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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国际局势的关键
托洛茨基
1931年11月26日
本文的目的是勾勒出当今世界政治局势的结构，至少是其一般轮廓，这种结构是日渐衰落的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的结果，并被剧烈的商业、工业和金融危机复杂化、尖锐化了。下面这些匆匆形成的思想远未包含所有国家和所有问题，它应当成为进一步严肃的集体性研究的课题。
1、西班牙革命为无产阶级直接夺取政权的斗争创造了一般政治前提。西班牙无产阶级的工团主义传统现在暴露出自己是革命发展道路上最严重的障碍之一。共产国际被事变弄得大惊失措。共产党在革命伊始是完全无能的，它在所有基本问题上都采取了一个错误立场。西班牙的经验显示出——让我们再回忆一遍——当今的共产国际领导阶层是瓦解先进工人革命意识的一台多么可怕的机器！落在事变后面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异常滞后、工人群众英勇斗争的政治散乱特征、无政府工团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确凿的相互保证——这些基本政治条件使共和派资产阶级有可能同社会民主党结盟，建立镇压机构，通过连续不断地打击起义群众，把相当大的政治权力集中到政府手中。
通过这个例子我们看到，在资产阶级反对革命群众的斗争中，法西斯主义绝对不是唯一的手段。西班牙的现存政权非常符合“克伦斯基政府”（即最后一届、或“倒数第二届”左派政府）这一概念，资产阶级在反对革命的斗争中只能建立起这种政府。但这种政府并不必然意味着虚弱或屈服。在缺乏强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时候，由半改良、左的词句、更左的手势和镇压所组成的混合体，能比法西斯主义更有效地服务于资产阶级。
自不待言，西班牙革命还没有结束。它的基本任务还没有解决（土地问题、宗教问题和民族问题），广大群众的革命精力还远没有耗尽。除了已经解决的，资产阶级革命不能解决更多的问题。至于谈到无产阶级革命，那么可以把当今西班牙的国内局势定性为前革命的，但是决不会比这更多。很有可能，西班牙革命的进攻性发展将拥有一种或多或少旷日持久的性质。如果是这样的话，可以说历史进程为西班牙共产主义开通了一个新的赊购账户。
2、如果严格同意，在前革命局势和直接革命局势之间，可以存在一个长达数年的潮涨潮落时期的话，那么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同样合理地把英国局势界定为前革命的。英国的经济形势已经变得极端尖锐。然而，这个极端保守的国家的政治上层建筑远远落在经济基础的改变后面。在诉诸新的政治形式和政治方法之前，布列颠民族的所有阶级都再次试图搜索旧库房，把他们祖父和祖母的旧衣裳翻过来穿。尽管有可怕的民族衰落，事实依然是，英国还是不存在任何重要的革命政党或其死对头——法西斯主义政党。由于这些情况，资产阶级有机会在“民族的”旗帜——即所有可能存在的口号中最空洞的一种——下动员大多数人民。在前革命局势下，最愚蠢的保守主义获得了极大的政治优势。很可能需要一个多月，也许是一年多，来使政治上层建筑变得适应国家的实际经济形势和国际局势。
