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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史大林还是苏维埃在削弱呢？
托洛茨基
1933年
本文的作者常常为各方面探询一问题，有时是得意的讥笑，有时是真正的莫名其妙：何以苏联的统治者现时完全致力于历史的研究呢？当日本正称雄于满洲，希特勒正准备称雄于德国时，史大林则做长篇论文论托洛茨基在一九〇五年的政策，和其他与此同样时髦的问题。自史大林和莫洛托夫宣布“托洛茨基主义”死亡和埋葬以后，已过了三年，现在又在苏维埃报纸上有一新的宣传——第五次或第六次的宣传——反对这同一“托洛茨基主义”。这一宣传之出乎意外——因为与死尸争斗有什么意思呢？——和攻击之异常恶毒在欧洲报纸上已引起了一点震惊。英国法国的报纸都发表了“托洛茨基派”在苏联境内的大阴谋之暴露。托洛茨基派从国外每月收受六万卢布，他们在工业、行政、教育领域内取得了最重要的地位。最妙的是国外补助的总数报告得精准。
虽然，这一报告是荒谬，但其背后亦有颇为具体的权威——即是史大林的权威。史大林最近不久宣布说“托洛茨基主义”不是共产党内的一种运动（如党员们无论如何仍继续这一相信的），而是“资产阶级反革命的先锋队”。假使我们重视这句话，即可以得出以下一些结论。反革命的目的是在苏联重建资本主义，达到这一目的只有靠推翻布尔雪维克政权。假使“托洛茨基派”是反革命派的先锋队，那就是说他们正准备着毁灭苏维埃制度。由此立即可以得出结论说，欧洲的有关的资本主义各界，一定要慷慨地解囊资助他们的活动。明白一点说，史大林正要人们这样解释他的话。正如一九一七年米留可夫和克伦斯基觉有说列宁与托洛茨基是德国军国主义的侦探之必要，所以现在史大林正想记载下来，说托洛茨基与反对派是反革命的经纪人。数月以前，行销得很广的一波兰报纸登出了一篇伪造的论文——这种伪造并非第一次——用我的名字做的，说五年计划要完全崩溃和苏维埃必然倾覆。虽然伪造之笨拙无经验的人也看得出，而雅洛斯拉夫斯基、史大林派的官式历史家，将这一论文摄影出来，印在莫斯科的真理报上，视它为真实的文件，对于“托洛茨基主义”作相当的结论。我的正式宣言说这是从头到尾地伪造，真理报拒绝登载。说布尔雪维克中间最有力量的一派，即为列宁的最密切的伴侣所领导的一派认苏维埃政权的倾覆是必然，且正在为这目的而努力，史大林派认为维持这样的传说，是更便利些。
这一把戏在从前也玩过。各国政界要人四年以前读到拉可夫斯基实在是苏维埃政权的最坏的敌人的消息一定要吃惊，他不是在发过数量协商中如此有力与漂亮地拥护过苏维埃的利益吗？他们那时一定对自己说：“苏维埃共和国的事情一定闹得不好，假使连拉可夫斯基也变成了反革命派。”假使法国政府近几年迟迟于与苏联发展经济关系，或者另一方面，断绝外交关系，拉可夫斯基的充军也是这一踌躇的原因之一。
现在反对反对派之宣传，用那种比前几次的还要粗暴的夸大武装着，又是给世界各国内对苏联不可调和的敌人以武器。他们说：“国内形势一定是恶化得多了，假使国内斗争又变得这样激烈。”真由于反“托洛茨基主义”争斗所用的方法是深深妨害苏联利益，使我不得不起而讨论之一题目，否则我宁愿不理它。
假使“托洛茨基派”真是“资产阶级反革命的先锋”，路人们一定这样的推论——那么何以欧洲各国政府——连西班牙新共和国牌子的政府也在内——却一个拒绝托洛茨基入境呢？这样一种对于自己的“先锋队”之不友谊的爱的态度，是难于解释的。欧洲的资产阶级已有很多经验能在此时鉴别出谁是他们的朋友和谁是他们的敌人。
所谓“托洛茨基派”——至少其老干部——参加过反对沙皇的革命斗争，参加过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创造过红军，在三年的国内战争时保卫苏维埃国家抵制无数的敌人，他们在国内的经济复兴中有过密切的常时是领导的参加。最近几年，虽受种种压迫与打击，他们仍忠于他们在一九一七年以前好久锁定的那些任务，不消说，在苏维埃有危险时，托洛茨基派将立在防卫的第一道防线，这是过去的年代中他们早已熟识的位置。
