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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季等四人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央监委主席团和共产国际执委会
（1927年9月6日）
说明：集体执笔。大部分是我写的。——托洛茨基注
尊敬的同志们
联席全会后大家所看到的事情明显地威胁到十五大的筹备工作。
毫无疑问，如筹备工作进展顺利，十五大会起到很大的作用并确实会帮助我党摆脱目前的危机。它会促进党的团结，为党指明今后斗争的正确道路，包括使苏联对日益迫近的战争危险作准备的道路。它可以而且应该停止共产国际上层业已开始的分裂。
不过，只有像列宁时期历次代表大会在分歧甚至小得多的情况下所做的筹备工作那样，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才能做到这一切。
列宁时期党是怎样做的呢？
第一，历次代表大会均准时召开。列宁时期甚至推迟一个月都不行。列宁时期中央委员会从未自行将自己的权力再延长一年，即将代表大会规定的任期延长一倍。尽管在严重的内战的形势下召开代表大会比现在要困难得多。
第二，列宁时期，所有党员在代表大会召开前真正能有机会在党的报刊上发表自己的建议、提纲、纲领和小册子，并可在任何党的会议上发表意见。
第三，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使所有党员真正能够参加争论，使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能够真正反映党的意愿。先召开实际上预先决定一切的区代表会议，到召开省代表会议时再开始所谓的“争论”，这种办法在列宁时期从未采用过。这样的程序在列宁时期被视为可鄙和耻辱的事情，会遭到大家的嘲笑和驳斥。
第四，列宁时期，在代表大会召开前的时期内不仅没有把与中央路线有分歧的同志从工作中心驱逐到边远的角落（列宁时期根本不搞流放）的情况，而是恰恰相反，绝对保证那些同中央委员会多数有分歧的同志和集团能够留在大中心，以便他们能够在代表大会前及在代表大会上发表自己对中央委员会路线的批评意见。
现在根本不是这样。一切做法都截然相反。中央委员会违背党章自行将任期延长一倍。中央在十四大过后两年召开十五大，并在代表大会召开前变本加厉地迫害思想不一致的人（其中包括流放，下面再详谈）。中央不仅不对筹备代表大会中的这种程序和顺序采取措施，以使全体党员都能真正就有争议的问题发表意见，而是相反，莫斯科、列宁格勒、乌克兰等地的地区代表会议应于10月下旬开幕，有些地方的代表大会却已经闭幕，中央委员会却答应于11月上旬开始正式争论。这就是说，正式争论开始时各地区代表会议已经闭幕，或者至少是代表大会的选举已经结束。一切果真如此，那就是对党员权利的嘲弄和侮辱。这将使广大党员认为中央委员会十分害怕争论，认为中央绝无通过较为正确和诚实的党内争论捍卫其政治路线的希望。难道这种日程安排可以看作正常的党内民主的正常方式、可以为摆脱目前危机找到出路吗？
我党过去有过重大的分歧，但从未像最近这样旷日持久，这样痛苦和尖锐。为什么会这样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十五大的筹备工作是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进行的。“争论”几乎在党代会召开前一周才开始；分歧突然降临到党的身上。两个首都（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组织的省代表会议之间的“决斗”出乎全党的意料。整个党根本没有机会发表自己的意见。分歧已深入到党的内部，对事业造成的危害无法估量。
