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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的发言

托洛茨基

（1926年11月1日）


　　《托洛茨基读本》编者按：1925年一年间，托洛茨基对党内斗争作壁上观，看“三驾马车”的分裂和斗争。1926年春，托洛茨基开始同“三驾马车”中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诺夫的“新反对派”结盟，组成“联合反对派”，或称“托季联盟”，在内政外交和国际革命问题上同斯大林派展开争论。1926年10－11月，联共（布）召开第十五次代表大会，11月1日斯大林在会上作了《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报告，当天托洛茨基在会上发言作答。11月3日斯大林作报告的结论，继续批判托洛茨基等人。
　　1924年底，斯大林修改了《论列宁主义基础》中关于单独一国不能“组织社会主义生产”、不能“取得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的提法，引发了最高层的异议。以后的争论就不断地围绕这个问题展开，进而涉及内政外交以至世界革命的一系列问题。读者从当时的讲话和文章中不难看出，那时的批判和反批判实际上是在“打语录战”。这里的一个问题是谁的说法符合或者接近列宁的观点。不过今天回顾这场争论，更重要的是通过历史实践的检验，看看何种主张比较符合苏联的实际，能够解决苏联所面临的问题，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至于给托洛茨基的观点戴上“社会民主主义”的帽子，显然是不伦不类的。稍晚，托洛茨基还有一个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的发言，可以作为补充。


