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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的声明
（1926年7月11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6卷 №02796
我们恳请大家注意这样一些行为，首先是《真理报》编辑部的行为，他们曾多次重申，中央和党都不想挑起争论，但他们的实际做法却明显自相矛盾。布哈林同志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他的有关英俄委员会问题的报告，以极其歪曲的形式介绍了政治局内的不宜外传的辩论。布哈林同志虽未指名道姓，却想方设法让听众和读者明白，他到底在和谁进行辩论。向党员大会，尤其是向报刊披露政治局的辩论情况就是在进行争论，至少是想挑起争论。虽未指名道姓，但不是引章摘句就是种种“暗示”，伪装得也太幼稚、太不像样了，简直不值一提。无独有偶，捷尔任斯基同志（他在这场辩论中也出尔反尔）的讲话也把政治局内部的这场辩论广为传播，弄得国内人人皆知。
最后，《真理报》针对梅德维捷夫[1]同志大概在1924年初写的那封党并不知晓的信发表的编辑部评论，很明显表明他们极想引发一场争论或单方面进行争论，如果《真理报》评论援引的这封党并不知晓的信的文字属实的话，就得承认，这封信中的思想极其错误，应该加以谴责。但奇怪的是，《真理报》编辑部把这封信藏了两年多，现在才抛出来，并且附上一系列明显针对特定的几位政治局委员的政治诬陷，所以这除了要迫使这些委员参与政治争论外没有别的目的。同时《真理报》编辑部及一些实际上已开展争论的负责工作人员还不断声称，“党不想进行争论”。首先应该坚决彻底地谴责这些尝试，因为这样做是想让党身不由己地卷入争论，同时把挑起争论的责任推给形式上居少数的，并未挑起也不打算挑起争论狂热的那部分党员身上，因为他们希望半年来经济政治领域的雄辩事实会促使大多数党的现任领导人起来纠正党的方针。
因此，如果说《真理报》编辑部在争论问题上的做法严重背弃了它作为党中央机关报的职责即保证党的正常发展，不要引发争论震荡，那么《真理报》的行为，就其实质来看，就更加恶劣了。
两年多以前梅德维捷夫同志在党不知晓的那封信中是否谈到过加入阿姆斯特丹国际的问题，我们对此一无所知。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梅德维捷夫同志是在有限的读者圈里传播了绝对错误的思想。但《真理报》编辑部不可能不知道，去年底今年初加入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23个工会已修改了自己的章程，删除了其中有关它们隶属于红色工会国际的条款，代之以有关它们隶属于国际工会联合会的条款。由于国际工会联合会只有两个：红色工会国际和阿姆斯特丹黄色国际，因此在章程里以国际联合会取代红色工会国际，只能说明持这种主张的人正在为加入阿姆斯特丹国际作准备。我们认为，党中央机关报责无旁贷应捍卫工会的思想路线，不可能不知道章程中这些极其重要的修改，也不可能不了解修改的意义和目的。那么《真理报》在以阿姆斯特丹黄色国际取代红色工会国际一事上保持沉默，甚至这种做法被果断地指出后仍保持沉默，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呢？这里说的可不是个别同志一封反映其绝对错误意见的私人信件，而是印数达数百万份、应按照一定的方向教育千百万工人的正式章程。他们的这种做法自然使人们想到，《真理报》从档案库里抛出梅德维捷夫同志这封两年多以前背着党写的信是为了掩盖他们在原则上纵容工会领导人用阿姆斯特丹国际取代红色工会国际的错误。
《真理报》称，“决不能同阿姆斯特丹的叛徒们、麦克唐纳之流及考茨基之流联欢，同时也不要向施瓦尔茨、达林和阿布拉莫维奇[2]之流伸出手去。俄国的孟什维克究竟比他们‘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同道坏在哪里呢？”对于这个说法可以表示同意，不过它过于简单化，因为英国工会加入了阿姆斯特丹国际，因而是阿姆斯特丹派，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在一定的条件下和一定的基础上与之“联欢”，建立英俄委员会。有人说这样做的不是党而是工会，这种说法也于事无补，因为《真理报》自己也与阿姆斯特丹的叛徒们、与麦克唐纳之流、与考茨基之流及阿布拉莫维奇之流沆瀣一气了。人们得到的印象是，在揭露梅德维捷夫两年多以前写的那封无人知晓的信里的错误思想时，《真理报》是过于激进了。就是这个《真理报》却支持我们同阿姆斯特丹派中那部分刚刚背叛了总罢工的人联欢，因为无论《真理报》编辑部在这个问题上怎样诡辩，英俄委员会都是一个政治同盟，也就是与一些阿姆斯特丹分子特殊形式的联欢反对另一些阿姆斯特丹分子。总罢工的经验表明，总理事会在总罢工期间出于总罢工的种种目的不去与俄国工会结盟，还号召麦克唐纳和托马斯的议会党团代表来共同领导罢工。总理事会的此举表明，对于总罢工来说，把经济与政治、工会工作者与政治家对立起来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在背叛总罢工的过程中麦克唐纳以议员的身分出现，托马斯也是以议员和工联分子的身分出现，正如波赛尔和其他总理事会成员一样。要向群众解释，说我们不能和麦克唐纳建立任何联盟或签订任何协定，因为他是个地地道道的政客，而我们可以继续与齐特林维持英俄联盟，因为齐特林是工联分子，对波塞尔的叛变行为应从工会的角度，而不是政治角度去评价——搞这样的烦琐哲学，那就是要搞乱群众的思想，使共产主义思想彻底声誉扫地。