如果通过日程的巧妙安排和秘密把戏使党毫无可能按照正常途径弄清现有的分歧、接触文件、听取争论各方意见以形成全体党员真正多数的意见，那么对党的事业所造成的危害就要大得多。中央委员会如在目前情况下采用这种日程把戏，就说明中央对多数党员真正支持它的路线这一点毫无把握，而主要是说明中央不惜一切，甚至不惜破坏党的统一，只要能保住自己的地位就行，一切都在所不惜。
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为争论留出的时间本来就吝啬。大家知道，党的十五大定于12月1日召开。而中央委员会准许的党内争论仅限于代表大会召开前的一个月，即从11月1日正式开始。这又是对党的利益的明显和招眼的违反。代表大会召开前的争论应至迟在代表大会召开前一个月开始。这个最低期限适用于最正常、最平稳、最健康的条件，至少是在每年召开一次代表大会的情况下。“不少于一个月”，这就是说，如果情况需要，争论的期限可以更长一些。难道目前党内危机的情况还不算亟待进行全面争论的情况吗？但就连一个月的期限实际上也是一个假象。事实上，由于11月要过节，争论的期限早就剩下代表大会召开前的二、三周时间。然而在我国即使《真理报》刊载的重要文件光到达各地也需要整整两周的时间。可见，省代表会议代表的选举将在党员仅能读到如反对派纲领之类的重要文件之前选出。如果党中央不立即取消各地区代表会议选举期限的决定，使这些代表会议的代表选举工作在争论之后进行，那么这实际上就彻底取消了党章所保障的在召开代表大会前进行的一切争论。这就使代表大会的代表选举变成了走过场，而在目前的情况下其实就变成了笑抦。
代表大会是我党的最高机关。代表大会是党内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对于每个党员说来代表大会的威信是毫无疑问的、不容置疑的。布尔什维克党党员必须绝对服从党代表大会的决议。但是除非党章可全面保证党员确能影响这些决议、保证由全党而不仅仅是党的机关来投票表决，否则这一切就做不到。
我们认为，政治局应该依据党章责成所有地方组织确立一种代表大会前的工作制度，使全体党员可在支部内及时地，也就是在了解全部重要文件并听取了争论双方意见之后和决定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的选举之前，切实讨论十五大的全部议事日程。中央委员会不仅应该禁止打算欺骗党员并剥夺党员合法权利的书记们搞的日程把戏，而且应该将其钉在耻辱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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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我们认为必须使你们注意我们许多党组织内存在的一系列事实，这些事实清楚地说明了那种不能容忍的环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后即代表大会召开前的党内生活正是在这种环境下进行的。
所有这些事实表明，党内相当一部分颇有影响的官僚现在已经给自己定出了一个目标，即不让党员群众能够平心静气地弄清党内现有的分歧，他们给自己提出了一项任务，即公开对党内反对派的拥护者搞恐怖，不准他们利用在党组织面前捍卫自己观点的权利。
我们仅举几条绝对可信的不可否认的事实。
1．在一系列城市（莫斯科、列宁格勒、罗斯托夫、巴库）中，联席全会之后故意以突然的方式把党的积极分子集合起来，经过几轮“筛选”，将选票只发给“绝对可靠的”人且只有记名选票，却不发给数百名积极参加党的工作的老党员。
2．在各地区以及各城市的积极分子会议上，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大概还有其他一些城市早就有一批有组织的，即经过培训并分别安置的、人数不多但不惜付出一切的团伙，它们用叫喊、威吓、吹口哨、骂人来打断反对派的发言。领导人无论在哪次会议上均未采取措施来制止这些团伙的行为或把他们赶出会场。像伊万·尼基季奇·斯米尔诺夫这样有25年党龄的、被广大工人所熟知并深受所有同他一起做过地下工作和在红军和苏维埃机关中工作过的同志尊敬的党员，也不能在莫斯科积极分子会议上利用给他的十分钟时间来阐述中央全会的结果。他的绝对有礼貌的冷静发言被打断了，被有组织的一小撮人在会议主席、政治局候补委员乌格拉诺夫同志的纵容下所打断。
