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АВСТРИЙСКИЙ КРИЗИС И КОММУНИЗМ

奥地利危机与共产主义[1]

列夫·托洛茨基

1929年11月13日
Zveza 翻译


　　〔说明〕原文写于君士坦丁堡，载于《反对派公报》第7期。
　　〔译者注〕：施用勤曾译过此文，并将其收录至《托洛茨基论反法西斯斗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译者修补了施译文中的若干缺漏。
　　〔原文链接〕https://www.marxists.org/russkij/trotsky/works/trotm263.html


　　奥地利的危机是民主制度遭遇危机，也就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基本形式遭遇危机的一个特殊表现。国际斗争和阶级斗争极其巨大的压力导致了专制式的短路，把民主制度的开关一个接一个地炸毁。这个过程从欧洲的边缘地带开始，从最落后的国家开始，从资本主义链条当中最薄弱的环节开始。但它正在稳步推进。所谓代议制的危机，就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体系发生危机的政治表现。民主制度和资本主义同生共死。社会民主党捍卫已经过时的民主制度，由此把社会发展赶进了法西斯主义的死胡同。
　　奥地利资产阶级在大战和革命之后极度虚弱，因此奥地利在经济和政治上需要依赖外国，这两点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最重要的力量来源。它履行了挽救和巩固资产阶级政权的职能，同时又能够在鼓动工作中同本国或是外国（英国和美国）的资产阶级撇清关系。在革命之后，资产阶级政权稳定下来的第一个时期，社会民主党是外国资本的直接代理人。这不仅能让它把一切罪责都推给本国资产阶级，而且还能对其采取（至少在表面上）比任何其他国家（甚至包括德国）的社会民主党都更独立、更批判的立场。随着资产阶级政权不断巩固，社会民主党越来越多地谴责本国资产阶级，说他们只是在执行盎格鲁—撒克逊资本的命令。同时，它又为工人准备了一套支持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论据：“我们当然能战胜我国的资产阶级，但是问题不在于他们，而是在于英美资产阶级。”
　　奥地利的一众资产阶级政党更是轻易地失去了各自的特性，变得千篇一律，因为它们都得看盎格鲁—撒克逊主子的脸色行事。虽然社会民主党发挥的作用也基本一样，但它被迫要站在资产阶级政党集团的对立面，因为它依靠的是工人。只有这种“反对”才能让它挽救资产阶级。德国也发生了同样的过程和现象，而且它们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自保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德国资产阶级的力量和独立性都要强大得多，所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不得不更加明确而公开地去适应资产阶级，和他们结成同盟，当着工人群众的面担负起对他们的直接责任。这种情况为德国共产党创造了巨大的发展机会。
　　奥地利的情况是头大身子小。首都掌握在社会民主党手中，但这个党在国民议会中的席位不到一半（43%）。这种不稳定的平衡完全是由社会民主党的保守调和政策来维持的，但又大大改善了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处境。在工人眼中，它在维也纳市政府做的事情已经足够把它同资产阶级政党区分开来。至于它没有做的事情——也就是最重要的事情——它总是可以把责任推给资产阶级政党。如上所述，通过在文章和演讲当中谴责资产阶级，奥地利马克思主义非常巧妙地利用了奥地利对国际的依赖，以此阻止工人起来反对他们的阶级敌人。