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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取得经济独立吗？

托洛茨基

（1927年3月19～27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9卷　№07998


　　首先应当取得共识的是对独立的理解：是自给自足的封闭式的经济，还是不可战胜的强大的经济？怎样理解独立或自主呢？不言而喻，对独立的这两种解释之间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工业的所有基本部门不得到发展，不实现电气化，就不可能取得经济实力。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应当给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即在近几年里建立起我们不需要国际市场、国际市场也不需要我们的完整的和成比例的所有经济部门。如果我们走这条路，那么我们将不得不把我们的积累在数量过多的新产品、新企业和新的工业部门之间进行分配，这样就会把我们的发展速度真的降低到乌龟爬行的地歩。走这条路我们必然会崩溃。衡量我们经济政策的基本标准应当是速度——积累的速度，物质财富增长的速度。
　　然而说到底，这一发展应当使我们取得经济上的独立，即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能完全满足我们的一切需求——无论从哪一点来说都根本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有过这种独立的发展。这样的发展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的可能性更小，因为社会主义将建立在比资本主义技术先进得多的基础之上。如果说帝国主义的扩张政策（扩张的意图）意味着生产力在一个国家内受到限制，那么这种情况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就更加严重。一国社会主义理论之所以反动，正是因为这一理论使我们从资本主义尤其是其帝国主义阶段已经达到的水平向后退。国际主义的基础不是空洞的原则，而是新的技术同各民族国家范围的不适应。由此产生的结果从一个方面来说是帝国主义战争，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人们有时将美国抬出来作为工农业平衡发展的例证。然而，第一，社会主义的任务不是城市和乡村的平衡发展，而是消除城乡的对立；第二，美国从来都不是封闭的经济，而现在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是如此。作为美国工业化的基础的是农产品的大量出门。现在美国的金融资本和工业需要国外市场。美国在使世界各国不同程度上依赖它的同时，自己也对世界经济产生了依赖性。如果无产阶级在美国掌握了政权，它无论如何也不会将这一发展往回拉——即退回封闭状态。
　　有人试图说明，似乎最大限度地发展我们同世界市场的联系是我反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可能性的论据，这种说法不仅是荒谬和不诚实的，而且是不明智的。对于这一问题我大约在两年前就在《真理报》上首次发表的我的题为《走向社会主义还是走向资本主义？》的小册子中作了相当明确的阐述。这里我不得不引用一大段能使我们一下子切入问题实质的话：“但我们‘长入’世界市场的过程不会包含其他的、更严重的危险吗？在发生战争或封锁的情況下我们不会面临无数的生命线随之中断的危险吗？不能忘记，资本主义世界对我们极端仇视，等等，等等。这种想法许多人都有。在生产者中间可以找到许多不自觉或半自觉的‘封闭’经济的拥护者。应当就这个问题说上几句。当然，借债也好，租让也好，对进出口的依赖不断增加也好，都有一定的危险。由此可见，在每一个方面都不能掉以轻心。但还有相反的危险，而且一点儿也不小：这种危险就是延缓经济的发展，就是比积极利用一切世界资源所能达到的速度要缓慢的经济发展速度。而在速度问题上我们没有选择的自由，因为我们生活和成长于世界经济的压力之下。关于我们‘长入’世界市场后会遇到战争危险或封锁危险的论据过于空洞和抽象。既然包括一切形式的国际交换会使我们在经济上得到增强，那么这种交换也会使我们更有力量对付封锁或战争。至于我们的敌人还会利用封锁或战争来对付我们——对于这一点我们没有丝毫的怀疑。然而，第一，我们国际经济联系的形式越多，我们的潜在的敌人就越难破坏这些联系。第二，即使最终发生这种情况，我们也会比在封闭经济下以及由此导致发展缓慢的状态下强大得无与伦比。”接下去说：“世界劳动分工不是一个可以不予考虑的因素。我们只有善于利用世界劳动分工的条件产生的资源，才能全力加快自己的发展。”我希望，这些话能对后来在这个问题上出现的争论——其中包括布哈林关于我只谈我们的依赖性不断增长，但忽略了我们力量的增长的说法——作出极其准确的回答。
