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相关链接：关于反对派（拉狄克，1926年8月）
供宣传用的问题与答复
托洛茨基
（1926年9月）
说明：根据卡·拉狄克《关于反对派》一文写成。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9卷 №07948
1．说反对派想把党变成各种派别、集团等的大杂烩，对吗？
答：这种说法荒谬绝伦，纯属胡说八道。反对派主张加强因向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倾斜而遭到削弱的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只有通过统一和有战斗力的共产党才能实现。一个分裂为各个派别的党是不可能成为专政的工具的。所谓反对派维护各个派别和集团的种种论调都是出于派别利益而散布的谎言。
2．说党内的派别活动日趋严重并极具危险性，对吗？
答：对。拉舍维奇同志等的事件只不过是不断增长的危险的表现之一。反对派与统治集团的区别根本不在于反对派容忍派别活动或认为派别活动是党内的正常状况。但反对派不会认为派别的产生和发展是由于个别人的恶意所致。反对派认为，党内的官僚主义制度是派别活动产生的原因。
3．能否一下子消灭官僚主义？
答：当然不能。反对派根本不指望在这方面出现什么奇迹。但问题在于，官僚主义没有减少，相反却有了极大的增长。党内反对官僚主义的每一次重要尝试都引起上面的迫害，而这又促使人们走上派别活动和分离活动的道路。官僚主义越是反对派别，它所产生和滋养的派别就越多。
思想上的短视总是与官僚主义相伴而生。统治集团的领导者使自己越来越孤立，已经没有能力评价整个形势和预见明天，也不能给党以广泛的指示。整个政策成了舍本逐末和尾巴主义的政策。无论是谁，只要他试图总结困难，弄清困难之间的联系，对未来作出展望，都会使官僚主义保守主义者惶恐不安，并招来搞派别活动的指责。一种制度积累的经济困难和政治困难越多，它就会变得越让人难以容忍。
4．官僚主义和舍本逐末的基本原因是什么？
答；基本原因是背离了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党的基本群众是工人。党的传统是革命无产阶级的传统。背离阶级路线就必然要以机关官僚主义的方式将政策强加于人。
5．这是否意味着分裂或建立两个党是不可避免的或必然的？
答：绝对不是。把这种观点强加于反对派的企图是一种最不正当、最毒害人的斗争武器。应当用党内手段来反对背离阶级路线的做法。可以而且应当在统一的党的范围内纠正背离的做法。
6．背离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答：（1）不理解工业落后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所隐藏的危险；
（2）对工资、节约制度、失业、住房建设等问题采取官僚主义的态度；
（3）对农村的分化估计不足并掩饰富农的不断增长的作用；
（4）农业人民委员部、农业合作社和其他组织力图奉行依靠生产能力强的中农即实质上是富农的方针；
（5）对城乡小资产阶级的政治积极性比工人和贫雇农的积极性提高得还快所产生的危险不理解或估计不足；
（6）放宽选举条例和选举办法，以利于小资产阶级；
（7）美化苏维埃国家的现状，并否认苏维埃国家接近工人的必要性；
（8）美化新经济政策，掩饰和淡化新经济政策的矛盾，对资本主义倾向的比重估计过低；
（9）在国际工人运动问题上（英俄委员会、国民党等）有中派主义倾向；
（10）抱有极其错误和危险的希望，即希望与机会主义和背信弃义的领袖们的联盟能够有助于苏联的军事安全；
（11）力图脱离红色工会国际并加入阿姆斯特丹国际（工会章程作了相应的修改）；
（12）不是向右倾，而是同那些对右倾提出警告的人不断进行斗争；
（13）不仅把真正的极左分子，而且把所有主张拨正党的无产阶级路线的人都划为极左分子。
6．［原文序号如此。］说反对派的政策有破坏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结合的危险，这种说法对吗？
