科，而且在其他一些地方——人们到处都在议论托洛茨基同志即将被解除政治局委员职务的问题。
拉舍维奇同志的案件并没有给改组党的领导的基本计划增添任何实质性的新东西，但是，它却促使斯大林集团对贯彻这个计划的方式做了一些小小的改变。直到最近，这个计划是要把第一个打击指向托格茨基同志，而把季诺维也夫的问题拖到下一个阶段去解决，以便使党逐渐习惯于新的领导，在部分改变领导的每一个新阶段都使党面临一个既成的事实。但是，由于拉舍维奇、别连基等人同季诺维也夫同志关系密切，因此，他们的“事件”促使领导集团改变了计划的顺序，而把打击指向季诺维也夫同志。他们之所以在经过犹豫和阻扰之后才改变这一计划，显然是由于，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中央监察委员会关于拉舍维奇“事件”的最初决定根本没有提到季诺维也夫的问题，尽管在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新的决议草案中所列举的那个“案件”的全部成员，在第一次提出对拉舍维奇同志指控时就已出现了。要求把季诺维也夫同志开除出政治局的建议，是在最后一刻根据中央的斯大林集团的命令而提出来的，这是用新的斯大林主义的领导代替老的列宁主义党的领导这个过程中的一个步骤。
同过去一样，这个计划被逐步付诸实行。让托洛茨基同志仍暂时留在政治局，首先是为了使全党有可能相信季诺维也夫同志是由于真的被牵扯进了拉舍维奇事件而被撤换；其次是为了不至于由于多次采用突然袭击的方式而在党内引起过份的惊恐。但毫无疑问，在斯大林核心内部，托洛茨基同志的问题以及加米涅夫同志的问题早已定了，从这种意义上讲，就是说，要解除他们的领导职务，完成整个计划的这一部分，只是一个组织处理和寻找一些真实的或者杜撰的适当借口的问题。这里所涉及到的问题是彻底改变党的领导的问题。我们在拉舍维奇同志的事件被转变成季诺维也夫同志事件之前所写的主要声明中，已对这种改变的政治意义进行了详细的评述。
关于这方面的问题，还要补充的一点是：如果斯大林集团所策划的改组领导的计划被付诸实行了的话，那么，这种明显脱离列宁主义路线的倾向就会朝着极度猖獗的机会主义方向发展。列宁在那个被人们认为是他的遗嘱的文件中，清楚而准确地表述了他的思想，根据过去几年的经验，我们同列宁一样确信，斯大林及其集团的组织政策，由于进一步迫害党的重要干部和进一步脱离阶级路线，正在威胁着党。目前争论的问题是关系到党的领导、党的命运的问题。鉴于上面所谈到的一切，我们表示坚决反对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的极为有害的、宗派性的建议。
姆·巴卡也夫 尤·皮达可夫
格利兹金 伊·阿夫杰也夫
米·拉舍维奇 格·季诺维也夫
尼·穆拉洛夫 娜·克鲁普斯卡娅
安·彼得松 列·托洛茨基 克·索洛维约夫
列·加米涅夫 格·叶夫多斯莫夫 |
译自列夫·托洛茨基《左翼反对派的挑战（1926一1927）》
The Challenge of the Left Opposition (1926-27)
1980年纽约探路者出版社英文版第73一92页。
译者：唐亮，黄玉石，刘苏里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83年第2期
注释
[1]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分册第54页。
[2] 《真理报》1925年12月5日。
[3] 《列宁选集》第4卷第693页
[4]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分册第41页。
[5] 《列宁全集》第33卷第406—407页。
[6] 同上书第4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