　　同志们！决议案指责反对派（包括我在内）有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我打算把最近时期即与“反对派联盟”这个名称有关的时期内我们（中央的少数）和中央的多数发生分歧的争论问题再一次逐个地进行分析。我应该肯定说，这些争论问题和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提供可以指责我们有“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任何根据。
　　同志们，我们争论的问题首先是我们在目前时期、目前阶段遇到什么危险，是我们国营工业落后的危险，还是冒进的危险。反对派（包括我在内）证明，我们面临的现实危险是国营工业落后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危险。我们多次指出，由于在国民收入分配方面所执行的政策而造成的比例失调，有进一步加剧的危险。人们不知为什么把这叫作“悲观情绪”。同志们，算术是既不知道悲观，也不知道乐观的。经济统计既不知道乐观和悲观，也不知道缺乏信心和投降精神。数字就是数字。如果你们拿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控制数字来看，这些数字说明，上半年的比例失调，或者确切些说，工业品脱销达3.8亿卢布，本年度达5亿卢布，这就是说，按照国家工业委员会初步的控制数字，比例失调增长了25％。李可夫[1]同志在自己的提纲中说，可以指望（暂且还只是指望）本年度不会再增加比例失调了。但是这个“指望”从何而来呢？原来是来自收成比我们所指望的更坏。如果沿着我们批评家的错误道路走下去，我可以说，李可夫同志在自己的提纲中实际上是欢迎恶劣的收割条件来摧残我们不坏的收成，因为收成越多，比例失调就更大。（李可夫即席插话：“我是另一个意思。”）但是数字本身说明问题。（插话：“为什么你们对李可夫报告不发言？”）加米涅夫同志在这里解释了我们不发言的原因。因为对这个专门的经济报告，除了我们在四月全会上发表的意见，我不能补充任何修正案和论据。我和其他同志们在四月全会上所提出的修正案和提议，现在仍然完全有效。但是从4月以来的经济经验，显然还太少，使我们不能指望在当前阶段说服代表会议的代表同志们。而重新进行还没有受过经济生活进程检验的那些新争论，也只是徒然使气氛紧张而已。如果新的经验使那些问题在数字上受到检验，它们就更易于为党接受，因为客观的经济经验检查意见分歧，不是看数字乐观或者悲观，而是看它们是否正确。我认为，我们对比例失调的估计是正确的。
　　我们还争论了工业化的速度。有人（我也是其中之一）指出：现在速度不快，而正是由于工业化速度不快，才使农村分化过程显得特别重要。富农正在抬头，或者说，贫农在农村所占的比重正在减少（还是同一件事的另一个方面），这里自然也没有什么可怕的。这是过渡时期的严重现象，病态现象。“害怕”当然没有任何理由。但是应当正确估量它们。我也认为，在工业落后即在比例失调加剧的情况下，农村分化可以成为危险的现象。反对派曾经说过，我们必须逐年减少比例失调。同志们，这里我看不出任何社会民主主义的东西。
　　我们坚决主张农村的分化要求对农村各阶层采取更灵活的政策，减轻下中农的税负，并对富农尤其是对富农和商业资本的结合施加更大的压力。我们主张免除贫农40％的税。我们对不对呢？我认为对，你们认为不对。但是，这里会有什么社会民主主义的东西，我从未想到。（笑声）
　　我们说过，在工业落后的情况下，农村分化的增长就必须在政治方面有加倍的保证，就是说，我们决不能容忍扩大富农、雇主、剥削者，哪怕是小剥削者的选举权。我们曾就扩大小资产者选举权的著名指令发出过警报，这对不对呢？你们会说，我们这个警报是“夸大其词”。就算是这样。但我在这里看不出任何“社会民主主义”的东西。
　　我们曾要求、坚持和主张坚决谴责同“生产实力强大的中农”搞农业合作社的方针，因为这种称呼通常就是指富农。我们主张谴责信用合作社面向农村上层的“小变动”（这是政治局报告中用的字眼）。同志们，我不知道这里有什么“社会民主主义”的东西。
　　在工资问题上有过意见分歧。分歧的实质在于，我们过去和现在都认为，在我国工业和经济发展的现阶段上，在其已经达到的水平上，不应当这样来提出工资问题：工人必须先提高劳动生产率，然后才会导致工资的提高。而应当相反：工资的提高（尽管较少）应当成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前提。（插话：“用什么资金？”）不论是对，还是不对，但这里没有任何“社会民主主义”的东西。
　　我们曾把你们所知道的党内生活现象和官僚主义的滋长联系起来。我想，这里也没有任何“社会民主主义”的东西。
　　其次，我们曾反对过高估计稳定局面的经济因素和过低估计它的政治因素。例如，如果问，英国现在的经济稳定情况究竟怎样呢？显然，英国正在破产，它有入超，对外贸易正在减少，生产正在下降。这就是英国的经济“稳定”。而资产阶级的英国靠什么来维持呢？不是靠鲍尔温[2]，甚至不是靠托马斯[3]，而是靠柏塞尔[4]。柏塞尔主义是英国目前“稳定”的另一种说法。因此我们认为，在举行总罢工的工人群众面前，直接或间接支持柏塞尔是根本不正确的。因此我们要求取消英俄委员会[5]。我在这里看不出任何“社会民主主义”的东西。
　　我们曾坚持重新修订我们工会的章程，关于这点我在中央已经报告过了，“工会国际”[6]去年在章程中被删去了，而代之以“国际工会联合会”，即使按照最善良的愿望，它也只能被理解为“阿姆斯特丹”[7]，而不能有别的理解。我满意地指出，现在对去年的修订作了修订，“工会国际”又重新写入了我们工会的章程，它不能不受到欢迎。但为什么说我们在这方面产生过的不安是社会民主主义呢？同志们，我怎么也无法理解。（笑声）
　　我想——当然只是扼要地——列举一下最近时期所发生的意见分歧的要点。这些分歧是由于我们对党和工人国家的阶级路线在长期的新经济政策和国际资本主义包围的环境中受到的威胁理解不同而引起的。同志们，从这些意见分歧中，从我们在这些意见分歧中所坚持的立场中，无论用怎样复杂的逻辑方法，甚至用烦琐哲学的方法都找不出社会民主主义的倾向。正因为如此，这就需要从现实的意见分歧——在我国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的目前阶段所产生的实际而又严重的分歧——回溯很远，从一般对“我国革命性质”的理解中去探索意见分歧。即不是从对当前的革命阶段，对当前的具体任务的理解中，而是从对革命的性质，或者如提纲所说，从对“革命本身”、对“其本质”的理解中去探索意见分歧。德国人在这种场合的说法是：an sich und fur sich（自在与自为），这是一个有名的形而上学术语，就是说，革命与它的周围世界没有实际联系，与革命的今天和明天没有关系，而是一种产生万物的“本质”。瞧，在这个关于“本质”的问题上，我在革命的第九年竟成了否认我国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的罪人。罪名不大不小！同志们，关于这一点，我是第一次从这个决议中知道的。我觉得，如果同志们由于某种原因认为必须引用我文章中的话来写决议，那么至少应当引用我就我国革命性质问题所写的主要著作，可是建立原罪的理论（“托洛茨基主义”）的决议的主要部分，却引用了我在1917－1922年所写的文章中的话。同志们，请原谅，不从实质上谈问题，却引证某时某地写的某些话，这是令人非常扫兴的。但是，既然在决议中为了论证“社会民主主义倾向”而摘引了我著作中的很多话，我就不得不作出必要的答复。我受党的委托在1920年写了《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一书来反对考茨基，反对考茨基认为我国革命是非无产阶级革命、非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这本书曾经通过共产国际在国内外大量出版。本书得到最亲近的同志（包括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决非敌意的评价。而决议没有引用这本书。我在1922年受政治局委托写了《帝国主义与革命之间》一书。在这本书里，我根据格鲁吉亚的局部经验重新研究了——通过同在格鲁吉亚问题上攻击我们的国际社会民主党进行论战——无产阶级革命（这种革命有权不仅打破小资产阶级的偏见，而且有权破坏它的机构）的基本问题。这也没有引用。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我受中央的委托作了报告，报告的中心是说：我们进入了一个不稳定的平衡时期。我和布哈林[8]同志发生了争论。他当时认为我们在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胜利以前，将不断地经过一系列的革命和危机，不会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稳定”。当时布哈林同志曾指责我右倾（也许还有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我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完全同意下，为我提出的提纲进行辩护。提纲的精神是，尽管革命延期，我们如果壮大我国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就能度过这个阶段。在1922年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我受中央的委托，作了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报告，是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以后作的。我论证了什么呢？我证明说，新经济政策只不过是改变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和方法。不引用我受党的委托从1920年到1922年论述我国革命性质的这些著作（不管好坏，但这些是主要著作），却从这个时期的一篇序言和另一篇跋中摘引两三行，抓住个别词句不放。我再说一次，没有一句话是从主要著作中引来的。根据这4段引文（1917－1922年）就定下了我否定我国革命社会主义性质的罪名。定罪之后，就把其他一切，甚至1925年的反对派都罗列在这一罪名、这一原罪之下。加速工业化的要求和增加对富农正税的建议以后都是出自这4段引文。（插话：“不要成立派别。”）
　　同志们，我珍惜你们的时间，但是，为了反驳决议强加于我的罪名，我还是应该举出几段引文，——我本来可以举出几百条来。首先我请大家主义，制造原罪的理论所根据的4段引文都是引自我在1917年至1922年写的著作。在此以后，我是否认为我国的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却一概不提，无人知道。现在，在1926年底，为了说明所谓反对派在主要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上的目前观点，竟摘引我个人在1917至1922年为止的著作，而且，再说一遍，这不是主要著作，而是出于完全偶然的原因所写成的著作。同志们，现在回头来谈这些引文，我要对每一条引文都作出回答。但请允许我先从这一时期的著作中举出几段更重要的话。
