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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俄经济的危机

托洛斯基

(1932年11月)


来源:《苏俄评论》1933年第4卷第4期,第6-35页。译者:赵昕初。


计划化之技巧


  社会主义计划化的前提条件,是依据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策的基本诸法规,而开始设定了。在数年之中,国家之集中的指导机关,已经构成了而且正在行动着。将伟大的创造事业来完全履行,将帝国主义战争和国内战争破坏的处所来复兴,那新而巨大的企业,崭新的生产事业,一群的工业部门,是已经建设起来了。把国家组织起来的普罗赖塔利亚,依新方式指导经济,以未曾有的速率来进行,其创造物质价值的能力,已经在事实上很明显的表现出来。所有这一切的事情,都是以没落的世界资本主义为背景而向前进行。成为体现方法的社会主义,其历史胜利的权利,不实证于「资本论」,而实证于水利发电所和镕矿炉的实践之中。马克斯是很明白的,会选定如此的实证方法吧!
  但是,如果要断定苏联是已经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阶段,却也是极其轻率的。苏联现在所完成的,固属不失为伟大;然而,到对于经济混乱之实践的胜利,到不均衡的克服,到经济之调和性质的保障,是还残留着一个长期的而且极其困难的途程。
  第一五年计划,无论怎样周密的全面的考察,就其本质和自体来说,在事业过程中,是早已背负着须要根本改造的命运了。除了一个最初之素描的假定而外,那是什么东西都没有的。构成经济均衡之完美的制度是不可能的。计划的假定,是不得不含有新旧不均衡之不可避的增进。集中的指导,不单意味着伟大的优越性,同时也意味着错误的集中化,所谓错误集中化,亦即苏联之特异支配的危险。苏联经济的效果,是只有于实行过程中,从事计划之常时的调整,和基于实验的指示,而予以部分的和全体的改造,才能获得其保障。
  社会主义计划化的技巧,不是凭空而来的,也不是一个既成品,随着政权的获得便被付与了。这技巧不能单独的获得,它属于新经济和新文化之一构成部分,只有随着斗争的进展,一步一步的,依据数百万大众而才能获得。经济指导的技巧,到十月革命的十五周年,还停滞于极低的水准,这不是值得如何惊异的事,也不是值得怎样灰心的事。札·殷德斯透里亚利札体新闻(九月二十日),认为是可得做如此的声明:「苏联之操作计划化,是全然不良的。」一切的问题,是完全归着于操作计划化的身上。
  我们曾经屡次的说:「由于不正确的计划化,尤其是由于实行过程中计划化之错误的调整,恐慌在五年计划的终了期间展开了,为了其确实的成功之利用和发展,便发现了不易克服的困难。」因此,我们早已这样看,那全然竞技的「五年计划四年完成,是轻率的冒险的玩艺。」危险,警告,纵然令人不快,却完全的确切的成为一般公认的事实了。

第一五年计划之预备的总算


  在实际上,关于五年计划四年完成这一点,(正确的说是四年另三个月)目前是谈不到的。最近两个月内,虽然从事极狂激的鞭鞑,可是,对于全般的总算还不见得有什么影响。确定关于履行第一五年计划之实际的,亦即经济的百分比之加重,现在还是不可能的。在新闻纸上公布的资料,与其说是经济的,计算的性质,勿宁认为具有形式的,统计的意味。假如新工场的建设达到了九○%,而以原料缺乏的缘故,以致中止作业,则依形式的统计的观点说,虽可做履行计划之九○%的记载;但依经济的观点说,则生产的支出,便不得不记入损失项内。竣工企业和建设企业之实际效果(有益效率)的计算,就全般的国家经济计划来说,还全然学属于将来的事项。而如单就量的观点说,效果之自体纵然如何的巨大,但距离计划的预定,却仍然有辽远的悬隔。
  现在,煤产额止于上年的水准,因而远不及五年计划第三年的数字。普劳夫德报有如此不满意的记载:「董巴斯是苏联产业最落后的部分之一。」札·殷德斯透里亚札齐(工业化)报也如此反复的说:「燃料计划的不均衡是增大了。」(十月八日)
  一九三一年,计划预定生产铣铁七百九十万吨,而实际只生产四百九十万吨,钢铁预定生产八百八十万吨,而实际只生产五百三十万吨,展铁预定生产六百七十万吨,而实际只生产四百万吨。以此与一九三○年,铣铁减量二○%,钢铁减量六%,展铁减量一○%。
  在一九三二年的九个月间,铣铁生产四百五十万吨,钢铁生产四百十万吨,展铁生产三百五十万吨。对于铣铁之显著的增长,(因有新镕矿炉的添设)钢铁和展铁的生产,仅只大体同于上年的水准。就工业化之全般课题来说,具有决定力的,自然不是粗的铣铁,而是钢铁和展铁。埃考诺米柴斯加亚。基兹尼新闻说是:「可惊异的错算」。伴随此等量的结果,还有极不利且基于上记结果而生的很危险的质的缺陷。普劳德新闻关于黑色冶金企业中公认:「质的指数是在全然不得容忍的不良状态中。」「废品徒劳的消耗了良质钢,」「设备利用之技术的系数是非常的恶化,」「制品的生产量有显著的增加。」一九三一年铣铁一吨价三十五卢布,本年上半期涨至六十卢布,将如此两个数字比较一下便很明显的了。铜产在一九二九——三○年是四万七千吨,一九三一年是四万八千吨,只当计划预定生产的三分之一。一九三二年的计划数字,虽减至九万吨,而八个月只生产三万吨。关于此点,就一般来说,为了机械的制作,尤其是为了电气机械工业,是意味一些什么?这实在是无须说明的了。
  在电化领域中,虽然有一些成功,却还是很落后的。八月中的发电所,只供给了所需电力的七一%。札·殷德斯透里亚利札齐报,指摘着:「既已竣工的发电所之愚蠢的,无能的,野蛮的经营。」至冬季关于热的供给,将感觉到很大的威胁,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地方,这种威胁是既已到来的了。
  一九三一年,去计划预定甚远的轻工业,至一九三二年的上半期增加了一六%,可是至第三期又减退到上年的基准以下。食品工业是最落后。由重工业诸工场供给的大众消费品之补充生产,八个月中,只达年度计划的三五%。在此等应急而即时生产的大量商品中,实际上究有几许数量满足了市场的需要,目前还没有检讨。在无线电广播中,作收到煤和原料的报告,但依经济生活报的记载:「工业是在无线电广播中。」而从「无」是什么东西也不得供给的。
  煤之急激的开采和不良的分等,对于软煤企业的作业有很不好的影响。软煤含有的高率湿度和灰分,不仅减少了数百万吨的金属生产量,且影响及于质的低下。由粗恶金属制成的机械,只能生产粗恶的制品,滥费劳动力,使作业停顿,并且不久便磨损了。在乌拉尔地方,「镕矿炉害疟疾。」新闻纸上有这样的消息,为了燃料的不当供给,镕矿炉有三日乃至二十日的停止工作。关此,最明了的解释,就是如下的事实:乌拉尔的冶金工场,为了燃料的搬运,备有运输马队,马匹数量在一九三二年二月是二万七千匹,六月是一万四千匹,九月是三千匹,其减少的原因是为了粮秣的缺乏。
  普劳夫德报关于斯塔林格勒的牵引机工场说:「其每年铸造量由二百五十吨减至一百四十吨。」「其设备为了缺乏初步的而且日常之技术的监视……磨损太甚。」「废品达三五%。」「尘埃固着于工场的一切机械上。」「铸造所没有明日的计划。」「无能的经营者埋头于连续的生产。」
  有色冶金工业,具有巨额的投资,为什么生产会低下呢?普劳夫德报有如此的回答:「各个的工场……在各自的能力上不相适应的缘故。」可是工场的调整问题,依资本主义的技术能够解决;而独立的企业,以及关于工业全部门的问题,便是较为复杂而且困难的了!札·殷德斯透里亚利札休新闻载有:「泡特里斯克洋灰工场的作业状态很恶劣,生产计划是只履行了前半期的六〇%左右,最近数月的履行率,又减至四〇%,生产费增至计划生产费的二倍强。」此等的征候,在种种的程度上,是关联于现有一切产业的。