答：这种指责是完全错误的。现在对结合构成威胁的，一方面是工业的落后，另一方面是富农的增长。工业品的缺乏往农村和城市中间打进了一个楔子。富农开始将中央和贫农置于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影响之下，使他们同无产阶级对立起来。这一过程现在还刚刚开始。但对结合的威胁恰恰来自这里。对工业的落后和富农的增长估计过低破坏了对两个阶级的联盟即在我国条件下实行专政的基础的正确的、列宁主义的领导。
7．说反对派认为应当把国有工业租让给外国人，是这样吗？
答：这种论调是一种最卑劣的诬蔑。所以能够采取这样的手段，只是因为党被官僚主义扼住了脖子。
《真理报》断言，梅德维捷夫同志在其1924年1月所写的一封信中主张对大部分国有工业实行租让。梅德维捷夫同志两年半以前所写的这封信没有在任何地方发表过。谁也不知道这封信，因而无法判断《真理报》所讲的信的内容是否属实。但1923年的反对派和1925年的列宁格勒反对派与这封无人知晓的信有什么关系呢？
反对派认为，关于国有工业发展速度的问题对社会主义的命运具有决定意义。为此反对派要求改变税收体制和价格政策，重新编制预算。租让在我国的经济中只能而且应当处于受到严格限制和从属的地位。任何试图使租让的范围超出一定限度，即让外国资本对我国经济拥有主导性的或哪怕只是相当大的影响的做法，都是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公然背叛。
8．说反对派与阿姆斯特丹派结成了联盟，对吗？
答：这种论调与上一种论调同样荒谬，也是建立在梅德维捷夫同志那封无人知晓的信的基础之上。如果梅德维捷夫同志或我们党的其他某个党员表示反对红色工会国际而拥护阿姆斯特丹国际，那么反对派会再一次坚决而无情地谴责这种机会主义倾向，就像它曾经谴责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某些领导工作人员那样，当时这些领导工作人员背着党对我国几乎所有的工会章程进行了千篇一律的修改，即从章程中删去了“红色工会国际”并代之以“国际工会联合会”，这只能是意味着为加入阿姆斯特丹国际扫除障碍。
《真理报》试图嫁祸于人的做法，只有在党内批评自由和公开的党的思想工作遭到严重压制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
9．说反对派否认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对吗？
答：这种指责是错误的，是建立在对问题本身的错误提法之上的。在我们这个落后国家里光靠自己的力量要建成社会主义需要几十年。如果认为在这样长的时期内其他国家的资本主义将保持下去并得到发展，而我们却在这段时间内建成社会主义，这意味着否认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的联系，陷入不可容忍的民族局限性之中。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组成部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与全世界革命运动的胜利是不可分割的。反对派深信社会主义将在我国取得胜利，不是因为可以把我国从世界经济和世界革命中分离出来，而是因为无产阶级革命定会在全世界取得胜利。
背离无产阶级路线必然导致民族局限性，导致低估我国对世界经济的依赖和不可容忍地美化新经济政策。
10．说反对派是一个集团，对吗？
答：无疑，反对派变成一个集团的危险是存在的。这种危险产生和加剧的原因在于封闭的统治集团的政策和组织措施，这个集团越来越容不下批评、集体讨论、选举制和集体领导。
11．“多数派”能否变成一个集团？
答：能。现在的多数派已变成一个集团。多数派并不是某种由同一批成员组成的经常性组织。在一个生活于内部民主原则基础上的党内，新的问题产生新的组合和变动。多数派集团致力于把现存的多数派变成永久的多数派，不管其政治路线如何，也不管任务的变化或党内真正多数派观点的变化。多数派集团同党内民主制水火不相容。多数派集团是靠内部的秘密纪律维系在一起的，仅此一点就会歪曲真正的党的意志。多数派集团利用党的机关妨碍党以民主的方式确定谁是真正的多数派，谁是少数派。最有害的派别活动形式是直接负责全党的当权多数派的派别活动。
少数派别活动的危险来自多数派派别活动的事实。
12．说反对派威胁党的统一，对吗？