　　例如，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我在1921年10月28日莫斯科市工会代表会议上就说过：“我们现在改变我们的经济政策是寄希望于我国经济更长远的发展。我们考虑到，欧洲革命尽管正在成长壮大，但比我们所预料的发展要缓慢得多。资产阶级更加巩固了。在仍然受到资本包围的我国，我们不得不承认要更缓慢地向社会主义过渡。我们应当把自己地力量集中在装备最好的大企业上。此外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农村中的粮食税，出租企业的增多，所有这一切都在为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的积累和新资产阶级的产生创造条件。但与此同时，社会主义经济将在大工业更狭窄、但更巩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
　　同年11月10日我在索科里尼奇区党员大会上说过：“我们现在情况怎样呢？我们现在处于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之中，第一、在一个国家的基地上，第二、在一个经济文化最落后的国家的基地上，并且处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四面包围之中。”
　　我作了什么结论呢？主张投降吗？请看我的主张：“我们的任务是要使社会主义证明自己的优越性⋯⋯农民将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有无优越性的裁判员。我们要在农民市场上与资本主义竞争⋯⋯
　　“现在我们有什么根据来树立胜利的信心呢？根据很多。国际形势，共产党的发展，我们完全保持了政权，我们只在我们认为需要的范围内才开放自由贸易，这都是根据。”
　　同志们，这都是在1921年说的话，而不是在1926年。
　　我在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曾说（这是专门反对奥托·鲍威尔[9]的报告，如今却突然要把我和他等同看待）：“我们在市场基础上进行经济斗争的最重要手段是国家政权。只有改良主义的笨蛋才不了解这种工具的意义。资产阶级却很懂得。它的全部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
　　“无产阶级掌握的另一种工具是国家最重要的生产力：全部经济运输业、全部采矿工业、绝大多数加工企业都由工人阶级直接经营管理。
　　“土地也属于工人阶级，即属于工人国家，农民每年为此缴纳几亿普特的实物税。
　　“工人政权控制着国界：外国商品，一般外国资本只能在工人国家认为适当和许可的范围内流入国内。
　　“这些就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工具和手段。”
　　我在1923年出版的《生活问题》一书中，曾就这个问题说过：“工人阶级通过以前的斗争取得了什么和保证了什么？
　　“一、无产阶级专政（通过共产党领导的工农国家）。
　　“二、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物质支柱的红军。
　　“三、一切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否则无产阶级专政就会是没有内容的空洞形式。
　　“四、对外贸易垄断制，这是在资本主义包围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必要条件。
　　“这4个牢固地争取到手的因素是我们全部工作的钢铁结构。正是由于这个钢铁结构，我们每一个经济和文化的成就（如果这是真实的成就，而不是虚假的成就）就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必要的组成因素。”接着，该书还有更明确和更尖锐的提法。书中说道：“革命的变革对于俄国无产阶级越是容易（当然是相对的），社会主义建设就越困难。但是，以4个基本因素（见上文）为特征，并受过革命锻炼的我国新社会制度的结构，却使经济和文化领域的一切善意的和理智的努力在客观上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在资产阶级制度下，工人使资产阶级发财，而且劳动得愈好，资产阶级就愈是大发其财，尽管工人不愿意和不想这样做。在苏维埃国家中，一个善良的好工人即使没有想到，或不关心（如果他是非党群众或者不问政治），他却正在完成社会主义的工作，增加工人阶级的资金。十月革命的意义正在这里，新经济政策丝毫没有改变这种意义。”
　　我还可以尽量增加引文，因为我对我国革命没有做过别的解释，也不可能做别的解释。但我还是仅限于摘引斯大林同志引用过的那本书（《走向社会主义还是走向资本主义？》）。它最初是在1925年发表的，作为小品文刊登在《真理报》上，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从来没有向我指出过书里有什么关于我国革命性质的异端思想。这本书在今年出了第二版，并由共产国际译成多种外国文字。我以前没有听说这本书对于我国经济发展作了不正确的描述。斯大林同志随意看了两三行，就说“不明确”。因此我不得不再往下念，以说明这是完全明确的。
　　首先请看序言，它专门批判了资产阶级的批评家和社会民主党的批评家，首先是批评考茨基和奥托·鲍威尔，这里说：“（敌人关于我国经济的）评论有两个方面：第一、说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就是使国家破产；第二、说我们发展生产力实际上是走向资本主义。第一种批评是纯粹的资产阶级思想。第二种批评具有社会民主主义的特色，即改头换面的资产阶级思想。”
　　我希望本书能向没有成见的读者表明，无论公开的大资产阶级分子，还是自封为社会主义者的小资产阶级分子都在说谎。当他们说布尔什维克使俄国破了产，这是说谎⋯⋯ 当他们说生产力在朝着资本主义方向发展，这是说谎。在工业、运输业、商业和财政信用系统方面，国营经济在全国整个经济中的作用并没有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缩小，相反却在增大。数字和事实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农业问题要复杂得多。这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一点也不感到突然。从分散的农民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耕作制，只有通过在技术上、经济上和文化上采取一系列循序渐进的步骤才有可能。这种过渡的基本条件，就是要使政权保持在竭力想领导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的阶级手中，这个阶级越来越善于通过国营工业来影响农民，提高农业技术，从而为农业集体化创造前提。”
　　批评反对派的决议说，托洛茨基的观点很接近鲍威尔的观点，因为鲍威尔说过，“在无产阶级仅占全国人口极少数的俄国，无产阶级只能暂时建立自己的统治”，“只要全国农民群众在文化方面成熟到足以把政权夺到自己手中，无产阶级就必然会重新丧失自己的统治”。首先，同志们，怎么能够设想我们中间竟有人会想出这样庸俗的问题提法？“当农民群众在文化方面成熟”，这个提法是什么意思呢？这是指什么呢？所谓“文化方面”，怎样理解呢？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独立的农民文化是没有的，农民只能或者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或者在资产阶级领导下达到文化方面的成熟。农民的文化发展只有这两种可能。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认为，“文化上成熟的”农民会抛开无产阶级，独立掌握政权，这就是最粗陋、最庸俗的偏见。我们从列宁所阐明的两次革命的经验中深知，如果农民与无产阶级发生冲突，推开它的政权，那么农民只能成为（经过波拿巴主义[10]）资产阶级的桥梁。不可能有一种建立在既非无产阶级、又非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基础上的独立的农民国家。可见，鲍威尔的全部说法都是极其鄙俗的市侩见解。
　　说什么我们不相信社会主义建设，而且还指责我们进行正是“掠夺”农民（不是富农，而是农民！）的鼓动。
　　同志们，我认为这根本不是我们词典中的用词，因为共产主义者不可能建议工人国家“掠夺”农民，而这里说的正是农民。如果说，建议免除贫农40％的税并把它转加到富农身上，这有可能正确或不正确，但这绝对不是掠夺农民。
　　我要问你们，如果说我们不相信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或者（尤其是说我）主张消极等待欧洲的革命，我希望对我说明：那我们为什么主张“掠夺”农民呢？为了什么目的呢？这是无法理解的。我们认为，工业化——社会主义的基础——发展太慢，这是打击农民。比方说，如果农民收成的商品部分比去年提高20％（我假设的），但如果谷物的售价下降8％，而各种工业品的价格像过去一样，提高16％，那么农民的收入就会恶化，还不如歉收和工业品廉价零售的时候。加速工业化，尤其是通过对富农征收更高的税额，将提供大量降低零售价格的商品，这既有利于工人，也有利于大多数农民。
　　你们可以对此不同意。但谁也不能否认，这里说的是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一套看法。你们怎么能说我们“不相信社会主义发展的可能，而要求掠夺农民呢？”什么原因？为了什么？谁也说不清。我肯定，这是无法解释的。有一些事情是无法解释的。例如：我曾问过不止一次，为什么解散英俄委员会就是号召退出工会？而为什么不参加阿姆斯特丹就不是号召工人不参加阿姆斯特丹工会呢？（喊声：“会对你们说清的。”）我至今没有得到对这个问题的答复，将来也得不到。（喊声：“会得到的。”）对于怎么可能不相信社会主义建设，为什么力图“掠夺”农民的问题我也将永远得不到回答。
　　在同一本书（《走向社会主义还是走向资本主义？》）中还详细谈到，正确分配国民收入之所以重要，正是因为我们的经济发展观在处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倾向的斗争之中。“斗争的结局将取决于两种倾向发展的速度。换句话说，这就意味着，如果国营工业发展速度比农业慢，而农业又越来越快地分化出两个完全对立的集团：上面是资本主义农场主，下面是无产者，那么这种过程自然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但是，让我们的敌人去试着证明这个前途是不可避免的吧。即使他们比可怜虫考茨基办事娴熟，也会碰得焦头烂额的。然而，上述前途是否能够排除呢？从理论上说是不能排除的。如果执政党在政治方面和经济方面连犯错误，从而阻碍了目前大有希望的工业的增长，如果党放弃对农村政治经济过程的监督，那么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就会失败。然而我们决不打算根据这些前提来作出我们的预测。在1918年11月9日以后，考茨基和他的朋友们曾经出色地教会国际无产阶级怎样丢掉政权，怎样断送无产阶级的胜利果实，怎样为资本主义效劳。这里就无须多说了。我们的任务、我们的目的、我们的方法是不同的。我们想要表明，怎样保持和巩固已经取得的政权，怎样以社会主义的经济内容充实无产阶级的国家形式。”本书的全部内容，（插话：“关于合作社只字未提。”）——也谈了合作社，——书的全部内容是专门论述怎样以社会主义内容充实苏维埃国家形式这个题目。有人可能会说（已有这种苗头）：“是的，当处在恢复过程中，工业发展速度达35％至45％的时候，你认为我们是在走向社会主义，但当我们遇到固定资本危机的时候，你在恢复和扩大固定资本困难面前就表现得所谓‘惊慌失措’。”
