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经济面临危险！（列夫·托洛茨基，1932年10月22日）

苏联经济面临危险！

列夫·托洛茨基

1932年10月22日
Zveza 翻译

〔来源〕外文版前言原载于《反对派公报》第32期，正文原载于第31期。
〔链接〕СОВЕТСКОЕ ХОЗЯЙСТВО В ОПАСНОСТИ!前言原文
　　　　СОВЕТСКОЕ ХОЗЯЙСТВО В ОПАСНОСТИ!正文原文

· 外文版前言
· 计划的艺术
·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初步结果
· 数量与质量
· 基本建设
· 国内失衡与世界市场
· 工人的处境
· 农业经济
· 城乡结合的问题
· 计划经济的条件和方法
· 扼杀新经济政策、通货膨胀和消灭苏维埃民主
· 苏联经济的危机
· 苏联经济面临危险
· 第二个五年计划
· 大修之年

外文版前言

　　五年计划头两年的成功向全世界资产阶级证实，无产阶级革命的事业远比它最初看起来的要严肃。人们对苏联“试验”的兴趣大为增长。各国的一系列著名资产阶级刊物都开始提供相对客观的经济信息。
　　与此同时，各国共产党刊物接受了苏联新闻界最为乐观的评估，似乎是为了宣传鼓动而做出严重的夸大，把五年计划变成了经济神话。
　　之前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根本不急于对像十月革命这样复杂的事实发表意见，而如今他们有机会在五年计划的统计数字当中为自己迟到的支持找一个立足点，所以感到欣喜万分。他们最后慷慨地“承认”了苏维埃共和国，以此来奖励它的经济和文化成就。对他们中的不少人来说，这种充满道德英雄气概的举动能让他们享受优惠票价，来一次妙趣横生的苏联旅行。
　　捍卫第一个工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当然要比捍卫华尔街或者伦敦城的野心要有价值得多。但是，这些先生们不过是对苏维埃国家表示了微微温和的支持，期待这种支持就和期待阿姆斯特丹大会的反军国主义一样靠不住。
　　像韦伯夫妇^[1]这类人（在当前的环境下他们并不是最坏的）肯定是完全不愿意为了解读苏联经济中的矛盾而想破脑袋。他们没做任何承诺，而主要是想利用苏联的成果让本国的统治集团感到羞耻，然后推着它向前走。他们需要外国的革命来做本国改良主义的帮手。为了这个目标，同时也为了让他们自己心里安稳，这些“苏联之友”，以及各国的共产党官僚机构，需要一副简单明了、整齐划一的景象，尽其所能地用苏联的成功抚慰人心；而破坏了这副景象的人则全都是敌人和反革命。
　　对过渡制度的理想化为害甚大、不可宽恕，而它在各国共产党报刊里稳稳扎根却正是近两年来的事情——也就是在这个阶段，苏联经济的矛盾和失衡甚至都已经登上了苏联官方报纸的版面。
　　建立在神话和虚构上的支持是动摇的。需要臆造来表示支持的人也是靠不住的。步步逼近的苏联经济危机必然会在不久的将来打破这个谄媚的神话，并且会毫无疑问地把许多狐朋狗友推向中立甚至是敌对。
　　还有恶劣得多、危险得多的一件事，那就是：苏联的危机会让欧洲工人（首先是共产党人）相当措手不及，并且可能会让他们轻易接受社会民主党人那番完完全全敌视苏维埃和社会主义的批评。
　　和其他所有问题一样，无产阶级革命在这个问题上只需要真理。我们认为必须要在这篇小作品当中相当尖锐地指出苏联经济中的矛盾、指出许多成就的不足和不稳定、指出领导层的严重错误、指出拦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危险。就让小资产阶级朋友们去做涂脂抹粉、文过饰非的工作吧，我们认为更正确的做法是用浓墨圈点出有可能被敌人突破的弱点和软肋。有些声音叫骂说我们对苏联怀有敌意，这种指责愚蠢到可以说是不攻自破。在最近的将来，我方说法的正确性就会出现新的证据。左翼反对派教导工人预见危险，教导他们不要在危险到来的时候迷失方向。
　　只有在无产阶级革命伴随着各种便利和终身保障的情况下才接受它，这样的人和我们不是同路人。我们接受工人国家的现状，并且说道：这是我们的国家。尽管它继承了落后的状况，尽管它遭受饥荒又有许多功课要补，尽管有官僚犯下错误甚至是为非作歹，全世界工人也必须拼尽一切，用牙齿和指甲保卫这个国家所代表的未来的社会主义祖国。
　　我们为苏维埃共和国服务，首要的方法就是告诉工人这个国家的真相，从而教会他们为更加美好的未来铺平道路。

计划的艺术

　　社会主义计划的前提首先是由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宪法确立的。对经济进行集中领导的国家机关已经建立，并且运行了若干年。苏联做了大量创造性的工作。受帝国主义战争和内战破坏的东西恢复了，规模宏大的新企业、新产业和完整的工业门类建立起来了，无产阶级的能力也在实践中得到了证明——它能够组织成一个国家，以新的方法进行经济活动，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创造物质价值。而与这一切相对照的，则是气息奄奄的世界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制度体系，社会主义第一次在《资本论》的书页以外、在水电站和高炉的实践当中证明了自己有权赢得历史的胜利。毫无疑问，马克思也会更喜欢这种证明方式。
　　但是，只凭这点就声称苏联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这就是不可饶恕的肤浅想法。这些成就非常伟大，但是，如果要真正战胜经济无政府状态、克服比例失调、确保经济协调发展，苏联要走的路仍然非常漫长、非常艰巨。
　　就事物的本质而言，无论第一个五年计划设想得多么周全，它都必然只是一份假设和初稿，也事先就注定了它会在实行过程中经历根本性的调整。不可能先验地建立起完善协调的经济体系。计划性的假设不可能不包含旧的比例失调，也必然会发展出新的比例失调。集中领导不只是巨大的优势，它同时也有错误集中化的危险，也就是说，可能会让错误的影响程度急剧上升。只有在实施过程中不断调整计划，基于实践经验的指示对计划进行部分的和整体的改造，才能保障计划的经济效果。
　　社会主义计划的艺术不会从天而降，不会随着夺取政权就直接到手。这种艺术只能通过战斗得来，一步一步地去争取，不是由少数人完成，而是需要身为新经济和新文化组成部分的千百万人共同完成。所以，即便是临近十月革命十五周年的现在，经济领导方法依然处于极其低下的水平，而这一点并不令人惊讶或者气馁。《为了工业化》（За индустриализацию）报纸就可以这样声明：“我们的工作计划情况非常糟糕。”（9月12日）而现在，一切的关键恰恰在于工作计划。
　　我们一再提醒说，“如果计划错误，以及更要紧的是，如果在执行过程中对计划进行错误的调控，危机就会在五年计划的最后阶段充分酝酿并造成无法克服的困难，使我国难以利用和发展五年计划毋庸置疑的成果。”（《反对派公报》23号，1931年7月15日）正是因为如此，我们认为“将五年计划转为四年完成”是仓促的、纯粹运动式的，“是一种轻率的冒进行为”（出处同上）。而不幸的是，这些担忧和警告完全得到了确证。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初步结果