没有理由假定“民族”联盟的崩溃（这种崩溃在相对不久的将来是不可避免的）或者直接导致无产阶级革命（这是理所当然的，在英国不可能有其他革命），或者导致“法西斯主义”的胜利。相反，有更大的把握假定，英国在通往革命结局的道路中，还要经过一个漫长的时期，忍受劳合—乔治主义和工党主义的激进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平主义的蛊惑民心的手段。因此毫无疑问，英国的历史发展将给英国共产主义提供充足的时间，在面临解决问题时把自己改变成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然而，根本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我们可以继续把时间浪费在灾难性的实验和中派主义的摇摆上。在当今世界局势下，时间是最宝贵的原料。
3、共产国际的智者们在一年半或两年前就把法国列入“革命高涨的最前列”，实际上它却不仅是欧洲、也许是全世界最保守的国家。法国资本主义制度的相对稳定性在很大程度上根植于国家的落后性。危机在这个国家的后果不如在其他国家显著。在金融领域，巴黎甚至试图同纽约竞争。法国资产阶级目前的金融“繁荣”的直接源泉就是在凡尔赛的劫掠。但正是《凡尔赛和约》本身包含着对法兰西共和国的整个制度的主要威胁。在法国的人口规模、生产力、国民收入和它目前的国际地位之间存在着令人震惊的矛盾，这必然引发爆炸。为了维持短命的霸权，“民族主义的”和激进社会主义的法国被迫依靠全世界最反动的力量，依靠最陈旧的剥削方式、可恶的罗马尼亚集团、堕落的皮尔苏茨基政权和南斯拉夫的军事专政的支持；它维持德意志民族的肢解（德国和奥地利），在东普鲁士保卫波兰走廊，帮助日本干涉满洲，挑唆日本军阀反对苏联，作为殖民地人民的首要敌人挺身而出，等等。法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二流角色，与它在世界政治中的巨大特权和要求之间的矛盾，月复一月将会变得更加明显，它将险上加险，打翻法国的内部稳定，激化人民群众的震荡和不满，造成更深刻的政治位移。这些进程无疑至迟在下届议会选举时就会暴露出来。
然而另一方面，所有的迹象都迫使我们假定，如果国外没有发生重大事变的话（德国革命的胜利，或者相反，法西斯主义的胜利），法国自身的国内关系的发展在下一时期将呈现出一种相对“正常的”进程，使共产主义有机会在前革命局势和革命局势来临之前，利用一个相当长的准备时期来巩固自己。
4、在美国这个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目前的危机以一种引人注目的力度把它可怕的社会矛盾暴露无遗。在史无前例的繁荣时期——它以数百万和数十亿的烟花震惊了整个世界——之后，美国突然走进了一个数百万人失业的时期，一个劳动者感到物资极度匮乏的时期。这种巨大的社会动荡不会在国家的政治发展中不留痕迹。现在还不能确定——至少在远处——美国工人阶级有什么大规模的激进化。可以认为，群众本身被灾难性的经济剧变震惊了，被失业和对失业的恐惧震惊和打昏了，还没有能够从这场降临到他们头上的灾祸作出最起码的政治结论。这需要一定的时间。但一定会作出结论的。巨大的经济危机呈现出一种社会危机的特征，它不可避免地会转化为美国无产阶级的政治意识危机。很可能不是在最严重的危机和衰落时期，而是相反，在向复苏和回升转折的时期，广大的工人阶层将表现出自己的革命激进化。不管怎样，目前的危机都会为美国无产阶级和全体人民的生活开启一个崭新的时期。在诸执政党之间会发生重大的改组和冲突，也可能再度尝试建立第三党，等等。随着经济复苏的第一个信号，工会运动就会强烈地感觉到需要摆脱卑鄙的美国劳工联合会官僚的控制。与此同时，将会为共产主义开启无限的可能性。
过去，美国爆发过很多次剧烈的革命的或半革命的群众运动。但每次都很快烟消云散了，因为美国每次都进入一个经济回升的新篇章，也因为这些运动本身都带着一种粗鲁的经验主义和理论无助的特征。这两种情况属于过去。新的经济回升（不能预先排除这种可能）将不会建立在内部“平衡”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目前世界经济的混乱的基础上。美国资本主义正在进入一个残暴的帝国主义时期，伴随着军备的持续增长、对全世界事务的干涉、军事冲突和震荡。另一方面，美国无产阶级群众的共产主义将——确切地说，应当将，如果采取正确政策的话——不再是经验主义、神秘主义和江湖骗术的旧混合物，而是一种能应付任何事变的科学学说。这些根本变化使我们能够相当有把握地预测，美国无产阶级不可避免的、相对迅速的革命转变将不再是容易熄灭的旧式“篝火”，而是名副其实的革命烈焰的开始。在美国，共产主义可以信心十足地迎接伟大的前途。