　　我不能全部引证《发展速度及其物质限度和条件》这一节（第43页及以后各页）。这里指出了我们比资本主义优越的4个因素，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我们对资本主义的全部优越性如果得到正确的利用，就能在最近几年内使工业增长率比战前的6％提高两倍、三倍，甚至更多。”
　　如果我没有记错，今年我国工业的增长率为18％。固然，这里还包括恢复的因素。但是不管怎样，我在一年半以前用作例证而提出的粗略统计数字和我们今年的实际速度非常接近。
　　你们问：那么决议中引用的这些惊人言论又作何解释呢，——我应该作出答复。但首先我要再说一遍，我在1917—1922关于革命性质所写的主要著作，一本也没有引用。而我在1922年以后，在去年和今年写的东西，却被蒙上了一块奇怪的幕布，引了4段话。斯大林同志在报告中详细谈到了这几段话，决议也说到了，所以请你们允许我也来谈谈。
　　“工人运动在民主革命中取得胜利。资产阶级变成反革命势力。在农民中，整个富农阶层和很大一部分中农也‘聪明起来’，安静下来，转到反革命方面去，以便从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夺走政权⋯⋯如果没有欧洲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对俄国无产阶级的支持，那么这个斗争对于孤军作战的俄国无产阶级，几乎是毫无希望的，而且必然要遭到失败⋯⋯”[11]
　　同志们，我很担心，如果有人说，这段话是托洛茨基主义的毒果，很多人都会相信。但这段话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的。
　　在《列宁文集》第5卷中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1905年底构思的小册子笔记。那里描绘了一个前景：工人在民主革命中取得胜利，富裕农民和相当大的一部分中农转到反革命方面。顺便说一句，在《布尔什维克》杂志最近一期第68页上引了这一段话，令人遗憾的是，虽然用了引号，却作粗暴的歪曲：干脆删去了提到大多数中农的话。我建议把《列宁文集》第5卷第451页和最近《布尔什维克》杂志第19－20期第68页对照一下。
　　我可以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著作中举出几十段这样的话：第6卷第398页，第9卷（我没有时间来念，谁想核对，可查记录）第410页，第7卷第1册第192页。
　　我还要再从第9卷第415页上引一段话：“俄国革命（指民主革命）不可能单靠自己的一双手来保持和巩固自己的胜利果实。只要西方不发生社会主义革命，⋯⋯没有这个条件，无论实行地方公有制也好，国有化也好，或分配土地也好，复辟都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小业主在任何占有制和所有制的形式下面都是复辟的支柱。在民主革命完全胜利以后，小业主必然会掉过头来反对无产阶级。”[12]（即席上插话：“实行了新经济政策。”）对，我会谈到它的。现在来引一段我在1922年所写的话，说明我对1904－1905年时期革命的看法是怎样形成的。
　　同志们，我非常不想重提不断革命论的问题。这个理论和目前的争论毫无关系，不论是其中正确的部分，或不完备的部分和错误的部分，都与目前的争论毫无关系。这一点我已经声明过几十次。无论如何，对我们近来大谈特谈的这个不断革命论，不仅1925年的反对派，而且1923年的反对派，你们知道，都不能承担任何责任，而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早已归入了档案的问题。现在回头来谈谈决议中所引用的话（诚然，是我在1922年写的，但是是从1905－1906年的角度写的）：“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不仅会和那些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初期支持过它的一切资产阶级集团发生敌对的冲突，而且会和那些协助过它取得政权的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的冲突。”虽然这是在1922年写的，但这句话用的是将来时，是说无产阶级会和资产阶级发生冲突，因为这是叙述革命前的观点。请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1905－1906年说大部分中农会“聪明起来”并转到反革命方面去的预言证实了没有？是证实了，还是没有证实？我肯定说，在一定程度上是证实了。（插话：“一定程度上？”“什么时候？”喧哗声）在党的领导下，首先是在伊里奇的领导下，用新经济政策克服了和农民的分裂，这是无容争辩的。（喧哗声）同志们，如果你们有谁认为我在1926年没有领会新经济政策的意义，那他就错了。我在1926年领会新经济政策的意义，可能比别人差些，但毕竟是有领会的。但是请你们注意，在还没有新经济政策的时候，在还没有1917年革命的时候，在我们想像革命发展的前景的时候，根据过去革命——法国大革命和1848年革命——的经验，马克思主义者包括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举出了引文）在内，有过这样的观点：无产阶级完成民主革命并把土地交给农民以后，将会像同反对者，甚至同反革命势力发生冲突那样，不仅遇到富农，而且还会遇到大多数中农的反抗。我们这里出现过这种反抗的“迹象”没有？出现过某些迹象，而且还不少。例如，当马赫诺匪帮在乌克兰帮助白匪扫除苏维埃政权时，这就说明伊里奇的预言是正确的；当我们这里发生安东诺夫叛乱、西伯利亚叛乱、伏尔加叛乱和乌拉尔叛乱时，当“中农”在喀琅施塔得叛乱中用12英寸口径的海防大炮和苏维埃政权交锋时，这难道不就是说，伊里奇的预言在革命发展的一定阶段上是正确的吗？（莫依先科[13]：“你主张什么？”）我在1922年的著作中关于和农民分手的话没有别的意思，只是确认这个事实而已，难道这还不清楚吗？我们用新经济政策克服了和农民的分裂。但是，难道在向新经济政策过渡时有过意见分歧吗？在向新经济政策过渡时没有意见分歧。（喧哗声）在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的前夜，当党在寻找摆脱经济困境的出路时，在工会问题上发生过意见分歧；这些意见分歧具有严重的意义；但是在新经济政策问题上，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第十次代表大会闭幕几个月之后从新经济政策中产生了关于工会的新决议时，我们在中央也是一致赞成的。而在转变关头——这种转变是非同小可的——，农民（包括中农）却说：“我拥护布尔什维克，但反对共产党人。”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中农在这个阶段上脱离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种特殊的俄国形式。
　　我因为说过“休想革命的俄国能在保守的欧洲面前战得住脚”而受到指责。这是我在1917年8月写的。我想，这是完全正确的。难道我们在保守的欧洲面前站住了脚吗？我们来回顾一下事实。当德国和协约国缔结条约时，局势是岌岌可危的。如果这时没有及时发生德国革命，一次遭到社会民主党破坏而没有完成的革命，但毕竟是一次推翻了旧制度和瓦解了旧的霍亨索伦军队的革命，如果德国仍然像以前一样，那我们可能就已经被推翻了。这里不说一般“资本主义的欧洲”，而说“保守的欧洲”，决不是偶然的，因为它保持着自己的全部机器，而主要的是军队。请问你们：在这种条件下我们能不能生存下来？（插话：“得了吧，你难道是在和小孩讲话吗！”）同志们，如果说我们生存下来了，证实因为欧洲已经不是过去的欧洲。请看列宁关于这个问题是怎样写的：
　　“我们不仅生活在一个国家里，而且生活在许多国家组成的体系里，苏维埃共和国和帝国主义国家长期并存是不可思议的。最后不是这个胜利就是那个胜利。”[14]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在什么时候说这种话的？1919年3月18日，十月革命后两年。难道这在实质上不是同一个意思么？我在1917年8月说话的意思是，如果我国革命不能推动欧洲，不能震撼欧洲，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插话：“在德国进行的革命犯了错误。”）在1917年以前和在1917年从政治设想上有过考虑的那些老同志，请问，他们是怎样想像革命及其后果的？当我想让自己和别人回忆这一点时，我发现大致的说法是一样：“我们曾经这样想：或者是国际革命来援助我们，这时我们的胜利就可以完全得到保证；或者是我们去做我们所能做的革命工作，意识到即使遭到失败，对革命事业还是有好处的，我们的经验将有助于其他国家的革命。我们懂得，没有国际的世界革命的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
　　“还在革命以前，以及在革命以后，我们都是这样想的：或者是其他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立刻或至少很快爆发革命，或者是与此相反，我们非失败不可，”这就是我们所设想的革命命运。这是谁说的？（莫依先科：“列宁。”插话：“而不久以后他是怎样说的？”）列宁的话是在1921年说的，而我的话是在1917年说的。因此我有权为我在1917年说的话向列宁在1921年说的话申诉。（插话：“列宁后来说了什么？”）后来我也讲了一点别的。（笑声）“还在革命以前，以及在革命以后，我们都是这样想的：要么是其他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其他国家立刻爆发或至少很快爆发革命，要么是我们灭亡。尽管有这种想法，但我们还是尽力而为，做到不管出现什么情况无论如何都要保存苏维埃制度，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工作不仅是自己，而且是为了国际革命。这一点我们是知道的，我们在十月革命以前、在十月革命刚胜利的时候以及在签订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时期，都一再表示了这种信念。这样想总的说来是正确的。”[15]
　　引文接着说，道路是更为曲折的、更为复杂的，但我们的预见基本上是正确的。重说一遍，我们向新经济政策过渡时，是同心协力，没有任何意见分歧的。（莫依先科：“为了不致灭亡。”）
　　对，正是为了不致灭亡；正是为了不致灭亡——我已经说过了，我领会到这一点——，我们共同努力过渡到了新经济政策。
　　同志们，我请求给我延长时间。我想谈谈一国的社会主义理论。我请求再给我（我只剩下5分钟了）半小时。（会场上喧哗声）同志们，关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问题。
　　（执行主席：“等一等，我们来决定。还有什么提议？
　　“有二种提议：第一种提议是按照原来规定不变，第二种提议是再延长半小时，第三种提议是只延长一刻钟。
　　“表决：谁赞成再延长半小时？请举手。谁赞成延长一刻钟？少数。你还有半小时。”）