　　在四年（确切地说是四年零三个月）之内实际完成五年计划，这种事现在已经无从谈起了。哪怕最近两个月期间的鞭打督促再疯狂，这对整体结果也不会有任何影响。目前还不可能确定初步方案的实际完成比例，也就是以经济为衡量标准的百分比。报纸上公布的数据是形式上的统计数据，而不是经济核算的数据。如果一家新工厂的建设完成了90%，然后由于原材料显著短缺而暂停施工，那么从形式统计的角度来看，可以写计划完成了90%；然而从经济的角度看，建设产生的开销应该直接记在损耗一栏。从国民经济平衡的角度看，核算已建成或正在建设中的工厂的实际效益（有效运作）还完全是未来的事情；但是，哪怕是单纯只看结果的数量，哪怕结果本身相当可观，它也远远不及预定的规划。
　　煤炭生产目前还维持在去年的水平，因此远远没有达到五年计划第三年的目标。《真理报》诉苦说，“顿巴斯甚至落后于苏联工业最落后的部门。”《为了工业化》也附和说：“燃料平衡方面的紧张形势正在加剧。”（10月8日）
　　1931年，生铁的产量为490万吨，而非计划的790万吨；钢产量为530万吨，而非计划的880万吨；最后，轧材的产量为400万吨，而非计划的670万吨。这就是说产量与1930年相比下降了：生铁下降了2%，钢下降了6%，而轧材下降了10%。
　　在1932年的前9个月中，共生产了450万吨生铁、410万吨钢和350万吨轧材。随着生铁产量的大幅增加（新高炉！），今年的钢铁和轧材产量却与去年基本持平。就工业化的总体目标而言，起决定作用的当然不是生铁，而是轧材和钢铁。
　　除了这些被《经济生活》（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жизнь）称作“触目惊心的缺口”的数量结果以外，还有极其不利的、后果更为危险的质量缺口。在这份专门的经济报刊发声之后，《真理报》紧接着也公开承认说，在黑色冶金行业，“质量指标的情况差到不能容忍”，“废品正在侵蚀优质钢材”，“设备利用的技术系数急剧恶化”，“生产成本急剧上升”。给出两个数字就足够了：1931年，一吨生铁的价格是35卢布；而今年上半年的价格则是60卢布。
　　1929—1930年间冶炼了4.7万吨铜；1931年冶炼了4.8万吨，即计划目标的三分之一。今年的计划减少到了9万吨，但前8个月的冶炼量却不足3万吨。这对整个机器制造业，特别是电机制造业意味着什么，可以说不言而喻。
　　尽管在电气化领域取得了各种成果，但仍有相当大的滞后性：发电厂在8月只提供了应发电量的71%。《为了工业化》写道，“对建成电站的运营很不熟练、不合要求，还十分粗野。”能源行业在冬季面临着巨大的困难，而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地区，这种困难已经开始显现了。
　　轻工业在去年特别落后于计划，它今年上半年增长了16%，但在第三季度又下降到低于去年同期的水平。食品工业则落在最后。重工业工厂额外生产的日用品在前8个月里只占到了年度目标的35%。这一大批匆忙凑合、临时安排的商品里有多少真正符合市场的需求，目前还要打上一个问号。
　　工厂要通过加急电报来获取煤炭和原材料。用《经济生活》的话来说，工业就是“坐在加急电报上的”。但哪怕是快如闪电的加急电报也没法供应不存在的东西。
　　煤炭开采仓促，而且分拣不当，阻碍了焦炭生产企业的运作。焦炭当中的水分和灰分含量高于正常值，这不仅让获取的金属量减少了数百万吨，还降低了金属的质量。劣质金属造出的机器生产劣质产品，而且会导致机器停工，使得劳动力被迫闲置，同时损耗速度也很快。
　　据报纸报道，乌拉尔地区的“高炉像发疟疾一样时冷时热”：由于燃料供应不当，高炉闲置了3到20天。有一个明显的细节最能说明问题：乌拉尔的冶金厂都有自己的马车队来运送燃料；2月份的马匹数量是27000匹，7月份的数量下降到14000匹，9月份的数量下降到3000匹。原因则是缺乏饲料。
　　在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合格的铸件量从250吨下降到了140吨，《真理报》这样描述该厂的状况：“由于缺乏基本的、持续的技术监督，设备……已经极度磨损。”“废品率上升到35%。”“车间里的所有机器都积上了厚厚一层灰。”“铸造车间里的人们完全不关心明天。”“落后的手工业办法闯进了流水线生产领域。”
　　为什么坐拥巨额投资的有色冶金行业会出现产量下滑？《真理报》回答说，因为“各个车间……没有按照它们的能力相互协调。”可与此同时，资本主义技术已经解决了协调车间的任务。而要让各个独立的企业和工业生产的全部部门相互协调，这个问题又不知要复杂和困难多少倍！
　　《为了工业化》写道：“波多利斯克水泥厂病得很严重。在今年上半年，它只完成了约60%的生产计划；在最近几个月，完成率下降到40%……生产成本则是计划目标的两倍。”上述的这些特点在不同程度上适合于目前的整个工业。

数量与质量

　　用行政办法追赶数量导致了质量的惊人下滑；糟糕的质量又破坏了下一个阶段的数量争夺战；不合经济规律的“成功”带来了报应，付出的代价往往比这些成功本身多好多倍。每一个成熟的工人现在都知道这种辩证法，他们不是从共产主义学院（唉！这学院也是劣质产品）的书本上学到这一点的，而是在实践中，从自己工作的矿山、工厂、铁路和火电厂等等地方了解的。
　　竞赛的后果还完全扩散到了教育事业方面。《真理报》不得不承认说：“降低培训质量、跳过教学科目，又以‘骑兵突击’的速度学完课程，走这种道路的高等技术院校对工业没有帮助，反而是有害的。”但是，该对高等教育机构的“骑兵突击”行为负责的人是谁呢？
　　如果在官方数据当中引入质量的修正系数，那么计划的完成指标就会立刻出现急剧下滑。就连古比雪夫在一年多以前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他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谨慎地表示：“如果考虑到质量的变化，工业的巨大增长数字就会变得相对有限。”拉科夫斯基则说得更清楚：“不考虑产品质量的定量指标就是一种统计学的假象。”

