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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腕还是革命政治?──答捷克同志问

托洛茨基

1929年7月1日
李时译
转载自《十月评论》杂志



  你的信倘若主要是针对关乎捷克的特殊问题,或只是仅仅针对属于捷克的特殊问题,我或许会难以作出回答;因为,遗憾地,在目前这段时间,我对欧洲其它多个国家的局势,要比捷克的局势更为熟悉。但你在信中提出的许多问题,对于已经成为国际间一种意识形态的流派,并且正在成为一个国际派别的整个共产主义反对派,则具有普遍的重大意义。

  我们的问题是怎样产生的?我〔曾经促请你〕注意到这项事实,你在你的声明中,与“托洛茨基主义”保持距离。你要是认为反对派保护的观点是与列宁主义相违背的,又或那些观点本身就是错误的,那么我们诚然是责无旁贷的要在政治上保持楚河汉界,不需要任何交待。

  但就我目前所见,问题完全不是这样的。你认为,所谓的“托洛茨基主义”,事实上就是把马克思和列宁的方法在当代的应用。如你所解释,你让自己和托洛茨基主义保持距离,是从战术性的而非原则性的方面作考虑。用你的话来说,党的成员被“托洛茨基主义”的幽灵弄得迷惘混乱,所以暂时有需要用掩人耳目的手法表达我们的看法,而不要公开地宣布那些观点就是共产主义左派反对派的观点。

  我完全不能同意这种方法。这种方法与我所有的政治经验相矛盾。尤有甚的是,这种方法与布尔什维主义的整个历史相矛盾。

  事实上,人们是可以认为,中间路线机器之所以对我们发动整场凶狠的斗争,是为了打击我们的名声,而不是打击我们的信念。但这样一来,就是低估了我们的对手。对主导中间主义的政治含义置若罔闻,并且用对待落后儿童的教学手法来取代政治。

  共产国际在过去六年来的全部政策,或是走到马克思主义路线的左边,或是走到右边去;它在原则问题或当前政策方面所作的各项重大决定,我不曾见过有一项正确。就我所理解,你对这点是同意的。我们在所有事例里,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的路线上反对共产国际的政策。而每一次,这样的一条路线都在“托洛茨基主义”的帽子下受到谴责。这种情形迄今已经维持六年。也因此, “托洛茨基主义”已经不再是一条无关痛痒的标签;它的内容充满共产国际过去六年来的全部生活内容。为了对当前的错误提出批评和指正,你已经无法不去阐述被官方谴责为“托洛茨基主义”的观点。而你即使为了教学方面的理由在言词上与托洛茨基主义保持距离,但在政治上仍有一个问题有待解决:怎样对待你和左派反对派这么一个明确的国际倾向的关系?你正冒着风险,未来沦为自己矛盾立场的受害人。你或是必须每一次都清楚的表明你不同意左派反对派的 哪一点,经常要发动派系斗争来反对左派反对派;或是你将被迫脱下面具,承认你所以一直在冒充“反托洛茨基主义者”,是为了捍卫共产主义左派反对派的见解。我不知道何者更为糟糕。

  不,在政治上玩捉迷藏游戏,是绝对不允许的事情。我曾多次出于不同理由而摘引过一位法国作家的话:“如果你在其它人面前掩藏自己的灵魂,最终,你连自己的灵魂也找不到。” 经验告诉我,你可能不只出于教育上的考虑而备受制宰 (而我已经说过,即使出于这个理由,亦不能为掩饰身份而自圆其说)。事实上,制宰你的是你仍未准备就绪,挺身而出以与充塞着官僚舆论的党正面对垒。而之所以缺乏准备,通常是由于没有充分清晰的理解到各种意见之间分歧的鸿沟,及我们的倾向注定要完成的任务的伟大性。

  在今天,或许有好些人会受到斯大林派中间路线的迂回路径所感染,而想到官方领导层也不至于太糟糕,要是能避免把问题提出得太强硬而引起他们不安,或许便能够逐步渗透到党的广泛成员的意识中去,为自己造就“基地”,从而可以把旗帜舒展开来。

  这种观念基本上是错误的,并且十分危险。并不存在有什么集中组织起来的基地。我们只能够在意识形态的基础上逐步建立我们的基地。迫害马克思主义的根扎得愈深,反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恐怖愈是令人窒息,我们这方面要作的宣传更愈要坚决、强硬和勇敢。一个沉默,畏缩而诚实的党员,若是理解整件事情是关乎到无产阶级政党的存亡问题, 才会走到我们这一边来。这便意味到你必须责无旁贷,公开地提出问题,不要害怕“孤立”和官僚机器把恐怖升级。对问题的每一次保留,含糊其词和掩饰,都会对中间派有利;因为中间派依附在保留,含糊其词和掩饰之中,赖以生存。