答：威胁党的统一的是封闭的多数派集团的存在，因为这个集团使党的政策背离了无产阶级路线并把所有为维护无产阶级路线和健全党的制度而斗争的人推向了反对派。
统治集团的领导人把党的统一理解为：“不许批评我们的政策，不许未经我们批准而提出新的任务和新的问题，不许真正提出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关于工业化、关于工资、关于农村贫民等问题。”在统治集团的领导人看来，反对领导集团错误的每一句话和每一个举动都是对党的统一的威胁。但这只是意味着领导集团不愿意实行党内民主制。
13．说反对派背离了列宁关于党的领导核心的观点，对吗？
答：不，不对。对的是完全相反的意见：现在的领导集团竭尽全力来消灭与列宁并肩工作中形成的老的领导核心。在列宁患病期间和列宁去世之后的今天，人们多次向党解释领导的继承性和连续性的重要性。过去的主要口号是：列宁主义的老近卫军万岁！人们向党解释说，领导经验是在多年的时间内逐步积累起来的，我们党的领导是同两次革命的经验密切联系着的，党在列宁的领导下走过了这两次革命的历程。
现在斯大林集团在这个问题上实行急剧的转折，用在创造性工作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实际工作者”等这样一些新的力量来对抗近卫军。这种对抗本身是放弃党的革命传统的一个步骤。这一倾向被反对流亡者、支持“土生土长的”本地人的极其反动的言论所掩盖。—国社会主义的理论完全符合在党的领导问题上的这种新的、局限于本国的、就事论事的提法。
14．只有“消灭”反对派，才能保证党内的统一和领导的一致，这种说法对吗？
答：不对，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官僚主义对党的压制必然蕴含着一次又一次的分裂。统治集团完全不是一致的。统治集团中有偏向富农、小资产阶级和一切庸俗习气的右倾；有与偏向小业主的倾向结成联盟，但又时常与这种倾向发生敌对冲突的工联主义倾向；有纯粹的机关工作人员，他们没有明确的政治方针，只是掩护右倾免遭反对派的批评；也有无数完全保持着无产阶级革命性，但还没有意识到党的政策和党的制度已发生变化的人。现在多数派集团领导人在同反对派的斗争中是通过机关把多数派团结起来的。如果一旦认定反对派“已被消灭”，那么向右滑的多数派集团会立即开始分化为新的派别集团，并由此产生一切后果。现在该集团上层内部已经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只是依靠集团纪律才把这些争论压制下去。可以防止这些争论发展为新的派别斗争的，不是消灭现在的反对派，相反，是认真对待反对派的批评，真正拨正党的路线并恢复党内民主和集体领导。
15．说反对派联盟类似于1913年的八月联盟，对吗？
答：这种对比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不能容忍的。八月联盟存在于布尔什维克党外并把自己同党对立起来。八月联盟的主要组成部分为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裂痕不断加深是不可改变的。
反对派是布尔什维克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管分歧有多严重，都可以而且一定会通过党内方式得到解决。想分裂或暗中策划分裂的只能是那些罪恶的派别分子、党的敌人和十月革命潜在掘墓人。谁把1923年和1925年的反对派联盟同八月联盟相提并论，谁就是在推动分裂，就是要使党认可这种思想。应当同这些以统一的词句为掩饰的分裂倾向进行无情的斗争。
然而，即使从一般政治的角度来看，也绝不能同八月联盟相提并论。在八月联盟时代布尔什维主义断绝了孟什维克奉行的指望六三体制长期稳定的方针，并提出了完整的口号。现在是谁奉行资本主义长期稳定的方针呢？是斯大林集团。是谁坚持事件革命发展的方针呢？是反对派。是谁奉行与最恶毒的革命运动的取消派妥协的方针呢？是主张保留英俄委员会的人。是谁敦促党和共产国际注意反对妥协路线的呢？是反对派。
廉价的历史对比毫无用处。应当研究反对派在无数文件和声明中所表达的真正观点。
16．为什么把反对派叫做联盟？