基本建设

　　拉科夫斯基在两年多以前就警告过，这项计划过于繁重了。他写道：“无论是生产规模增长的预定计划，还是基本建设的预定计划，都没有做好准备……以前的整个工业政策本质上不过是在加紧利用旧的固定资本……而完全不关心明天的事情。”在基本建设领域想要靠一次跃进就补上之前落下的功课，这种尝试是最不现实的。完成计划所必需的资源“在国内没有，而且近期之内都不会有”。所以他警告说：“基本建设的计划会在很大程度上难以为继。”
　　事实证明，这个预言是完全正确的。建筑领域在1931年的滞后现象已经特别严重了，而今年甚至还在进一步发展。根据主管部门自己的估计，今年前九个月的交通建设计划完成了38%。其他领域的建筑情况总体来说还要更不乐观，最糟糕的则是住房建设领域。建筑工程数量过多，使得材料和资金分散各处，导致投资效率低下。
　　巴尔喀什炼铜厂的项目已经花费了6500万卢布，开支每天都在增长——而且实际上在做无用功：要维持生产工作，一年内必须要运输30万吨货物，可现有的运输工具总共只能运输2万吨。类似的例子虽然没有这样明显，但数量非常之多。
　　原料和设备质量低下的问题在基本建设当中表现得尤其严峻。《真理报》写道：“用作屋顶的波形铁皮质量差到一碰就碎。”
　　基本建设领域的极端滞后自然会破坏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根基。

国内失衡与世界市场

　　生产要素和经济部门的比例问题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最中心要点。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走过曲折的道路，而且这些道路在任何一份地图上都找不到。发现这种道路，或者准确地说是开辟这种道路，需要在未来付出漫长而艰难的努力。
　　整个工业都因为备件不足而备受煎熬。织布机因为缺少螺栓而停工。《经济生活》描写日用品情况的时候这样说道：“生产出的产品品种是随机的，不符合……需求。”
　　“仅在1932年上半年，（重）工业就固定、‘冻结’了10亿卢布，也就是工厂仓库里的材料储备、半成品甚至是成品。”（《经济生活》，9月12日）这就是官方估算中一些比例失衡和不协调情况的货币表现。
　　大大小小的失衡现象让苏联必须转向国际市场。价格为一个切尔文金币的进口商品可以让国内生产摆脱死气沉沉的状态，创造出成百上千金币的价值。一方面是经济的总体增长，另一方面是新需求和新失衡的出现，这种情况一以贯之地提高了苏联与世界经济相联系的需要。“独立”方案，也就是让苏联经济自给自足的办法，正越来越暴露出自身的反动空想性质。在经济上闭关自守不是马克思和列宁的理想，而是希特勒的理想。
　　例如，自五年计划之初至今，黑色金属的进口额按体积增加了五倍，按价格则增加了四倍。假如说今年这项数值下降了，那也只会是汇率因素导致的。工厂机器的进口也因此大量增加了。
　　卡冈诺维奇在10月8日的讲话里断定，反对派，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都在“建议我们要更加依赖资本主义世界”。就好像他在说的不是经济增长的自然逻辑，而是什么人为的、专断的行动！
　　与此同时，苏联报刊在引用索科利尼科夫^[2]离开伦敦前夕接受的采访时不吝赞美之词：“英国人正越来越多地承认，一个在工业和技术方面发展先进的苏联国家将为英国工业的产品带来更加广阔的市场。”索科利尼科夫认为，苏联经济进步的标志是加强与外国市场的联系而非弱化这种联系，也就是更加依赖世界市场。那索科利尼科夫这位前反对派不是在搞“托派走私”么？可这样一来，为什么官方报刊要包庇他呢？