　　下面一段引文用来对我进行如下的指责：虽然伊里奇说过，“只要在10－20年内和农民保持正确的关系，就能保持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16]，托洛茨基主义却与此相反，它认为在世界革命胜利以前无产阶级不可能和农民保持正确的关系。我要问，这段引文首先是什么意思？伊里奇说：无产阶级和农民保持10－20年的正确关系。这就等于伊里奇说：在10－20年内我们不能建成任何社会主义。为什么？因为所谓社会主义，我们应当理解为一种没有无产阶级和农民，没有阶级的制度。社会主义消灭城市和乡村的对立。这就是说，这里描绘了20年的前景。在此期间，我们必须执行一条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正确关系的政治路线。首先是这一点。但接着又说了，托洛茨基主义认为，“在世界革命胜利以前不可能和农民保持正确的关系”，就是说，我规定了一条法律，在世界革命胜利以前应尽可能和农民建立不正确的关系。（笑声）同志们，显然，在这里想说的不是这种思想，因为这句话根本没有意义。
　　新经济政策是什么？新经济政策是向新轨道的过渡，正是为了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更正确的关系。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有意见分歧吗？不，没有意见分歧。我们现在争论的是对富农征税，无产阶级和贫农联系的方式方法。这是什么意思？这是关于如何建立和农民的正确关系的争论。你们可以认为我们哪些建议不正确，但是整个思想斗争正是由于在经济发展的目前阶段上究竟保持怎样的关系才更为正确而引起的。
　　在1917年期间我们在农民问题上出现过意见分歧没有？没有！我们一致接受了农民委托书即“社会革命党人”的委托书作为我们政纲的基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几乎是在膝盖上用铅笔起草的土地法令在我们中间引起过意见分歧吗？没有，是一致通过的。剥夺富农财产的政策引起过意见分歧吗？没有引起任何意见分歧。（莫依先科：“而布列斯特和约呢？”）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开展的争取中农的斗争引起过意见分歧吗？没有。确定了对待农民的态度的党纲引起过意见分歧吗？没有。我不是说，不曾有过任何意见分歧，但我肯定说，即使在个别重大问题上有过意见分歧，那么在党对待农民政策的基本路线上是没有意见分歧的。
　　是的，1919年在人们中间有过在这方面有意见分歧的流言。关于这件事伊里奇是怎样写的呢？我来提醒一下。那时有个农民古洛夫问我：你和伊里奇有哪些意见分歧？我回答了他。我的回答刊登在《真理报》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上。下面是伊里奇的话，刊登在1919年2月的《消息报》和《真理报》上，是从列宁文章中一字不差地引来的：
　　“1919年2月2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登载了农民格·古洛夫的一封信，提出了我国工农政府对中农的态度问题，并且谈到流传的谣言，什么列宁同托洛茨基不和，什么他们恰恰在中农问题上有很大分歧。托洛茨基同志在2月7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上发表的《给中农的一封信》中已经作了答复。托洛茨基同志在这封信中说，关于我同他有意见分歧的谣言，是地主和资本家，或者是有意和无意当了他们帮凶的人所散布的耸人听闻的无耻谎言。从我这方面来说，我完全肯定托洛茨基同志的声明符合事实。我同他没有任何分歧，在中农问题上，不仅我同托洛茨基没有分歧，而且我们两人所加入的共产党全党都没有分歧。托洛茨基同志在自己的信中详细而清楚地说明了为什么共产党和现在这个由苏维埃选出的，受这个党领导的工农政府不把中农当作自己的敌人。我完全同意托洛茨基同志所作的说明。”[17]
　　这是在新经济政策以前，然后就过渡到新经济政策。再重说一遍：难道在向新经济政策过渡时有过意见分歧吗？没有！我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曾就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的问题作过与鲍威尔论战的报告。后来我在这个问题上说过：“新经济政策受到资产阶级和孟什维克的欢迎，认为这是解放生产力的一个必要的（但自然是‘不够的’）步骤。考茨基以及奥托·鲍威尔一类的孟什维克理论家们都赞成新经济政策，证实把它看作俄国资本主义复辟的曙光。他们还把补充说：或者是新经济政策破坏布尔什维克的专政（可喜的结局），或者是布尔什维克的专政破坏新经济政策（悲惨的结局）。”我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整个报告证明说，新经济政策不会破坏布尔什维克的专政，但布尔什维克的专政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将保证社会主义经济成分战胜资本主义成分的优势。
　　下一段话使我受到指责——（我们在这里直接转入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的可能性问题）：“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落后国家内，工人政府所处地位的矛盾（我的话），只有在国际范围内即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求得解决。”这是在1922年说的。而后来在决议中却指责说：“代表会议认为，托洛茨基同志及其同道者在我国革命性质和前途这个基本问题上的这种观点，是和我们党的观点、和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18]可能这里有点细微的差别（我现在还未发现），这里的提法不够确切（这一点我也看不出来），但是说这些观点“和我们党的观点，和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就太过分了。首先我举出和列宁主义有密切关系的一段话：“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个国家内取得完全胜利是不可思议的，它至少需要几个先进国家（我们俄国还称不上先进国家）最积极的合作。”[19]这不是我说的，这是一位比我重要的人物说的，这是伊里奇在1918年11月8日说的！不是在十月革命以前，而是在1918年11月8日，夺取政权后的第二年。同志们，如果他仅仅说了这些，我们当然可能任意滥用个别引文来作论据。（插话：“这是关于最终的胜利。”）不，对不起，他说：“需要最积极的合作。”同志们，企图转到武装干涉上是说不通的，企图回避基本问题转到武装干涉上是说不通的，因为这里说得很清楚，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需要合作，不是仅仅免除武装干涉，而是“至少需要几个先进国家（我们还不能把俄国列为先进国家）的”合作。（插话：“怎么回事？”插话：“结论，结论。”）同志们，这不是唯一的谈到问题不仅在于武装干涉的引文。目前的结论就是我所说的观点：由于落后所产生的内部矛盾应当在国际革命中求得解决，这并不是我的特殊见解，而是列宁多次极其坚决果断地阐明过的同一个观点。
　　有人对我们说，这对于似乎还未发现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规律的时代，即对帝国主义以前的时代是正确的，我不能详谈这个问题。但是遗憾的是，我应当说，斯大林同志在理论方面和历史方面陷入了最严重的错误。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在帝国主义以前很早就有了。此其一。毫无疑问，资本主义现在在各国发展极不平衡，但这种不平衡在19世纪要必20世纪更加悬殊。当时，英国是世界的霸主，而日本，根据我们上一代的记忆，则是一个异常闭塞的封建等级国家。在我国农奴制度废除的同时，日本开始接受资本主义的文明。中国在酣睡，如此等等。这个时期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更加尖锐，更加深刻；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个不平衡性的认识并不比我们差。正因为金融资本是最活跃和灵活的资本形态，所以帝国主义的发展比金融资本主义的前期更具有“平衡”的趋势。毫无疑问，现在仍然保持着巨大的发展不平衡性，但是说在过去，在19世纪，在帝国主义的前期，资本主义的发展更为平衡，因为说什么当时一个国家内的社会主义理论是不正确的，而现在，帝国主义发展的类型增加了，一个国家内的社会主义理论就是正确的了，不，这不能自圆其说，这是和全部历史经验相矛盾的，完全不符合实际现象。必须寻找其他更有力的论据。
　　斯大林同志写道：“谁否认了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建成的可能性，谁也就一定要否认十月革命的合理性。”[20]
　　而我们在1918年听见伊里奇说过，为了建成社会主义，需要几个先进国家的直接合作，“我们还不能把俄国列为先进国家”。然而，列宁并没有否认十月革命的“合理性”。请看他在1918年关于这个问题的说法：
　　“我知道，当然有一些自以为很明智、甚至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聪明人（这是针对考茨基主义和苏汉诺夫主义的），他们硬说在一切国家爆发革命以前不应夺取政权。他们没有料到他们这样说就是脱离革命而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了。等待劳动者阶级完成国际范围的革命，那就是要等大家在等待中停滞不前。这是荒谬的。”
　　对不起，下面是这样说的：
　　“这是荒谬的。革命的困难是大家都知道的。⋯⋯因为只有在全世界范围内，只有靠各国工人的共同努力，才能够最终地取得胜利。”[21]
　　然而，伊里奇没有否认十月革命的“合理性”。
　　后来，在1921年，不是在1917年，而是在1921年，又说：
　　“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有在几十年中形成的农业雇佣工人阶级。只有在这个阶级相当成熟的国家里，才能够从资本主义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
　　这里不是说武装干涉，而是说国家经济和阶级发展的水平。
　　“我们在许许多多的著作中，在我们所有的讲话中，在所有的报刊上都一再强调说，俄国的情况不同，这里产业工人仅占少数，而小农则占大多数。在俄国这样的国家里，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具备两个条件才能获得彻底的胜利。第一个条件是及时得到一个或几个先进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支持。”
　　“另一个条件，就是实现⋯⋯无产阶级和大多数农民之间达成妥协。”[22]
　　“我们知道，在其他国家的革命到来之前，只有同农民妥协，才能拯救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在一切会议上，在一切报刊上，都应当直截了当地说明这一点。”[23]