5、沙皇政府在满洲的冒险行动导致俄日战争，战争导致一九零五年革命。目前日本在满洲的冒险行动会导致日本革命。
本世纪初，封建—军事制度仍然能够成功地满足年轻的日本资本主义的利益。但是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个世纪中，资本主义的发展给旧的社会政治形式带来了格外的腐烂。从那时起，日本不止一次濒临革命的边缘。但是它缺乏一个强大的革命阶级来完成发展过程强加给它的任务。满洲冒险可能会加速日本体制的革命灾变。
现在的中国，无论国民党集团的专政使它多么衰弱，毕竟与日本过去尾随西方欧洲列强劫掠它时的那个中国截然不同。中国还没有力量立即驱逐日本远征军，但是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和活力已经大大成长起来了；数十万、数百万的中国人已经受过了军事训练。中国将会组建起越来越新式的军队。日本人将会觉得自己被包围了。铁路将会更大地用于军事目的，而不是经济目的。不得不派遣越来越多的军队。满洲远征的扩大将会开始耗尽日本的经济机体，增加国内的不满，激化矛盾，从而加速革命危机。
6、在中国，坚决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必要性同样将引发严重的国内政治后果。国民党政权是在被资产阶级军事家利用和扼杀（在斯大林主义官僚阶层的帮助下）的民族群众革命运动中建立起来的。正因为此，这个政权摇摇欲坠，充满矛盾，无力发动革命战争。抵抗日本暴徒的必要性越来越转化成反对国民党政权，这滋养着群众的革命情操。在这些条件下，无产阶级先锋队通过正确的政策，可以弥补回1924—1927年的悲惨损失。
7、现在的满洲事变特别证明了那些要求苏维埃政府简单地把中东铁路归还中国的先生们是多么幼稚。这意味着自愿地把中东铁路交给日本，然后变成反对中国和苏联的武器。如果说迄今为止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止日本军阀干涉满洲，如果说今天依然有什么东西能够使他们如此小心谨慎，那就是中东铁路是苏联的财产这一事实。
8、日本在满洲的冒险无论如何不会引发苏日战争吗？自不待言，即使苏维埃政府采取最聪明和最谨慎的政策，也不能排除这一点。封建—资本主义的日本的内部矛盾显然已经使政府失去了平衡。不缺乏煽动者（法国）。从沙皇政府在远东的历史经验中，我们能够得知一个失去平衡的军事—官僚式君主国家可以做些什么。
远东的斗争当然不是为了铁路，而是为了全中国的命运。苏维埃政府不能在这场巨大的历史斗争中保持中立，不能对中国和日本采取同样的立场。应当义不容辞地、完全彻底地站在中国人民一边。苏维埃政府只有在受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中坚守临危不惧的忠诚，才能真正在东部边境保卫苏联免遭日本、英国、法国和美国的侵犯。
在即将到来的时期内，苏维埃政府应当如何支持中国人民的斗争，这取决于具体的历史环境。如果早早就自愿地把中东铁路交给日本是荒谬的，那么让整个远东政策从属于中东铁路问题也一样是荒谬的。很多情况表明，日本军阀在这个问题上的行为具有一种蓄意挑衅的性质。这一挑衅的直接煽动者是法国统治者。这一挑衅的目的就是把苏联拴在东方。苏维埃政府应该更为坚定，更为目光远大。
东方的基本情况——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经济落后——使得所有进程带着一种缓慢、持久、 爬行的特征。无论如何，对苏联的生存来说，在远东还没有直接的、强烈的威胁。在接下来的时期内，主要事变将在欧洲展开。这里将涌现出很多巨大的机遇，由于同一个原因，也会有很多巨大的危险。目前，日本已经在远东锁住了自己的手脚。苏联现在必须放开手脚。