工人的处境

　　针对产品质量差、生产成本高、劳动力流失、废品比例高等一系列问题，斯大林的讲话（1931年7月）里提出了摆脱困境的“六个条件”^[3]。自那以后，就没有哪一篇文章不引用这“历史性的讲话”。然而，本应该由这六个条件治好的痼疾却愈发深重了，而且性质还更加恶劣。
　　官方报刊的报道日复一日地证明，斯大林的处方彻底失败了。《真理报》指出如下事项来说明生产的下降：“工厂的劳动力减少，劳动力流失加剧，劳动纪律废弛”（9月23日）。《为了工业化》在讨论克拉斯诺乌拉尔斯克联合工厂生产力极其低下的原因时，除了“联合工厂各个部门之间极其惊人的比例失衡”以外，还指出了这样一些原因：1）“劳动力流失巨大”；2）“工资政策粗心大意”；3）“没有（为矿业工人们）提供过得去的住宿条件”；4）“矿工们的伙食很粗劣”；5）“劳动纪律之废弛极其惨重”。这里引用的都是原文，一字不差。至于“已经突破了各种底线”的劳动力流失，这份报纸又写道：“所有有色冶金企业的（工人）日常生活条件都非常恶劣。”
　　各机车制造工厂在今年前三个季度没能完成为国家提供约250台机车的计划，这些工厂里“熟练工人严重不足”。单是科洛姆纳工厂一家，就有超过2000名工人在夏季离厂。为什么？“日常生活条件差”。在索尔莫沃工厂，“工厂的伙食就像是最差的那种小饭馆。”（《为了工业化》，9月28日）。在享受着优待的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工厂伙食的水平严重下降了”（《真理报》，9月21日）。这些事实都能出现在斯大林派的报刊栏目上，可见工人的不满情绪达到了何种程度！
　　纺织业的情况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经济生活》报道说，“仅在伊万诺沃州就有约35000名熟练纺织工离开了企业。”据这家报纸说，国内有些企业有超过60%的劳动力会每个月更换工作。“工厂成了随便往来的大马路。”
　　“六个条件”之所以遭到惨败，对这个问题的解释长期以来都只是单纯地指责管理层和工人本身：“无能”、“不积极”、“安于现状”，等等。然而，最近几个月的报纸上越来越多地（尽管是低声议论）道出了问题的真正根源：令工人难以忍受的艰难生活条件。
　　拉科夫斯基在两年多以前就指出了最根本的原因。他写道：“……旷工率在上升，劳动纪律在废弛，不得不大大增加工人的数量——这是因为工人的身体不堪重负。”
　　可生活条件到底为什么不好呢？报纸用来解释的借口是：“在对待工人生活条件和供应工人必需品的问题上表现出轻视（！）的态度”（《为了工业化》，9月24日）。就凭这小小的一个词，斯大林派的报刊就道出了它预想之外的危险含义。在一个工人国家对工人的需求表现出“轻视态度”，只有傲慢自大又不受监督的官僚机构才有可能做出这种事。
　　之所以需要给出这种冒险的解释，无疑是为了掩盖基本的事实：完全没有足够的物质财富能提供给工人。国民收入没有得到正确分配。制定经济目标时没有考虑到实际条件。工人肩上的负担越来越难以承受。
　　现在每一期苏联报刊上都会提到食品供应“中断”的消息。营养不足还要搞生产竞赛！这两种情况结合足以在最短的时间里毁掉设备、让生产者精疲力竭。为了安慰人心，《真理报》刊登了一张女工喂养“她自己的猪”的照片，暗示说这也是一条出路。报纸（10月3日）教导工人说：“私有的家庭经济曾经把工人与资本主义捆绑在一起，而如今它让工人与苏维埃制度紧密相连。”简直难以置信！我们从前学过，私有的家庭经济建立在对女性的奴役之上，这种奴役是整个社会奴役当中最丑恶的因素。结果现在，“自家的猪”却把无产阶级同社会主义联系了在一起。新闻官僚竟能像这样假仁假义，把严峻的物质匮乏说成是一件功德！
　　营养不良和神经衰弱导致工人对周围的环境感到消沉。因此，不仅是旧工厂，就连按最新技术建成的工厂也在飞速陷入荒废状态。连《真理报》自己都发出了号召：“试着去找找没有堆满垃圾的高炉或者平炉车间吧，哪怕找得到一间也好！”
　　精神方面的状况并不比物质条件好。“工厂管理层脱离了群众”（《真理报》）。对待工人的态度不是关心体贴，而是“单纯的发号施令和大声呵斥”。这些话说的是每家工厂里发生的个案，但《真理报》肯定琢磨不透的是，这些个案的总和正是斯大林的体制。
　　在整个有色冶金行业里，“竟然没有一家工厂委员会的工作做得多少让人满意”（《为了工业化》，9月13日）。可是，在一个工人国家，工厂委员会——不只是有色冶金行业的各个部门，而是整个工业——怎么会表现得让人不满意呢？为什么呢？难道不是因为遭到了党官僚的压制吗？
　　在捷尔任斯基机车厂，单是锻造车间的一次党支部委员会会议上便同时审议了18件开除党籍的议案，车轮车间审议了9件，锅炉车间审议了12件。这种情况不只发生在个别工厂。发号施令无处不在。对于来自基层的建议和批评，官僚机构唯一的答复就是镇压。
　　国际左翼反对派的纲领草案（1931年4月）指出：“工人的生活水平和工人在国家中发挥的作用是判断社会主义取得了多大成就的最高标准。” 一年多以前，我们还这样写道：“假如斯大林官僚机构能从这个立场来处理任务，制定经济计划、对经济进行符合实际的调整，它就不会每次都遭遇如此惨重的失败，也不必浪费资源去执行反复曲折的政策，更不会面临政治危机。”（《公报》23号，第5页）

农业经济

　　9月28日的《真理报》称：“苏联农业已经坚定地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平常一样，支撑这种漂亮话的办法是直白地引用已经集体化的农庄数量和农田面积，然而这不过是在可耻地嘲弄实际的农业状况、嘲弄真实的城乡关系。
　　不考虑农业的技术、经济和文化能力，一味地追求打破集体化记录，这实际上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它消灭了小商品生产者的激励因素，却又根本没及时给他们提供其他形式的、效果更好的经济激励。行政压榨在工业上很快就捉襟见肘，而在农业领域也是完全无能为力。
　　这同一期《真理报》又报道说：“高加索村落在春播竞赛中得了奖。但是，耕作情况却非常糟糕，田地里杂草丛生。”高加索村落是在农业领域用行政力量盲目追求数量的一个象征。全盘集体化导致了田地的全盘杂草化。
　　有超过10万台拖拉机分发给了各集体农庄。真是伟大的成就！然而各地报刊的无数报道表明，这些拖拉机所发挥的效益远远不符合它们的数量。在波尔塔瓦农机站（新建的站点之一），“最近收到的27台拖拉机中，19台已经出现了重大故障。”这些数字并非个例。伏尔加农机站（在乌克兰）有52台拖拉机，其中2台从春季起就不能使用，14台正在大修，而剩下的36台当中只有一小半正在用于播种，“甚至这一部分拖拉机也是在交替工作”。这还没有去算10万台拖拉机的工作效率！
　　在全盘集体化全速前进、令人头晕目眩的时候，拉科夫斯基给出了严厉的诊断：“首要的后果就是农业生产力的降低，过往的既定政策为它埋下伏笔，极‘左’的冒进时期又让它进一步恶化。这一点在畜牧业和部分经济作物领域暴露得确凿无疑，而且在粮食作物领域也开始显现出来。”
　　拉科夫斯基错了吗？不幸的是，他说得对。1932年9月11日，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了一道相当不起眼的小法令，苏联报刊对它没有发表任何意见；然而这道法令却正在造成无比震撼的影响。这道由加里宁和莫洛托夫签署的法令规定，为了集体农庄的需要，当农庄有要求时，个体农户有责任把自己的马匹按一定价格出让给集体农庄。集体农庄则有责任把马匹“以良好的状态”归还原主。
　　农业经济中的社会主义部分和小资产阶级部分之间就是这种关系！集体农庄耕作着80%至90%的耕地，按理来说应该通过自身的成就吸引个体农户来参加；然而实际上它们却不得不依靠国家立法，强行从个体农户那里得到马匹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一切都翻了个底朝天。单是9月11日的这一道法令，就是对斯大林—莫洛托夫政策极其严厉的批判。