量和质


  为了量之行政的追求,随而发生质之可忧的低下;而质之低下,又碍及于次阶段之量的斗争。经济的不合理之成功的清算,常时是超过其成功之自体甚远。现在,凡属进步的劳动者,都了解这个理论。这并非以共产大学的出版物(唉!那是恶劣的东西)为根据,而是以各自的矿坑,工场,铁道,燃料库及其他的实践为根据的。此等追求的结果,更影响及于教育事业。普劳夫德报:「将教育的实质低降,将科目删简,以『骑兵之跳跃』的形式来通过,其踏上如此途程的技术专门学校,不唯不能援助工业,反而倒是阻碍工业的。」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而各高等学校之『骑兵的跳跃』,其责任究将谁属呢?若是在公布的资料中,插入关于质的订正系数,则计划的履行指数,便会突然的低降下来。关此,在一年以前,奎比雪夫已不能不承认,他在最高国民经济院会议席上,会有如此深刻的声明:「工业的巨大之发达的数字,若是将质的变动来考虑一下,便成为相对的了。」拉可夫斯基氏也有更明了的说话:「制品如缺少质的计算,则量的质数便是统计上的虚构。」

大建设事业


  拉可夫斯基在二年以前,关于计划的不可耐之点,曾经为如此的警告:「计划预定生产额的增加,大建设事业的预定计划,都缺乏准备……在工业领域中一切的先行政策,关于明日的种种,都未能就其本质加以何等的考虑……那不过是将旧的基本资本,予以尽量的利用便了。」将一跃而通过所生的缺陷,来做弥补的尝试,在大建设事业领域中,是最缺乏实现性的。拉可夫斯基关于履行计划所必要的资源说:「不存在于国内,最近的将来怕是也不会存在的吧!」因而,「大建设事业的计划,于其显著的程度上,将要发生破绽。」这个预言是全被肯定的了,建设事业领域中的停顿,一九三一年既已很显然,至本年度又更加增大起来。输送建设事业,据官厅的评定,在九个月内,只履行了三八%,其他领域的建设事业,一体的是更加不良。在住宅建设方面是最不良。物的资源和货币的资源,细分布于较多数的建设中,因而,致投资的效果减低。在巴尔哈西制铜工场,支出六千五百万卢布,而现在的支出依然逐日的增加,可是事实上却是白费的。何以呢?为了继续作业,一年间必须有三十万吨的输送力,而现在的输送力却不过两万吨。像这样的实例,不甚明了的有很多。材料和设备的粗劣,很显然的反映于大建设事业之上,普劳德新闻有如此的记载:「屋盖用铁,是一触即破的恶劣。」大建设事业之可惊的停顿,自动的将第二五年计划的基础给破坏了去。