　　顺便说一下，布哈林反对我的论战几乎完全是按这个模式组织进行的。他取的不是我的思想即我所叙述的有内在联系的思想，而是使用一种只能称作文丐的手法：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那里摘取一句话或片言只语，再随便补充几句什么，然后就把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这句话再加上布哈林自己的一些东西宣布为真正的托洛茨基主义，从我的未经核对的速记记录中摘取个别词句——完全不顾我的讲话的明白无疑的涵义——然后从这些词句中造出一个公式，这个公式充其量是布哈林本人颠倒过来的观点，但绝不是我的观点。
　　如果说同世界市场的不断增长的联系和对世界市场的依赖意味着社会主义建设没有希望，那么关于超工业化、关于力图使我国工业超速发展的指责意味着什么呢？关于那种速度——即一方面是“乌龟爬行速度”，另一方面是“超工业化速度”——的整个争论意味着什么呢？远不是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能不能成功的争论，而是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走什么道路有望成功的争论。我之所以要提出和强调我们对世界市场的依赖是因为，第一，这种依赖符合现实情况，第二，只有对这一现实情况有明确的认识才能理解速度问题。大约两年前我在《真理报》上写道：“在速度问题上我们没有选择的自由，因为我们生活和成长于世界经济的压力之下”（《走向社会主义还是走向资本主义？》第2版第63页）。为什么反对不学无术的封闭经济的空谈就是悲观主义呢？为什么反对“乌龟速度”的反动昏睡理论就是缺乏信心呢？既然我的基本思想是我们只有善于利用世界经济资源才能全力加快自己的发展，那又怎么谈得上向资本主义经济投降呢？
　　其实，说我们的发展将导致独立，即实现各经济部门全面的内部平衡并摆脱必须进出口的局面，这有什么根据呢？这根本没有任何根据。相反，这同世界经济发展——其中包括我们自己的经济发展——的所有趋势是根本矛盾的。
　　我们并非很早就理解这一点的。我们根据这一观点评价最近的帝国主义战争并预言今后帝国主义战争仍然不可避免。我们根据这一观点在1923年接受了欧洲社会主义联邦的口号，认为这是经济发展的逻辑结果。我们过去和现在都认为，欧洲联邦和我们苏联必将联合为一个经济整体。最后，我们认为，苏联是连接欧洲社会主义联邦和亚洲联邦的大桥。我们过去和现在都不认为自由的印度和社会主义的英国将会过封闭的、互不依赖的生活。它们之间的财富交换是经济进步的必要条件。这种交换在推翻英国资产阶级之后仍将保持并将在一个大联邦的范围内进行。这一点适用于我们的北印度——西伯利亚。开发西伯利亚的自然资源——这是巨大的国际任务。德国和英国的技术、丹麦的农业经验都将在这里得到应用。然而这里所指的当然不只是一个西伯利亚。库尔斯克的磁铁矿藏，乌拉尔的钾矿藏，我们所有的巨大资源都需要使用国际积累和世界技术。这一点也同样适用于电气化任务。
　　我们并非很早就理解这一点的。可以说，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1]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特别关注下所写的关于电气化的书，极其鲜明地表明了整个社会主义建设其中——包括我们的电气化计划——的国际性质。请看该书第六章的论述：
　　“仅仅在几年以前对问题还是这样看的。从那时以来，世界技术或世界经济发生了哪些足以使我们根本改变自己的基本观点和把对我们的理想（我们大家四五年以前把它称作小资产阶级理想）的否定叫作小资产阶级怀疑主义的变化呢？
　　但有人说，这些推测都是建立在对欧洲社会主义革命飞速发展的希望之上的。当然，对于社会主义的欧洲我们不需要任何“独立性”。同社会主义的欧洲的关系是建立在最有效的（能产生良好结果的）劳动分工基础之上的兄弟合作。资本主义的欧洲则是另一回事。我们对它应当保持独立性。这样提问题表面上看似乎有说服力，实际上是错误的。对近几年的瞻望表明，我们同世界经济的联系将不断增长，不仅将绝对增大，而且将相对增长，就是说，同整个经济周转相比对外贸易额将不断增加。由此可见，最近的时期将成为我们对世界经济的依赖增加和我们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也同步提高的时期。什么时候开始向封闭状态转变呢？我们需要多长时间进行发展，“长入”世界市场，以便以后转向封闭经济呢？欧洲能否做到提前转向社会主义革命呢？为什么现在当我们在经济上极端落后的时候长入世界经济对我们却没有什么致命的危险，而过5年或10年之后当我们变得相当强大的时候倒需要同世界经济保持独立呢？这有什么根据呢？相反，在资本主义包围的条件下，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将年复一年地提高我们对于国际交换的兴趣。这一交换将通过对外贸易垄断的方式得到严格调节。在欧洲社会主义联邦内交换将具有计划性质。在这两种体制之间不会产生任何断层，即使产生断层，我国的经济在其各部门保持平衡的基础上也能运行。相反，同资本主义各国的进出口在正确调节下的增长，将为未来即欧洲无产阶级掌握了国家和生产时的商品和产品交换准备好条件。”