城乡结合的问题

　　在这样的物质生产基础上，城乡之间的关系能得到改善吗？
　　我们再回忆一下：只有当国家不必动用行政强制手段也能从大多数农民手中获取农产品的时候，也就是说，农民自愿向国家提供所需数量的粮食和原料，换取机械、工具和个人生活用品，只有这个时候，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基础才算是完全巩固了。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再加上国内外其他必要条件的配合，集体化才能真正地具备社会主义性质。
　　工业品和农产品之间的价格比例无疑发生了有利于农民的变化，虽然说不可能在这方面得出比较接近实际情况的估算。比如，《真理报》就报道过：“每公担^[4]牛奶的价格因集体农庄而异，从43卢布到206卢布不等。”国家法定价格和合法集市上的价格差距就更大了。工业产品的价格也是如此，具体价格取决于它们通过哪种渠道到达农民手中。但是，即使不奢求精确性也可以肯定地说，农民把狭义上的价格剪刀差缩小了。农村已经开始收到足额的钞票作为供应农产品的回报，这些钱本可以保证农村能以固定价格获取工业品……假如这些工业品真的存在的话。
　　可是，最重要的不均衡之一，就是现有的货币量和现有的商品量不匹配。用货币流通的术语来说，这叫做通货膨胀；用计划经济的术语来说，这就是计划过宽，生产力与生产资料分配不当，其中尤其是消费品的生产和生产资料的生产之间出现了分配不当。
　　价格关系开始对城市不利的时候，城市便把商品“拨作专用”，以此来自卫，也就是说，它干脆不让货物进入流通领域，而是把货物握在自己手上，用官僚手段进行分配。这就意味着，只有价格剪刀差这个影子缩小了，物质不均衡这个实体一如往常。可农民对影子不感兴趣。商品的缺乏之前和现在都促使着农民走上粮食罢工的道路：他不想用自己的粮食去换钱。
　　粮食和农业原料的收购并没有变成双赢的简单交换，它依然和以前一样，是一场“政治运动”和“激烈斗争”，每次都需要调动国家机关和党的机关。《真理报》（9月26日）谨慎地写道：“许多集体农庄抵制粮食收购，把粮食藏匿起来。”我们都知道“许多”这个词在这种语境下指的是多少。如果能在城乡间的交换当中获利，农民就不可能有理由“藏匿粮食”；如果交换无利可图，也就是采用了强行征用的形式，那么，不是“许多”集体农庄，而是所有的集体农庄都会像个体农户一样竭尽全力藏匿粮食。农民上交肉类的义务现在正式变成了一种实物税，随之而来的则是各种镇压和惩罚。比起集体化土地面积这样纯粹的统计数字，用上述事实来明确全盘集体化的经济后果要正确得多。
　　为了同侵吞社会主义财产的行为斗争而颁布了严刑峻法，这一事实就能说明情况恶劣到了何种程度；在农村，这种恶的本质，是农民不通过社会主义渠道，而是努力走资本主义渠道去销售粮食。投机市场上的价格高到足以让农民去冒刑事风险。有多少粮食走投机渠道消失了呢？
　　据计算，伏尔加—里海渔业托拉斯的渔获当中有多达20%被卖去了私人市场。《真理报》怀疑地质问说：“实际上到底卖了多少？”农业领域的流失比例应该还要高得多，但即使是20%也相当于数亿普特^[5]的粮食。对此进行镇压也许是必然的自保措施，但它不能代替城乡结合，不能创造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基础，甚至也不能保障粮食的收购。
　　因此，当局不能够单纯地依靠镇压。在争夺粮食和原料的过程中，它不得不命令城市取消对工业制成品的保留和专用。近几个月以来，日用消费品加紧流向了农村，然而在城市里，特别是在外省的城市里，国营商店和合作社商店却变得空空荡荡了。
　　今年的城乡“结合”平衡表还没有总结出来，可城市的贸易渠道已是一片萧然。10月8日，卡冈诺维奇在莫斯科说：“我们向农村提供了较多的商品，而让城市吃了亏——我姑且用这种说法。”当然，完全可以用这种说法：城市和工业区吃了亏，也就是说，工人吃了亏。^[6]

计划经济的条件和方法

　　制定和执行计划的机关是什么样的？检验和调节计划的方法是什么样的？计划成功的条件又是什么样的？
　　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对以下三个体系做简要的分析：1）专门的国家机关，即由中央和地方的计划委员会组成的等级体系；2）贸易，也就是市场调节的体系；3）苏维埃民主，即让群众积极主动、切合实际地影响经济结构的体系。
　　拉普拉斯曾描绘过这么一种科学幻想：有一种智慧能够同时记录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发生的一切过程，能够计量这些运动的变化动态，能够预见它们相互作用的结果——假如这种大智慧真的存在，那它肯定能先验地制定出一套无懈可击、尽善尽美的经济计划，上至小麦的播种面积，下至马甲上的一颗纽扣。官僚机构就常常觉得自己也有这样的智慧，所以它才如此轻率地甩开市场与苏维埃民主的监督。可对于自己所掌握的精神手段，它做的这番估计实际上大错特错。它在实际工作当中不得不依赖从资本主义俄国继承下来的经济比例（同样有理由说是比例失调），依赖同时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结构数据，最后还要依赖苏联经济本身的成功和失败经验。但是，哪怕把这一切因素最为正确地组合在一起，最多也只能得出一个极其不完善的计划框架。
　　无数活生生的经济参与者，不管是国有的还是私有的，是集体的还是个体的，都必然会表现出自己的需求和相对力量；这种表现不仅是通过计划委员会的统计数字得出来的，更是在供求关系的直接压力下显露出来的。计划要经过市场的检验，而且在相当程度上也要通过市场来实现。对市场本身的调节必须要依靠通过市场显露出来的各种趋势。政府办公厅的指示必须通过商贸核算来论证其经济上的合理性。如果不用卢布进行控制，过渡经济体制就是不可想象的，而这又要求卢布币值稳定。如果没有稳定的货币单位，商贸计算就只会加剧混乱。
　　经济建设的过程目前还并非发生在一个无阶级的社会。国民收入的分配问题是计划的中轴线。各阶级和社会群体，其中包括无产阶级自身的不同阶层，都在相互竞争，而这条轴线正随着斗争的直接影响而改变位置。最重要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如下：如何城乡结合，也就是使工业向农业的索取和它向农业的供应达成平衡；积累与消费之间的关系，以及用于基本建设的资金和用于支付工资的资金之间的关系；如何调节各类型劳动力（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职员、专家、负责领导的官僚）的工资；最后是如何在农民的不同阶层之间分配农村应得的国民收入份额——就本身的性质而言，这些问题都不容许官僚机构做出先验的决策，而它却把与此息息相关的千百万人隔绝在外，不许他们介入其中。
　　作为制定计划的一个基本因素，争取切身利益的斗争把我们引入了政治领域，因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而苏联社会中的各种社会团体，它们的工具则是（而且也应该是）：苏维埃、工会、合作社，还有最重要的执政党。只有通过国家计划、市场和苏维埃民主这三个要素的相互作用，我国才能正确地主持过渡时期的经济，并且确保——不是确保在几年之内完全克服各种矛盾和比例失调（这就是空想！），而是确保能缓和这些问题，从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物质基础，直到新的革命胜利扩大社会主义计划的活动空间并且重塑计划的体系。