  拉杰克一开始的立场是认为我们——马克思主义反对派—— 必须接近中间路线,以此把他们推往左方。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拉杰克由把不同意见间的矛盾软化,令差异缩至最少为开始。最后以承认他们正确而反对派错误用四脚匍匐,颈套圈索的走中间路线者们而结束。从表面上看来,拉杰克和我们的不同,只在于怎样对待党内的战术性问题。但事情从一开始并不是这样。政治的基本路线决定了党内战术。事实上,拉杰克始在反对派内一直是个左派中间路线者。这是自然不过的。从1923 -27年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领导都具有右派中间路线的属性,只除了季诺维也夫那次转向是例外。而就在那一次,左派中间路线分子无可避免的受到了我们的吸引而走向我们。不过,继右派中间路线集团分裂和斯大林主义者向左转之后,在反对派内部的中间路线者看到他们的“最终目标”已经达到,以至开始害怕斯大林会由于左派反对派的压力而走到更左方面去。所以拉杰克等人便起而保卫官方的中间路线来对抗左派反对派。日后将证明拉杰克等人会是统治集团这头马车右边的第五个轮子。

  由此,我们来到据说令许多捷克同志深感兴趣的一个问题: 我们与中间路线者和右派的关系这个一般性问题。他们说,在布拉格有一个擅长于马克思主义战略和战术的哲人,这个人尽管退出政治舞台已久,但身在幕后的他仍禁不住以指责反对派为乐,因为在他看来,反对派对付中间路线者过甚,而对付右派却不足。

  还有比这个问题的提法更迂腐,更了无生气,更可笑的吗?要是有人说我们过于沉湎在对付右派——也即是对付右派和中间路线者的斗争里,因而对左派的批评不够多,那我到是能够理解;因为不管这种提法是否在任何时候具有真实性,但这个提法具有原则性的根据:在对付右派的斗争里,我们是与极左派站在同一阵线,因此不要忘记与他们要有适当的意识形态的分界线。

  但中间路线者和右派一样,是在我们的右边。我们作斗争以反对中间路线,也就是双倍地斗争以反对右派,因为中间路线只不过是机会主义经过修饰,伪装和更具欺骗性的形式而已。

  而如果我们把任务限制在党内民主的纯粹公式之内,那诚然是有可能和右派结成集团,以向官僚中央作斗争。但受到这种危险威胁的不是我们,而却正是那些把意见分歧含混起来,把矛盾软化,用软言细语要求对党的体制作些“改进”的人。

  不错,捷克权利是不喜欢恭维“托洛茨基主义”。而你知道,他们作为“党内民主”的支持者,是反对把俄国反对派逮捕和流放的。这是个廉价的立场,而且他们并不能一直维持这个立场的。一般来说,阶级斗争——特别是在一个革命时代的阶级斗争——没有逮捕、流放和镇压,实在是令人无法想象的。只不过,我们每次有必要记得是由谁来作逮捕,而谁给抓去和为的是什么。这个问题会由政治路线来解决。我们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需要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献上民主,以作为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和为革命作准备的武器。

  事实是,近年来无产阶级在全世界各国的所有失败都是借着对左派反对派作出新的攻击来完成的。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的反动向苏维埃共和国施加压力,令全世界共产党受挫败,并通过斯大林主义的机器向所谓“托洛茨基主义者”发出攻击。反对派在这全盘的政治形势中是其中最主要的症结。在这场对付“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中,斯大林与全世界的资产阶级及社会民主党处在同一阵营。雅罗斯拉夫斯基肮脏不堪的诽谤与世界政治活生生的、无可辩驳的事实现时正是互相抵触。这是无法逃避的事实。反对派是少数,但它是无产阶级革命经验的累积体,是革命前景的发酵剂。

  唯有在最困难的条件仍能保持忠于自身的倾向,才能够赢得革命 的大多数。欧洲目前的改良主义-和平主义的一翼(社会民主和英国工党的增长)将会瓦解,无论官方共产主义运用其政策怎样帮助社会民主党也是枉然。对具有意识形态背景与革命气质的干部的渴求,将会与时俱增。广大群众并不需要那些据称是以广大群众之名而左右摇摆、犹豫不决和藏头露尾的人;革命的基本问题一旦堂堂正正地提出来,广大群众便会把那种人抛弃。

  扶手椅上的老博物学家们竟然指责我们对中间路线者的攻击太多而放过右派,这不过是博君一笑的诨语是吧?我们攻击中间路线的原因,正是由于中间路线全部的无原则的左右摇摆政策不仅会在党内及其周围助长和加强右派的倾向,并且还会对工人阶级整体造成同样的影响。

  如果工会路线受到进一步的迫害,《真理报》无以复加地充当无知和诽谤的机关报,党在工人阶级政的威望下降而资产阶级分子的信心得以增强,则斯大林用官僚手段消灭了托姆斯基和布哈林,会有什么重要意义可言?

  如果共产党的整个政策是饲养了社会民主主义,损害到工人意识中对共产主义的钦佩,损害到他们对共产主义这面旗帜的信任,则塔尔曼把右派和调和主义者都消灭了, 又会有什么重要意义可言?