3．用流氓的方式打断党的会议的做法在列宁格勒特别盛行。在有省委书记、政治局候补委员基洛夫同志出席的全市大会和维堡区选举大会上，反对派代表开始宣读决议书时“有人”关掉了电灯。彼得格勒区大会上流氓们扑向宣读决议的同志，撕掉决议并发出带有反犹性质的叫喊。有些会议上会议领导人不去捍卫全体党员通过提交决议草案向全党表明自己意见的权利，反而将是否宣读决议的问题提交表决，借以向事先经过挑选的与会者暗示投票反对宣读决议。
4．齐心协力采用这些旨在阻挠反对派通过党的途径向党表明自己观点的方法，以吓唬反对派成员。
某些著名的中央代表在党的会议上（如列宁格勒的中央委员安季波夫［安季波夫，H．T．（1894～1938）——1912年入党。1928年起任邮电人民委员。1924年起任中央委员。后遭镇压。］在“布尔什维克”工厂党小组会议上的发言，米尔佐扬［米尔佐扬，Л．H．（1897～1939）——1917年入党。1925～1929年任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书记。1927～1934年任联共中央候补委员。后遭镇压。］同志在巴库的发言等等）用最恶毒的谩骂来围攻工人反对派，以开除党籍相威胁。在许多地方已经从威胁转为行动。
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温什利赫特同志在革命军事委员会党支部会上威胁投票反对官方决议的同志，说要把他们当成反革命分子开除出党，开除出军队。
日前12位同志［原文如此。］被从列宁格勒“紧急”逐出，其中有9位系1910年至1917年入党的老党员。被逐出的同志是：博戈莫利内、列文、沃伊采霍维奇、季米特里耶夫、格尔茨贝格、冯贝尔施泰因、罗茨坎、科瓦连科、伊万诺夫、格里戈罗夫、皮丘林，皮丘林是一位领导有10万名社员的工人合作社、应得头奖的老同志。他由于在区积极分子会议上发表反对派意见，当即被撤职，流放到波尔托拉茨克。
被逐出巴库的人有：（1）马梅德林斯基（被“赶出”担任区委委员的区委，流放到遥远的农民县），（2）吉尔希克（流放到波斯），（3）米尔佐耶夫（流放到波斯边境：），（4）什塔宾斯基（流放到波斯）。
被逐出乌拉尔的有以下老同志：（1）别利亚耶夫，（2）杰里亚宾，（3）涅多列佐夫。
我们把对从未搞过贸易、有20年党龄的著作家萨法罗夫同志派到君士坦丁堡商务代表处任职也算在被流放之列。
在84人声明上签名的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编辑出版部编委科瓦连科同志被流放到中亚。撤销科瓦连科同志的职务时打的旗号名义是编辑出版部精简人员，实际上该部人员在撤销科瓦连科同志之后增加了，现由5名均曾被国家政治保卫局追究过责任的原社会革命党人和原孟什维克和1名共产党员组成。而这位老党员就得因莫须有的“思想立场不坚定”滚到中亚去。
安德烈钦同志这位从事国际事务多年的革命家，也被赶到中亚去从事所谓的“经济”工作。
雷若夫、亚历山德罗夫这两位生产第一线的工人同志仅仅因为给季诺维也夫同志写信抱怨一个叫波戈金的人在他们的党支部的不成体统的、不知羞耻的报告即受到迫害：雷若夫被开除出党，亚历山德罗夫受到警告处分。季诺维也夫同志在联席全会上宣读了这封信并请求中央监察委员会进行调查。这个调查没有进行，但这两位在群众中得到广泛信任的工人却受到严重的迫害。
莫斯科的马尔丁诺夫同志，这位内战的参加者（获得红旗奖章）因在苏联交通人民委员部党支部会议上援引84人声明而在区委机区监委PK和PKK联席会议上被开除出党。
马柳塔同志因在布琼尼同志放肆地讲话时插话而受到警告处分并被撤销职务。