内部的不均衡和世界市场


  生产要素和经济部门的均衡问题,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心脏。关于解决此问题的若干屈折多方的途径,随便在任何计划中,也是不能预见的。发现这个途径,确切点说设定这个途径,是长期而困难的属于将来的事业。一切的工业,都苦于预备品的缺乏。织机为了边缘不足而休业。经济生活报关于大众消费品载有:「生产品目是偶然的,……和需要不相合致。」札·殷德斯透里亚利札休新闻(九月十二日)载有:「工业(重)是连一九三二年的前期,合预备材料,未成品和既成品,死藏于工场仓库之中,固定了十亿卢布。」这是关于公的评价的,若干不均衡和不一致的货币的表现。
  大小的不均衡,于是便产生向国际市场转向的必要。一柴尔瓦内兹的输入品,可将数百和数千的柴尔瓦内兹的苏联制品,由死的藏状态中救出。一面是经济的一般发达,另一面是新需要和不均衡的发生,将和世界经济连系的必要给不变的增进起来。「自立」,亦即苏联经济之自足的计划,愈益展开其反动的空想的性质。专制,是希特拉的理想,而非马克斯和列宁的理想。
  黑色金属的输入,因此便较五年计划当初,数量增至五倍,价格增至四倍。一九三二年,若是黑色金属的输入费目减低,则全然系基于货币的诸原因之故;而工场用机械的输入,便因而有显著的增加了。
  加阿诺维奇,在十月八日的演说中,左翼反对派和右翼反对派同样确切的说:「苏联对于资本主义世界的从属关系应该强化起来」这恰好是不关涉于经济发达之自动的论,而似乎与何等人为的和任意的行为相关了。
  苏联新闻于苏克尼里可夫,出发伦敦以前,很夸耀的揭载以下的访问消息:「对于英国,于工业及技术的关系,前卫的苏维埃国家,是英国工业制品的广大市场,乃一般公认的事实。」苏克尼里可夫将这样的事实:不减退对外国市场的从属关系,由联系的强化以至对于世界经济从属的强化,看做为苏联经济发达的表征。前属反对派的苏克尼里可夫,没有干「托洛斯基的违法行为」吗?可是,在这个场合,机关新闻竟将那个隐蔽起来,是什么理由呢?

劳动者的地位


  叙述救济的「六项条件」的斯塔林的演说,(一九三一年六月)是关联于制品的恶质,高贵的生产费,劳动力的流动,高率的废品及其他的。从那时起,未尝见过不引用这个「历史的演说」的论文。可是,依据六项条件可得疗治的一切疾患深刻化了,而且愈益的染有恶性。斯塔林处方的失败,机关新闻每日都在证明着。普劳夫德报,列举下列事项,做为生产低下的说明:「诸工场劳动力的减少,流动性的强化,劳动纪律的废弛。」(九月二十三日)札·殷德斯透里亚利札齐报,对于库拉斯诺达里斯基,昆必那特生产力之极低下,认为原因如此,随着同企业各部间可惊的不均衡而来的有:㊀劳动力之显著的流动,㊁拙劣的劳银政策,㊂一点也不保障适度的住宅,(为矿工)㊃矿工之粗恶的营养,㊄劳动纪律之破灭的弛缓。在这里是毫无变动的引用该新闻的原文。同报关于超越一切限界之流动性的原因更载有:「一切有色冶金企业中,劳动者对于实生活的贡献,是处于应当摈斥的状态。」一九三二年第一乃至第三期,在发生二百五十辆机关车供给不足的机关车诸工场中,「熟练劳动者大批的移动着。」单是可罗孟斯基工场,夏季便有二千余人的劳动者转出。苏尔莫夫斯基工场的「炊事工场是劣等的烹割店。」(札·殷德斯透里亚利礼齐报九月二十八日)斯塔林格勒的特权的牵引机工场中,「炊事工场的作业,有显著的退化。」(普劳夫德报九月二十日)诸如此类的事实,竟至散见于斯塔林派的新闻纸上,那末,劳动者之不满是达于何等的高潮可以测知了!
  纺织业的状态自然也不良好。经济生活报载有:「单是伊瓦诺夫斯加亚州,有三五千人的熟练职工,从诸企业中移动出来。」据同新闻纸的消息,每月劳动成员,有六○%以上移动的企业,在国内是很多的,「工场变成了过路」。
  为了说明「六项条件」的惨败,对于经营者和劳动者,好久便只能作如此的怨言:「他们是无能的,」「他们不愿意,」「他们不情愿完成,」……可是最近数月内,各新闻是暗自的指摘着,那破绽之实际的根源,便是劳动者之不可耐的苦极的生活条件。
  拉可夫斯基在二年以前,指摘这个原因的原因说:「为了劳动者不得履行其肉体上难以忍受的重课,才使怠业增大,劳动纪律弛缓,于是,便不得不增加劳动者的人数了。」可是,实生活的条件为什么不良呢?札·殷德斯透里亚利札齐报,做如此的说明:「对于劳动者的实生活扣劳动者的给养问题之轻视的(!)态度。」(九月二十四日)斯塔林的机关新闻,单是这一句话已足以道破一切了。在劳动者国家内,对劳动者的需要之「轻视的态度」,只有于尊大而无统制的官僚政治中才可能。若是做一个冒险的说明,无疑的,根本的事实,就是为了隐蔽全然缺乏满足劳动者的物的福利这一点是必要的。国民收入是不正的从事分配,经济课题是缺乏现有资源的计算而设定,劳动者的双肩,是被课以愈益不可耐的重荷。
  关于食量供给之破绽的消息,现在几乎是苏联新闻每号都记载的。饥饿加上苦役,这两个条件的结合,在最短期间内,使设备完全毁坏了,使生产者自体极度的疲劳。偷懒的普劳德新闻,揭载着饲养私有猪的妇人劳动者的照片。新闻纸是暗示着,那也是一个脱离穷蹙的途径:「私有的家庭经济,曾经将劳动者结附于资本主义;可是,现在又将劳动者结附于苏维埃制度。」这个矛盾怕是不会取信于人的吧!私有的家庭经济,是学习着构成那妇人的奴隶,一般社会的奴隶之可忌的要素的。现在,私有的猪将普罗赖塔利亚结附于社会主义。像这样伪善的新闻记者,依极度之必要,承认机会主义的私有为善良的。不良的营养和神经衰弱,使对于环境感觉冷淡,其结果,不仅既设诸工场,就是依最新技术而建设的新成立的诸工场,也将要荒废了。普劳夫德报做着如此的警告:「试着去发现一个不覆满尘埃的镕矿炉工场,或是平炉工场吧!」
  伦理的条件,比较肉体的条件还不好。普劳夫德报说:「工场的指导,自大众分离了。」对于劳动者的待遇,不做深刻的考虑,却限于「单纯的指挥和叱责」关此,在各个的场合,在各个的工场是能够看得到的。普劳德新闻各个场合的总计,令人想不到是斯塔林的制度。
  在有色冶金业的全企业中,「连一个令人稍为满意些的行动的工场委员会都没有。」(札·殷德斯透里亚利札齐报九月十三日)可是,在劳动者国家中,工场委员会——不仅是有色冶金业的诸部门,而是全体企业——为什么而且无论怎样,其行动总会令人不满意呢?不是由于党的官僚政治,才使工场委员会无声无臭的吗?
  在德尔金斯基机关车工场中,单是锻冶工场细胞的一会议,便审议了关于开除党籍的议案十八件,此外,车辆工场是九件,制罐工场是十二件。这并非限于一部分工场的,指挥是到处支配着。弹压是官僚政治对于由下而来的直接建议和批判的唯一的应酬。
  第三国际左翼反对派的纲领案,如此的声明:「劳动者的生活水准和劳动者在国家内所担任的角色,是社会主义成功之最高的水平。」若是斯塔林的官僚政治,在这个视角之下,来处理经济计划化和调整问题——我们在一年前便已说过——则惨酷的败北,以及无益的宣泄政策都是不必要的,而政治的危机也不会迫于眉睫的吧!