扼杀新经济政策、通货膨胀和消灭苏维埃民主

　　推行新经济政策的必要性，也就是恢复市场关系的必要性，首先是由当时2500万个体农户的存在决定的。但这并不是说集体化在施行的第一个阶段就会消灭市场。只有让集体农庄成员的个人利益不受损害，并且在商贸核算的基础上安排好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集体农庄与外部世界的关系，集体化才是切合实际的。这就是说，在当前这个阶段，在经济上有充分根据的正确集体化不应该直接废除新经济政策，而是要逐渐转变新经济政策的方法。
　　然而，官僚机构却直接蛮干了：它起初可能觉得这条路线遇到的阻力最小。无产阶级集中力量取得了无可置疑的真正成功，它却以为这种成功就是它先验计划的成功。换句话说就是，它把自己和社会主义革命混为一谈了。与农村结合的问题尚未解决，它便用行政式的集体化加以掩盖；面对新经济政策带来的比例失调，它就废止了新经济政策；它推广强制手段，以此来代替市场手段。
　　以切尔文金币为形式的稳定货币单位是新经济政策最为重要的工具。官僚机构被冲昏了头脑，以为自己脚下的经济基础已经变得和谐稳固，以为现在的成功就能自动确保未来的成功，以为切尔文金币不是控制计划规模的约束力，而是一个独立的投资来源。官僚机构不去调节经济过程当中的各种物质要素，却靠着开动印钞机来堵住漏洞。换句话说，它选的办法是“乐观的”通货膨胀。
　　用行政办法扼杀新经济政策之后，斯大林那声名狼藉的“六个条件”（经济核算制、计件工资制等等）就变成了空洞的文字堆砌。没有了市场关系，就很难想象实行经济核算制。切尔文金币是各种结合关系的度量衡。如果工人在集市上必须出十倍的价钱购买短缺的生活必需品，就算他每月多拿几个卢布又有什么用呢？
　　恢复集市等于是承认了废止新经济政策的不合时宜，但这种承认是靠经验得出来的，也是残缺片面的、考虑不周的和自相矛盾的。把集市叫做“苏维埃”（社会主义？）贸易的一种形式，把它同私人贸易和投机行为对立起来，这就是在自欺欺人。即使是来自整个集体农庄的那一部分集市贸易，也是在针对最近城市对粮食的需求进行投机，这样的结果就是会造成社会分化，也就是让一小部分位置较好的集体农庄富起来。但是在贸易中起主要作用的不是集体农庄，而是单独的集体农庄庄员以及个体农户。农庄庄员用投机价格出售余粮，这种贸易会导致农庄内部的分化。由此，集市增强了“社会主义”农村内部的离心力。
　　官僚机构先废除市场，又恢复了落后的集市，它所做的这一切为最疯狂的价格震荡创造了条件，又因此给计划和商业核算都埋下了巨大的隐患。结果，经济混乱进一步加深了。
　　与此并行的还有工会、苏维埃和党的僵化，这个过程并不是昨天才开始的，而是早就在进行当中了。面对城乡之间的摩擦，面对农民和无产阶级中不同阶层提出的各种要求，官僚机构却越来越坚决地禁止提出任何要求、抗议和批评。到头来，它留给工人的唯一一项权利，就是超额完成生产任务的权利。任何试图自下而上影响经济管理的行为都会立刻被认定为右倾或者左倾，也就是要被认定为刑事犯罪。最后，上层官僚宣布说，自己在社会主义计划方面是绝对正确的（尽管同它合作的人以及鼓励它的人却往往是蓄意的破坏分子）。这样一来，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机制——灵活自如的苏维埃民主体制——就被消灭了。面对着经济现实以及其中的困难，官僚机构仅剩的武器就是一套扭曲褶皱的计划框架，还有同样陷入疲敝的行政权力。

苏联经济的危机

　　如果第一个五年计划设定的总体经济水平不是四年达成，而是花了六年或者七年达成，甚至是只完成了50%，这本身还不至于引起担忧。危险不在于增长放缓，而在于各经济部门之间的不协调逐渐加剧。哪怕计划的所有组成要素都能先验地实现完美配合，增长系数降低50%这件事本身的后果也会引起巨大的困难：没能生产200万双靴子而只生产了100万双，这是一回事；建一座制靴厂却只建成了一半，这就是另一回事。不过，比起这个理想化的例子，现实情况还要复杂得多、矛盾得多。比例失调是过去时代留下的遗产，计划的目标里必然包含着差错和误算。由于每个个案的具体原因都不同，计划中未完成部分的比重也是不均衡的。经济平均增长50%可能是说，A行业的计划完成了90%，而B行业完成了10%；如果A行业是依附于B行业的，那么到下一个生产周期A行业可能就会降到10%以下。
　　所以，这种冒进速度的不现实性暴露出来，并不是一件坏事。麻烦的问题在于，重赏之下的工业化跃进让计划的各个要素之间产生了危险的矛盾；经济的运行缺少物质储备和成本核算；判断计划效益的社会手段和政治手段不是被破坏了，就是被扭曲了；比例失调的逐渐累积造成威胁，带来越来越多的意外情况；不受监督的官僚机构为了维护自己的威信，不承认这些日益累积的错误；一场危机正在形成，随之而来的后果则会是企业被迫关停和工人失业。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工业发展速度有着程度惊人的差距——哪怕是拿从前的进步资本主义来比较也是如此。但是，如果把苏联近几年的发展速度当成是恒定不变的，那就犯错了。资本主义的平均增长率不仅算上了上升期，也算上了危机期。苏联经济的情况则不同，过去八九年间它一直在不间断地增长。要算出它的加权平均指数还为时尚早。
　　肯定有人会这么反驳我们：我们是把资本主义的规律套用在社会主义经济上了；经过计划的经济不需要通过危机手段甚至是预先降低速度来进行调节。斯大林官僚机构及其理论家们的论据储备相当贫乏，不等他们开口就能料到他们要弹哪段老调。这种语境下的反驳不过就是同义反复罢了：既然我们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那我们就该按“社会主义的办法”做事，也就是定一个速度越来越快的经济上升计划，然后完全依照它来调节经济。但关键在于，我们并没有进入社会主义。我们还远远没有掌握好按计划进行调节的办法。我们只是在完成头一个粗略的假设，我们完成得很差，而且还是在黑灯瞎火当中摸索。我国不仅是可能发生危机，甚至是必然会发生危机。而官僚机构已经为近期将要到来的危机创造了条件。
　　过渡社会的规律性和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性大不相同，但它和将来社会主义社会（也就是协调的经济，它基于仔细核对且得到妥善保障的动态平衡进行发展）的规律性也有很大差异。集中、统一，还有一致的领导权——社会主义在生产上的这些优越性是不可估量的。但如果应用不当，特别是如果遭到官僚的滥用，这些优越性就会转向自身的反面；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转为反面了，因为危机已经迫在眉睫。对此视而不见就等于是为经济的混乱力量扫清了障碍。继续用鞭打督促的办法强迫经济发展就是在加重灾祸。
　　危机会发展到什么程度，这是无法预测的。所幸，我们解决这个问题所依靠的不只是自发盲动的力量。计划经济的优越性即使在危机当中也依然存在，也许可以说特别是在危机当中尤其突出。资本主义国家只能被动地熬过去，坐视危机在人民当中肆虐，或者像帕彭^[7]那样搞一些财政上的把戏。而工人国家会全力以赴地应对危机。预算、信贷、生产、贸易——统率经济的一切推动力都集中在一只手上。危机的缓和与最终克服不是通过发号施令，而是通过调节经济的手段。在冒进的攻势之后，必须要尽可能深思熟虑和计划周全地进行撤退。这就是来年，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第十六年需要完成的任务。Il faut reculer pour mieux sauter：先撤退，之后前进才更有把握。