“我们在维也纳很强大，但是在整个国内仍然很弱小。此外，我们头顶上还有个主子。我们必须要在民主制度内部坚持我们的立场，并且……等待。”这就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政策的主要思想。这一切让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至今能够在第二国际中扮演“左”翼的角色，并且坚持它反对共产党的各种立场，何况共产党还在继续错上加错。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曾帮助协约国对付匈牙利革命，帮助本国资产阶级走出战后危机，并且为动摇中的私有制创造了一座民主的庇护所。因此，在整个战后时期，它都是资产阶级统治工人阶级的主要工具。
　　但是，这个工具是一个独立的组织，它自己有数量众多的官僚和工人贵族，而且这些人各有自己的利益和要求。这些官僚和小资产阶级血肉相连，而在思想、习惯和生活方式上却又依靠真正的工人阶级，并且不断地因为他们的不满而受到威胁。这个事实是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之间，也就是老板和伙计之间发生摩擦和冲突的主要根源。
　　而另一方面，哪怕社会民主党用政治、职业、市政、文化和体育机构织成的网把奥地利工人阶级限制得再紧，单纯的改良主义与和平主义办法也不能让资产阶级得到他们所需要的一切保证——1927年7月的事情[2]已经相当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上面所说的内容解释了奥地利法西斯主义的社会功能。它是资产阶级的第二个伙计，和第一个伙计截然不同，并且与之对立。社会民主党的基层是被无产阶级的本能（哪怕是伪造的）驱使着向前，法西斯的基层则是以小资产阶级和游民无产者（这样的人在奥地利相当多）的艰难处境为食。社会民主党的上层借助口号和民主机构来遏制无产阶级的阶级本能，法西斯的上层则为腐朽小资产阶级的绝望情绪提供了发泄的办法，告诉他们在未来可以用一场政变获得救赎，在此之后“马克思主义者”就不再能妨碍耕作、手艺和买卖的良好发展了。
　　因此，奥地利的情况精彩地驳斥了“法西斯主义产生于革命的布尔什维主义”这种庸人的理论。法西斯主义开始在国内发挥的作用越大，身为群众政党的社会民主党所采取的政策和历史发展的迫切需要之间就越是暴露出明显、可恨和无法容忍的矛盾。和其他地方一样，奥地利的法西斯主义是社会民主党的必要补充，它因社会民主党而增强，并且利用社会民主党来取得政权。
　　法西斯主义是形式民主制在衰退时期的合法子嗣。在奥地利，事情相当明显，民主原则被发挥到了荒谬绝伦的地步。社会民主党还差几个百分点就能获得多数，然而，却可以这么说——而且这不是悖论，是赤裸裸的事实——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稳定并不依赖于它所掌握的那43%选票，而是依赖于它离成为多数党所缺少的那7%选票。假如奥地利社会民主党赢得了多数，资本主义的基础还是会不可侵犯。但这样的胜利根本就没有保证，“所有问题都能靠宣传来解决”这种想法也是愚蠢的。如果奥地利将来的生活继续在民主制的范围内发展，那么根本没有任何条件能让人确信，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一定可以在未来25年或者50年之内赢得多数。整个资本主义欧洲的经济生活都正受到来自美国和其它海外国家的极大威胁。恰恰是从和平发展的角度来看，奥地利的经济衰败完全不可避免，这多半不会让社会民主党的选票增长，反而会减少。这样一来，按民主制的逻辑推断得到的结果就是：尽管资产阶级继续统治注定会让国家衰败、文化凋敝，尽管绝大多数无产阶级群众身为国家的脊梁已经完全准备好向社会主义过渡了——但是不能容许这种过渡，因为有几个百分点的选民——最蒙昧、最落后或者最腐化的选民，他们置身于斗争之外，愚昧无知、无所事事，而在关键时刻又情愿把选票和拳头[3]都献给法西斯主义。