农业


  九月二十八日的普劳夫德报载有:「苏联农业是确立了迄于终局的社会主义的途程。」照例,单是引用集团化和播种面积的数字来证实的这种记述,是农业实况以及都市与农村不相合致的,做得苦笑的现象。
  缺乏苏维埃经济之技术的,经济的乃至文化的可能性的计算,而单是从事集团化的追求,事实上便会招来破灭的结果。集团化在将小规模商品生产者的刺激,代以其他较高的经济刺激,很久很久以前便灭亡了。在工业上既属亳无效果的行政的榨取,在农业上也是全然无力的。普劳夫德报的消息,对于高加索的军人村,为了春季播种竞赛而悬赏。可是,耕作却反而不良,耕地是杂草丛生那样一种情况。高加索的军人村,在农业方面,是行政之量的追求的表征。全般的集团化,将耕地给化为一片杂草了。
  对于集体农场,曾经供给了十万余架的耕种机,巨大的完成呵!可是,据所收到的,从地方来的,无数的新闻通信,则耕种机的效率与其个数不甚合致。在属于新设的M·T·C之一的,波尔塔夫加亚M·T·C,「最近收到的二十七架牵引机之中,已经有十九架损坏了。」像这样的数字并非是例外的。普留尔基尼因斯加亚M·T·C(乌克兰),共有五十二架耕种机。其中有两架,从春季起便没有工作,有十四架在大修理之中,所余的三十六架中,虽然有半数从事播种,「便是平数还要交换的歇班」。那末,十万架耕种引机的有用效率,还是不能算出的!
  拉可夫斯基,对于全般集团化之最幻惑的关键,下了这样一个辛辣的诊断:「依据一切从来的政策而予以准备,依据极左的冒险时代而深刻化的农业生产力的低下——在畜产及一部工艺作物的领域内,有无异论的低下,以及在谷类栽培领域内出现的低下,是第一个总算。」拉可夫斯基是错误的吗?不幸却没有错误!一九三二年九月十一日,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法令,简单到全不惹人注意的程度,苏维埃新闻纸也毫不加以敷衍,没有这样再会令人发生战栗之感的。以加列宁和莫洛特夫的署名,命令农民——单独的农民,为了集体农场的需要,而且根据其要求,以一定的价格、将马匹让渡给集体农场;而集体农场于其马匹的良好状态之下,负有返还旧所有主的义务。
  这是农业之社会主义的部分和小资产阶级的部分之关联处所!耕作八○%乃至九○%的耕地,在理论上是完成的,应当诱致单独农民的集体农场,因实际的必要,为了从单独的农民手中强制的取得马匹,还是处于不得不有待于国家立法的状态中。在这里,一切全是颠倒的。此九月十一日的法令,对于斯塔林和莫洛特夫的政策,是一个致命的宣言。

