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相关链接:一封新发现的托洛茨基的旧信(1934年1月29日。托洛茨基致李福仁;王凡西译注)

托洛茨基致法朗克·格拉斯的信[1]

1934年1月29日
王凡西 译


  〔说明〕原文有一些零星漏字错字,我将明显能确定的补上了。——录入者注

  〔编者按〕这个新资料的主题——《中国论坛》停刊事件,发生在《托洛茨基致伊罗生的四封信》(刊于本刊第1期)一年以前,它涉及到三十年代的中国共产党、周恩来、宋庆龄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陈独秀和中国托派等多方面的关系。可是过去由于资料缺乏,史实不清,史学家很少提到它。看了这个资料,事件的全貌基本上清楚了。为了帮助读者看懂这个资料,除请参阅本篇注释外、还补充以下一些背景情况:格拉斯(F.Glasse)是南非籍美国人,当时任上海英文版的《密勒氏评论报》副主编,其地位仅次于埃德加·斯诺。他是美国托派组织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中央委员,一直与托洛茨基保持着联系。他来华后取了一个中文名字“李福仁”,并支持当时正在困境中的中国托派,一度担任中国托派中央书记。伊罗生主编的《中国论坛》实际上是1932—1934年中共在上海出版的外围刊物,受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1933年,伊罗生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期间,它又实际上成了该同盟的机关报。这年6月总干事杨杏佛被国民党军统特务刺杀后,同盟停止了活动,该刊还坚持了半年多。而它最后所以停刊,却不是由于国民党的镇压,而是因为当时“左倾”的党中央领导集团在共产国际的指挥下错误干预和托派插手的结果,托派也在争夺这块阵地。这封信又表明,托派的后面又有托洛茨基的直接影响。假如这封信到达以前,还没有停刊,那么到达后,也是肯定要停刊的,且不说后来托洛茨基与伊罗生的关系十分密切;关于“左”倾党中央的错误干预,除了”译者注2”和“编者注”提到的陈独秀被捕事件和福建事件之外,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是要伊罗生在论坛上宣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这在当时白色恐怖下的上海显然是不明智的。所以,《中国论坛》停刊事件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事件。停刊后不久,伊罗生、格拉斯和刘仁静及中国托派中央的全体成员被国民党逮捕,伊、格因是外国人不久释放,伊随即回国。他后来的思想有点变化,抗战中期曾以美国记者身份访问重庆。中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他在中国革命最困难时期所给予的帮助,特别是任职民权保障同盟时,为反对中外法西斯,营救被捕的革命者,做了许多工作。因此,1980年10月,年已古稀的伊罗生偕其夫人来华访问时。宋庆龄依然在寓所热情设宴欢迎。丁玲应邀作陪。大家一起回忆过去共同战斗的生活和友谊,不胜感概。参观上海鲁迅纪念馆时,他看到展厅里悬挂的民权保障同盟时期宋庆龄、鲁迅等人与他一起的合影,极为感动地说:由于我和鲁迅一起参加了一些活动,使我的名字常常在展品中出现。


亲爱的格拉斯同志:
  你10月28日的信以及你关于中国局势的报告,引起我较大的兴趣。我想利用你的报告,改写成某种方式的文章,在我们的国际刊物上发表。甚至还可能在德文周刊《新世界舞台》上发表——这个刊物的几位编辑同情我们。
  《中国论坛》的编辑哈洛特·伊罗生同志[2]同情左派反对派,这件事我早已从去年夏天来访问的美国客人那里听说过,不过只有从你那里我才获得有关此事的绝对确定的消息。
  对于那些实际问题,一个远离现场的人是很难提意见的;但是不管怎样困难,我还是相信你决定把《中国论坛》尽可能久地维持下去是对的。问题只是,在妥协方面我们能走得多远?这是一个很微妙的问题。如果你确有希望在那里面建立起自己的基地,那末,据我看来,对斯大林派作出重大让步,似乎都是允许的——只是不要过早把重要地位让给他们。但若你没有希望在那里建立自己的基地,而那些斯大林派又越来越坚决地提出他们的要求,那末,以牺牲生命本身的意义为代价来维持生命,这在政治上是不智的。在这样的情境中,我们更好的办法也许是来一个光荣的死亡。那就是说:完全以左派反对派的精神出版一期战斗性的休刊号。这是我从此地对你所能提供的最一般的建议,这些建议到达你手中时,多半已经过时了。[3]
  现在我们正在草拟第四国际的纲领,初步拟用提纲方式来说明几个特别重要问题,毋须说,关于远东的种种问题,包括太平洋地区的帝国主义冲突在内,一定要在我们纲领中占据一个重要的位置。你关于中国所作的报告,我认为是对这项工作所提供的第一手资料。我很盼望你和伊罗生同志能以提纲方式,谈一谈各帝国主义国家在远东冲突的特点。……希望你能将这些国家的事实数据与政治情况告诉我们,未经你的同意,我们决不会在我们的任何刊物上提到你的名字,以免使《中国论坛》为难。
  你说今后你要把中国情况经常让我知道,我很感激地接受你这项最可贵的建议。目前,我正在写一本关于列宁的书,其中将用大量篇幅谈到列宁这个人物及其思想在东方所发生的影响。在这方面,你和你的朋友们也许能让我知道一些比较显著的事实,或者供给我一些一般的材料。
  衷心向你和伊罗生同志致敬。并祝你们诸事成功。
  同志的敬礼!