9、在这种很难说是和平的世界政治背景下，德国的局势更是异常尖锐。经济矛盾和政治矛盾达到了史无前例的剧烈程度。结局即将揭晓。前革命局势必须转变成革命局势或反革命局势的时刻已经来临了。在今后许多年里，不仅德国的命运（这本身就是一件大事），而且欧洲的命运、全世界的命运，都取决于德国危机的结局将朝哪个方向发展。
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西班牙革命的进程，英国前革命局势的发展，法帝国主义的前途，中国和印度的革命运动的命运——所有这一切都直接取决于这一问题：在今后数月的进程中，谁将是德国的胜利者，是共产主义还是法西斯主义？
10、去年九月的国会选举之后，德国共产党的领导阶层宣布说，法西斯主义已经走到了顶峰，从此以后它将迅速瓦解，为无产阶级革命清扫道路。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当时嘲笑了这种轻率的乐观主义。法西斯主义是两种条件的产物：一方面是尖锐的社会危机，另一方面是德国无产阶级的革命虚弱。无产阶级的虚弱也是由两种因素构成的：社会民主党——这个无产阶级队伍中的资本主义代理人依然很强大——所扮演的特殊的历史角色；共产党的中派主义领导阶层无力把工人们团结在革命旗帜之下。
对我们来说，共产党是主观因素，社会民主党是必须被扫清的客观障碍。如果共产党能把工人阶级团结起来，把它变成一块吸引受压迫人民群众的强有力的革命磁体，法西斯主义当然会被击成碎片。但是九月选举以来，共产党的政策只是加剧了它的矛盾：关于“社会法西斯主义”的空谈；同沙文主义调情；模仿真正的法西斯主义，旨在与其进行琐碎的市场竞争；“红色全民公决”的犯罪性冒险——所有这一切都妨碍共产党成为无产阶级和人民的领导。近几个月来它召集在自己旗帜下的新成员，只是那些被大危机强行推到它的队伍中的那些人。尽管现存的政治环境对社会民主党来说是灾难性的，但它还是能够在共产党的帮助下保住众多的追随者，目前为止虽然遭受了确实巨大、但却次要的损失。至于谈到法西斯分子，尽管台尔曼、雷梅尔和其他人近来大肆吹嘘，然而和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预测完全一致，他们自去年九月以来已经前进了一大步。在一切事情上，共产国际的领导阶层既不能有所预测，也不能抢先行动。它只会记录一连串失败。它的决议和其他文件——哎呀！——只是历史进程的臀部的照片。
11、决定性的时刻迫在眉睫。但共产国际不愿意、甚至不敢给自己开列一张记录着当今世界局势的真实特征的清单。共产国际的主席团靠一堆毫无意义的煽动性的碎纸烂屑过活。共产国际的领导党——苏联共产党——没有采取任何立场。似乎“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们”嘴里塞满了土豆块。他们打算保持沉默。他们准备坐待时机。他们希望静候出路。他们把列宁的政策换成了……鸵鸟政策。历史上的一个决定性时刻正在到来，当共产国际所犯的一连串大的、但仍然是“局部性的”错误已经侵蚀并震撼了它在头五年积累起来的力量之后，它新犯的极其严重的致命错误将在一整个历史时期内把共产国际作为一种革命因素从政治地图上抹掉。
让那些盲人和懦夫们拒绝注意这一点吧。让那些诽谤者和雇佣记者指控我们同反革命结盟吧。反革命指的不是为世界帝国主义效劳，而是败坏共产党官僚阶层胃口，这不是众所周知的吗？诬蔑中伤既不会吓倒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也不能制止他们履行革命责任。不应该隐瞒或淡化任何事情。我们必须大声地、清楚地告诉先进工人们：继冒失鲁莽、自吹自擂的“第三时期”之后，将是惊慌失措、举手投降的“第四时期”。