史大林派比任何人都知道和了解这点。假使它宣传那种显然有害于苏联同时是去自己的脸的诬蔑，我们可以从史大林派现时所处的政治形势中求解释，正是事变的行程及史大林派从前的政策将史大林派放在这形势里面的。
史大林主义——保守的官僚的政策
第一次反“托洛茨基主义”的宣传开始于一九二三年，那时列宁在他的病榻，托洛茨基的病亦久延不愈。第二次和较激烈的进攻是在一九二四年发展，在列宁死后不久。这些日子可以说明自己，真正统治苏维埃共和国的组织是政治局，其分子为：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埃夫、加门涅夫、史大林、赖可夫、托姆斯基（或布哈林）。现在的政治局老干部中只有史大林。虽然除了列宁外，其余的人都活着。一个伟大的历史的党的领袖之选择不是偶然的。在革命以前的艰难年代，在苏维埃基础正在安置的年代和用刀去保卫正在进行的建设的年代的领袖，何以当日常的苏维埃工作在某种程度内，成为官僚的安故蹈常时，突然变成了它的“在内部的敌人”呢？
这些一望而知的政治局和人民委员会议中的变迁和调动在最近时期在党的建筑中之各层都发生，一直到乡村的苏维埃机关。现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干部，各省党部书记处的人员，工业、军事、外交团体的人员，除极少数的例外以外，都是新人。其中的多数没有参加过十月革命。其中很多人那时还在它的公开敌人之阵营中。不错，新统治层中有极小的少数在十月以前是属于布尔雪维克党的，但这些都是二三等重要的革命角色。这样一种结合是完全与历史的法则相符合的。一新的官僚层需要一“有权威的”掩护。那些在暴风雨和进攻时期被推在旁边感觉得有点不适宜，和对于暴动的真正领袖知识不做声的半反对的人，只是在革命的第二阶段中享有“老布尔雪维克”的权威，掩护即是由这些人去当的。
干成功了一革命，在最困难的环境中领导和保卫过革命的一层人，当革命的手所做的工作已达于完成时，突然变成一“反革命”层，而革命后数年，一新的真正革命层到来代替它的统置，这样的事在历史上还未发生过。所发生的的恰是相反的事实，在一切大革命的历史中都看得到的：即当胜利已得到和胜利产生了一新的统治层有其自己的利益与要求，当这一较稳健层，反映对于“法律与秩序”的要求，将第一批的革命家推开时，她永久攻击其先辈缺乏革命性。从革命中产生的最保守的官僚除了宣告它的反对者是稳健的，半途的和甚至反革命的，除了这方法以外，不能用别的方法辩护其得到政权的权利。史大林的方法并没有呈现出一点新的。然而我们不要以为史大林是自觉地剽窃别人。他没有很多历史知识以供剽窃。他仅仅是服从他自己的形势之逻辑而已。
经济的不同意见
为了了解史大林的现在的政治困难，我们必须简单回忆那些在我们与史大林派中间争论之基本的不同意见之实质。反对派指出官僚将工业化与农业集团化的可能估量得太低，照一种随时应付的经验的方法进行经济工作：必须采用较广的规模与较快的速度。反对派要求放弃一年计划采用五年计划，说工业生产每年增百分之二十，如果有集中的领导不是办不到的。史大林派的官僚那时攻击反对派是超工业主义与乌托邦主义。在个人的农民之前叩头，准备放弃土地国有，拥护工业之龟行的速度，讥笑计划的原则，这是史大林派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八年的主张。政治局的现在份子没有一个例外地对于我们要求增加工业化的速度总是不变的问道：我们在什么地方找经费呢？政府机关在被迫害的“托洛茨基派”之压迫下在一九二七年所工作的五年计划的第一次草案，是建立在下降的曲线之原则上。生产的增加被计划得由百分之九降到百分之四。这一草案大受反对派的批评。第二次公布的五年计划，即是由党的第十五次大会所批准的，攻击反对派为工业的“浪漫主义”，主张百分之九的平均生长。