苏联经济面临危险

　　现在官方报刊正连篇累牍地发表控诉，指责工人、厂长、技术员、负责人、合作社员和工会干部，说他们统统犯了错误，没能履行计划、指示和“六个条件”。可其中原因是什么呢？没有什么客观原因，全都是因为这些执行者使坏。《真理报》就是这么写的：“工作情况的恶化有任何客观原因吗？完全没有！”（10月2日）单纯就是人们不想好好工作，仅此而已。中央委员会的十月全会指出，确实存在“各层级领导不合要求的情况”。当然，只有一个层级不在批评范围之内，那就是中央委员会自己。
　　但是工作质量糟糕难道真的就没有客观原因吗？掌握一个复杂的技术流程，就和小麦的成熟一样，需要一定的时间。诚然，心理过程比植物的生长过程更加灵活，但这种灵活也是有限度的，不可能一下子跳过这个阶段。除此之外，也不可能以最低的营养水平要求最高的劳动强度，这一点同样重要。
　　中央委员会十月全会的决议批评了工人和管理人员，指责他们没能“巩固”自己最好的成绩，而是往下滑落了。实际上，这种成绩本身的性质就决定了会出现挫折。人可以通过一时发力举起远超过他“平常”力气的重物，可是他做不到长时间支撑这种负担。批评他没能“巩固”发力是毫无意义的举动。
　　苏联经济面临着危险！诊断它的病症并不困难，它的成功本身的性质正是病因所在。由于计算不当、压力过度，经济已经受到了损害。必须要加以治疗，细心谨慎、坚持不懈地治好它。拉科夫斯基早在1930年就警告说：“我们将要走进一整个全新的时代，它的表现就是要为过去的一切付出代价。”

第二个五年计划

　　第二个五年计划拟订的规模可以说是“好大喜功”^[8]。要想“目测出”二五计划的最终指标会夸大到什么程度，这是很困难的事——或者准确来说是不可能办到。但现在的问题不是二五计划的平衡，而是它的起点、是它与一五计划之间的衔接。一五计划的最后一年给二五计划的第一年留下了沉重的遗产。
　　按照设想，二五计划会是一五计划的螺旋延伸。但一五计划并没有完成，二五计划从一开始就悬在半空。如果放任自流，那么二五计划的开端就会是在行政力量的鞭打下填补一五计划留下的漏洞。这就意味着加深危机，就有可能把事情引向浩劫和惨剧。
　　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二五计划必须推迟一年开始。必须把1933年作为一五计划和二五计划之间的缓冲期。在此期间，一方面要检查一五计划遗留下来的问题，填补最为突出的缺口、缓和难以承受的不均衡现象、让经济战线趋于平稳；另一方面要改编二五计划，让它的起点能和一五计划的实际结果（而非想象的结果）紧密衔接。
　　这不就是说要把一五计划的期限再延长一年吗？不，可惜并不是这样。四年竞赛留下的物质结果是不能一笔勾销的。我们需要进行检验和调整，确定实际达到的增长率。目前的经济状况让整个计划工作都无法进行了。1933年既不能是一五计划的补充年份，也不能是二五计划的第一年。它应该是两者之间的一个独立阶段，用以缓和冒进行动带来的后果，并且为计划的发展做好物质和精神上的前提准备。
　　当时左翼反对派最先要求向五年计划过渡，而现在它又必须这么说：必须要推迟第二个五年计划。不要狂热地大吹大擂，也不要投机取巧！计划工作容不下这些东西。是要退却吗？是的，要暂时退却。那绝对正确的领导层，他们的威信怎么办呢？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比这虚浮的威信更重要。