　　这就是说，伊里奇并不认为只要无产阶级和农民达成协议，我们就能建成社会主义，而不管世界无产阶级的命运如何，他不是这样提出问题的。不，这只是一个条件。另一个条件是其他国家革命的及时支持。他把这两个条件结合在一起，认为这是对于我们特别必要的条件，因为我们是一个落后的国家。
　　最后，我说过：“俄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高涨只有无产阶级在欧洲几个最重要的国家内获得胜利以后，才会是可能的。”这也成了我的罪名。同志们，显然，我们已经有点忘记了正确运用术语了。我们所说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经济是什么呢？当然，我们有共同引为自豪的巨大成就，我在《走向社会主义还是走向资本主义？》的小册子中向外国人也极力说明这些成就。但对这些成就有多大，应当有冷静的估计。李可夫同志的提纲说，我们接近了战前水平。这也不确切。我国的居民人数也一样吗？不，更多了！而按人口平均的工业品消费量呢？比1913年低得多。按照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草案，我们只有到1930年才能达到1913年按人口平均的工业品消费量。1913年的水平是怎样的呢？这是贫困、落后，野蛮的水平。当我们说到社会主义经济及其真正的高涨时，这就是说，城乡之间不应该有矛盾；这就是说，普遍富裕，生活有保障，都有文化。这才是所谓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高涨。我们离这一天还远得很。我国现在还有大批流浪和失业的人口，我国农村每年有200万剩余劳动力，每年流入城市约50万，而工业每年所能吸收的人数不超过10万。我们可以为既得成就而自豪，但不能破坏历史的远景。这还不是真正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高涨，这仅是在联结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长桥上初步的几个重大步骤。这难道是一回事吗？不是一回事。我受到指责的那段话是绝对正确的。
　　伊里奇在1922年曾说：
　　“我们连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也没有建设完成。仇视我们的垂死的资本主义的势力，还有可能把这夺回去。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公开地承认这一点，因为再也没有什么比产生错觉（和冲昏头脑，特别是在极高的地方）更危险的了。承认这一痛苦的真理根本没有什么‘可怕’，也决不会使人有正当的理由可以有一丝一毫的灰心失望，因为我们向来笃信并一再重申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起码的真理，即要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就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工人的共同努力。”[24]
　　可见这里说的不是武装干涉，而是说为了建成社会主义需要几个先进国家工人的共同努力。也许，你们会说，这是伊里奇在帝国主义时代以前写的，当时好像还不知道不平衡发展的规律？不，这是他在1922年写的，这个规律已是众所周知的了。
　　的确，在《论合作社》这篇文章中有唯一的一段话，这是人们企图用来和伊里奇说过的全部言论对立起来的唯一的一段话⋯⋯（插话：“偶然的。”）不是偶然的，一点也不偶然，我完全同意这段话，只是应该正确理解它。这段话说：
　　“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的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握者国家政权，这种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及极小农结成了联盟，这种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得到了保证，如此等等——难道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难道这不是我们通过合作社，而且仅仅通过合作社，通过曾被我们鄙视为做买卖的合作社——现时在新经济政策下我们从某一方面也有理由加以鄙视的——那种合作社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需的一切吗？这还不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这已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25]（读得很快。笑声。）同志们，请再给我几分钟。（笑声。喊声：“对。”）对，我对这段话完全同意。（插话：“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这里说明了什么，这里列举了哪些因素？这里列举了：第一、生产资料所有制，第二、无产阶级的政权，第三、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第四、无产阶级领导农民，第五、合作社。这就是伊里奇在这里列举的因素。请问，你们中间谁也不认为可以在任何一个单独的国家中建成社会主义，不是吗？如果保加利亚的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掌握了政权并组成了合作社，（喧哗声）保加利亚的无产阶级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呢？不，不能。这是说，除了这些因素之外，还要有一系列别的因素，如地理环境、自然资源、技术、文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这里列举了国家的条件，所有制的条件和合作社的组织形式。仅此而已！他是说，为了建成社会主义，我们不需要使农民无产阶级化，不需要各种新的革命，只要有了政权，有了和农民的联盟与合作社，我们就能利用这些国家的和社会的形式与方法把任务执行到底。但是，同志们，我们知道伊里奇还有另一个社会主义定义，即社会主义是苏维埃政权加电气化。这样，我念的那段引文是否取消了电气化呢？不，没有取消，这段引文对伊里奇所有其他论述建成社会主义的言论——我在上面作了明确的说明——是补充还是取消？我说，这句引文是补充，而不是取消我上面引用的那些话，因为我们不是在真空中，而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在国际市场、非常现实的国际经济的环境中为电气化而奋斗的。世界经济不是理论上的概括，这是一种有力的现实，它的规律也对我们施加压力，而且我们每一年的发展都使我们对此深信不疑。
　　在比较详细谈到这点以前，我要提醒一下，某些同志在根据伊里奇《论合作社》一文的引文而进行片面解释而造出一种全新的理论以前（而这种理论在我看来是极不正确的），他们自己曾坚持过别的观点。斯大林同志在1924年和现在（插话：“这是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讲的完全不一样，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已经指出了这一点，但这段话并未因此而消失，而且直到1926年还全盘保留下来。请听：
　　“没有几个先进国家中无产者的共同努力，能不能解决这个任务，能不能在一个国家内获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呢？不，不能。为了推翻资产阶级，一个国家的努力就够了，这是我国革命的历史给我们说明了的。为了获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为了组织社会主义生产，单靠一个国家的努力，特别是像俄国这样的一个农民国家的努力就不够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中无产者的共同努力。”[26]
　　这是斯大林同志在1924年写的，而决议中引用我的话，却截至1922年为止。（笑声）是的，这是在1924年说的；为了组织社会主义经济，不是为了免除武装干涉，不是为了防止复辟，不，不，决不是，而是“为了组织社会主义生产”，单靠一个国家的努力，特别是像俄国这样一个农民国家的努力就不够了。斯大林同志改变了这种观点。这当然是他的权利。
　　他在《列宁主义问题》一书中说：
　　“这种说法的缺点在哪里呢？缺点就在于它把两个不同的问题连接成了一个问题：第一个是可能用一个国家的力量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应当给以肯定的回答；另一个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否可以认为它无须革命在其他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就有免除外国武装干涉、因而免除旧制度复辟的完全保障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应当给以否定的回答。”[27]
　　对不起，在前一段话（1924年）中这两个问题根本没有混淆，那里不是说武装干涉，而是非常清楚地说单靠俄国这样一个农民国家地努力不可能完全组织社会主义生产。
　　同志们，难道问题真是归结为武装干涉吗？决不能把问题设想成这样，我们在家里建设社会主义，而外来的敌人可能打破我们的玻璃。问题不是如此简单。武装干涉是战争，而战争是政治通过其他手段的继续，政治则是集中表现的经济。可见，问题在于苏联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全部经济关系。这种相互关系决不限于所谓武装干涉这种特殊形式。这些关系更加具有连续的和深刻的性质。布哈林同志曾直截了当地说，整个危险仅仅在于武装干涉，如果没有武装干涉，“我们甚至在这个缺乏技术的基础上也可以建设社会主义（建设是可以的，这是对的。——托洛茨基注），这种社会主义的增长会异常缓慢，我们会像乌龟爬行，但我们毕竟是在建设社会主义，并且我们一定会建成社会主义”（在第十四次代表会议上）。
　　说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对的；说我们将和世界无产阶级携手并肩建成社会主义，这是无可辩驳的。（笑声）我觉得，在共产党的代表会议上当人们说到将和世界无产阶级携手并肩建成社会主义时发笑，是不对的。（笑声。插话：“不要恶意煽动。”“不要来笼络我们。”）我说，像乌龟爬行我们是永远建不成社会主义的，因为我们受到世界市场日益严密的控制。（插话：“你胆怯了。”）请看，布哈林同志是如何想像这种建设的。他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应该说这是出自布哈林手笔的经院气味最浓的文章）（笑声）中说：“争论的是，如果我们撇开国际事物，我们是否能够建设社会主义并建成社会主义，就是说，争论的是我国革命的性质。”（布哈林：《布尔什维克》杂志第19－20期第54页）请听，如果我们“撇开国际事务”，我们能不能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如果“撇开”，就能够。但撇开是办不到的！全部关键就在于此。（笑声）如果“撇开”天气和民警，可以在正月间裸体走在莫斯科街头。（笑声）但是我担心，如果你们要这样做，无论天气或是民警都不会撇开你们的。（笑声）