答：因为反对派是由两个主要派别组成的：1923年反对派和1925年反对派。联盟在政治中意味着同盟，有时则意味着暂时的同盟。可否把反对派看做由两个派别组成的暂时同盟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应当好好了解反对派联合的基础。如果反对派的两个派别在当前的个别实际问题上意见一致，那么联盟叫能只是暂时的同盟。而如果反对派是由于在苏联和国际发展的主要问题上观点一致而团结起来的，那么我们得到的就已不是联盟，而是巩固和可靠得多的党内思想团结。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之后，两个反对派派别的代表人物在一系列当前问题上观点一致，越来越接近。在四月全会上他们就经济问题提出了相同的决议。在这一时期两个反对派别的接近被称作联盟。但从那个时候起接近变得要深入得多。以两个派别为代表的反对派都作出了完全一致的回答，得出这样的回答不是由于妥协、相互让步等，而是由于共同的看法和根据近年来的经验而确定的共同的标准。所以，我们现在得到的已经不是一个联盟，而是一个统一的、思想上紧密一致和在争取党和国际的无产阶级路线的斗争中团结得愈益紧密的反对派。
17．说反对派想提高工业品的价格并通过这样的方式靠降低工人和农民的生活水平来发展工业，是这样吗？
答：不，不是这样。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一个最大祸害是批发价格和零售价格的剪刀差。这种剪刀差养肥了商人和投机倒把者，他们赚了数亿的卢布。国家按出厂价格出售商品，而农民和工人则按零售价格购买商品。近一年半以来我国的批发价格始终未变，但零售价格却大幅上扬。在许多情况下，可以在不提高零售价的情况下提高出厂价格，因为零售价取决于供求关系。任务在于把尽可能多的批零差价交到国家手里以发展工业，而无论如何不要提高零售价格。如果零售价格居高不下，批发价低廉对工人和农民来说毫无关系。提高出厂价格打击的是私人资本，而不是消费者。应当从这个方面寻求解决办法。
要是提高出厂价导致零售价上涨怎么办呢？应当谨慎行事，密切关注市场的变化。如果零售价随批发价开始上涨，应当停止行动。应当慎之又慎地摸索前进。国家得到的商业加价部分越多，工业发展得到的资金就越多，工业就能更充分地满足需求。这是降低零售价的惟一途径。这与农民和工人的利益紧密相连。
18．说反对派认为我们的国家不是工人国家，对吗？
答：不，不对。苏维埃国家是工人国家。我们的政府叫做工农政府，因为它是在无产阶级与农民联盟的基础上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无产阶级是统治阶级，它决定着国家的性质。但谁要是只说我们的国家是工人国家，那他只说对了一半。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居民片绝大多数的工人国家，它处于资本主义的包围之中，并且像列宁所说的那样，国家机关从旧沙皇机关那里接受了许多不好的东西。
我们的国家是工人国家，但（1）发生了严重的官僚主义畸变，（2）受到小资产阶级的影响和（3）处于外部资本主义的压力之下。谁要是忘记或避而不谈问题的这一方面，谁就是粉饰现实，就是说，他是一个官吏，而不是一个革命者。
列宁教导说，工会应当保护工人免遭白己的工人国家的损害（即保护工人免受工人国家官僚主义畸变、小资产阶级压力、资本主义压制等的损害），同时要为保护自己的工人国家免遭阶级敌人的危害而战斗到最后一滴血。否认国家的工人性质，即否认无产阶级专政，意味着滚到孟什维主义一边；否认或避而不谈官僚主义畸变和资产阶级影响，意味着充当官僚主义的辩护士和为国家的资产阶级蜕化开辟道路。
19．是否需要和是否可能让工人接近国家、让国家接近工人呢？
答：既需要，也可能，又应当。否认这一点意味着局限于问题的第一方面并抛弃同样重要的第二方面，许多官吏包括党内官吏实际上都持这种辩护立场。对官僚主义畸变、小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影响的任何批评都被他们说成是否定工人国家。他们从我们国家是工人国家的认定中得出结论说，工人不能也不应当要求这个国家接近自己。莫洛托夫同志在第十四次省党代表会议上最鲜明地和彻底地表述了这种官僚主义立场。他说：“我们的国家是工人国家……但是却有人向我们提出，说是最正确的说法应当是：使工人阶级更加接近我们的国家……怎么能这样说呢？我们应当提出使工人接近我们的国家的任务，那我们的国家是什么国家，——是谁的国家？难道不是工人的国家吗？难道不是无产阶级的国家吗？怎么可以使工人去接近国家，即要工人本身去接近掌握政权和管理国家的工人阶级呢？”（1925年12月13日《真理报》）。显而易见，这种观点完全否定了列宁关于我们国家的性质问题的提法——不是“笼统的”工人国家（没有这样的国家），而是处于目前历史条件下的目前的具体国家。