许多同志因在监察委员会主席奥尔忠尼启泽同志认为是党内合法的文件的84人声明上签名而受到严重警告和开除党籍的威胁（见8月12日乌拉尔监察委员会的判决书）。因在84人声明上签名而受到严重警告和开除威胁的有杜卡特、谢科尔金、库尔巴托夫、涅多列佐夫等同志。斯维尔德洛夫区监察委员会打算将什么样的同志开除出党，从8月21日《乌拉尔工人报》刊登的杜卡特同志的判决书中的下述鉴定可以看出，其中写道：杜卡特，尤里·伊万诺维奇，1904年起为联共（布）党员，38岁，农民出身，文化程度中等，职业革命家，1906～1909年因从事革命活动被关进监狱，1913～1916年关进要塞；在红军中服役5年，从一名红军士兵升任军区司令员；现失业。
列列维奇和罗滕贝格同志在萨拉托夫受到严重警告，并剥夺担任党的职务的权利2年，只不过是因为在党的会议上捍卫自己的观点。在监察委员会的判决中没有陈述任何理由。也是在萨拉托夫，瓦雷基斯同志（中央候补委员）在教育工作者会议和其他有非党人员参加的苏维埃基层组织的会议上作了关于联席全会情况的报告，《萨拉托夫消息报》还登了这条消息。但我们之中的一个人仅仅因为批评了一下马尔丁诺夫同志就受到谴责，理由是有非党人士参加会议。而中央候补委员瓦雷基斯同志开完全会，迳自去出席有非党人员参加的会议，还在报上公开说这些非党人员赞成哪些哪些决议。
这里还有另一个例子。阿尔汉格尔斯克州委会机关报（《浪潮报》，1927年8月30日）载：“会议决定全体党支部和共青团支部近期开始仔细研究联席全会的决议，然后在地区非党工人中间作报告和进行谈话。”还有：“第15森林工业工场和第2森林工业公司联共（布）党支部和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支部联席会议（有非党人员参加）听取了关于联共（布）中央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的总结报告之后，认为全会的所有决议是惟一正确和绝对正确的。”（《浪潮报》，1927年9月3日第200号）
监察委员会主席奥尔忠尼启则同志解释说，不得在有非党人员参加的会议上“狠狠批评”反对派。但有人下达了另外的命令。
奥廖尔的瓦尔金同志因不顾民警局长的不满试图捍卫反对派的观点受到警告，被撤销了职务。
还有以开除出厂来处罚工人反对派的报道。在罗斯托夫，1916年入党的党员坎托尔同志被米高扬鞋业工厂开除并被“提升到”苏维埃任职。这位党员在致边疆州监察委员会的一封信中要求“恢复其鞋业工厂蒙面工的工作”。
在巴库被解除工作的有：（1）希巴诺夫——眼下失业，（2）洛加乔夫——已失业两个月，（3）丹尼利安茨——除名，去向不明，（4）弗拉索夫——除名，（5）奥加涅索夫·阿尔森——除名，（6）弗拉索夫·伊·——因积极参加修改要求全党根据原始材料了解反对派观点的决议案而除名。
这一切都是近几天的事情！这一切都是我们听说的事实。还有许多事实没有听说！原流放到土耳其斯坦、中心地带省会等地的反对派，现在为“防万一”又重新被发配，公然对他们说：“你们在这儿待不了几天了”，“代表大会开会前到其他地方去吧”。这样的事情有数十起。每一位书记都是按照这个模式来“筹备”党的十五大的。至于各县和各大工人居住点的做法我们暂且不知。不过那里的做法也一样，也许只会比这还粗暴。
5．与这种恫吓的方法同时使用的还有在报刊上对反对派进行最肆无忌惮的、最恶毒的宣传。像过去一样每个冒牌作家和向上爬的人早已知道，只要是针对反对派的，任何庸俗的话语、任何谎言、任何诽谤都可以在报刊上刊登。只有不怕受到反驳才可以这样做，就是说实际上早已决定在代表大会召开前不得公开发表或者以口头的形式进行争论。
只需说说H．库兹明在《共青团真理报》发表的那篇相当知名的文章即可，文中这位取代驱赶到日本的普特纳同志的我国年青军人的“导师”将托洛茨基同志提到克列孟梭一事说成是要求战争爆发时枪毙前线的农民。这是什么，这不正是旨在将农民与工人党内的反对派对立起来的热月宣传甚至是黑帮宣传吗？虽然中央监察委员会注意到了这篇文章，这种卑鄙行径却并未遭到党的领导人的任何反击。