　　“再重复一遍：争论的是内部力量的问题，而不是同国外关系的危险问题。因此，争论的是我国的性质问题。”（布哈林，《布尔什维克》杂志第19－20期）我国革命从什么时候起和国际条件无关而具有独立的性质呢？我肯定说，如果没有两个国际条件，即第一、如果没有大大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金融资本；第二、如果没有推动我国无产阶级斗争的国际工人运动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世界上就不会有我们所知道的我国革命。在1917年以前，革命就是通过各种伟大的世界力量的汇合而准备起来的。十月革命就是由于这些力量的汇合并经过世界大战而产生的，现在有人却对我们说：“撇开”国际环境，在我们家里来建设社会主义？这完全是形而上学的态度。决不能撇开世界经济。什么是出口？内部事务还是国际事务？要在国内收集出口产品，似乎就是内部事务，而要输出到国外去，似乎又是国际事务。（笑声）
　　什么是进口？进口好像是国际事务，因为要到国外去购买商品，但输入国似乎又是内部事务。（笑声）请看，布哈林同志主张“撇开”国际环境的全部理论在进口与出口问题上立刻破绽百出。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取决于速度，而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则最直接最尖锐地取决于原料和装备的进口。当然，可以“撇开”外汇不足而订购大量棉花和机器，但这样只能干一次，第二次再要这样“撇开”就行不通了。（笑声）我国的全部建设受着国际的制约。
　　当有人问我，我们的国家是不是无产阶级的国家，我应当说，这个问题本身是提得不够妥当的。如果你们不是根据从未经校订的记录中随意摘取三言两语，而是根据我关于这个问题所发表的几十篇和几百篇的文章和演说，我们只有这样相互对待，不是抓住未经校订的词句，而是从实质上看待彼此的观点，——那么你们在作出判断时，就会毫不犹豫地承认，我同你们一样认为国家是无产阶级的国家。对于这个国家是否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我已经引用许多言论作了回答。如果你们问，国内有没有足够的力量和资金在30或50年内彻底建成社会主义，而不管全世界将发生什么事件，那我要说，问题的提法根本就不正确。我们有足够的资金来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从而帮助世界的革命无产阶级，而世界无产阶级在10年、20年、30年内夺取政权的希望绝不比我们建成社会主义的希望少；希望决不会更少，而是更多！
　　同志们，请问，当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时，欧洲会发生什么变化呢？——是重要之点，是整个问题的核心。你们说：不管在此期间全世界将发生什么变化，我们将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好的，我们建成社会主义需要多少时间？伊里奇认为，20年内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由于我们农民国家的落后性就是30年也建不成。最低期限也要30年至50年。请问，在这个时期内欧洲会发生什么变化呢？我如果不对欧洲作出预测，也就不能为我国作出预测。这里可能有几种前景。如果你们说，30至50年内欧洲无产阶级自然会夺得政权，那时也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因为如果欧洲无产阶级在最近10年、20年、30年内取得政权，那么无论在我国或国际范围内社会主义的阵地都是确保无虑的。但是，显然你们认为，应当从这样的前景出发：欧洲无产阶级在近30年内不会夺取政权。否则你们为什么需要你们的全部预测呢？请问，在这一时期内欧洲会发生什么变化呢？单纯从理论上说，这里有三种设想：或者欧洲将像目前一样，围绕着战前水平动荡不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将此起彼伏，互相平衡。这种“平衡”我们所以称之为不稳定的“平衡”，是因为它⋯⋯是不稳定的。这种局面不可能延续20、30、40年。这种局面必将朝着这一方面或另一方面得到解决。你们是否认为，资本主义将找到新的动态平衡，你们是否认为欧洲资本主义将保证自己有新的高涨时代，帝国主义大战前的扩大再生产呢？如果认为这是可能的（而我认为资本主义绝没有这样的希望），如果在理论上姑且假定如此，那么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在欧洲和世界范围内还未完成它的历史使命，这不是帝国主义的垂死的资本主义，而是推动经济和文化向前发展的上升的资本主义，这就是说，我们来得太早了。
　　（执行主席：“托洛茨基同志已经超过允许给他的时间，已经半个多钟头了。他请求再延长5分钟。表决一下。谁赞成再延长5分钟？谁反对？还要再表决吗？”）
　　我请求再付表决。
　　（执行主席：“谁赞成再给托洛茨基同志5分钟？谁反对？多数。”）
　　我想用5分钟做一些简短扼要的结论。
　　（执行主席：“再表决一次。”插话：“用代表证表决。”执行主席：“用代表证表决。谁赞成给托洛茨基同志5分钟？请举起代表证。谁反对？少数。与其花5分钟数票，不如给他5分钟。托洛茨基同志讲话。”）
　　总之，如果认为欧洲资本主义在我们建成社会主义所需要的30至50年内将走上坡路，那么就应该作出结论，我们将被窒息或被击溃，因为上升的资本主义除了其他一切，还会拥有相当的军事技术和完全相当的手段。此外，我们知道，当资本主义实力大增的时候，它可以通过工人贵族鼓动群众进行战争。在我看来，这种阴暗的前景正在被世界经济的整个局势所排除。无论如何，我们不能把我国社会主义的前景建立在上述前景上面。
　　还有第二种前景：资本主义没落和腐朽下去。但要知道，这正是欧洲无产阶级学习——很慢，但毕竟在学习——进行革命的艺术的基础。
　　能不能设想欧洲资本主义会腐朽30年至50年，而无产阶级还没有能力完成革命呢？我要问，为什么我应当接受这个只能称之为对欧洲无产阶级怀着毫无根据的极端悲观心理的前提呢？同时又对靠我国孤立的力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充满着无批判的乐观情绪呢？我作为共产党员的理论职责或政治职责在什么意义上使我必须接受欧洲无产阶级在40、50年内不会夺取政权（如果会夺取，那么争论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的前提。我断言，我没有任何理论的或政治的根据来设想我们和农民一起建设社会主义要比欧洲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更加容易些。
　　不。这里较多的希望完全在欧洲无产阶级方面。如果这样，请问：为什么要把这两个因素看成彼此对立的，而不是像列宁那样看作是相互联系的“两个条件”呢？为什么需要在理论上承认在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呢？这种前景从何而来呢？为什么在1925年以前谁也不曾提出这个问题呢？（插话：“提出过。”）不对，谁也不曾提出过，斯大林同志在1924年也说过，单靠一个农民国家的努力是不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的。我今天还是认为，我国社会主义的胜利只有在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时候，才能得到保证。这绝不是说，我们的建设是非社会主义的。也不是说，我们不能够和不应当全力以赴地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要像德国工人在准备夺取政权那样，准备未来社会主义的因素。我们在这条道路上的每一项成就都有利于德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而他们的斗争也有利于我们的社会主义成就。这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唯一正确的国际主义前景。
　　我在结束发言时要重复一下在中央全会上说过的话。如果我们不认为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国家（虽然有官僚主义病态），即还需要不顾某些错误的官僚主义的主张而大大接近工人阶级的国家；如果我们不认为我们的建设是社会主义的建设；如果我们不认为我国有足够的资源来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如果我们不确信我们能获得完全的和最后的胜利，那我们显然就不能留在共产党的队伍中。
　　可以而且应当根据这两条标准来评价反对派；或者反对派只可能有一条路线，或者可能有另一条路线。如果认为我们的国家不是工人国家，我们的建设不是社会主义建设，那就应当使无产阶级反对这个国家，并且应当建立另一党。
　　第二条路线。（插话：“你们已经开始了这条路线。”）如果认为我们的国家是工人国家，但有着官僚主义病态，受着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和资本主义包围的压力；如果认为我们的建设是社会主义建设，但我们的经济政策不足以保证按需要分配国家资金，那就应当用党的手段和办法反对你认为是错误的、不正确的、危险的东西，并对党和工人国家的总政策负完全责任。（执行主席铃声。）现在就结束发言，还有一分半钟。
　　毫无疑问，最近时期的党内斗争的特点是表现为派别活动这种极端尖锐的形式。毫无疑问，反对派方面这种尖锐的派别活动（不管它是由于哪些条件引起的，我现在且不去谈它）可能并且已经被大多数党员群众理解为意见分歧已经很大，可能使共同工作无法进行，即可能引起分裂。这就是说手段和目的显然不相适应，即反对派所要维护的目的和他们由于某种原因所采用的手段互不适应。正因如此，我们承认了这种手段（派别活动）是错误的，这不是由于今天的考虑（插话：“没有力量啦。失败了。”），而是由于估计到党内所形成的整个局势。10月16日声明的目的和意思是在共同工作和每个人在自己岗位上对党的总政策一致负责的范围内维护我们所坚持的这个或那个观点。
　　同志们，关于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决议的客观危险何在呢？危险在于它把不仅必然产生派别性政策，而且必然产生两个政党的政策的这样一些观点强加在我们身上。
　　这个决议有把10月16日声明和中央通知变为一纸空文的客观倾向，这个通知曾满意地⋯⋯（插话：“这是威胁？”）⋯⋯不，同志们，这不是威胁。我最不愿说威胁话。（插话：“那这是为了什么？”）你们马上就会听到了，请听到底，还有几句话。
　　在我们看来，这项决议的通过会造成损失，而我就所谓反对派的同志们，首先是领导同志们的情绪所能作出的判断来看，这项决议的通过决不能迫使我们离开10月16日的路线。我们不接受强加于我们的观点。我们不打算人为地扩大意见分歧或者使它激化，从而准备恢复派别活动。相反，我们每一个人一方面不缩小意见分歧（分歧是存在的），同时竭尽全力在不中断工作和对党的政策共同负责的范围内来处理这些分歧。