(未具名)
1934年1月29日

《陈独秀研究动态》第五期 1995年7月




译者注

[1] 此信原件为英文,现藏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托洛茨基档案中,编号T2 8248。无发信人地址,亦未具名。

[2] 《中国论坛》是英文周刊China Forum的中文名称。这份周报于1932年1月13日创刊于上海,办到1934年1月13日休刊,足足维持两年。一共出了三十九期。最初全部是英语,后来的十六期加载中文文章。这份刊物是伊罗生与格拉斯二人共同起意创办的,由伊罗生主持。当时格拉斯的政治立场已属坚定的托派,伊罗生虽已倾向托派,但仍未在托、斯之间作最后取舍。因刊物得以办成,还多少得到当时正在上海的亲中共的史沫特莱的协助,以致在编辑方针上,虽然坚决反对国民党,但从什么立场——托派抑或斯派立场——去反对,最初是很不分明的。多半还是站在中共立场上说话。可是逐渐地,一方面由于伊罗生思想之日益倾向托派,另一方面由于他亲自受到斯派对编辑方针的蛮横干扰,(例如当陈独秀被国民党逮捕时,中共硬要他以讥讽陈的态度来报道这项消息;福建事变时,硬要他说托派分子与闽变的某些人勾结,等等。)驱使伊罗生最后成为坚决的托洛茨基主义者。《论坛》文章日益为中共所不满,最后周恩来亲自跟伊罗生谈话,批评他不懂政治,要他到莫斯科去学习。(以上事实,根据南非革命作家Baruch Hirsonrn所著的《法朗克·格拉斯》传的未刊原稿。)
  【编者注】关于陈独秀被捕,因陈在被党开除后,与托派相结合,并被选为中央书记,自称“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进行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和日本侵略,又以城市国民会议运动反对中共农村武装斗争的路线,所以同时受到国民党的镇压和共产党的打击。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终于被捕。在各种审讯和法庭上,陈独秀英勇不屈,保持了一个爱国者和革命者的气节。但是当时上台不久的王明“左倾”集团,把陈独秀托派为“最危险的敌人”,在苏区出版的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接连发表错误的消息和评论。例如第37期以《取消派领袖亦跑不了,陈独秀在上海被捕》为标题,报道陈等被捕消息时,加按语说:“蒋介石不一定念其反共有力网开一面许以不死或者还会因祸得福做几天蒋家官僚呢!”第41期又以《陈独秀——取消派》《叛党!反党!》为标题,报道北大校长蒋梦麟及蔡元培援救陈的谈话,评论说:“陈独秀叛党以后,投降到资产阶级去作走狗,充‘反共’先锋,这个我们并没有诬蔑他,他的老同事蔡元培、蒋梦麟都替他老实不客气的说出来了。”等等。关于1933年11月的“闽变”,托派认为,福建当局反蒋而不阿共的方针,与托派的纲领相合,并希望“生长成为真正的革命局面”,于是,他们通过关系加入了进去。托派中央宣传委员严灵峰,就作为托派代表,参加福建人民政府的工作任情报处副处长。几个党派合并成立“人民生产党”时,他负责党务。同时,严又拉进一批托派分子。这批人对福建人民政府的理论和政策的形成,发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托派与福建各派及共产党代表(潘汉年)谈判结果因纲领太左,自身力量又太小,还想领导人家,终于失败。

[3] 事实正是如此,在他写此信半个多月前,《中国论坛》早已休刊了。不过在精神上,托洛茨基的答复毫不过时。伊罗生等决定“站着死,不愿跪着生”,与托洛茨基的建议是完全符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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