这里不去谈斯克沃尔佐夫［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伊·伊·（1870～1928）——1896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任财政人民委员。1919年起在中央消费合作总社工作。1925年起任中央委员、《消息报》主编、《真理报》副主编。1926年起任列宁研究院院长。］发表在《消息报》上的卑鄙的社论及杰米扬·别德内依［别德内依，杰·（1883～1945）——苏联作家，诗人。共产党员。］就“党的”问题在该报上发表的诗歌，别德内依的肆无忌惮，同他思想和创作上的极度地空虚同时增长。杰米扬·别德内依那富农的诲淫的腔调使那些非反对派的、最心平气和的党员日益感到憎恶和鄙视。同时任何人都不会怀疑，别德内依腐朽的文字得到了上面的“鼓励”。大家都知道，书记处，实际上就是斯大林同志通过出版局操纵出版业。
6．雅罗斯拉夫斯基8月26日的文章公开指示地方组织不要将反对派候选人选进党内。这样的指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实际上已把反对派候选人开除出党。就是对党章的公开嘲弄。这么重要的问题是由谁决定的呢？难道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一个人就可决定这个问题？独断专横还有限度吗？难道有人以为工人党员会对践踏党章的行为听之任之吗？
7．发表的大门对反对派越关越紧。不仅关于有争议的问题的文章如此，凡是反对派介入的东西，即使谈的是没有争议的问题，莫不如此。根据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倡议安排的托洛茨基同志同美国代表团的谈话在《真理报》发表时附了一篇诽谤性的荒唐的编后记，编后记使每一位稍微认真一点的多数派拥护者感到愤怒。因这个“试验”的失败便决定不登季诺维也夫与该代表团的谈话，不刊登这次谈话的决定和不刊登托姆斯基和加里宁谈话的决定都让人一眼就可识破。《真理报》编辑部对拉狄克同志关于萨柯和范齐蒂判处死刑的文章的处理更加坦率（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编辑部不仅拒绝刊登这篇文章（并未说明原因），而且拒绝就文章的命运给作者回信，以免留下任何关于对党的反对派作家恣意妄为的痕迹。拉狄克文章惟一的缺点是文章的水平大大超出《真理报》文章的水平。季诺维也夫的《列宁在1917年7月的日子里》一文也没有刊登，《真理报》编辑部甚至拒绝作任何答复。《真理报》仍把这个课目交给那个……斯列普科夫，看来其理由是，斯列普科夫在1918年还是立宪民主党人，原来他倒是最有资格来写列宁在1917年7月的作用！这难道不是一种标志吗？
既然现在季诺维也夫和拉狄克同志仅仅因为他们是反对派，便不能在《真理报》就没有争议的问题发表意见，那么谁还会相信反对派可在代表大会前就所争论的问题发表意见呢？
上述列举的所有事实中我们认为最严重的是：开除和驱逐持反对派观点的工人和党员；由上面组织的团伙破坏党的会议及在报刊上进行攻击性的宣传。我们来看看破坏党的会议的情况。
我党过去在资产阶级政党召集的会议上采用过这些方法，在同孟什维克彻底分裂后同他们一起开的会议上也采用过这些方法。在我党内应最坚决地禁止这类方法。因为他们使我们无法通过党的途径解决党的问题。多数派代表所采用的反对少数派的这些方法表明，掌握了出版垄断权的党的多数派担心，少数派代表只要发表几篇公开的讲话，即足以使人对多数派实行的政策的正确性产生怀疑。
这些方法有可能彻底葬送有党章和政治局在最近一次全会上的许诺作保障的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在党的会议上以暴力破坏对党的事务进行讨论的所有团伙正在准备破坏代表大会召开前的党内争论。如果中央现在还不采取措施反对这类方法的话，不是他们葬送这次争论，就是在代表大会召开前的会议上出现最尖锐的冲突。
我们再来注意一下下面的问题。联席全会将13位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反对派）声明的第二部分转交给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研究。这第二部分包含有一些使党内生活走上健康化道路的具体建议。但是这件事情至今停滞不前。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故意对联席全会的这一决定不予考虑。我们能允许这么干吗？