  那些雷科夫们、布哈林们和托姆斯基们,还有布兰德勒们、 塔尔海默们、 埃雪尔们、 科瓦达们、伊金们和纽拉特们*等人,并不具有独立的意义。右派在共产主义内部之进一步加强,只不过反映了走向资产阶级反动力量的更为深入的进程。这个过程有林林种种的表现形式,包括特尔米多的元素和态度在苏维埃共和国日渐高涨,第二国际党派日渐增多,共产主义的影响日渐减少,革命的一翼——共产主义反对派被粉碎等。
  
  (* 纽拉特一度尝试好像把自己提升到革命政治的层面上去,但正如季诺维也夫的支持者一样,承受不了压力,而他首先向〔官僚〕机器投降,继而倒向右派。这个活生生的经验教训我们要衡量各种意见、团体和个人。)
  
  世界历史的路向诚然不是由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或共产国际的主席团所决定。此外还有其它因素。然而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中共产主义的〕悲惨失败的原因,俱无一例外的直接归咎到错误的领导,这便必须诿责于中间路线了。在党的内部,中间路线是头号敌人! 右派已经给开除出党。至于是否把调和主义者的集团也一并开除,这点并无足轻重。党的领导层是掌握在斯大林主义者——也即是中间路线者的手中。同时,他们继续破坏着党,继续抽空对党的信任,继续破坏党的未来。所以我们才会集中主力来对付中间路线。它是党内的主要敌人,正是它阻碍了解决革命的基本问题。在苏联,中间路线通过其左摇右摆的政策阻碍经济发展、 激怒农民,挫弱无产者。在德国,中间路线是社会民主主义最忠实的心腹。因此,我们对抗中间路线者的全部斗争,是由我们在工人阶级内部必需履行的基本任务所指导: 这项基本任务就是推翻机会主义者组织,把大多数工人纠集到共产主义旗帜的周围。

  正是这些中间路线者们,为了把党的注意力引离开基本问题——即离开他们所犯的错误和失职,他们现在正在言词上把党的全部生活缩减到对付“右”的敌人——也就是党内的右派集团的斗争方面去。至于在反对派内部,或接近反对派的左翼中间路线者,则要投到这个潮流去,并且赶快套上保护色彩。事实上,比起由自己来面对把共产国际的纲领、战略、战术和组织加以更改的问题,倒不如忘情于是这场廉价的,形式上的,刺激的,乃至是受薪的“打击右派的斗争”去,领导这场斗争的人物有诸如那些顽固不化的机会主义者如洛佐夫斯基,彼得罗夫斯基,马丁诺夫,库西宁,科拉罗夫等一伙。不,我们对问题的提法并不相同。在国家内部,主要敌人是帝国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内部,主要敌人是社会民主主义。在党的内部,主要敌人是中间路线!

  你提到,捷克共产党通过“小心谨慎”地运用迂回的方法和伪装,建立了一个群众党。我相信你是错误的。整件事情是由捷克工人伟大的革命兴起而来的,而这场革命兴起是由大战后的状况以及对独立的民族共和国的幻灭而产生的。就让我们承认,是领导层的外交手腕把那些原先不会加入党的一些额外群众吸引到党去吧,但我们仍有必要去问:这到底是胜数还是负数呢?据悉,今年有近 3 万名工人脱党。来得容易也去得容易。革命先锋队不是由误解和半真半假建立起来的。

  就在英国,我们有一个新近的例子,这个例子以其方式来说并且是典型的。斯大林派中间路线的整个政策,是为了在工会内逐步制造“组织基地”以让革命旗帜展开,所以不允许共产主义者与改良主义者对立。你是知道结果是怎样的。到结算人头时,共产党可能纠集到仅仅 5万张选票。

  列宁曾经被多次指责,他在反对左派中间路线者的斗争里忘记了右派并给右派帮上了忙。我自己曾不止一次的对他作过这种指责。就是在这一点上,而绝对不是在不断革命论方面,是那人们称之为“历史托洛茨基主义”的基本错误之处。要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布尔什维克而不是斯大林主义者允许的布尔什维克,就有必要理解列宁对待中间路线绝不调和的态度的全部含义及其重大意义;没有这个全盘理解,就不会有无产阶级的革命道路。

  此所以,你应该忠告布拉格那位哲人,请他或是登上舞台,提出来他本人的中间路线偏见以反对我们反对派的布尔什维克路线,或是完全缄默,免得用那些教书先生式的了无生气的怨言,令年青同志混乱。

  我们会是发展迅速或是发展缓慢,这我并不知道。这不单有赖于我们自己。但在正确的政策下,我们必然会发展。我看到我们在捷克的同路思想家的实际任务,大概有如下这些:

  1.立即把国际左派反对派近期最重要的文件用捷克文发布。
  2.全力以赴,创立一份定期刊物。
  3.着手制定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反对派) 捷克支部的全国性纲领立场。
  4.设立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的捷克斯拉夫派的正确组织。
  5.积极参加设立反对派国际机关报的工作,保障反对派在国际范围内的意思形态的团结。
  6.在所有机会里现身——如共产党的聚会,右派反对派的聚会,在工人的公开聚会等场合,不带任何掩饰,清晰明确地的表达意见。
  7.努力不懈的进行教育工作,即使只对极细小的圈子或单独个人也不例外。
  8.反对派人士必须在所有群众性行动中置身前列,要表现出忘我的,对无产阶级革命的献身精神。


(译自《托洛茨基文集192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