大修之年

　　失衡的苏联经济需要一次重大的修复。在资本主义下，受到破坏的均衡要靠危机的自发盲目力量来恢复；在社会主义共和国，则可以采取自觉而理智的治疗办法。
　　当然，车间或者工厂在整修的时候可以停工，而整个国家的生产不可能停下来。不过也没必要这么做，放慢速度就足够了。1933年的生产工作不能没有计划，但这个计划必须只针对这一年，并且制定合适的数量目标。
　　质量方面的成就必须摆在第一位。撤销不合时宜的建设项目；集中力量和经费，优先完成第一批次的建设；依照实践经验，平衡不同工业部门之间的比例；整顿工厂秩序；修复各类设备。
　　不要催促驱赶，不要拿琐事干扰生产，也不要追求记录，让每家企业的生产都符合其技术节奏。还没充分论证过的实验产品要送回实验室；尚未竣工的建筑要修完；调整好工厂各个车间的相互关系；被扭曲的事情要抚平，被损坏的东西要修复；让工厂为向更高阶段过渡做好准备。数量目标应该有灵活的条件，从而不影响质量效果。
　　1933年必须要改善工人的状况来战胜劳动力流失的问题。从改善工人状况开始，因为这是其他一切问题的关键所在。工人及其家属的食物、住房和衣物必须得到保障，不惜一切代价！
　　工厂的管理人员和无产阶级骨干应该从种土豆和养兔子之类的额外负担当中解放出来。工厂的粮食供应问题要作为一个独立的（而非附属的）任务来加以调节。
　　整顿日用消费品生产方面的秩序。商品必须适应人的需要，而不是去适应重工业原料里剩下的废品。
　　要以铁腕手段制止通货膨胀，并恢复稳定的货币单位。要完成这艰难困苦的作战，就必须大胆削减投资，必须牺牲数亿卢布不切实际或者不合时宜的投资款项，叫停相关的新建项目，从而避免将来造成数以十亿计的损失。
　　工业以及农业的暂时退却是必要的。退却的终点线无法预先确定，只有经济大修的实际经验才能找出答案。
　　管理机关应该监督、协助和挑选出一切具有发展前途的企业，但不能像现在这样把它们逼到极限。饱受行政强迫和冒进盲动之苦的经济和人民都需要得到喘息的机会。
　　从报纸上可以看到，许多经济负责人都自行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和即将结束的今年相比，1933年应该有某些本质性的区别。但他们并没有把这个想法彻底说透，免得枪打出头鸟。
　　关于铁路运输，《经济生活》写道：“在运输体制各个组成部分的工作当中，必须要全面彻底地消除一切混乱、缺陷、不协调和不均衡，这是1933年最重要的任务之一。”说得很好！应该完全接受这个提法，并把它推广到整个经济领域。
　　《真理报》在谈到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时这样写道：“必须要坚决摈弃那些随时可能造成危险的工作办法，必须终结传送带上的狂热波动，确保生产量按计划发展。”完全正确！就形式来说，计划经济这个整体就像是一条国家级规模的传送带。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堵漏办法，与计划工作是不相容的。1933年应该要“终结传送带上的狂热波动”，或者起码也要让热度显著下降。
　　在农业领域，苏联政府自己就曾在公告里宣布说要从追求数量“转向”追求质量。这是正确的，但这个问题需要从更广泛的层面来看。问题不仅仅在于土地耕种的质量，更在于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全盘政策和一切实践。由量到质的转变还必须要推广到政府自身的工作当中。
　　集体化是必然要进行退却的首要领域。政府在这个领域比在其他任何领域都陷得更深，执着于自己犯的错误而难以自拔。表面上看，官僚机构还在专断地发号施令，还在借助莫洛托夫和斯大林签署的法令规定粮食播种的具体亩数，但它实际上已经在随波逐流了。
　　与此同时，农村中出现了一个所谓“脱离者”的新阶层，也就是退出了集体农庄的农民。他们的人数正在不断增长。一部分农民侵吞庄稼、卖掉种子、然后又向国家索要一批种子，把这些人强行留在集体农庄里纯属丧失理智；然而，顺其自然地放任农庄解体同样是犯了大罪。目前来看，认为集体农庄运动气数已尽的倾向甚至在党的队伍里也抬头了。容许这种想法就等于是把婴儿和洗澡水给一起倒掉。
　　1933年的工作应当使集体农业与技术、经济和文化资源相适应。这就是说：要挑选出一批最有发展前景的集体，并根据大多数农民群众（首先是贫农）的经验和愿望对集体进行重组。同时，为了尽量减小农业的震动，更不用说要避免爆发内战的直接风险，还要制定好退出集体农庄的相应条件。
　　机械的消灭富农政策实际上已经被抛弃了。我们需要正式地为它画上句号，同时还必须恢复过去的政策，严格限制富农的剥削倾向。为此，应该把农村里的下层群众团结起来，成立一个贫农联合会。
　　在1933年，农民将照常耕种土地，纺织工人将照常生产印花布，高炉将照常熔炼金属，铁路将照常运输人员和劳动产品。但是这一年的最高标准不是要尽可能多、尽可能快地搞生产，而是要整顿经济秩序：重新审查整个财物清册，完好的和损坏的要分开，合格的和不中用的也要分开；清扫垃圾和尘土；建造急需的住房和食堂，修整屋顶，敷设污水管道。因为，人首先要活得像个人样，要满足生而为人的基本需求，然后才能好好工作。
　　当然，专门划出一年时间来进行大修，这个办法本身并不解决什么问题。只有改变处理经济的方法，它才会具有重大的意义；而其中最重要的则是要改变对工人和农民，也就是对活生生的经济代表的工作办法。处理经济问题的方法是政治，而政治的工具则是党。
　　工作的重中之重，在于恢复党的活力。在这个领域，也需要对后列宁时代所遗留下来的沉重遗产做一番清点，完好的和损坏的要分开，合格的和不中用的要分开，清扫垃圾和尘土，给官僚作风盘踞的每一个房间通风消毒。做完党的工作之后，接下来就是苏维埃和工会。对整个苏联的机构进行大修，这就是1933年最为重要、最为紧迫的任务。

^[1] 西德尼·韦伯（1859—1947）和贝特丽丝·韦伯（1858—1943）是英国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两人曾是费边社的早期成员，并参与创建了伦敦政经学院。——译注

^[2] 格里戈里·雅科夫列维奇·索科利尼科夫（1888年8月15日－1939年5月21日），又译索柯里尼柯夫，苏联政治家、俄罗斯布尔什维克革命家。他在新经济政策推出之后任财政人民委员，对新经济政策的实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29年至1932年，被任命为驻英国大使。——译注

^[3] 即《新的环境和新的经济建设任务》，《斯大林全集》，人民出版社，第13卷，第49—72页。——译注

^[4] 1公担=100千克。——译注

^[5] 1普特=16.38千克。——译注

^[6] 在1929年，为了证明自己投降有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预言说：在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帮助下，党会在两年之内迫使富农屈服。如今四年过去了。结果呢？就算名字不叫富农——毕竟他们已经“被废除了”——这群强力的中农也已经迫使苏联在贸易中屈服了，由此迫使工人吃亏。正如我们所见，不管怎么说，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自己在向斯大林官僚机构下跪的时候有点操之过急了。——作者注

^[7] 弗朗茨·冯·帕彭（1879—1969），德国政治人物，1932年曾短暂担任德国总理。——译注

^[8] 对“好大喜功”的敌意和公开的仇恨正在苏联各界迅速增长，这是对上一时期冒进行为的自然反应，是不可避免的。然而，这种反应不过是让小资产阶级的舍本逐末心态得到了满足，它在未来会对社会主义建设产生多么大的危险，这一点不用解释也能明白。——作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