与此同时，由中央委员和省委书记等召集的党团积极分子也在紧锣密鼓地行动。书记们利用党的官方机构和手段拼凑成了一个志同道合者，实际上是斯大林党团的秘密会议，讨论了同反对派斗争的最佳方法，包括撤职、驱逐、“提升”等问题。这种行动方式自然促使反对派在代表大会召开前开始召集单独的会议，因为只有可怜的冒牌党内庸人才会放弃积极参加筹备代表大会的工作。但是没有一个反对派会放弃。
党内没有人相信也不会有人相信，一切不允许的反党的犯罪方法的采用是出于偶然。果真如此，这些行动就不会这样有组织，就不会扩大，首先是不会不受惩罚。事情正是在于体制。一般认为，这种筹备代表大会的体制，即破坏代表大会的正常的筹备工作的体制有自己的中心，那就是中央书记处，即“管理”党的真正中心。实质上，书记处凌驾于中央之上，试图事先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代表大会，即强加给党。这便是为“筹备”代表大会已全速运转的违背党章的反党机制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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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十五大的筹备工作正常进行，为了党的统一，我们坚决要求中央立即采取下述措施：
（1）立即研究（在我们的参加下）尚未向全党公布的13人声明的第二部分，首先是恢复已开除的反对派的党籍。
（2）在报上颁布一份通报，呼吁党的会议的主持人保证全体党员有自由发表自己意见和在党的会议上提交决议案的权利。党的监察机关对妨碍他人利用这些基本权利的党员进行惩罚。应对允许对破坏少数人权利的会议主持人给予党内处分。
（3）绝对禁止在报刊和会议上对反对派未发表的文章、讲话、决议案和纲领进行辩论，将其看做对党章的最严重的违反。只能对那些可进行一般检查的文件进行辩论。“谁相信口头说的话，他就是不可救药的白痴。”谁要强迫人们这样做，他就是对党犯罪。
（4）以中央的名义号召全体党员了解有分歧意见的文件并自由发表意见；以中央的名义保证持不同意见者不会受到迫害。
（5）必须及时地也就是在现在就着手印刷代表大会召开前的材料并将其分发到各地，这些材料包括：反对派的纲领，反对派就中国问题和英俄委员会等问题发表的文件。
（6）党内争论应在中央的提纲、反对派的纲领和党员的某些组织、小组或个别党员在代表大会前提出的文件公布并分发到各地时开始。此后的一个月内（答应给一个月也行）党员应可自由讨论。应该相应重新确定各地区、县和一般的基层代表大会的日期。必须把争论开始的日期移至庆祝节日之前。
（7）因此我们建议加紧召开最近的中央全会（预定于9月15～20日召开）以通过相应的决定并禁止在此前进行预先确定出席代表大会的人员的“选举”。
需要使十五大真正履行所面临的任务。需要及时消除代表大会筹备工作和选举工作中的派别性质。那些采取上面提到的方法的人是在破坏十五大的威信。中央首先有义务捍卫十五大的威信并以铁的手腕禁止上面提到的与无产阶级不相称的所有丑行。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
格·季诺维也夫
安·彼得松
尼·穆拉洛夫
列·托洛茨基
1927年9月6日 |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0卷 №07525
原标题：《季诺维也夫等四人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央监委主席团和共产国际执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