结合问题


  在这样物的,生产的基础上面,都市和农村关联,是可得改善的吗?
  普罗赖塔利亚独裁之经济的基础是这样,国家为了获得农产物,关于大多数农民,当没有行使行政的强制手段之必要的时候,亦即以机械,器具,个人需要物来进行交换,而农民任意的以其生产和原料的所要量提供给国家,只有这样才算完全的取得保障,关于这一点再清楚些吧!单是在如此的基础之上,集团化——随着国内及国际的其他必须条件——实际上才能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吧!
  工业制品和农产物之价格的关联,很明显的是已经转向于农民的利益了。在这个领域中,不拘多少,从事近于实际的计算,是一个不可能的课题。据普劳夫德新闻的记载:「一散特那尔牛乳的价格,依集体农场的计算,是四十三卢布乃至二百零六卢布上下。」国定价格和公认市场其价格的悬隔是尤其利害。工业制品的价格,也是要看此等制品,经由某种线路而供给于农民,才能定其大小,自然也是极不同的。可是,难期其精确的农民阶级,他们可以肯定的将价格——狭义的——的悬隔来缩小。农村依确实的国定价格来代其生产物,为了农村,他们是具有可得保障获得工业制品那样多的通货的。可是,最重要的不均衡之一,是商品的现有量和通货的现有额未能合致的一点。就财政说,便是通货膨胀;就计划经济说,便是夸大的计划。这是意味着生产力与手段,尤其是消费物之生产与生产手段的生产间,具有分配不当的事实。
  物价的关联,对于都市是走着反对的倾向;同时,都市便从事于其商品的防守。也就是不仅使商品不流通,并且为了官僚的分配,还要将商品确保于自己的手中,来实行自卫。这不只是悬隔的货币的关系,且还意味着纵然那铗状的锋刃收缩了,而物的不均衡是依然存在的事实。可是,农民对于此种关系并不怎样注意。商品的缺乏,便教唆起来农民的谷物罢工:而在此种状态中的农民,是不愿取得货币而将谷类脱手的。
  食粮和农产原料的调度,对于当事者两方,都不成为一种简单而有利的交换事业,临时只有照例的残存,那着要求国家机关和党机关动员的「政治的交涉」和「斗争的领域」了。普劳德新闻这样深刻的记载着:「多数的集体农场,是反抗谷类调度,而将谷物隐匿起来的。」我们从文义上,是可以了然所谓「多数」在意味一些什么了。如果,农村对都市的交易是有利的,则农民便该没有隐匿谷物的理由;若是交易为不利的,亦即使用了强制剥削的形式,则不仅「多数」的集体农场,而一切的集体农场,都要和个人营农者一般,会努力隐匿其谷物的吧!关于谷类的调度,对农民听课的义务,是公然的采用现物税的性质及因此而生的一切结果的担负。全般集体化之经济的效果,依据此等事实,是可以做比单靠集团化耕地的统计,而遥为正确的决定的。
  关于为窃取社会主义的资产,而发布严峻的禁止法令的事实,也就是在充分的说明犯罪程度之如何了。农村中犯罪的本质,是农民以其谷类,不依社会主义的通路来供给,而依资本主义的通路来供给。投机市场的物价,是有不怕冒犯罪之险那样的昂贵。多少的谷类是在经过投机的通路呵!
  在伏尔加,克苏皮斯库渔业托拉斯,其渔收的二○%,是被人看做为逃避到个人市场去了。「可是究竟逃避了几许呢?」——普劳夫德新闻是如此深疑的质问着。在农业中的逃避率,一般也认为是很高的,大约有二○%,也就相当于数亿布特的谷类;弹压是可得做为自己保存之常然的应付手段的;可是,弹压却代替了结合,不得构成普罗赖塔利亚独裁的经济基础,何况还不能保障谷类的调度呢!当局只能依存于弹压手段,而于谷类与原料的斗争中,至于不得不命令都市解放其工业商品。在最近数月中,大众消费品是大批的向农村输送;而都市,尤其是地方中心地的国营商店和合作商店是荒废了。
  本年度对农村结合的计划,还没有完成;可是,都市的商业通路是在荒废之中。十月八日,加阿诺维奇在莫斯科说:「我们对农村供给较多的商品,如其可以说,那便是凌辱了都市。」从而也便可得明言,凌辱都市与工业地带,也就是凌辱劳动者。

计划经济的条件和方法


  计划之草定与实施的机关如何?其检讨与调节之机关如何?其进展的条件如何?这三个纲目,可就如此关联之点:①专门的国家机关,亦即中央及地方之计划委员会的阶级体系,㊁为市场调节制度的商业,㊂为对于经济机构之大众的活泼的行动制度的苏维埃,德谟克拉西,作一个简单的观察。若是,在拉普拉斯之科学的幻想中,其所描画的普遍的睿智存在的话,亦即将自然与社会的一切过程同时记录的,将其运动之动态测定的,将其相互关系之结果预见的睿智存在的话,则这个睿智,自然会从小麦的播种面积到「秋士几」的纽扣,能够作成一个先天的,正确而完满的经济计划吧!尤其为了是官僚政治,更其常时感觉到其政治是具有这样的睿智的。因此,官僚政治是如此容易的将自己从市场的统制和苏维埃,德谟克拉西解放出来。官僚政治,于其精神资源的评价上,实际上是陷于极度的误谬。官僚政治于其创造事业中,事实是不能不依存于自资本主义俄罗斯继承来的均衡,(不均衡也同样的),现代资本主义国民之经济机构的预件,以及苏联经济自体之成功与错误的经验的。可是,此等要素之最正确的综合,也只能做成一个极不完全的计划的轮廓。此外,是再也不会有什么成就的。直接参加经济的国家和个人,集团和单独的参加者,不仅有助于计划委员会之统计的计算,而且有助于需要和供给之直接的影响,其必要和相对力是必须发表的。计划经过检讨,并于其显著的程度上,以市场为媒介而实现。市场自身的调节,依存于经过中介而显现的趋势。事务室的预定,必须经过商业的计算,才能证明其经济的合同的性。过渡的经济纲领,不从事卢布的统制而来思考是不可得的。不单是要统制卢布,便是卢布自身的安定也要预想一下的。商业的决算,若没有确实的货币,则只能助长其混乱之增大。
  经济建设的过程,在目下还未能走向无阶级的社会。国民收入的分配问题,乃系计划的枢轴。这个枢轴,是由于诸阶级与社会群,尤其是在普罗赖塔利亚自身诸层中斗争之直接的影响,而有所偏倾。最重要的社会的和经济的问题,就是都市与农村的结合。也就是工业得自农业的,以及工业对农业之给与的计划。储积和消费,大建设基本和劳银基本的关联,各等级的劳银调节(熟练劳动者,未熟练劳动者,事务员,专门家,官吏)以及将归于农村的国民收入的一部,分配给农村诸层,——所有这一切的问题,和有利害关系的大众,在本质上,是不允许蛮悍的官僚政治为先天的解决的。阶级意识的斗争,是计划化之基本的素因,以集中经济的政策为前导的苏维埃社会,其社会群的武器,乃是苏维埃,职业同盟,以及组合和支配的政党。只有依据国家的计划化,市场和苏维埃,德谟克拉西这三要素关联之点,才能实现过渡期之正确的经济指导。数年来的矛盾和不均衡,并非要完全的克服(这是梦想!),而是将这种情势缓和下来,根据这个,则新而真实的革命,将社会主义计划化的战线扩大,直到改造其纲领,普罗赖塔利亚独裁之物的基础才能取得保障吧!