　　民主制已经到了荒谬绝伦的地步。国家不断发生阶级分化的时候，资本主义还能由此按计划实现有机发展，这个时代的民主制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其中也包括培养了无产阶级这个事实。它在欧洲发挥的作用最为重要。但是在帝国主义时代（在欧洲则首先是资本主义正在腐朽的时代），民主制已经走进了死胡同。这就能够解释如下的现象：虽然奥地利的宪法是社会民主党创造的、虽然社会民主党控制了首都并且地位特别重要、虽然这些因素本应该能让我们最为完整地看到由民主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民主形式，我们实际上看到的却是——控制政治的其中一方，法西斯匪帮正在进军，而另外一方，社会民主党工人武装不足的队伍正在撤退，而哈布斯堡训练出来的老警察[4]则充当民主制度的总指挥。
　　法西斯主义是资产阶级的第二个全权代表。法西斯和社会民主党一样（甚至更甚于它），有自己的军队、自己的利益和自己的行动逻辑。我们知道，为了拯救和巩固资产阶级社会，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不仅必须要和社会民主党产生极其尖锐的矛盾，甚至同传统的资产阶级政党也是如此。波兰的情况也一样。我们不该认为资产阶级的所有政治机构都在齐心协力地运作，而且所幸情况也并非如此。经济上的无政府状态是由政治上的无政府状态加以补充的。由社会民主党滋养起来的法西斯主义必须要砸穿前者的颅骨才能掌握权力，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正在尽其所能地让法西斯的这台外科手术变得更加容易。
　　奥托·鲍威尔论断说，只有为了捍卫现行的民主制度才允许采取暴力——很难想出有哪段话比他的说法更卑鄙下流。如果把这个论断翻译成阶级语言，那就是说：可以采用暴力来保证以国家形式组织起来的资产阶级的利益，但是不能用暴力来建立无产阶级国家。
　　这个理论还附上了一项法律条文。鲍威尔反复地咀嚼拉萨尔讲权利和革命的老套说法，但是拉萨尔是在审判席上说的这些话，他的论据在那里是恰当的。试图把同检察长进行的法律决斗变成历史发展的哲学，这种做法就是懦弱的伎俩。在鲍威尔看来，只有已经发生政变的时候，只有“权利”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的时候，才允许用暴力来回应，但在政变之前的24小时却不允许用暴力来防止它发生。鲍威尔根据这条路线在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之间划出了一道分水岭，就好像他讨论的是两种刑法学派。事实上区别在于，布尔什维主义试图推翻资产阶级统治，而社会民主党则试图让它江山永固。毫无疑问，当政变发生的时候，鲍威尔就会宣布说：“我们曾经拥有强大的组织、自由出版的刊物、43%的议员，以及维也纳的市政府，那个时候我们没有让工人起来反对法西斯分子，反对这些攻击宪法和法律秩序的匪帮；现在法西斯分子掌握了国家机器，并且可以依靠他们新制定的法律，我们则被剥夺了一切，遭到取缔，和群众没有任何合法联系，此外，群众显然也失望了、沮丧了，大量地转投到法西斯的旗下——只有罪恶的冒险分子或者布尔什维克才会在现在提议搞武装起义。”虽然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会把自己的哲学这样扭转180度，但他们只是完完全全地忠于自己的本色而已。
　　就反动的下贱程度来说，“解除国内武装”这个口号超越了我们迄今为止从社会民主党那里听到的一切政策。这些先生们竟然在武装的资产阶级国家面前乞求解除工人的武装。法西斯匪帮毕竟只是资产阶级的辅助部队：就算今天解散了，也可以随时恢复，而且手里的武器比现在还多一倍。然而，如果社会民主党借资产阶级国家的手解除了工人的武装，可没有人会再去武装工人。社会民主党当然害怕法西斯分子的武器，但它也几乎同等地害怕工人手里的武器。今天的资产阶级仍旧害怕内战，一是因为它对内战的结果没有把握，二是因为它不想让经济发生动荡。解除工人的武装为资产阶级避免内战提供了保障，从而也最大限度地增加了法西斯政变的机会。
　　要求奥地利国内解除武装是协约国提出来的，首先是法国，其次是英国。法国的半官方刊物《时代报》（Le Temps）向绍贝尔做了严肃的说明：为了外部世界和私有财产的利益，必须要解除国内武装。韩德森[5]在下议院的发言讲的也是同样的主题。在捍卫奥地利民主制度的时候，韩德森其实是在捍卫《凡尔赛条约》。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在这里发挥的作用和在其他任何重要问题上的作用一样，只不过是战胜国资产阶级的传动装置。
