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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工会和“工厂委员会”口号
托洛茨基
（1933年）
史骊 译
……工会的问题，至今仍然是英国，同时也是大部分老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的政策的最重要问题。共产国际在这方面的错误多不胜数。这是无足为怪的：党之无能力与它的阶级建立正当的关系，就会最显著地暴露于工会运动这一方面。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有需要深入讨论这个问题的缘故。
工会是在资本主义上升和成长的时期形成的。它们担负有提高无产阶级的物质和文化水平，以及扩大它的政治权利的任务。这项工作——在英国延绵达一个世纪之久——使工会在工人中取得巨大的权威。英国资本主义的腐朽，在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衰败情况之下，已根除了工会改良主义工作的基础。资本主义只有在降低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时，才能继续维持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工会如果不是将自己变成革命的组织，就是在对工人的加剧剥削中成了资本主义的纵队。工会官僚，满足于解决它自身的社会问题，采取了第二条道路。它将工会积累起来的权威用来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甚至去反对工人们之尝试反抗资本家和反动派。
从那时起，革命政党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将工会从官僚的反动影响下解放出来。在这个具有决定性的场合，共产国际就暴露它的完全不足。在1926-1927年，特别是在矿工罢工和那场总罢工的时期里，即是说，在总工会进行最重大的罪恶和叛卖的时候，共产国际却阿谀奉承地吹捧那些高高在上的罢工破坏者，在群众面前给他们冠以自己的权威，并且帮助他们继续骑在高位上。“少数派运动”就是因此而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共产国际的官僚们受到自己所作所为的后果的惊吓，却走到过分激进主义的极端去。“第三时期”[1]的致命性过火行动，是由于一种愿望，以为细小的共产主义少数派，能像得到多数人支持时那样地行动。共产党越来越脱离工人阶级，却以自己的工会组织来抗衡拥有百万计工人的工会；这些共产党自己的工会，对共产国际的领导高度地服从，却用一道深渊同工人阶级隔绝开来。对于官僚来说，这种做法是再好不过了。假如我们有权利去颁发加达尔奖章的话，那就应该给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2]的领袖们每人一个。
如上所说，工会目前扮演的不是一个进步而是一个反动的角色。虽然如此，他们仍然拥有数以百万计的工人。人们决不能够以为工人们是盲目的，并不能看到工会的历史性任务的变化。但是怎么办呢？在左翼工人眼中，革命的道路，已被官方共产主义的冒险和动摇严重地败坏了。工人们会对自己说：工会是不好，但没有了它们也许更坏。这是处于绝路的盲从心理。当前，工会官僚甚至会大胆地迫害革命的工人，会更厚颜无耻地以一个小集团的专横行动来取代内部的民主，在本质上将工会变成为在资本主义的衰败时代里工人的一个集中营。
在这种情况之下，下列想法就易于产生：是否可能超越过工会呢？是否可能以某类新的、健全的革命工会、工厂委员会、苏维埃或诸如此类的组织来代替它们呢？这些企图的基本错误，在于他们将怎样去使群众从工会官僚影响下解放出来这个重大的政治问题，降格变成为组织性的实验。给群众一个新地址是不足够的，必须找到群众停留的地方，并且又领导他们。
没有耐心的左倾分子有时会说，将群众从工会争取过来是绝对没有可能的，因为官僚们利用组织的内部架构来保障其自身利益，以“腐朽的独立王国”的议会寡头政治般的精神，他们使用最卑劣的阴谋、迫害和公然的欺诈。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和精力呢？这种观点，利用工会官僚的腐败为借口，归根究底，是放弃了争取群众的真正斗争。这种论点是能够被进一步推展成为：考虑到政府官僚的迫害和挑剔，为什么不连革命工作也抛掉呢？两者之间并无原则性的分别，因为工会官僚已肯定变为了资产阶级架构在经济上和政府方面的一部分。以为可以靠工会官僚的帮助，或者可以取得它的同意来进行反对官僚的工作，这是荒谬的。它会继续以迫害、暴力、开除、经常从政权机构寻求支持等等来保护自己；我们必须学会在工会内谨慎地工作，寻求与群众一起的共同语言，而不会过早地向官僚们暴露自己。正是处于目前的时代里，当无产阶级的改良派官僚，已将自己变成了资本家在经济方面的警察，在工会内机智而有系统的进行的革命工作，可以在相对比较短的时间内，产生决定性的结果。