史大林在现在的五年计划未批准的一年以前如何表现其比它（五年计划）落后，可以从一件事实中看出：在一九二七年的四月，当他回答托洛茨基时——后者那时是得尼泊河水电站（Dnieporstroy）的委员会主席——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次会议席上宣告说：“我们之建立“得尼泊”河上的伟大水电站，等于替农夫不买一匹牛而买一个留声机。”在中央委员会的记录中这些话记下来为史大林的最纯正的意见。他以后企图解释他反对工业化的争斗是因为反对派的提议为“早熟”，这是无意义的，因为那不是某时候的一特殊任务的问题，而是工业和五年计划的一般前途。约在一年以前公开举行的工程师阴谋之审讯，指出真正的领导是在社会主义经济的不可调和的敌人的手中。在为他的“龟步速度”辩护时，史大林对于反对派用压迫的方法。
史大林派官僚本其素日的近视的经验主义，受了成功的影响，于一九二八年开始不谨慎的增加工业化与农业集团化的速度。此地角色是变换了。左派反对派出来警告说：假使用未为从前经验所证实的太快速度，则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不平衡，各部门工业之间的不平衡，将发生造成危险的危机。而且——这是反对派的主要论据——投于工业的资本太快将太过火的减少分配于日常消费的部分，和不能保障人民生活程度的必要的提高。虽然与全世界隔离，处在他的充军地巴那尔（Barnaoul），拉可夫斯基发出告警的信号：他说，必须改善工人群众的物质状况，纵然是付降低速度的代价。此地也是史大林派的官僚最后不得不听反对派的意见。最近不久在最高国民经济会议中中单独成立了一制造工业的人民委员会。它的任务是应付人口的日常需要。现在这一阶段这一改革是纯粹官僚的性质，但它的目的很明了：在政府的机构中创造某些保障，使民众的日常需要不要太为重工业的利益所牺牲。在此，没有前途与没有创造力的史大林派不得不在今日祝福那在昨日为它所咒诅的。
撒胡椒的菜
早在一九二八年已实行了对反对派之大群的搜捕（开除、逮捕、充军）。同年新五年计划实行，在一切主要问题上都跟着左派反对派的主张走。这一转变如此之急剧，官僚与他们在列宁死后头四年所辩护的件件事都直接矛盾。攻击超工业主义的话失去一切意义，对反对派之积极压迫更是如此。
但在此，新统治层要自保的利益跑上了前面，假使反对派的判断与建设是正确，那么反对派更倒霉。假使昨日反对反对派的论据无价值，我们必须找新论据，为了证明压迫之正当，我们必须异常激烈的压迫。这一领域正式史大林所特别擅长的。一九二一年史大林第一次当选党的总书记，列宁对很少的几人警告说：“这一厨子将只会给我们以撒胡椒的菜”。列宁在他的病榻上所写的信即普通所称为“遗嘱”的上面，坚持接触史大林的总书记职务，指出他的方法之粗野，他的不忠实和倾向于滥用权力。史大林的这一切个人特点，以后发展到高度，在他对反对派斗争时特别表现出。
然而提出怪诞的诬蔑是不够的，必须要有人相信他或至少是害怕反对它。在为自保而斗争中，史大林的官僚所以需要从扑灭一切批评开始。反对派立刻在这一路线上开始其最热烈的斗争，即为党的、工会的和苏维埃的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我们所用户的是布尔雪维克主义的根本传统之一。
在过去最艰辛的时代——在反沙皇的地底斗争时期，在国家经过了两次革命的一九一七年，在以后二十枝军队在七千英里的前线上作战的三年，党的内部生活是沸腾的。一切问题都是从党的最上层到底下自由地讨论：党内的判断自由是无限的。史大林派的官僚机关以其主要的努力用于摧毁这一麻烦的党内民主主义。数万的“托洛茨基主义者”被开除出党。一万以上是受各种形式的刑事迫害。有数个被枪毙。好多万头等的战斗的革命家之得以留在党内，只因为他们脱离了反对派和不做声。这样，在这几年的过程中，不仅统治层的人物已完全改变，布尔雪维克党内的党制亦然。
列宁，姑不论他的最亲近的战友，都曾受过几百次党内批评的最凶猛的打击，现在所有共产主义者敢于怀疑史大林在任何问题上之绝对正确时，或者，有谁不表示坚信他们从不错误时，即被开除出党和吃从此发生的一切后果的苦头。反对派之遭摧残，同时是列宁的党被摧残。