有人认为我们布尔什维克应留在英俄委员会里，因为总理事会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英国工人阶级发展的“一定阶段”的反映，这种说法更为荒唐（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这种提法集中反映了政治尾巴主义的全部实质。其实这种哲学就是说工人阶级该有什么领袖就有什么领袖，因此，反对领袖或与领袖决裂就是反对群众或与群众决裂。总理事会当然是英国工人阶级发展的一定阶段。但总罢工及对罢工的背叛行为却震撼了这一阶段。英国工人阶级的成分不是单一的，有些人就打算取消这个阶段。总理事会背叛总罢工后有这种打算的人就更多了。我们的任务并非是听天由命地去观察各个“阶段”，而是要以实际言行（在这一次则是要用榜样）来帮助英国工人阶级中最革命分子，对于他们来说总理事会不是一个阶段，而是他们前进道路上的障碍绊脚石和敌人。这就是不同于尾巴主义的列宁主义的提法。正是因为《真理报》编辑部在英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生死攸关的问题上栽了一个比谁都大的跟斗，它现在才在梅德维捷夫同志过去写的那封无人知晓的信里搜罗错误，叫嚣决不容许与阿姆斯特丹的叛徒们、与麦克唐纳之流和考茨基之流联欢。试问，工人群众会不会把这理解为要退出阿姆斯特丹工会联合会呢？这会不会是鼓励召回主义呢？如果不容许我们与阿姆斯特丹上层人物（这一回《真理报》把他们与麦克唐纳和考茨基之流的政策扯到了一起）结盟，是不是说也不容许工人留在阿姆斯特丹工会里。抑或《真理报》想对实际上是被迫加入历史上形成的工会和自愿同这些工会的领袖们（他们起的政治作用与麦克唐纳和考茨基起的政治作用一样）结成政治联盟这两种情况加以区别。可这样一来，《真理报》岂不是彻底揭露了布哈林同志那套烦琐哲学的理论了吗？正是布哈林的这些理论在英俄委员会破坏了总罢工之后，在煤矿工人罢工遭到暗中破坏之后仍主张保持英俄委员会。《真理报》越是在对工人运动的革命领导的这些基本问题上乱了套，人们就越会想到抨击梅德维捷夫过去写的那封无人知晓的信无非是要用种种谣言、暗示和叫嚣来迷惑党、蒙蔽党、给党的思想制造混乱，从而掩盖他们自己思想上的破产。
如果梅德维捷夫同志两年多以前真的说过要把我国工业整个或其主导部分租让出去，那么这种说法是根本错误的，应该予以谴责。我们不清楚《真理报》的报道在多大程度上是属实的（我们不得不声明，这种情况并非一贯如此），但至少现在（1926年7月）《真理报》应该能找到它认为应予抨击的意义更重要、分量更重、内容更新的事实。我们知道，农业人民委员斯米尔诺夫[3]同志曾正式建议要保证把农业合作社的领导权掌握在“生产上实力强的”中农手中，实际上是说把合作社从农村下层收过来再转交给农村上层以实施布哈林提出的“发财吧”的口号。我们知道，斯米尔诺夫同志曾建议要为农村上层的存款保密，好不让他们戴上富农的帽子，而我们的任务是及时弄清富农的周转额以便相应地收取他们应缴的税款。我们知道斯米尔诺夫同志曾建议修改现行立法以便可以出售不能如期偿债的人即贫农的最需要的农具。我们知道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选举条例已扩大了小资产阶级的选举权，减少无产阶级的选举权。我们知道苏维埃近期的改选结果表明，实行上述政策后，我们到底在向什么方向发展。苏维埃改选无疑以统计数字向我们发出了警告，如果继续执行这样的政策，无产阶级专政就要蜕化为小资产阶级局限性的王国。
《真理报》编辑部对斯米尔诺夫同志（农业人民委员）、农业合作社会领导人卡缅斯基同志的建议以及中央执行委员会条例等中表现出的种种倾向不置一词。相反，《真理报》编辑部却向中央委员会中那些及时提出警告、及时揭发和及时提出改变方针的同志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出于这一斗争的目的，《真理报》还从档案库里翻出了梅德维捷夫同志的那封无人知晓的信，从中引用了（引得对不对，我们不清楚）根本错误的观点并利用诡辩、烦琐哲学、暗示和谣言的手法试图把事情说成是，梅德维捷夫同志这些根本错误的观点与某些同志的观点有某些相似的地方，这些同志认为，“发财吧”这一门号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党内某些因索发展的一定“阶段”（不是向上的阶段，而是向下的阶段），这个口号与粮食人民委员的建议、与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与对工业化问题的态度、与对工资问题的立场有密切联系，这一口号与这些建议和批示等等构成一个虽尚未完全定形，尚未完全确定，但与布尔什维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体系。
我们还是可以毫不费力地对《真理报》编辑部的全篇评论逐行加以分析，揭穿它错误百出、装腔作势、空话连篇、一味诡辩的种种丑态。虽然这场争论明显是《真理报》编辑部通过暗示、造谣这种半遮半掩的手段一手挑起的，但我们仍认为，党不应追随《真理报》编辑部的做法，必须以认真负责的态度通过正常的途径来解决一些至为重要的问题，首先就是在即将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会上不要再干扰党，也不要用错误的方法把党卷入争论的狂热中去。
格·季诺维也夫
列·托洛茨基
1926年7月11日
[1] 梅德维捷夫，谢·巴·（1885〜1937）——1900年加入俄国社会主工党。1920-1922年任五金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后从事经济工作。
[2] 阿布拉莫维奇，拉·（1880～1963）——崩得领袖之一，1923年参与组织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任国际执行委员会常务局委员。
[3] 斯米尔诺夫，亚·彼·（1877〜1938）——1896年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十月革命后历任副内务人民委员、副粮食人民委员、农业人民委员，联共（布）中央书记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