　　社会民主党无力掌权，也不想掌权。然而，资产阶级发现，通过社会民主党约束工人所带来的亏损实在太大了。总的来说，资产阶级需要法西斯主义来严厉地约束社会民主党，或者在必要的时候把它完全丢到一边去。法西斯想要夺取权力，而且有能力做到。法西斯一旦夺取权力，就会立刻让金融资本来完全支配它。但这是一条动荡的道路，同样会带来巨大的亏损。这就能解释资产阶级为什么犹豫不决，为什么资产阶级内部的各个阶层相互斗争，它同时也决定了它在不久的将来最有可能实行的政策：利用法西斯主义迫使社会民主党帮助资产阶级修改宪法，从而把民主制和法西斯的好处结合起来——形式上搞民主制，实质上是法西斯——这样就可以摆脱“民主改革”这样不必要的亏损，同时尽可能避免法西斯政变带来的新亏损。
　　资产阶级的这条道路能走通吗？它不可能完全成功，也不可能长期维持。换句话说，资产阶级不可能建立一个完善的政权，让自己能同时和平地依靠工人以及破产的小资产阶级，而且既不用支付社会改革的支出，又不用引起内战的动乱。矛盾实在太大，它们必然会朝着某一个方向爆发出来。
　　无论如何，奥地利的“民主制”是注定要灭亡的。现在这阵中风过去之后，它当然还能康复，虽然拖着病腿，动动舌头也吃力，但是可以再坚持一段时间。或许还需要再来一次中风才能把它打倒，但它的命运已经注定了。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已经完全进入了因其历史罪行而遭到惩罚的时期。社会民主党把资产阶级从布尔什维主义那里拯救出来之后，如今又帮助资产阶级更容易从社会民主党自己手中解脱出来。如果法西斯取得胜利，不仅是数量不多的共产党员会被肉体消灭，社会民主党的一切组织和据点也会遭到无情摧毁——倘若对这样的事实视而不见，那真是荒谬透顶了。和在许多其他方面一样，社会民主主义，这个自由主义迟来的子嗣，在这一点上不过是在重复自由主义的历史。自由主义者在历史上不止一次地帮助封建反动派对付人民群众，之后反动派就把自由主义者自己给清算了。
　　历史似乎为自己提出了一项特别的任务：要以最有力的形式驳斥共产国际自1923年以来的预测和指示。1923年对德国革命形势的判断是这样；对美国在世界中的作用以及英美对抗的判断是这样；1924—1925年革命高涨时期的方针是这样；对中国革命（1925—1927）之动力和前景的判断是这样；对英国工会主义（1925—1927）的判断是这样；苏联的工业化和富农也是这样，诸如此类的情况比比皆是。而现在，对“第三时期”和社会法西斯主义的判断也在发生同样的事情。莫洛托夫说，“法国正处在革命高潮的最前沿”。而实际上，在所有欧洲国家当中，现在奥地利的形势才是最为革命的，而且潜在革命发展的出发阵地不是共产主义和“社会法西斯主义”的斗争，而是社会民主党同法西斯之间的冲突——这一点是最值得注意的。面对这样的事实，可怜的奥地利共产党完全被赶进了死胡同。
　　是的，社会民主党和法西斯的冲突现在是奥地利政治的基本事实。社会民主党在退却和让步，它匍匐在地、卑微恳求，把自己的阵地一个又一个地交出去。尽管如此，冲突还是非常现实，因为事情关系到社会民主党的脑袋。法西斯分子进一步的攻势可能会，而且也应该推动社会民主党的工人乃至于一部分社会民主党的机关，让他们远远越过塞茨[6]们、奥托·鲍威尔们等人为自己划下的底线。正如自由主义和君主制的冲突中不止一次地发展出后来超越斗争双方的革命形势那样，社会民主党和法西斯，这两个相互对立的资产阶级全权代表之间的冲突也可能发展出会在未来超越这二者的革命形势。
　　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如果他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不能评价并且理解自由派和君主制之间的冲突，如果他不能革命地利用这场冲突，而是把两个对手混为一谈，那么这样的革命者就毫不中用。一个共产党员，如果他面对法西斯和社会民主党之间的冲突，只是用社会法西斯主义这样毫无内容的单纯套话来加以掩盖，那么这样的共产党员就毫不中用。
　　大喊大叫，空洞的“左”倾政策——这样的立场事先就阻断了共产党通向社会民主党工人的道路，给共产党阵营中的右派分子提供了相当完美的食粮。右派得以加强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的批评摸到了官方共产主义显而易见、无可置疑的症结。既然党无力为自己开辟一条通向社会民主党工人的道路，那么右翼反对派就会为自己开辟一条通向社会民主党机关的道路。
　　忽视或者不理解革命危机的本质，政治上搞最低纲领主义，描绘的前景永远是在做准备——这就是右派政策的基本特征。当共产国际的领导层试图以行政方式人为地制造革命形势时，右派们必然觉得自己是最为强硬的。在这种情况下，右派的批评表面上看起来很有说服力，但它同革命的战略毫无共同之处。右派在最革命的时刻（德国、中国、英国）都曾支持机会主义政策。他们批评官僚冒险主义，借此稍稍恢复一下自己的声誉，以便在关键时刻再度充当阻碍。
　　中派分子放肆蛮干的政策不仅滋养了右派，还给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带来了动力。近期之内，什么都不能挽救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什么都不能，官方共产主义的错误政策除外。