这完全并不意味着革命政党能够保证将工会完全地争取到社会主义革命这边来。问题不是这般简单的。工会的架构已经为自己取得脱离群众的重大独立性。官僚能够在群众长期反对它之后仍然能保持其地位。但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当群众已经对工会官僚存有敌意，而官僚仍能够歪曲组织的意见和阻止新选举的进行，这时就是创立工厂委员会、工人委员会以及其他适合这个时刻迫切需要的组织的时候了。
甚至在俄国，工会并不如英国工会般具有有力的传统，而十月革命发生时孟什维克在工会行政机构内占优势，在失掉了群众后，这些行政机构仍能够阻止工会内的选举，然而他们已经没有能力去阻止无产阶级革命了。
现在必须在先进工人的思想中做出准备，以便于在急激变化的时刻里建立工厂委员会和工人委员会，但如果在实践上“玩弄”工厂委员会口号，可能是一个最大的错误；以这个“观念”来安慰自己，却在工会里头缺乏真实的工作和真正的影响；以工厂委员会的抽象观念来抗衡现存的工会，就会以为这不单以自己来对抗官僚，而且还对抗群众，从而将自己排除于为建立工厂委员会而准备基础的可能性之外。
在这方面，共产国际并不会为自己去的丝毫教训：从建立时期便是驯服的工会——即是说，纯粹是共产国际的工会——它将自己的支部在一个敌对的环境下与工人群众对立起来，从而注定了自己的完全无能为力。这就是德国共产党瓦解的最重要原因之一。照我所得来的消息，英国共产党不错是在当前情况下反对工人委员会的口号。表面看来，这像是对形式的一个现实的估计。但在实际上，英国共产党只是以一种更歇斯底里的冒险主义来摈斥另一种。社会法西斯主义[3]的理论和实践，以及排斥联合战线的政策，造成了工会工作无法克服的障碍；因为每一个工会，由于他的本质使然，正是革命政党与改良派及非党群众的不断发展的联合战线的广场。在这方面，英国共产党已被证明出，就算在德国的悲剧之后，也不能学到任何教训，也不能重新武装自己；在另一方面，与它结盟也会将刚进入革命的学徒时期的独立工人党拉到坑底去。
假的共产主义者，无疑会指出上一次工会代表大会内，宣布不与共产党人组成联合战线去反对法西斯主义。接受这些言论作为历史的最后判决，就是最大的愚蠢。工会官僚们之所以能容许这种胆大妄为的说法，只是由于它们并未即时受到法西斯主义、或共产主义所威胁。当法西斯主义的锤头高举于工会的头上，那时候，由革命政党的一个正确的政策，工会群众就会显示出一股无可抗拒的推动力，要求与革命的一翼联盟，甚至会将工会架构内某一部分带到这条道路上。假如不是如此，假如共产主义将成为一个决定性的力量，以丧失职位、荣誉和收入来威吓总工会，那么西塞恩先生[4]及其一伙将毫无疑问会与幕西尼[5]及其伙伴结成联盟，反对共产主义者了。因此，在1917年8月的俄国，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与布尔什维克一起反对哥伦诺夫将军。两个月之后的10月，他们却与哥伦诺夫分子携手反对布尔什维克了。而在1917年的头几个月里，当改良派仍然强大的时候，他们就像西塞恩及其一伙一样，滔滔不绝地说不会与右派或左派专政结为同盟呢。
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依靠自己历史任务的一个明确理解来铸合起来。这需要先有一个科学基础的纲领。与此同时，革命政党必须知道如何去与他的阶级建立正确的关系。这要先有一项革命现实主义的政策，同等地远离机会主义的含糊和教条主义的脱离群众。以它两个紧密关联的标准的观点，独立工人党应重新检视这与共产国际及工人阶级内部其他组织及倾向的关系，者首先会关系到独立的工人党本身的命运的。
感谢 尹铭 录入
[1] 依照斯大林派的历史图式，“第三时期”就是资本主义的最后时期，是资本主义即时展开的瓦解，而代之以苏维埃的时期。这种机械的图式主义，做成了共产国际在这期间（1928-1935年）的极左冒险主义（在中国就是瞿秋白和李立三主义时期）。
[2] 俄文简称为“Profintern”，于1921年成立于莫斯科，作为改良主义（黄色工会）国际（总部设于阿姆斯特丹）的对立组织。
[3] “社会法西斯主义”是“第三时期”的一个最可悲发明。依照斯大林派当时的意见，社会党人和法西斯分子并非对立的，而是“孪生子”；于是全世界的共产党都指社会民主党及其领导的工会为“社会法西斯主义”；从而得出结论说，“社会法西斯”比真正的法西斯更危险些。结果不可能与社会民主党结为联合战线以反对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这条路线，做成德国共产党不经一战就让希特勒上台。今天，我们可以对照与中共的“社会帝国主义”观点，指苏联比美帝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更危险的路线。
[4] Sir Walter Citrine（1887-1983）曾为英国资本主义服务儿获受勋衔，1946年成为男爵。
[5] Sir Oswald Mosley（1896-1980）英国法西斯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