20．反对派想不顾一切地把农民的积累抽给工业，这种说法对吗？
答：这样提问题的目的无非是想搞乱人的思想和吓唬农民。这也是一种蛊惑煽动。既然我们的国家绝大多数居民都是农民，既然这个国家要发展自己的工业，那么就不能不把人民的即首先是农民的资金投入工业。全部问题在于，我们的国家在每个时期给工业投入多少资金；以便通过这种途径达到最正确地、对全国来说最合理地分配积累和全部资金。工业品荒和批零价格的巨大剪刀差表明，对工业商品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远远超过了供给。任何数字、结论，尤其是关于超工业化主义者的任何空话，都无法消除这个基本事实，这个事实表明，国内的积累在工业和非工业居民阶层之间的分配比例不当，由此产生了商品荒，从而养肥了私商并削弱了我国经济的社会主义成分。
农民从这种实物和货币积累中，即从农民无法换取其所需要的工业产品的积累中，能否得到好处呢？不能，农民由此得不到好处。在工业国有化和外贸垄断的情况下，农民本身已成为整个国家经济的股东，因此同正确而合理地分配国民经济积累以及农民积累休戚相关。对于农民来说，具有决定意义的不是他投入了多少卢布，而是他拿这些钱可以买多少东西。商品荒和价格的悬殊表明，如果农民投入国有工业的积累比现在多，国有工业将会给他绰绰有余的回报，即向他提供较便宜的商品，这样全体农民就会得到好处。
21．笼统地说从“农民”口袋里掏钱是否正确？
答：不，不正确。农民根本没有一个总的口袋。农民现在已经包括有经济力量各不同的各个阶层。据粗略计算，农民积累了大约4亿卢布的钱财。但这决不意味着每个人平均4卢布或每户20卢布。农民积累的分布极不平均。贫农一点儿积累也没有，相反地却负债累累。中农多少有些积累，但大多数积累在上层即最富裕的阶层手中。积累的主要部分在富农上层手里。粮食储备的情况也是如此：储存和积累粮食的是富裕农民。可见，这里说的不是从农民总的口袋（没有这样的口袋）里，而从富农和半富农阶层的积累中收取额外的资金给工业。这样取得资金将会给中农和贫农提供比较便宜的工业品。这对于农村的绝大多数人都是有利的。
22．说反对派是一个无原则的联盟，对吗？
答：不，不对。“无原则的联盟”——这是气急败坏的谩骂，而在政治中光是谩骂是不够的，应当分析问题的实质。
正确的说法是：现在的反对派由两个不同的派别即1923年反对派和1925年反对派组成，这两个派别之间过去进行过激烈的斗争。这一斗争的基本原因在于，两个派别中的每一个派别在看到党的政策愈来愈经常地偏离阶级路线后，都力图以自己的方式反对这种偏离。自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患病特别是去世之后，党内的官僚主义制度日渐巩固，不给人通过正常的民主方式拨正党的路线的机会。1923年反对派同1925年反对派一样，对反对机会主义倾向的斗争持不同的看法并且相互之间进行斗争，后来才根据经验确定了共同的原则立场。使这两个派别接近的是它们不愿对机会主义偏离置之不理，而要为了党的无产阶级路线同这些偏离现象进行斗争的共同心愿。相反，现在的统治集团却推行逐渐偏离阶级路线的政策，掩饰偏离，闭口不谈富农倾向，粉饰现实等等。就是这个代表小资产阶级倾向的政策，使两个反对派与统治集团对立起来，这两个反对派的出发点各不相同，而基本任务是一样的。