新经济政策的绞杀,通货的膨胀和苏维埃,德谟克拉西的清算


  新经济政策的采用,亦即复兴市场关系的必要,在当时是为了有二千五百万独立农民存在的缘故。可是,集团化于其第一阶段中,便不具有废止市场的意味。集体农场和外界的关系是同样的;集体农场员的相互关系,是置于商业的决算基础之上的;只有在考虑集体农场员之个人利益的限度内,集体化才有其存在的意义。这是意味着,具有经济的基础的正当的集团化,于其进程中不废止新经济政策,而单是渐进的改造其方法。就算是这样吧,可是,官僚政治却把这个渐进的途程来跳跃的履行了,也就是当初的时候,为了是官僚政治,便朝着最无抵抗的方向进行了。官僚政治,将其先天的计划化的成功,和普罗赖塔利亚之集中努力的,真实而无异议的成功给混同了。换句话说,官僚政治将社会主义的革命,视同他的自身。官僚政治以行政的集团化,将还未解决的与农村结合的问题给隐蔽起来。官僚政治依据其新经济政策而面对着不均衡,将结合问题给废止了。官僚政治,是以强制的手段来代替市场的手段。
  以柴尔瓦内兹代表的确实的货币单位,是新经济政策最重要的武器。官僚政治于幻惑的状态中,确信是既已建立起来自己的经济基础,现在的成功自动的保障其后的成功,柴尔瓦内兹不拘束计划的展开,反而倒是资本投下的独立的资源。官僚政治,不从事调整经济过程之物的要素,而单是凭借印刷机的力量来弥缝其破绽。换句话说,官僚政治是走着一个「乐观的」通货膨胀的途程。
  在新经济政策之行政的绞杀以后,有名的「斯塔林的六项条件」——经济的计算,按件计劳银制及其他——变成空虚之言辞的行列。经济的计算,没有市场的关系是无从思考的。柴尔瓦内兹是结合的尺度。若是劳动者在市场以十倍的价格,来购买所缺乏的生活需要品,则一个月所余的若干卢布,对于他究竟有什么价值呢?
  为市场的复兴,新经济政策的废止不适其时,虽有人在如此的承认;但,这却是经验的,部分的,未经熟虑的冲动的承认。对于个人商业和投机,将市场称为「苏维埃」(社会主义的?)商业的形态,这是自欺的。市场的交易,连自全集体农场来的商品也在内,都是对于邻近都市的需要食品从事投机的,其结果,社会的分化,亦即使少数比较幸运的集体农场富化起来了。可是占商业之主要地位的,不是集体农场,而是单独的农民和集体农场员。以投机的价格,将各自剩余品来贩卖的集体农场员的商业,是足以招致集体农场内的分化的。像这样的市场,在「社会主义的」农村中,是从事着离心力的助长的。官僚政治于废止市场,复兴亚细亚市场的同时,在一切误谬之上,又构成了最不文化的物价之腾落条件;在计划之下,商业的决算之下,也敷设了地雷。其最终的结果,便是经济混乱的深刻化。
  已开始的职业同盟,苏维埃和党的硬化,也和这个相并行。官僚政治一碰到,都市和农村的轧轹,农民阶级和普罗赖塔利亚诸层的要求,便不问是什么要求,反对,批判,都愈益采用了果断的禁止。结局,官僚政治给劳动者残留的唯一的权利,便是超越生产课题的权利。对于经济的指导,凡属由下而来的一切的尝试,都立即做为右倾或左倾的偏向,亦即实际上,当做刑事的犯罪来处理。上层官僚到最后,在社会主义计划化的限界上,居然宣言自己的错误了。如是的,社会主义建设之基本的机构——苏维埃,德谟克拉西——之伸缩自如而且富于弹力的制度,是被废止了。官僚政治,对于经济的现实及其难关,仅只勉强做出一个不正的粗放的计划之轮廓,将其行政的意思,极度被蹂躏了的意思给武装起来便了。

苏维埃经济的危机


  若是第一五年计划所企图的,一般的经济水准,不是四年而是六年或七年完成,或者计划仅只实现五○%,怕是还没有令人足以感到威胁的根据吧!危险不存在于发展之延长,而存在于种种经济部门之渐强的不调和。计划之一切构成要素,即便是完全和先天一致的场合,其发达系数之低至五〇%,既已成为一定的结果,怕也会发生重大的困难吧!不生产二百万双皮靴,而只生产一百万双皮靴,同时制靴工场也只建设了一半,如果这样自然会发生不同的影响。可是,事实上比我们所想条的例证,是遥为复杂而且在矛盾着。不均衡是从过去承继来的。计划课题包含着不可避的误谬和错算。计划之不履行,在各个场合,或发生在特殊的原因之下,或发生于不均衡。计划经济之平均五〇%的发达,不当是在计划A领域为九○%,而在B领域只履行了一○%的意味,若是A依存于B,则次一生产周期,A部门便该低至一〇%以下了吧!所以,不幸并非在于,冒险的速率之非现实性的暴露之一点。破绽是存在于工业化之悬赏的跳跃,而将计划的诸要素,导于相互威胁之矛盾中的一点;在于经济没有物质的准备而进行的一点;在于确定计划效果之社会的和政治的手段被破坏或毁弃的一点;在于蓄积的不均衡,更突然的临以威胁的一点;在于无统制的官僚政治,其威信愈益增进误谬的一点;在于危机是随着,企业之不得不闭锁,失业及其他附随的结果而潜伏的一点。
  产业发达之社会主义的速率,和资本主义的速率之不同处,——为了比较,采用以前之进步的资本主义——乃系于其展开之可惊的程度。可是,如以最近数年中苏维埃的速率,看做为终局的速率便错了吧!资本主义发达为平均保数不仅昂扬,且由昂扬而生出危机来。苏维埃经济,与其异趣的苏维埃经济,经过了最近八九年间不断的成长期,却还未能显现其加重的平均指数。自然,可以这样的反驳我们,我等以资本主义之合目的性,给与社会主义的经济,计划经济是依据危机的中介,或至少是速率之预定的低下,因而便没有调节的必要。斯塔林的官僚政治及其理论家的论据很贫弱,他们无论怎样演述着老调,都是我们常时可得而预知的。那不过是同义异语的重复便了。我等因已走入社会主义,当为社会主义的行为,亦即单只依据那愈益增进的计划之昂扬,经济便自然调节了。可是,我等还没有到达社会主义,却是事实的真相。我等还没有把握着计划的调节方法。我等仅只履行了第一个素描的假定,并且还是不良而且盲目的履行。危机于我等不仅是可能,而且是不可避的。官僚政治是已经准备下了最近的危机。过渡社会的合法性和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很不同。而过渡社会的合法性,比较社会主义,亦即在被调节而且被保障的动的均势的基础上,所发达起来之调和的经济之将来的合法性也很不同。社会主义之生产的优越,——集中化,浓化,指导意思的单一——是难以度量的。可是,此等优越性,若是不正的尤其是为官僚所滥用了,便会转变一个反对的方向了。一部分是既已转向了的。何以呢!危机是正在袭来。在这里闭起眼睛,则危机是为经济混乱的诸要素而清道呢!如再依据鞭挞,而将经济为强制的尝试,则困难要更加深刻化了。
  危机将发展到怎样一个限界呢?则倒是不得预言的。这个问题,幸而不只自然力能够解决。计划经济的优越,是在危机中能够存在,而且,只有在危机中,才能特别明显的表现出来。资本主义诸国家,是在国民的计算中度过危机,消极的期待,或如巴本那样行使财政的欺瞒政策。在劳动者国家,则对于危机是有充分的准备的,一切指挥的杠杆——预算,信用,生产,商业——集中于同一的掌中,危机可因此而缓和,进而依据指挥,依据非经济的调节方法便会克服了。在冒险的攻击之后,一个审思熟虑的有计划的后退是必要的。在这里有明年的,普罗赖塔利亚独裁的第十六平的课题:Il faut reculer pour mievx sauter——更确实些,为跃进而后退哟!