　　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在列宁的指导下写道，一国社会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的理想。这是正确的。在小资产阶级的理想中总是存在反动的倾向。把生产力赶入民族的范围——是根本反动的倾向。即使是沙皇俄国的生产力也超出了这种范围。社会主义只能建立在生产力得到进一步的、无与伦比的巨大发展的条件下之上。
　　国有工业应当在经济中起主导作用。然而对于我国目前还极其落后的工业来说，起主导作用的是世界工业。我们生产的产品比资本主义工业的产品贵1.5～2倍，我们必须赶上它们，学习它们的技术，而且它们的技术也不会停滞不前的。这就是速度问题的症结所在。
　　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我们没有想过学习世界技术。我们还根本没有提出生产问题。当时的问题是在农村找到粮食，有效地利用一切储备，用这样的方式来保卫自己。庸人们把这样的共产主义鄙夷地称作消费共产主义。但没有消费共产主义就不能拯救活的生产力，就不能保证过渡到下一阶段。
　　恢复过程初期，任务是让现有的技术设备满负荷运转，不管这些设备的有形磨损多么严重或结构多么陈旧。每开动一部机器就意味着前进了一步。
　　在所有的或者几乎是所有的机器都开动以后，折旧问题就提上了日程。为了保证生产的连续性，必须购买新的机器来代替磨损的机器。此外，必须购买新型机器来代替老式机器。世界市场日复一日地控制着我们在整个生产中和每个单独的部门中的落后状态。通过什么途径呢？通过价格的变动。斯大林同志企图把我关于世界经济控制着我们的思想说成是什么道威斯体系并问道，我是否是指以租让形式向外国资本所作的某些特别的让步等等。对于这样提问题只能表示惊讶。问题的解决不是靠道威斯体系，而是靠马克思的价值规律。列宁说，世界市场将对我们进行检验。我说的控制同列宁所说的检验是一个意思。其实这种检验是接连不断的，并且是不由自主的。如果在某个部门内资本主义技术取得新的和大的进步，而我们还停留在旧的方法上，那么这将表现为价格再次拉开，也就是说，表现为我们的比重减少，我们的阵地削弱，我们更易遭到种种干涉的损害。可见，我们必须赶上世界技术。
　　马克思把机器有形磨损的折旧同机器无形磨损的折旧区分开来。在技术不断进步的情况下，机器在其有形磨损远未达到极限就不再使用了。当然，与先进企业并存的还有后进企业。但先进企业的资本家不得不对自己的机器的无形磨损进行折旧。这是对技术进步的支付。这种支付通过降低成本可以得到丰厚的回报。如果资本家不能及时更新无形磨损的设备，就会从一流水平退到二流和三流水平，而在某些情况下会被完全排挤掉。这一点也适用于某些国家的一大批工业部门和整个工业。我们对世界经济的依赖表现在我们不仅要向我们的发现和发明看齐，而且向世界技术的进步看齐，不仅要对我们的设备的有形磨损，而且要对无形磨损进行及时的折旧。
　　当然，不应当把这理解为我们应该立即在一年或者二年或者三年内解决这一任务。这样提问题是幼稚的，但我们的发展速度应当能使我们在技术上越来越接近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水平。检验我们同他们之间的距离是否缩小或是扩大，就是说，我们所占的比重是否增加或是减少，最好的尺度就是价格的比较动态。由此可见，国际对此控制问题并不像斯大林所说的是什么“乱扯国际因素”，而是由我们的状况即我们是世界市场的组成部分所决定的，就是说，“我们服从于世界市场，同这个市场联系在一起，离不开这个市场”。
　　可见，当列宁谈论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时，似乎把这一问题从国际革命中划了出去，并在某种意义上将其同世界革命对立起来，就像部分同整体相对立一样，在这些情况下他指的不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而是简单和狭窄得多但却非常迫切的任务：在国有化工业的基础上恢复经济过程，其中包括为城乡之间的经济联系提供保障，这一点对苏联尤为重要。过去斯大林也是这么理解的。
　　引文［斯大林的］