要对反派联盟有原则还是无原则作出评判，应当对这一联盟的提纲、建议、宣传进行研究。反对派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工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农村的分化作出了评价，并在这一基础之上提出了整套经济建议。统治集团在任何一经济领域内都没有表现出任何主动精神、任何创造力。它或是保守地坚持自己的错误，因而使错误越积越多，或是有时借用而且经常是不及时地、零敲碎打地借用反对派这样或那样一些建议。在政治方面，反对派联盟分析了小资产阶级对苏维埃合作社和其他社会组织的进攻。在党和国家方面，反对派联盟分析了日益严重的官僚主义及其深藏于领导集团政治路线偏差之中的原因。在国际工人运动方面，反对派联盟揭穿了一种旨在淡化把他们与阿姆斯特丹国际和第二国际分开的矛盾的倾向。反对派联盟以英俄委员会为例，逐步地揭穿了多数派领导的立场的无原则性，而且英国事态的进程每一次都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反对派所有主要预见是正确的。
如果认为并指望，经常提起反对派的两个派别过去的斗争就可以消除或削弱这样一个事实，即两个派别根据经验和思想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已经达成共同的、不断得到各种事实充实的原则立场，那么这是毫无益处的。
23．谁是真正无原则的？
答：真正无原则的是居领导地位的那个派别。执政派根本没有一条原则路线。实质上执政派是一个成分复杂的联盟，这个联盟不是靠思想立场，而是通过组织机钩的方式纠集到一起的。执政派中有，第一，十分露骨的富农倾向5第二，十分露骨的工联主义倾向，第三，没有思想的官僚主义分子，他们在每个具体关头都是根据派别斗争的进程来确定自己的立场的。这类官僚主义首领的主要作用是，他们在背地里劝说自己的“富农”和“工联主义”盟友不要过分向右转，以免给反对派以口实。实际上，机关“领袖们”一方面掩饰偏向小业主和工人上层的倾向，另一方面集中火力打击左派即无产阶级路线。
领导集团的代表人物不回答反对派的批评或反对派准确表述的建议，而把反对派不同意的或与其丝毫没有也不可能有共同之处的观点塞给反对派（为此目的专门从档案中翻出梅德维捷夫同志的一封旧信，奥索夫斯基同志的信等等）。《真理报》和所有掌握在领导集团手中的出版物拒不正视反对派的有原则的文件，不让党知道这些文件，把从各处胡乱摘录的文件和引文塞给反对派，避而不谈执政集团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比梅德维捷夫同志和奥索夫斯基同志这样或那样的声明错误和危险得多的声明和行为。统治集团的无原则性在这种“思想”斗争方法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思想上极其有害的表现。
24．说反对派得到国际孟什维主义的赞赏，对吗？
答：在个别情况下不乏赞美之调，但对反对派的纲领国际孟什维主义却持理所当然的敌视态度。孟什维克何时和因何夸反对派呢？在个别情况下因为批评我们制度的缺点而夸它。当反对派指出不断增长的官僚主义、党内的压制、对工人的需要关心不够时，孟什维克总是幸灾乐祸地附和这种批评。这方面没有任何新东西。孟什维克和资产阶级报刊不止一次兴高采烈地摘引列宁关于我们的病症和缺点的指示。当列宁指出“我们的国家机关……在很大程度上是旧事物的残余，极少有重大的改变”时，孟什维克高兴得喘不上气来。敌人过去和将来都试图从我们的自我批评中为自己捞取资本。但这决不能成为拒绝公开而勇敢的自我批评的理由。
孟什维克的夸奖还有一个原因。布哈林领导的《真理报》肆无忌惮地歪曲反对派的观点。反对派的决议、声明和其他文件得不到发表。由于布哈林把别人的观点塞给反对派并歪曲反对派自己的观点，总想使反对派接近孟什维克，所以孟什维克在个别情况下信以为真就毫不奇怪了。让人感到惊讶的倒是，国际孟什维主义凭着准确无误的阶级嗅觉，对反对派的革命共产主义路线持这种敌视态度。
资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报刊的情况更是如此。现在已经可以说，资产阶级舆论通常都认为执政派的政策更温和，更现实，更冷静，更能保证苏联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合作。相反世界资产阶级报刊把反对派说成是共产主义乌托邦的代表。就这个问题写了成千上万篇文章的既有资产阶级出版物，也有社会民主党的出版物。
可见，对于上面的问题可以这样回答：孟什维克有时夸奖反对派是因为其批评；资产阶级报刊夸奖统治集团通常是因为其政策。
列·托洛茨基
1926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