12、如果把苏联共产党现任领袖的沉默不语翻译成清楚明白的语言，似乎应当是“让我们静一静吧！”苏联的内部困难是特别巨大的。失控的经济社会矛盾增长得越来越剧烈。机构的意志消沉——这是全民公决制度不可避免的产物——已经到了一种真正具有危险性的程度。政治关系，首先是党内关系，消沉的机构与散乱的群众之间的关系，像绷紧的钢丝一样无比紧张。官僚的全部英明智慧就在于默默等待和拖延时机。德国的局势非常明显地预示着一场大动荡。但斯大林主义机构最害怕的正是动荡。“让我们静一静吧！让我们首先把自己从极度尖锐的内部矛盾中解救出来，然后……再睁眼看世界。”这就是斯大林集团高层的情绪。正是在起码的革命责任要求他们清楚明白地讲话的关键时刻，他们却把这种态度深藏在“领袖们”可耻的沉默背后。
13、莫斯科领导阶层背信弃义的沉默变成了柏林领袖们惊慌失措的信号，这没什么惊奇的。现在，当有必要准备领导群众进入决定性斗争的时候，德国共产党的领导阶层却迷惑不堪、模棱两可、吞吞吐吐。这些人还不习惯独立承担责任。他们现在梦想制造一种方法来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要求避免斗争，这比什么都重要。
在这一点上，他们还没有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理论。但是已经有这种感觉了。人们对此口耳相传，并且在文章和演说中透露出来。这种理论的内容是这样的：法西斯主义正在不受限制地增长；它的胜利无论如何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与其“盲目地”投入斗争，然后被击得粉碎，还不如小心撤退，允许法西斯主义夺得政权，使它陷入险境。然后——哦！然后——我们将展示自己的实力。
根据政治心理学的规律，冒险主义和轻率为卑躬屈膝和举手投降开辟了道路。法西斯主义的胜利在一年前还被认为是不可思议的，现在却被看作是确实无疑的了。某个库西宁在幕后受到了某个拉狄克的启发，已经为斯大林准备一个天才的战略公式：择时退却，把革命部队带出交火线，给法西斯主义设置一个陷阱，这个陷阱就是……国家政权。
如果这种理论在德国共产党内得以确立，并决定了今后数月的方针，那么对共产国际而言，这意味着背叛，就其历史程度来说，一点也不亚于社会民主党在1914年8月4日的背叛，并且会带来更为可怕的后果。
左派反对派有责任敲响警钟：共产国际的领导阶层正在把德国无产阶级带入巨大的灾难，其实质就是惊慌失措地向法西斯主义投降。
14、民族社会主义者掌权，首先就意味着灭绝德国无产阶级的精华，摧毁其组织，根除其对自身及未来的信念。考虑到德国远为成熟尖锐的社会矛盾，与德国民族社会主义者相比，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恶行，看起来很可能只是一些平淡无力的、几乎是富有人情味的实验。
你们谈到了撤退，你们是昨天“第三时期”的那些先知吗？领袖和机关可以撤退。单独的某个人可以躲藏起来。但是工人阶级在法西斯主义面前无路可退，无处可藏。假如最荒谬、最不可能的事情发生了，即党真的避开战斗，因而把无产阶级交给其死敌来摆布，那么这仅仅意味着一件事情：不是在法西斯分子掌权之前，而是在他们掌权之后展开恐怖的斗争，那时候法西斯分子的处境要比现在优越十倍。被领导阶层背叛的无产阶级感到出其不意，迷失了方向，绝望，它反对法西斯政权的斗争将转换成一系列可怕的、血腥的、徒劳的动荡。无产阶级起义十次，一次接一次地失败十次，其对德国工人阶级的损害，也比不上当结局依然取决于谁将是德国的主人这个问题的时候，在法西斯主义面前退却带来的损害大。
15、法西斯主义还没有掌握政权。通往政权之路还没有为它打开。法西斯主义领袖们还不敢冒险一试：他们认识到要冒的风险太多了，他们头颅不保。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领袖的投降情绪会突然间简化法西斯分子面临的问题，为他们的任务提供便利。