译自《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速记记录》，莫斯科——列宁格勒1927年俄文版第505－535页。
选自《托洛茨基言论》，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三联书店1979年版　




[1] 阿·伊·李可夫（1881－1938）——1899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历任内务人民委员、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等职。1928－1929年同布哈林一道反对斯大林的路线。1937年3月被捕，1938年3月被处死。后平反。

[2] 斯·鲍尔温（1867－1947）——英国保守党领袖。1923－1924、1924－1929和1935－1937任英国首相。

[3] 詹·亨·托马斯（1874－1949）——英国工会活动家、工党领袖。1920－1924年任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主席。

[4] 艾·阿·柏塞尔（1872－1936）——英国社会党党员。1924－1927年任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主席。英俄统一委员会创建人之一。

[5] 英俄委员会，全称为英俄统一委员会，由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发起，于1925年4月在伦敦召开的苏英工会代表会议上成立，1927年秋停止活动。

[6] 工会国际，即红色工会国际，成立于1921年，1937年底解散。

[7] “阿姆斯特丹”，指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1919年7月在阿姆斯特丹成立，1945年12月14日解散。

[8] 尼·伊·布哈林（1888－1938）——1906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历任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政治书记处书记，《真理报》主编。1928－1929年反对斯大林的路线，被解除各项重要职务。1937年3月被捕，1938年3月被处死。后平反。

[9] 奥·鲍威尔（1882－1938）——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领袖之一，“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主要理论家。1918－1919年任奥地利外交部长。1921年是第二半国际创建人之一。

[10] 波拿巴主义是资产阶级依靠暴力和欺骗进行统治的一种形式，产生于波拿巴·拿破仑统治时期，在拿破仑三世统治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

[11] 《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141－142页。

[12] 同上书，第327页。

[13] 克·弗·莫依先科——1917年加入俄共（布）。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代表。

[14] 《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126页。

[15] 同上书，第42卷第40页。

[16] 同上书，第41卷第378页。

[17] 同上书，第35卷第469页。

[18]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三分册第239页。

[19] 《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150页。着重号是托洛茨基用的。

[20] 《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99页。括号里的文字是托洛茨基加的。

[21] 《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313页。

[22] 同上书，第41卷第50－51页。

[23] 同上书，第51页。

[24] 《列宁全集》第3版第4卷第640页。

[25] 《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768页。

[26] 《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60页。

[27] 同上书，第8卷第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