　　“社会法西斯主义”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些一事无成的“理论家”们不管怎么故弄玄虚，也只能说“社会民主党准备好借助武装力量对抗工人，保卫资产阶级政权的基础和它自己在资产阶级政权当中的地位”，除此之外便说不出别的了。但这难道不是所有“民主”政党无一例外的共有特征么？我们难道什么时候想过或者觉得民主制是和平的社会制度么？克伦斯基和策烈铁里难道没在民主革命的蜜月期里击溃过农民和工人么？战前和战后的法国激进党人难道没动用武力对付罢工者么？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的统治史难道不也是血腥镇压罢工者的历史么？要是说这一切都是法西斯主义，那阶级社会的历史也就是法西斯主义的历史了。也就是说，这世界上有多少资产阶级政党，就有多少种法西斯主义：自由法西斯主义，激进法西斯主义，国家法西斯主义，等等。但这种界定本身有什么意义呢？没有任何意义。它不过是在大吹大擂，是阶级暴力的同义词。
　　1914年8月的时候，我们把民主社会主义称作社会帝国主义。我们以此表明，社会民主主义是一种适应工人阶级的特殊帝国主义。这种帝国主义把社会民主党同所有资产阶级政党一个不落地统一了起来；这种“社会主义”又使它与这些政党对立。社会帝国主义能够完整地对它进行定义。
　　但法西斯主义——如果不玩毫无意义的文字游戏——根本不是所有资产阶级政党的共同特征，而是一个特殊的资产阶级政党，它适合于专门的情况和任务，同其他资产阶级政党相对立，而它最激烈反对的正是社会民主党。
　　可以试着用“资产阶级政党之间的敌意完全是相对的”这种说法来反驳上述论点。这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起码的常识，但是它不会把我们向前推动哪怕一步。从法西斯到社会民主党的所有资产阶级政党都明白捍卫资产阶级统治高于各自的纲领差异，但这个情况不会消除这些党派之间的差别，不会消除它们之间的斗争，也不会消除我们利用这种斗争的责任。
　　相较于第二国际内的任何其他政党，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同工人阶级更加一致。因此，国内革命危机的发展首先必须要以社会民主党内一系列深刻的危机为前提。在奥地利，分化虽然发生得晚，但并不排除从官方党里分离出一个“独立”党的可能性，这样的党可以立刻为共产党提供群众基础，就像在德国发生过的情况一样。这条路并非必然，但从整个情况来看，是完全有可能实现的。社会民主党可能会在革命危机的直接压力下发生分裂，但这样的前景绝不能意味着共产党要以更缓和的态度对待未来的独立党人或者潜在的独立党人。必须无情地揭露像马克斯·阿德勒[7]这样的“左派”或者别的新鲜面孔，这一点是无需证明的。但是，在同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共产党必然会同社会民主党的广大工人群众相接近，哪怕他们这时仍然觉得自己属于社会民主党、把自己当成社会民主党人——如果不能预见到这个事实，那就会非常致命。在他们面前批判社会民主党的资产阶级性质，对他们证明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就是向法西斯主义投降的政策，这是共产党的分内职责。危机越是尖锐，共产党的批评就越会被群众的经验所证实。但是，在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对法西斯恨得要死、而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却对它怕得要死的这个时候，把社会民主党同法西斯混为一谈就是违背现实的政治关系，就是激起群众对共产主义的不信任，就是巩固这些群众同领袖之间的结合。
　　不难预见，当左派社会民主党同法西斯发生更加严重的冲突时，把社会民主党与法西斯混为一谈就会产生危险，容易把左派社会民主党给理想化。历史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必须要想起这么一个事实：不幸的第五次代表大会首次宣布把社会民主党与法西斯等同起来之后，这种等同就在向珀塞尔[8]、毕苏斯基、蒋介石、拉迪奇[9]和拉福莱特[10]投降的举动中找到了它所必要的反题。这一切完全符合规律。谁把资产阶级社会的极“左”派与它的极右派等同起来，也就是说把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同法西斯主义等同起来，谁就必然会埋下伏笔，让共产党在最为关键的时刻向左派社会民主党投降。[11]