如果说现在资产阶级中富有影响力的那些阶层也害怕法西斯分子的实验，正是因为他们不要动荡，不要旷日持久的残酷内战，那么官方共产主义的投降政策正在为法西斯分子清扫掌权之路，这将完全把中等阶级、仍在犹豫的那部分小资产阶级和一大批无产阶级，推到法西斯主义一边。
自不待言，取得胜利的法西斯主义某天会成为客观矛盾和内部不足的牺牲品而倒下。但是在直接面临的、可以预见的未来，在接下来的十到二十年里，法西斯主义在德国的胜利意味着革命发展的连续性的断裂，共产国际的崩溃，世界帝国主义以其最凶残、最嗜杀的形式取得胜利。
16、法西斯主义在德国的胜利意味着一场不可避免的反苏战争。
实际上，如果相信一旦德国民族社会主义者取得政权，他们将首先发动一场反法国、甚至反波兰的战争，这在政治上是相当愚蠢的。在民族社会主义者统治的第一个阶段，反对德国无产阶级的不可避免的内战将捆住法西斯外交政策的手脚。希特勒需要皮尔苏茨基，正如皮尔苏茨基需要希特勒一样。二者都会成为法国的工具。如果说法国资产阶级现在还害怕德国法西斯分子夺得政权，将其当作向未定之天的跳跃一样，那么在希特勒取得胜利的那一天，甚至法国反动派——不管是民族主义的还是激进社会主义的——都会把全部赌注压在法西斯主义身上。
现在，没有一个“正常的”资产阶级议会政府敢于冒险发动一场反苏战争，因为这会引发巨大的内部矛盾，给自身造成威胁。但如果希特勒取得政权继而消灭了德国工人的先锋队，粉碎并削弱了整个无产阶级，那么法西斯政府将是唯一能够发动反苏战争的政府。自然，在这种情况下，它会和波兰、罗马尼亚及其他邻国，在远东和日本，在共同阵线下行动。希特勒政府在这项事业中只是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的执行机关。克列孟梭、米勒兰、劳合·乔治和威尔逊不能直接发动反苏维埃政府的战争，但是在三年的内战进程中，他们却能够支持高尔察克、弗兰格尔和邓尼金的军队。万一希特勒取得胜利，他将变成世界资产阶级的超级弗兰格尔。
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在今天描绘出这场巨大决斗的结局如何。但可以清楚地看到，如果世界资产阶级在法西斯分子取得德国政权之后挑起反苏维埃战争，那么对苏联而言，这意味着可怕的孤立，意味着在最艰难、最危险的情况下进行殊死战斗。
德国无产阶级被法西斯分子摧毁，意味着苏维埃共和国至少已经崩溃了一半。
17、但是在这个问题登上欧洲战场之前，它必须在德国解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世界局势的钥匙在德国。这把钥匙掌握在谁的手中呢？现在依然掌握在共产党手中。它还没有丢掉这把钥匙。但它可能会丢掉的。领导阶层正在朝这个方向行驶。
谁宣扬“战略退却”（即投降），谁容忍这种说教，谁就是叛徒。必须把在法西斯分子面前主张退却的宣传员看成是敌人在无产阶级队伍中的不自觉的代理人。
德国共产党最起码的革命责任要求它这样讲话：法西斯主义要想取得政权，就必须把无情的、毁灭性的内战进行到底。工人共产党员首先必须明白这一点。社会民主党工人、无党派工人和全体无产阶级必须明白这一点。全世界无产阶级必须明白这一点。红军必须事先明白这一点。
18、但是难道这场斗争不是毫无希望的吗？1923年，布兰德勒无限高估了法西斯主义的力量，因此掩饰了自己的投降。今天，国际劳工运动仍然在遭受那种战略的后果。德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在1923年的历史性投降，为随后而来的法西斯主义的崛起奠定了基础。与八年前相比，现在德国法西斯主义是一种大得无可估量的政治力量。我们持续不断地警告，反对低估法西斯主义的危险，我们现在也不否认这种危险的存在。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能够、而且必须对革命的德国工人说，你们的领袖再次从一个极端滑到了另一个极端。