危险发动的苏维埃经济


  目下机关新闻每号都发表着,对于劳动者,管理者,技术者,经营者,组合从事员,职业同盟从事员的起诉文,每件都是指摘不履行计划,指示和「六项的条件」的。可是,其原因究竟存在于什么地方呢?客观的原因是没有的。一切的破绽,都存在于履行者的恶意。普劳德新闻(十月二十日)这样说:「像这样作业的恶化,是有何等客观的原因吗?什么原因都没有!」单是大众当然的不高兴劳动,——也只是这种情形。中央委员会的十月全体会,是承认了:「一切连环指导的不充分。」将中央委员会及所谓连环应该除外,是不待言的。
  可是作业的恶劣,果真没有客观的原因吗??不仅小麦成熟要一定的时间,为了理会一个复杂的工艺过程,一定的时间也是必要的。尤其是心理的过程,比较植物的过程更其有调节,其调节性当然也有一定的限界,是不允许跳跃的。而以最小限的营养,要求最大限的勉励也是不能允许的。
  中央委员会十月全体会的决议,非难劳动者和管理者,认为是不能固守其最伟大的成功,且由成功而转为退落。实际上,此等失败是早已胚胎于成功之中了。人以一时的努力,是能够肩起超过其平均力甚远的重量的;可是,若长久的将这个货物放在他的头上便不得支持。现在,若是非难人之不能固守其努力,便是没道理的。
  苏维埃经济在暴露其危险!决定其疾患并非困难,因为,这是从成功自体的本质中发生的。经济为了异常而无远虑的紧张,才有了破绽。必须周密而顽强的加以治疗。拉可夫斯基在一九三〇年,如此的警告过:「我等以一切过去的清算为目标,而接受已往时代的教训。」

第二五年计划


  第二五年计划,在「巨大主义」的规模下编成了。第二五年计划之终局的指数,是夸张到何等程度呢?这在一瞥之下是难得到的,正确点说则是不可能。可是,问题并不在的第二五年计划的计划,而是关于其基准,亦即关于和第一五年计划的接合线的。第二五年计划的初年,自第一五年计划的终年,承继着最困难的遗产。
  第一五年计划并未尝切实履行,第二五年计划从当初起便是不易支持的。若是听其自然的下去,则第二五年计划,将于行政的强制之下,自第一五年计划之缺陷的补填开始吧!这是意味危机之深刻化,而会使事业达于破灭之局的。现在,若想脱离此等危机,只有一条途径,就是将转入第二五年计划的时机延长一个年。将一九三三年,做为第一五年计划和第二五年计划的缓冲年度。在这个期间,一面检讨第一五年计划的遗产,补填巨大的缺陷,缓和难以容认的不均衡,均整经济的战线;一面就第二五年计划之始发的基准,使第一五年计划之想像的非实际的结果,要变为密切的结合。这只是不意味着将第一五年计划的履行期限再延长一年吗?是的,确属如此。互四个年追求物质的诸结果,不得用笔头从实生活中抹杀了去。检讨,调整,真完成之发达系数的阐明,都是有必要的。经济的现状,在排除着一般的计划事业之可能性。一九三三年,是既不得做为第一五年计划的补充年度,又不得做为第二五年计划的开始年度。一九三三年,是为了缓和官僚政治的诸结果,为了保障昂扬计划之物质的伦理的预件的准备,而当于两次计划间,占取一独立的地位。
  当时,左翼反对派曾首先求向五年计划移行,而现在又主张第二五年计划有延期的必要了。游戏的争论癖是毫无用处的。放弃了投机吧!计划事业是不得与投机协调的。后退吗?可是一时的后退。无错误的威信是什么?普罗赖塔利亚独裁的运命,是比空虚的威信还重要的。