　　这个问题同奥地利工人阶级充满希望的口号——工农代表苏维埃和无产阶级专政——极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般来说，这两个口号是紧密相连的。要出现革命形势、群众运动要蓬勃发展、共产党的重大作用要不断增长，也就是说，需要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前夕或者在这个过程当中，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有可能产生苏维埃。
　　然而，奥地利比起其他任何国家都更有可能发生这种情况：苏维埃这个口号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口号不仅不一致，而且还截然对立，也就是说，苏维埃被变成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堡垒。由于徒辈们（季诺维也夫、斯大林等人）把苏维埃的口号变成了庸俗的偶像，用组织形式偷换了阶级内容，所以理解并且预料到这一点就更为重要了。
　　完全不能排除的一种可能性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会被迫号召总罢工（就像1926年英国工会联盟委员会所做的那样），甚至批准成立苏维埃，从而更可靠地把领导权把握在自己手上——哪怕斗争的这个阶段没发生这种事，下一个阶段也依然有可能。当然，这会和党内或大或小的危机联系在一起。党会不得不从预备队里起用弗里德里希·阿德勒[12]等人。马克斯·阿德勒或者哪个更“左”的人会再次论证：苏维埃加民主制会建成一个联合类型的国家，让我们不必夺取政权和建立专政。不只是社会民主党工人，还有已经习惯日复一日地听“社会民主党和法西斯是一个东西”这种论断的共产党工人，都会因为社会民主党和法西斯主义之间的斗争发展到了这种阶段而措手不及。然而，这个阶段的来临只意味着社会民主党出卖无产阶级利益的体系变得更复杂、更综合了，因为在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的领导下，苏维埃不会成为无产阶级争取权力的机关，而是会成为武器，阻碍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尝试。
　　在德国，至少大规模地铺开搞这种试验已经不可能了，因为那里的共产党力量太强。在奥地利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如果事件迅速发展，危机的高潮时刻可能会早在奥地利共产党摆脱孤立和软弱状态之前就到来了。苏维埃可能会落到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变成他们的圈套，给他们第二次从无产阶级那里窃取革命形势的机会，从而让他们第二次拯救资产阶级社会——而这种情况下，掌权的必然会是公开的法西斯主义。不用说，这样一来，社会民主党自己的肋骨也会被法西斯的皮靴踩到碎裂。政治可不懂感恩。
　　苏维埃口号和无产阶级专政在现在的奥地利只有纯粹的宣传意义。这不是因为奥地利远离革命形势，而是因为奥地利的资产阶级制度配备了社会民主党这个仍然很强大的安全阀系统。奥地利共产党现阶段的任务同那些夸夸其谈的饶舌之徒相反，不是要“武装”群众——用什么武装？是什么群众？——并且领导他们展开“最后的决战”，而是要“耐心地说明”（列宁在1917年4月是这么说的！）。共产党本身越好地理解它眼前所发生的事情，这种宣传工作的成功就来得越快、来得越有力。
　　因此，首先要做的就是把“将社会民主党与法西斯等同起来”这样愚蠢的、空洞的、蛮干的做法丢进垃圾桶。
　　必须要让奥地利的共产党员回忆起1918—1919年间的经验，回忆起社会民主党在苏维埃制度中所起的作用。
　　必须用武装工人的口号来对抗“解除国内武装”。目前这个口号比苏维埃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更尖锐、更直接。说鲍威尔是法西斯分子，工人们理解不了；但是说鲍威尔想彻底解除工人的武装，拱手把他们出卖给法西斯分子——工人们就完全能理解了，因为这符合他们的政治经验。
　　不要认为高喊、尖叫和说些激进的话就能弥补自己力量的不足。不能再让发展的实际进程落进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那庸碌而呆板的公式里了。必须要明白，他们两个人什么都不懂。复苏道路上的第一步应该是恢复左翼反对派的党籍。但就像在其他地方那样，在共产主义走上正路之前，奥地利显然还需要再额外上几堂历史课。反对派的任务就是为这个转折做准备。尽管奥地利的左翼反对派人数很少，甚至是和共产党相比也是如此，但他们的职能是一样的：宣传，以及耐心的说明。只能希望，奥地利共产主义反对派能在近期内成功创办一份定期出版的机关报——如果可以的话就做成周报——进行宣传工作的时候就不会太落后于时事。
　　创办这样一份机关报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但这项任务相当紧急，刻不容缓。所以，必须要完成这项任务。