同时，法西斯分子的主要力量就在于他们人数众多。是的，他们获得了很多选票。但是在社会斗争中，选票并不是决定性的。法西斯主义的主体军队仍然是由小资产阶级和新中等阶级构成的：小工匠和城市小店主，基层公务员，雇员，技术人员，知识分子，贫农。在选举数据这个层面上看，法西斯分子的一千张选票和共产党的一千张选票是一样多的。但是在革命斗争的层面上，一个大工厂的一千名工人的力量，比一千名小公务员和小职员、再加上他们的妻子和岳母的力量之和还要大一百倍。数量庞大的法西斯分子是由一些人类渣滓构成的。
在俄国革命中，社会革命党也是人数最多的党。在第一阶段，那些既非觉悟资产者、又非觉悟工人的人都把选票投给了社会革命党人。甚至在立宪会议中，也就是在十月革命之后，社会革命党人依然是多数。因此他们自认为是巨大的民族性政党。但后来他们变成了一个民族性大零蛋。
我们不想把俄国社会革命党人和德国民族社会主义者等量齐观。但是无疑在他们之间存在着一些相似之处，这些相似之处对在讨论中阐明问题是非常重要的。社会革命党是代表群众模糊希望的政党。民族社会主义党是代表民族绝望的政党。小资产阶级经常从希望走向绝望，并拖走部分无产阶级。数量庞大的民族社会主义者和社会革命党人一样，是一些人类渣滓。
19、这些陷入恐惧之中的战略辩护士们忘记了一件主要事情：无产阶级巨大的社会优势和战斗优势。它的力量还没有耗尽。它不仅能战斗，而且能胜利。关于工厂里情绪低落的报道，在大多数情况下反应出的是那些观察员、即惊慌失措的党官员们情绪低落。但是我们也必须考虑到，局势的复杂和领袖的迷惑给工人们敲响了警钟。工人们明白，伟大的战斗需要坚强的领导。工人们不会被法西斯主义的力量或残酷斗争的必要性吓倒。他们只是对领导阶层在每个紧要关头都犹豫不定、变化无常、左摇右摆而感到烦恼。一旦党坚定地、清楚地、自信地喊出自己的声音，在工厂里就不会残留任何神情沮丧和意志消沉的痕迹。
20、无疑，法西斯分子有一支严肃的战斗干部和经验丰富的突击队。“军官”即使在内战军队中也发挥着巨大作用，我们不能轻视这一点。然而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军官，而是士兵。无产阶级军队的士兵比希特勒军队的士兵优越得多，他们更值得信赖，更坚定不移。
夺得政权之后，法西斯主义能轻而易举地为自己找到士兵。在国家机器的帮助下，很容易建立一支由资产阶级的纨绔子弟、知识分子、柜台职员、意志消沉的工人、流氓无产阶级等等组成的军队。以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为例，虽然在这里应该指出，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民兵还没有在严肃的历史实验中检验它的战斗价值。但德国法西斯主义还没有掌握政权。要取得政权，它还需要同无产阶级斗争。参加这场斗争的共产党部队会比法西斯部队糟糕吗？德国工人阶级手里掌握着强大的生产手段和交通手段，他们的工作条件把他们同一支由钢铁、煤炭、铁路和电报武装起来的军队紧密联系起来了。难道我们能够设想——哪怕只是片刻——他们在同希特勒人渣决战时，不能表现出无可估量的优势吗？
一个政党或一个阶级之力量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此政党或此阶级对国内力量关系的理解。在任何一场战争中，敌人都竭力夸大自己的力量。这是拿破仑的战略秘诀之一。至于说谎，希特勒无论如何不比拿破仑差。但只有当共产党开始相信他时，他的吹嘘才会变成一种军事因素。紧急需要一张记载着各种力量的实际清单，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民族社会主义者在工厂和铁路中有些什么，他们在军队中有多少组织起来的武装军官？清晰地分析两个阵营的结构，不断警惕地估量诸斗争力量，这是革命乐观主义永不枯竭的源泉。