　　这样一来就说明，试图引用这一类引文并证明在单独一个国家可以建成社会主义是完全站不住脚的。然而还有另一类引文——即列宁明确无疑地谈论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甚至共产主义社会的话。这样的引文为数不少。但它们的依据全都是这样一个前提，即世界革命将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最近一个阶段同其会合，我们今后将在同其他更发达的，己开始社会主义建设的国家进行兄弟合作的情况下完成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列宁在任何地方和任何场合都从未撇开无产阶级革命在其他国家的胜利这一决定性因素来考虑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完成。当他谈论完全和最终胜利时他指的不是避免武装干涉的保障，而恰恰是在先进技术的基础上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即无阶级社会，他一向认为这在一个国家内特别是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内是不可能的，这同马克思主义的所有传统是完全一致的。关于社会主义完全和最终的胜利，他提出：（1）夺取政权是第一阶段，（2）恢复城乡之间的经济周转即恢复国有工业是第二阶段。
　　把最终的或完全的胜利理解为免遭武装干涉的保障是亳无道理的：武装干涉的危险恰恰存在于最初的阶段，而到了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武装干涉的危险就会被抛到九霄云外。
　　列宁这样看待社会主义建设的例子可以说是数不胜数。实质上，列宁的每一个讲话同我们党的纲领、同党的共青团纲领一样，充满了这种前不久在我们中间还完全无可争辩的国际观点。如果说列宁没有随时随地地、没有在每一个具体的场合都强调我们胜利的国际局限性，那么这只是因为列宁认为这一点已经深入人心，因而是不言而喻的。
　　例如，列宁1921年2月6日在服装工业工人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说道：“所以工会……正在建设一个没有地主和资本家的新国家，虽然它是少数，但它能够建成而且一定会建成共产主义的新社会，因为我们得到千百万自食其力的人的支持。”[2]
　　可见，这段引文是说，我们的工会能够建成而且一定会建成共产主义的新社会，因为工会得到千百万农村贫民和全体农民劳动群众的支持。如果孤立地来看这段引文，它似乎对于证明在一个国家内可以建成社会主义是相当有利的。至少这段引文在任何方面都不亚于为此目的而引用的其他引文。它认为工人同千百万劳动者的紧密联系是共产主义社会胜利的条件。但列宁在上述讲话的开头说道：
　　“按事情本质来说，要想在一个国家内彻底战胜资本是不可能的。资本是一种国际力量，要想彻底战胜它，工人在国际范围内也必须共同行动起来。自从1917年我们同俄国资产阶级共和政府作斗争时起，自从1917年末我们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时起，我们就经常地，不止一次地向工人指出，我们根本的、主要的任务和取得胜利的基本条件就是至少要把革命扩展到几个最先进的国家中去。”[3]
　　列宁紧接着这些已经将问题讲明的话说道：“三年多来，我们最主要的困难在于，西欧的资本家结束了战争，推迟了革命的爆发。”[4]
　　讲话的以下部分全都用来证明资本主义毕竟患有绝症。世界革命在最近的将来就将到来，由此就可以得出结论：工会如果能够带领千百万劳动者跟自已走，它就能够建成而且一定会建成共产主义社会。这就是列宁始终如一的思路。他可能在这样或那样的场合没有强调指出他在对服装工业工人的讲话中说的那类话，即“我们根本的、主要的任务和取得胜利的基本条件就是至少要把革命扩展到几个最先进的国家中去”，但他从来没有忘记更没有否定我们取得胜利的这个条件，他称其为根本的、主要的和基本的条件。坚持这一点似乎让人甚至感到奇怪。列宁在1918年初所说的以月计算的喘息时间，在后来特别是从1923年秋天起即德国无产阶级遭受最沉重的失败之后，变成了一个很长的时期。列宁本人对喘息时间的看法随着事态的发展也发生了变化并日益具体化。他开始谈论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应当保持10年、20年而不是几个月的正确关系，认为这是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的条件。发展速度的变化是有巨大意义的事实。我们的所有困难和内部争论其实都来自速度的减慢。但发展速度减慢本身并未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命运同世界革命的总进程割裂开来。用列宁的话来说，我们仍然是一个环节，而不是独立的链条。
　　列宁在庆祝十月革命二周年的讲话中说：“我们一向强调我们是从国际的观点来看问题的，在一个国家内要完成这样的事业即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能的。”[5]
　　是的，我们一向强调这一点。我们没有别的想法。现在我们仍然不打算改变问题的提法：“在一个国家内要完成这样的事业即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能的。”