大修正的年度


  全然失去均衡的苏维埃经济,真是有重大修正的必要的。在资本主义,被破坏了的均衡,得依危机之自然力来恢复;在社会主义共和国,则依意识的和理智的治疗,也是可能的。自然,有如修理工场时。〔,〕中止其生产一般,而将全国的生产中止,当然是不可能的。但是,也没有那样的必要,只要将生产速率减低便很充分了。一九三三年当面的生产事业,无计划是不得经营的。因而,便有基于适度之量的课题,来做成一个年度计划的必要。以质的完成为主眼,废止不合时机的建设;将力与手段,集中于第一顺位的建设;以经验为基础,来均整工业各部门的关联;要整理诸工场复兴其设备。不作徒然的焦虑,不为迷惑的变更,不追求记录,使各企业生产服从其工艺的律动,撤回已发出的经济指令,完成未竣工的部分,调整工场中作业场的关联,矫正其不正之点,补修毁损的部分,准备使工场向较高的阶段移行,使量的课题不防害质的成功,必须伸缩自如而具备条件的性质。
  一九三三年,须要自改善劳动者的境遇,克服劳动力的流动开始,因为这里存在着对于其余一切的钥。对于劳动者及其家族,要保障其衣食住,不问其价格之如何!将各工场的干部和普罗赖塔利亚的中坚分子,从栽培马铃薯,养育家兔及其他种种补充的重担负中解放出来;同时,使补充的课题,成为非独立的课题,而务使各工场的食粮地盘问题,得到调节。将大众消费品的生产事业整备起来,使商品不为工业的原料废物而使用,要应于人的需要而使用。要以铁腕停止通货膨胀的过程,复兴确实的货币单位。此等艰难的事业,不果断的削减投资,为了预防今后数百亿卢布的损失计,如不将投于新建设事业中,不合目的或不合时机的数十亿卢布的牺牲取消,是不得实现的。
  一时的后退,在工业的领域中,和在农业的领域中同样的有其必要。后退的终点,是不能预先确定;而只有依据大规模的经济修正的经验,才能明示其最后的限界的。
  指导机关虽然要统制,援助,动员一切的生活力;却不可和现在一般,将企业驱逐于死线之上。为了经济和人人,自行政的压迫和官僚政治来的休息是必要的。新闻纸的报告,多数经济家的断定,一九三三年较一九三二年,应该有何等本质的相异之处,这样的意见是在各自的接近之中。可是,为了恐怕批判,致使其所信不能彻底。
  经济生活报,关于铁道输送有这样的话:「一九三三年最重要的课题之一,是将关于运输机构各个构成部分之作业的,一切而且各样的不调和,不完成,不均衡,来做一个完全的决定的清算的问题。」很好的一个言论!必须将这个公式,普及于经济全体系,并且要完全的采用。普劳德新闻,关于斯塔林格勒的索引机工场说:「为了保障制品之计划的生产,要决定的排除事业之官僚主义的方法,要根本铲除运输的疟疾。」这确实是一个正当的言论!全体计划经济,依其各自的形式,是在染患着国家规模之运输的疟疾的。补填缺陷的方法和计划事业不相合致。一九三三年必须根本铲除运输的疟疾,或至少也要添低其温度。
  在农业领域中,苏维埃政府本身已发出宣言书,布告由量向质的转向。这是正当的,不过,还有将问题更广泛的处理之必要。问题不仅在于土地耕作的质,而是关涉及于一切集体农场和国营农场的政策与实践的。由量向质的转向,更必须普及到政府本身的政务上来。
  后退,在集团化领域中,是首先不可避的。政府对此是幽囚于比任何部面都多的误谬之中。官僚政治依然以全权从事表面的指挥,以莫洛特夫和斯塔林的署名,指定的要将谷类播种面积精密起来;但,实际却早已在听其自然的放任着。而在农村中呢,又出现了一切脱落者——前集体农场员的新阶层,其人数是在渐渐增加之中。将窃取收获物,自由处分种子,随而还向国家要求的农民,强制的保留于集团之内,真是不智慧的。不过,若使崩坏的过程,听其自然的推移下去,却也是很大的罪恶。目下,想破坏集体农场运动的倾向,就在共产党员中间,怕也是同样的在抬头。如果若容认此种情势,便会等于将婴儿随着肥皂水,同时泼出去一样吧?
  一九三三年,要顺应技术的,经济的和文化的资源,而致力于集团农业的完成。精选一些最有望的集团,将这些集团,和基本的农民大众,尤其是和贫农的经验与希望相合致那样而加以改造。同时,国内战之直接的危险,自属无须词费,使农业的动摇止于最小限度,而来作成集体农场的退出条件,则是应当的。
  机械的「富农解体政策」,事实上是已经被破弃了。不过,关此还必须要做到公式的废止。同时,严峻的限制富农榨取倾向的政策,也要使之复活。在一九三三年,农民也同样的耕作土地,织工也同样的制造印花布,镕矿炉也同样的生产金属,铁道也会同样的运输人与劳动生产物吧!可是,这一年的最高目标,却不是要尽可能的多,尽可能的快那样来生产,而是置重于经济的整理。也就是要做检查用具目录,完全与不完全的,用得和不用不得的东西要分别一下,除去尘埃与污秽的物件,添设不起的住宅和食堂,完成屋顶,敷设下水管这样一些事。何以呢?为了充分的劳动,人首先就有过人的生活之必要,因而,人的需要是必须满足的。
  大修正特别年度的设置——这方法的本身,自然是什么事情也还没有解决。这方法是只有在改变经济及其担当者——劳动者和农民之处理的场合,才发生重大的意义。经济的处理方法是政策,而政党便是政策的手段。
  课题之课题,便是政党的革新。在这里,使列宁以后时代的困难的未完功业趋于检讨化,从事于完全和不完全的,用得的和用不得的之分离,扫除尘埃和污秽的对象,官僚政治之一切机关的通风与消毒,同样是有必要的。其次便是苏维埃和职业同盟。一切苏维埃机关的大修正,实在是一九三三年最重要而且最紧急的课题。

(本文译自脱洛斯基派所主办的机关报Bulleten Oppozition No 3-1932年十一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