现在，民族社会主义者的力量更多得不在于他们自己的军队，而在于他们的死敌之军队的分裂。但正是法西斯主义威胁的现实、这种威胁的增长和逼近、需要不计代价地阻止这种威胁的意识，必然会使无产阶级在自卫的名义下联合起来。无产阶级的力量越是能够尽快地、成功地集中起来，这一进程的轴心——共产党——就越显得可以信赖。局势的钥匙仍然掌握在他们手中。他们若丢了这把钥匙，就会倒大霉。
在过去几年的进程中，共产国际的官僚们不失时机地、往往没有保证地吼叫说，苏联遭受着迫在眉睫的战争危险。今天这种危险已经呈现出一种现实的特征，已经成形。对每个革命工人来说，法西斯分子试图在德国夺取政权，必须引起红军的总动员，这是不言而喻的。对无产阶级国家来说，这是最直接和最迫切意义上的革命自卫问题。德国不仅仅是德国。它还是欧洲的心脏。希特勒不仅仅是希特勒。他还是担任超弗兰格尔角色的候选人。红军也不仅仅是红军。它还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武器。
后记：本文作者写的《反对民族共产主义！》一文得到了一些社会民主党和民主派报纸模棱两可的称赞。当德国法西斯主义成功地利用了德国共产主义的严重错误时，社民主党如果不利用对这些错误所作的公开的、尖锐的批评的话，那就奇怪了，而且很反常。
自不待言，莫斯科和柏林的斯大林主义官僚会牢牢抓住社会民主党和民主派报纸针对我们的小册子所写的评论文章，似乎这是宝贵的献礼，他们终于找到我们同社会民主党和资产阶级建立联合阵线的确凿“证据”。那些与蒋介石手牵手参加中国革命的人，那些和柏塞尔、西特林、库克手牵手参加英国总罢工的人——当时不是评论文章的问题，而是巨大历史事件的问题——不得不愉快地抓住这场报纸争论的插曲。但在这个平台上我们也不害怕我们的原告。只是要思考，不要起哄，要分析，不要谩骂。
我们首先要问：德国共产党荒谬地、犯罪性地参加法西斯分子的全民公决，这帮助了谁？事实已经给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无法批驳的答案：帮了法西斯分子，仅仅帮了法西斯分子。正因为此，这一犯罪性冒险行为的主要鼓吹者放弃了自己的父权：斯大林在莫斯科对负责的党工作者的演讲中捍卫参加全民公决，后来及时醒悟，不仅禁止刊印演说文本，而且禁止在报纸上提到这个演说。
当然，《前进报》、《柏林日报》和《维也纳劳动报》——尤其是后者——极不诚实地引用了我们的小册子。是的，难道可以指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报纸诚实地反映无产阶级的革命思想吗？然而，我们会无视这种歪曲，开始面对斯大林主义官吏的指控。我们承认，只要社会民主党依然害怕法西斯分子的胜利——这反应出了工人们的革命警告——他们就无疑拥有客观权利来利用我们对斯大林主义政策的批评，这种政策给法西斯分子提供了巨大的效劳。然而——哦，英明的战略家们——他们这种权利的基础不是我们的小册子，而是你们的政策。你们说，我们暴露出自己与威尔斯和韦泽林结成“联合阵线”了？只是在你们暴露出你们同希特勒及其黑色百人团结成了联合阵线的那个基础和那些界限内。然而这里也有所不同：在你们那一方面，是联合政治行动；而在我们这一方面，归根结底只是我们的对手模棱两可地使用了我们的一些引语。
当苏格拉底制定“认识你自己”这一哲学原则的时候，他无疑认为这是适合台尔曼、诺伊曼，甚至是雷梅尔的。
萧遥 译
Leon Trotsky, The Struggle against Fascism in Germany, pp.115-131.
New York, Pathfinder Press, First Edition 1971, Third Printing 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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