[1] 这篇文章是托洛茨基同志即将出版的小册子中的一章，小册子的内容和“第三时期”有关。——原注

[2] 1927年的七月事件是1927年7月15日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的一次重大骚乱，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与包括富裕工业家和天主教会在内的右翼联盟之间发生冲突，导致维也纳发生大罢工。据官方记载，有89名示威者在警察的枪击中身亡，另有5名警察死亡。——译注

[3] 指议会外的武力支持。——译注

[4] 指约翰·绍贝尔（1874—1932），奥地利政治家，三次担任奥地利总理，同时多次出任警察总监。——译注

[5] 内维尔·韩德森（1882—1942），英国外交官，于1928年至1929年期间担任驻法国大使，1929年至1935年期间担任驻南斯拉夫大使，1935年至1937年担任驻阿根廷大使，1937年至1939年担任英国驻德国大使，并且对纳粹德国采取了绥靖政策。——译注

[6] 卡尔·塞茨（1869—1950）是奥地利第一共和国第一任总统（1919年—1920年）、维也纳市长（1923—1934)、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主席（1919—1934)。——译注

[7] 马克斯·阿德勒（1873—1937）是奥地利的法学家、政治家和社会哲学家；他的理论以表面上的激进协助社会民主党掌握工人，对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具有核心意义。——译注

[8] 阿尔伯特·亚瑟·珀塞尔（1872—1935），英国工会活动家和工党党员，于1924年至1928年间任国际工会联合会主席，同时是英国议会议员。（补充：有关托洛茨基对珀塞尔的批判，参见《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第二部分，1928）——译注

[9] 斯捷潘·拉迪奇（1871—1928），克罗地亚政治家，克罗地亚人民农民党的创始人，他在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进行政治活动。他因鼓励克罗地亚农民争取政治力量而闻名，是内战期克罗地亚政治的重要人物。1923年起，他在一次未经批准的海外旅行中访问了英国（5个月）、奥地利（5个月）和苏联（2个月），希望在国际上为克罗地亚问题寻求援助，并因此被贝尔格莱德政府逮捕。莫斯科方面则称他为“真正的人民领袖”。——译注

[10] 老罗伯特·M·拉福莱特（1855—1925）是一位美国律师和政治家，曾任威斯康辛州州长和美国参议员与众议员。他反对美国两党的传统政策，领导所谓的进步运动，并主张限制垄断组织的权力。——译注

[11] 我不再停下来赘述这个论点了，况且我在《共产国际纲领批判》当中已经足够详尽地论述了这个问题。——原注（译者补充：这份作品又名《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链接：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28b/index.htm）

[12] 弗里德里希·阿德勒（1879—1960）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政治家，因1916年刺杀奥地利总理卡尔·冯·施图尔克而闻名。他于1921 年参与成立了第二半国际，并在1925—1940年间担任新成立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总书记。——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