　　布哈林直到现在还认为我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依赖纯粹是形式问题。他没有放弃他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提出的脱离实际的单独发展模式。他不明白，我们的发展速度受到国际因素的制约。他不明白，除了军事干涉以外，还有依仗技术优势进行的力量要强大得多的低廉价格干涉。他不明白，国家计划委员会为什么没有根据“足够的”国内发展速度在独立自在的结合的基础上制定控制数字，而是不得不使整个控制数字向对外贸易数字看齐。我们依赖于世界经济的这种现实意义，布哈林没有领会，没有考虑过，没有明白。当然，如果要布哈林作出回答，那么他会开始“承认”我们依赖于世界经济；但他的所有论据、结论和展望全都是建立在封闭经济模式之上的。
　　然而，关于似乎我没有看到的我们通过依赖走向独立的问题究竟怎样呢？这种说法由来已久。布哈林试图使人相信，似乎我的展望就是依赖性不断加深，也就是说毫无希望，也就是说怀疑一切，也就是说丧失信心及其他一切与此类似的说法。这种说法由来已久，该是抛弃的时候了！我在自己的《走向社会主义还是走向资本主义？》一书中说明，我们恢复了对世界经济的依赖，这种依赖将不断加深，如果我们的政策正确，这条道路是惟一一条能使我们得到增强，使我国的经济比重得到提高，因而使我们强大得足以对付可能发生军事干涉和不断发生的以低廉价格进行“干涉”的道路。我解释说，在当代条件下关于民族经济独立的问题根本不可能通过古老的中国方式得到解决，我以资本主义的德国为例作了说明：近几十年来德国的经济同欧洲和海外国家的经济最紧密地溶合在了一起，长期依赖于外国供货人和外国进货人，当德国遭到军事封锁，同世界经济的一切重要联系一下子就被切断之后，德国表现出了罕见的生命力，同一大群形形色色的敌人对峙了整整4年。应当怎么解释这一历史奇迹呢？“德国在19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建起了强大的工业，并靠这一工业发展成为世界经济中一支最活跃的力量。德国的外贸周转以及同国外市场包括海外市场的联系在短时期内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战争一下子把这一切都切断了。德国由于自己的地理位置而从战争的第一天起就陷入了几乎完全的经济闭塞状态。然而整个世界都亲眼看到了这个高度工业化国家的惊人的生命力和耐力。以前争夺市场的斗争培育了徳国生产部门的高度灵活性，德国在战时有限的国内基础上充分利用了这种灵活性。”（《走向社会主义还是走向资本主义？》第63～64页）由此我们应当得出什么结论呢？结论是，我们需要的不是对世界经济的“独立”，而是高度的劳动生产率，而这样的生产率只有在快速发展的条件下才能获得，而快速发展又要求广泛而巧妙地利用世界市场资源。换句话说，我们的方针不是独立的乌龟爬行速度，而是尽可能快的发展速度。这种方针有什么悲观主义呢？如果说我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反对抛开国际因素这一反动透顶的观点的，我又怎么可能不承认我们通过国际联系和依赖会变得更强大呢？
　　我在另一个地方借用我国经济生活领域中的一个例子阐述了我的思想。我国有大约12家托拉斯已经同著名的外国公司签订了技术援助合同。我国的托拉斯根据这些合同取得了专利、图纸和有关的外国公司的指导。这样一来我国的产品得到了改进并降低了价格，我国的企业为此而向自己的资本主义合作伙伴付出了很大的一笔贡款，然而这笔贡款同我国国有工业得到的好处相比要少得多。以前，机器制造托拉斯独立生产涡轮机，其中设计费用占涡轮机成本的7%。如今该托拉斯在按外国图纸生产涡轮机。资本主义公司的代表有权对生产进行监督，以防止生产其他型号的涡轮机并从每台涡轮机上抽取贡款。这无疑是相当严重的依赖。但设计费用因此只占涡轮机成本的2.5%，而且涡轮机的质量得到了提高。怎么做有利：是独立生产质次价高的涡轮机还是依赖别人生产质优价廉的涡轮机呢？问题本身已经作了回答。这里所谈的托拉斯的道理可以而且应当适用于我国的整个经济。这种可以提高我国劳动生产率的依赖——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是一种进步的依赖。那种让我们以乌龟爬行速度前进的独立，而且还洋洋自得，是一种反动的独立。这种独立的哲学是反动的哲学。

列·托洛茨基
1927年3月19～27日




[1] 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伊·伊·（1870～1928）——1896年加入俄国社会主义工党。十月革命后任财政人民委员。1919年起在中央消费合作总社工作。1925年起任中央委员、《消息报》主编、《真理报》副主编。1926年起任列宁研究院院长。

[2] 《列宁全集》第40卷，第324页。

[3] 《列宁全集》第40卷，第318～319页

[4] 《列宁全集》第40卷，第319页。

[5] 参看《列宁全集》第40卷，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