这一摧残，为深刻的虽是过渡的原因所促进。几年来革命和国内战争的震动，是群众们急切的需要休息。为贫困及饥饿所压迫的工人们要付任何代价以使经济生活复兴。在有了很多的失业工人之时，工厂中工人谁要抱反对派的意见即被开除，这是史大林派手中的一可怕的武器，政治的兴趣减少了。工人们准备给官僚以最广大的权力，只要它能回复秩序，能恢复工厂和从乡村中取得粮食与原料。在这一疲倦的反动（这是每一大革命的紧张后所必不可免的）中，即伏着官僚制度之巩固和史大林的个人权力之增长的主要原因，新的官僚机关以史大林为其“人的体现”。
托洛茨基主义的违禁品
当活的声音最后被压抑住时，发现了在图书馆、俱乐部、苏维埃的书店、学生与工人的书架上，有些旧书继续说，当列宁与托洛茨基的名子不可分离的那些日子所说的语言。史大林派官僚现在起来反对的正是这一可仇视的书籍的壁垒。
在九年来继续不断的对反对派的斗争中，领袖们突然发现了基本的科学著作和教科书，在关于经济学、社会学、历史的问题的——尤其是十月革命史与共产国际史是充满了《托洛茨基主义的违禁品》。许多学院的社会科学的最终重要的教椅为《托洛茨基主义者》或《半托洛茨基主义者》所占据。更坏的是，那些直到现在都是托洛茨基主义的主要检举人，也被发现为犯托洛茨基主义者的罪。
为了指出事情走的如何远，我们举一个关于布尔雪维克主义的历史为例。列宁死后不久，季诺维也夫仓促写成的党史销量很广，他的唯一目的是描述整个的过去为两种原则——善与恶——的斗争，其代表者为列宁与托洛茨基。但因为这个史给季诺维也夫在善的阵营之内以地位，而且更可怕的是，一点也没有说到史大林的神圣作用，季诺维也夫的历史，早在一九二六年，即季诺维也夫与史大林公开冲突的日起，即列为禁书。
于是雅罗斯拉夫斯基被指定为写党的纯正的历史的人。在党的统治之中，现在责任落在雅罗斯拉夫斯基，即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之一员的身上，去领导反左派反对派的斗争。一切逮捕与开除的罪状，以及多数在苏维埃报纸上发挥对托洛茨基派取压迫手段的理由的论文都是出自雅罗斯拉夫斯基的手笔。在真理报上重印波兰报纸上的伪造的论文正是他。固然雅罗斯拉夫斯基的科学的、文学的程度不甚相宜，但是，他以他的依照斯大林所领导的官僚的需要来重写一切历史（包含古埃及史在内）的完全故意来弥补他的科学的文学的资格之不足。史大林派的官僚找不出以更比他可靠的历史家。
然而其结果完全为意料所不及。去年（一九三一年——译者）十一月史大林不得不出来对雅罗斯拉夫斯基所做的党史的第四卷做了一篇严厉的论文。似乎这部书也充满了《托洛茨基主义的违禁品》。《假使包尔温（Baldwein）在他的一演说中攻击丘吉尔(W. Churchil) （二人均为英国保守党领袖——译者）同情于布尔什维克主义，这在英国引起的震惊，不会比史大林攻击雅罗斯拉夫斯基在苏联帮助（托洛茨基主义）更伟大。史大林的那一控告式论文成为最近一次反对反对派宣传的导言。几千几万的积极份子、教授、新闻记者，都是那些除热心外别无他长的人服从信号，出来在一切苏维埃的出版物上搜索。怪事！每步都有《托洛茨基主义》！无法逃避这《违禁品》！
但是终结说来，这样的事怎会发生的呢？每一新社会里，当其比起当权时，总倾向于粉饰其自己的过去。因为史大林官僚不像别的统治阶级，不能再宗教的高位中找得援助，他不得不创造其自己的历史的神话。他将那些抵抗他的人的过去用黑色描写，而用刷子将自己的过去刷成最光辉最美丽的颜色。许多革命的领导角色的传记，年年有改变，依于其统治层的份子的变化及其野心的发生而决定。但是历史的材料给予一些抵抗。无论官式历史家如何热心，他们为过去年代的档案，定期刊物，旧日的论文，其中也有史大林自己的论文所阻碍。这是根本的坏的地方。
在雅罗斯拉夫斯基的领导下，许多年轻的历史家研究党的历史。他们做了他们力所能做的。但他们遇着些倔强的事实和文件，无论他们如何热心，既不能将托洛茨基寄出十月革命之外，又不能给史大林在那里面以一种很威权的作用：他没有将重做历史的工作干到底。那总事情只做一半的人就该倒霉！
许多例证中，被指为暗藏违禁物的人有另一来源。有数万不大坚决的反对派在过去几年形式上放弃了他们的意见、回到党里去工作。然而他们很快明了了反对派为科学思想的学派，实在是最可宝贵的。旧日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在经济学的科学的、文学的和教育活动的领域内占有重要地位。他们是驯服，如像害怕的积极分子知道应该怎样的驯服，但是他们也知道事实。在他们的脑汁中，也黏上了许多批评的习惯。史大林的侦探从各方面侦探他们，不难在他们的书籍与讲演中发现《托洛茨基主义违禁物》的毒素。
这一毒素也有第三种来源，而是同样危险的。青年的认真的研究家，过去完全未与反对派发生过关系，大都是非政治的，而且也没有权位欲，常常做了他们所作工作的科学材料与他们自己的良心话的牺牲品。在许多问题上，他们完全没有料到的落在左派反对派所安置下的巢穴中。史大林官僚所强加的意见系统不唯于党的传统，而且与任何稍微认真的在历史的和社会科学的范围内的独立研究发生日渐独立的冲突，引起反对派的情绪。其结果是突然发现了苏联内社会工作的极重要部分是在《资产阶级反革命先锋队》手中的！
苏维埃经济之巩固是削弱史大林
现在一次的反《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激烈性质已感染了俄国亡命者的报纸上作新的预告，说苏维埃政权将覆减。这些声音，不顾过去十四年令他们沮丧的经验，甚至在欧洲和美国的大报上找到了回声。这究竟也不奇怪：不仅史大林官僚把自己与苏维埃政权制看成一个东西，而且他的敌人为了寻找舒服的幻想，变成了同一政治错觉的牺牲品。
实际说来，这种说等了好久的《完结》将走近了的话，没有一点点的根据。苏联的生产力的发展是现代历史中最伟大的现象。计划之领导的巨大利益已用了任何人所不能驳斥的力量澄明。史大林官僚之近视与盘旋，只是更明了地着重方法自身之力量。只有复辟狂的人才想象俄国的劳动标准回到落后的俄国资本主义的状况。
但如果想象加固新工业制度的经济成功也自动地史大林及其党羽的政治地位，这也是错误。某种程度内这是如此。但是现在正发展着一种真正相反的行程。一个完成了一个伟大革命的人民或者暂时在困难的环境中将他们的命运的指导托之于官僚。但是他们不能长久地放弃政治。国内经济形势之真正强固，使劳动群众对于官僚的万能，愈益仇视的反动，假使我们不看见这点即是盲目。工人们将其所获得的成绩归功于他们自己，不是没有理由的，他们以愈益批评的眼光注视官僚。因为群众从下面不仅看见了成绩由他们所生的可能，而且也看见了领导者的粗野的错误和他们将这些错误和责任转嫁于他们下面的人的不断倾向。成绩提高了工人的自尊心，也提高了他们的政治要求。
经济的盘旋之教训，特别是审问怠工者的可怕的披露在人民的意识中植根甚深，而且大大损毁甚至史大林的信仰。推论不由而出地说，《似乎反对派是正确的！》反对派的思想虽然在表面上看不见，早已经过隐藏的道路潜入于群众。现在开始以批评的时期。工人们不仅要服从而且要决定。他们想改变许多东西。然而人们常要求他们之复决那不经过他们而通过的决定。工人们不满意，不是不满意于苏维埃制度而是不满官僚代替苏维埃的事实。在有些工人会议中《托洛茨基主义者》举出他们的头来，有时是极勇敢。他们被开除。这在统治的党的生活中揭开了一新章。批评的声音已不能再压制了。
假使以前的党的危机直接反映在官僚领导下的苏维埃共和国发展的矛盾与困难，在现时期所揭露的是史大林派的地位的矛盾，尤其是史大林自己的地位。
当这篇论文出版时，党的第十七次会议在莫斯科将已完结，这一会议只是机关份子的会议——即是集中的史大林派的小组织。无疑，会议的经过，将对于现时的领导者会很好。但无论史大林小组织如何强，他不能决定。最后的分析起来，将有一方而是工业行程，另一方面是群众的意识中所发生的深刻的政治行程来做决定。
现在发展的反《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为史大林官僚万能的夕照。但他所预告的不是布尔雪维克政权的崩倒，而是恰恰相反，苏维埃制度新的兴起，不仅他的工业，而且他的政治与文化。著者所属的那一运动坚信在将来的巨大工作中找得到他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